作者：张禹东,庄国土,陈景熙,何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4辑)试读：
《面对家乡：泰北华人跨界的调适与认同》撤稿声明
敬启者，本刊编辑委员会近日接获举报，称台北市立大学徐荣崇教授、硕士生简旻蓉发表于本刊第三辑的论文《面对家乡：泰北华人跨界的调适与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76～202页），涉嫌严重抄袭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段颖副教授已出版专著《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本刊编委会经确认属实，对此深感遗憾，特郑重发表以下声明：
1.撤销本刊第三辑刊登的《面对家乡：泰北华人跨界的调适与认同》一文，敬请读者切勿引用该文，本刊对该文不予汇编入总目录，并联系相关文献数据收录机构，将该文电子数据下架。
2.徐荣崇和简旻蓉肆意抄袭他人学术成果，严重违反学术伦理规范。我们强烈谴责此一学术不端行为，决定罚没该文稿费，此后永不录用徐荣崇和简旻蓉所投稿件或所推荐之稿件。
3.本刊编委会暨责任编辑在该文稿件录用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抄袭问题，造成段颖的知识产权受损，使广大读者困扰，负有失察责任，特向段颖本人及学界师友致上最诚挚的歉意。
4.本刊编委会承诺亡羊补牢，完善严格的专家匿名审查制度和系统查重制度，不断改进审稿工作，尽力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5.本刊编委会感谢各位师友对于刊物的关心和厚爱，欢迎广大读者随时向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继续共同推动本刊进步和华侨华人研究学术领域的健康发展。《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编辑委员会
华侨华人文献研究
[1]黄重言教授访谈录
[2]中山大学 张钊 秦永贵 林增津摘要 中山大学的黄重言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华侨史研究和东南亚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自幼成长于侨乡，亲眼看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开平侨乡的许多事情，对侨乡的人文历史风貌有着鲜明的记忆。1954年留校任教后，他主攻近代亚洲史尤其是东南亚史的教学，同时还在华侨史研究、侨乡研究以及有关东南亚各国古籍资料汇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也培养了许多从事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的年轻人才，奠定了中山大学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基础，也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赢得了声誉。
关键词 中山大学 侨乡 华侨史 东南亚
黄重言教授1926年出生，2016年已90岁高龄。他1949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54年毕业留校，先后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东南亚研究所任教，指导硕士研究生多名。他曾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刘玉遵教授以及厦门大学的两位教授一起赴华侨农场访问了多位归[3]侨，并整理成《猪仔华工访问录》一书。后来又和余定邦教授合作[4]编写了《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5][6]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7]《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等多本价值珍贵的资料集。可以说，黄重言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南亚史和华侨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亲历者和建设者。2016年恰逢黄重言教授九十大寿，我们几位历史系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在老师的安排下分别于2016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为黄教授[8]做了两次面对面访谈，现将两次访谈中黄教授的自述内容整理如下。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31日、11月8日
采访地点：中山大学南校区蒲园区黄府
受访对象：黄重言教授
采访人： 张钊（文字整理）
秦永贵（记录）
林增津（记录）
采访语言：普通话一 儿时记忆：侨乡与战火
我祖籍台山，出生于广州，4岁多搬回台山的台城住了一年，第二年搬到了开平赤坎，一直住到1949年，在侨乡生活了近20年。我住在一个侨镇，父亲是医生，不常住在乡下。我很少回台山，没什么印象。当时交通靠船，我坐船从台城到开平。当时有一条长堤，跟广州的长堤规模差不多。长堤以内有不少三四层的高楼，靠近海。再往里走，有一条水泥马路，然后就是楼房，再进去就是商业区，一条长马路。店铺往往前门营业，后门是货仓。各类商店都有，所以30年代这里已不再是墟市，而是有常住居民的城市。
1939年阴历二月初十（阳历3月31日）日本派两架飞机，分别轰炸开平赤坎和我的祖籍地白沙。我当时读小学六年级。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了很多人。日本人在赤坎的轰炸至少导致300多人死亡。我家也遭难。我的母亲在飞机俯冲时因为声音太大，以为房子要塌了，背着我弟弟出来找地方躲，结果正好撞到枪口上。她们当时躲在水果店里，结果炸弹爆炸的地方离水果店很近，爆炸之后弹片打中了她的手和眼睛，导致她后来残废。更惨的是我弟弟。他当时才三岁多，被弹片打中肺部，当时医药条件如果好的话立刻开刀做手术还有救。但当时他失血过多，医生晚上赶到后已无力回天。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死去。所以我跟日本鬼子是有血海深仇的。
我爸爸以前是做生意的，在广州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出口庄。主要是和海外华人合资，在家乡买些商品转运出国销售，当时主要靠海船。同时也负责侨汇业务。当时银行不稳定，主要靠人代送。四邑地区主要靠巡城马，由他们将侨汇分别付给各个侨乡。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有钱，但逢年过节一定要寄钱。过年不寄钱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如果一时没钱，就在外面向人家借钱，有些人文化很低，要靠别人帮忙写家书。有的人非常有钱，寄钱回来盖大洋房老了回来住，或者寄大把钱财回来储存。当时四邑一带土匪很多，时常劫掠华侨。为了保卫家人及财产安全，华侨寄钱回家盖了很多炮楼。开平申遗的房子都是炮楼，它们是华侨集资建的。他们雇了很多人看哨，一发现有情况，就立刻敲锣打鼓，华侨和侨眷立即躲进炮楼。土匪没有重型武器，无法形成威胁。由于当时投资没有出路，侨汇成为储存手段。有储存金币的，有购买银元的。银元和金币成为储存手段。日本人打进四邑就去华侨家里搜刮金币和银元。他们搜到的都是一桶一桶的金币和银元。这种生意不好做，不是合法的，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我父亲好在早年学了医，生意没法做下去，就回家乡做医生。所以我就回到乡下，经过飞机轰炸后，在农村住了好几个月。
当时农村建设得很好了。因为我父亲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明白华侨在外是受压迫的，所以不允许家里人出洋。他觉得只要在家里过得去，没有必要去别人的地盘上。但是他支持我的叔叔去。我还有一个叔叔在巴拿马和他的舅舅学做生意，因为舅舅没有子女，所以他就继承了他舅舅的理发生意。我家直接和华侨发生关系是在抗日战争之后。当时我的父亲改变了观念，放家属出去。当时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了一个美国退伍的空军。当时美国退伍空军很吃香，很有钱，家里在美国开百货公司。她家公负责管理。她就跟着她丈夫一起干。她丈夫生性冒险，结婚十年后出车祸去世。我外甥女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抚养长大，继承家业，在外面还算过得去。后来她把我姐姐接了过去，经济困难的年代她还寄了很多东西回来，支撑我们渡过难关。
当时农村尽管比较闭塞，但是很漂亮。很多华侨都把农村建设得很漂亮，房子比较整洁，高楼林立。我们的村子当时比较富，有三十几栋洋楼。我们搬过去时，是住在我的一个堂兄家里。他盖了三层。一般呢是三楼供奉祖先，二楼摆放物品。我们当时还有一间平房。因此一大家人还住得下。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研究侨乡史比较有帮助。二 康乐岁月：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是1949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那个年代考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几万人报考，只录取两三百人。所以我们那一辈的人能考进中山大学也是足够幸运了。我参加考试时是暑期，当时还没有解放。所以我是被旧中国录取、为新中国服务。
我是1954年中大历史系本科毕业的。当时我对中国史最感兴[9]趣。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锡祺先生。当时历史系有16个学生，9个教授。陈先生是我的中国通史的启蒙老师。他本身是近代史专家，当时因工作需要，讲了三年“中国通史”，由古讲到今。他讲课很精彩，深入浅出，很吸引我。有不懂的地方，他会去和别人学习请教。尽管是开新课，但内容丰富，讲起来抑扬顿挫，我们都很崇拜他。我做笔记比较认真，学得比较好。他经常在课堂上突然袭击，不事先通知，突然出几道题考我们。题目有时很大，有时很偏。当时一次考核只有两个人及格，其中一个就是我。所以他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大力培养我。我的启蒙教师是他。我们以他为榜样学习了三年。[10]
当时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比较关怀老教师，认为应当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当时的教师思想改造是和风细雨地进行的。当时我们受他的影响，十分尊重老教师，师生关系很融洽。我1949年入学，刚开始很活跃，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和政治运动，协助政府抓非法买卖外汇的人。当时广州有港币，很多人都私自储存港币。我们当时就是抓这些人。我们通常都是几个人盯一个，看准时机就一起上去抓住他。当时大家都踊跃报名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不幸的是，体检发现患了肺结核。全校1950年底有110多名同学患肺病。当时学校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隔离。冯乃超决定找地方给这些学生住，一边学习一边养病。
当时有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同学，号称“七省状元”，因为他当时考了七个省份的大学，都考第一。他被查出是肺结核三期，很快就宣告不治了。同学们当时都十分绝望，害怕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时学校经费不多，要治病需要进口特效药。110多人的医药费学校无力承担。当时肺病是不治之症，缺医缺药，营养很差。当时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有几万美元。冯乃超当时就决定申请这笔基金来给学生治病。从那以后，每个患病的学生天天都有一瓶牛奶和二两肉，保证营养。同时还去医院请医生给患病的同学做手术。在学校和医院的精心治疗下，很多人后来慢慢康复了。最终110多人全部安然无恙。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复发。所以冯乃超功德无量，我们这一群学生人才辈出，许多人成为社会各界骨干。冯乃超让我深受感动。
我大学读了五年才毕业。本来也可以四年就毕业的，但当时系里领导早就看上我，一心想留我任教，不过中大历史系在1953年没有新引进教师的名额，所以系里来了一招“曲线救国”。我和胡守为教[11]授都在系里的“安排”下没有在1953年毕业。胡守为教授和我是同班同学，他在1954年春天毕业留校任教，我则是到了1954年夏天才得以留校成为助教。
我本来的兴趣是跟陈锡祺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但当时系里希望[12]我去给梁方仲教授当教学科研助手。不过由于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不感兴趣，读书时相关科目的作业略显马虎，梁先生认为我并非合[13]适人选。他更加认可越南归侨汤明燧教授。后来，由于我懂一点[14]日文，能看懂日文文献，当时负责主持亚洲史的朱杰勤教授便选了我，邀我加入亚洲史的教学科研队伍中。当时中大历史系十分重视亚洲史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史、世界史与亚洲史三足鼎立，是历史系的三根支柱。
我从1954年开始给朱杰勤教授做了一年助教，合作得很好。当时为了发展亚洲史，就决定派我去东北师范大学跟两个苏联专家学远东东南亚近现代史。当时需要参加严格的正规考试，包括业务课、外语、思想政治等。我当时考上了，而且考得不错。我在外面跟苏联专家学习也是受益匪浅。1955—1957年我们有了一些麻烦，赫鲁晓夫上台后反斯大林，中苏关系逐渐变差。他们撕毁了很多协议。原本按照协定，我们读完这个研究生班之后要给我们副博士学位。这个副博士等于你们现在的硕士。后来我们都完成了课程，准备答辩，我被安排第二个答辩。结果他们撤退了，害得我们没过最后一关，没拿到学位。所以我算是半个在职的硕士。回来不久我就开了亚洲近代史课程，根据苏联版本开的。我是年轻老师中开课比较早的。1959年我就由助教升讲师了，这在当时已经算快的了。三 侨史钩沉：往事历历在目
这段时间到“文化大革命”前，除了教学外，我做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写《“猪仔”华工访问录》这本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中侨委下达命令要我们去调查，点了两个人，都是亚洲史教[15]研室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刘玉遵。我当时是讲师，他是助教，不过他是党员，我还不是，所以他是组长，加上厦门大学两位老师。我们去调查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帮助。因为我们有中侨委的金牌令箭，所以我们下到阳江后，得到当地政府很好的关照。他们派了一个专职干部陪我们四个人下去。我们去的是一个华侨农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华工的全部历史档案，其他人去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在访问过程中，我们是分工的，经常要开座谈会。我们当时是天天跑，这次调查的确收集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些华人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大多是被驱赶回来的，以为我们是“钦差大臣”，是来发展华侨农场的，对我们很配合。因为有这些条件，我们的采访记录还是很珍贵的。一个月后，我们回到阳江县城。阳江县委领导接见了我们，一看我们的样子，先叫我们去理发。我们当时整整一个月都在外面跑，头发都很长了，简直像土匪一样（开心地笑）。这是个插曲，当时条件确实很艰苦，这样一个成果是经过多方面努力配合才能完成的。
我们回来后，厦门大学的两位老师就住在我们学校里。然后根据[16][17]分工，我就负责写出国原因，吴凤斌负责矿工，桂光华负责农业，刘玉遵负责华侨反抗斗争。因为我当时是讲师，所以总集成是我，统稿是我。我当时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整理好。当时没有打印机，我们把所有资料和记录手抄了一份，送到中侨委。中侨委看了之后呢，觉得很可取，就在1965年派人到广州。当时广东侨委主任蚁美厚要把我们收集的材料和文章编成电影剧本，不过由于“文革”就没有做成。“文革”后我重新加工，把文章改写，写成正式的访问录，交到《中山大学学报》，分两期全文登载，有几万字，影响还是不小的。这本书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这是我做过的一件我认为比较成功的事情。
除此之外，我主要是整理这些古籍资料。后来我在广东侨委的委托下考察侨乡，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试论我国侨乡的形成、[18]特点和发展趋势》。这篇文章的内容我曾在台山县委做过讲座。更早之前侨联成立时，我也去做了一个报告。1981年6月在广东华侨[19]历史学会的会议上，我提交了《研究华侨史的几点意见》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谈什么是华侨？华侨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怎样进行历史分期？这些问题在华侨史来讲，是个起点。当时对华侨身份的确定有很多不同意见。以前认为反正出国就是华侨，很难界定。后来中央规定七条，我就是根据这七条发言的。我还按照中国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来进行分期。厦门大学是这样分的，我也是这样分的。华侨是个历史范畴，不是一开始就有，到一定时候会不会消失呢？当时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不会消失。有些人认为，随着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出国的原因就不存在了。以前外国排华，华侨就会回国，认同祖国。但他们为了在当地发展，加入当地国籍。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当地成长，成为华裔，要效忠所在国。有的研究者看到了这几年的变化，认为将来不存在华侨问题，但华人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按中国历史的分法是有问题的。
后来香港大学的王赓武校长就按社会形态来分。他把最早的那一段历史叫作华商时期，第二段叫作华工时期，后来华工留在了当地，变成了华侨，这就是华侨时期。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很多人对祖国的认同慢慢变淡了，心态发生了变化。华人问题以后会越来越突出，所以后来我们都叫华侨华人史。我们这个学科就是这么来的。四 教坛耕耘：继往开来、承前启后
我最早是大学里的基础课教师，长期以来从事本科生教学工作，给本科生开所谓的基础课。当时的亚洲史、东南亚史、世界近现代史，这几门课我都开过。我的任务就是通过传授基础知识，通过教学，把学生培养成为有专业知识、能为社会服务、品德优良的专业人才。教师以育人为主，科研并非我的主要工作。后来虽然也担任过一些管理职务，如担任东南亚研究所的副所长并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但最主要的还是做教师。我主持所里工作期间，我们所招收了几十名研究生。考试出题和考核都是由我们几个人亲自负责，招收的学生中有不少英才。从这个方面讲，我觉得自己还是合乎一个教师的身份。所以我首先是教师，不是研究人员。只不过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提出得比较早，在华侨问题尤其是侨乡问题上起步比较早而已。我更主要的还是做一些基础工作，主要是编这几本中国古籍有关东南亚各国的资料汇编。我在这方面是最着力的。其次才是对华侨史尤其是侨乡的研究。至于为人方面，我自认为还是比较正直的，比较注意洁身自好，在做人和治学上对自己和学生都比较严格。这都是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
我们这一代其实是传承上一代的优良传统，传给下一代。我们这一代可谓苦难的一代，成长环境充满苦难，事实上比起老一辈差了好多。他们是人中精英，经过层层选拔才到中大当教授。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的。老实讲，我这一代人，如果按资历或者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反而不如老一辈。他们很多人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我们从能力上讲比不上他们，受的干扰也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很多，“土改”“四清”，“上山下乡”，占用了很多时间。这些事情都需要全力投入，因此我们的教学研究工作大受影响。我们这一代是低工资制，都拿低工资，生活很艰苦。我还算好，很早升讲师。1956年工资调整之后，像我们这样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一个月工资是55元。我有幸比较早当讲师，拿最低的工资99元，比我当时的很多同事多拿了近一倍。那时生活是很困难的，几乎是“月光族”。当时一个人的伙食费是一个月10元钱左右，房租水电费也不贵，但是要养儿育女、赡养父母，开销就很多了。教授的待遇好一些，我们这一代则是摸爬滚打，才熬了过来。
当然，我们基础也不如老一代。所以我们这一代，除了个别非常[20]优秀的，想要开创一种新局面并不容易。像黄天骥，他有特别的天赋。他在年轻的时候很活跃，在学校的比赛中担任乐队和合唱团的指挥，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在我们历史系我最佩服的人就是蔡鸿[21]生。他在我们同辈里面，属于那种的确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的人[22]物。另一位是李锦全，他是我师兄。这几位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里的佼佼者。我的作用，就在老一代学者比如朱杰勤、陈序经、金应[23][24]熙、何肇发等几位和你们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五 侨乡研究：开风气之先
四邑是重要侨乡，但不是唯一，仅是一个方块。珠江三角洲是一个方块，潮汕地区是一个方块，梅县地区又是一个方块。这跟方言有关。各个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各个地方去的华侨带有所在国家文化和经济的特点。当时台山以台城为主，开平以赤坎为主，新会以江门[25]为主，恩平以恩平县城为主。全国范围主要有三个大区域，广东是一个。福建分漳州、厦门、泉州、福州。再往上还有江浙华侨，以欧洲为主，最出名的是宁波。广州方言地区主要是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部分去东南亚。而潮汕地区、兴梅地区，主要以南洋为主。华人最多的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和美洲地区。
我的研究就发现，最重要的年份是1893年即光绪十九年。1893年，当时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个法令，开华侨海禁，欢迎华侨回来祖国创业，允许自由出入，同时开启了外交护侨的先例。当然他的护侨是有目的的，即希望华侨回国投资，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下这个决定不容易，因为祖宗之法不可违。康熙皇帝在位时为防止郑成功集团反清复明，在未收复台湾之前下了禁海令，并下令沿海居民迁入内地，华人回国要治罪，切断了明代以来中国与国外的关系，仅开放广州一港。我很强调这个，把1893年作为华侨社会形成的分水岭。其实我们对这个年份的重要性估计不够。过去我们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变法图强，但是他最值得称道的就是1893年开海禁这一点，开启了中国对外关系史新的一页。我提出这个观点后，有些人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华侨社会的形成应该更早，不是1893年。但我还是坚持己见，因为如果华侨的身份是不合法的，华侨社会很难发展，侨乡社会更不能发展。侨乡的形成是需要有一系列侨外问题的产生为条件的，189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是中国走向近代化以及投资产业方面开创性的时期。所以我还是觉得对这个年份过去研究得不够。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年份视为一个重新研究华侨史的起点。国外的华侨社区是一个方面，国内的侨乡社区是另一个方面。对华侨史的研究离不开这两个社区。
侨乡的面貌呢？其实要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30年是侨乡社会发展的时期。一大片侨村都建立了起来，很多高楼大厦在广州平地而起，还有很多百货公司都是华侨办的。除此以外，还有公共汽车、自来水等很多公共建设都是华侨投资的，最重要的是投资搞交通和教育。一个为建设培养人才，这是教育的任务。另一个是沟通各地方物资交流。这些都是华侨搞的，很多地方发展很快。这些侨村过去都是小墟镇，过去都是五天一集市，拿东西来交易，没有太多常住人口。大家都是把多余的产品拿来卖，拿来交换。这些地方并不形成一个大的商业中心。
20世纪初，中国还很弱，华人在外受到不公平待遇，各种限制压迫，如排华、限制入境、加税等。华侨十分怀念故国，心怀理想回来建设祖国，等祖国建设好，外国人就不敢压迫华侨。即使在国外待不下去，回国后也有安身立命之所。华侨大量回国投资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广东是陈济棠主政时代，经济发展比较快。长堤高楼都是那个时候建的。30年代，中国一方面积极抗战，另一方面英美希望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便开始对华侨释放善意，开始废除各种禁令。当时华侨爱国热情很高，抗战时期很多华侨踊跃参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飞虎队中有很多华人青年加入。在很多场空战中都有华侨为国捐躯。而且华侨除了直接参战外，还驾驶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帮忙把物资运至国内。南洋华侨往往成为机工，驾车从缅甸、泰国往云南境内运输物资。他们当时驾车走的道路十分崎岖，很容易出事故，再加上日军飞机的轰炸，很多南侨机工都为国捐躯。他们在抗战的大后方可谓起到了输血管的作用，运送了大量武器和药材，对中国的帮助很大。其他华侨都捐款给祖国买飞机、大炮和机关枪。可以说，此时海外华侨掀起了爱国高潮。
与此同时，侨乡社会面临苦难。这个地区的人很多时候要靠侨汇才能生存下去。当时建设得不错，有公路，有商店，但基础工业还没有。工业和农业都没有近代化，也没有资本进行投资。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战争环境之下，很多人是很惨的。四邑地区沦陷后，原来建的铁路挖了，目的是阻碍日军进军。很多公路也只能破坏了。赤坎最发达的时候有九条公路，后来都挖掉了。沿线土地资源不好，种番薯都不行。所以当时侨乡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物资匮乏，饥荒严重。后来四邑地区发生大饥馑，粮荒，不法商人哄抬米价，飞涨数十倍。一般的侨眷没有多少土地，只能靠华侨的汇款购买粮食。他们主要把钱用于盖房子作投资，没有多余的钱买米，只好把家里贵重的东西卖了，但还是无济于事，买不到多少粮食。由于饥荒严重，从1943年春开始，很多人开始拆房子然后售卖钢筋和建筑材料，但还是杯水车薪。日本人的入侵给四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商业萎缩，百业凋敝。当时饿死人的景象是很恐怖的。台山开平加起来饿死了差不多10万人，惨不忍睹。侨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有的人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别人。没人收养的孩子有的饿死，有的被人杀死用来煮粥或者作药引子。这种凄惨之状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后来灾难持续时间不长，因为消息很快传到了海外，华侨一致通电重庆政府。国民政府立即派人对这一情况进行管控，大概半年后，哄抬米价之风就被刹住了。很多华侨也急急忙忙汇钱回来救济家庭。这两段历史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六 追忆先贤
五六十年代的中大历史系可谓名家辈出。这其中，与东南亚研究[26]有关的就有好几位。首先我要说的是陈序经校长。陈序经校长本身是海南人，自幼在南洋长大，对南洋很了解。他对研究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他的贡献主要是将中国古代的文献、当地文献和西方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历史。陈序经校长当时是中大的副校长，1958年调到暨南大学当校长。当时中央比较重视他，他就向中央建议，应该从中大亚洲史里抽调人手研究东南亚史。所以在他的倡议下，中大在历史系里成立了东南亚史教研室，任务是研究东南亚史及负责亚洲史教学。[27]
陈序经校长总共写了8本书，在五六十年代写的。他很用功，每天晚上9点钟就寝，凌晨4点起床做学问，7点钟开始承担学校校长的工作。他的8本书在当时由香港《大公报》进行推广和宣传。他在8本书中提出了很多前人未提及的见解。当时由海外归来的郭威白教[28]授协助他。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外回来任教的。最初是在一个私立大学，后来调来中大历史系。他对古籍很有研究，古文功底极佳，字又写得好，所以负责协助陈序经校长查抄古籍。陈序经校长之所以能成为大学者，这位教授给了他很大的支持。陈序经本身也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校长。他知人善任，聘请教授很严格，历史系很多名教授都是他请来的。他对教师很好，只要有新的教师到来，他一定亲自去接。
除了陈序经校长外，另一位不得不提的是朱杰勤教授。他是原来研究东南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当时也是由他承担起亚洲史的教学任务。当时教育部要求由他担责，因为[29]他资格老，名声在外。当时除了他之外，厦门大学的韩振华教授[30]是一个，还有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教授。朱杰勤教授的特点是快。曾经，历史系教师里面有人倡议“比武”，就是比翻译东西。梁方仲教授是翻译最准的，朱杰勤教授则是翻译最快的。他研究的特点就是快，思路敏捷。由于不善言辞，乡音较重，他的教学效果不出众。但[31]他编的讲义很好，后来出版了，叫《亚洲各国史》，50年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杰勤教授另一个特点是非常爱国。50年代末，当时陶铸主政广东，在广州建氮肥厂，号召大家出钱出力。很多教职工都认捐。一般教工都是捐一个月工资，朱杰勤教授一下子捐了两个月的工资，还把这本书的稿费也一起捐了。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很善于启发学生如何做学问，带研究生比较好。他在1958年去了暨大历史系当系主任，并在暨大创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后来又创立了华侨研究所，为岭南地区培养了很多研究生。他们搞得很有生气，写[32]了几本国别华侨史。尤其是林远辉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33]。林远辉也是中大历史系毕业的，后来去了暨大工作。朱杰勤教授百岁诞辰之际，有记者来采访我，因为我和朱杰勤教授共过事，给他当过助手，同时还采访了我原来带过的研究生也是朱杰勤教授的博[34]士生高伟浓，采访内容在《南方日报》刊登。
除了朱杰勤教授外，另一位是何肇发教授。他是社会学系出身，去美国留过学。后来社会学系停办，他调入历史系，从头学起，很不容易。后来他发起建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做出了很大贡献。[35]
当时所里头还有一位张映秋教授值得介绍。她是胡守为校长的夫人，泰国侨生，很小的时候就回国了，并不擅长泰语，但政工工作做得好。她当过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做过所长，很能团结所里同事，各方面工作搞得比较好。七 默默耕耘：俯首甘为孺子牛
东南亚所是1978年成立的。当时我们决定学陈序经校长利用中国古籍研究东南亚史，就开始编资料集。我们编的第一部是《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这本书是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中的材料最难搞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我们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在[36]这两本史籍中一一查找。当时是由我和余定邦老师负责。他负责明代，我负责清代。一条一条抄下来，我们就这样把这本书编成。这[37]本书之前由一位江醒东老先生负责，后来他出国了，留下很少的一点积累，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任务接了过来。
这本书在当时影响很大。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邹启[38]宇很赏识我们的这本书。他为了推荐这本书，在《世界历史》上[39]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本书。《世界历史》在当时是国内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刊物之一，仅次于《历史研究》。他认为这是研究东南亚各国的基础，属于基本建设，值得一读，并对我们的研究方法给予肯定。
后来北京开了一个书展，当时有菲律宾友人在北京参观。他是华人，会华文，看到了这本书之后就买了下来并带回国。回国后，华文报纸分期登载有关这本书的消息。这本书在菲律宾也很有影响。这本书当时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书局是国内第一流的出版机构，要打入其中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研究所在此之后的影响就比较大，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1980年提为副教授，还担任副所长。当时还有一位副所长是[40]刘玉遵教授。当时刘老师因为要跟美国的成露茜教授合作研究新宁铁路，所以去了美国访学，何肇发教授当时也应邀出国讲学，所里面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我从1980年到1987年主持所里的教学和研究生招生工作。当时研究所还办了一本名为《东南亚问题》的刊物，我任主编，负责出版这本刊物。当时我们所编的《东南亚问题》很受欢迎，出了20多期，很有影响力。
这七年间，研究生的招生主要由我和余定邦老师负责。为了招生，我到历史系给本科生开了几门选修课，叫作“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以及“中国古籍中有关东南亚史籍介绍”。同时，我在社会上开始担任一些职务，比如在后来成立的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担任副会长，1983年起担任中国东南亚研究学会秘书长。
我先后招收了十多名硕士研究生。他们中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是国[41][42]内学界的中坚力量。我最早招收的是高伟浓、袁丁和林伟然，[43][44]后来还有潘一宁等人。此外，研究泰国历史文化的段立生教授是跟何肇发教授读研究生，后来何教授出国访学了，由我接班。当时我把手上的有关泰国的古籍资料给了他。他后来去美国进修，又去泰国做研究。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的，专业是泰语，三十多岁才回炉来学历史。他有很多有关泰国的著作，很有影响。最近刚送了我一[45]本新出的《泰国通史》。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我对此感到欣慰。
我们中大东南亚研究所当时在国内是一流的，和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并驾齐驱，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东南亚研究是教育部批准的重点研究学科。2016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们出版了《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一书，你们中有人是泰国来的留学生，那就送给你当个纪念吧！现如今，学校成立了南海战略研究院。我对这个非常支持，也很感兴趣。南海问题很重要，“一带一路”也很好。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些有关中大东南亚所的历史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八 岁月静好：相守到白头
想想看，我算是够幸运的，能活到90岁。我的老师里，除了陈锡祺先生等少数几位，没有多少能活到90岁的，多数七八十岁就撒手人寰了！不过他们百周年的时候都有纪念活动。我希望，以后每逢教职工九十大寿，都要举行祝寿活动。到时候召开座谈会，请他们谈谈人生感受，谈谈养生之道，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成就和心得。我认为这是一种善意，也是一种关怀。因为活到90岁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一代人和老一辈的老师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可能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很多老教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文革”期间早早离开人世。本来以他们的条件可以更长寿的，结果因为“文革”都英年早逝，非常令人惋惜。
最近这十几年生活改善了很多，生活还过得去。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结果。给老教工祝寿是一种人道上的支持。我今年（2016年）刚刚90岁，太太86岁。过去是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九十古来稀。到了这个年纪，我认为应该给老人祝寿，使他们能够带着欢乐和温暖度过晚年。我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我太太也能活到90岁。我们现在身体不太好，不过还可以相互照顾。我希望我能陪伴她过90岁。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就心满意足了。黄重言教授访谈后记
2016年10月31日上午9时许，中山大学历史系3位研究生（1人为博士生，1人为泰籍博士生，1人为硕士生）自康乐园东区出发，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踏上了由本系数位教授精心安排的此次面对黄重言教授的访谈之旅。当日天气极佳，微风徐来，虽然艳阳高照，但不觉丝毫炎热。3人穿过康乐园主干道，进入校园西区，在两番问路后于10点钟左右顺利抵达目的地——蒲园路一带的黄教授居所。
由于年事已高，黄教授现在居住于其子女所有的一套位于蒲园餐厅附近的楼层较低的住房内。我等一行3人或许是住惯了学生宿舍楼，对校内教工住宅区楼下的大门对讲机较为陌生，笨手笨脚地进行了多番试探后终于成功叩响了黄教授居所的门铃。上得楼来，黄教授早已伫立在家门口恭候多时。他老人家今年已九十高龄，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热情地将我等3位初次见面的“徒孙”迎进门来。黄教授的居所虽然面积不大，但十分整齐干净，客厅茶几上摆放着多份报纸，想必是黄教授平日之所爱。
待我等3人坐定后，黄教授接过我们事先已经拟好的问题，翻阅后不禁莞尔一笑，不住地称赞我等心思缜密，提出了很多好问题。片刻深思后，黄教授开始滔滔不绝地为我们讲述有关问题。他老人家先是介绍了自己年轻时在中大历史系的求学经历和早期赴东北就读研究生班的经历，然后给我们讲述了中大历史系早年对亚洲史这一领域的重视以及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的诞生和发展，随后回忆起了他和余定邦教授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创立后编写多部古籍资料汇编的艰辛历程以及陈序经、朱杰勤、何肇发、张映秋等几位已故先贤对东南亚所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黄教授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同时为人谦虚，不失幽默，言谈之间，妙语连珠，感情真挚，将中大东南亚研究事业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令我等后辈获益良多。
2016年11月8日，我等3人获邀再赴黄府拜访黄教授。黄教授此次可谓“愈战愈勇”，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将他儿时在侨乡的见闻和在中大读书时的经历娓娓道来。黄教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待我等晚辈十分友善，访谈过程中还请家中保姆阿姨以水果和茶水招待我等一众顽劣徒孙，令我等3人受宠若惊。作为中大的在读学生，我们常常听说老一辈的中大教授各个温文尔雅，都是谦谦君子，爱护学生，视同己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由于黄教授年事已高，我等3人不便打扰，遂于午时左右结束了此次访谈，起身告辞。黄教授盛情依旧，起身送我等至家门口，此等大礼，实不敢当！
告别黄教授后，我等一行3人步行离开蒲园路。此次与“祖师爷”面对面的口述访谈既让我们对中大东南亚研究事业的数十年风雨沧桑有了初步了解，也领略到了以黄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大学者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不奢荣华富贵、不求功名利禄、踏实肯干、谦虚严谨的高尚学风。在今天这个高速发展、浮躁拜金的年代，我等晚辈，更需要发扬和传承这种精神，为中大的东南亚研究乃至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事业略尽绵薄之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后记由张钊（历史系2014级博士生）整理图1 黄重言教授参与编著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封面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图2 黄重言教授参与编著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封面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图3 黄重言教授参与编写的《缅甸简史》封面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图4 黄重言教授参与编著的《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封面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图5 黄重言教授参与编著的《“猪仔”华工访问录》封面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图6 黄重言教授参与编著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封面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The Interview Record of Professor Huang ZhongyanZhang Zhao，Qin Yonggui，Lin Zengjin（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Professor Huang Zhongyan，a retired professor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i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since 1949 in China. He was rising in Kaiping，a small city which is famous for the great amount of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He witnessed anything happened in Kaiping from 1930 to 1949. He also know the historical style and features of Kaiping very well. He was employ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1954 after he get a Bachelor’s degree. Since 1954，he was responsible for having a class about the history of Asian countries，especially，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he did a good job in the researching area of Overseas Chinese，the home vill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ollection of so much in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books. So many young scholars are his students.
Keywords：Sun Yat-sen University；The Home Villages of Overseas Chinese；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Southeast Asia（责任编辑：张棋然）[1] 本访谈录中的部分内容已在2016年11月19日由中山大学举办的“庆贺黄重言教授九十寿诞暨侨乡研究工作坊”会议上以打印稿的方式作为纪念品赠送给全体与会嘉宾。[2] 张钊，中山大学历史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秦永贵（Jaras Prajanpanich，泰文名汉译“乍力·巴庄拍妮”），泰籍留学生，泰国艺术大学中文教师，中山大学历史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林增津，中山大学历史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3] 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编《“猪仔”华工访问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5]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6]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7] 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 两次访谈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潘一宁教授及牛军凯教授代为安排和联络，两次访谈过程中得到了黄重言教授及家人、保姆的支持和配合，在此谨致谢意。[9] 陈锡祺（1912—2008），江苏盐城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金陵大学讲师、四川大学副教授。1947年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孙中山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10] 冯乃超（1910—1983），生于日本，祖籍广东南海，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先后学哲学、美学、美术史，后弃学归国参加创造社，历任《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编辑，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教师。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红旗报》《战争旬刊》编辑。香港华南局文委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人事部副部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北京图书馆顾问。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11] 胡守为（1929—），广东东莞人，陈寅恪教授弟子、得力助手，潜心从事陈寅恪学术思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岭南文化及中外宗教文化等课题的研究。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2] 梁方仲（1908—1970），中国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1952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明代财政史，更是鞭辟入里，多所创见，成绩斐然，被国内外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13] 汤明燧，越南归侨，梁方仲先生弟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专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等。[14] 朱杰勤（1913—1990），广东顺德人，生于广州。193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1952年调回广州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8年起调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70年暨南大学停办，朱杰勤教授被迫先后转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直至1978年“文革”结束后暨南大学复办，才重返暨南大学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此后又于1981年创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并任所长。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暨南大学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设立博士学位点，由朱杰勤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并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朱杰勤教授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5] 刘玉遵，原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会秘书长，长期从事东南亚历史、华侨华人史研究。著有《台山侨乡与新宁铁路》（合著）、《“猪仔”华工访问录》（合著）等书，参与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6] 吴凤斌，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曾任南洋研究所华侨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东南亚历史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出版著作《契约华工史》、《“猪仔”华工访问录》（合著）、《东南亚华侨通史》（合著）、《吧城公馆档案研究：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合著）、《祖国的南疆：南海诸岛》等，参与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东南亚历史辞典》《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公案簿》《雅加达华人婚姻——1772—1919吧城唐人成婚注册簿》，担任《世界华侨华人大百科全书·历史事件》副主编。[17] 桂光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东南亚历史、华侨华人史研究。著有《“猪仔”华工访问录》（合著）等书，发表有《浅谈菲律宾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室利佛逝王国兴衰试析》《满者伯夷王朝的兴起和发展》《试论扶南王国的兴起、发展和衰落》《荷兰殖民者对契约华工的压迫和剥削》《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等论文。[18] 黄重言：《试论我国侨乡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载《华侨华人历史论丛》（第一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印行，1985，第6～18页。[19] 黄重言：《研究华侨史的几点意见》，载《华侨论文集》（第一辑），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印行，1982，第24～43页。[20] 黄天骥（1935—），广州市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21] 蔡鸿生（1933—），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县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2] 李锦全（1926—），广东东莞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23] 金应熙（1919—1991），广州市人，毕业于香港大学，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系主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主席、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在中国古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领域亦颇有建树，是香港史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4] 何肇发（1921—2001），广州市人，教授，社会学家。1941年进入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习。1944年毕业后在川西凉山地区工作。1946年考入金陵大学社会学研究部跟随社会学家柯象峰先生读城市社会学专业研究生。1948年去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留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返回祖国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人口研究所所长。1981年至1993年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93年后继续任社会学系教授。擅长社会学和东南亚史研究，尤其在社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为发展中山大学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特色做出了很大贡献。[25] 江门在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设市，新中国成立之前为新会县江门镇。[26] 陈序经（1903-1967），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27] 陈序经：《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商务印书馆，1992。[28] 郭威白（1899—1968），江西省黎川县城人，1922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先后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亚洲史资料室主任。[29] 韩振华（1921—1993），海南省文昌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6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生导师。[30] 周一良（1913—2001），安徽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194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31] 朱杰勤：《亚洲各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32] 林远辉（1943—），广东潮安县人，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79年调入暨南大学历史系，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授生前的学生和助手，跟随朱杰勤教授从事中外关系史、华侨史和东南亚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33]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34] 高伟浓（1953—），广东恩平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35] 张映秋，泰国归侨，原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36] 余定邦（1938—），广东省台山人，曾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37] 江醒东（1914—1998），男，广东大埔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广东华侨史学会理事。曾任民革广东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委、政协广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专长印度尼西亚史和华侨史。[38] 邹启宇（1937—），四川成都人。1958年后历任云南省耿马县钢铁铜指挥部秘书，凤庆县人委科员，中学教员，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云南民族学院教员，云南大学副教授、研究室副主任，云南省社科院副所长、秘书长、副院长，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边防小组成员，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39] 邹启宇：《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评介》，《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第86～87页。[40] 成露茜（1939—2010），曾在台湾大学、世新大学、政治大学任教，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系教授超过30年，1991年接掌《台湾立报》总编辑，其后创立台湾第一份免费刊物《破周报》，也是《传记文学》的负责人。[41] 袁丁（1957—），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南海战略研究院副院长。[42] 林伟然（1949—1997），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代表作是《一场夭折的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43] 潘一宁（1962—），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44] 段立生（1944—），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泰语专业，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并留校工作。曾赴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进修做访问学者，曾在泰国清迈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和华侨崇圣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2004年退休。[45] 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近代缅甸华侨会党探析[1]——以缅甸洪顺总堂文献为中心[2]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姜帆
摘要 晚清民国时期的缅甸华侨会党主要包括下缅甸的洪顺堂、青莲堂、建德堂和上缅甸的哥老会。缅甸华侨会党虽源于中国内陆会党和马来亚华侨会党，但性质已发生改变，其组织形式延续着会党的隐秘性，而功能形态逐渐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缅甸华侨会党与传统“三缘”社团互为表里，在华侨个体与殖民政府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共同构成了近代缅甸华侨社会高度自治的形态。
关键词 缅甸 华侨 会党
晚清民国时期，缅甸境内的华侨数量迅速增长。缅甸与中国海陆皆通的地理特征，造就了缅甸华侨籍贯滇、闽、粤并立的格局。滇籍商贾、劳工经陆路入缅，汇聚于上缅甸；闽、粤籍商贾、劳工则经海路入缅，汇聚于下缅甸。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会党亦跟随移民浪潮，在缅甸华侨中形成分支机构。囿于会党的秘密性质与缅甸华侨社会的规模，围绕缅甸华侨会党尚存许多疑问。本文尝试综合利用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资料，一窥近代缅甸华侨会党的形态与功能。一 缅甸华侨会党概况
近代海外华侨往往聚族而居，以血缘、地缘纽带维系社群，这使华侨会党也延续了国内的区域分布特征。目前已知影响较大的缅甸华侨会党包括下缅甸以粤籍华侨为主的洪门洪顺堂，以闽籍华侨为主的[3]洪门青莲堂、建德堂和流行于上缅甸矿区华侨劳工中的哥老会。（一）洪门洪顺堂、青莲堂
洪门，亦称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其得名原因众说纷纭，常见说法是源于明太祖“洪武”年号，或源于明末抗清将领史可法的部下洪英，明末抗清入台的郑成功、郑氏谋臣陈近南也常被视作洪门组织的开创者。清末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曾指出：“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这种说法在辛亥革命党人乃至后世史学界中，都颇具代表性。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洪门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4]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无论洪门的真实起源为何，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内和海外洪门组织，皆以世代相传的反清志士典故作为正统叙事，“洪武”“郑成功”等名号，早已成为社会上对洪门组织的认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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