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宋毅(译)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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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试读：
前言
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研究欧洲和美洲通史，尤其是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历史学家往往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对海洋既缺乏专门的兴趣，又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会忽视海权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可对独特时间的海权作用没有特别的认识。一般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对海洋的使用与操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段特定时期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只泛泛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这一概念将仍是模糊不清的，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承认，不是像本来就该做的那样，即基于搜集一些特定时期的特殊事例，通过分析来明确地说明海权的作用。
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权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这两个例子看上去让人很费解，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强大更多的应归功于海洋。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具个性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1]源和组织机构对抗。但每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与罗马对抗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对抗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在扎马结束；拿破仑的斗争在滑铁卢告终。”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时补充道：“需要指出，对两场战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而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迦太[2]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和最后彻底击败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异常相似。他们都担任非常重要的战区指挥官多年，但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对手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他几乎所有的部将。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军队恢复了信心，他们两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选定的敌军指挥官和选定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
上述两位英国作家都没有提到那种更惊人的巧合，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3]不经过高卢进行危险的长途行军。行军途中，老兵减员过半，从而[4]使从罗讷河向西班牙派兵的老西庇阿，既能够截击汉尼拔的交通线，又能够返回本土，并且在特雷比亚对付入侵者。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在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往来。在梅陶鲁斯河的决定性战役中，相对来说，罗马人的部队处于内线位置，面临被哈司德鲁巴尔和汉尼拔的军队两面绞杀的危险。但是由于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不能从海上，而只能经高卢从陆路运送援兵，最终让罗马军团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后来，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大军被狭长的意大利分开，其中一支被两位罗马将军的联合行动歼灭。
另一方面，海军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课题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编撰海军的简单编年史料上。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不是这样，天才而有教养的法国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调查产生不同寻常的结果的原因，以及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就我本人所知，还不曾有一部著作讲授过我们这里探讨的这种特定课题，即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至于其他一些论述各国战争、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历史，也只是偶尔顺带地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整体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而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
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有独特特点的帆船时代，从1660年开始，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为止。虽然在这本书里以一系列海上事件为基础的通史的连贯性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本书已经尽力提供一个准确、清晰的梗概。作为一名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海军军官，我在撰写本书时毫不犹豫、毫无拘束地离题论述了海军政策、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问题，而我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本书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89年12月[1] 汉尼拔，迦太基军事统帅。[2] 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西庇阿家族先后有多人参与罗马政治，这位一般被称为大西庇阿。[3] 高卢，历史地名，领有今意大利北部及法、比、荷等国，共和国时代成为古罗马一部分。[4] 大西庇阿之父，当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在西班牙战败被杀。绪论
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主要是叙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竞争，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历史。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人们便清楚地知道海上贸易对各国综合实力的影响。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更多的海上贸易利益，会实行一些手段，或是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贸易，而当这些办法都失败时，就用暴力来消灭外国贸易。一方面，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掠夺欲，就算无法全部占有，至少也要大部分占有贸易利益和产生争取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的想法，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战争。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战争，其过程与结果也与能否获得制海权相关。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广义来说，涉及所有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因此，在下面的章节，虽然不全是，但主要会叙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曾告诫过，研究过去的军事历史，对纠正我们的思想、对于巧妙地从事未来的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军事家，他在所研究的战役中列举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实施的战役。但是，这些人还不知道黑火药。于是在专业作家中似乎产生了默契，即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随着武器的发展发生了变化，但在历史学中有一些正确的学说被保留了下来，现在继续存在，成为普遍适用的学说，而且可以上升为基本原则。同样的理由，尽管过去半个世纪（19世纪），由于科学进步和采用蒸汽作为动力，使海军武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研究过去的海战史，通过它来说明海战的基本原则，将是很有教益的。
像我们这样甄别性地研究帆船时代的历史和海战经验，有双重必要性。因为，这种研究能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外，到目前为止，蒸汽舰队海军的历史还较短，尚未形成明确的学说。对于帆船，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实践经验，而对蒸汽舰船，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有关未来海战的理论几乎全部都是推论。尽管我们曾试图通过详细研究蒸汽舰队与历史悠久的靠桨航行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舰队之间的相似点，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未来的海战在还没有完全经过验证之前，海战的理论一定不能过多地依赖蒸汽舰船与桨帆战船之间的这种相似点，尽管这种相似绝不只是表面的。蒸汽舰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具有不依靠风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的能力。可是动力又使这些不同级别的蒸汽舰船同帆船有了根本的区别：帆船有风时只能向有限的几个方向航行，无风时必然寸步难行。但是人们既要懂得观察事物的相似点，同时也应善于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因为当人们的注意力热衷于所发现的相似点时——这是精神追求的一种最愉快的事——容易对新发现的相似物中的不同之处觉得厌烦，因此便会忽视或拒绝承认这种不同点。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虽然构造不同，并且都具有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它们至少又有两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给蒸汽战舰提供有关经验时，必须牢记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首先，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动力，使用时必然会迅速衰减，因为人的体力不能长期维持这种消耗。结果是虽然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可以进行战[1]术运动，但是时间是有限的。其次，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期的攻击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战斗几乎全部都是短兵相接。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这两个条件必然导致交战双方进行短距离的快速突击。当然，并不排除双方在进行短兵相接之前，企图巧妙地对敌舰实施包抄或迂回。根据这种快速突击和混战特点，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很盛行的、比较一致的，甚至很著名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武器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海战必将进行一种大混战，在这种混战中，正如其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会很难分辨敌友。不管怎样证明这种意见的价值，都绝不能单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在船艏都装配有撞角，以及都可以随时直接驶向敌人的事实作为这种意见的历史根据，而不顾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之间的区别。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意见还只是一种推断，所以最好要经过实战检验，有待这种战法的优劣进一步明朗化，才可以做出最后评判。即使这种战法获得肯定的判断，人们也会提出不同的见解——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进行混战，战术和技术就无足轻重了。在现代，海军装备有复杂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实施混战不是最佳选择。如果一位舰队司令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舰队战术展开较好，他的舰长们也都很出色，他必然不愿意与同等兵力的敌人展开一场混战。因为在混战中，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将不能充分利用，而运气将起最重要的作用，并且等于把他的舰队看作是一伙过去[2]从没有在一起活动的舰艇凑集成的乌合之众。至于什么时候适合混战，什么时候不适合，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的教训。
历史上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只有一点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蒸汽舰船，而在其他方面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因为这些不同之处并不是一目了然，所以很少受到重视。帆船就正相反，其显著的特点正是它与现代蒸汽舰船的不同点，所以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尽管存在也容易看到，但由于不那么一目了然，因此不大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蒸汽舰船相比，由于意识到帆船要依赖风的这种严重弱点，加深了它们不同点的印象。除去这一点，帆船之间作战时，其战术运用方面的经验还是很有教益的。鉴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不会因为无风而丧失战斗能力，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战术运用比帆船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事实是帆船取代了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并且在使用蒸汽舰船之前，一直是最好的舰船。帆船具有能从很远的地方攻击敌人的能力，而且这种机动不管需要实施多长时间都不会使人员精疲力竭，这样就可以使大部分船员操纵武器投入进攻，而无须耗费精力去划桨。这些正是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如果从战术角度考虑，这些能力至少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在无风或顶风运动时的能力一样重要。
人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不仅有一种容易忽视不同点的倾向，而且还会根据自己的想象把相同点夸大。可以这样考虑，我们指出了帆船有穿透力较强、射程较远的远程舰炮和射程较近但破坏力更大的臼炮时，也指出了现代蒸汽舰船有射程较远的炮塔式舰炮和鱼雷。鱼雷只是在有限的距离内，通过猛力打击对敌舰造成损坏，而舰炮与过去一样，目的是穿透敌舰甲板。虽然这些只是从战术角度去考虑的，但是它们必然会影响舰队司令和舰长们的计划。这种相似是实际的，并没有牵强附会。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可以与敌舰实施舰对舰的直接交锋，帆船通过强行登上敌舰将其俘获，蒸汽舰船能通过撞角将其击沉。但对于二者来说，要完成这种任务困难很大，为了有效地完成这种任务，必须使舰船航行到战场的一个特定位置上，而枪弹却不是这样，它可以从广阔海域，在许多攻击点上射击。
依据风向而定的两艘帆船或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涉及最重要的战术问题，并且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海军将领们最关心的问题。从表面看，似乎在现在的条件下，这对蒸汽舰船无关紧要，因此，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但如能比较仔细地考虑一下下风和上[3]风“相对位置”的显著特点，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而不去考虑其他的枝节，就会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舰艇占据上风位置的显著优点是能自由决定战斗还是撤退，随后又能在选择攻击方法时形成有利的进攻态势。但是这种优势又会带来某些弊端。例如，往往会打乱战斗队形，会暴露在敌舰的纵射炮火之下，并使进攻方的部分或全部侧舷舰炮失去作用。这些都是在向敌人逼近时常出现的情况。占据下风位的舰艇或舰队无法进攻，如果不想撤退，战斗只能限于防御，而且只能按照敌人的意图接战。但如能镇定自若，不仅能较容易地保持战斗队形，而且可在敌舰无法还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对其实施舰炮攻击，这样就能减少上述不利条件带来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特点，在所有各个时代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中都极其相似，也具有可比性。进攻方为接近和消灭敌人，要担一些风险和一些损失；防御方一直是这样，不愿意冒险前进，严格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并且还可以利用进攻方暴露的破绽。透过一些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风和下风之间的根本区别。英国人常常喜欢占领上风位置，因为英国人的一贯政策是主动攻击和消灭他们的敌人，而法国人通常习惯于占领下风位置，因为这样做常常使他们在敌人逼近时，能够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并且可以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从而保存自己舰队的实力。法国人几乎总是一贯地让海军作战服从于其他军事考虑，他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海军身上，并且力求节省海军开支，使其保持防御态势，将舰队的作用限制在击退敌人的攻击上。为贯彻这种方针，只要敌人是为了展示武力，而不是进行作战，法国人就会欣然采用这种娴熟应用的下风战法。但是，当英国海军的罗德尼将军不但为了进攻，而且企图利用上风，在敌战线的某一部分大量集中兵力时，他谨慎的对手法军舰队司令戴吉尚便改变了战术。罗德尼与戴吉尚三次交锋，第一次法军处于下风，但当戴吉尚意识到罗德尼的谋划后，便开始顺风移动，不去进攻，而是撤退，除非条件对他有利时，他才去进攻。现在采取攻势或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而是取决于舰队是否具有较快的速度。在一支舰队里，这种速度不仅依赖于单舰行动的速度，还要依赖他们战术行动的统一。从今以后，速度最快的舰队将能够占有有利位置。
因此，我们从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用的经验，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徒劳的期望。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与现代舰艇有部分类似，也有部分截然不同。这些不同让我们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作战模式，来当作仿效的战术先例。但一条原则与一个先例的作用不同，原则的作用大于先例。一个先例可能本来就是错误的，或者由于条件的变化，并不能照搬；从事物的本质可以归纳一些准则，尽管条件多变，运用方式不同，但准则不变。按照这些准则战斗，必然会取得胜利。战争的确有这样一些原则，它们是通过研究过去多次战争的胜利和失败而确立的，是永远不变的。条件和武器都会有改变，但为了妥善地应付各种状况或使用武器，就必须遵循那些永恒的历史教导，在战场上采取正确的战术，或者正确地实施大规模作战，即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
但是，在包括整个战场的这些大规模作战中，还有可能涉及地球大部分地方的海上竞争中，历史经验具有比较明显和经久的作用，因为许多条件是较长时期不变的。战场可能大些或小些，困难可能明显或不明显，敌对两军会有强有弱，必要的调动有难有易，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随着蛮荒被现代文明开发，随着通信手段倍增，道路开拓，河流上架起了桥梁和食物来源不断增加，作战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容易、更迅速、更广泛，但是作战行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变。当用马车运送部队代替徒步行军时，当火车代替马车时，增加了作战距离，或者也可以说缩短了作战时间，但是诸如决定应当集中兵力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要进攻敌阵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等原则都没有变。在海上也是这样，从提心吊胆地由一个港口缓慢地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可以大胆地航行到天涯海角的帆船，又从帆船发展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舰船，海军作战行动的范围扩大了，速度变快了，但海军作战的原则，却不用改变。因此，之前引用的二千三百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讲话中所蕴含的战略思想，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当时一样，现在也适用。在交战双方的陆军或舰队进入“接触”之前（用“接触”这个词可能比其他的词更好，它指出了战术和战略之间的界限），有很多事情需要决策，其中包含了战场的整个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了海军在作战中的职能；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中的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修建燃料和各种补给的仓库；保持这些仓库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还包括研究作为一种决定性或辅助性的作战行动——破坏贸易战的军事价值，以及破坏贸易最有效的方法——采用分散巡航或者是采用重兵把守商船必经的一些重要交通枢纽。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很多记载。最近在英国海军界展开了一次有意义的讨论，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两位有名的海军将领，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在同法国作战时，部署英国海军采用的方针功过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完全属于战略问题，而不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当前极其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依据的原则，现在和当时一样没有变。圣文森特的方针挽救了英国，使其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将军和他的同僚手中把英国直接引入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所以，在海军战略方面，过去一些有价值的学说，其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少。这些重要学说不仅可以用来阐释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作为先例。当从战略角度考虑需要使舰队在某一地点投入战斗时，从战术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十分正确。人类在不断进步，武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武器的变化，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不断变化，即部队或舰队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发生变化。于是在与海上事件有许多关联的部门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没有什么用处，并且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尽管出现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完全看不见那些让各国把舰队部署于海上的、决定舰队活动范围的、已经改变的，而且会继续改变世界范围的那些广泛的战略要素，甚至对战术的看法也是狭隘和片面的。过去一些战斗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作战人员战斗时是否能贯彻作战原则。因此海军若仔细地研究这些战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仅会发现而且逐渐领会这些原则，还会不断地把这些原则运用到舰艇和武器的战术中去。他还会看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变化之后，而且还会因为武器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武器的改进大都是因为少数人努力而达成的，武器和战术的两次变化间隔时间会相当长。而改变战术原则必须战胜保守阶层的惯性思维，而这种惯性思维非常顽固。只有真正承认每种变化，认真研究新舰或新武器的威力和局限性，继而采用适应于它们的特点的战术，才能够纠正这种惯性思维。历史已经表明，希望军人们都努力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人能承认这种变化，那对于作战将大有裨益，因为即使获得的是教训，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一位法国战术家莫罗盖的见解，他在125年前这样写道：“海军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基础上的，引起这些条件变化的第一个原因是武器，武器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武器的变化反过来必然引起舰艇构造的变化，舰艇操作方法的变化，最后引起舰队部署和舰队指挥的变化。”他进一步阐述，“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永远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更易于受到批评。更确切地说，这些战术原则的运用要依据武器的变化而变化。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会不时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此承认战略的基本原则较容易。上面的阐述对于我们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些说明这个题目的例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英国舰队不仅彻底击败法国舰队，而且对摧毁法国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大战术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它被誉为“备战时期和战斗进行期间结合很好的艺术”。当时进行的特定的战术配合取决于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条件，即一支锚泊舰队的下风舰船，在舰队的上风舰船被摧毁之前，无法去支援它们，但是构成这种战术配合的一些原则，即选择敌队形最不易得到支援的部分，用优势兵力去攻击它，这些都还不曾过时。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用15艘战舰战胜了27艘敌舰，尽管这次敌人不是在锚泊，而是在航行途中，但他也是按照上述那些原则战斗的。然而，人们有时对各种稍纵即逝的情况的印象，似乎比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永恒性的原则的印象更深。相反，对纳尔逊的胜利在战争进程中起到战略作用包含的一些原则，不仅较容易认识到，而且已经看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在埃及冒险行动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海军能否保持其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畅通。尼罗河之战的胜利使英国摧毁了唯一能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法国舰队，并决定了法国最终失败的命运。人们不仅很快发现这种打击是按照打击敌交通线的原则进行的，而且还会看到这种原则现在也是正确的，并且无论是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还是在帆船时代或蒸汽舰船时代，也一样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轻视过去的错误看法，认为那些都是过时的东西，加之人们生来的惰性，甚至无视海军历史中蕴藏的那些长期有效的战略教训。例如，有多少人不是把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把纳尔逊获得的荣誉及其天赋才能看成是一件异常伟大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向他们自己提出这个战略问题，即“舰队是怎样恰好在那时那刻到达的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的最后一幕呢？在这场戏剧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位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拿破仑和纳尔逊在相互较量。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失败者不是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获胜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被挽救的英国。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联合行动失败了，而纳尔逊的直觉和能动性使英国舰队继续不断地追踪敌人，并使其在决定性时刻赶到战场。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战术，尽管细节还有待论述，但其主要特点符合战争原则，并且英国人的大胆行动已被当时的紧急情况和海战的结果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英国人在备战阶段的效率、实施过程中的活动能力和干劲，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思维方法和观察方法等方面的一些主要经验都是战略经验，并且至今仍然很重要。
在以上两场战役中，战争都取得了合乎规律的、决定性的结果。现在可以引用第三个战例，在这个战例中，因为没有取得上两次战斗中所取得的那种确定的结果，所以对应该做些什么更容易展开讨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于1779年结成同盟反对英国。联合舰队三次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其中一次风帆战舰总数竟达66艘，由于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不得不躲在港内。当时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收复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进攻直布罗陀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法西同盟从海上和陆上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可是这些攻击都是无效的，因此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纯属海军战略问题，即法国和西班牙用控制英吉利海峡，攻击英国港口的舰队，破坏贸易和入侵本土来威胁英国，是否会比竭尽全力直接攻击英帝国这个远距离的、非常坚固的前哨基地更有把握呢？长期没有遭到入侵的英国人对入侵恐惧万分，如果突然使英国人动摇了对舰队的充分信任，也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使他们丧胆。不管最后如何决定，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当时的一位法国军官提出了另一种方式，他主张直接大举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可以用来与直布罗陀交换的岛。英国人不可能放弃控制地中海的要塞，去换取其他任何海外领地，英国可能为挽救其家园和首都放弃这个要塞。拿破仑[4][5]曾经宣称他要在维斯瓦河畔重新夺回本地治里那样的地方。如果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像联合舰队于1779年曾短期控制它那样，对他通过威胁英国海岸占领直布罗陀那样的地方还会产生怀疑吗？
为了更好地牢记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战略研究的素材，同时通过史实来说明战争原则这一事实，再举两个例子，这两个战例发生的时间，比本书所涉及的起始的时间还早。一次是在东西方两强之间在地中海进行的两次大较量期间，其中一次使闻名世界的大英帝国处于危急之中。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两次大较量中，敌对舰队怎样碰巧都在相距这样近的亚克兴和勒班陀相遇的呢？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或者[6]是由于已经重复出现和可能再一次出现的情况吗？如果是后者，研究出这种情况发生的缘故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再次出现一个像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强国，它们的战略问题将是类似的。目前看来，海权的中心确实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并且以压倒之势存在于西方。但如果出现某种机会，俄国除控制它现在已经控制的黑海低地外，又占领了地中海的入口处，那么，目前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将会完全改变。现在，如果西方一致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会立刻停止对抗，[7]像1854年那样，他们一起到黎凡特地区去，或像1878年一样，英国单独前去。一旦出现这种变化，东方会像从前两次一样，在半路上与西方遭遇。
在世界历史一段非常引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8]的材料，能详细研究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所遗留的一些迹象已经可以断言，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只依据所掌握的一直留传下来的特定事实，进行一种正确判断。因为像往常一样，这一时期海军的活动情况被忽略了。为了从很少的迹象中，依据对于一些著名历史时期的可能了解，得出一些正确的推论，有必要去熟悉全部海军史的详细情况。无论怎样有效控制海洋，都不意味着敌人的单舰或小型分舰队不能溜出港口，不能经常横渡汪洋大海，不能骚扰、袭击一条漫长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点，不能进入被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无论双方海军实力相差多么悬殊，较弱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可能逃避这种封锁和控制。所以战争第四年，罗马军在坎尼惨败后，迦太基海军将领伯米尔卡成功使4000名士兵和一群战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第七年，伯米尔卡又突然避开了位于叙拉古外海的罗马舰队，再次出现在当时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汉尼拔也多次向迦太基派遣船只传递公文，甚至最后汉尼拔率领残余部队又安全地撤回非洲，而这一切与罗马舰队全面控制海洋或控制关键海域并不矛盾。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迦太基政府可能不断给予汉尼拔支援。实际上，汉尼拔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但上述这些事实自然会造成迦太基政府已经支援汉尼拔的印象。所以有必要通过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来很好地证实罗马海上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估。[9]
蒙森说，战争开始时，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原本不是海洋国家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海军已经超过以航海为业的对手迦太基人，建立起海上优势，并继续保持了这种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没有发生重大海战，但从这种情况的本身和其他已经查明的与其有很多关联的事实，可以看出罗马依然具有类似于其他时期具有的这种海上优势。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所以不能知道他为什么要经过高卢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行危险的、几乎等于灾难的远征。不过可以肯定，西班牙沿海的汉尼拔舰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罗马舰队抗衡。如果这支舰队真的很强大，汉尼拔因为种种原因影响，可能仍然会沿着他所选定的路线前进，但如果他经海路远征的话，就不会使与他一起出征的6万名老兵损失3.3万人。
正当汉尼拔进行这种危险远征时，罗马人派老西庇阿两兄弟率领一部分舰队，将一支执政官指挥的陆军送往西班牙。这次航行没有遭受严重损失，罗马陆军成功地进驻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另一个罗马分舰队与另一名执政官指挥的一支陆军被派到了西西里。两个分舰队共有220艘舰船。每个分舰队都在各自的阵位上，与一支迦太基分舰队遭遇，最后罗马人轻而易举地打败对手。这些都可以从很少的战斗记载中推断出来，可以说明罗马舰队确实强大。
第二年之后的战况如下：汉尼拔已经从北部进入意大利，在连战连胜后，已绕过罗马城向南进军，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就地征收给养，这使得他们与当地人民产生矛盾，特别当他依靠罗马在当地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治和军事控制系统征收给养时，矛盾就更加尖锐。所以汉尼拔最急需的，就是要与某一可靠的、能够不断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基地建立联系。按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建立“交通线”。有三个友好的地区：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可以让其中一个或三个充当这样的基地，而他与前两个基地间的交通，只能经海路维持。汉尼拔能从西班牙得到最有力的支援，如果没有敌军封锁航道，他既可经陆路又可经海路抵达那里，而经海路路程短且安全。
战争的最初几年，罗马人依仗其海上力量，完全控制了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撒丁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之间，沿海居民几乎都对罗马人友好。但是坎尼之战后的第四年，叙拉古放弃了与罗马的同盟，叛乱蔓延整个西西里，而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签订了攻守同盟。这些变化必然不断扩大罗马舰队的军事活动，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部署，这种部署又怎样影响这场战争呢？
迹象清楚地表明罗马人从未放松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这可以从罗马各分舰队能不受干扰地从意大利驶到西班牙得到证实。在西班牙[10]沿海地区，直到大西庇阿看出适于暂时停止使用舰队之前，罗马在此一直享有充分的控制权。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部署了一支分舰队并建有一个海军基地以控制马其顿，他们忠于职守，从未让[11]马其顿的一个方阵士兵进入意大利。蒙森说：“由于腓力缺少一支战斗舰队，使他的各种调动都不能实现。”这里海权的作用不再只是一种推断，而是明显的事实。
西西里的斗争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舰队在这里交战，但优势显然属于罗马人，尽管迦太基人曾几次成功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补给，可他们一直避免与罗马舰队作战。由于罗马舰队控制了利利巴厄姆（今马尔萨拉）、巴勒莫和墨西拿，使它能在该岛北岸建立牢固的基地。西西里南部水域对迦太基人是开放的，因此他们还能支持叙拉古人反抗。
综观这些事实，可以进行一种推断，而且能得到全部史实支持，即当时的罗马海上力量控制了西班牙塔拉戈纳到西西里西端的利利巴厄姆以北，在经过该岛北端经墨西拿海峡，向南到叙拉古，再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的广大海域。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控制没有被动摇过，并且一直持续着。如前面所述，这种控制不能完全制止迦太基人进行规模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但是确实阻断了汉尼拔所急需的那种持续可靠的交通线。
另一方面，似乎同样很清楚，战前10年，罗马舰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长期作战，确实也不能超出所限定的南部界限，到较远的地方活动。汉尼拔一起程，就派出一些舰船保护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打算袭击这些交通线。
所以，罗马海军完全放弃了在马其顿的战争。罗马舰队也没能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的多次有效的牵制活动。但这支舰队确实妨碍了迦太基人向当时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运送最急需的部队。西班牙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和汉尼拔本人都把西班牙地区作为他们策划入侵意大利的基地。在战前18年，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且非常有远见地扩大和巩固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父子俩已经集合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在当地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当时一支久经沙场的部队。汉尼拔出征后，就把政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忠于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尔，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从深陷可恶宗派斗争的非洲迦太基本土得到的。
汉尼拔一起程，迦太基人便在西班牙取得了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的广大地区。尽管居住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部落对罗马人都很友好，但当罗马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抵挡汉尼拔。汉尼拔镇压他们之后，留下1.1万名士兵由汉诺指挥，对这个地区实施军事占领，防备罗马人进驻，避免他们袭扰汉尼拔与其他基地之间的交通线。[12]
但是，同一年格涅乌斯·西庇阿率领2万名罗马士兵经海路抵达那里，打败汉诺，并且占领了埃布罗河以北的沿海和内地。这样就使罗马人不但能够完全切断汉尼拔与哈斯德鲁巴尔之间的相互支援，而且还可以从这里攻击西班牙境内的迦太基部队，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的水上交通线又能得到自己舰队的保护。罗马人在塔拉戈纳建造海军基地，与哈斯德鲁巴尔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对抗，然后入侵迦太基领地。罗马在西班牙的战争是在老西庇阿兄弟俩指挥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次要的战争，七年间双方各有胜负；战争结束时，哈斯德鲁巴尔给了他们毁灭性的打击，老西庇阿兄弟被杀，迦太基人也几乎成功地通过比利牛斯山增援汉尼拔。但是这种尝试就在将突破比利牛斯山时受挫，当迦太基人准备再次尝试时，卡普阿陷落，克劳狄乌斯·尼禄围攻该城的1.2万名罗马老兵，被调到了西班牙。尼禄是一位能力杰出的指挥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他做出了所有罗马将军[13]能做出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调动。这种来自海上的及时增援，再次确保罗马人对哈斯德鲁巴尔行军路线的控制，对迦太基来说，一条既快又便捷的通道，已被罗马海军截断。
两年之后，后来获“阿非利加西庇阿”称号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即大西庇阿），接管西班牙的指挥权，采用陆海联合进攻策略，占领卡塔赫纳，但是此后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解散了舰队，并把海军[14]调至岸上充当陆军。大西庇阿不满足于只充当一支“牵制”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脉的要隘来对抗哈斯德鲁巴尔。他向前推进，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河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非决定性战役；战后哈斯德鲁巴尔悄悄溜走，匆忙北上，从西端越过比利牛斯山，向意大利奋进。那时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日趋困难，部队的自然减员没能得到补充。
当哈斯德鲁巴尔途中仅遭受轻微损失，进入意大利北部时，战争已持续了10年。假如哈斯德鲁巴尔带来的部队能安全与汉尼拔会合，由汉尼拔统一指挥，战争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为罗马本身也已疲惫不堪，而把罗马与其殖民地和盟邦连接起来的铁链已经拉伸到了极限，有些早就断裂了。但是汉尼拔兄弟俩在军事上的处境也十[15]分危险。一个在梅陶鲁斯河畔，另一个在阿普利亚，相距200英里，各自要对付一支优势敌军，而罗马的两支大军位于被分割的对手之间。造成这种困难局面以及哈斯德鲁巴尔姗姗来迟的原因，正是因为罗马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控制了海洋，才使汉尼拔和哈斯德鲁巴尔兄弟俩的相互支援被限制在绕道高卢的陆路。正当哈斯德鲁巴尔经陆路进行远距离危险迂回时，大西庇阿已从西班牙派出1.1万名士兵经海路去增援与哈斯德鲁巴尔对抗的罗马陆军。结果哈斯德鲁巴尔派去给汉尼拔送信的信使不得不通过广大的敌占区，落入指挥南部罗马军队的克劳狄乌斯·尼禄之手，使其得知哈斯德鲁巴尔准备行动的路线。尼禄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避开汉尼拔的监视，率领8000人的最精锐部队快速行军与北方军队会师。这种有效的会合，使罗马的两位执政官能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哈斯德鲁巴尔，并将其部队全歼，哈斯德鲁巴尔本人也阵亡了。直到弟弟的首级被抛进营房，汉尼拔才得知这个惨败的消息。据说他大声惊呼，罗马将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所以梅陶鲁斯河战役一般被看作罗马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决定性战役。
最后导致梅陶鲁斯河之战和罗马胜利的军事形势，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为推翻罗马的统治，迦太基人必须进攻罗马在意大利的实力中心，并破坏以罗马为首的牢固联盟。为达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作战基地和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前者已由天[16]才的巴卡大家族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后者却从没有得到过。对迦太基人来说，有两条可用的交通线，一条是直接经海路，另一条是绕道高卢。第一条交通线被罗马人的海上力量封锁；第二条交通线处境危险，并且最后由于罗马陆军占领了西班牙北部也被截断。罗马陆军之所以能够占领西班牙北部，是因为罗马人完全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罗马人的制海权。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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