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东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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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路过试读：
内容简介
在历史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半个多世纪人生短暂，但却是在共和国风雨飘摇和百废振兴的波澜中度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完全有理由说，我们这辈的人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生，它就在那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中变得具体，丰富、深刻，变得不同寻常、刻骨铭心，以至于信手拈来，无论情感还是形象便跃然纸上，这就有了图文并茂的人生故事。故事中折射的是我们这辈人对人生的态度和对国家的忠诚。序
我出生在1959年底，正是大饥荒年代，按照现在的解释，那饥荒七成是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大跃进”导致的人为灾难。
妈妈告诉我，当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每天最美好的愿望就是吃一顿饱饭，无论什么，只要能吃饱，就是一件幸福感最强的事。这种愿望从早到晚都主宰着她的思维。妈妈是小学教师，每天挺着肚子，也饿着肚子，站在孩子们面前，给他们以精神食粮。
妈妈每天的伙食基本上重复着胡萝卜、土豆、长白菜和水。所有这些蔬菜基本上是以汤的形式烹调的，否则每一天的供应维持不了三顿饭。当然，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即从1959年到1961年。但遗憾的是，我在妈妈肚子里的10个月，占了这段时间的近三分之一。奇妙的是，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氨基酸，我这个生命竟如此顽强，且智力不错，从幼儿园开始，只要我处在一个人群之中，我都算那个人群中不笨的一个。更奇妙的是，就妈妈那伙食居然还使她有充足的奶水让我饱食三餐。也许就是妈妈带血的奶水给了我足够的智商。唯一将它归罪于那饥饿的十个月的不良后果，是我的个子。
我们家应该是有高个子基因的，姥爷和爷爷那一辈都高，妈妈1.62米，爸爸1.75米，在那个年代是高个子。而我只有1.55米。5年后出生的小弟弟1.80米，他出生的年代勉强可以满足高个子基因发挥它的作用，我的小弟弟就势如破竹般地长到了那个个子。大弟弟是在我们俩中间时间出生的，那时间生活稍有好转，大弟弟就拿个子证明了它的些许起色，他1.69米，还不错，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来说，他够了个底线，算是个正常的个子。我的个子让我这辈子都觉得是个缺憾，它让我自卑。唯有在我先生眼里，我没有短处，包括个子。这让我在公众以外的时间感觉到一份完整的幸福。从我记事起，在我所处的各种环境中，我常常是做得很好的一个，但却总是费一番周折才被认可，被肯定。因为从来都是这样，以至于我不愿张扬，不愿显摆，甚至不愿承认是自己做的。惧怕那被肯定所要经历的漫长过程，宁可忍受表面的平庸。小学时，算数、语文经常考满分，记得一次邻居阿姨问我算术考了多少分，我竟不假思索地回答95分，弄得旁边的妈妈觉得很诧异，回家后问我为什么那样回答。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潜意识里的东西打小就有了。成人以后，我自然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才得到了与他人近似的认可。
我父亲是湖北人，1952年武汉大学毕业，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祖国建设稀缺的土木桥梁工程师，响应国家的号召自然是责无旁贷。于是，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的家乡就从江南水乡变成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祖国北方的一个被称作城市的地方。
爸爸被学校分配到北京的铁道部工作。报到那天，在人事部长的办公室里，他偶遇另一位从四川来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爸爸从旁听他和部长的谈话中知道，他被分到了上面提到的北方那个城市去建设铁路，但是，他说他身体不好，无法适应北方寒冷、多风的生活，不想去。爸爸立刻自告奋勇顶替了他。他的这一闪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那个城市每一个居民的自豪与骄傲溢于言表。除了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之外，他们还可以得到相对多得多的物质供应。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在人们心中，不由自主地和毛主席一样高呢。
我一直觉得奇怪，那个四川来的大学生，在那火红的年代里居然胆敢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服从组织的分配，何种智能使他具备作为自然人所拥有的惯常思维？何种力量给了他正常人的诉求胆量？不知道在他以后的生活里，这个行为是否曾给他造成过麻烦。
爸爸作出那样的选择，我从未觉得奇怪，因为革命的英雄主义是他那一辈人的价值观，为了它，可以违背人与生俱来的对物质的渴求，可以失去时间，失去家庭，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也在所不辞。爸爸也无怨无悔，他在那里修了一辈子铁路，也受了不少委屈，但他为祖国的西北部铁路交通所作出的无法替代的贡献，从他偶尔念叨的作为劳动模范受到的肯定和周总理的接见，似乎足以奖赏他的付出，并使他引以为豪。50年后的一天，当我和爸爸坐在弟弟的车上行进在长安街上时，天安门前，父亲突然对我们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我建设的包兰线（包头到兰州铁路线）上吧。”我们当时悲从中来，泪水难忍。如此圣人般的情怀，只有他自己去陶醉和感受了。
我母亲是凤毛麟角的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女性中，那个年代她可被称为知识分子了。但在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由小学教师变为了不拿一分钱工资的纯家庭妇女，其原因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直至今日我也弄不明白，一个人的工作权利为什么就会被另一个同类那么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妈妈已经做了50多年的家庭妇女。她曾经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也是一个优雅得体的人。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她还是那个年代稀有的独生女。外祖父母辛劳一辈子在东北部沿海小城攒下一片房子和土地，但却在抚育后代上屡屡受挫，生了6个，只有妈妈长大成人。尽管不是大家闺秀，但是小家碧玉的娇宠，妈妈是充分享受到了。孤傲、耿直，对事情、对他人不敏感，对物质没有很强的占有欲可以被概括为妈妈与众不同的性格的一部分。失去工作这事所给予她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现在的妈妈，似乎总是生活在她自己的想象世界中，不断地用自己的判断和对事物的理解唠叨着我们无法理解的甚至让我们厌烦的逻辑和她的真理，没有世俗，柴米油盐也抹去了些许外表的优雅。
那是1960年末，“大跃进”进入衰退期，劳动力突然多得无法安置。政府规定，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可以按需要精减，特别是那些趁“大跃进”从农村到城里工作的妇女们。妈妈1948年参加工作，当属革命工作的中坚力量。但那个小学校长愣是看妈妈不顺眼。据妈妈说，一是她的性格，有时使这位校长发窘；二是我还不足一岁，妈妈本来不擅长做家务，照顾这么个孩子，同时上班，就再没有精力表现出更多的革命干劲了，自然不是校长宠幸的一类。妈妈就这样被永远“清除”出了革命队伍，回家“闹革命”去了。如果没有这位小学校长的这一举动，妈妈今天就是离休干部，医疗费全免，拿着比中国人平均工资高几倍的待遇，衣食无忧，钱多得花不出去，这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何等的福分哪！因为有这样一个政策，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参加工作的人无论是否作过贡献，都享受这样的待遇。
1978年后，我们这个疯狂的共和国慢慢在恢复理性。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开始找回了一些自尊，或得到物质补偿、些许精神安慰，或官复原职。妈妈本也可以拿回她失去的金钱和工作职位，但那需要百折不挠的努力。妈妈这小家碧玉，是没有低头与人处事的媚骨的，加之近二十年懒散的家庭主妇生活，对妈妈来说生活已经就是这样，早已没了去改变它的斗志，随遇而安了。
我4岁以前的事情大都不记得了，只有几件重大的非同寻常的事情还依稀记得。比如三岁时爸爸带我去湖北老家，火车中转时，我们在武汉停留一夜，那比我们城市多得多的高楼大厦和夜晚的灯光我一直记得；爸爸给我买的花生，让我感觉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一直记得；到了爸爸家乡后，用纱罩起来的床，实际是蚊帐床，睡在里面像睡在蒙眬之中，我一直记得。四岁以前，我似乎就记得这三件事。
5岁开始真正记事，我的故事就从那时开始记录。
搬家
爸爸最初把家安在了他工作地以外的另一座小城，因为铁路局没有房子提供给这些从外省来的新人们。爸爸每周六坐火车回家，周一再回来上班。到终于有了房子后，爸爸已经跑通勤跑了五六年。那时，铁路职工工作流动性大，很多职工跑一辈子的通勤。
爸爸的工作地在北方边境的一个省会城市，那时的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城市，完全没有今天城市的繁华，基本上是以不在田里工作而从事其他行业人们的聚居之地为定义的。
我们要搬去的是一座新公寓楼三层的两室公寓，那一片一共有造型一样的四座公寓楼。那时，百姓能有“楼”住，应该算条件比较好的了，这个城市里，方圆几里地看不到一幢居民楼房。一般来讲，楼房里有带自来水的厨房和厕所，解决基本问题不用出家门了。围绕着这四座楼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平房”的住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水需要到外面集体水井打水，到了冬天水井周围全是冰，安全地打到水是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个家庭最重要和繁重的体力活。内急无论多紧迫也要到外面上厕所。厕所一律是中国式的茅厕，夏天长满蛆虫，冬天粪便和尿液结成冰，呈亮晶晶的土黄色，肮脏的程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我们原来在那小城的家是一个十五米见方的桶形房间，前部隔出了一个四平方米的用作厨房的地方，妈妈和我们幼小的姐弟俩在那里生活的五年时间里，不知道妈妈是怎样挑水做饭，维持日常生活的，这对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来说是莫大的考验和坚持。我们要搬进去的这些楼里配备了自来水和厕所，人们免遭此难了。这楼共有两个单元，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除了一个是产业工人外，其余的都是坐铁路局办公室里的管理干部，包括三个铁路桥梁工程师，爸爸是其中一个。
这座小城的气候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气候。冬天北风呼啸，寒冷刺骨，春天黄沙漫卷，遮天蔽日，秋天除了黄风，昼日温差很大，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唯有夏天给人以惬意，不热，也很少蚊子。古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低吟着塞外边陲的凄凉与孤寂。
我记得，我们家搬到这座公寓楼里是1964年的冬天。
我和大弟弟好兴奋哪，一大堆叔叔阿姨们，有齐叔淑、王阿姨、刘叔叔、刘伯伯、任伯伯和许叔叔，他们是我爸爸科里的同事，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家简陋的家具和用品用草绳打了包，运到火车站，然后又把我们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送到火车上，那时爸爸正在上海出差呢。经过3个小时的火车旅行就到了新的城市了，妈妈被直接送到了医院，因为她将会在一天后生下小弟弟。而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姓齐的叔叔家里。
1964年12月这里冬天的寒冷，现在的人已经经历不到了，也想象不到它给人的感觉有多寒冷，那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一个凄凉的夜晚，我们到了齐叔叔家的平房里。那时北方的平房结构类似，一开门是一个很大的炕，旁边有一个兼柜子用的大桌子。如果是一间屋子，全家老小都在炕上睡，如果有一间半或两间，里面的一间或半间会作为爸爸妈妈的卧室。地是用砖铺的，一倒水，水就渗进去了。这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基本住房条件。我们家在那个更小的城市也住这样的房子。齐叔叔家的房子只有一间。齐叔叔刚结婚，炕上的被褥颜色很是鲜艳，那天晚上，我们姐俩将和这对新婚夫妇同炕共枕。
这是我们姐弟俩头一次离开妈妈。作为5岁的我来说，已经懂点事了，虽然一下离开爸爸妈妈，仍有些恐惧，但很听大人的安排。我的大弟弟可就不行了，一是年纪小，只有两岁半；二是他生性恋妈，从小一步不离，长大了也比我们都更惦记妈，故事多了去了。
从下了火车，妈妈被直接送到医院，大弟弟就没消停，叔叔阿姨们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坚持不了一会儿，他马上就找妈，发现不在，就开始哭闹，然后再被转移注意力，直到晚上，我们到了齐叔叔家，他终于发现，妈妈真的找不到了，大哭大闹，可谓声嘶力竭，一边号，一边往门那儿跑，使着吃奶的劲想打开大门，跑外面找妈妈。那门是有一个大门闩式的门，现在的中国，可能一些边远落后的农村还会有那样的门。他就踮着两只小脚，用两只小手使劲扒门闩。门如果被打开，户外的狂风呼啸进来，将有能够把我们卷走的力量。尽管大弟弟打开大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的齐叔叔仍然非常紧张，小弟刚跑到门前，齐叔叔就过去把他抱回到炕上，这过程中，弟弟在齐叔叔的怀里嘶喊、挣扎，然后，再从炕上向门口跑去。这样循环往复，几个回合下来，齐叔叔筋疲力尽，我那可怜的弟弟也再无力挣扎，终于倒在炕上睡着了。
弟弟凄惨的哭声，似有巨大的恐惧与冤屈藏在他小小的心里，我以前从未见过，只感到紧张、奇怪，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理解弟弟为什么那么悲怆。
半夜，我被声音吵醒，也可以说被臭味熏醒。弟弟折腾得太累，睡得太熟，拉了一大摊屎在炕上，这会儿，齐叔叔和他的妻子正在帮他清理，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可安静了，认由叔叔、阿姨摆布。这对新婚夫妇还未开始品尝为人父母的艰辛与快乐，就开始与别人家孩子的屎打上了交道。
自此，“拉齐叔叔家一床屎橛儿”成了大弟弟的典故，童年时代被喊着，现在仍然被当作笑谈戏谑着。
我们姐俩白天就被带到了爸爸的单位上，叔叔阿姨们轮流看管，晚上回齐叔叔家，直到爸爸妈妈回来。
弟弟也知道找妈妈无望，安生了，并且，我们对这种新生活的好奇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爸爸的单位上，弟弟的淘气劲开始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他到处乱跑，拿着叔叔阿姨们画图用的工具玩耍。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们姐俩特别爱去那个职工食堂吃饭，那里有不同的味道，好香啊！我现在仍然记得的食物是炒羊肚，我们称“吃刺猬”。“我要吃刺猬！”每次吃饭，弟弟都这么喊。他和谁都熟了，经常赖赖唧唧地不想走路，让叔叔阿姨们抱，记得一次去食堂的路上，他反过身举起手臂，拦住带我们去食堂的王阿姨，说：“小海军的马不走了！”王阿姨说：“不走就打！”
妈妈患了产褥热，两周后才回到新家，爸爸也出差回来了。
至今我们仍然对那个年代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心存感激，也倍感弥足珍贵。我现在常常在想，这种对别人的自发的给予，是被史无前例的制度约束和刺激的结果，是被铺天盖地的新德行训教的结果，唯我们这个民族才具有，还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对同类的同情进而提供不求回报的帮助，具有普遍意味呢？
幼儿园
我的童年是惬意的，安静的。物质仍然贫乏，贫乏到在今天看来，不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生活水平，但生活就是这样，任何层次的物质条件都可能使人产生等量的幸福感。
新家刚刚建起，我们就搬进来了。楼房前面仍是一大片剩余建筑用沙，它被堆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沙滩。当小弟弟在有很高栅栏的小床里睡着后，妈妈就带着我们姐俩，坐在沙滩上，我们玩沙子，妈妈一边织毛衣，一边总是唱着一首同样的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着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苦糠；冬天的风雪像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
妈妈的毛衣织得很漂亮，她织的那些花形到现在还在流行。只是，那个年代买得起毛线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所以，妈妈总是拆完了织，织完了拆，变着花样，显示着她的才能，同时也把我们姐几个打扮得超乎寻常得漂亮。至今，围绕着打毛衣的妈妈玩耍的情境仍是我生活中最美的画面。
那首妈妈百唱不厌的歌是我在价值观形成阶段最早的阶级斗争教育材料。曾经无数次在梦中把家门前的沙滩换成了谷堆，被摔倒在雪地上的妈妈惊醒。歌中那可怜的妈妈，万恶的地主，让我倍加珍惜拥有的幸福生活。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最炙热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的祖父就是地主，但爸爸告诉我，他是非常善良的地主，他对他的长工们非常慈悲，其中有一个长工在祖父家工作了一辈子，老了，不能干活了，祖父养他到终，并给他送了葬。这颠覆了我的是非标准，让我不知所措。我既不能不相信爸爸所说，更不能对歌中所唱有所怀疑，就在这是是非非的碰撞中一天天长大。
那优美的旋律，后来被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但今天传唱它的人，却对它的歌词再也泛不起往昔的澎湃激情。
妈妈对同时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感觉力不从心，也恰巧铁路局建了一个职工幼儿园，另外，妈妈由于念过书，一直保留着对知识的敬慕，所以，就把我和大弟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由四周的平房围起来的，围出了一个大操场。孩子们绝大多数来自铁路局的双职工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妈妈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在那个年代，像妈妈这样的知识分子变成家庭妇女都是经历过特殊变故的，而且，单职工的家庭，即妈妈不工作的家庭很少有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我记得每个月每个孩子需要交5元钱学费。一般在铁路局机关里工作的双职工，全部的工资至少也有120元，如果是大干部家庭或工程师家庭会比这多很多。爸爸这样的工程师在那个年代既稀有，也有用，国家给了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待遇。他每月的工资是139元，据说，在铁路局的工程师里面，爸爸的工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上幼儿园的孩子，家庭条件比较而言要好些。
幼儿园对我来说，新奇、热闹，我盼着那样的不同的生活。对大弟来说，又是一场离开妈妈的灾难。无论是去幼儿园的第一天早晨——那时他还没见过那幼儿园，还是以后的每一天早晨，他都用着同样的力气哭喊争斗，不去幼儿园，也不知是幼儿园让他恐怖，还是离开妈妈让他恐怖。妈妈不容易，每天早晨连哄带骗带吓，把大儿子送到幼儿园，才得以回去照顾我小弟弟。
那段时期是共和国最平静的一段时期，似乎方方面面都努力向理想中的方向转化，进步。
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玩。阿姨教我们各样的游戏和手工，我交了很多新朋友。直到今天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
我的小朋友中有的爸爸是铁路局的局长，有的爸爸是总工程师，有的爸爸是不同头衔的干部。他们都住在幼儿园后面，我有机会常去他们家里玩，得以了解那时候高干家庭的物质生活状态。
比起我家住地那片居民，他们要富裕一些。一些人住在楼房公寓里，大部分人住在更好的平房公寓里，每家至少有两间房子并有独立的厨房，没有炕，有公共供暖的暖气，光这暖气就足以比我们居住地区的住户条件高出一截。家庭布置上也要略为讲究，除了基本生活必须外，能看出一点文化追求。
我的这些新朋友也比我的老朋友总体上穿着讲究一些，也更文雅一些。我似乎更愿意交这样的朋友，觉得自己也变得更体面了。人嫌贫爱富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生发出来，而“文革”中却偏偏有人试图将这种本性颠倒过来，上升到阶级层面的转换，这种强扭的意志必然导致那么多惊世骇俗的故事。
除了老师教我们的游戏外，女孩子那时有一个特别的爱好，攒糖纸。牛奶糖块和水果糖块是那时候的奢侈零食，爸爸妈妈偶尔会给我们买一点。我的这些新朋友的家庭也是有条件或者有更好的条件吃这样的零食的。吃完糖以后，把糖纸放到水里泡一会儿，然后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那年月很多家庭桌子上都压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多压着黑白的家庭照片。糖纸在玻璃板下干了以后变得非常平整，我们把它们一张张夹在旧书里，带到幼儿园，一起欣赏、交换。那有着不同图案的色彩绚烂的糖纸几乎是我那时的生活中唯一看到的区别于单调的城市、灰暗的房子和乏味人群的亮丽，如果说那是不知不觉中的美育，我从这个体验中似有感受，这世界可以是五彩缤纷的。
妈妈有时奖励我们别样零食：山楂面和杏干。在幼儿园门口或往返幼儿园的路上，常常有挑着担子的小贩叫卖，一般的，五分钱可以得到一把杏干或山楂面。食物所能给予我们的除了饱腹感，更让人满足和享受的是那回味无穷的滋味，这两样真的就是那样的好滋味，是常常入梦的好东西！今天，通过小贩自家晾晒、叫卖的美味早已不见踪影，大工业生产的杏干或叫杏脯还有山楂制品，又干净又漂亮，却再也唤不回这童年的回味。
除了正餐外，有时也有些零食，即使这样，我们仍普遍有营养不良的症状，肚子里大多有蛔虫，这种现象现在被解释为是吃了不卫生的食物所导致。但我认为那个年代营养不良是其主要原因，尽管当年人们的卫生条件和意识没有现在那么科学。否则，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就很少有呢，我女儿的童年从来没有被这样的疾病困扰过。
隔一段时间，幼儿园就会发给我们打虫子药，每个孩子都喜欢那种药，宝塔的形状，甜甜的，还带有一种特殊糖块所没有的奶油香味，我们叫它宝塔糖，有粉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和绿色的。但吃了以后，那结果至今想起来还战战兢兢，不寒而栗。一尺左右长的蛔虫有时是一条，有时是几条，有的还活着，随大便排出。有一天我正和小朋友们玩，突然觉得肛门附近奇痒，回头一看，一条蛔虫从肛门中爬了出来，我恐惧得不知所措，但不知道哪来的镇定，我既没叫，也没喊，悄悄地告诉了我的小男孩同学，他也是我们家的邻居。那男孩不声不响地勇敢地帮我把虫子拔了出来，扔到了厕所。这是让我一生都觉得恐怖的事情，我这一辈子都恐惧长条的柔软的动物，做过无数次被蛇缠身的噩梦，想来均源于此。回去和妈妈讲了这事，从此，我落下了我的典故。每当我们姐弟斗嘴的时候，大弟弟就喊我“拔虫子”。
我的幼儿园里的师资组成现在看来也是科学的。有教我们做游戏的老师，还有辅助我们生活的老师，分工明确，我们叫所有的老师们“姨”。
我们的赵姨，是那种微胖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管我们的生活，她完全不具备她那个年龄所自然拥有的母性温柔，对待我们，这些别人家的孩子，既粗鲁也不耐烦。连小猫小狗都识温存，更别说我们这些高等小动物了，我们见到她，就像老鼠见到猫，大气都不敢粗喘。她有三个孩子，总被带到幼儿园来，尤其他的小儿子，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似乎她边上班，还可以边照顾她的孩子们。这个男孩子经常找机会欺负我们，要么揪女孩子的辫子，要么打男孩子，颇有一些狗仗人势的味道。他欺负我们时，他妈妈总是批评或者呵斥我们，护着她的儿子。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后，他儿子都会悻悻地跟着他妈走出我们的教室，边走边回头露着得意的坏笑。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赵姨在幼儿园里颇有一番“作为”，充当了那个扭曲年代的打手。“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靠的是这样的群众基础。
人见人爱的老师要数我们的音乐老师，她的个子高高的，头发烫得弯弯曲曲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保持那样的烫发，已经很少见了。她的裤子总是烫得笔挺，那个年代烫成笔挺的裤子一定是纯羊毛制成的，穿得上这样质料裤子的人，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人。她一进教室总是笑眯眯地弯下腰摸摸几个孩子的头。然后走到风琴前教我们唱歌或歌谣。据妈妈后来告诉我，她是南京金陵女大的毕业生，家境富裕，亲友很多在国外。她随工程师的丈夫来这里支边。在我开始记事的那个时候，优雅，矜持，教养，已渐离这个社会了，穿的类似，吃的类似，挣的类似，思想的统一正渐成主流，但偶尔还能见到仍顽固地保持着另一个时代遗风的，或骨子里仍不由自主地透露着其印记的人，我这个幼儿园老师应是其中一个，当然，对他们来说，那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前的短暂宁静。
妈妈每天下午来幼儿园接我们姐弟回家。妈妈接我们，不是担心人为的不安全，那个时候，人们的欲望被约束，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攀比的物质很少，从他人那里得不到多少比自己拥有的更多的东西，似乎很少有刑事案件发生，社会治安良好。妈妈担心的是交通安全。大多数的货物，特别是蔬菜等日用品都是由马车运输的，也就是一匹马或两匹马拉着一个木制的四周围着挡板的平板车，上面放着货物。在狭窄的马路上，上下班时间，马车混杂着为数不多的卡车和蜂拥的自行车，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车水马龙。不曾记得看见过小汽车。
妈妈接我们，有时候也会把邻居的小男孩顺便带回来。那男孩和我大弟同岁。一天，妈妈领着我们三个人，说是领着，实际上经常是两个男孩子在前面蹦蹦跳跳，我和妈妈在后面跟着，在快到家的那个十字路上，邻居男孩突然飞快地跑向马路中间，一辆卡车躲闪不及，把他撞倒了。妈妈吓傻了，随即和停下车来的卡车司机，把他送到了医院。
在整个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没有争吵，没有埋怨，男孩子的家长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妈妈对她的失误万分愧疚，也对这个家庭充满感恩之情。在这么大的事故面前，在对孩子幼小的身体造成如此伤害的惨象面前，妈妈如此幸运地受到了如山海般的宽厚对待，那朴素的情感，于情于理在今天都不会再现了。
卡车司机也买了礼物，我记得是几包点心，那时点心是有代表性的好礼物，来男孩家看望了他。在这起事故中，他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男孩最后恢复的结果是，围绕着整个左腿膝盖是厚厚的暗紫色的凹凸不平的疤痕，与腿部的颜色反差很大，但对走路没有影响。后来，他们家搬走了。几十年后，我再见到他，他已是一个厅局级干部，一副矜持、冷漠的模样，父辈没有仇恨，也许他却牢牢地记住了我母亲对他的伤害。他的个子很小，不像他的父亲和哥哥。看着他，我就在想，也许，那腿部的创伤影响了他的个子？或许，他也是这么想的。
回老家
那一年对我，对我的国家都是特别的一年，1966年。
夏天，妈妈在我将要上小学一年级之前，决定带我和我的小弟弟回她的老家看看。
说到老家，那是长城脚下，渤海湾边的一个古老的小城，实际上在那里已经没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了。我的姥姥、姥爷在1960年的灾荒时期病饿交加，无人照管，死了。姥爷头一天在炕上闭上了眼睛，姥姥第二天在他旁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们都是70岁。
姥姥家的院子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宅院，前后左右有很多间房子，围着一大片空地，种着各种花草，蔬菜。1949年解放后到他们去世前，姥爷已无权经营他的小生意了，姥姥姥爷主要靠出租房子的些许房租维持生活。他们柔弱、善良，和租户们相处融洽。他们去世后，妈妈每年都回老家，虽以跟着爸爸支援边疆为荣，但她总把自己家乡的小城和长大成人的四合院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以此生出些微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边疆的生活对妈妈这一辈子来说都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般的思念。因为那时铁路上的职工、家属坐火车每年有几次免票，这也为妈妈回老家提供了方便。妈妈每次都投奔这些租户们，看看故土，看看他们，这次也不例外。我们也称呼这些上了年纪的租户们姥姥、姥爷。我知道，自从我的姥姥姥爷去世后，收租成为剥削的一种，是耻辱，也渐不被允许。租户们就不用再付租金了。
当然，我们离开得不容易。4岁的大弟弟知道我们要坐火车回老家，每天看着妈妈，寸步不离。记得走的那刻，爸爸抱着大弟弟往窗外看，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们趁机溜了出去。后来爸爸说他哭了好几天，想起来就哭。
妈妈的免票只有一个硬座，妈妈就在座位底下铺个床单，让我们姐俩在座位底下睡，我们乐乐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到北京倒车，再坐几个小时火车就到老家了。
那天的黄昏，我们来到了我亲姥姥姥爷家的大宅院，来到南房看望我新姥姥姥爷，新姥爷过去是小学校长，新姥姥是家庭妇女。我进门的那一瞬间让我着实惊恐。新姥姥姥爷穿着黑衣盘坐在炕上，墙上挂着长一米多的两个大木板牌子，“走资派×××”，“反革命×××”，名字是倒着写的，还打上了红色的叉。新姥姥姥爷神情悲哀地向妈妈叙述着事情的经过，我紧张恐惧极了，在我的意识里，他们是坏人。当妈妈准备住下时，我说什么也不在那里住，我感觉妈妈并不明白我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由于天色已晚，妈妈只好决定当晚住在大宅院北部的一间没人住的房子里，第二天再到街上找旅馆住。
那间房子让我充满好奇。没有炕，有床，棕色镂空雕花的床、桌子，特别是那个桌子两旁两个比我还高很多的大陶瓷花瓶，上面画满了花鸟鱼虫，每个瓶子里插着几个画轴。我从不知道，床和桌子还可以长成这样，我所见到的别人家的床都是与我家的破旧的木板床和桌子一模一样的，上面盖着长方形的章子，章子里面用油墨填着编号。后来，妈妈告诉我，亲姥爷喜欢书画，一有闲暇之钱就买这些回来，其中还包括一幅郑板桥画的竹子。所有这一切，今天早已都不见了踪影，也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消失的。成年后，有多少次唏嘘、感叹，不过最终都化为自嘲与洒脱。历尽劫波，生命尚存，国家还在，希望且在，谁能不知足呢。
傍晚，我在与外面相通的宽阔的走廊里玩，一个高个子穿黑衣服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从我住的对面房间出来，着实吓了我一跳，因为她的发型左右从正中间分开，一边是黑黝黝、厚厚的短发，另一边是光光的秃头，她那时的形象，怪异得完全超乎我的视觉承受能力，似与人间距离很远，与鬼神咫尺之遥，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这恐怕也是革命小将们营造出来的牛鬼蛇神的氛围吧。我由于惊恐，根本不敢抬头看她，从窗户悄悄窥探。妈妈告诉我，她是本市一个区的教育局长，是我那新姥爷的女儿。女局长难掩高傲的气质，腰板笔挺，面无表情，目不斜视，似忽略了自己顶着那么一个精灵鬼怪的发型，更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小女孩为她而惶恐了一个晚上。今天想来，对她来说，那是何等压抑和屈辱的日子啊。
我们搬到了街上的旅馆，那旅馆仍然是长方形的结构，灰色的墙，古朴的瓦，四周房子围着一个大院子，一个新的环境让我立刻忘记了先前的恐惧与不安，在院子里尽情地玩耍。恰好有两个人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其中一人突然停下来，说他放在口袋里的生鸡蛋碎了，他随手掏出来就倒在嘴里喝了。这件事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清晰地记得，也许，吃生鸡蛋，对我来说实在太新奇了。
人们对违背自己生活习惯和模式的人和事总是记得非常深刻，即使是在幼小的年龄。
院子里长了很多高我肩膀的植物，上面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头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么矮矮的植物。我生活的那个城市我只记得沿着几条主要街道的笔直的穿天杨树和飘逸低垂的柳树。更让我新奇的是那上面还长满了黑黑的、比黄豆大些的花籽，形状实在太像我看了很多遍的电影《地雷战》中的地雷，花的学名也确实就叫“地雷花”。真是悲哀，我所知道的第一种花的名字，却是这么充满了火药味，它似乎预示着什么。我忙了一上午，摘了满满一布袋子的地雷花籽。和这有生命的植物玩耍，让我异常兴奋，它激发了我潜在的对绿色植物的酷爱。多年后，当我移居异国，最让我觉得值得的一件事，是自己可以在自家的后院种自己喜欢的花草蔬菜了。
另一个租户，我们也叫姥爷，知道我们母女住在了旅店，每天中午晚上都接我们去他家吃饭，他家实际上就是我姥爷房子的厢房。这个新姥爷也曾是小业主，解放后公私合营，他变成了普通店员，“文革”初期，还没有受到冲击。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我们比亲姥爷还亲的姥爷。
从旅馆去长城，只需要步行。妈妈家乡这座小城，以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天下第一关”闻名，明代城墙建筑基本完好，主要街道和小巷，大都保留原样，特别是一批像我姥爷拥有的那样的四合院民居使得古城典雅古朴。城楼天下第一关前有一条宽广的大道，从大道的一头看过来，更感觉她的雄伟、壮阔；“天下第一关”匾，笔画遒劲雄厚，与城楼规制浑然一体，气势恢宏；来到城楼脚下，举目望去，通向城楼上端的非同寻常的坡道似云梯通往天边，坡道是用方砖砌成的，每个台阶只有约五公分宽，我在那上面跑啊跑啊，似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推动着我，让我不想停歇；登上城楼，向城外远眺，林海波涛，郁郁葱葱，与灰墙绿瓦交相辉映，感觉来到另外一个天地，她非凡的气势始终在我心中。我生命中对自然和创造物的敬畏多多少少起源于她在我小小年纪时给予我的震撼。30年后，重游故地，“天下第一关”被拙劣的水泥墙包裹了起来，似笼中困兽，被蜂拥而至的人们玩赏，那种辽阔早已消失，天人合一的意境也荡然无存。
回家的路上，带着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第一次的恐怖记忆，那美好的自然造物的嵌入骨髓的印象和与花儿相伴的快乐，我和一岁半的弟弟仍然睡在列车车厢中的椅子底下，只可惜我的“小地雷”撒了一地，我没能全部捡回来。
小学学习
如果用“光怪陆离”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小学生活，应该是很贴切的。
1966年的9月1日，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一清早，我家挤满了想带我去上学的邻居小女孩，大概有5个，两拨，哪一拨都想带我认识去学校的路，那热闹阵势与这场革命所营造的气氛颇吻合。我选择了我更喜欢的那一拨，另一拨扫兴地先走了。跟着我的引路人，步行到学校，马路两旁写满了一人多高的大标语：“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0分钟后就来到了我的第一个母校，一所铁路局的子弟小学，我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多也都升入了这所小学。我在那里学习了六年，革命最惨烈的那段日子，我基本在小学度过。
语文课是我们由文盲变为读书识字的人的必修课。我的可以让我读懂书的汉字基本上是通过毛主席的“老三篇”、“新三篇”和他的其他语录学会的，它是我的语文教育启蒙。每天早晨的第一节语文课，前半段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背诵毛主席的话，后半段老师讲解毛主席的文章结构和思想逻辑，毛主席用过的字和语言风格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语文范围。为了我们能掌握学习语文的工具，我们有幸系统地学习了汉语拼音，这成为我们为数不多的终生受益的知识。到了小学高年级，穿插了一些那时的少年英雄的故事和阶级斗争故事，与地主分子斗争保卫公社财产而牺牲生命的毛主席的好少年刘文学，拦截惊马使奔驰的列车脱险而失去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欧阳海，在国民党军队面前宁死不屈的党的女儿刘胡兰……充满了舍身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文章。
在我和我们这一代最宝贵的童真时代，本应该像海绵一样，汲取千人之传承，万物之精华，为将来成为高质量的人做准备，但我们获取信息的资源贫瘠得让我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哲人、诗人和圣人，以为世间所有了不起的人和事都在中国。而这资源威力无比，它让我们相信，毛主席是非凡的人（我们并未把他看做神，因为我们不知神为何物，只知道这世上有人鬼之分），我们需要仰慕、服从和崇拜；小英雄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虽然高不可攀，但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听毛主席的话，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有意义。
中国古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来比喻经历无比深广的人，雕虫小技难以在他眼下，这样的人大气，豪气，且霸气。不幸的我们感受这世界的眼睛只被限制停留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孤陋寡闻，却扬扬自得，以为我们拥有整个世界。当今天我们真正面对世界的时候，那时不时流露出的狭隘和猥琐实不足为奇啊。
在我可以读懂书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红宝书”和为数不多的爸爸的土木工程桥梁方面的专业书了，新华书店里也只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的书。孩子的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我在邻居家发现了一本名叫《宝葫芦的秘密》的书，书中描绘的神奇世界深深吸引了我：一个顽皮的男孩有一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宝葫芦，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宝葫芦就会帮助他搞定一切；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他的宝葫芦就会使他的想象变为现实。 宝葫芦给他带来无数的惊喜，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因为只要他有任何有意无意的念头，宝葫芦都会帮他立刻兑现，这让他常常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发窘。他又怕失去宝葫芦，和谁都保着密。书的最后一段话告诉小读者，通篇故事是小男孩的一个梦。我被这神奇的梦带到了我的畅想空间里，愉悦极了。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读的书，它为我打开了了解外面的一扇窗子。从此，我想方设法从同学那里借来小说看，遗憾的是，幸存的图书实在不多，有的也是一些带有革命色彩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屈指可数。慷慨激昂，血雨腥风，我痴迷于那曲折的故事。但它们仍然因为不够革命，或表现了一些与革命不兼容的人性而成为禁书，我们只能偷偷地阅读。无奈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它的意志为我们选择我们能读的，能看的，我们不得不没有选择地屈从于浅薄。
政治课贯穿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光，小学阶段，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毛主席语录是不能有一个字的篡改的。年纪小小，这理论让我们理解起来着实吃力，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背诵它们，几年的训练下来，很多内容都倒背如流。一些简单的毛主席语录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座右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们或默念或背诵，大多数时间真的很灵验，感觉事情变得容易了，痛苦减轻了。尽管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但精神却是很容易被塑造而违背物质所呈现的规律的，有时，精神让人们感觉不到物质的存在，从而得到满足。
语文课、政治课的灌输和教育，让我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当我们想改的时候，已经难改了。现今，每当听到我同时代的兄弟姐妹们那脱口而出的套话空话被责备和嘲笑时，我总在心里说，原谅我们吧，我们的血是热的，只是我们的灵魂曾经被扭曲。
我们的算术课没改，1+1还是等于2，2×2还是等于4，不过它是以革命的形式教给我们的，“地主王扒皮雇了5个长工，经过一年辛勤地劳动，获得了丰收，长工们本以为年终可以拿到满意的报酬，但王扒皮只给了每位长工25元工钱，每人比他们预想的少了15元，问5位长工应该得到的工钱总共是多少？”“东风生产队有拖拉机3台，社员30人，秋收时每10人使用1台拖拉机，需要30天完成秋收，但第26天时，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有1台拖拉机不能使用了，问社员们总共需要多少天才能完成秋收？”我们既学了科学，也受了阶级斗争教育。
我们居然还有音乐课，它是由一位男老师教的，这位王老师梳着个大背头，仍保留着一点艺术家桀骜不驯的风度。音乐对于我们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本来就是曲高和寡的奢侈，这时，这种使人平和、平静的优美注定离我们远去了，曾经的柔软的曲调被冠之以靡靡之音。我基本可以说不知音乐为何物，除了会唱一些对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颂歌外，几乎没有听过其他什么乐曲。王老师以一个音乐人的高贵，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上课时，他不苟言笑地完成任务，从不关注我们的反应。我们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怕他。王老师的任务就是教我们革命歌曲，不过，偶尔他会情不自禁地试图灌输我们一点点乐理知识。一次课上，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2”，然后，向我们发问，这是什么。教室里鸦雀无声，每个孩子都低着头，怕被叫到回答问题。我当时的心理活动是，为什么这如此简单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基于语文、算术课上回答问题所积累的自信，我举起手来，主动要求回答问题。我站起来回答“二”，王老师面无表情地说“不对”，停顿了片刻，开始解释为什么不对。如果用现在的词形容那时的我，就是脑子进水了，有点二。我羞得无地自容，不过，我的同学们似乎既对我的回答没有反应，也对王老师的解释没有反应，我的第一次自作聪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除了王老师外，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回答多么可笑。
比起他们，我们从未经历过那把小猫小狗当作主人公的拟人学习时间段，这样的缺失一定对我们后来的人性和人生产生了影响。我想，那对动物生命的缺乏亲近感，对它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轻视态度，如果没有曾经把它们当成学习和生活中的小朋友，与它们一同经历喜怒哀乐的时光，是很容易产生的。当然也享受不到与动物、与自然和睦相处所带来的愉悦了。
家中学习
小学在学校所得到的知识教育，让我足以阅读，足以应付生活中的算术运算。但是如果把时间作为分母的话，性价比不高。
爸爸既接受过完整的中国式的旧教育，熟谙孔孟之道，又沐浴过现代科学的教育。他在大学课堂上记的笔记我到现在还留着，那飘逸工整的英文和夹在其中的数理公式以及刚劲有力的墨迹和书法，让我觉得只有他们那一代人才真正领略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神采，从那以后，在中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如此整齐地出现过一代才华横溢、博古通今的文人雅士了。 爸爸那个时代的风气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们那时的阶级等级是“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社会需要造就的是心悦诚服、俯首贴耳忠诚于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士，读书何用，知识何为？纵然小学、中学仍收容着孩子们，但如此的社会氛围，至少从人们表面的举止行为上来看，学习好带来的荣耀感已经消失，专注于学习的学生已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爸爸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颇有一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执拗，仍要用他的养身哲学培育他的儿女。没有任何除去教科书以外的书籍，他坚持让我们把课本上的知识点掌握透彻。每天晚上我们姐俩，后来是姐仨都必须围坐在家里的饭桌前学习两个小时，爸爸坐在旁边的床上，拿着一本他保存的《东周列国志》边读，边监督我们。提起《东周列国志》这本书，它和爸爸的缘分极深，那是一本分成上、下册的书，文字竖行排列，在我的记忆中，唯有这本书，他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读一遍，直到他78岁去世。我从未体会过，一本书能有如此魅力，让人眷顾一生。我因教育的缺失，没有读史的习惯，更没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再加上阅读竖行排列繁体字图书犯怵，至今也未曾翻阅过此书，不知其中让爸爸着迷的奥秘是什么。当我们温习完学校的学习内容后，爸爸会出些算术题让我们做，也出些词让我们造句，写短文。我们边做，他边批改。
屋外的诱惑实在太强了，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夏天，邻居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在楼外面打闹，聊天，玩游戏；冬天时，会聚在某一家玩耍。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学习两个小时，实在按捺不住玩心，有时甚至生出一丝怨恨，真不明白这样不入潮流的啃书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好的未来。庆幸的是，爸爸每周有三个晚上去单位政治学习。但他在走之前，都会把我们的学习安排好，并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们，谁如果不听话，会挨打。但是只要爸爸一走，大弟即刻就溜出去玩了，我呢，大部分时间能够克制自己，有些特殊活动，也会违背规矩。妈妈慈母一个，怎会阻止她儿女的渴望呢。不过爸爸后来察觉了我们的举动。一次，他刚走不久，大弟就往外跑，爸爸突然返回，碰了个正着，按着犯错误后的惯例，爸爸拿出妈妈做衣服用的竹尺，拉出大弟的小手，狠打了几下，然后又去单位学习去了。以后，我们再往出跑的时候，一定等到爸爸走了半个小时以上。
每周六晚上我们不用学习，这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刻，即使外面多热闹，都吸引不了我们了。这天晚上，爸爸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最多的是《聊斋志异》，那些鬼的故事让我们着迷，无论爸爸讲过多少次，我们百听不厌。听的人享受，讲的人却一定无聊。不过，我们只要央求，总能得到满足。我们还听过很多遍《三国演义》。这些成人故事，是陪伴我们童年唯一的故事源泉。
今天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常常伴随着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们，爱意融融，温馨无限。他们在它们的世界里慢慢地打开真实世界的大门。
由于爸爸持之以恒的坚持，我们姐弟三人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当然，这和今天学校里的竞争排序不可同日而语。在全民不学习的环境里，只要稍加努力，学习上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但这种优势伴随的荣誉感与今天学校里的学生取得的辉煌也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被爸爸逼出来的学习习惯却使我受益一生，书本总是自己不倦的朋友，从而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都可接受和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这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了更丰富的内容。
当我四年级以后开始看小说的时候，那些革命小说或多或少有一些爱情描写，虽不知男女之情，连懵懂的感觉都没有，但还是爱看，看的时候羞怯自然而来，总是悄悄地看。记得有一次我在读《苦菜花》，正看到关于爱情描写的那段时，我把书翻着藏在了床角褥子底下，去卫生间了。回来时，爸爸拿着那本书，气势汹汹地指责我，不让我看，但我记得他并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我为什么不能看。人的情感怎能被阻拦，我照样阅读，只是更隐蔽罢了，有时在被窝里看一夜。一直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让我阅读这样的内容，也许他觉得我太小了，无法理解其中那美妙的情感，而误读了它，也可能怕我沉湎于此，不能专心做算术题，怕学不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的梦想落空。
红小兵
列宁说革命是各民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有人兴高采烈，因为可以不上班、不上学、不守交通规则，不管红绿灯，车可以横着开……
伟人用他的亲身经历给革命下了“定义”，我经历的这场革命，正应了列宁的论断。
我这年龄的孩子在任何革命面前，本应是看客，但这场革命史无前例，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改变了这个国家几代人的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小学二年级的一天，班主任张老师给全班开会，告诉我们需要加入红小兵。我举手告诉老师，我不想加入，因为妈妈不让我加入，紧跟着，一个小男孩也举手声明不加入红小兵，理由和我一样。那男孩就是我的邻居和幼儿园同学，他曾帮我拔过蛔虫。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是我们的妈妈确实在这之前都曾叮嘱过我们不要加入；二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柔弱善良的像妈妈一样的老师。不过，很快，我们就不得不加入了红小兵。因为红小兵是好孩子的标志，而且是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的基本要求，孩子们自然害怕被边缘化。从此，我臂戴红袖章，成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个小兵。
我们经常停课不上，一是老师们忙于革命；二是我们也忙于此。对孩子们来说，无论如何不上课都是一件快乐的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我们兴奋，更可以说是亢奋。
学校的操场上有时会有批斗会，看过我们的侯校长挨批斗，还有一些其他老师的批斗会，形式都是被批斗者站在人群围成的圈中央，低着头，群众中会有一个人领头喊口号，并读声讨书，其他人会不时责问被批斗者。其中齐老师的批斗会最另类，她的脖子上被挂上一双高跟鞋。她的罪名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她是与众不同，头发是烫过的，衣服也与大多数人穿的不大一样，有一些精致的细节。有人使劲往下按她的头，她就是不从，也不说一句话。对我来说，“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一个词，哪里知道是何含义，但我却通过它得出判断，这样的人是坏人。
批斗会后，我们在上下学的路上有时能看到齐老师，而且每一次都看到，她后面跟着几个孩子，用小石块和杂物向她投掷，嘴里喊着：“破鞋！”她只是低着头匆匆前行。
除了感受过学校里的小型批斗会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斗铁路局的局长和其他一些铁路局的高层领导的大会。铁路局主楼门前是一个空场，布置好了舞台，我们坐在台下等候开始，这时喇叭里重复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还有其他革命歌曲。那时的高音喇叭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极具代表性的标志，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想向人们灌输什么，高音喇叭就打开了，方圆几里地都听得清清楚楚。高音喇叭把城市变成了战场，也把城市连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人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在如此声势浩大的阵势下，想不改变都难，想不信服也难。
按照惯例，革命歌曲一停，声音如播音员般职业的一男一女就开始通过高音喇叭高喊口号：“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我们就知道马上将要有人被押上来了，所有的眼光都投向舞台的左后侧。只见两位彪形大汉反卷着铁路局胡局长的胳膊，将他身体曲成45°角，快速地押上舞台。实际上，人呈那种姿势，只能快步疾走，根本无法慢下步来。“把他的老婆，资产阶级的臭小姐李××押上来！”随着这声口号，他的太太也以同样的姿势被押了上来，两人并排弯腰站在台前。昔日大权在握，威风凛凛的胡局长足有二百多斤重的高大身躯在这种姿势下表现出异常痛苦，满脸大汗淋漓，但他在声讨声中，始终低着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太太可就不同了，腰被两个大汉押着，直不起来，就使劲昂起她的头，然后被大汉们按下，再昂起来，再被按下。这时，有人过来，使劲踢她的腿，她一定很疼，但仍不从。她40岁左右，按她的年龄，应该算是解放后革命的受益者，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她形态雍容，皮肤光润，一副金丝边眼镜增添了些许儒雅，但来回来去的挣扎最终使她的头发蓬乱，眼镜也被折腾掉了，她挣扎着企图继续保持些风度，神情充满了怨恨。台上的人开始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们的罪行，接着是我们跟着那一男一女振臂高呼各种口号，然后这夫妻俩又被快步押了下去。
紧接着，又押上来了一排，大约有6个，从舞台这头站到了舞台那头，这次就更热闹了，加上每人两个的押解人员，前台黑压压的一片人。一会儿，这排人中就有了骚动。一些不低头的走资派和他们的押解人员发生了抵触，有人从台下跑了上来，扬开手臂，扇了其中一人一个大嘴巴。不过有一个人似极为顺从，主动把腰弯得更低，批斗他的人说什么，他迎合什么，问什么答什么，据说，他是铁路局分管运输的副局长。
无论什么样的国度，无论什么样的时代都有媚骨和傲骨，无论这媚骨是暂时的妥协还是本真的流露，也无论这傲骨是骨子里的傲气还是不屈的正气，这非常时期把人性彰显得透彻心骨。
我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审判，是对我的邻居的审判。那时，我们也常去参加一些公审大会，公审大会有时是审判一些刑事犯罪，比如“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指强奸下乡知识青年的罪行，大多被定为反革命罪。批斗走资派和地主分子的会是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不判刑，由革命群众来决定那些走资派的命运，或拷打，或送到牛棚，或送到干校；而公审大会是由革命群众结合残留的公检法人员组织的，要宣判。
我这个陈姓邻居住我家后楼，四楼。那四座楼房的邻居们大多彼此熟悉，但对这家人知之不多，只知道他的父亲是铁路局的工程师，从上海带着全家支边而来。这家人很不入流，是那种典型的旧时代的遗老遗少。穿着考究，不苟言笑，深居简出，但偏偏他们那18岁的儿子喜欢张扬，这个瘦高帅气的小伙子常和他的同学描述他显赫的家世，众多的海外关系，并吹嘘美国如何强大、富裕，老百姓生活如何幸福；台湾正在准备反攻大陆云云。最致命的是他告诉同学们他的消息来源是属实的，是通过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对大陆广播得来的。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非常聪明，在家摆弄、安装小型广播接收设备。他被揭发后，以“偷听敌台”的反革命罪被逮捕。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铁路局主楼后面的操场搭起了审判台，我的邻居和其他几个“反革命”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来，他们的背后插着一个倒领带形的高于他们头顶50厘米左右的大牌子，上面用黑墨写着“现行反革命×××”，名字用红墨叉着。陈姓邻居和其他两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公审会结束后，台下坐的我们让出一条道，押死囚的彪形大汉们把罪犯和死囚快速押上了场外停着的解放牌大卡车。大约有5辆卡车，死囚在第二辆卡车上，他们每人被反绑着双手，大牌子仍在他们背后，头时不时被那押解他们的大汉抬起，示众，其余卡车沿着卡车后槽站满全副武装的民兵和军人，接着，卡车列队向郊外刑场驶去。可怜这英俊少年哪里知道其中的厉害，区区几句胡说就断送了卿卿性命。
另外一个我经历的反革命案件更是离奇。我们上学的路穿过爸爸单位的露天走廊，走廊两边，是两块黑板，总是布满革命的黑板报。一天我和同学经过那里，正好一个叔叔在写黑板报的标语，他刚写到大字题目“毛主席的好战，”这时，一个同事把他叫走了，我们在看那黑板报，看那叔叔写的大字的布局，我们猜想，他是要写“毛主席的好战士×××”。那是黑板报的题目。几天以后，我爸爸回家，跟我们说，他的一个同事又被抓起来了，他在黑板上写了反动标语：“毛主席好战。”我知道，我们那天遇到的叔叔成了“反革命”了，他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爸爸妈妈嘱咐我们，不许用任何印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和书页包书皮，包食物，或者坐在屁股底下。那个年代做到这些还真不容易，就那么有限的印刷品，要想避开这些，基本上就没什么可用的了。我们当然是谨慎小心，一显示忠心，二怕惹上横祸，最重要的是避开会向领导告发的人，如果无人知晓，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中国自古“君臣父子”，“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这种天之赋权，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血液里，是权威，就有完全的权力去无视他人的任何存在，为所欲为，甚至庶民的生死都会根据权威的好恶来决定。当一个人落魄的时候，他随即也失去了作为人所应受到的最基本尊重。革命的理由千千万，实际上也根本不需要理由，这场革命为流氓无产者们提供了扬眉吐气的大舞台，将中国人骨子里最见不得人的一些潜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铸就了未来几代人都难以完全走出的道德困境和缺陷。
那违背于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的事我是定不会做的，但那时我也并没有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产生多少同情，无知让我变得爱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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