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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1 0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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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仲达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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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悟道一个北大旁听生的逆袭人生

北大悟道一个北大旁听生的逆袭人生试读:

前言Preface

列车,剪开中原大地,驶向北京……

车上,一个脸色疲惫的年轻人,怀抱一本《圣经》,恹恹地倚在车窗上。旁边,乘客乱嚷嚷着围着打牌。青年人头发直棱,眼神迷离,斜斜地看着窗外苍茫的田野。

窗外,夜深路远,正是春寒三月——刚过完了春节!

年轻人约30多岁。长得还算文秀,五官也还精到。只是由于倦怠和精神不良,看去面色有些苍白困顿。

已是下半夜了。天光欲开曙色微明。望着窗外魑光魅影大写意般剪不断的朦胧夜景,年轻人无限伤感。这条路——S城到北京,六年来,他坐过了多少趟呵!如今,他又像个候鸟飞了回来。

今夜无眠,命运是禅,谁能参透?

那个年轻人就是我。风尘碌碌,似水流年,忽如行客。

我在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小镇上,隔着二十五年的时光往回走,寻找记忆中的那条河。当一切渐远,内心渐渐宁静丰盛之时,忽然有了一些感触。

回顾我的心路历程,苦于记性太好,无法忘却,苦痛袭来,凉风飕飕。多年前,那个暗淡的夜晚,我徘徊于S城的高杆灯下,吸着烟,心力交瘁的我,反复思考以后的路,一遍一遍来回走。我又怎能接受现实,在凉薄的人群中继续寒怆的生活呢?一种宿命的力量仿佛催促着我,逼迫我做出抉择。造化弄人。面对试炼,接招还是放弃,能由得我吗?看来上天就是故意将我放逐于世间,就是要我在苦难里熬炼,以考验我的终极承受力。

读鲁迅先生的散文诗《过客》的时候,联想到很多事情,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过客呢?

当我站北大门口的时候,恰如我第一次到北京鲁迅故居,心情都是极其复杂的。我自己也说不上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只知道那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学,反而像是贵族的府邸,里面有着我不曾熟知的奇异风景。

人就是这样,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知道珍惜。感恩北大,虽不是我的母校,却在精神上塑造了我。读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做大学教师,一度曾是我人生的理想。为此,我苦苦备战考研,不过还是失败了。我曾一度迷信于命运,以为此生将在S城混日子打发无聊的时光。但是,上天终于没有抛弃我,给我敞开了微弱的亮光。我走了出去。

我读过两所大学,在S城学到的是残酷的社会大学的磨炼,在北大学到的是精英的文化。我曾有过困惑,是把自己的淳朴越抛越远,还是带有隔阂地融入现代社会?难道我要做的就是在北大学到很多知识,然后再用“知识精英”那种俯瞰的眼光看待S城人吗?我不知道。老实说吧,我没有那种“知识精英”的优越感。

年幼时我曾经深情地注视着村庄边的萤火虫。在乡村的夏夜里,孩子们对萤火虫是情有独钟的,都结伴去观赏:在乡村的池塘边或草丛中,望着那些在低空中轻轻飘飞的萤火虫,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记得那时,乡村的池塘边长满了野草,草丛中爬满了各式各样的萤火虫,仲夏之夜,大地就像一个百变的魔术师,瞬间变幻出无穷的色彩,天上星月隐隐,蛐蛐藏在草丛里轻轻地吟唱着,村庄的池塘里蛙声四起,田野里或池塘边萤火虫飞来飞去,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灯笼,照彻乡村恬静的夜空。

在漆黑的暗夜,萤火虫发出了自己的光芒,为自己,为别人,照亮一米光亮。那些寂寞的日子,一天一天在我心里孕育,形成了我的孤独、内向与敏感,也在无意中造就了我内心的丰富。那是一种没有斗争、不受奴役、不劳心神的生活,无功利、无目的、真自由,沉浸在对物的彻底旁观里,做精神上的漫游,只有那样才能推己及物,对万事万物有着一种深深的怜悯。可是,这种日子随着渐渐长大就消散了。

很小的时候,我坐在皖北一个村庄的废旧窑顶上,望着深蓝色的星空,就在孤独地思考。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相比浩瀚的宇宙是多么的渺小和可怜,宇宙的一个小小的波动可能就会使整个人类灭亡。

宇宙之浩渺天地之无穷,人的存在只是浩瀚银河中短暂的存在,个体不可能彻底认识宇宙,也不可能彻底认识自身。在无垠的宇宙面前,个人的存在必将是一种悲壮的凄凉的无限孤独的求索。探求愈深,孤独愈甚。我喜欢天地只剩下我的状态,是一种清净感,眼前如有一泓深潭,我便是宇宙。从孩童到少年,在遗传和自然的双重作用下,由本能自发而自然地生活,这是原始的“本我”的境界。学生时代结束,开始跨入工作,建立自我意识,到对死亡的意识,对宇宙人生之思索,从而确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自觉地以自己的自我形象去生活的“自我”的境界。然后从反省我之存在,到对人性本质的探讨,从对生命无常的体验,到证悟一切皆为“空性”的悲哀,此时生命已经达到无我的境界了。非常人所能体会,唯大智者、大禅者方能契入。

与一些人比,我内心没有过多的“北大梦”“文学梦”,我确实热爱读书,也敢于在逆境中求索,但说来奇怪,这一切都来自于一种坚持,寻找那种让自己在喧嚣场所一下子安静下来的声音。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清心寡欲,神不外驰,于虚极静笃之中,与道同在。证到一定的境界,忽然间顿悟,一种高级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境。万物运行不息,我静观它的变化;花开花落,我欣赏造物之神奇而心宁静自然。证悟佛道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豁然而至的禅悟。

诚如李劼先生所言:“无树无台,即心即佛。今人所谓上帝者,不在天上,不在地下,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可叹的只是,世人内心,为上帝进出的门紧锁着,让欲望流出的洞常开着。一旦门锁打开,即见上帝。彼乃释迦气象,亦与基督相近。佛门是开是闭在于心锁的有无。不以出家在家为转移,不以槛内槛外作区分。心有寺庙,无需入寺。”

离心无佛。从众生到佛、烦恼到菩提、无明到智慧、生死到涅槃、此岸到净土,都是内在性的。佛从心生,自心创造成就佛,自心就是佛。于仲达2015年4月5日晚于北大中关园第一章在剧变的时代改变自己1 走进北大,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

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是好大学,关键在于它能否唤醒你内心的渴望、挑动你内心的冲动和发掘你未来的潜力,而北大就是这么一所大学。

曾有段日子,面临着价值观、人生观的痛苦辨识和抉择,我的心灵充满了矛盾与挣扎。内在的追求和外在的压迫形成痛苦的渊薮,这一点和鲁迅笔下的过客并无二致。悄然中,网络也成了很多民间思想者改变命运的工具。2003年我接触网络,同一些人一样,那时候揣着知识分子梦的我,很羡慕几个朋友能去网站或杂志社做编辑。我跟他们一样,没有显赫的学历,去高校,去媒体,学历这关都不容易过去。后来,我下了决心去北大充电。

2007年春天,我先在一家杂志社忙碌了一阵,然后去北大。那时我穿着单薄的衣衫,背着挎包,昂然而入北大。门卫看我这“派头”,大约像个学生,没有拦我。

北大曾是皇家园林,肃穆的建筑,轩楼朱阁,飞檐嵯峨,布局精巧。西门南华表的银杏,清秋初冬之季,落英白果,陨堕如花瓣雨。静园的松树,孤寂清冷。一院到六院的爬山虎,疏影婉约。临湖轩的竹子,青翠森郁。未名湖南岸的垂柳,婀娜多姿。百周年纪念讲堂,是一座高大巍峨的白色建筑,各种艺术活动经常在这里表演。我在北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走进北大,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突然感觉人生前二十多年都是虚度。

一脚踩进燕园的土地,感觉到一种自由,一种朝气。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充满着诱人的色彩。走在未名湖边,看着博雅塔颀长的倒影在水波里摇曳,你会觉得一种浪漫和优越。当你流连校园,看着各种学术讲座的海报,你会感到,这里是青春和思想密集的地方,是学术的神圣殿堂;当你在讨论会上看到激烈而热诚的相互驳难、相互激发,你会感到,燕园充溢着一种探求真知的庄严感,一种对于智慧的执着和对于真理的坚守。燕园,有着北大人引以为豪的学术传统,耿介的操守,高洁的人格,谨严而独立的学术品质……

谈笑之间,一晃六年过去了。在这里我听北大师生畅谈理想、谈学问、谈人生、谈历史古今之事,自有读书人难得的人生幽怀。北大的教室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小的坐二三十人,中的坐三四百人,大的坐六七百人。天热的时候,席地而坐,一边擦汗,一边听课做笔记。天冷的时候,学生们拥挤着坐着,倒也温暖。北大仍是一块圣地。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以及严峻的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与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使得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

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北大的教授。每一位北大教授,因学术性格不一样,呈现的风格也不一样。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然北大如今已无什么“大师”了,但还是有一些学人值得怀念。

我在北大听的第一节课是陈平原先生的“现代文学”,他那一讲是巴金,气场果然十足。陈先生的课,在北大也是出名的受欢迎。他现场讲课,十分精彩,口才极佳。研究生的讨论课,有本科生来蹭座;限定本专业的课,赶不走跨专业的学生;选在小教室的课,不得不搬到大教室;教室里的位子提前被抢占一空,正点来的学生,便只好坐在窗台上、地板上。见我站着没座位,一位同是旁听的满头白发的中年女士,热情地给我搬来椅子。陈先生是广东人,说话带有方言,他把“1927年”说成“一九饿七年”,不过讲课气定神闲,台风很好,一气呵成,知识广博非一般年轻学者所能做到。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吴玉萍老师。那时他在二教教室里正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我便莽撞地闯了进去听。这一听就是几年。从先前追捧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主义,到如今醉心于老庄、佛禅、阳明心学和《圣经》,我的精神世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变化。

记得有一次去中国人民大学旁听,当我一人悄悄走进教室时,大家都抬头看我,像进来一个外星人似的。那个老师停下讲课,问我:“您是教务处的吗?”我很尴尬。可是在北大没有这种现象,北大的教室旁听生来去自如。我去的中文教室,有两三人的课很热闹。一个是作家曹文轩,一个是以研究艺术而闻名的朱青生。朱青生的课很让我吃惊,每次300人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估计一半以上是旁听生。另一个是北大哲学系杨立华的“《四书》精读”,好像是通选课,足足有500多人,很有氛围。有的是北大其他院系的学生,有的是清华、人大等其他学校的在校生,还有的就是像我这种在北大游学的职业“旁听生”。北大几乎任何一间课堂都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基本上都可以查询得到。而讲台上的老师看见陌生面孔,也绝不会追问你的身份。图书馆、导师和讲座是“北大三宝”,除了图书馆不对旁听生开放外,你可以听到校内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讲座,只要你有自信和才华,还可以与他们对话或辩驳。

在北大教授群体里,有一些有意思的学者,给我印象很深。先从北大哲学系开始,陈鼓应颇具道家风骨,激情飘逸;楼宇烈一身古风,参透禅境;王博,哲学天才,幽默诙谐;余敦康潇洒飘逸,玄味十足;周学农语透禅机,颇似高僧;李四龙机智诙谐,浑身透脱;朱良志,才华与悟性齐飞;杨立华先生俨然现代儒者,醒觉担当;张学智厚德载物,平和中正;张祥龙中西合璧,传承远古;何怀宏厚重深思。再说北大中文系,李零特立独行,钱理群激越回荡,曹文轩唯美细腻,吴晓东温文尔雅,钱志熙淡定悠远,王风隐逸沉潜,常森诗情充沛。再说北大历史系,阎步克的渊博,罗志田的学识。北大东语系王邦维的佛学研究旁征博引、贯通中西、妙语连珠、风趣幽默……

北大学习的几年时间里,我深深陶醉在北大深厚的文化氛围里。在我看来,北大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平台,你可以在里面自由熏陶、自由听课、深入思考,渐渐地,你的精神状态就被激发了出来。以前和不少人的看法一样,我也在不自觉地拿“五四”时期的北大批评北大“失精神”,应该说,是有一些道理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直面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北大承担了民族兴亡的责任,让知识分子大放光彩,然而,凡事要务实理性地思考,考虑到北大如今的处境,我觉得就有些苛求北大教授了。如果盯着别人的缺点,你很难进步;如果抱着“窃火煮肉”的心态学习,你就会获益匪浅。

北大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感觉在精神上真正立了自己,回归到清静的本心,恢复了心灵的柔软,走出了S城,中和了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具体一点来说,以前我太爱文学,从而局限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学习国学和历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更能了解我们的社会,看问题更全面了,自身自然得到提升。与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与北大教授零距离靠近,无疑提升了我的精神视野。不仅仅是增加了知识,而且对自我、世界、生命有了新的理解。我在S城学的是“技”,而这个是“道”,我在北大学国学以后,之后心态变得平和多了,做事情不再浮躁,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了操控自己的定力。雨果临终前有句遗言是: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我深深明白,生活并不全是抗争。只有在一种张力之中,生命的价值才会有很大的展现!

北大诸师深入浅出的讲课艺术,特别是先生们开阔的精神视野、切入问题的方式、严密的逻辑论述,都让我受益匪浅。也是在此期间,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泡图书馆,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熊十力、汤一介等学术大家的书,为我所钟爱。

北大太自由了,这是身为北大人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假若不是在北大学习,我很有可能把一杯开水、一张报纸这样的日子当成自己想要奋斗的目标。六年以来我在这个园子漫步,逐渐接近和体悟这些真淳、敏锐、沉重的心灵,逐渐达到一种澄静、开阔、坚定、从容的境界。我觉得,一个人假如没有在灵魂的对话中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成长,这种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我有幸接触北大许多卓越的学者,他们吸引我的,与其说是学术成就和渊博学识,毋宁说是他们的精神的成长史。与这些心灵的对话,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最值得珍视的经历。

北大给我最大的教益是“性情”,北大师生都是性情中人。其次北大给我的一大教益便是“智慧”。当然在学术与文学、文化上,高于北大师生的大有人在,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北大的崇高地位。借助北大的学习,使我在苦难中升华。

我喜欢一个人在燕园漫步,秋色深沉,金黄的银杏叶飘落在小径之上,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我的心目中,北大极感性,就如同自己生命的一部分。2 我必须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路

人生的成长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引为榜样。就拿我来说,禀性内向,在风华正茂的十六七岁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忧郁、寂寥的情绪之中。

在江南读书的时候,经常沉浸在曹雪芹、川端康成、郁达夫、王独清、顾城等作家、诗人营造的感伤意境里,怀着郁达夫所谓的“水一样的清愁”。应当说,这种情绪里面含着文学青年病态的成分,而我往往又把这种哀愁、孤寂、沉郁、感伤和惆怅的情绪加以诗意的夸大,使得自己对于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近乎绝望的抗拒,这也很自然地决定了以后所走的路和别人不一样。

进入社会以后,其间目睹社会黑暗和人性堕落,唯美体验破碎,情感幻灭,深感人生苦痛和悲辛,对于人性怀有大悲悯,关注社会和人性,心灵处于愤激、紧张、对峙和反抗之中。由于深受鲁迅的持续影响,在生命哲学上反抗荒诞,承担虚无,拷问自己,逼迫自己精神成年,斩杀先前柔弱的自己,直面人生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在“失败”之中自觉,丢弃幻想,反抗“绝望”,重在“立己”,关注个体的尊严、价值和独立。

我在S城刚工作的时候,在一家事业单位,有100多人。和我同时一起进去的另外几个人,都是普通学校毕业的,但是有家庭背景。我们刚去的时候,基本上有了电话都是我站起来跑过去接,地上脏了我要打扫,其他人根本就不动身。非但如此,别人下乡采访跟领导,我自己一人下乡去基层,我没有怨言,而是把这当作一种锻炼。但是,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的努力让自己的状况没有改变。因为,要在S城扎根,必须靠人情关系。

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做人诚实是一种美德。离开学校的时候,做人绝对不要太俗,那样会失去自己。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不会变通就会碰壁。经过了几年后,就会发现只有那些完成世俗转变的同学摇身一变而成为“成功人士”,衣着不俗地参加聚会,而那些人品不错的同学则可能潦倒落魄地出现在你面前。其中滋味,令人深思。而我呢,既无意追逐潮流争做所谓“成功人士”,也不甘心做思想保守不敢冲破思想束缚的“好人”,我必须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路。我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太过依赖除自己以外的人,因为只有自己不会抛弃自己。

人们秉承了千百年来的古老的习俗,因袭着那些陈旧的生活规则,负担着种种重压,一如既往地生存、挣扎,以一种庸俗的、呆板的、毫无生机与创造的方式应对生活,在我看来,是极其可悲的事情。必须要打破,哪怕因此伤痕累累。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向外的征服与拓展固然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内心的真正壮大,只有向自己的内心去探求,一个人才会对自身以及外界有一个真切的感悟。内心敏感而丰富的人,时常耽溺于内心的对话之中,在各种心灵的羁绊中寻求解脱,在各种情感的困境里寻找慰藉,虽然增添了许多心灵的坎坷历程,但是也因此有了认识自我内心的良机。十几年间,我先后做过记者、自由写作者、网络写手、杂志编辑、专栏作家、国学教师、助理研究员等。足迹遍布北京、杭州、广西、河北、广东等。天地一人,孤独过客,半佛半耶,亦道亦鲁。跨越着失意、悲凉情调的“青春沼泽地”,就会像脱壳的蝉、出茧的蝴蝶一样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清明、理性、通达的境界,这是不需要急躁的,更不必强迫。对于我而言,拥有一个深刻、丰富、纯净、敏感的心灵世界,要比什么都重要。

在2011年的新年之夜,我蜗居家中独自默坐,外面是新春爆竹的喧哗。那个子夜,我心静如水,我在心里不断念着四个字——“感恩命运”。尽管我也曾对命运充满抱怨,可是在那个时刻,我终于领悟,尘世是唯一的天堂,我们不可能在尘世之外去寻觅或建造另外一个天堂。经过痛苦的煎熬,我学会自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和领悟,学会用更沉痛更深切的心态去观照社会,苦难需要超越,但更多的却是忍耐,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说,“挺住就是一切”!

我向往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行走。永不放弃,永不绝望!

一个人活着,要有大境界。其实,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阅历、没有社会关系,这些都不可怕。没有钱,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去挣;没有经验,可以通过实践操作去总结;没有阅历,可以积累;没有社会关系,可以编织。但是,没有梦想、没有精神家园才是最可怕的,才让人感到恐惧,很想逃避!

成长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能时时感受到自己的成长的人是幸福的,他会时常以超脱的眼光来省视自身,感悟到自己的心灵境界一天天变得广大开阔。只有平庸的人才不会觉察自己的成长,才会对自己内心的一切生动、精彩、丰富的开展无动于衷。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抉择,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终会有成。”我一直觉得,在我有限的人生中,来北大学习,是我作出的最正确、最有意义的决定。我带着饱满的情感与意志,在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里遨游,尽情享受着知识和智慧带给我的洗礼,觉得人生真的很幸福!3 要把自己当成泥巴不断地“揉”

有这么一所大学,人人都得去上,那就是“社会大学”。人一旦踏入社会,就成为“社会大学”的学生。如何能在社会里拿得起、放得下,能够立起来,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接受社会的历练,把自己当成泥巴不断地“揉”。

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要体会老子所说“光而不耀”的含义。人,只有把自己放低;才能更好地保存和发展。自满,往往使一个人活得比尘埃低;谦虚,常常能使一个人的心灵远比世界还大。

我从小出生在乡村,小时候没有电视,小孩子一天到晚在外面玩,游戏很多。

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最喜欢的是跳橡皮筋,男孩子最喜欢抟泥巴玩。读小学五年级前,我们小朋友经常用泥巴做成泥灰炮玩,比谁能打得响,比谁泥灰炮中间的洞口打得大。我很想一直赢,怎么办呢?那时我经过反复“研究”发现,泥土的好劣决定输赢。因此,必须找到好的黄胶泥。我发现,水塘下面的黏土,有韧性,可以做得很薄,打起来就非常响,而且洞口很大,做出来的泥灰炮质量最好。掌握了用黏土制作泥灰炮的方法,我制作的泥灰炮一直赢到最后,是孩子群里最知名的高手。我记得小时候用它摔瓦屋,用泥巴捏成碗的形状,然后举高,用力地摔一下,碗底就会有一个向外喷溅的洞,然后对方就会拿自己的泥来补。

其实,长大以后,才发现人生也是一个相同的道理。很多时候,要把自己当成泥巴不断地“揉”,而不是把环境“揉”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刚开始工作做记者那阵,不停地采访,不停地应酬,不停地写稿,不会喝酒学喝酒,不会写稿苦学习,任劳任怨,一心想融入社会,获得别人的认可,想从这一个职业开始做成事业,别的不说,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然后沉淀下来,学习和观察社会,积累人生和创业经验,用自己在这个工作中学到的经验,慢慢地开创自己的事业。后来到了北京,又是同样的忙碌。生命总是会有机会的,抱着一种良好的工作心态,先从最基础的做起,锻炼自己的能力、心胸,最后总能成长起来。有时,一个男人要经过环境的压制才会变成熟,所以可以说是那些环境造就了你的优秀。

人与环境的关系,正如水与容器。容器可以改变水的形状,水也可以改变容器的外形。人可以适应环境,即环境塑造人,也可以改造环境,使它适应人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要谨记一个前提:想要改造环境,必须先要适应环境。一个远离环境的局外人,又怎能改造环境呢?《笑傲江湖》里面,岳不群在回答他夫人为什么对令狐冲绝情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江湖风雨,吹打得别人,就吹打不得令狐冲吗?”

尤其在中国,历史悠久,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假若你连一点委屈也不能经受,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不成熟,没有历练,不能把事情做成。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失败中寻找与把握机会的过程,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失败和胜利。俞敏洪生命中的两次重大“失败”是:第一次是他的高考。英语才得了33分;第二年他又考了一次,英语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孙山;他坚持考了三年,最终考进了北大。另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是他的留学梦的破灭。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他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相继出国。1988年他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他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动荡的1989年导致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他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他所有的积蓄。为了谋生,俞敏洪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因触犯北大的利益而被记过处分。

俞敏洪也有一个著名的“面团”理论。他说道:“一个男人的生命意志是怎样长成的?起先,年青的时候,人就像一堆面粉,洁白、纯净、好看,但没有黏性、韧劲儿和分量,一阵风过来,就能把你给吹散了。后来,公司内外、社会各方、黑白善恶、雅俗圆钝,各路神仙、各种力量都加入进来,就像往面粉堆里掺水、使劲搅和、揉捏一样,反复这般,纯洁的面粉就慢慢地被揉成面团了。这时候,开始有了韧劲儿、弹性、张力和分量。继续揉下去,就可成拉面了。一旦成了拉面,那么,开水煮你都不容易把它给煮烂了。一个男人的长成,从面粉到面团最后到拉面,不过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失败和痛苦是人生最好的机遇。有人问俞敏洪:你“认为新东方给学员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勇敢地面对任何困境,保持乐观的心态,并且坚持到底。”老俞的回答干脆利落。有人就继续追问:“现在的孩子们普遍缺乏心理抗打击能力。你怎么看?”老俞回答道:“人在各种能力之外,还需要具备一种能力,这就是心理承受能力。什么是心理承受能力?老俞就又举了那个著名的“面团”的例子。”4 被某种东西锁住的人是最痛苦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没错,但把握不好其中的度,甚至会误人子弟。它夸大了知识、博学、思想和理念的作用,捎带着也就夸大了知识传授者的意义;却低估了行动的意义,更严重低估了行动者的艰难。北大教授楼宇烈先生曾说:“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知识不等于文化,文化不等于智慧。”

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中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意思是说,很多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他们的天性和他们的心性,往往符合了自然之道。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表面上有知识、有学历、有事业和成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烦恼与痛苦,内心是焦躁的,不一定合乎于道。仅仅有知识,没有转换知识的能力,这是有问题的。佛法的观点看来,有知识见解而没有开悟的人,是“我执”和“所知障”。仅有理想、知识或爱心还不够,必须还要有智慧,处理问题时坚定、冷静和执着,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担当起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直至为之献身。

2005年5月,那时我来北京香山漫游几日,还没有正式在北大学习。闲来无事,我第一次来北大中文系旁听,就听到北大中文系2003级一位女生自杀的消息。记得,刚好诗人、学者林庚先生过大寿,北大中文系教授常森在讲课时就沉痛地说,“太令人心痛了,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我们北大有些学生自私”,有人称在北大BBS匿名版找到了这名坠楼女子发过的遗书,这篇遗书上写道:

我列出一张单子

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

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

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

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回想二十多年的生活

真正快乐的时刻,屈指可数

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

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我自己的错吧

不能够去怪别人

毕竟习惯决定了性格

性格决定了命运

我并不是不愿意珍惜生命

如果某一时刻你发现活下去

二十年,三十年

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

不愿去想象

还要这样几十年下去

去接受命运既定的苦难

看着心爱的人注定的远去

越来越不堪忍受的环境

揪心的孤独感,年轻不再

最终多年以后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老人形象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苟延残喘活在过去回忆的灰烬里面

那又为什么不能够在此时便终结生命?

不用再说生命的价值了

……

读过这封遗书,我陷入沉思。诚然,人与人之间缺少交流,自私、冷漠、冷嘲、浓重商业气息浸透校园,感情无所依托,难道这些就是终结生命的理由吗?也太脆弱了吧?!

我不得不说:她没有明白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她是否太自私了?所谓的爱情,就是一切吗?但扪心仔细一想,自己像她这样年龄的时候,特别是进入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又何曾比这个学生成熟和理性呢?在她这个年龄里与她一样,缺乏对丑陋生活的担当能力,苦恼和彷徨袭击着心灵,只能任那虚无吞噬自己,往往为匮乏无聊的人和事击中,不知道怎样去应对,灵魂惊惶!

有死的勇气,为什么没有活的勇气呢?我无权评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自杀是她的权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自杀的,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珍惜人生的人,不愿意苟活着的人,才会最终用自杀的办法结束悲剧的人生,这一点上她比我有勇气,比许多自诩看破人生、游戏人生的人有勇气,像所有平庸的凡人一样,我依然苟活着。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绝望是因为没有立足于“去蔽”以发现“真相”。如何面对“真相”,才是需要思考的。是的,上帝死后人们还需要“上帝”,孔子走后人们还需要“孔子”。终极关怀在现世(孔子)也好,终极关怀在彼岸(上帝)也好,关键在于人类自身。

北大法学院教授朱苏力,曾以电影《天下无贼》为例,剖析如今高校的教育,引人深思: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今天不少父母、老师更多偏向于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而我,还有自杀的那个北大中文系女生,或许就是这种刘若英式的“人性本善”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天真地以为“人性本善”,充斥着这是此善彼恶的说教,眼里容不得“恶”人,其实,我们都是另一些傻根!朱苏进而提醒道,过于纯洁、单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求爱被拒就自杀,求职受挫就出走,比如前些年出走一直没回家的北大研究生,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这其实也是我的经验之谈,以自己“失败”的体验来佐证的,以前遇到挫折,缺乏应对的能力,也曾抱怨过、批判过和愤激过,人处于困境有些牢骚可以理解,也是疏导情绪的必要方式,但不能陷入其中出不来。一边是世俗人生、现实社会,一边是心中的理想,我为了将这两方面趋于平衡一直比较劳累,很多时候都处于复杂的感情纠结中。

世态有时候就是很炎凉,人性有时候就是很丑恶。若不想处处碰壁,就必须理解“人性”。主动洞悉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来洞悉你。学会接受“不合理”的一切,学会和“厌烦”的人相处,当方则方,当圆则圆,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守住自己的秘密,更要守住他人的秘密,不要用情绪化的方式和他人说话,可以被利用,但不要让人把你当枪使,要适当,要懂得“卑躬屈膝”,不显山不露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坦然接受不完美的现实,并及时调整自己,多给别人和自己留些生存的空间。

这不是教人诡诈,人性之恶不得不防,认清自私是人的本性,才能免受自私的伤害,真诚和善良也要有限度,小心当面捧你背后踹你一脚的人,不要拿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生命需要自己去承担,命运更需要自己去把握。生活中,面对困境,我们常常会有走投无路的感觉。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年轻的人生没有绝路,困境在前方,希望在拐角。想要卓尔不群,就要有资本。忍受不了打击和挫折,承受不住忽视和平淡,就很难达到成功。年轻人要想让自己得到重用,取得成功,就必须把自己从一粒沙子变成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

中国教育,在现有教育之外,还要培养挫折教育,很多学生,在家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小娇生惯养,真正面对现实生活、面对竞争时,缺乏洗礼和磨砺,心灵变得过分脆弱,如何从容面对挫折的考验?从成长的教育来看,受点儿挫折、受点儿误解对自己不是坏事。5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环境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帮助你的贵人,打击你的小人,而且需要批评你、打磨你的人,这样你的问题才能及早暴露。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积极地适应环境的打磨。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不满意目前的工作,总想着跳槽或是去尝试其他的工作岗位,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忽视了自己的问题。

一位朋友后悔地对我说:“当初我悔不该一时冲动选择了辞职,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样子。”

我问他:“当时你的家人朋友都没有劝你慎重考虑吗?”

他说:“他们都一个劲地劝我,可我就是不听。”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实在厌烦了原来的工作环境,人都那么坏。”

进而愤愤不平道:“他学历能力各方面都不如我呢,凭什么拿得比我多?”

情绪冲动的时候,所作的决定往往不理性。等后悔当初决定时,已经晚了。要想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全面与理性的认识,就必须隔一段时间再来回顾它、审视它。

来北京后,有段时间我辞去了某杂志社的工作,搬到中关村附近住,并在这里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中关村是一个廉价高等教育人才市场。这个大环境决定了前来求职的人在用人单位眼里,都是金属,而不是金子。在这里,大学生甚至北大学生就是廉价劳动力,商人看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感觉,和建筑工地上包工头看民工的眼光没有任何区别。我也来这里找工作,简历投了很多份,才勉强找了一份工作。工作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我不是北大学生。我更不敢狂。比如刚到公司,要做的也就是跑腿的活,有时为了找一个客户,要反复折腾很多次。心理脆弱的,根本无法承受住。回忆起工作的日子,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除了忙碌之外,还有挨批。

杂志主编平时对人关心,但是做起事来要求严格。刚到这个杂志社的时候,工资比较少。更要命的是,杂志社的同事排挤外来人,我的压力很大。两个月后,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做事有些不在心。他就说:“社会竞争激烈了,求职的人太多了。北京的工作很难找,你要珍惜。”由于立足未稳,我只得隐忍。半年以后,我在杂志社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还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很艰辛。当初,我在S城也是如此,干活最多,付出很多,与自己的收获不成比例。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的对错往往是很明显的。但是,错的一方撺掇着告状,我就找人评理,这反而会给别人一种感觉:你这人心胸太狭窄,太爱斤斤计较了。虽说道理站在你这一边,但绝对没有人站出来维护你,他们最多也就是对你表示同情而已。两种工作环境虽然不同,但是实质其实一样,你都要面对那些相似的人和事,不同的是,面对的方式不同。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么一种经历:某个同事和你素不相识,可初次跟他打交道时,他却以一种很不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你,搞得你莫名其妙。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基本可以认定,这个人曾被这样对待过。人是环境的产物,无不留下环境的影响。环境中的人都是自私的,没有谁会因为你而去得罪其他的人。所以在自己的利益与人格受到侵犯时必须据理力争,能否胜过环境的考验全得靠你自己。

我们是一个以人为主导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以规则为主导的社会,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办事要靠人。而在西方,办事要按照规则。首先得承认一点,一个人不可能跟所有人都把关系搞好。像有些人觉得你比他有才华,你的学历比他高,你比他有能力等。在某些方面的对比中他是处于下风的,那么这就很容易使得他对你产生敌意。在一个追逐利益的工作环境中,很多善良的人,出于自我保护,渐渐地也开始变得唯利是图起来,有时会因为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和你发生不愉快,会使你因此而闷闷不乐。但你得明白一点,这个就是社会,既然有好人,那么也就一定有坏人;既然有君子,那么也就一定有小人。别人做什么那是他的自由,你也管不住。

确实,社会很现实,也很残酷,但我认为无论处于什么环境,自己都不应该放弃希望。其实,在北京的几年时间,我也是都市无数蚁族中的一员,租住着简陋的房子,干着低薪的工作。但我依然满怀着希望,希望自己终究会有一天会走出低谷,出人头地。现在大学生找工作的压力确实很大,而且即便是找到了工作,也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生活开支、职场人际、个人情感等方面,常常会为一些事情愁得吃不香、睡不好。但这就是生活,它不是电视剧中描绘的那般风花雪月,它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我还想说的是,通过读书,你取得了文凭,找到了工作。也许你过得并不顺心,但至少你可以不用回家种地,不用去工地上做苦力,不用去血汗工厂出卖劳动力。你之所以认为读书无用,乃是因为你的预期与现实差得太远。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知识仅仅只能改变命运,它并不能扭转命运。扭转命运要靠智慧,知识不等同于智慧,因为知识只能帮你解释许多现象,而智慧能够帮你解决许多问题。”

如果因为无法适应环境更复杂、更严苛的要求与训练而逃避,只能让你丧失一次磨砺自己的机遇。当你变得只是遵行,不踌躇、不抗议、不厌恶,而是动用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达到目的。可惜很多人没及时恍悟这个道理,他们简单认为靠改变环境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通过环境的训练,我对自己了解了很多。我有一个特性,会抗拒我认为是不公平的事情,会对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而起烦恼。经过了北京工作的训练,我开始正视这个习性,在面对人生时,少了些自我中心。我尝试去了解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生,但不会被它所困扰,也不会感到太丢脸。刚开始在北大学习时,有些不自信,然而经过了这训练,我会把那种状况当成是一个修行、学习的机缘。所以,我感谢环境,是它让我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在哪儿。6 成功是靠改变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有两种思维模式,一是改变,一是固守。改变者注重成功的方法,而固守者注重成功的结果;改变者善于造势,而固守者善于明势;改变者苦中作乐,而固守者安贫乐道;改变者相信自己,而固守者过于相信机遇和命运;固守者一心想的是如何吃饱穿暖,而不是想怎么去发展,使自己的生活发生质变,也就只能一辈子固守贫穷了,真正缺乏的是一种远见卓识的思想。

努力和毅力要放到正确的方向上,否则,即使付出再多,付出的时间再长,也是缘木求鱼。

前不久回到在S城,听到我讲起北京的生活节奏,有人就说:“你在北京打拼那么忙碌,真的好苦啊。”

我说:“其实要说我苦,那是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在北京活得很快乐,你看到我苦,实际上是你的错觉啊!”

因为我每天都有要做的事情,有新知识需要充实,我很高兴天天有如此多的事,可以让我成长,即使日复一日如此,我也不以为苦。

苦与乐的差别,往往在于认知的不同,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生活,只要观念转变,你的苦就得到超越了,不再觉得自己老是在做苦差事。现在的生活,与S城完全不同,忙得开心,累得愉快。

究其原因,人生固有模式改变了。如果观念不转变,即使环境再好,还是活得苦不堪言。当年,我没有按别人的路走而是想离开S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做了新闻记者,并且在中国的基层做了近七年的记者,就觉得既然做过了,就拥有了一些人生阅历了,即便再做下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每天都是写写稿,到处走走,与各种人交流,感觉心态老是浮在社会的表面。那时我想研究中国的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再后来又对政治制度、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最后对鲁迅有了很深的认同,认为改革中国社会的关键根底在于改变国民性,这样一来自然就对信仰和国学有了兴趣。可在S城,身边的人都是热衷在官场遨游的人,于是,我萌发了想走出S城的想法。

第二个原因,由于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整天处于人际关系的纠缠中感觉心累。和同事之间的工作感情也不怎么深厚,这些都是我在S城继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第三个原因,经济上的落差。如果说没有对比的话,肯定我就安心留在S城工作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外面发展的甜头是怎样的。我有一次给广州一家杂志社投稿,一篇一千多字的稿件,稿费居然1700元,而S城的写稿者每一篇新闻稿才15元左右,对我来说很震撼,要知道,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这个数目。听一个网友说,沿海等地月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我的心里再也不安分了。尽管我天性不太爱冒险,甚至有些保守和畏惧,但是我不太喜欢墨守成规没有变化的生活。S城给我个人的自由空间实在太有限了,一年到头都是没有意义的忙碌,这种生活就是温水煮青蛙——慢性自杀。自从读了鲁迅,一种强烈的自由意志支撑了我,眼前死气沉沉的生活已经严重不符合我的个性。为了理想,也是为了提高我的经济收入,我怀揣着即便失败也要试一试的想法从S城出来了。

人有惰性,都习惯于接受安逸的生活,按照很多人普遍接受的惯性思维去思考,走别人走过的路,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成功都是靠着改变人生固有模式获取的。所以说,适当地改变一下,你的人生就可能与别人不同。

通常我们会发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把时间用于工作、学习和上进上,而是放在斗心、斗嘴、斗人、攀比、等待、讲闲话、抱怨、喝酒、打麻将上,空耗光阴,心灵空虚,终于一事无成。

我在S城,经常遇到一种人,无论我说什么改变现状的设想,他们总是排斥、担忧和打破,一开口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可……”至于他自己呢,看人家发财了他想发财,看人家升官了他想升官……总之,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了,安于现状就是他最大的想法,等他身边的人有钱了,他又哀叹起自己的命运了。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穷人思维”,认为自己一辈子就该这样,不相信会有什么改变,更不敢改变。穷人的圈子大多是穷人,也排斥与富人交往,久而久之,心态成了穷人的心态,思维成了穷人的思维,做出来的事也就是穷人的模式。穷人因为自身的卑微,缺少安全感,就迫切地希望自己从属并依赖于一个群体。但是,他们除了屈从于一种体制以外,根本不敢挑战自己的人生模式。性格形成习惯,习惯决定“失败”。

禅宗史上有个著名的公案,叫“磨砖作镜”,值得揣摩。

据说,马祖道一坐禅学道好几年,并未开悟。南岳怀让禅师为了开悟他,特在他面前取砖而磨。此举引起马祖的疑惑。待马祖问怀让禅师磨砖做什么用时,怀让知道机缘成熟了,就说道:“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经过机语点拨,马祖道一于言下顿悟。

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我们不够勤奋,也不是天资愚钝,只因为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过于安分,思维模式不变,导致我们不能成功。

通常,我们中国人做事做人讲究中庸,但很少有人把握其中的度,太急、太锐固然不好,老是讲究平稳也不好,反而缺少破釜沉舟、超越的激情。压力也不是坏事,反而提醒自己要有“危机意识”。当年我对自己说:“如果现在我不努力改变人生模式的话,未来的路可能会变得更难走,甚至会无路可走。”事实证明,原来的单位进来了很多年龄小的人,竞争压力加大,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凡事都要未雨绸缪,及时调适自己,这样一来,反而是前行的助力。

我时常有一种人生无常的感觉,因此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就赶快做;能够与人结善缘的,要好好地多与人结善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面临死亡,所以要好好珍惜机会。7 把自卑心态、狂妄心态打掉

在影响自己的诸要素中,自信是首要因素。有自信,才会有成功。

自卑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评价或自我意识,是一种危机心态。自卑是束缚创造力的一条绳索。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自信,要始终相信自己。自卑是成功的敌人,使我们变得胆怯、虚弱,也使我们的人生脆弱,经不住生活的风雨。

自信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过火的自信其实就是自卑。自信的人似乎很多,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很多人不过是把自信建立在别人自卑的基础上罢了。

其实,自卑心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幼年及童年时代,如果缺乏成功的经验,信心就会相对薄弱,而自卑心就随之加强,最终成为个人社会化的障碍。自卑感过重的人,很害怕输给别人。

有一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晓东的“沈从文研究”讨论课上,听一个学生分析沈从文的自卑情结,觉得很有道理。当年,自负的青年沈从文满怀希望奔赴北京。然而一下火车,都市的气势就给予他巨大的震慑。接下来,作为“北大旁听生”的沈从文辗转北京,除了精神的窘迫之外,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经常到同乡、朋友处蹭饭,人生最低需求层次的窘迫是最难忍受的。为了寻求理想,沈从文天性讲究尊严,“人虽是一个动物……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但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加上没有什么学历,何谈尊严呢?于是,沈从文产生了自卑心理。沈从文的这种心理,郁闷、愤懑、不服气、自卑,促使他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企求超越,一定要达到第一流的地位,终于成为了优秀的作家。我在北大旁听时,刚开始也自然有这种隐约的自卑心理,老是怀疑自己的才华,时时鞭策自己,向北大教授学习,向北大学生学习,努力超越他们。有一次,通过何怀宏先生的课下讨论,我认识了一名北大学生,他刚开始倾听我的见解,很是钦佩,不过当他得知我是“北大旁听生”时,神情一下就改变了。我觉得,太过于执着北大学生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著名学者赵园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她就曾说过,北大人有一种自恋的文化心理。

北大人确实有着或多或少的“优势”,这或许也是某些北大学生的自负、狂妄的原因吧?从一代名士、才高狂傲的刘文典,“北大怪人”辜鸿铭,一代大儒梁漱溟,再到马寅初,北大孕育了很多“狂人”“怪人”,但这类人总的特点就是注重节操、不畏强暴、不媚时俗、高卓不群,而不是“唯我独尊”。北大的学生优点很突出,一般比较崇尚个性发展,心气高,善于独立思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不足之处,难以俯下身子从点滴踏实做起,结果是到了社会上很清高,把社会和别人看得一无是处,和什么人都难于相处,那样的清高和任性,是需要畏避和摒弃的。诚如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所说:“北大的毕业生更应当有改造社会的志向,目光放远,从长计议,不尚空谈,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来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

在北大旁听时,我认识一个北大法学研究生。那是2009年,在一次讲座结束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同时还有十多名北大学生,他侃侃而谈,别人插不得嘴,都洗耳恭听。当有个学生发表意见,他当即打断,给人狂妄的感觉。当时,还有一名学生,我问他:“你听过他的观点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名学生说:“同为北大学生,他很有见解才华,我有一点点自卑,但不强。”

一年以后,两个人都毕业了。

这位当时有点自卑的同学当了律师,由于踏实的工作和认真的精神,他克服了不自信的心理,很快立稳了脚跟,年收入将近20万元。

我在网络上跟他聊天,问起那位有些“狂妄”的同学时,他说:“出事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狂妄”的男同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刚开始很不理想,很不顺利,再加上那年冬天,女朋友意外怀孕了。当时他急着筹钱,但却不敢开口向母亲要钱,母亲已经辛苦至极,不想再给她压力,那样是不孝顺的。不久后,女朋友告诉他,她已经一个人做了人流手术,并且要和他分手。这下子急坏了他。于是,他整天想着弥补对女朋友的亏欠,陷入焦虑之中,大约也是从那天开始,他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当他得知,同时毕业的北大学生,一月的收入要比他一年挣得多时,他很自卑。残酷的现实泯灭了他原本单纯的良知,人性剧烈扭曲,他切身体会到金钱极为重要,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于是,他居然干起盗窃的事……

自卑心态、狂妄心态是两种极端,都不符合佛家的中道、儒家的中庸,应该尽力避免。不通晓人情世故,不懂方与圆的奥秘,过分坚持原则,爱走极端,就会把原则抬高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结果适得其反。任何新生事物总是以异于传统的面目出现,不能学会宽容和权变,就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妨碍进步的力量。

俞敏洪有一次在北大演讲时曾说:“其实我是个很自卑的人。20多年前,我从江苏农村考上了北大,我性格内向,本来就不善言谈,再加上不会说普通话,我不敢开口跟人说话,整个人就被自卑笼罩。”大三时,俞敏洪得了肺结核,休学一年治病,命是保住了,但这场病让他更加自卑——因为他是个肺结核病人。治好病返校,他随了下一年级。因为内向、自卑,老班认识的人不多,新班中认识的人也不多。20年后,同学们回北大聚会,班上很多人不认识他。大学五年他不敢和女同学说话,也就没谈恋爱。刚毕业,俞敏洪一直在折腾出国,结果没弄成。

但是俞敏洪之所以是俞敏洪,那是因为他有毅力,凡事不放弃,坚持不懈,他靠着这些优秀的品质战胜了自卑。

毋庸讳言,我也有点自卑心理。在读初中的时候,不爱上体育课,害羞内怯,开始暗暗喜欢班上的女生,可是越喜欢就越觉得自卑,越来越孤僻,看到女生就会害怕,不喜欢和别人交流,没有朋友。那时有点自卑:觉得自己成绩不够优秀,不够高大,觉得自己不够让人喜欢,担心别人不在意自己,同时又很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注意,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因此,这份渴望越强烈,我就越孤单。其实,只要想想就可以知道,这个世间又有谁是完美的呢?我自有自己的优点。多年以后,我克服了自卑的心理,走了出来。认清最真实的自己,尤其是认清自己的优点、缺点,甚至是可憎之处,用心去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距、自己的缺点以及别人的优点,才能够取得成功。8 保持一种独狼的战斗精神

有人说,要多一点人性,少一些狼性,这要看什么境遇。

在对手如狼十分热烈的生存处境中,鲁迅先生就不得不保持“野性”——拥有一种随时准备为自由而殊死搏斗的难以驯服的野性,他十分欣赏青年作家萧军身上的“野性”,他自己则成了一只荒原野狼。鲁迅又是一只特别容易受伤的狼,许多的时候,只能面对无边的旷野,发出自己的愤怒与悲鸣。鲁迅还是一只勇于解剖自我的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狼。鲁迅小说中的狼具有多种意象,既指吃人的封建礼教,愚昧麻木的国民,孤独彷徨的知识分子,还象征勇猛善战的“复仇者”。

王育琨先生是一名研究企业家思想的学者,他曾在北大演讲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一次西藏无人区的探险。一天早起,先进行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紧接着来到一个陡峭的大坡,长度有近2000米,坡度有六七十度。这是考验人的耐力和体力的路段,每一步迈出去,都十分艰难。

我一步一步走着“之”字形,登上了顶。回头一看,一位企业家登山友在200米开外的地方艰难地爬行着。我看17岁的背夫贡觉吐旦站在我身边,就跟他说:“贡觉,要不要去接应一下他?”

贡觉吐旦抱着胳膊看着他淡淡地说:“大家都是一条命,都是出来锻炼的。要走出去,只能靠他自己的生命力!”

我愣住了。这些天贡觉跟我一直很铁,我的求助只换来一个“生命力”!

后来那位企业家两小时后登上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地躲着他。可是他却被一种狂喜紧紧地裹挟着,根本无暇关注我内心的纠结。他看到我们后既激动又开心,与我们一个个地拥抱,拥抱那些藏族背夫。从他夸张的动作中,分明看到了他为自己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终于登顶的自豪。这种自豪和狂喜是贡觉吐旦给他的。如果真有人下去接应他,他会失去成就感和乐趣,他上来后,只会对我们说:“对不起,耽误了你们两个小时的行程。”

贡觉吐旦给了这位企业家自尊,而我却险些毁掉了他的自尊!

在布满原始森林的大山里,在大自然的严峻环境里,只崇尚鲜活、顽强的生命力!而生命的堆积物却无足轻重。在事物上有太多理性的堆积物,如词语、概念、意见、评价等;在生命上也有太多社会堆积物,比如财富、权力、地位、名声等。天长日久,堆积物压扁了生命力,悄然夺人生命。

在城市的喧嚣中,我们这些文明人,却不能像贡觉吐旦那样把生命力与生命的堆积物区分开来。贡觉吐旦的生命力视角,不只可以看人生,更可以看公司。

三十多年了,一些人一味外求,求了许多生命的堆积物,把生命力都压扁了,从今以后该向内求了。不要为堆积物耀眼的光环所迷惑而不知所措,要关注公司一个个业务现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王育琨所言,正是道出了一个道理,我们太多的人没有了独狼的那种“野性”的“生命力”,软绵绵的像只羊!在普遍的文明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让自己的野性退化了。

一位生物学家在澳洲的高原上研究狼群,发现每个狼群都有一个半径15公里的活动圈。把三个狼群的活动圈微缩到图纸上,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个圆圈是交叉的,既不隔绝,又不完全相融。狼群在划分地盘时,留有一个公共区域。相交部分为它们提供了杂交的可能性,不相交部分又使它们保有自己的独立性。当活动圈重合,狼群则厮杀;活动圈相离,狼的野性则退化。

一个大狼群中,有一条狼总喜欢独往,经常冒险,但又非常聪明,几乎每次出发都能捕得猎物。有一次,它胆大妄为,在大白天便潜入到有人放牧的羊群中。它利用中年猎人与猎狗休息松懈的机会,借助草丛、灌木做掩护,潜行到羊群的附近。突然一个急冲,便扑倒了一只羊,迅速掏开腹腔,吞食起内脏。眨眼工夫已经把肚子撑得圆了起来。待牧羊人反应过来时,这条狼开始逃跑,但它被包围了。这时狼弓腰收腹,吐出了一部分刚刚才吞下去的鲜肉,减轻了自身负担,然后猛回头,再次冲向羊群。羊群吓得四散奔逃,干扰了人和狗的视线和去路,狼终于又一次成功逃脱。

社会这个人造丛林犹如非洲的原始大森林。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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