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博伦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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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精神：关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试读：
序言
十多年前，博伦先生曾托友人把新出版的《财富与精神》一书转赠给我，读后对博伦先生的治学精神甚感钦佩。此次该书修改再版请我作序，也倍觉荣幸。《财富与精神》是一部独辟之作、超凡之作与大气之作。全书处处浸透着博伦先生的呕心构思、沥血雕琢和求真精神，有很多值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亮点。
本书的最大学术亮点，是采用了与主流“对垒”的阵法，而不是“打擂”的阵法。作者试图建立起另外一座独立的经济学“堡垒”——一个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分析体系。作者不仅没有盲从西方流派，没有固守传统说教，也没有追逐时兴理论，而是独辟蹊径，探索出一个全新的分析结构。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学概念，设立了一系列新的分析构架，从这个独特的分析体系出发，以独特的学术语言自圆其说，表达了对经济学重大问题的独特观点。为此，作者历经数十载，其目标之宏大，探索之艰辛，毅力之强韧，利欲之清寡，值得所有的研究者们尊敬与学习。
书中展现了一个自律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结构，用“人类生活”（又称“精神”）、“劳动”和“产品”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最基础的“人类生活循环体”，并将其视为包含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全部信息的“细胞形态”。从这个经济社会的“细胞”开始，作者首先启动了对三个基本元素的精密解析工程。例如，对“人类生活”（精神）的本质、目的、性质、内容、构成、实现、时间等，施以层面划分和详尽规范。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搭建起连接三个元素的三种关系，即“支配关系”“创造关系”和“应用关系”。其中每一种关系的内在对称结构，都与相连两个元素的层面解析结构有机相连，并由此形成层与面的循环体系和跃升体系。例如，连接“人类生活”与“劳动”两个要素的“支配关系”，被分解为“目的支配关系”和“知识支配关系”等。作者在本书中，试图通过这种循环体系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进行概念延伸与逻辑推演，解决经济学中最为艰难的价值理论问题。
恪守辩证逻辑方法、专门挖掘经济学的深层辩证结构，是本书的另一大亮点。读者不难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范畴贯穿了全书，对所有的关键概念、相互作用和循环过程，都运用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例如，对“三个要素”和“三种关系”的解析与联系，都运用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人类生活循环体”这个经济“细胞”进行微观解析和逻辑演绎。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对微观结构进行如此庞大的系统设计、系统构造和系统分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学术尝试。
然而，在坚持辩证逻辑方法的同时，作者还全面地扬弃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关键节点、关键概念及关键结论。例如，本书分析从“人类生活循环体”开始，而不是从“商品”开始；本书向下穿透了“使用价值”概念，并几度分解，达到更深的层面；作者对“人类本质”“劳动力商品”“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分析框架，甚至对马克思关于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等重大结论，都有全新的解说。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体系，极端而另类，或许会有学者不屑一顾，但按照笔者的看法，本书的科学价值却不容小视。因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虽然自然科学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进入“粒子时代”和“DNA时代”，但由于微观经济学的骨架在19世纪末已经固化，难于吸收自然科学的“新钙”，所以迄今没有建立经济学“亚原子”的科学结构，这才导致当代“经济学危机”频出，却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笔者称之为“经济学早熟后遗症”）。而《财富与精神》一书在本质上，恰恰是尝试建立经济学的“亚原子结构”和“DNA结构”。该书尽管在目前很难被多数人所理解，在笔者看来却是一个科学壮举！只要看一看“粒子”与“DNA”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意义，就知道本书的研究方向具有远大的开发前景！
至于辩证逻辑的方法，也曾止步于“原子论”的视野。连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最后也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寻求妥协，辩证法不得不披上神秘外衣！《资本论》同样受到“原子论”的制约，在当时不但马克思本人不可能彻底解放辩证法，即使在《资本论》发表之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整个国际学术界竟然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资本论》的“基因缺陷”！科学视野对人类认识的限制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当辩证法止步于认识的极限，就会走向形而上学，而作者所构建的逻辑体系，是沿时间轴线进行双向无限延伸的，辩证法在其中就有伸展和复活的可能。因此，本书所启用的研究方法，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也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博伦先生决定再版此书，也体现了一个学者谦诚的学术风范。因为辩证逻辑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基因”层面的概念解析与规定出现微小偏差或缺损，由于逻辑演绎具有“基因复制”的功能，可能将缺损的“基因”复制扩大为一个缺损的整体，并最终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背离，甚至导致错误结果的发生。正因为如此，学术讨论或学术批判就变得尤为重要。读者可以用严苛的态度和批判的眼光来研读博伦先生的这部用心之作。科学需要创新，科学需要尝试，科学需要批判，真理永无止境！
我们期待博伦先生后续几部著作尽早与读者见面，期待有一个简图帮助读者概览这个全新的概念体系和演绎流程，期待这个平台与其他平台之间有更多的比较、借鉴与“对话”（而不仅仅是“对垒”）。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中国学者在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陶江[1]2015年10月29日
[1]陶江，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货币经济学，货币银行学，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金融管理。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10月至1991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1993年8月至1994年9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1994年5月，美国杨百汉大学交流访问学者；1996年11月至1997年5月，美国堪萨斯大学和恩波里亚大学访问学者；1999年1—5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交流访问学者；2000年6—8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交流访问学者；2004年3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麦哲里大学交流访问学者。
导论
从字面上看，《财富与精神》是专门研究财富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很像一个哲学命题，然而，其本身却是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说的论著。不同的只是，这里的经济学原理，是通过对财富与精神关系的剖析而揭示出来的，是建立在对财富与精神关系问题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把本书书名定为“财富与精神”就是依据于此。之所以把精神引入政治经济学，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全部活动都是在精神的支配下进行的，而被创造的财富又都是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本质上都是为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精神在创造和消费财富的过程中所处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之在经济分析中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并且必须纳入研究的重大要素，甚至是第一要素。实际上，将在本书中论述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财富与精神的关系中演化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后面的研究讨论中得到认识。
一般说来，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价值理论开始。作为《财富与精神》的第一卷，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劳动价值原理”。但是，同以往的劳动价值原理相区别，它是一种寓于财富与精神关系之中，并由这种关系所规定的劳动价值原理。一 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价值理论从来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激烈争论的一个课题。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灵魂，不仅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死论战的焦点，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各经济学派之间，乃至资本主义各经济学派之间的分水岭。例如，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同时，不仅批判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片面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且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主观效用价值理论，从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
价值理论之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由价值理论在规定政治经济学体系之科学性上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决定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这就是说，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与否，必然决定着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性与否和科学性与否。不仅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价值理论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亦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例如，约翰·斯·穆勒就曾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写道：“在产业体系完全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状态中，价值问题是根本问题。社会组织如此。所以关于这种社会的经济利害关系，几乎每一种理论，都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前提。价值理论上极小的谬论，都会以相应的谬误，传染到一切其他理论。价值概念中，任何一种模糊的或朦胧的事物，都会在一切其他的概念上引起混乱与暧昧。”正是依据经济学前辈关于价值理论重要意义的见解，本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就从对价值理论的讨论开始。
作为现代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书中所要阐述的价值理论，必定是以“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基本规定为理论依据的。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因此拘泥于马克思本人的劳动价值理论而照搬照抄呢？如果这样的话，这里的讨论也就毫无意义了。本书将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以财富与精神的客观关系为依据，通过系统的分析归纳，提出一种区别于以往的劳动价值理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适合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新经济学体系。
那么，对于价值理论的研究，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呢？这是我们研究过程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他承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首先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从而提出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商品价值理论；进而提出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的理论，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都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并以其理论的博大精深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武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发挥着极其伟大的指导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劳动价值理论因此就不存在其他分析方法和分析途径呢？当然不是。显然，商品仅仅是人类全部产品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使得在体现商品之上的经济关系时，很难表达出人类社会最一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拘泥于以商品为细胞的分析研究，就可能忽视对整个人类社会最一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的认识，从而在研究价值理论的时候，可能失去某些必不可少的理论依据或要素，并因此形成关于价值理论的片面见解。
实际上，要系统地认识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或者要科学地认识某一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经济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及规律，首先都必须从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整个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都普遍存在的、永恒的经济形式，并以此作为分析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就不可能由浅入深地、科学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就像生物有其最基本的生命形式细胞一样，人类社会也必然会有其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形式。这种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形式，不仅构成了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而且还包含着人类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之运动变化的全部秘密，其中自然不可缺少地包含着价值理论的秘密。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才是整个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细胞形式呢？这个经济细胞形式，既不是作为产品物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商品，也不是产品一般本身，而是充满着生机和内部矛盾的“人类生活循环体”。二 人类生活循环体的概念及其分析方法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生活，就有了人类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活动。如果把人类的全部活动高度地抽象为一种最一般、最基本的形式，那么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和各个角落，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循环运动，即人类依据自身的生活需要，支配和运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产品物质，并通过对自己所创造的产品物质的使用和消费，去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从而推动人类生活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生活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形成了新的需要和劳动，创造和消费新的产品物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及推动下一个循环。在这种抽象的基础上，很容易把这种循环看作一个由人类生活、劳动、产品三个元素相互连接而成的、具有内在矛盾关系的、封闭的圈，见图导-1。这种循环结构称为“人类生活循环体”。图1
显而易见，在人类生活循环体中，人类生活、劳动、产品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寓于这个循环体之中的最基本的关系共有三种：第一，在人类生活与劳动这两个元素之间，劳动是依据人类生活对产品物资的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从而是受人类生活支配的，因此，人类生活对劳动具有一种“支配关系”；第二，在劳动与产品这两个元素之间，产品是劳动改造自然物或外部对象的成果，是劳动创造的，因此，劳动对产品具有一种“创造关系”；第三，在产品与人类生活之间，人们通过对产品的应用，使产品满足人类生活的物质需要或者实现人类生活的某种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产品发挥其效应性及表现出其自身的有用性，因此，产品对人类生活具有一种“应用关系”。这三种基本关系使人类生活、劳动和产品这三个基本元素相互连接、对立统一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体，其中每一个元素都直接地决定着循环方向的前一个元素，又都在循环过程中间接地被其他两个元素所决定。由此可见，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类生活循环体，是由三个基本元素和三种基本关系相互构成的，见图导-2。图2
无论在最古老的原始部落之中，还是在未来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之中，这种人类生活循环体都是普遍存在的。显然，人类生活、劳动和产品这三个基本元素，以及它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循环关系，都是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共存的，都是永恒的历史范畴。实际上，就像细胞核（DNA）包含着生命的全部复杂信息一样，在人类生活循环体中，亦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现实社会中的大量政治经济关系，不过是人类生活循环体内基本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只要由浅入深地解剖人类生活循环体，就能为研究现实政治经济问题，在逻辑上铺设一条合理、科学、便利的道路。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生活循环体不仅是人类全部社会活动的基本细胞形式——“社会细胞”，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全部经济活动的基本细胞形式——“经济细胞”。依据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逻辑，有理由认为，详细深入地分析研究人类生活循环体，是讨论和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必经过程，从而是理解和认识其他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理论的出发点。
当确定从人类生活循环体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为了对整个研究过程有一个总体的构思，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一下研究方法和步骤。总的说来，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人类生活循环体进行适当地、层层深入地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一个完整的人类生活循环体是由三个基本元素和三种基本关系构成的。显然，要认识人类生活循环体，首先就必须弄清楚其中的三个基本元素和三种基本关系。这就好像要认识生物细胞，必须首先弄清楚其中的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那样。由于人们在思维上能把人类生活循环体看作一个相对静止的实体，因此可以把它分解开来，分别研究每一个元素以及每一种关系，从而对人类生活循环体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形成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循环体的静态分析。
在后面的正式讨论中，对人类生活循环体的静态分析，在构思上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分别研究人类生活循环体中的三个基本元素——人类生活、劳动和产品。首先研究这三个问题，不仅因为它们是人类生活循环体内的基本元素，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最基本的理论范畴。如果不首先弄清楚这三个理论范畴，就不可能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也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政治经济问题。第二，分别研究人类生活循环体中的三种基本关系——支配关系、创造关系和应用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应用关系中所包含的产品对于人类生活的“效应关系”和“效用关系”。在认识上述三个基本元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都是由这三种基本关系构成的。如果能够很好地认识这三种基本关系，那么在讨论复杂理论问题的时候就有了扎实的理论依据。第三，专门研究劳动通过产品与人类生活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劳动价值关系”。劳动耗费与效用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把创造关系同应用关系连接起来，或者说把人类生活循环体中的支配关系割裂开来，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关系链：“劳动—产品—人类生活（生活需要）”，这样，劳动耗费与产品效应及产品效用的关系就明显地寓于其中了。显然，创造产品所耗费的劳动与使用产品所实现的效应和效用之间，可以构成某些必然联系。实际上，只有到了这一层次，研究才真正进入到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劳动价值关系”的概念。
当人们不是分解地而是统一地看待人类生活循环体，它就变成一个形式上处于运动状态的、有机的、活生生的实体。因为，在统一的人类生活循环体内部，任何一个元素的运动变化，都会引起或推动其他两个元素的运动变化，都会使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处于相互作用的运动变化状态之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人类生活循环体内部的运动变化，客观上而言并不像之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封闭式的循环过程，而是一种在循环中不断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运动过程，见图导-3。由此可见，人类生活循环体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活生生的客观实体。所以说，关于人类生活循环体内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研究，就是对人类生活循环体的动态分析。图3
在对人类生活循环体进行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对其进行动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系统地分析研究人类生活循环体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规律，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经济关系运动变化的实质，才可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具体讨论和研究一系列经济规律，其中最主要的是供求矛盾、劳动价值规律和精神发展规律。
总之，通过对“人类生活循环体”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可以弄清楚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规律，为进一步研究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奠定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对“人类生活循环体”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时，所得出的任何结论的正确性与否，并非以是否与经典的经济学论著完全一致为依据，而是以是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为准则。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解释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经济概念和经济规律，并从中得出符合哲学逻辑的经济学结论。因此，笔者又把本书关于政治经济理论的分析，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分析”，这也是笔者把本书的副标题定为“关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的原因之一。第一篇人类生活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科学。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是空洞无物或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由人类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社会行为构成的，是一种客观实在。这就是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能由人与人的社会行为来构造；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行为构成了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又成为人们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客观实体；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行为，必然在他们之间构成或确立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这就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直接地、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了联系。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不首先弄清楚构成政治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行为，以及决定这些政治经济行为的本质因素，是不可行的。
那么，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由什么支配的呢？为什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愿意采用这种政治经济行为而避免那种政治经济行为呢？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曾经对动物行为做了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分析动物趋利避害的行为时，把动物行为同动物物种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同动物之间的生死竞争联系在一起，从中得出的一个简单而又客观的结论：动物行为本质上是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人类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动物种类，尽管与普通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就人类行为而言，亦摆脱不了同样的事实，即人类行为也是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是为人类自身的生活利益服务的。由此可知，人们之间的任何政治经济行为都是为其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归根到底都是为其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及生活利益服务的。从总的方面来看，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为人类物种的存在和发展，为人类共同的生活利益服务的。这样，就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人与人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人类行为同“人类生活”这个带有本质性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了。
既然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那么它就必然地受人类生活内在本质的支配和规定。这样看来，假如不首先弄清楚人类生活这个问题，就根本不可能在实际上弄清楚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更不可能弄清楚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所以，研究首先从讨论“人类生活”这个问题开始。第一章人类生活的本质
从本书的“导论”可知，“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循环体中的三个基本元素之一。实际上，在人类生活、劳动、产品这三个元素中间，人类生活所处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人类生活循环体循环过程的起始点和归结点。因此，正确地认识人类生活的概念，是展开研究的关键环节。在本章中，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人类生活”这个概念及其本质特征。一 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本质区别
在通常的概念中，“生活”一词指的是人或动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实际上，把生活解释为活动的概念，仅仅表达了生活的外在形式，或者说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就“生活”这一概念的内在含义而言，更多指的是人或动物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说，以生产这种活动为手段，去满足人们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生活”一词是描述人或动物生存和发展这一现象的最直接的一个概念。至于说到“活动”，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其寻找食物和住所等行为都是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外在方式，而不是人或动物生活的内在实质本身。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人类生活就是人类肌体乃至人类物种的生存和发展。
但是，如果对人类生活的解释仅仅停留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生活虽然同动物生活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又是区别于普通的动物生活的。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对于较好地理解人类生活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人类生活同动物生活究竟有什么本质联系呢？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生物物种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中不断地变化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论学说，从而揭示了生物物种变化发展的规律，解释了不同生物物种的起源。达尔文亦在《人类起源及性选择》中，应用进化论的原理，依据大量的考古事实，论证了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血缘关系，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人类起源于动物。”显然，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时至今日，这一事实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普通的科学常识。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人类生活起源于动物生活，是动物生活高度进化了的特殊形式。正如达尔文所论述的：“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在身体结构、生理特点以及精神和心理特征方面都有变异性，各种变异性都有遗传性；支配动物进化的各种规律，同样支配着人类。”[1]
尽管人类生活起源于动物生活，并且因为这种关系同动物生活，特别是同高等动物生活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共同性，但是，人类生活作为一种高度进化了的动物生活，又在某些重要方面明显地区别于普通动物生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构成了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本质区别。
依据之前为人类生活和动物生活所下的定义，即“人类生活和动物生活，就是人类肌体和动物肌体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人类物种和动物物种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区别，首先应该表现为人类肌体与动物肌体在组织构造及其生理活动上的区别。把人体解剖生理学同动物解剖生理学作一个比较，就能一目了然地分辨出人类肌体和动物肌体在构造上及生理活动上的多方面的显著区别，比如在肢体构造上的区别及其活动方式上的区别等。具体举例说，人类的肢体是直立的，不仅具有发达、灵活的四肢，而且内脏的位置也较为适应人体复杂运动的需要。普通动物则不具备这些优越的肌体构造。人类肌体同动物肌体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最为本质的区别，就是人类同普通动物在神经系统上的巨大区别。
在数百万年乃至数千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神经系统发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使人的大脑能够系统地记忆和分析外部信息，并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精神。许多脊髓动物虽然也有大脑，也能接受和记忆外部信息，并能相应地做出如条件反射等神经反应，但是，动物大脑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还不能进行抽象思维，更谈不上形成人类独有的高级神经反应——精神。正是由于产生了人类精神，人类才真正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才使人类生活从动物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主宰自身命运、至高无上的生灵。这样，就在生物的神经系统上，找到了人类生活同动物生活的本质区别，即人类生活是以“精神”这种生命的高级发展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为标志的，而动物生活则是以“低级神经反应”这种生命的低级发展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为标志的。
人类生活和动物生活的这种寓于神经系统之中的内在区别，当表现为外在的生活行为时，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更为清晰了。动物的生活行为受低级神经反应的支配，因而只可以本能地适应大自然赋予的生活条件。尽管动物也能使自然界发生某些为己所用的变化，比如蚂蚁建造的蚁穴和鸟类构筑的鸟巢等，但这种对自然界的改造在根本上是机械的、本能的、毫无创造性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蜜蜂在进行繁殖活动时，总是把昆虫拖入蜂巢中，续而把蜂卵植入昆虫体内，然后把蜂巢封闭起来，由其自然孵化。在整个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是按严格程序进行的，丝毫不能随意改动。当人为地把蜂巢中已植入蜂卵的昆虫取走，蜜蜂不会重新放入带卵昆虫，而是按照机械的程序照样把蜂巢封闭起来。由此可见，普通动物的生活行为往往是本能的活动，是消极地适应外界环境的。
动物的生活行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是由动物肌体，特别是动物神经系统还不发达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特性的存在，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就在本质上直接地表现为动物肌体或动物物种的简单繁衍和发展。而且，这种动物的繁衍和发展，在自然环境的严格制约下，往往总是自发的、被动的和毫无目的性的，不是在大自然适者生存的竞争中缓慢地进化，就是在大自然弱肉强食的过程中渐渐地消亡；低等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就更是如此。
人类的生活行为和动物的生活行为根本不同。人类的生活行为是受高度发达的大脑神经反应即精神支配的，因而能够主观能动地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并以自身特有的精神力量，去创造各种自然界所没有的生活资料和生活条件，用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为自己的生活目的服务。当人类制造出第一个劳动工具的时候，就已显示出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并预示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潜力。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随着人类精神的日益发展和扩大，人类获得了更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在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优良的外部物质条件。总之，人类的生活行为是有目的的、主观能动的、自动自觉的行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来使自然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世界。”[2]
人类的生活行为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类肌体，特别是由人类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本质特性的存在，即人类的生活行为表现为直接地为人类生活目的服务的存在，才使得人类生活得以存在和发展，在本质上集中地体现为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也正是当人类生活从动物简单的肌体繁衍中分离出来，并升华到高级的精神生活的时候，人类生活才在根本的意义上从普通动物生活中分离出来，才真正成为生物世界中至高无上、充满生机和绚丽色彩的生命形式。二 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
实际上，当开始分析人类生活同动物生活的本质区别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了“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个问题。显然，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人类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基本特征，其本身就已经概括了人类生活的本质。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人类生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人类生活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属性。
为什么说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呢？首先是因为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生活区别于其他事物之多种本质属性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人类生活作为一种物质的特殊存在形式，与其他任何物质一样，具有共同的一般物质属性，但作为一种生物存在形式，就同物质世界中的非生物区分开来。人类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与其他任何生物一样，具有共同的一般生物属性，但作为一种动物形式，就同生命世界中的植物区分开来。人类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形式，与其他任何动物一样，具有共同的一般动物属性，但作为一种高等动物形式，就同动物世界中的低等动物区分开来。人类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等动物形式，与其他任何高等动物一样，具有共同的一般高等动物属性，但作为一种神经系统高度发达到形成精神，并以精神力量支配自身行为的人的形式，就同普通的高等动物区分开来。特别对高等动物而言，人类的直立行走、语言交流、使用工具、具有情感等特点，在现代动物学中已不能简单、绝对地把人类同其他高等动物区分开来；只有人类精神才是唯一能够最一般、最普遍和最彻底地使人类区别于万物而独立出来的一个本质要素。事实上，没有精神的存在，就没有精神支配下的人类劳动，就没有劳动创造的工具和财富，也就没有人类物种本身。而没有精神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就丧失了源动力，人类自身也就只能走向灭亡。
人类文明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上，无论是从原始社会早期出现的旧石器到奴隶社会末期出现的铁制农具，或是从封建社会出现的手工作坊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无不是人类精神存在和发展的结果，无不是人类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存在和发展的结果。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科学技术[3]本身却是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于人们大脑之中的，是精神的特殊存在形式。因此，又可以一般地说，人类精神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正是人类精神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到迅猛发展的结果。在今天，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更加突出地表现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前进的根本动力。就一个国家而言，其在世界竞争中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取决于形成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这一切都深刻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类精神的发展决定的。
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身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及其共同的社会活动而实现的。由于精神是大脑独有的特殊机能，及其在大脑生理上所具有的个体性或相对独立性，就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作为相对独立的精神主体而存在，都毫无例外地体现着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生活一般本质的客观性。假如设身处地地反思一下自身生活的一般特点，就不难体会到，任何一种自觉行为，无不是在一定的自我精神支配下所使然的，亦无不是为实现自我精神中一定的生活目的而服务的。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展精神，并通过能动地改造世界去实现生活目的，是人生中得以获取无限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乐趣的必由之路。人的肌体一旦失去精神，那么就会同时失去对世界万物乃至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就会如同植物人一样，失去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正是从上述意义中，才更加肯定，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是建立人类生活的根本支柱。
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肌体之最具本质机能的属性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人类精神之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人类精神以自身的发展，无限地扩大着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无限地扩大着为自身提供日益丰富多彩的生活资料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无限广阔、深刻地认识外部世界及其人类社会本身，从而无限地发展人类精神本身，并在此无限循环的过程中，使人类物种永恒地生存和繁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每一个人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日益丰富、日益完美、绚丽多姿的人生的。正是从这种逻辑出发，才使得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表现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根据，而且表现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宿和结晶[4]。
值得说明的是，从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本质区别中抽象出人类生活的本质——精神，目的并不在于解释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区别所在，而在于把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认识，运用到对人们政治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去，从而运用到对人们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去。认识人类生活的本质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理解人类生活的精神本质，才能从根本上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方向，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们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经济规律，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产生、发展、消亡的因果关系……总之，精神作为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对于深刻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来说，是全部逻辑的关键所在。
既然把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确定为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那么，在这种高度抽象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人类生活循环体就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时可以把人类生活循环体中的“人类生活”这个要素，更为确切地表达为“人类精神”，或者简称为“精神”。这样，人类生活循环体中的三个要素——精神、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更为清晰了。这种以本质取代现象的方法，便于从精神本质因素出发，去研究人类生活循环体的全部内在关系，见图1-1。图1-1三 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
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依据通常的或以往的哲学原理，一般认为，“劳动”既是人类的内在本质，又是这一本质的现实表现，是人类的一种本质活动，或者认为，人类的本质是实践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本书前面把人类生活的本质规定为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会不会因此而存在某些错误呢？这的确是必须给予解释的问题，否则，关于人类生活一般本质的认识，就会处于混淆不清的状态之中。为了较好地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讨论一下两个概念，即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
一方面，人类生活即人类物种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实在。它区别于无机界的存在和发展，又由于其具有的精神反应特性，而区别于有机界中一般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关于人类这一特有物种存在和发展的总的规定和概括。既然人类生活是一种客观物质实在，那么就有其自身的存在本质和存在形式。正如前面讨论所得出的结论那样，人类生活的本质就是一种以精神为核心的生命肌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受外界环境严格制约的，特别是对于人类无限扩大的生活需要而言就更是如此，必须以自身特有的精神力量去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日益丰富的外部物质条件。这就使得人类生活在现实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两种既不相同又互相关联、对立统一的生活形式，即“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和“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
就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而言，它是由人类肌体的全部生理器官及其生理机能的构造和运动形式构成的。例如，人的肌体是由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运动系统和生殖系统等人体系统的综合生理形式及生理过程所构成的。当然，其中最具有人类本质特性的生理系统和生理机能，是人类的大脑神经系统，特别是存在于大脑神经系统之中的人类精神。因此，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在肌体内的存在形式，实际上就是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的构造及其活动的生理存在形式，就是人类精神存在和发展的生理存在形式。这种生理存在形式，被称为“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5]。
就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而言，它是由人类依据自身的生活需要，所采取的趋利避害、改造生活环境和创造生活资料的一切外部行为构成的。人类肌体作为一种生物体，必须从外部世界摄取自身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寻求必要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人类作为一种精神动物，更是要求外部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发生变化，才能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一切，人类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外部活动行为，特别是劳动行为，去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以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去满足自身在肌体上，特别是在精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劳动行为是在精神的支配下进行的，它受制于精神，又反过来为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服务。这就是说，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无论是社会行为或是技术行为，都是由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规定的，都是为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服务的，都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手段，都是人类生活一般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人类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从事的谋生活动的形式，被称为“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
其中，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的本质内容，就是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的形式；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的本质内容，就是在人类精神支配下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和发展的形式。把人类生活的实践性及其社会性规定为人类生活本质——精神的存在和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同时，并不否定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行为对于人类生活本质的矛盾作用。相反，可以肯定，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是以对立统一、互相限制、互相推动、互为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一定的人类精神，就没有相应的人类实践，从而就没有人类精神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相应的外部物质成果；反过来，没有一定的人类实践，就没有人类精神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相应的外部物质条件，从而就没有人类精神相应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但就主次而论，精神作为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是能动的、主要的矛盾方面，规定着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实践或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则是被动的、次要的矛盾方面，是人类生活内在形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反映着人类生活内在形式的存在特性和发展规律。
对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再回过头来讨论本节开头所提的问题，就较为容易理解了。显然，当把人类生活的内在形式规定为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形式时，也就同时排除了“劳动”“实践”或者“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作为人类生活本质的合理性。那么，究竟凭什么说明“劳动”“实践”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呢？笔者认为，“劳动”“实践”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无疑是人类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显著特征，但归根结底都是受精神支配的，都是为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都是精神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作用和要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下面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很早就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他甚至还把劳动看成抽象精神的活动。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感觉到了精神与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但受当时大脑科学尚不发达及他本人所谓超物质的“绝对精神”的限制，使他没能把人类精神作为人类特有的内在本质抽象出来，而只能把劳动这一人类本质的外在活动形式，视作为人的本质本身。我认为，人类劳动之所以能与动物活动显著区分开来，并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外在表现特征，无非是由于人类劳动所具有的任何动物活动都无法比拟的物资（财富）创造能力，但这只是一种非本质的表面现象而已。人类劳动所具有的伟大创造能力，并非取决于人类四肢肌肉有多么大的力量、有多么大的灵活性，而是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精神对人类活动的支配作用。失去了人类精神的支配作用，人类的劳动就必然失去特有的创造能力而沦为动物活动。特别具有意义的是，劳动不仅是受精神支配的，而且是为实现一定的精神目的服务的。如果把劳动当成人类的本质，不仅无从理解劳动的动力源泉何在，而且亦无从理解劳动结果的归宿何在，甚至无从理解人类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目的何在。事实上，劳动并不能作为人类的本质而能动地为劳动服务，而只能作为人类本质的外在活动形式，在精神的支配下被动地为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为实现人类的生活目的服务。这就从基本原理上说明，劳动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本身，而只能是人类生活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实践作为人类精神支配下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实际上指的就是劳动本身。所不同的只是，实践除了把劳动具体化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内容外，更为突出地强调了实践与精神的关系，即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并没有超出劳动作为人类精神本质外在形式的客观规定，相反，更加体现出自身作为人类精神本质的外在形式的特点。因为，它不仅强调了自身受精神能动支配的源动力，而且强调了自身为精神存在和发展服务的归结点。这就是说，没有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实践的存在和发展，而没有实践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人类精神之认识的存在和发展。无疑，任何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具体精神支配下形成，而任何具体的认识也都必须在一定的具体实践条件下产生，即所谓“具体精神决定具体实践，具体实践决定具体精神”。在精神与实践的内外矛盾关系中，精神始终是能动的、内在的矛盾方面，在支配实践上或从实践中获取认识材料亦是如此。实践则始终是被动的、外在的矛盾方面，它为精神所支配，并为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认识材料在内的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实践亦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本质，而只能成为人类生活本质的外部表现形式。
把人的本质看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以往很普遍的一种观点。马克思就曾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那么，究竟应怎样看人类生活的本质与人类生活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人类的社会关系本身并非是人类生活的本质，而只能是人类生活本质的特殊属性，是人类精神存在和发展之社会性的外在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任何社会关系都是由人们的社会行为构成的，没有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本身，而任何社会行为却又是在人类精神支配下进行的，没有人类精神就没有社会行为本身。这就从动力学的意义上说明，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社会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的。显然，只有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才能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才能在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行动中建筑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样，只有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目的，才能产生一定的社会生产行为，才能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现实地构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社会关系不应是凌驾在人类精神之上的人的本质，相反，则应是归属于人类精神支配之下的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第二，任何社会关系都是人类本质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类精神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要求所自发衍生出来的、必不可缺的外在活动方式和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之间的群体关系，从表面形式上看，好像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具有从简单而迅速复杂化、从狭窄而迅速广泛化的显著特点，而动物的群体关系则表现为永无尽头、千篇一律地简单下去、狭窄下去。然而，在本质上，却是人类精神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与动物的群体关系之间，画上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正是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行为乃至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狭窄到广泛地迅猛地发展起来。而人类精神则反过来从日趋发达的社会关系之中，获得了由人们之间日趋完善的分工协作形式所构成的无限拓展的财富创造能力，以及获得了由人们之间日益发达的思想传播方式所形成的无限加速的科学文化知识相互交流的能力，从而为自身的永恒存在和无限发展造就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无论如何，人类绝不是为了社会关系的存在而存在，相反，社会关系则只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生活的存在和发展，绝不以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而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则反过来为人类生活的存在和发展服务，为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服务。
第三，“人的本质”同“人的社会本质”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命题，不能混淆而论。在以往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往往出于阶级分析的需要而忽视或否定人类所具有的一般本质，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才能从本质上划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才能把具有不同社会性质的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例如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等。这实际上混淆了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关系问题。显然，人的本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特别是区别于其他任何动物的最根本的物质特性，这一最根本的物质特性正是人类特有的大脑神经系统及其特有的精神属性。而人的社会本质则是区别人们之间各自不同社会性质的根本特点，它由人们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来体现。人与物的本质区别同人与人的本质区别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尽管如此，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又是密切相关、互相联系的。人类的社会精神支配着人类的社会行为，从而决定着人类的社会关系，反过来，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通过人类的社会行为，主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行为，去推进人类的社会精神。不同的社会关系必然由不同的社会行为所构成，而不同的社会行为又必然由不同的社会意识所支配。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具体地、历史地从人们社会意识的存在和发展中，找到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同样，任何阶级关系，亦都可以具体地、历史地从人们阶级意识的存在和发展中，找到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由此可见，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质的区别，是由人们之间各自社会精神内容的质的区别决定的。人的社会本质，归根结底是从属于人的精神本质的。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劳动、实践还是社会关系，都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而只能是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正是万物之灵的人类精神。
[1]参见陶大镛：《社会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3]在这里，科学技术只作为人的要素而提出，与技术设备等物的要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有了汽车这个设备，没有开车的知识和技能也无济于事。
[4]要补充说明的是，把精神作为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而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只是从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上规定的。就是说，并不绝对地排除人类以外的某些特殊动物，亦具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及其精神的可能性。不少生物科学家正在研究大猩猩、鲸鱼、海豚等动物较为发达的神经反应能力，似乎说明某些高等动物也有精神。例如，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受过训练的大猩猩具有简单的抽象思维能力，并能用肢体语言表达一定的思想意识。此外，关于宇宙生物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飞碟（UFO）和外星人的研究，似乎亦能表明，精神并非人类独有。不过，在此主要研究的是地球人类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抛开其他生物具有精神的可能性，并不会影响关于人类生活的本质是精神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定；相反，更加便于应用这一规定去集中地分析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规律。
[5]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大脑神经系统及其特有的精神属性，就其具体的生理存在形式而言，在学术上是极为复杂的，甚至其生理过程的许多方面目前在人体解剖学上仍是谜，以致往往只能用思辨、假想、推测的方式去描述它们。但是，这并不影响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认定。事实上，人类大脑科学目前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取得重大突破。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第二章精神的起源和精神的升华
从上一章可以知道，精神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那么，精神何以对人类生活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又何以从生理学和哲学的意义上成为人类生活的本质？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较为深入地讨论一下“精神的起源”和“精神的升华”两个问题。精神的起源和精神的升华，看起来像是两个纯粹的哲学问题，但是，把精神生活确定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并依据这一结论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它们就现实地成为两个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了。对此类问题稍作讨论，对于进一步认识精神生活的实质，更全面地把握精神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一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把这一基本原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一 精神的起源
按照哲学或生理学的通常说法，精神是人类大脑的特殊属性或特殊生理机能。然而，要确切地、系统地回答精神起源这个问题，即使在大脑科学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是十分棘手的。往往不得不抽象地说，精神是在生物自然进化的漫长过程中，特别是在动物神经系统自然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不过，仍然可以依据科学上的某些基本事实，从哲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粗略地描述一下精神起源的生物进化过程。
精神作为人类大脑的特殊生理机能，表现为大脑对外部事物所具有的以抽象思维为主要形式的反映特性。就最一般的反映特性而言，它并不是人类大脑特有的，而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普遍性质。正如列宁所说：“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1]。所以，精神作为人类大脑的反映特性，从根本上说，是起源于一般物质所共同具有的反映特性的。当然，精神又同一般物质的反映特性相区别，是一般物质反映特性高度发展到人类大脑神经反映的特殊存在形式。
就整个物质世界的反映特性而言，最简单的物质反映形式是非生物反应，表现为非生物在其他物质外力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变化。例如，冰块受热而溶解，反映了冰块受热而产生热效应的事实；照片受光而成像，反映了照片受光而产生光效应的事实。一般而言，非生物的反映形式是完全被动的、死寂的，它们在接受其他物质外力作用时，绝对不存在自身一丝一毫的能动选择性。不过，在地球自然环境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地球上的某些特殊物质，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却从化学运动形式突变到生命运动形式，从而，某些特殊物质的反映特性，就从非生物反映升华为生物反映，成为物质世界中活生生的、能动的反映形式。总的来说，生物反映在最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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