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欣浩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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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都说了些什么试读：
出版说明
古人云抱本参禅可以悟道，可是对普通人而言佛教的经典既卷帙浩繁又佶屈聱牙，同时又不乏流传下来的误读和混淆。本书正是从普通读者的视角来解释普罗大众关心的佛教问题。作者林欣浩虽为民科出身，但博览群书，尤其广泛涉猎佛教经典和哲学著作，更因其理工科背景，具备了敏锐的问题发现和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树立了独特的叙事角度和轻松易懂的写作风格。在佛教的历史起源、发展和传播方面，有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对佛教模糊的概念，尝试进行了解析和分辨。本书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对佛教的理解与探讨。同时编辑在书稿加工过程中，也和作者反复打磨，力求准确客观地叙述大家关心的佛教有关的知识和问题。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读者有一定的裨益。
前言高僧能算命吗？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所谓信佛，指的就是老头老太太、土大款们到庙里烧香磕头，往“功德箱”里放钱。生活在科技时代的我们平时是接触不到佛教的。
其实，佛教早已经融入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远不止到庙里拜佛这么简单。
比如，中国人遇到一些万幸的事，会说：“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这句话里的“佛”和“菩萨”，都是佛教的概念。
再比如，中国人遇到巧合的好事的时候，比如两个熟人无意中碰面了，会说：“咱俩真有缘分啊！”
——这个“缘分”也是佛教概念。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其中一种原因，就叫作“缘”。比如两个熟人的意外相遇这件事，在个体看来似乎是随机发生的，但是在宏观看来，是生活中的种种事件的一系列反应，导致了这两个人正好同时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连锁反应，就是佛教所说的“缘”。
再比如，有的中国人遇到坏事的时候，会感叹说：“真是报应啊！”
——这个“报应”也是佛教概念。佛教常说“因果报应”，大致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了好事或者坏事，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受到相应的好报或者坏报。比如某人打了别人，按照佛教的理论，这个打人者早晚也得被别人打，这就叫“报应”。
这么看来，中国人生活中到处都是佛教的影子，中国人应该很熟悉佛教喽？
这么说也不对。
很多中国人自以为信佛，其实和真正的佛教信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举一个例子。
有些中国人讲究厚葬，坟墓搞得非常华丽，还在坟墓周围雕塑佛像、在墓碑上刻佛经，似乎这样就可以让故去的人在“那边”得到更好的待遇，或者让故去的祖先保佑子孙升官发财。那么，这是信仰佛教的表现吗？
不是。
这是因为，佛教有一个“轮回”的概念。比如《西游记》里猪八戒原本是天蓬元帅。他被罚到人间，“投胎”变成了一只猪。这个“投胎”的过程，就是“轮回”的意思。
佛教认为，人去世以后会轮回成别的生命。既然人死后真正的生命已经轮回了，那么这个人留下的肉体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所以没必要盖个大坟墓厚葬。实际上，印度佛教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张人死了不埋葬。僧人故去以后，直接就把尸体放到森林中，让野兽去啃食或用火烧。只不过佛教到了中国以后，这习俗和中国人的土葬习惯不符，才没流传下来。但无论如何佛教都不主张厚葬。按照佛教的丧葬习俗，可以给故去的亲人念经，但厚葬纯属浪费。
再说一个例子。
有的人觉得，到寺庙里捐钱就是信仰佛教的行为，很多信佛的人，遇到造佛像、印佛经的行为，都会慷慨解囊，到了庙里也是把大把的钱放到“功德箱”里。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最早的佛教，也就是印度佛教那里，有一条戒律叫作“不持银钱戒”，僧人根本不允许接触金钱。不仅不能碰钱，除了衣物等少量生活必需品外，僧人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为了彻底禁止私财，印度佛教甚至禁止僧人劳动、经商。也就是说，僧人连耕地都不允许，必须靠乞讨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佛寺收费已经成了很普遍的事。不仅很多信众都愿意捐钱，有些佛寺还干脆推出收费的“服务项目”：算个命多少钱啊，烧个高香多少钱啊。甚至有的寺庙干脆把自己变成了公司，注册商标，还打算要上市了。
这符合佛教的戒律吗？
还有个更好玩的例子。
我们刚才说，中国人遇到倒霉事，有时会说：“这是报应啊！”这话不仅用在自己身上，也能用在别人身上。比如一位中年妇女遇到自己的仇人倒霉，会幸灾乐祸地说：“这是报应！”我们说了，这是佛教概念。可紧接着，这位中年妇女又说：“这是老天爷在惩罚她呢！”
——这“老天爷”是什么意思？“老天爷”既不是佛教概念，也不是道教概念，这是一个早在佛教和道教出现之前，中国本土就有的观念：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的、无所不能的管理者。
中国人认为，“天”能管理一切，所以皇帝的诏书会说“奉天承运”，意思是说，我的命令是遵照“天”的意思，所以你们必须听我的。皇帝本人也叫作“天子”，自称是“天”的代言人，所以他的权力比别人的大。
既然“天”能管理一切，那么也就可以决定凡人一生的遭遇，所以才有了“命运”的说法。
我们有时会听到中年妇女感叹：“我这辈子命不好。”意思就是，“老天”给我设定的“命运”不好，所以我才遇到了种种倒霉事。
有人遇到事情会感叹说：“这都是命中注定。”既然说“注定”，这也就是说，“命运”是在人出生之前就设定好的。就像一张计划表一样，你的人生必须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是你的个人意志能改变的。这种观念就叫作“宿命论”。“命”也不是绝对不能改，但能改命的，都是特别厉害的人。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革命”，有的人以为这是个新词。其实这是个老词。《周易》里有“汤武革命”这样的话。“汤”是商朝的开创者，灭了夏。“武”是周朝的开创者，灭了商。这里的“革”是“变革”的意思，“命”是“天命”的意思。“汤”和“武”都是推翻了旧的王朝，开创了新时代的人，所以说他们“革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我们现在俗话说“革了你的命！”，好像“革命”的“命”是“性命”的“命”，这已经是曲解了。
刚才说了，佛教不认为有“天”，那么自然，也就不认为由“天”来制定的“命运”。佛教主张的是因果报应，所以佛教认为一个人遭遇的事情是由他之前的行为导致的“报应”，而不是外在的“命运”决定的。
因此，当一个中年妇女说自己“命不好”的时候，她用的不是佛教的概念。
既然“命”不是佛教的概念，自然“算命”也不是佛教的概念了。
实际上，佛教的戒律是严禁僧人给大众算命的——在佛教看来，根本就没有“命运”这个概念，那你给别人算命，你不就是骗人嘛！
所以如果在庙里遇到人说要给你“算命”，或者对你说“施主你的命数不好”，甭管这人是剃了光头还是有张出家证明，这个人都不能算是个真正的佛教徒。
相应的，“相面”、“看手相”这种行为，佛教也不相信。有的寺庙里放着签筒，信众可以求签。有时旁边还坐着一个和尚。因为签上的话都模棱两可，求签人还得拿着签找那个和尚，告诉他你所问何事，然后让他给你解签——按照正统佛教的说法，这都是在胡闹。
更有甚者，还有人号称能通过某种方式“改命”、“转运”（当然，“为了显示施主的诚心”，多少要收点钱的啦），这就更不属于佛教的概念了。因为佛教“因果报应”指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鼓励人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假如一个人原本做了恶事，注定要遭受恶报，结果花了一些钱、搞了一些仪式“转运”，就能避免自己承受恶报，那坏人岂不是太舒坦了？做坏事又能花钱免罪，那佛教岂不是成了收钱保护恶人的黑社会了吗？
所以“转运”这种行为，正统的佛教也是不承认的[1]。
但假如您脑筋足够快，此时会突然跳起来，大声问我：
那么“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也不属于佛教概念啊！
——中国百姓有了苦难，就去求神拜佛，祈求观世音菩萨能“救难”。可是按照佛教观点，苦难不是一个人做了坏事之后应该承受的惩罚吗？要是观世音真能救难，那不就等于让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了吗，因果报应不也就不成立了吗？
对不起，我要跟您说，这回您错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正统的佛教观点。《法华经》里就说，如果有人能虔诚念诵观世音菩萨的法号，那么火烧不坏、刀砍不动、鬼怪也伤害不了[2]。
佛经上说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是能救苦救难的。
但您可能会困惑了，这“救苦救难”不是和“因果报应”矛盾了吗？
假如您对以上问题产生了困惑，那么我为您高兴：
您买对书了。
我们这本书的宗旨，就是本着抬杠到底的精神，对一切和佛教有关的疑问，都追问到底。
比如在前面的短短几段里，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疑问：
土大款到庙里扔钱能不能得到福报？（答案是有的能，有的不能）那可以免灾吗？（答案是不能）寺庙收钱算违反戒律吗？（答案是大部分不算）
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和“因果报应”矛盾吗？（答案是不矛盾）
您一定会问：为什么？
然而，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其实都涉及根本的佛学理论。您如果像我一样喜欢抬杠到底，那么您就必须和我一起研究完大半本书，才能对上面这些问题回答得有理有据。
等看完这本书，我希望您能初步成为一个佛教通，了解了中国佛教各个宗派的主张是什么。对于大妈貌似虔诚其实迷信的行为，您可以自信满满地对她说：“大娘，您这观点不符合佛教的某某说法，百分百是假的！”
我们了解佛教的第一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记录中，这件事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了的大漏洞。
[1] 要说明，现在有很多僧人在说法的时候也使用“命运”这个词，但他们指的不是天定的命运，而是因果报应决定的“命运”。说一个人“命不好”，意思是这个人之前做过坏事，所以“命不好”。有的僧人也讲“转运”，这里的意思不是进行神秘的仪式，而是让人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根据因果报应的规则，这个人以后受到的善报多了，自然也就“转运”了。[2] 鸠摩罗什译长行，闱那笈多译重颂，《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一 黄巾民变的大漏洞
一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彻底打击了汉朝统治的，是张角发动的黄巾民变。
关于起事过程，很多书里都会提到这么一件事：
在起事前夕，张角手下有个叛徒向朝廷告密。朝廷立刻展开了对黄巾军的抓捕，所以张角不得不提前起事。这事有史可查，《后汉书》里就是这么写的[1]。
但就在这么一个几乎没争议的小细节里，却有一个大漏洞。
我们先学个小知识。
中国古人有一门叫作“谶（chèn）”的学问。“谶”就是预言的意思。有的谶用图画画出来，有的谶用文字写出来。
用图画表示的，叫“图谶”，比如《推背图》。
用文字写的呢，叫“谶语”，比如《烧饼歌》。
我们有个成语“一语成谶”，意思就是：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结果一不小心就应验了，成了“谶语”了。
古代人科学知识不发达，所以很容易相信预言这东西。就像古代欧洲遍地都是“先知”一样，中国古人也特别相信“谶”。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起兵之前，社会上就流行着“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有一位王莽朝廷的重臣刘歆，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秀”以迎合这句谶语。结果这位“假刘秀”兵败身亡，“真刘秀”却如谶语所说，当上了天子。
这事看上去很神秘：难道古代真有能预言未来的方士？
说穿了其实很简单。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有很多政权起兵造反。其实每个政权下面都有几个预言家，造些本政权的领袖注定当天子之类的谶语。不仅有预言刘秀当天子的，还有预言“刘三”、“刘四”的。这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要是预言家依附的政权失败了，预言家一跑就是。可万一要是夺权成功，这预言家就一跃成为一言兴邦的国师啦。
所以最后无论是哪个政权上台，总能有一条谶语能应验。
而且因为王莽抢的是西汉刘氏的皇位，所以当时关于刘姓的谶语特别多，有人预言“刘秀”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呢，刘秀这件事还是有点特别的地方。按照史书的说法，这句谶语在刘秀起兵之前就已经流传开了。最后能应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
正因为有了这个巧合，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刘秀在登基以后特别相信谶术。他“宣布图谶于天下”[2]，把谶术列为东汉帝国的官方学说。甚至根据图谶的指示来升降官员，分封王侯。
有了朝廷的推崇，有了本朝开国之主的亲身证明，所以在东汉时代谶术非常流行，老百姓都信[3]。
谶术这事跟张角有什么关系呢？
张角为了给自己造势，也利用了谶术。他给自己编造了一条谶语，就是很有名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关键是，既然这句谶语是造势用的，所以不是在起事之后喊出来的，而在起事之前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起事的时间也清清楚楚地写在里面了：“甲子”。
更为夸张的是，起事前夕，黄巾党人在首都和各地政府的大门上都用白土写了“甲子”两个字[4]。
这种行为，就如同今天有一帮劫匪，抢银行前先到处嚷嚷：“礼拜三我们可要抢银行了啊！”这样还觉得不过瘾，又在那家银行的门上写上了大大的“礼拜三”三个字，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说，黄巾军这么明目张胆的造反法，算哪门子的“密谋”呢？不需要叛徒举报，早就应该被官府抓起来了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漏洞了。
不仅如此，还有更夸张的：
其实早在黄巾事变三年以前，东汉皇帝就对黄巾军的动态一清二楚！
三年前，皇帝刘宏就接到帝国军事总司令的报告，说有个叫张角的道士信徒太多，对帝国是个威胁。
总司令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
先让各地官员调查当地百姓籍贯，把外地人都送回原籍。这样黄巾党人就不能聚众集会了。然后再秘密逮捕张角，就可以不动声色的解决问题。
这个方案先釜底抽薪，再擒贼擒王。就算以我们今天的经验看，都觉得很靠谱。只要当时皇帝刘宏能采用这个方案，恐怕历史上就不会有黄巾民变这件事了。而且类似的报告几次三番被提出，直到黄巾军起事的前一年还有。但刘宏都没有理睬。
在我们看来，总司令的报告已经把黄巾军的危险说得非常清楚。刘宏不予理睬，只能说明他糊涂透顶。
然而不仅是皇帝糊涂，政府官员也一样。
张角搞社会活动，目的是收罗信众，所以他的活动是公开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但是很少有官员认为黄巾集会是件危险的事。
有些官员天真地觉得，张角给人看病、劝人向善，这是好事嘛。有的官员甚至和太平道交往，替道徒掩盖一些小罪行，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等黄巾事变之后，这些官员都因为牵连受到了严惩。
以咱们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官员随意结交乱党，政治水平实在是太幼稚了。张角的活动已经这么明显了，为什么上到皇帝，下到群臣，整个汉帝国就没几个人对黄巾军产生警惕呢？
这是说，古人都是笨蛋吗？
不能这么想。
我认为，读历史最怕的就是把古代人都想成笨蛋。这么解释历史太不负责任了。
为什么说古人不笨？
因为人性亘古不变。我们今天见到的人世百态，和古人们见到的没什么不同。所以古人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我们也就没什么不同。
而且古代的权贵和官僚，大多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政治精英，都是玩人际关系的高手。他们对人性的见解应该比大部分现代人更高一筹。否则现代人也就不会忙着从三国里学什么权谋了。
可是，如果古人不是笨蛋，那为什么面对黄巾军的时候，汉帝国除了一两位官员外，全国官员都表现得极为幼稚呢？二
要解答这个疑问，得从一个貌似无关的问题说起：
在古代，农民军领袖如何征募民众，组织军队？
这个问题中学的历史课本没有讲过，就简单的说当时灾民遍野，所以就战乱四起了。
要我们去想象这场景，似乎就和历史课本里的插图一样：农民军领袖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喊几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背后就是旌旗招展，应者如云。
但这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是兵员的主要来源，但农民不集中生活在城镇里，而是散布在广袤的田野之中。
古代人口稀疏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今天习惯说“乡里”、“故里”、“邻里”，其中这个“里”是古代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村。秦汉时代一里大约有几十户人家[5]，远比我们今天村庄的规模要小。按照一户三个壮丁来计算，那么古代一个村子里，大概有一两百个壮丁。朝廷还要向每户居民征调壮丁服兵役和劳役，因此平时村子里的壮丁就更少了。
所以农民军领袖站在村子里“振臂一呼”，其实没几个壮丁能听见，这其中肯跟他玩命的就更少了。
人口稀疏也就算了，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技术都很差。
古代没有电视电话，商贩也很少，农民很难知道几十里地外的事情。所以你别想农民领袖这边一号召，隔壁几个村子的农民就能主动出来当兵。
农民领袖要是主动深入村庄也很费劲。因为古代没有平坦的马路，牲畜也很宝贵，这位领袖在茫茫大地上走上一天，能访问几个村庄？
您或许会问，征兵这么困难，那古代政府又是怎么征兵的呢？
我们印象里，官府征兵似乎就是《石壕吏》里描写的那样：恶霸似的差役一脚踹开老百姓的家门，把壮丁生拉硬拽的抢走，押送到军队里就算完成任务。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最大的困难是，朝廷和地方相距十万八千里，交通和通讯都不便，朝廷怎么能防止地方官员瞒报征收的壮丁和赋税呢？
说白了，地方官从百姓那里抢来了壮丁和钱粮，却向朝廷瞒报税收记录，只上交了一小部分，把大部分所得都中饱私囊，那朝廷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朝廷亲手掌握所有纳税人的信息。
所以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实行了遍及全国的户籍制度。每一户居民的人口、年龄、耕种土地等赋税信息，全都在政府登记造册。地方官还要负责每年更新户籍资料。
政府征兵征税，就按照这些户籍记录来征。
这方法说的容易，却需要大量的文案和调查工作。
东汉帝国从朝廷到州、到郡、到县、到乡、到里，养了多达数万名官员，才能完成繁重的文案工作。
要这么多政府部门同时工作，还需要一套庞大的管理系统。
另外，还要考虑到古代交通极不方便，运输成本很高。古代中国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无论是粮食还是壮丁，运输既花时间，又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为了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政令，还需要一套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这套系统需要在国家的主要干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处传递文书用的邮亭[6]。邮亭要准备食水、马匹、常驻邮政人员。还要有一定的士兵负责周边的治安。该系统同样耗资巨大，非一时一刻能够建立。
只有拥有以上这些条件——庞大的文官集团、系统的管理制度、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一个古代政权才有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部队。
这些农民军领袖都没有。
农民领袖唯一快速召集军队的机会，是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时候。即便是流民也要受制于交通不便，也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军常常带有“席卷”的性质：在一个地区收集完流民后，再奔向下一个地区，经过不断的积累才能越滚越大。
我们历史课本由于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常常夸大农民起义的影响。其实，秦末的陈胜吴广，王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这些农民军刚起事的时候都不过只有几百几千人，都是经过了成年累月的积累，才慢慢壮大起来。而上来就能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反政府武装，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早已驾驭文官系统多年的贵族们组织的。
说白了就是，在汉代，王爷、太守叛乱最可怕，上来就能组织上万上十万的叛军。而农民造反，起手不过几百几千人，根本不叫威胁。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汉朝官员对于黄巾军的“幼稚”反应了。
汉朝官员们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只会警惕贵族的叛乱。农民叛乱呢，不过几百几千人，临时剿灭也来得及。
实际上，在黄巾军起事前夕，东汉帝国的行政力量正投入到抓捕“党人”的行动中。所谓“党人”，是一些有大家族背景的知识分子、帝国的政治精英，他们才是朝廷最为警惕的对象。
和这项大任务相比，关于张角的报告就不值得一提了。
另一件事可以佐证这个结论。
张角被手下告发后，朝廷终于开始抓捕黄巾军。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朝廷的行动是这样的：
皇帝向帝国重臣们下命令抓捕黄巾党。但这些人没亲自去抓，只派了一个首都园林局局长，让这个局长带着国务院警卫班，在皇宫、政府机关以及民间搜寻黄巾党人，杀了一千多人。又到张角的家乡河北省去抓捕张角本人[7]。
您听明白了么？东汉朝廷最后是派了一个在首都地区管理园林的小官儿，带着负责警卫的非正规部队，就在首都附近搜索黄巾军。一共才抓了一千多人。
而在八年前，在抓捕政治精英“党人”的行动中，皇帝的反应是“诏州郡”。也就是下诏到全国所有的州、郡，在全国范围内搜捕。
两件事一比，就看出朝廷并不是对张角视而不见，而是对民间叛乱根本提不起重视。就算事变发动的时间都写在政府大门上了，就算参与者都主动举报了，朝廷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小事件。抓抓皇宫、政府里的叛乱分子，别让皇帝本人有危险就行了。
全国性的叛乱？朝廷想都没想过。
然而，朝廷错了。
在东西两汉这段时间里，最大规模的战役可能是两汉中间的昆阳之战。王莽动用举国之力组织了大约40万军队。汉朝鼎盛时期，汉武帝在北伐匈奴的战役中，由于路途遥远，能组织的只有20万人。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组织的也只有20万人。
那么，没有文官集团、没有官僚机构、没有邮政系统的张角呢？
据估算，黄巾军的规模达到了30万到40万人。
我们惊讶的不是黄巾军的战斗力：这几十万人缺乏组织、训练和装备。在战争打响之后大多各自为战，毫无章法。
让我们惊讶的是张角的组织能力。这么庞大的军队并不是在起事后靠战争、收买和掳掠一点点聚拢起来的。而是一起相约蛰伏在和平年代。这么多人都愿意为领袖保密、冒险，自觉服从号令。几十万人的庞大规模和之前那些区区几百人的农民起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黄巾事变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张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民间活动家。
但是问题回来了：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在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全都是几百几千的规模，张角却能一次性组织起几十万人的超级大军？
在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张角是靠什么穿越了广袤崎岖的中华大地，把几百万平方公里内的几十万没有文化的百姓聚拢到同一面旗下？三
可能很多人已经想到了答案：宗教。
黄巾军不是普通的农民组织，而是宗教组织，叫作“太平道”。张角号称自己会种种法术，特别是擅长给百姓治病。
古代通讯和交通不便成了张角的优势：百姓资讯贫乏，唯一的信息来源只有过路人的只言片语。在口口相传中，教主的法术很容易被越传越神。遥不可及的距离无限放大了张角的形象。因此，张角是靠宗教的威信、靠神力的诱惑使信徒崇拜。这和世俗政府的组织能力自然大不一样。
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只有张角利用了宗教，在他之前就没人想到过呢？
或许，您会觉得我这么问没有道理：
凡事总有个第一，凭什么张角就不能当第一人呢？只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更厉害，不行吗？
问题是，张角厉害得有点过分了。
同样是宗教，佛教用了50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数万人的规模[8]。而且随后内部分裂，单个僧团的规模反而更小了。基督教成规模，也至少用了100年的时间。
但是太平道发展了多少年？它的前身是什么？张角的师承是谁？
太平道没有前身，张角没有老师。张角自己创立的太平道，只用十几年就拥有了数十万教众。
这岂不是意味着，张角是比释迦牟尼和耶稣还要厉害的教主吗？
细想一下，这简直可以成为世界宗教史的一大奇案了。
按照唯物史观来说，世界几大宗教都有创始人：佛教有释迦牟尼，基督教有耶稣，伊斯兰教有穆罕默德。
但是道教的创始人是谁？
老子不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从来没说过要建立一个宗教，也没说过自己是神仙。他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学者，是道教徒事后硬把他封为祖师的。从道教的真实历史上看，最早的道教组织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以及同一时期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算是道教第一批创始人了。
而张角在组织规模上，创造了连释迦牟尼和耶稣都望尘莫及的神奇业绩。
那么，张角为什么没能成为道教最大的偶像呢？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张角在世界上没能和释迦牟尼、和耶稣齐名呢？
是不是世界宗教界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啊？
——当然不是。是因为张角在这场“谁是最厉害的宗教创始人”的比赛中作弊了。
他被计零分啦！
我们只用一句“宗教”来解释张角的成功太过潦草。仅仅是所谓的宗教崇拜，并不能说明太平道到底如何取代汉政府那庞大的文官机构。
宗教虽然对百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束缚力，省去了政府对民众管辖教诲这一步，但它仍旧无法飞过帝国无数的崇山峻岭、田野阡陌。它仍旧需要庞大的传教和管理人员，将信徒们一个个从乡野中带出来，组织他们行动、照顾他们吃穿。
这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教会要有符合民众诉求的教义，有直白的口号，有言之凿凿的神迹，有鼓励教徒传教的政策，有定时的宗教活动。还需要严格易行的教规和有效的管理系统。
佛教和基督教的这套系统，都并非一两个人发明。
释迦牟尼和耶稣本人只是专心于传播教义，并没有为组织宗教制定详细的规程。具体如何组织、宣传和维护宗教等技术问题，都是后来的佛教徒和基督徒们，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完善的。
张角当然不可能自己想出这么完善的宗教系统，他抄袭了！
在太平道成立前不久，东汉帝国出现了一些佛教僧团。这些僧团使用的是印度佛教徒们已经发展了六百多年的成熟制度。上述口号、戒律、组织结构一应具备。张角把这套系统稍作修改，用在了太平道上。之所以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佛教僧团在东汉末年才刚刚出现。
和张角同一时期，中国还出现了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无论主张、形式都和太平道相近，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这当然不是巧合，是因为张道陵和张角都是第一批模仿佛教僧团的人。
事情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僧团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其先进的宗教系统就立刻被如张角和张道陵这样的聪明人发现并迅速模仿。因此太平道直接跳过了佛教六百年的发展过程。十几年前中国还毫无宗教的影子，十几年后突然冒出了40万人的太平道。因为太平道跳跃式的发展，所以汉朝官员才会毫无经验准备，对明目张胆的黄巾军反应极为迟钝。
世界各大宗教从来都是“不依国主而法事难立”，像张角这样不和统治者媾和，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出能倾人国的实力而不受干扰的，在世界宗教史上恐怕仅此一家。
我们因此说，汉末的这场倾覆了帝国的宗教战争，其根本原因并非来自道教，它是印度佛教带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第一个惊讶。
黄巾民变很快被朝廷剿灭。作为军事领袖的张角失败了，但是作为宗教领袖的张角却不算失败。太平道的宗教系统拥有佛教的全部优势，又改用了中国百姓熟悉的口号和神灵。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道教把佛教成功的“本地化”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需要佛教？
老百姓信仰宗教，无非就是想找个神佛祈福求财，要个天堂寄托幻想，这些道教都有啊，比佛教更亲切啊。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外来的佛教呢？
更要命的是那时的中国人很排外。
中国早在黄巾民变几百年前就有了“华”和“夷”的概念。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全宇宙只有中国最好最文明，其余地方根本毫无文化可言。
写于黄巾事变一百年前的《汉书》上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而兽心”——说外国人简直就是禽兽，不是人。来自于“夷”就是佛教的原罪。攻击佛教的人引用孔子的话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相当于说：“宁当中国狗，不当外国人。”[9]
更何况佛教在很多地方还和儒学有矛盾。
比如说，佛教主张出家，出家就要抛弃家庭[10]。这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抛弃家庭就是抛弃父母，抛弃父母就是不孝，不孝不就等于是畜生了吗？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不仅人人平等，甚至人和动物之间也平等。但是汉代官方学说主张“三纲五常”，人和人之间还等级森严，就更不用说人和动物之间了。在儒家看来，佛教的这些主张也是道德沦丧的疯话。
这些问题，“本地化”的道教通通都没有。
然而今天我们知道，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国历代学者、思想家绕不开的一门功课。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佛教能超越“蛮夷”的卑微身份，征服了那些心高气傲的华夏书生？
[1] 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2]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3]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4] 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5] 《周礼·地官司徒》：“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管子·小匡》：“制五家为轨……十轨为里。”《管子·度地》：“百家为里。”《尚书大传》卷二：“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三：“按《周礼》……六遂之内，二十五家为里。”“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为里。’”[6] 杜佑《通典·职官十五》：“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邮”的功能为传递文书，可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7] 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8] 按第二次结集毗舍离僧人集合上万人估算。[9]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但在本文这里，我们只需取古人对这句的理解即可。本文所用的这句话，是《牟子理惑论》在儒家攻击佛教乃“夷狄之术”的时候说的。（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问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因此解释成“宁当中国狗，不当外国人”，大意是不错的。正如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八佾》：“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0] 佛经数量繁多，出于多人之手，内容庞杂，不乏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比如在最早的佛经《阿含经》里，除《增一阿含经》外的其他经文都主张断绝家庭关系。但是《增一阿含经》里有释迦牟尼佛报父母恩的故事。另外，大乘佛教允许修行者在家修行，自然也不能要求他们弃绝一切家庭关系。比如《优婆塞戒经》要求在家修行菩萨道的人“供养父母，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恭敬礼拜，赞叹尊重”。经商者“若得财物，应作三分：一分供养父母、己身、妻子眷属……”要一一说明这些矛盾观点极为繁琐，在本书里，我们只能介绍主流观点。
二 佛学故弄玄虚还是遵守逻辑？
一张角虽然可以模仿佛教的组织方式，却没有办法模仿佛教的哲学理论。在传入中国之前，佛教已经在印度发展了数百年，积累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张角别说模仿了，他连学都没有学到多少。
太平道的缺陷也在于此。张角虽然可以模仿佛教的组织方式，却没有办法模仿佛教的哲学理论。在传入中国之前，佛教已经在印度发展了数百年，积累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张角别说模仿了，他连学都没有学到多少。
太平道把《太平经》奉为经典，然而这部《太平经》其实内容非常杂乱，缺乏统一的理论，只是把当时流行老庄学说和各种方术杂糅在一起而已。早在黄巾事变几十年前，就有人把这本《太平经》推荐给汉朝的两代皇帝。但两任朝廷都觉得此书没什么水平，不予理睬。
有人或许会说：对于一门宗教，理论有那么重要吗？只要铸好华丽的佛像，设计好诱人的许诺，民众不就会顶礼膜拜了吗？谁又会在乎你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呢？
这话说的有道理，民众的确不在乎宗教的理论是什么。但是知识分子们在乎。知识分子们天生爱思考、爱怀疑，假如一个宗教的许诺经不起怀疑，知识分子们就不会接受。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的神鬼传说缺乏系统的理论，自我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
比如，道家方士追求长生不老。道家又把老子当作自己的祖师，把《老子》奉为本教经典。但是《老子》上却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1]说人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
中国古人相信人死后会变鬼。王充在《论衡》里质问说：如果人人死后都变鬼，那过去死过的人累积起来千千万，现在应该全世界满坑满谷里都塞满了鬼才对。那为什么凡是声称见鬼了的人，都说见到的只有一两只鬼呢[2]？
王充又问，如果说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那衣服没有灵魂吧，时间长了衣服就烂了。可为什么人们声称见到的鬼，都是穿着人的衣服呢[3]？
王充仅从最简单的逻辑出发，就推理出了中国神鬼说的荒谬之处。
这样毫无逻辑的神话理论，怎么可能让知识分子们接受呢？
不能自我矛盾，这还只是最初级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一门宗教还应该能合情合理的解释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是怎么回事，这才能帮助知识分子解脱尘世的痛苦，驱散死亡的恐惧。
这些，太平道都做不到。
您或许会问，张角做不到的事，其他中国思想家也做不到吗？中国的思想家那么多，他们就不会想办法解释人生，寻找解脱痛苦的方法吗？
没错，中国的思想家们也有自己的心得，但是他们的想法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黄巾民变后不久，中国进入了魏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学术界主要流行两大学说。一门是我们很熟悉的儒学。儒学只关心制度礼法，不过问鬼神也不大关心个人的解脱问题，和我们讨论的主题无关，暂且不说。
另一门学问叫作“玄学”。这门学问以研究老子、庄子的学说为主。所关心的，正是人应该如何活，如何摆脱痛苦的问题。
这不正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嘛！
可是玄学有点不争气。我们今天大都听说过玄学这个名字，但很少有人具体谈论它。中学课本上讲到魏晋，只说士大夫清谈，不讲玄学。各种讲座和畅销书讲到魏晋，大多只说晋人风骨，也不细讲玄学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这门学问到了魏晋以后就基本没人再研究，差不多就等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佛教的日益兴盛。
为什么玄学发展不过佛学呢？二
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花一点篇幅解释一下老庄玄学都讲了什么东西。
先说说“玄学”这两个字的意思。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玄学”两个字解释成“玄妙之学”——这就好像一个人给自己起名叫“有内涵”一样滑稽。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4]。
说白了，玄学就是研究终极真理、人生意义这些“大问题”的。现在有些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曲解了。
玄学主要研究《老子》[5]、《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
一说到这几本书，我们大概都有个印象：这几本书是不是故意有话不好好说呢？
比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咱们乍一听，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说的是人类的语言么，这都什么意思啊？
等你正为这些听不懂的怪话皱眉头的时候，老庄大喝一声：这就对了！
因为老庄认为，语言不能反应这个世界的本质。
你想，在人类出现之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可世界早已经存在了。可见这个世界是能够超越人类语言和思维存在的。
也可以这么说：语言是人类后天规定出来的东西，自然不能百分百贴切地代表这个世界。
比如，我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很高兴”。但“高兴”这两个字其实很苍白。别人听到这句话也不能准确的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就算我用再详尽的文字描述也没有用。其他人除了亲身体验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来复制我的感觉。
再比如，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我说：“这是个石头”。然而，“石头”这个词并不能准确描述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因为每块石头都有不同的形状、颜色。就算我用语言进一步详细描述，说“这个石头很大”“是灰色的”，“大”和“灰色”也仍旧只是一种泛泛的概括。
而且语言描述是需要时间的。石头上一瞬和下一瞬的状态总有细微的不同，就算你能用语言准确描述出某一瞬的状态，等你话说完，石头此时状态已经和你描述的那一瞬不同了。
这就是老庄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
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
所以《老子》一上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6]意思是，真正的道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7]又说：“多言数穷。”[8]《庄子》说：“道不可言。”[9]《周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0]
这些话都是一个意思：
语言描述不出真理。
这个观点本身是不错的，当代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
但是玄学有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如果不用语言，我们该怎么讨论玄学、传播玄学呢？
在古代，你想传播学问，唯一的办法是写书。就算再拒斥语言，老庄要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文字写下来。我们今天了解老庄的思想，也是全凭《老子》、《庄子》这几本书。
既然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老子》、《庄子》中的文字，就只能尽量接近真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后来的学者只能根据老庄的著作尽量去领悟，悟到多少是多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玄学的这种困境，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唐代有个诗人叫陈子昂，有一天他在高楼上游玩，突然体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又非常强烈的感觉。他想让别人也和他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感觉这种东西，怎么能用文字直接描述呢？好在他是个大文学家，于是写下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
后人要想理解陈子昂的感觉，就要去念这首诗，然后反复咂摸滋味，试图获得一些特别的感受。然而，这感受很难和陈子昂当年的感觉一模一样，甚至于每个人从句中所体悟到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陈子昂借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并不是最完美的方法，后人很可能对他的感觉有误解。但是，陈子昂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他的感受，要么就只能用文字勉强记录了。
这就是老庄面对的困境。
有人问了，那老庄为什么不把话说得有条理点呢？
反正文字已经是对真理的歪曲了，那你老庄为什么不像课本那样，选择用“一、二、三”这样有条理的话去解释你的真理，为什么非要用“怪话”去解释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拿陈子昂打比方：
陈子昂当年的感受，能不能用有条理的语言来表达呢？
其实也能，比如写成：
一、我当时的心情处于低潮期。
二、我当时想起了很多历史往事。
三、我忍不住哭了。
等等等等，可以写好多。
实际上，我们后来人给这首诗的评论，就是这么写的：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什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什么的感情，都是很有逻辑的话。
可是，假如陈子昂真的用上述一、二、三的形式来写这首诗，我们作为读者，就不可能体验到诗歌中的独特感受了，对吧？“一、二、三”和“念天地之悠悠”相比，虽然两种写法都对作者当时的感受有歪曲，但后者比前者的歪曲更小，所以陈子昂选择了后者。
老庄的著作也是这样。
老庄认为，那些不大容易明白的“怪话”，比有条理的话更接近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所以就把书写成这样了。
到目前为止，老庄的这些主张都没问题。
后面就有问题了。
问题在于，陈子昂的诗是文学作品，是追求美的。美这种东西可以求同存异，你自己体验到舒服就行。
但老庄写的是哲学作品，是求真的。要求真，就必须辩论出是非对错。一个观点，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含糊，否则这个学说就没有价值了。
然而要想讨论对错，就需要逻辑语言啊！
研究老庄的玄学家们，都写了一些学术论文阐述自己对老庄的理解。这些人的观点不一，有时互相矛盾，所以需要辩论。
可我们说了，玄学偏偏拒斥语言，认为语言是对真理的歪曲。《老子》说“不言而善应”[11]，《庄子》说“辩不若默”[12]。这些话的意思都是，在辩论中，不说才是最高的境界。
那么在玄学辩论中，处于下风的一方就可以跟对手说：“你呀，就是嘴皮子厉害，你越能说，你离老庄的真谛就越远啦！”
如此一来，玄学讨论就变成了越说越错，说的越多离真理就越远。
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学习玄学的人都在那里笑而不语，都觉得自己领悟了最妙的思想，但是什么东西也表达不出来。一想说话就得赶紧捂自己的嘴——差点就输啦！
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魏晋流行“清谈”：两个不讲逻辑的人，两个认为谁善辩谁就愚蠢的人，他们能谈出什么？可不就谈了一个外人莫名其妙嘛。
或许有人会说，拒斥辩论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老子》、《庄子》和《周易》是距离真理最近的文字，那学习者能领悟就自己领悟了呗。他自己明白就行了，没必要和别人交流。更没必要再写新的著作给老庄添乱啊。
这话有道理。假如学者从老庄中能直接领悟到真理，心满意足，那这的确是很棒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学者们研究玄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心满意足了吗？
前面说了，玄学是一门为了个人解脱的学问。
说白了，当一个人生活不得志，又没有未来可以奋斗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生而为人有种种痛苦，对世间万物有种种困惑，自己能力有限又老之将至，必然会去思考“我应该怎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之类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
因此，当一个玄学学者说“啊，我的人生好幸福！我心满意足，对人生不再困惑！”的时候，他的研究目的也就达到了。
那么，老庄能够实现这一点吗？
既然玄学拒斥语言，我们就没法亲自问一问那些学者他们自己的感受——我一问，他们准得笑而不语。但我仍旧敢说，老庄基本上没完成这个任务。
我的证明如下。
假如修行老庄，有很大的概率能实现“对人生不再困惑，心满意足”结果，那么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对人生的困惑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痛苦，而且老庄的作品又不长，人人都可以阅读。那么通过学习老庄来解决人生困惑就应该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就像用手机联络在今天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因此几乎人人都有手机一样。老庄和玄学也应该被广泛推广，人人只消按照前辈的方法学上一学，就能获得幸福了。
但事实是，今天老庄和玄学并不是显学，就算有人学，其中还有不少只是附庸风雅。在大众的精神领域里，用来解决人生痛苦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老庄玄学，而是人生小感悟和心理医生。与此同时，现代人仍旧常常苦恼于各种人生困惑。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空虚和恐慌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城市上空，时不时狠狠击中某一个正在思考人生的凡人。困扰着魏晋玄学家们的问题，仍旧困扰着我们。
根据以上证据，虽然我不能亲身体验玄学家的感受，虽然那些自命领悟玄学的聪明人大可以嘲笑我“你不懂！”“你没悟！”，但我仍旧可以推理出：学习老庄并不能轻易解决人生的种种困惑。它费力不讨好，因此才会被势利的普罗大众弃而不用。
这就是玄学的问题：
首先，老庄玄学认为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导致老庄的著作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看懂的怪话。
其次，老庄鄙视逻辑语言，导致玄学家们也大都在说一些怪话。玄学研究没法辩论对错，也就等于这门学问不会有进步。
同时，实践证明，直接领悟老庄著作也难以解答人生困惑。
那这门学问还有什么价值呢？三
或许有人会不服气，他们坚持认为老庄对改变人生观、追求事业成功、管理公司等领域，有了不起的作用。
那么，老庄到底都说了什么呢？
我现在试着用不多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老庄的大意[13]。一会儿说到佛教的时候一比，您就明白为什么中国学者最终放弃玄学了。
对于世界的起源。《老子》认为世界的起源没有名字，《老子》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道”[14]，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庄子》则说世界没有源头，没有起始。
因为万物都由“道”产生，所以万物就都含有相同的规律，这个规律也叫“道”。基于这个理论，所以中国人才会有“阴阳”、“五行”之类的说法。认为无论是宇宙大地、社会国家、动物植物、还是人体、还是学术研究，全都能用“阴阳”、“五行”等同一套理论来分析。这就像物理学家们认为，无论是宇宙星辰还是人体细胞，都要遵守同一套物理定律一样。
正因为人和天地同根同源，遵守同样的规律，所以老庄认为人的行为应该效仿天地。
这叫作“人法地，地法天”[16]。
——讲到这里插一句嘴。
有一些网络小说，喜欢不求甚解的引名人名言。
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17]被引用次数很多，看表面意思，好像是在呐喊：“天地啊！你太没有仁慈之心啦！百姓都如猪狗一般的偷生哪！”特悲天悯人似的。
实际上，老子说这话，是在反对儒家的“仁”。儒家把“仁”当作人必须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准则，而老子认为万物的本质“道”，是不包含“仁”的。“仁”就像逻辑思维一样，都是人类后天才产生的东西。因此，老子要对儒生说，老天爷那里是没有“仁”的概念的，你们主张“仁”没有道理。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没有仁慈之心，万物对于老天来说，都是一样的。”
常被误用的还有一句“道法自然”。
从字面上看，这好像是在说“道家的思想无所拘束，顺应自然”。有些网络小说把这句话当作某种充满了奥妙力量的哲言，或者是道家修行的某种自由境界。
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
四句句式一模一样，而前三句中的“法”显而易见是个动词，大意为“效法”，或者“顺应”。“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效法自己”，也就是“道不需要效法谁”。换句话说，“道”不依赖于其他事物存在，是永恒的，是终极真理。
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就是终极真理。”[19]
老子认为，人应该效仿“道”；庄子主张，人应该效仿“自然”。但是人有种种欲望邪念，有种种思想，使自己做出了很多违反“道”和自然的事。因而老庄主张，人应该抛弃掉理性、欲望等外在于“道”和自然的东西。
因为天地都遵守“道”或者自然，所以当人也回归“道”或者自然以后，就和天地没有区别了，就会“天人合一”。
为了这个目标，人就需要抛弃理性思维[20]。所以玄学才要摒弃人类后天发明出来的语言。
关于人具体该怎么做，老庄有些区别。
老子主张“绝学无忧”，主张“无为”：人啥也不会、啥也不做，就和“道”没距离，就没有忧愁了。
老子主张人什么也不做，还有另一个原因。
老子认为“道”在不断的运动，而且是做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21]。这也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阳早晚会变成阴，阴早晚会变成阳。盛早晚会变为衰，衰又早晚会发展为盛。
所以如果人过于积极的生活，那么反倒会加快自己的毁灭[22]。那么还不如尽量停留在生命的原点，永远不前进，那样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下去。
社会也是一样。老子认为，社会过于强盛会生出种种弊端，引起战乱，走向毁灭。
所以老子提倡“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3]
——也就是说，老子提倡社会应该回到原始部落的状态，什么都不发展，有新技术也不用。这样就不会有犯罪、战乱，社会不会由极盛而走向毁灭，人民就可以永远安宁的生活了。
这是老子的理想社会。
庄子比老子更积极。老子认为人应该谨慎、收敛欲望。庄子认为，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的天性就不是反自然的。放纵天性、豁达自由，就是在顺应天道。当人顺应天道以后，人就可以进入非常厉害的境界，如同神仙一样可以上天入地、自由自在。
以上是老庄哲学的大意。至于《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主要讲算卦的流程，每一卦都代表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八卦的使用说明书。《易传》讲哲学，包含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老庄哲学有什么用呢？
如果严格按照原著的字面意思，老庄其实是没法学的：研习玄学再精深的学者，他也不可能像老子主张的那样，光着屁股到森林里当原始人，不可能一个字不读去“绝学无忧”。
要想按照老庄的主张生活，就必须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必须在老庄的主张里强行加入自己的理解。比如老庄主张要“顺应自然”。有的人认为不当官就是自然了，有的人认为农耕生活就自然了，有的人认为顺应自己的天性就自然了，等等。
然而，他们强加给老庄的这些个人理解都有什么根据呢？
庄子主张人应该顺应自己的天性，可什么属于“天性”呢？我想骂谁就骂谁叫顺应天性吗？我看姑娘心里喜欢张手就抱叫顺应天性吗？
庄子主张人要顺应自然，那自然又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抛弃工业生活就叫顺应自然了吗？粗茶淡饭就叫自然？可是，大米茶叶不也是人力加工出来的吗，怎么就自然了？就像葛兆光先生说的，如果喝茶就叫自然，那“为何不学牛羊马直奔山间嚼茶树叶子去”[24]？
玄学家郭象说，世界的变化就像水从高流到低一样，这是大势，人应该顺应历史大势，不应该逆流而上[25]。这听上去好像很有哲理。但问题是，当你处在历史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大势？所谓“历史大势”，还不是在历史事件结束之后，胜者王侯败者贼了，人们就指着胜者说这是“大势”，指着败者说那是“逆流”。先给败者定义为“逆流”，再论证逆流必然失败，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每一个政治学家都提出不同的见解，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大势所趋，别人是逆历史潮流。这时候，玄学家又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对于这些问题，老庄就是说了几句漂亮的大话。至于是该喝茶还是该喝白开水这种具体的指导，老庄根本没有说。
老庄的这种大话固然没错，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领导下来指导工作，一讲话能说一下午：第一、工作要端正心态！第二、要不怕困难！第三、要多动脑子！第四、要细心！……说一大堆，你一听，确实一句错话都没有——可一句有用的也没有。
这种正确的废话谁不会说呢？谁不知道工作要细心、要动脑子呢？
等老工人指导徒弟的时候，只会说“拧这个螺丝、别拧那个！”这种大实在话。这种话可比领导讲话“不哲学”多了，可这些大实在话才是工厂生产的动力，比领导的讲话有用一万倍。
用老庄哲学回答各种人生问题，就如同我们做数学题，我们不写得数，只写上一句“答案自在其中”。这话当然没错，数学的推导过程是恒等的，答案当然就在题目中。但老师不会给你分数，因为你这么回答貌似高深，其实对生活、对做学问毫无用处。
老子说物极必反，说事物发展过分了就会回到自己的反面，这也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他根本没说事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叫“过分”。
比如一个公司发展到顶峰，因为太大了，不能灵活转型，破产了。于是就有人说：“看！老子说得多真理，公司太大了物极必反了吧！”
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公司正在向上发展，还没显示颓势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到了“过分”的那个点。公司到底是发展到一万人的时候就该暂缓发展？还是发展到两万人的时候该拆分成两个公司？这些具体的建议从《老子》中根本找不到。老子回答不了。眼瞧着公司不断壮大，老子粉丝只是抱着肩膀站在一边冷冷地说：“物极必反。哼，等着吧，你们总有完蛋的一天！”
这不是废话么，地球还总有毁灭的一天呢。
如果像老子那样，因为公司早晚会灭亡，而主张干脆不要开公司的好，那更是让人难以接受。虽然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司总有一天都会破产。但很多为公司奉献一生的人，并不因此感到后悔。很多公司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怎么能说是还不如不开公司呢？
老子希望回到原始社会的想法，更是没有根据。他想当然的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强盛国家的终点必然天下大乱，早晚回到原始社会，所以还不如一直就待在原始社会的好。这话如果是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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