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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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要义试读：
新版自序
经济学很年轻，只有200多年历史，但影响力几乎居于各学科之冠。这是因为，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欧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经济学也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行为和相处方式，如期权和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核武器战略（如托马斯·谢林的理论）和拍卖机制（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可以说，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不了解现代经济学，已经很难看懂当下的世界。
我在大学里教经济学已经25年了，接触过的各类学生，数以万计，他们告诉我，学经济学经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很多原来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就想通了。我是深以为然的，因为这也是我的体会。
经济学这么重要，不应该只在大学课堂内讲授，也应该让象牙塔外的人了解。当然，内外有别，课堂里的学生，必须学会很多技术性知识，比如公式、数学模型等，以应付各种考试、写论文、毕业。其他人士，只要了解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和基本方法，能用这些方法观察世界，体悟人生，就可以了。
这么多年，我每天琢磨的就是，如何把复杂的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让学生真听懂，不会过耳就忘。而我追求的，正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境界。课上课下，不论什么场合，都是如此。
写书也一样。我追求的风格是简洁明快，避免多余的话，尽量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时间过得很快，距本书2008年初版，已经十年了。读者现在看到的，是经过再次全新修订的版本，除了几千处文字的变化，还根据新情况和新材料，增加了部分内容，如有关比特币的内容，去掉了部分章后附录，主要涉及人物介绍，并增加了新的文章，主要是我过去写的一些引起较大反响的评论。
我希望，也相信，阅读本书，是一次愉快的旅程。王福重2018年4月于北京第所1讲谓经济学本来嘛，我们这门学问该叫经世济民学，可是李世民皇帝用了世民两个字，我们就只能叫经济学了。——陈岱孙（1900—1997），中国经济学一代宗师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不但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级的经济奇迹，而且人们的精神面貌与此前的三十年迥异，尽管还存在各种问题和矛盾，但社会总体生机勃勃、繁荣康泰。
如果问中国这40年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会说：科学技术进步。
确实，在这期间，和自己比，我们取得了若干技术上的进步，比如神舟系列飞船发射成功，载人探测器到达4 500米海洋深处，袁隆平教授发明超级杂交水稻，等等。可是也应该承认，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原创，其他国家十几甚至几十年前就做过了。不错，中国人正在使用大量高科技产品，如笔记本电脑、苹果手机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有一些在中国生产罢了。
同时，这期间，中国在科学上的进展几乎付之阙如。科学是那些原理性的、形而上的东西，比如微积分、相对论、元素周期律、二进制，也包括经济学原理等。缺乏原始创新，是中国科学界、知识界多年的短板。
坦白说，原创成分最多最大的时期，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弹一星”（其主要贡献者如邓稼先、钱学森等都是在欧美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科研成果，都是那个时候搞出来的。而那个年代，中国很穷，好多人还在挨饿呢。
因此，中国这40年的巨大进步，不能说跟科技进步毫无关系，但起码不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么大。那我们能取得如此大的进步，最主要靠了什么？
正是改革开放。
改革，就是用市场经济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如今，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富裕、最有活力的地方，而国企扎堆的东北部分地区虽经多年振兴，依然严重滞后，这是市场效率高于计划经济效率的生动反映。
开放，就是打开国门，跟全世界来往。直到2017年5月C919首飞，中国才算制造了大飞机，可是很多人早就坐上了大飞机。飞机怎么来的？简单说，是用牛仔裤换来的——我们曾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口一亿条牛仔裤给美国，其利润才可换回一架波音737。用牛仔裤换飞机，就是开放的缩影。改革开放的思想，比任何技术发明或者改进，更能提高人民的福祉，而且更快、更明显。正如你不必懂怎么造飞机，只要会做裤子，就能坐上飞机！本书在台湾地区出繁体版时，出版社建议的名字居然是“牛仔裤换喷射机（飞机）”。
而改革开放只是经济学的“ABC”。如果经济学早一点普及，我们的改革开放或许会搞得更早、更好。 资源稀缺和资源配置
经济学历史很短，只有200多年。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1723—1790）出版了他闻名于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国富论》。这本书是公认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也就成了“经济学之父”。此后，经济学几乎占据各个大学的课堂，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1969年诺贝尔奖系列增设了经济科学奖（也称经济学奖）。同时，根据经济学理论制定的政策，如经济刺激计划、全球碳排放和交易机制，以及期权市场，深深改变了人类经济社会的面貌。
经济学成为显学，自然不是没缘由的。说到底，是因为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人类怎样才能更快乐幸福？
人活着就有欲望，欲望就是“想要”，比如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想获得安全的感觉，想与他人交往，想被尊敬，甚至还想出人头地，这些都是欲望。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人类的欲望做了深刻诠释。
欲望最显著的特征是无穷，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欲壑难填”。欲望没有止境，除非生命终了。
明朝的朱载堉（1536—1611），乃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是大学问家，他的《山坡羊·十不足》很有名，朗朗上口，传诵到今。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到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这首词把人欲望无穷的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秦始皇，已经是穷奢极欲的皇帝了，最后，还不是让人下海求仙，想长生不老。
也许有人说，他的欲望就不是无止境的，只要住上别墅、开上宝马、娶上美女，此生足矣。那如果我们就给他别墅、宝马汽车、美女，他会不会就此打住，不再有新的欲望了呢？当然不会，他会立即生出新的、更大的欲望来，比如想当个高官。
欲望无穷，意味着不能全部得到满足。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所谓的“痛苦”。所以，有了欲望，就要想办法尽量满足，减少痛苦。
要满足欲望，就得有满足欲望的手段，经济学把满足人类欲望的手段，叫“（经济）资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电影电视、手机手表、美女帅哥、学历学位、爱情亲情、安全舒适，都是资源。
资源与欲望相反。与人无穷的欲望比起来，资源总是显得不够，经济学家把资源的这个特点叫“稀缺”。
需要注意的是，稀缺不见得是绝对地少，而是相对地少。它与人的欲望相比，是不够的。
每个人都面临稀缺困扰。穷人自然面临稀缺问题，对穷人来说，钱就是稀缺的。富人是不是就没有稀缺问题了呢？同样有。比如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也面临着稀缺问题，跟普通人一样，也想长寿——对他们来说，时间资源就是稀缺的。
吃自助餐，总想把钱吃回来，否则就亏了。此时，胃的容量就是稀缺的。
每个国家和社会也都面临稀缺问题，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比如，美国是世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美国人也想更安全（想想“9·11”事件）、更强大（想想混乱的中东局势），在全世界畅行无阻。稀缺是普遍的，无处不在。
如果这样，问题就来了：欲望人人有，每个社会都有，还趋于无穷，而资源是稀缺的，满足欲望的手段没那么多。所以，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人生的目的是快乐（如果不承认，想想怎么否认），社会的目标也是让所有个人更快乐，快乐恰是痛苦的反面。所以，必须解决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矛盾，让痛苦少一点，快乐多一些，或者让净快乐最大化。
在近代（资本主义）以前，解决人类的欲望无穷与资源稀缺矛盾的办法，是压抑人的欲望，比如各种宗教在本质上都有这个作用。马克思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而以后的社会，解决困境的办法，是发展生产，缓解稀缺。
但是欲望毕竟太大，而资源又总是稀缺，永远比欲望要求的少，再怎么生产，也不能让所有欲望都得到满足，只能满足一部分。那人类首先就要决定，满足哪些欲望，不满足哪些欲望，至少是暂时不满足。
满足欲望靠生产。生产什么，就意味着让什么欲望得到满足，比如生产粮食，就是让吃的欲望得到满足。
资源稀缺，不可能什么都生产，生产一种东西，就意味着放弃另外某种东西。一块土地，种了玉米，就不能同时再种大豆，因此，需要仔细考虑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在经济学上，这个问题叫“生产什么”。
生产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京东、顺丰、美团等公司，在最后一公里，可以用汽车送递，但是他们都用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汽车可能更快，但成本太高，没法赚钱。对企业来说，赚钱才是硬道理。但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他们就用飞机或者汽车了，这同样是考虑了成本和赚钱的缘故。
这说明，用什么方式生产是很重要的，需要仔细考量，做出决策，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叫“如何生产”。
东西生产出来以后，就该让它去满足人的欲望了。但是，怎么把东西分到每个人手里呢？要靠规则。规则怎么定？是谁出价高就给谁，类似于拍卖，还是谁权力大就给谁，还是抽签凭运气？这些都是规则。2010年后，很多城市对居民住房限购，除了户籍，有的城市用缴纳社保年限（如北京市、上海市），有的用学历（如2018年的合肥市、西安市），有的干脆就将抽签结果（如2018年的杭州市）作为居民是否有购房资格的依据。
不同的规则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社会要想和谐，就必须采用合理的规则，所以，对于如何分配，人类也得做出选择，这个问题叫“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就是著名的“资源配置”问题。
资源配置直接源于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永恒矛盾。资源配置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都存在如何更好地进行配置的问题。
配置，就是放；资源配置，就是把资源放到哪里去。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 效率
资源配置的目标是效率。经济学的效率和生活中的效率是两个概念，经济学效率是指一种状态。该状态下，想让某个社会成员变得更好，只有让至少一个成员的状况变得比现在糟。换句话说，如果不让某个人变差，就不能让任何人变好。这很像“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比这个状态再好的了。而如果可以在不使任何人变糟的情况下，让某个人变好，这个状态就不是最好的，因为有改进的余地。
经济学对效率有一个专门概念，叫“帕累托效率”。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最先提出了效率概念，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迄今为止，人类找到了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一个是计划，一个是市场（有人认为还有伦理方式，如家庭内部通行的是老年人优先，但本书不讨论伦理问题）。主要用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叫计划经济（体系），主要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叫市场经济（体系）。
计划这种方式，就是计划部门的人说了算，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资源怎么配置，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是计划事先规定好了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不能各行其是。
问题是，计划部门的人再聪明、再有智慧，哪怕跟计算机一样智能，也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欲望、偏好，因为它们经常是随机的、无规律的，不能了解所有企业的状况，因为企业的很多知识是非常个性化、非标准化的。因此，计划部门根本没有能力处理一个庞大经济体的全部生产和消费活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无效率和失败是必然的。
说到底，计划经济是由个别人说了算的经济体系，是公众不能自主决定自己事务的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手段是市场，核心是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买什么、买多少，都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收入和偏好自主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生产，要看生产什么更赚钱，也是自主决策。说通俗点，市场经济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经济，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
1978年，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邓小平的名言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是对过去多年错误认识的拨乱反正。
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虽然计划经济在开始的时候，也曾经创造了若干奇迹，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五时期”取得的成果，但是它固有的弊端最终使其归于失败，最典型的就是已经解体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生机全无，人民生活困顿，比如前苏联等。
奇怪的是，计划部门的人都是社会精英，也都想把经济搞好，而且还自认为有能力搞好，但是愿望终究成了泡影。违背规律是不可能最后取得成功的。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的名言：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使其变成天堂。
而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变化，是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最好的证明。
为什么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过去实行计划经济，而另外更多的国家却选择了市场经济甚至恐惧计划经济呢？除了特殊的环境约束，归根到底，是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对于世界的看法不一样。有的认为有意识的管理、控制、计划更有效，集体的力量更强大，应该由集体（也就是一部分人）来决定资源如何配置，由计划部门来规定人们如何行动。而有的认识却相反，他们觉得个人自发的力量更强大、更根本，应该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事情。而后者正是经济学的传统。
分叉，就是从此开始的。这也说明，经济学理论很重要。
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中国人民从贫困的泥淖中走出来，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生活福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出国留学、外国大片等，都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结果。
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导致不同的经济理论，不同的经济学，又导致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可谓天壤之别。
经济学值得学习，还因为经济学很深刻，能够让人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人生、认识世界。经济学可以帮助你澄清从小时候就一直有的似是而非的认知和难解之谜。比如为什么“物以稀为贵”？粮食仅仅是农民“汗滴禾下土”的结果吗？利息意味着剥削吗？浪费是否就是可耻的？为什么美国不生产电视而日本不生产药？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理论包括两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微观主体，也就是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单个市场是如何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是如何运转的，如果出了问题又怎么办。
经济学不但伟大，而且有趣，只需读几页本书，必能体会个中乐趣。第经2讲济学家如何看待世界我确信，跟思想的潜移默化比起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未免被夸大了。确实，思想的作用不是能立即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在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很少有人在25岁或30岁还会受新理论的裹挟，所以，公务员、政治家甚至鼓动者所运用的思想，一般不是最新的。但或迟或早，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24章“结语：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具体是人的行为。但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常常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使得经济学对世界的解释更精准，更有力，对于指导人类活动也更有效。
物以稀为贵，人人皆知。可是为什么物稀了就贵？毕竟，东西稀少跟其富余的时候，就表面也就是物理属性来说，是完全一样的。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从人的心理出发，把其中的道理解释得透彻如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的本意是说，人家花钱请你吃饭，你没买单，可是你是有代价的。因为吃这顿饭的时间，本可用于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把时间用于吃这顿饭，就失去了它本来能拥有的价值。这就是机会成本的考虑。它提示我们，做事的真正成本，不是为做一件事已经付出的，而是为做它所必须放弃的。当面临两难选择时，应该想想，哪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更少，更有利，也就不难了。
事情处于暂时平衡或者相对静止状态时才便于观察，比如价格即是如此。这个状态就是均衡。均衡是各方利益都得到关照以后的结果，均衡的达成也是通过边际调整的。
经济学家的想法跟常人不同，但非常简洁深刻，常常让人茅塞顿开。
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科学，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是因为经济学家看世界的方式和常人不同，也与其他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法学不同，经济学家有一套自己想问题、看世界的思维方法。这些方法，帮助人们更科学地认识外部世界，提高人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这里，就讲几个经济学家的特殊思维方式，它们也许能矫正甚至颠覆你长久以来的认知。 边际考虑
边际原是数学概念，即导数，描述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影响程度，也就是两个变量改变量的比。经济学上，边际的意思是“最后的”，或者“新增加的”。边际考虑，就是只考虑最后的一单位或者新增加的一单位因素所引起的变化，从而判断事情的整体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个和新增加的一个，都算边际的一个。比如现在某个东西一共有99个，第99个是最后一个，它是边际的一个，而第100个，是新增加的，或者将要增加的一个，也是边际的一个。高等数学（微积分）中，把这个情况叫“左导数等于右导数”。
边际意味着微小的改变，所以，最后的一个，与新增加的一个，相差非常小。它们引起的变化的差异也非常小，可以忽略。在数学上，结果差异很小这个性质叫“连续”。
可能有人说，第99个和第100个可能差得非常多，结果因此差异明显，那是因为单位选取的太大，只要不断缩小单位，差距要多小就有多小。说到底，用数学语言，边际就是无穷小量。
边际考虑只顾现在和将来，而不管过去，因为过去了的事情就过去了，不应该让它再影响当下的决策。就像平时说的，覆水难收。我们不必总是记挂过去，那无济于事。我们只需要考虑新增加的因素和它引起的后果就可以了。
比如晚上要去现场看足球比赛，可是你出发前，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假如有两种情况：一是买了票，还不便宜，比如1 000元，而且不能退；另一种情况是，票是赠票，可是不能转手倒卖，也不能退。这两种情况下，决定去还是不去看比赛，有没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花钱买了票比赠票去的可能性大。也许你真的这样想，但这样决策是不理性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好处。其实，这两种情况，对是否去看比赛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票不能退，买票的钱回不来，经济学上这叫“沉没成本”，即一旦支出就无法收回的成本。因此，是不是去看比赛，仅仅取决于从现在开始将要发生的情况。
只应该进行边际即新增加的成本（坏处）和新增加的收益（好处）的比较。这两种情况下，新增加的收益都是看比赛带来的愉悦感，新增加的成本都是冒雨观赛的不舒服感。如果雨中看比赛不算什么，能看比赛就好，则不管是自己买票还是赠票，都应该去看；反之则不去。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不要再考虑买票的钱，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经济学家还认为，某种要素对整体的贡献，是由其最后的即边际的一单位，而不是平均或者最开始的那一单位决定的。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农民种粮食的问题。
假定只有一亩地，一个人耕作，可以收获1 000斤（1斤=500克），两个人打1 800斤（假如农民都尽力干活，所有农民劳动能力无差异，粮食产量不会是2 000斤，其余情况如是类推），三个人打1 900斤，如此等等。
想想，如果是10 000个人，能打多少斤？零斤！因为10 000个人一齐上会把地踏平。
这里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第二个人没有第一个人打得多，第三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打得多。总之，后一个没有前一个打得多。经济学家把这个规律叫“边际产量递减”，也就是新增加的那个人所增加的总产量越来越少。
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没法严格证明，因为每个农民都不同，土地也分优劣，还有计量上差异，但同样也不能推翻，可以看成公理。
可以想象，如果产量不递减，那就是递增或者不变，看看是否可能。
如果边际产量不变，后一个农民的产量永远与前一个一样多，那一亩地，就可以产出养活全世界几十亿人的粮食——只要不断增加人数就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递增了——如果可以，那世界就太奇幻了！只有《圣经》中才会有这样的奇观。
回到问题上来。如果有100个人种这一亩地，那么每个农民应该得到多少工资，也就是多少小麦呢？因为农民并没有差异，他们得到的应该是一样多的（现实中，至少在一个地区，地主给每个长工的口粮大致是相同的）。
而究竟得到多少，取决于各自劳动的贡献。这个贡献是第一个人产量1 000斤，还是用总产量除以总人数100后的平均数，抑或其他呢？
不可能是1 000斤，因为一共也没有这么多小麦。所以，一般人认为是平均数。这似乎有道理，既然每个人得到的一样多，自然得是平均数。
但是，不能给农民这么多！因为每个人拿走平均的产量，农民就把所有小麦都拿走了，土地的主人（地主）不会同意。
每个人到底能分得多少小麦，必须进行边际考虑。也就是看最后一个人，即第100个人的产量贡献是多少。假如是10斤，也就是说，由于增加最后这个人所增加的粮食总产量是10斤，这个产量就叫“边际产量”。
经济学家说，每个人应该获得的收入就是边际产量，即10斤。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劳动的实际贡献就只有10斤！
最后一个人对粮食的贡献只有10斤，这一点，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吧。那么，每个人，包括第一个人的劳动的贡献也只有10斤，信不信？
首先，小麦能产出来，不仅仅靠了农民的劳动，还要靠土地（当然包括种子、管理等，我们暂时忽略这些因素，或者把它们归于土地）。因此小麦是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对产量也有贡献，总产量绝不全是农民的功劳。这个常识，经常被人们忽视，也就是过度夸大以致无视劳动以外的要素的贡献。
其次，如果让第一个农民最后来，能打的小麦也只能是10斤，而不再是1 000斤；让最后一个人先来，打的小麦也将是1 000斤，而不再是10斤。原来，第一个人打的多，唯一的原因是第一个来的。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来的，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第一个人自己使用1亩地（土壤肥力）生产，而最后一个人只能用部分（如1%）的土地！第一个人打的小麦多，是因为用的地多；最后一个少，是因为用的地少。他们交换位置后，打的一样多。这说明，他们劳动的贡献是没有差别的，都是10斤，差距是土地多寡造成的，与劳动无关。农民应该按照自己劳动的贡献分小麦，也就是每人10斤。剩余的小麦都是土地的贡献，第一个人的1 000斤中，有990斤是土地的贡献；第100个人的10斤中，土地的贡献可以看作0。因此，不但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土地的边际产量也递减。
经常说的“剥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主给农民的粮食还不到10斤，低于农民的贡献。
从小到大，很多人养成的是认识是，粮食完全是农民打出来的。边际原理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土地不但有贡献，深入考虑下，能吃到粮食，是劳动的作用更根本，还是土地？显然是土地。离开了土地，农民本事再大，再辛苦劳作，再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也生产不出一粒粮食；而没有劳动，土地也能长出粮食来，人类的祖先就是靠着土地的天然赐予过活的。
有人还说，农民的劳动是最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最辛苦。但体力辛苦不是值得尊敬的理由，至少不是唯一的理由。创造新世界的劳动，也许体力上不那么辛苦，但是价值更大，例如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劳动。而实际上，脑力劳动对人的消耗比体力劳动大得多。
记住，是最后一个人的产量决定所有人的产量和工资，不是第一个人的产量，也不是平均产量，有经济学家形象地将其称为“狗尾巴摇动狗身子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边际决定的原理。
再看一个经典的边际决定的案例，是大经济学家庞巴维克（1851—1914）在《资本实证论》里讲的。
假定一个农民某年生产了五袋粮食，要安排这五袋粮食的用处，一定是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
第一袋，吃，对他最要紧。
第二袋，增强体力和精力。
第三袋，酿酒，因为他喜欢喝酒。
第四袋，养家禽，因为要吃肉，但是他认为吃肉没有喝酒重要。
第五袋，养鹦鹉。因为他觉得能想到的用途，都已经有了安排，实在找不到别的可以安排了，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个用途。
注意，我们买东西，不是想获得商品本身，而是因为商品有用，这种有用主要是主观的。经济学把商品能够满足人主观愿望的特性，叫效用（以后我们还要专讲效用）。消费就是为了获得效用，而且想达到最大的效用满足。
与边际产量递减类似，效用也是边际递减的。以上边的例子来说，第二袋粮食的效用比第一袋小，第三袋比第二袋小……第五袋的效用是最小的。这叫“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也是公理，无法严格证明，但可以说明。如果边际效用不递减，那就是边际效用不变或者递增。
以吃馒头为例，假如边际效用不变，后面一个馒头，永远跟前面一个一样好吃，那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永远吃下去，永远吃不饱，最后肯定撑死！更不必说边际效用递增了。
认可了边际效用递减，再看上边的例子。第一袋粮食对农民的效用最大，如果出售，要收取最高的价格，比如100元；第二袋的效用要小一些，他能接受的价格也低一些，比如80元。依此类推，第三袋60元，第四袋40元，第五袋效用最小，如出手，20元就可以。
问题来了，如果要同时出手全部五袋粮食，每一袋的价格自然是一样的，这个价格是多少？是100元，80元，60元，40元，还是20元？
答案只能是20元。
假设很不幸，丢了一袋粮食，请问，他要放弃哪种效用？不吃饭，还是不喝酒，抑或放弃其他效用？显然是不再养鹦鹉。也就是说，丢失的一袋粮食的影响，或者所失去的效用，就是养鹦鹉带来的快乐。所以，丢失的这袋粮食只值20元。
问题在于，养鹦鹉的这一袋粮食，不是这五袋中特定的一袋，而是其中的任何一袋。所以，当有五袋粮食的时候，每袋都仅值20元。
如果又丢了一袋，失去的就不是养鹦鹉的快乐，而是吃肉满足了。所以，当他有四袋粮食时，每袋粮食就值40元。
依此类推。当有三袋粮食的时候，每袋的价格就是60元；有两袋时，价格就是80元；只有一袋粮食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100元了。
当有五袋粮食的时候，每袋粮食的价格由第五袋的效用决定；有四袋的时候，由第四袋决定，等等。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后一袋也就是效用最小的那袋决定每袋的价格，是边际决定，而不是平均决定。这个道理和所有农民的工资由产量最低的最后一个农民的产量，也就是边际产量决定是一样的。
这很像中国人说的，物以稀为贵。遗憾的是，大家只知道物以稀为贵，却很少晓得或者不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物以稀为贵。
也难怪，经济学家找到这样清晰的思路，用了差不多100年。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类似问题开始，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出现所谓的边际革命，才得到圆满解决。 机会成本考虑
成本是每个人做事都会考虑的因素，收入减去成本才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利润。可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成本，与一般人口中的成本，差别甚大。后者是会计成本，是做账用的。会计成本是直接的成本，即已经实际发生，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但是，经济学家说的成本却很不一样。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只有一个，就是“机会成本”。
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多种用途，把资源投到一个用途，意味着放弃另外的用途。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就是由于做这件事情而放弃的其他用途中价值最大的那个的价值。说起来拗口，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一笔资金，100万元，这是一种资源，假设可以投到5个项目。如果投到第一个项目，那它的成本多少？不是100万元，那是会计成本，真正的成本——经济成本是放弃的另外4个项目中，价值最大的那个项目的价值，比如第五个项目的价值最大，500万元，那第一个项目的成本就是500万元。
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的最大价值。机会成本，根本没有实际支出过，也跟该事情没有直接关系。这与会计成本几乎就是两回事。
相应地，经济学的利润与会计利润也不是一回事。会计利润是全部收益（毛收入）减去会计成本，经济利润是全部收益减去经济成本也就是机会成本。
再举例说明。假如一个人上班，每年有10万元收入。现在辞职经营餐馆，每年的全部收入是100万元，会计成本99万元，包括购买原料、员工工资、税收和其他费用。会计利润就是：1（100–99）万元。
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人不但没赚钱，反而赔了钱，至少赔了9万元。因为，如时间不用于开餐馆，而是继续上班，就有10万元，现在只有1万元，至少赔了9万元。问题出在少算了成本——不能只算买菜、买肉的花销，为了开餐馆而放弃的收入也是成本，这些没有算上。
机会成本思维的非同凡响之处在于，在一般人看来，干什么都可以挣钱，都有利润，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在一定的时期内，只有一件事情有利润，其余都亏损，即利润是唯一的。
比如一笔资金，哪怕有10 000个项目可以投资，但最多也只能在一个项目上产生经济利润，没有第二个。
因为一个项目有利润，意味着投资这个项目得到的收入，比做这个项目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比其他项目获得的收入都大。
如另外一个项目也有经济利润，那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收入也大于所有其他项目的收入，包括前一个有利润的项目，这就矛盾了。
结论是，只有把资金投到唯一产生利润的项目，才是正确的，其他的都亏损，是错误的决策。
这是经济学的高明之处，会计学认为任何一个项目都可能有利润。
再次说明，资源怎么配置，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家了不起，企业家的能力和任务就是找到这个唯一的有利润的项目，人才难得。
做事情必须考虑机会成本，也就是，不但要看由于做这件事得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因为做这件事情，失去了什么。如果失去的比得到的还多，就不值得。还是那句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人请你吃午餐，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就是免费的吗？不是！
因为午餐的时间，是你的资源，它有多种用途，除了共进午餐，还可以用于跟朋友聊天、午休、逛街、打游戏、上网，甚至静坐遐思。吃这顿“免费的”午餐，就放弃了其他的享受，也许这些享受中的某一项，价值比午餐更大，所以这顿午餐不是免费的。
即使有人请吃饭，也不一定就要去，而是要考虑机会成本。人们经常抱怨，请人吃饭，人却不来，不给面子。其实，人家是考虑了机会成本，有更重要的事情。
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说国有企业又创造了多少利润，给财政做了多少贡献。对此，我常常不以为然。这些利润显然是用会计方法计算出来的，如果用经济成本计算，还有没有利润？也就是说，如果把投到国有企业的资金，给私人企业，产出应该会更多。
假如把资金给私人企业能产生更多的收入，原来的国企就不再是赢利，而是亏损，整个社会的经济利润是负的，资金配置到国企就是错误的。
因此，一个社会的资源，必须科学配置，配置到有经济利润的地方，才是最佳的。如果放错了位置，整个社会的福利就下降了，因为社会为得到这个收入，放弃了更多的收入。
谁才能做出正确的配置决策呢？没有谁总是正确，但工业革命二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是最好的，或者说最优的手段。说到底，市场是竞争、拍卖机制，会引导资金流向有经济利润的地方。
市场力量越薄弱的地方，越穷。因为市场发挥的作用太有限了，资金，这个最稀缺的资源，被行政部门配置，没有流向产生最大收益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中国东北地区长期振兴而几乎无效，甚至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
机会成本考虑，对于做出正确决策，应该有所启发。 均衡考虑
均衡本来是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在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力的作用下，暂时保持静止的状态。经济学把这个概念借用过来，作为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
人们做某件事情，是因为有好处。可是好处再多的事一直做下去，也会变成不好的事，这叫“物极必反”。比如吃饭，即使色香味俱全，也不会一直吃下去，因为吃到一定时候，就会觉得这一口不如上一口有味道，前边说过，这叫“边际效用递减”，也就是新的一口，没有上一口好吃，而且这个递减会持续下去。
理论上，肯定存在最后一口。这一口吃不吃，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它的效用是零。此后的一口，当然不会再吃，因为它的效用比上一口的零还低，是负数，吃了不如不吃，徒增难受。
其实，吃第一口的时候，胃就已经开始难受了，只不过轻微而不觉，吃到最后那一口的时候，不适感觉就开始出现。
吃的最后一口，就是由于吃它，增加的好处（也就是边际好处）和增加的坏处（也就是边际坏处）恰好相等的那一口，这跟物体的均衡一个道理。
做事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边际好处和边际坏处在哪里相等。在此前，应继续做，因为做的话，净好处即好处减去坏处，会增加；在此后，则应该减少做，减少才会使净好处增加。唯有如此，利益才会最大化，相当于吃饱了又不难受。有时想把食物全部吞下，否则觉得吃亏。但是，不应该如此，因为全吃下去有可能撑死。现实中，确实有撑死的人。这些人只看到吃饭的好处，忘了坏处。
均衡是暂时的静止状态，静止就是事物以某种状态持续也就是稳定一段时间。人们常常嘲笑老年人保守，怕变。其实，害怕变化是人的普遍特征，变化意味着不确定，人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就会紧张、焦虑，行动失据，还可能遭受损失。而均衡就是一种稳态、一种确定，因为至少暂时不会变化。只有当事情处于不变状态时，我们才有机会观察、认识它。如果事情从不停下来，变化莫测，认识它们就难了。
均衡还意味着事物的变化是缓慢的，是一点一点发生的。比如，人类总的趋势是在进步，可进步是渐进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他有一句名言：自然不能飞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界变化比较慢，有承继、连续的特征。因为有不同的力量在影响着事物的运动，而且方向不一致。
均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达到的，这是边际调整的结果。经济学上把前面说的边际好处叫“边际收益”，边际坏处叫“边际成本”，均衡是不断比较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结果。
消费者购买的最后一单位商品，就是花钱所损失的边际效用和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的那一个；厂商生产的最后一单位商品，是让生产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个。听起来很玄乎，到以后的章节就慢慢明白了。
均衡也意味着各种力量达至妥协。做成事情，就要考虑各种因素，求得均衡的、让各方都接受的状态，彼此相安无事。不到均衡，事情就不会稳定或者结束。就如谈判，难就难在各方利益的均衡，必须做出妥协才能有结果。
均衡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为了达到各方满意的结局，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愿望，同时不能太执拗，只考虑自己，不照顾对方的感受。 经济学家如何看号贩子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号贩子的消息，如某医院又抓了几个号贩子，患者无不拍手称快云云。
人们痛恨号贩子，觉得他们抬高了挂号费，增加了看病难。不过，这是误解。
号贩子是怎么产生的？
号贩子基本只出现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太多人到大医院找专家看病，但是每天的专家号是固定的。一号难求，怎么办？
一是排队。有的医院，第二天的号，前一天下午就要排队，但能不能挂上，就看排在什么位置。App（应用程序）、网上挂号，减少了排队之苦，也是手快有手慢无。这时候，也许只能怪自己，为什么不更早，更快点排队？
蜂拥到大医院看病，除了医生水平高，还因为挂号费便宜，也许便宜的吸引力更大。一个著名的专家，要读到博士，从医十几年、几十年，发表若干核心期刊论文，主持若干省部级科研课题，费劲移山心力才行。而一个号，就几块、十几块，即使是最贵的特需号，也不过几十块到三四百块不等。价格低了，一方面刺激需求，也就是排大队。但同时，定价低，会抑制供给，即专家看病的积极性。累得要死，一天就挣几十块钱，对得起交的学费和辛苦，还有斯文和人格尊严吗！无他，正是定价低，导致了挂号难、看病难。
挂号费是卫生行政部门定的，初衷是大家都能挂上号，但结果恰恰相反。医生吃亏，意味着患者占便宜。长期低定价，助长了全社会占便宜的意识，而且大部分人认为看病就该价格低。将心比心，当抱怨老板抠门，工资低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医生就是靠看病养家糊口的呢？凭什么就该占救死扶伤医生的便宜，真把医生护士当天使了啊。
另一种是求助号贩子。什么人不想排队而求助号贩子？这种人不少，比如排队机会成本很高的（大老板），身体不好不能长时间排队的（老人），以及病情严重必须马上看专家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对价格不敏感，高也能接受。也就是他们认为值这个钱，也许是节约排队时间的收益，也许是疾病不能等人，挂不上号人就死掉了，反正，买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
号贩子的号价格高，一是有巨大需求，二是成本高，比如自己排队，雇人排队，贿赂有关人员（比如医院内部人士和保安等）；三是风险大，这个风险，就是被抓、罚款以及卖不出去的风险。注意，号贩子，不能漫天要价，如果价格高于买者即病人的主观评价，号就得砸在手里。所谓高价格，不过是为了出清这些成本和风险。
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大家都是某种程度的号贩子：低买高卖，赚取差价。比如炒股票、摆摊、卖菜，把海南的香蕉运到北京等。
有人把目光集中在医院、保安和号贩子的勾结上。但这不是问题症结所在，问题的症结在于定价低，即使提高价格也有人要，如果不是这样，勾结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卫生行政部门人为制定的低价，是号贩子产生的本源。要恨，就恨这种定价制度。
有人说，人家卫生部门是好心，可是不要忘了：常常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使其变成天堂。
而号贩子的作用，就是显示专家号的稀缺程度即真实价格。他们让那些真正需要看专家的患者，看上了专家，让那些不那么急迫的，不需要看专家的，没有看专家——专家号实现了其存在的目的，稀缺资源获得了有效利用，善哉善哉。
怎么解决问题，让大家不再等待和愤怒？
提高挂号费！
只要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让供求相当，也就是看病的人和专家号大致相等，就可以分流病人，比如不是特别急重症的人，可以在家乡医院、小医院解决，因为那些医院，从来不用排队，也没有号贩子，根本不用受号贩子的气。说难听点，生气是你自找的。或者说，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否则，为什么生气？如果亲人的病真的那么急，那么重，为了救命，还在乎四五百块钱？剩下来三甲大医院的就是能接受更高挂号费的病患，人数不多，不用排队，自然就没有套利空间，号贩子也就散去了。
必须说，尽管名声不佳，但号贩子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提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
也许，全社会都应该感谢号贩子。
注：本文写于2016年1月，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功夫财经（kongfuf）。背景是，当时某东北女子在北京某中医院大声斥责号贩子的视频，在坊间和网络上广为传播，引起行政部门以及媒体的关注，群起激愤，指责号贩子。文章发表后，也立即引发热烈讨论，包括CCTV在内的各大主流媒体都报道过。第经3讲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话间，来到闹市。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心！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清）李汝珍：《镜花缘》第11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慕仁风误入良臣府”
相较于现实世界，所有的科学都不是真事，因为凡科学必有假设，于假设之下，推演出一系列结论，但是假设很难完全符合现实。
理论并非现实本身，仅仅是对现实的解释。现实本身太过复杂，必须简化，简化相当于假设，才能认识清楚。
任何理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反映、再现现实，世界上不可能有不受任何约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一切以此标榜的理论，都是鬼扯。
经济学，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系统，解释对象主要是人的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有自己的假设，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就是对人的假设：人是理性的。
如果你开始不怀疑假设，哪怕貌似很荒唐的假设，应该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科学的殿堂。 比萨斜塔试验
1590年，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在比萨斜塔上做了著名的试验（有一种说法，说主角并非伽利略，而是另有其人）。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金属球，同时从塔顶垂直抛下。现场的人们看到，两球同时坠地，惊呆众人。根据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的理论，物体的下落速度跟重量成比例，应该是重的球先坠地。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也就是说，在任何时间、地点，莫非如此。这叫绝对真理。
其实，所有的理论，都是相对真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正确，脱离这个条件，真理可能立即变为谬误。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在有些条件下正确、另外条件下谬误的东西，才称得上真理。因为这样的东西才有用。
科学，最突出的特征，是有自己的假设。比如牛顿力学，假设时空是绝对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这样的假设，然而它假设光速是绝对的。这些理论都是科学，都是在假设下才成立，超出了假设，就是谬误。比如牛顿力学在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下就不成立。
伽利略是科学的先驱，当然知道这一点。
伽利略根据（类似的）试验结果，提出自由落体定律，也就是下落速度与重量无关，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相同。可是这个定律不是没有条件，条件就是没有空气阻力。
伽利略向下抛球时，有没有空气阻力？有。为什么两个球同时坠地？就是因为虽然有空气阻力，但是因重量足够大，阻力可以忽略，阻力对球的下降几乎不产生影响。所以，表面看起来，两个球同时坠地。
如果是铁球和纸片，谁先坠地？自然是铁球。那能证明亚里士多德正确吗？当然不能。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他是错的，把他的理论推翻。伽利略的实验，实际上已经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可是，铁球先于纸片坠地，推翻了伽利略的定律没有？当然没有！因为伽利略定律有假设，即没有空气阻力。当铁球和纸片一块往下抛的时候，空气阻力的作用，就不能忽略，就不是伽利略定律管的事了。
可以想象，如果可以消除空气阻力，比如在实验室的真空中，铁球和纸片一定是同时坠地的。
伽利略试验时，两个球是否真的同时坠地了？严格来说，也不是。只不过肉眼看，是一起罢了。因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空气阻力的。
因此，科学并不是事实本身，只在自己假设的或者圈定的领域里成立，在此之外，并不成立。 科学的作用
人们常常说“理论是现实的反映”，其实不是这样。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任何理论能够百分之百地反映它。人的智力毕竟有限，不是万能的“上帝”。理论其实仅仅是现实的解释，也就是说明：何以如此。
据说牛顿见苹果坠地，悟出万有引力定律，仿佛中国禅宗的顿悟。苹果坠地而不浮上，是因为地球的引力。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地里有鬼叫魂，这也是理论，不过是谬论。
科学与谬论的区别何在？在满足或者接近假设的场合，科学的理论可以预测进而指导人们的行动。比如万有引力可以预测星球的运行轨道，而叫魂以及类似的“胡说”，什么也预测、指导不了，对人类认识世界，提升福祉没有帮助。
有人常常怀疑假设，说假设不合情理，这是没有科学素养的主要标志。假设是研究、认识复杂世界的必要手段。只有做出假设，忽略掉不相干的因素，才能逐渐认清事务的本质。如果不做假设，同时考虑所有因素，将一筹莫展。实际上，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对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只有恐惧、膜拜，无法预测、利导。
比如，地图就是对城市的假设。地图上，弯的路变成了直的，大城市缩在了小小一张纸上。如果没有这些处理，地图和城市一模一样，还有什么用呢？
台球比赛中，选手技术精湛每每令观众惊呼。也许选手并不懂“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力学原理，但如果假设他们懂原理，就可以预测下一步如何击球，而且好像这些高手真的是按照原理击球的。
如果在假设下得出的结论跟现实大相径庭，解释力太弱，就可以改变假设。但是一旦假设给定，就要在假设下分析事物，保证逻辑的一致性。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经济学既然是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假设。经济学假设有好多个，但是最根本的只有一个，就是“经济人”或者“理性人”假设。
经济人的意思是，每个人，包括自然人、家庭、厂商、政府，都在给定约束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
任何人，都受资源稀缺的限制，比如收入的限制、时间的限制、技术的限制、土地的限制、资本的限制等。人们只能在这些约束内行事。
整个经济学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否认这个假设，几乎等于否定全部经济学。
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想利益最大化。为什么可以这样来看待人和人的行为呢？
人是高级动物，但首先是动物，这一点常常被忽略。
单个动物，某些方面的本事比人大。比如，鸟会飞、蚂蚁能举起重量数倍于己的东西等。而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喂食宠物，它会跑过来，这是趋利，揍它就会跑开，这是避害。趋利避害是自我保全，只有自保，才谈得上其他。
动物的本能都如此，包括作为高级动物的人。趋利避害就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这即是人性。
人性无好坏之分，也不会变。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一概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遇到了黑社会，要么断指，要么断腕。怎么办？当然是断指以存腕，断指是取害，但是为了存腕必须断指。权衡一下，断指的害处比断腕的害处小，只能断指。如此一来，断指非为取害，乃为取利，是为了争取自己更大的利益。荀子就讲过这个道理。
急难险峻时刻，人性如此昭彰。 人人都自利
可能有人会说，人不都是这样的，有的人，经常做好事，为别人好，不是为自己。怎么解释他的利他行为呢？
因为，这部分人快乐的原因或偏好跟一般人不同。对于多数人，事情于己有利才快乐，但是也有少数人，事情于己有利，也许快乐，也许不快乐，但是，帮助别人，让别人快乐，会让他们更快乐。这些人的偏好中，有利他的倾向。如果不做好事，反倒少些快乐，甚至增添些许痛苦。
有的人，做了坏事，觉得亏心，或者为了掩盖，就拼命做好事，只有如此，才能减轻精神痛苦，少做噩梦。有人进庙烧香，就是坏事做多了怕报应，求神灵保佑他。
客观上，他们的行为是好的，甚至是高尚的，但是在主观上，也只是为自己着想。
父母都疼爱子女，话说，只有宠溺的爹娘，哪有孝顺的儿孙。为子女，父母愿意牺牲一切。因为子女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怎么看待公交车上让座的举动？那可是给非亲非故的人。这是同情心的产物。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让座不过寻常尔尔。
这样说，似乎有些刻薄，不过，让个座，实在应该是起码的礼貌，不能上升到道德的层次。
一般来说，应该是年轻人给老人让座，而不是相反，反了，老人可能就有问题了，会被怀疑动机不纯。所以，不能一看见让座，就认定做好事。
做好事，也必须看接受的一方是否有需要，是否愿意。如果看见老太太在马路边，就径直搀过去，未必是好事。也许老太太好不容易才从对面过来，这是帮倒忙。周星驰的一个电影，就有这样的情节。
做好事的人常常说，帮助了别人，更快乐了。此言非虚也。
因此，利他和利己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可以统一为利己。 看不见的手
必须强调，利己，绝不是损人，而是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增进自己的利益，而通常情况下，是增进双方的利益。一切以损人为前提的行为，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问题就来了。如果每个人都从利他出发行事，都是孔子说的君子，这个世界岂不是更美好？
表面看是这样的，其实不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他说，每个人都不想增进他人的利益，仅仅知道自己的利益，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事。但是，当他这么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实现了他人或者公众的利益，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
令人惊异的是，亚当·斯密还说，每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行事，要比从他人利益出发去做事，结果对他人更好。
亚当·斯密的意思是说，如果真想对别人好，只要对自己好就可以了。这是石破天惊的，为什么是这样？！
当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做事的时候，竞争的压力使得他必须对别人好，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市场的本质，是个人，以及个人在自利心理诱导下的选择行为。在主观上，人是利己的，但是在客观上，却必须利他。
以沃尔玛为例，曾连续多年排在世界500强的第一名。可以想见，在沃尔玛走向辉煌的过程中，许多同类公司被它击败，倒闭了。简单地说，就是它们的东西比沃尔玛贵，消费者更喜欢便宜货，买沃尔玛的省钱，省下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消费者的福利就提高了，这是消费者追求利益极大化的结果。
沃尔玛创设初衷并不是给消费者省钱，只是想赚钱、给股东创造价值。但是要赚钱，就得和同类公司竞争，卖得更便宜，这样，它就促进了本来并未打算促进的消费者利益。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发的、个人的力量。
永远也不要忽略个人的力量。有些动物濒临灭绝，可是有一种常见动物，绝不会在短期内灭绝：鸡。因为很多人喜欢吃，就有人去养，并以此挣钱。吃的多，养的就要更多，要不就挣不到钱。可以想见，都不吃，鸡就存在不了多久了。
可能会问，如果每个人都从别人的利益出发做事，世界岂不是更好？为什么亚当·斯密说不如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得好？
愿望自然好，但这不是世界的本质，不符合人性。人类不是没有尝试过，失败的教训太多了，比如人民公社的存在就是靠利他的宣传和典型，虽然事实上也确实涌现出了这样的典型人物，但公社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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