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试读：
绪论
一、研究的立意和学术价值
1945年8月15日，东京广播电台播放了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日本军队陆续向同盟国军队投降。美国军队随即单独占领日本，“盟总”主导了肢解大日本帝国的民主改革。1951年9月，美国召开旧金山和会，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在和约生效的同一天，美国操纵下的“日台和约”签订，为中日两国建立正常关系设置了巨大的障碍。1952年民间级《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开始了以民促官进程。通过日益扩大的民间外交、半民半官等方式，逐步积累着推动中日复交的能量。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向和解，从外部创造了消除中日复交障碍的有利条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
1972年7月田中内阁上台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从政府层面上解决了20多年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外交悬案。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正常化历时7年相比，中日官方关系的变化之快，反映了当时风云际会特殊时期的历史面貌。中日复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外在因素，包括美苏冷战体制下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美国对华政策适时调整、美日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新抉择以及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等，均对中日关系的突破性发展产生影响；其内在因素，包括日本国内政界、财界、舆论界、在野党及与之相关的公众意见的变化、自民党内政治斗争、“亲台派”和“亲华派”实力对比的消长等，构成迅速实现中日复交进程的强大合力。
中日复交谈判是一场很奇特的外交谈判，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首脑率高级别代表团飞赴北京，直接展开复交谈判。因冷战原因而被分隔了20多年的中日两国，在短短的4天之内就完成了包括结束战争状态、处理战争赔偿、建立外交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谈判。漫长的逐步积累和快速实现目标的一慢一快进程形成鲜明对比。在一般情况下，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议题，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方能达成共识。更何况两国在这4天的谈判中，还初步达成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隐含更密切关系性质的共识。
田中政权推进中日复交并非易事，需要逐一解决面临的四大难题，即安抚国内反对势力、打消美国疑虑、争取中国的积极配合、化解台蒋当局的强烈反对。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后（详细情况见第二大点“中日关系研究史及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田中政权何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解决上述四大问题，是一个虽被广泛关注，却仍未得到充分阐释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资料、方法和观点上都存在可进一步深化的余地。因此，借助近年公开的一批解密文件、当事人的回忆录，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田中政权推进对华复交进行更加全面、具体、翔实的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检视已有研究某些结论的不足，也有助于把握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特点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日关系进入新的调适期。在此过程中，“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议”、安全互信等问题时有激化，两国关系数度出现震荡，形成“合作在扩大，竞争更激烈，矛盾更尖锐”的局面。2006年10月8日至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13天后访华，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首相把中国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国家的纪录。2007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7年之后再次访日。相隔半年多的两国领导人互访，引起了中日双方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也从一个侧面显示继1972年复交和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必须继续坚持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展现诚意的精神。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特殊性，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特殊性，目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大多数与中日复交之际相同或相似。1972年复交过程中，中日双方因各自的战略需要，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诸如搁置、保留各自解释空间、心照不宣等政治化处理措施。而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政治化处理引发的“后遗症”时有显现。中日建交数十年后，通“温故而知新”，可促使中日关系一直沿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因此，深入分析1972年田中政权推进对华复交过程，对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再出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重点不在有关中日复交已有的宏观层次考察，诸如“美苏冷战”、“中美和解”、“中美苏大三角”、“中美日小三角”等问题，而是着眼于日本自民党内部、田中内阁与美国尼克松政府、田中内阁与中国政府之间政治互动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进一步说，在本书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关于选题有以下几点界定。
1．研究的主要对象。切入中日复交问题的角度有多种，本书选取田中政权作为分析的主体，紧紧围绕田中政权对华复交决策推进过程展开论述。
2．相关研究内容的取舍。本书既非主要分析日本对华复交的整体国际背景，也非全面分析日本国内各势力间的互动，而是对研究内容有所取舍。例如，在分析日本国内因素时，只选取自民党和外务省等对复交有直接影响，且需田中政权着力去化解的“阻力”问题，省略了在野党、经济界、民意和舆论等基本上属于“动力”因素的分析，因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
3．观点的局限性。本书借助近年逐步公开的一些解密资料，解析田中政权推进复交的内幕、内情。在此基础上，检视现行研究成果，力求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由于主要依据日本和美国方面的资料，特别是政府解密文件，故本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能否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有待未来验证，尤其是未来中国方面相关资料解密后的验证。
众所周知，1972年9月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是宣布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文件，也是规定两国关系发展政治基础的重要文件之一。因此，依据充分的第一手资料，从田中内阁决策的过程和影响等角度，继续研究中日复交问题，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二、中日关系研究史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学者对中日复交的研究相当丰富。早期的研究基本上利用公开资料和少数参与复交准备工作的当事人的回忆，对民间外交（包括经济和人员交流）、在野党、自民党内亲华派等分析得较深入。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古川万太郎的《日中战后关系
[1]史》。古川写这本书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研究的兴趣，更有一种致力于日中友好的使命感，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该书，他自己评论说，日中两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2年复交，乃至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间经历了长期的“不正常状态”。关于这一段历史，除了政治家、友好团体、LT贸易关系者的零星记述，没有完整的研究。加上受到当事人立场和观点的限制，研究得很不充分。因此他写这本书的出发点是基于过去两国关系的经验，寻求解决新时期日中问[2]题的办法。
[1]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史』、原書、1988年6月。此书系在他1981年、1983年版基础上增补而成。
[2]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史』、原書、1988年6月、491頁。《日中战后关系史》所记载的时间起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终至1987年（初版于1981年，1988年再版时增补了1978年至1987年间日中关系新动向），重点则是1949年至1972年中日复交。无论是初版还是再版，《日中战后关系史》在当时是达到相当水平的著作，即使到现在也是研究这一阶段日中关系的基础性著作。其特点是材料充实，分析角度新颖。由于古川长期担任《朝日新闻》社政治部记者和编辑，不但能充分利用公开信息，其记者的身份更使他能了解大量内幕。正如古川自己介绍的那样，该书“至少把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中，日中两国之间大体上有哪些事情，并在俯瞰进程之际分析各类事件出[4]现的原因和背景”。以政治和经济关系为主，辅以与此有关的其他民间交流活动。同时，古川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因此对重要的事件和时期的相关人物的动机、意图，及其有关联的活动等，都作为焦点问题进行研究。古川认为政界，尤其是自民党的作用很显著，更是实现日中复交过程中不可欠缺的因素，因此对池田内阁以后这方面的情况给予了特别重视。
[4]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史』、原書、1988年6月、491頁。
由于《日中战后关系史》完成的时间比较早，随着许多更内幕的资料和保密档案陆续公开，主要依据公开信息和不完全准确的内幕消息的《日中战后关系史》已略嫌不足。比如，书中称1972年7月底至8月初访问中国的竹入义胜，行前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会见四次，对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台湾问题、日美关系、安保问题以及条约的形式等进行了充分协商，并依此做出“竹入笔记”前往北京。然而据竹入义胜本人证实，不但大平正芳避而不答他的有关问题，田中角荣连竹入提出能否写封信说竹入是田中“极其亲密的友人”之事，田中都没有答应。所谓的“竹入笔记”，实际是竹入在苦[6]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让正木良明等为自己准备的。另外，由于不是一本专门针对1972年复交的书，相关论述略嫌单薄，《日中战后关系史》基本也没有涉及美国方面的考虑。
[6]竹入义胜：“历史之齿轮倒流：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的周总理的决断”，收录于石井明など:『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と日中平和友好条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8月、199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复交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的来临，兼以资料和信息进一步增多，日本国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面更广。在美国因素方面，2004年池田直隆出版了《日美关系与“两个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阁期》，讲述日美关系中的中[7]国问题。在中日复交方面，池田利用美国解密文件等资料，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他通过对比“竹入笔记”和最终的正式联合声明文本，认为中日两国在田中内阁成立不到一个月的7月下旬，就对联合声明草案达成了事实上的一致。不过他在分析时忽视了尼克松政府内的决策体制，主要从国务院态度的角度分析问题。池田认为，美国政府对日中急剧接近的动向，在日美关系及未来日中关系上持有深深的担忧。此后美国政府对日本“冲得过快，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轻易就让步”深感不安。池田的结论看似没错，但他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换言之，池田看到的是国务院的立场，没有进一步分析国安会、基辛格的立场。
[7]池田隆：『日米関と「二つの中国」』、木鐸社、2004年9月。
伊藤刚的《同盟的认识与现实：冷战缓和时期的日美中三角关系》（以下简称《认识与现实》）分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美日[10]三角关系。伊藤刚的研究立足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日美同盟之间在“物与人的合作问题”关系上的变化。70年代初日美同盟内部急剧的政策变化，尤其是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中美接近与美国新经济政策，使日本产生了“被背叛”的感觉。但是“冲击”发生后，日本一方面强调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坚持日美协调，[11]这演变为日美成熟的新型关系的基础。伊藤认为其研究有两点意义：一是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让日美两国决策者产生了何种“认识”，这种“认识”与现实有什么差异，“错误认识”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二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吸取对现代中日关系有意义的教训。《认识与现实》第一章从国际体系层面介绍了中美日三角的变化，表示中美日三方之间出现了“同盟的尴尬”（美日间）与“小三角”（中美日间）现象。第二章分析了中美日三方开始出现“浪漫三角”关系，而美日受经济、领土等问题影响，在彼此认识上却出现矛盾。第三章专门研究了美日关系中的日本对美经济从属问题，主要指日本对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反应，在纺织品谈判上对美国的让步等。第四章则是日本对中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从中国加入联合国、日中接近、美日圣克莱门特首脑会谈、美日夏威夷会谈，到日中复交，研究了美国对日本的猜疑与日本自主外交（自律外交）的问题。第五章进一步分析了1972年中日复交后日本在亚洲的动向，尤其是对北越的外交。最后一章是结论，强调了同盟政治中的“协调”与“自主”特征。
[10]伊藤剛：『同盟の識と現実：デタント期の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有信堂高文社、2003年版、2頁。
[11]伊藤剛：『同盟の識と現実：デタント期の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有信堂高文社、2003年版、2頁。
伊藤认为，在中美公开发出相互接近的信息后，日本对中国的正常化进程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因素来说明：第一，从“美日中三角”的结构分析，这一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存在着“幸福的伙伴关系”，但是中美关系突然改善使日本决策层产生“中美才是‘幸福的伙伴’”的危机感，担心与美国的安保关系会不会被废止等。第二，感到被美国“背叛”的日本领导人中，认为必须进一步采取对美自主外交的人[13]增加，特别是在对中国关系的正常化问题上。
[13]伊藤剛：『同盟の識と現実：デタント期の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有信堂高文社、2003年、120頁。
伊藤的研究立足点是中美日三角宏观体系层次，而非微观层面，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问题，研究这一时期日本对美国的协调与自主外交。因此，《认识与现实》在中日复交的微观层面，尤其是内部决策过程的研究上明显不足。另外，作为一本宏观层面国际关系的著作，对史料的引用也非其强项。
在日本与海峡两岸关系领域，田村重信、丰岛典雄、小枝义人等编的《日华“断交”与日中国交正常化》是代表作。田村重信等在序言中称，该书围绕日中复交过程中困扰日本的与台湾当局“断交”问题，以日本国内动向，特别是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的动向为中心展开研究。有关日本与台蒋当局“断交”的内幕，是该书的一大贡献，这一部分的资料主要使用了松本彧彦和椎名悦三郎的回忆录，以及椎名一行访台期间与台蒋当局相关人员和团体会谈的部分记录。此书的另一特色是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日中复交期间，日本自民党内部主要势力的动向，尤其是自民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此外，本书还附有对中江要介、伊藤昌哉、山岸一平、詹明星等当时参与日本与台湾当局关系者的采访，并附有日本与海峡两岸关系的年表。
该书虽然注意了研究较少的日本和台湾当局交涉问题，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对日本官方的决策主体、决策内幕等问题的研究仍明显不足。例如，过分倚重松本和椎名的回忆录，会得出对台蒋当局的“断交”决策主体是自民党的政治决断的结论。事实上，正如本书后面将要指出的，在对台蒋当局的交涉上，主体是外务省行政当局。同时，由于没有考虑松本赴台的来龙去脉，在结论上会倾向于过分突出松本的作用。虽然松本的作用确实很大，但与他本人的能力和影响力的直接关系有限，而是当时整个形势使他充当了桥梁的作用。该书的另一不足是对台湾当局现状的研究。书中专用一章分析了“断交”后台湾地区内部的政治发展。用30多页的篇幅描述了从1972年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的过程，时间跨度大，无法顾及深度，只有浮光掠影的效果。
关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对中日复交决策过程的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别枝行夫所写的《日中国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16]政策制定者与行动背景》。该文提出，面对特定的重要外交课题时，日本政府表现的态度起初非常暧昧。而当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争论激烈、事态进一步具体化后，以“总裁一任”的方式导向统一的结论。其结果是，该决策委托给“以首相为中心的小团体”。国内各种势力对该决策的具体参与比较散漫，但其中特定的个人受团体制约和制度上的影响，逐渐热心地参与决策。因此最终的决策是代表国内各势力的个人的参与结果。别枝行夫分别研究了被他称为田中—大平决策小组“助言者”的外务省、藤山爱一郎、民社党的春日委员长、社会党的佐佐木前委员长、公明党竹入委员长、自民党、自民党古井喜实和田川诚一等人士和机构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作用，并逐个分析各自行动的背景。作者最后也强调，该文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日中迅速邦交正常化而中美邦交正常化是数年之后才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国会影响力还是首相领导力不同？二是日中复交模式与美国政策变化之间“环境要因”的关联性是什么。其实，还存在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则是日中围绕复交谈判进行的艰苦交涉，即中日之间的博弈过程（后两个问题是本书将要分析的几个问题中的两个）。
[16]别枝行夫：『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过程—政策决定者とその行动の背景』、国际政治學會:『国际政治』66号『変动期における東アグアと日本』、有斐阁、昭和五十五年11月5日。
日本学术界近年在中日复交问题上最有力的一本著作是石井明等人所编：《记录与考证：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
[18]判》。这是一本集大成的中日复交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资料合集，辅以少量的介绍和分析。不但收录了日本外务省解密的田中一行访问北京时的会谈记录、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的会谈等，还收录了对当年参与相关事务的中心人士的采访。只是缺少美日就对华复交进行内部交涉的情况。
[18]石井明など:『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と日中平和友好条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8月。
此外，日本国内还有为数不少的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研究。例如，时任外务省条约课课长的栗山尚一在后来发表的《日中国交正常化》一文中，从法律角度揭示了日本方面起草联合声明时的考虑；武见敬三在《自由民主党与日中国交正常化——复合政策决定中的妥协结构》一文中，分析了自民党内部在复交问题上的分歧与共识推进情况；殷燕军利用外务省解密资料，在《日中国交正常化过程再验证》[19]中分析了中日北京谈判时的分歧情况。
[19]武見敬三：『自由民主党と日中国交正常化—複合的政策決定における妥協の構造』、『法学研究』、慶応義塾大学法学部，卷54（7）,1981年；殷燕軍：『日中国交正常化過程の再証—日本外務省の公開資料からみる』, 『中国研究月報』663号、2003年5月。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在资料上，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研究基本借助公开报道和少数当事人的回忆录；8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进一步利用了各类解密资料、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不少体制内官员更是亲自撰写文章分析研究。在角度上，从美苏冷战体制、中美日三边互动等角度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复交本身的微观研究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上，把协调、统一国内、党内意见与对外谈判分开处理；在对外谈判上，又把对美、对华及对台蒋当局的交涉隔开处理。关于中日复交问题，日本国内媒体界、学术界十分关注，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仍然偏少，尤其缺少专门性的学术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二）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
中国学者对复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成果，出版了不少学术专著。例如吴学文主编的《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林代昭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宋成有等著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恩民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此外还有关于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是李玉等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但集中讨论复交过程的学术专著仍偏少，据笔者不完全了解，仅有黄大慧的《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等。
在专门性学术论文方面，尽管近十多年逐步增多，但总体上仍然偏少。研究的问题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键人物与正常化的关系，包括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周恩来、廖承志，及两国民间人士和日本在野党领袖；二是影响中日复交的因素，包括美国、台蒋当局（宏观描述），日本国内政界、经济界、舆论界与官僚机构间的政治互动，中日民间外交等；三是复交谈判，诸如谈判过程、处理主要障碍等。
国内近年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和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
1．孙辉、林晓光利用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发表了题为《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看中日邦交正常化：关于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孙文），详细分析1972年9月田中访华期间进行的总理级和外相级会谈情况，聚焦中日间围绕“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的交涉。论文认为，中日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是“为双方留下了各自解释的余地”，日本政府“实际上仍然坚持了其原有的基本立场，只是在中日共同声明关于这一问题的文字表述上做出了让步”。对比过去传统的说法，这一结论显然更加客观。不过，孙文在资料分析和个别事实判断上存在不足。例如，孙文把竹入作为日方的代表，称“当时作为日方代表的竹入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关于史料，孙文把外务省解密档案中的“别添2”（“别添”即“附件”的意思）看成日方准备的另一会谈草案。从内容看，“别添2”应是竹入义胜带回去的中方草案，它包括八点内容正文和“默契事项”，不但与竹入笔记内容吻合，而且参考大平强调日本政府不与中方制定秘密协定的说法，日方自身绝对不会准备包括“默契事项”在内的文本。孙文误将其视为日方为中日联合声明准备的草案，得出“似可以说明日方为与中国谈判做了两手准备，既有以日方表述为基础‘尽可能达成’的第1方案，也有接受中方方案‘最低限度达成’的第2方案”的结论。
2．黄大慧的《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是近年完成的一本力作。该书从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角度，聚焦自民党、外务省、经济界、在野党、公众舆论等国内政治行为体对中日复交的立场，分析各行为体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田中首相处在决策的中心，其智囊是大平外相及朝野少数政治家，外务省在决策中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界、大众传媒和民间团体起了推动作用。作者还认为，日本外交决策过程正在由佐藤政权时期的官僚主导转向政党主导。该书功力深厚，尤其是关于日本经济界与复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