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自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庄则栋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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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则栋自述试读：

自序

此外，本书选用了一些新闻图片和生活照片，有不少是首次面世，我愿与朋友们共享。同时，还选用了“《祖国在我心中》庄则栋书法习作展”的书法作品与朋友们共勉。2012年10月10日

追忆庄先生

我最依赖最离不开的他——庄则栋先生走了，才刚刚73岁，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走了呢？自结婚后，庄先生管外，我主内，我每天兢兢业业地搞好家务，让庄先生从外面回来感到舒适温馨，而他在外面也是很圆满。

自从他离开了我们，所有外事均需要我一个人来挑起，才知道办事的艰难，正是应验了日本的谚语：出外有七个“敌人”，就是说在外面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情均需要面对处理。我为了壮胆，外出时提包里总是装上庄先生的“头发”来做伴。

人总不能一辈子在悲愤中度过，为了让庄先生在那边更放心我，我在有生之年为纪念庄先生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来报答庄先生近30年来一直像保护伞一样保护我，他总说：你孤身一人放弃一切从日本来到这里，与我生活，我一定要让你安心地生活。

因为太想念庄先生了，我好像得了抑郁症，只想每天在家端详着他的照片聊天。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不是说好等您病情稍好后，俩人周游世界吗？我们边讲课（乒乓外交）边旅游，这样既得到讲课费又可尽情地享受俩人世界，欢度晚年，但您都没有实现诺言匆匆地走了，这个愿望只能在来世实现了。

我问他为什么这一生蒙受了那么大的……，却长年默默地给祖国和人民作奉献呢？

您却说祖国和人民给了我极大的荣誉，我只有报恩！

庄先生反问：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社保和医保解决了吗？

我告诉他：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今年6月份终于解决了，社保所保障的范围是无保障老年人，每月得到310元的生活补助；医保属一老一小保险，每年需要我交300元，就可享受医保待遇，每年可报销2000元看病费用，所以请放心吧。

庄先生又问我：过得好吗？我说在许许多多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下，特别是付大夫和她的丈夫李维刚还是和您在时那样照顾着我。我很感谢他们对您的尊诚。

另外您的书法拍卖会也办得很圆满，我今后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保障，请您安心地在天国与父母和好友们过好每一天吧！

您要经常来看我，勿忘我！我永远相信您！2013年9月1日第一辑奇特人生经历成功的第一步——选择目标1956年2月，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少年乒乓球比赛，庄则栋荣获冠军，从这以后他一连获得三次北京市少年乒乓赛冠军，当时只有十五岁。图为他回少年宫和小朋友们表演的情景。

小时候，少年时代谁都有梦想、理想，因为人活在社会中要受到各方面信息的影响。首先，是家庭的影响，我们家是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重视，他从小要我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可小的时候，我身体并不好。为此，6岁的时候让我拜师学武术，同时，家里又为我请来了家庭教师，专门教我学写字，给我讲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学龄前的教育。通过练武术6年，身体越来越好，劲头越来越足，对玩的兴趣非常大，对上课写字念书只是应付。可能学习方面相对比其他小朋友早些，上学以后功课也不错，对玩的兴趣更加有增无减，什么弹球啊、踢小皮球、打垒球、打乒乓球、放风筝、抖空竹……1956年北京少年宫成立后的第一支乒乓球队。从右至左：庄则栋（少年冠军）、张记谭（少年亚军）、黎树国（1957年少年亚军）、葛志祺（少年第四名），当时我只有15岁。

到了1951、1952年，也就是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老师也让我们讨论过，祖国现在是个大花园，将来长大了你们要做什么啊？我听别的小朋友们讨论起来很积极，有的说当工人，有的说当医生，有的说当工程师等等，坦率地说，我的目标是模糊的，他们也要让我说说今后的理想，而我没有想好，却天真地说：“今后有没有玩的工作啊？一边玩，一边工作，把工作跟玩紧密地结合起来。”小朋友们听了以后，都笑着说：“你真是异想天开，哪有这样的工作啊。”我也就没把我说的当回事。

1954年，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这样一则震撼人心的消息，我国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当时，又升国旗、又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我听了这样一则消息，竟让我改变了人生的道路。后来，我看到了登载吴传玉为国争光的报纸，以及他回国以后的一些报道，使我感到当一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多么受到人们的尊重、关怀、拥戴，取得成绩后又被歌颂，太幸福了。我暗暗地下定决心，要走这条道路，自此后，我更加主动地加班加点和小朋友们玩我喜爱的乒乓球，水平也不断地提高。

走这条道路，成绩是重要的，成绩又靠勤学苦练。我很幸运，从1956年，我一连3次获得北京市少年乒乓赛冠军；1957年，我与张宝娣获得混合双打的全国冠军；1958年春，匈牙利国家乒乓球队来访时，在北京我又战胜了欧洲亚军杰特维。在当时，一个中学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辉煌的。不久，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北京市体委派人来，要调我到北京市体委乒乓球队当运动员，并告诉我：“今后你就脱产，不要念书了。”我听了以后，高兴极了，这不是把玩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了吗？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视文凭为人的资本的环境下，我毅然抛弃了文凭对我的影响，完全进入准备争取好成绩的状态，为以后达到为国争光的目的，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追求，也是我感觉的使然。这时，我的父亲出面阻挠，他希望我高中毕业以后再去打球。这时的我，劝阻的意见听不进去，包括我父亲的意见。很快我就来到北京市乒乓球专业队。

后来，我和中学同学们聚会时谈起，我离开学校后他们也参加了工作，谈体会时说，我们班有极少数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比如说像我所走的道路，而绝大多数同学所从事的工作，都和当时的理想相去甚远，不少工作都不是出自自愿的，由于时事所趋，碰到了就随波逐流。当然，也有的中途觉醒，转换跑道，干得还不错；受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影响，也有终其一生的同学。

1958年末，我从北京市乒乓球队进入国家青年队；1959年4月，我国乒乓健儿容国团，在德国的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中，为我国取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光荣称号，当时举国振奋。不久，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容国团，同时也接见了整个乒乓球队，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和他老人家握手，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更加坚定了我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的信心和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走到底。

把理想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迷人的事业。它使我的生活工作化，工作生活化，从人生的道路上选择这样的目标，是成功的第一步。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在你们走向人生的道路上，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当这个目标要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一致的时候，方向是不会迷失的，自己可以操纵自己，而不被别人所操纵，成功就会到来。（2010年11月25日）玩中学，学中玩

我的一生可用这六个字作一个概括。我的天赋就喜欢玩，小时候玩什么呢？看到同学、小朋友喜欢什么，我就跟着玩。比如：在地上弹球、拍洋画，冬天放风筝、抖空竹。上学时，推一个铁圈，大圆圈里面还套着小圈，一边推，圆圈里就发出悦耳的声音。到了学校，上课之前和小同学们一起踢小皮球、打乒乓球、打垒球……后来，又喜欢上克朗棋，把我们家的紫檀木的椅子腿锯了，当克朗棋的老子儿。玩什么我都玩得很专注，而且暗暗地在和小同学比，玩得要比他们好、玩得要比他们高。在幼小的心灵里，争先、争第一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深藏着。我这种玩，只是当时大家玩什么，我也跟着玩什么，无法和中国大玩家、北方的王世襄老和南方的王贵忱老相比，他们玩得高级，而且都有著作，是大收藏家、大鉴赏家、历史学家、书法家，但是在我心里一直非常羡慕他们。

在我14岁时（1954年），正值我在北京22中读初中。当时乒乓球打得还不错，很多同学都败在我的拍下。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游泳健将吴传玉在国外的国际比赛中，取得冠军。升国旗、奏国歌、为国争了光。这对我影响很大，决心今后走他的路。所以我对乒乓球的兴趣越来越浓，兴趣是由才能来，兴趣在人的生活活动中，有重大意义，我对乒乓球的特殊兴趣，慢慢转化为以后我所从事的乒乓球专业活动。看来，对一件事情的兴趣，为今后的成功打下了一半的基础。不仅如此，对知识渴望的兴趣也逐渐地树立起来。可以这样说，兴趣和爱好是成就事业最好的入门老师。

由于内心深藏争先的思想，玩要玩得好。后来，在前人的基础上，我创立了中近台两面攻打法，现在世界乒坛95%以上，都是在这种打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玩要玩得妙，玩和知识结合起来，我创立了乒乓球学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创新了中近台两面攻打法的理论——加速制动，道出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的内涵。玩要玩出道道来，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从乒乓球打法中，悟出的人生哲理，各行各业都可以借鉴、互相欣赏。如：“以道取胜，以德服人”、“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球到险时方见勇，人无尚品怎为国”……

1971年，我不当运动员了，开始当教练，我暗暗地向其他教练学习。在学习中，我感到教练的文化程度，决定着他的文化层次。比赛中，我经常听到教练员对队员说：“发短球，别让对方先拉起来。”可是队员就是发不短，总是发球出台，这怪谁呢？我说，两边都有责任。今天不谈运动员的责任，只谈教练员的责任。发短球，这个概念不清楚，所以队员总是发不短。而女队的教练容国团却说：“发近网短球。”女队员都能做到，近网球一发出来，不出台，对方不易拉，只能摆短或搓长。这就给我们制造了先进攻、先压住对方的机会。做一个好教练，讲话、写文章、写报告、进行现场指导，言简意赅，多有魅力啊！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艺术的魅力，在于简洁。

八九十年代的学校教学，是老师满堂灌，学生跟着转。这种学用不结合，使学生不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效率就比较差，这是奴隶式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我想，玩要当主人，打球要当主人，同样学习一定不能当奴隶，更要当主人。如何当好主人呢？最重要的是学习目的要明确，不明确学习的目的，学也学不出兴趣来，这种学习就会成为负担。学习的目的和打球的实践，一定要结合起来。不断地思索，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清楚深刻的道理和方法，再配合打球的动作，给以教学示范。这样的教学，往往使运动员们产生惊异感，而这种惊异感才能使他们自觉地掌握好、运用好知识，以达到学用结合的目的。所以，知识来自于惊异，而惊异使知识又充满了活力。

1980年10月，我到山西省太原，教省乒乓球队队员打球。由于我当时处在被审查的地位，我不能把我研究出来不久的理论成果——加速制动明确地讲出来（因为以后我要出《闯与创》这本书），只对队员讲，正、反手攻球在找机会时，拍子碰球的瞬间，要停住，克服惯性。2012年春节期间，我教的队员中，有晋中的队员周泉和我通了电话，他高兴地说：“30年前，您已经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教给我们，我们有些队员掌握了，在全国比赛和世界比赛中取得了优秀成绩，但有的队员没有掌握。即使这样，后来逐渐地真正认识到您的教学与众不同。站得高，看得远，从心眼里佩服您。您的教学使我们思想容易高度集中，而且保持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样的教学在我一生中，您是我第一个所遇到的最好的教练。”我听了他的话，很感动。能让运动员读懂我，那是我的幸福。

我现在病得比大家想象中要重得多，即使这样，每天我都抱着书读。前几天，北京日报的记者以及一些朋友来家看我，看到我的电脑室堆着书和书法作品，书房中堆的书更多，只有我走路的地方。他们看到卫生间里面堆着许多书刊和旧报纸，我说：“那是我上厕所时，学习的地方。”玩中学、学中玩，已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反过来，它使我的生活更充实、更甜蜜、更幸福。因为我和他们在谈话中体现了：

谈吐趣中皆有道，文辞妙处不离球。（2012年8月6日）乒乓球与围棋

有人会说：“庄老师，您是不是无内容写了？怎么尽写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与乒乓毫无关系的围棋呢？”这乒乓与围棋，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动”、一个“静”；一个“风驰电掣”、一个“胸藏锦绣”。实际上，快中有慢，慢中有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风驰电掣中胸藏锦绣，胸藏锦绣中又蕴藏着风驰电掣。

这篇文章在我心中酝酿好久了。32年前，与我好友钮琛合著的《闯与创》，书中开篇不久就有这样的论述：“汝要打好球，功夫在球外。”我有这样的体会，绝不是空穴来风、哗众取宠、忽悠球迷和网友，这是我真实的思想写照。周恩来总理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真理是最美、最善的，而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我父亲在上个世纪的1926年前后，从上海搬迁到北京，住进了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永康胡同的一所大宅院里，这是岳父母哈同和罗迦陵送给我父亲和大母亲的陪嫁。这所宅院是慈禧太后的太监小德张，送给辫子张勋的一座王府，共333间。后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占、火烧，我家几经搬迁，到我出生时，家庭已走向没落。在我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近似红木的90cm×90cm的棋盘，一面是象棋、一面是围棋，我父亲非常爱好象棋，经常和朋友们在家里对弈。当时小看不懂，所以象棋就会下一点点，由于棋盘保存不慎，中间开裂。“文革”开始不久，我家几次被抄，围棋盘也难逃厄运，现在只剩下两个装围棋的盒子，一直在我书房保存。

1947年到1953年，我在北京分司厅小学读书，因身体不好，父亲让我练武术。不久，我就喜欢上乒乓运动。小学毕业后，我在北京22中读书，班长刘重同学与我很要好，我们经常来往。他看到我家这个棋盘后，曾问我：“你会下围棋吗？”我说：“不会。”但我不知道他围棋下得很好，他对我说：“那我教你好吗？”我说：“好啊。”那时，北京少年宫还没有成立，有时我找不着球台时，他就教我下围棋，从初学开始，他教得很耐心。什么“死”、“活”问题呀，进攻与防守……开始我兴趣还不太浓，慢慢地兴趣越来越高，感到这里奥妙太多了，可是好景不长，打乒乓球大大超过下围棋对我的吸引力。从1956年，北京市少年宫成立，我有了固定打乒乓球的地方，也就弃文从武，弃静为动。虽说短短的3年，武术、围棋，经常的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看来，这种最初的熏染，不仅滋养了我的气质、性情，更主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先下手为强等战略思想，贯穿了我整个的运动生涯。在这里，我怎能不感激近六十年前，我的同班同学、班长刘重呢？

从1956年到1963年，我在乒坛驰骋，在前人的关怀下，我多方吞纳、博采众长、独具一格，成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辉煌。为了准备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乒乓球队住在当时东郊的北京工人体育馆二楼招待所内。1963年夏，当时的国家体委运动员管理大楼已建好。我们从工体搬回到现在的体育馆路大街南侧的运动员管理大楼。搬进不久，我看到这大楼里有国家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游泳队、田径队、举重队，尤其是看到围棋队住在二楼时，特别高兴。因为，当时我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了使我的成绩处于较长时间的领先一步之中，正在初步研究打球中的效率问题。我在高中读书时，在文学书中，读到白居易《琵琶行》长诗中：“此时无声胜有声”得到很大启发，怎么奏乐时忽然停止，比有声的声乐更好听呢？为什么行与停中，会产生如此奇妙的效果呢？特别是在行进中，停的作用，非常重要。这时，我观察了足球，足球队员踢球的一瞬间，右脚紧急停止；篮球队员投篮时，篮球出手后，手马上急停；排球，扣杀动作也是扣杀后，紧急停住。还看到，体操比赛中，无论是鞍马、双杠、单杠、吊环、自由体操、高低杠、平衡木……完成动作后的急停，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的停不住，观众往往报以惋惜的态度。乒乓球的发球，球板碰球后，马上停止，为了下一板好进攻。1963年秋冬之际，我大胆走进了二楼围棋队的驻地，他们对我的欢迎程度，令我至今感动不已。当时，全国围棋大赛的冠军陈祖德、亚军吴松笙、第三名罗建文和第四名的王汝南，还有华以刚以及后来的聂卫平等高手，都曾与我对弈。开始我哪敢和他们下呢，真正教我“入门”的是江苏的朱宝训，“入门”后陈祖德等一批高手，开始都是让我24个子，后来降到20……16……12，最后降到9子，与他们互有胜负。由于下棋中水平相差太大，他们讲的一些围棋理论，我听着似懂非懂，但有一句我听清楚了，也听明白了。下围棋中最重要的是，抢先手。要弃子争先，效率才高。

后来，我一直琢磨行与停和围棋中的抢先有什么关系。当时，国家体委领导总结乒乓球队取胜的经验时，对快攻手是“快、准、狠、变”，对削球手是“稳、低、转、变”，并没有“先”的明显位置，为什么围棋队对“争先”、“抢先”这么重视呢？当时，对领导的话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对围棋说的争先、抢先，又觉得确实讲得有道理。联想到乒乓球比赛，为了增强发球抢攻的意识，1964年夏，国家乒乓球队内部曾举行过我当运动员时唯一的一次发球抢攻大循环比赛，我获得了冠军。我想，也是我研究争先和停与行关系，下手比其他战友可能早一点吧。早在什么地方呢？要想抢攻，发球动作、球拍一碰球时，急停，没有多余动作，这样准备攻球的时间就长，国内乒乓球队的队员抢攻都是这样的。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就出现在下面，抢攻一板，就胜了，那也就罢了。问题是，一板、两板打不死对方怎么办？当时，国内乒坛从50年代到60年代，正手攻球基本上拍子碰球后不停止，并且挥动到头部的左前上方。实际上这为下一板进攻就造成了一点困难，球拍碰球的瞬间停不住，这就把自己下一板攻球的准备时间缩短了，这个困难是自己造成的。围棋队说的争先，不是争一次就不争了，而是处处争先、子子争先、连续不断的争先。发球抢攻后的连续进攻，不就是连续不断的争先吗？要做到连续不断的争先，就要把正反手攻球的动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动。做到像发球抢攻时一样，拍子行进时，一碰球就停住，克服惯性。这也就是我把行与停发展成为以后的加速与制动的理论。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50年前我就悄悄地进行着这方面的改进工作，优势是不言自明的。国家队的一些队员非常敏锐，曾向我发出善意的担忧，说：“小庄现在打球是左弹、右弹、发球抢弹，胡弹乱弹……”到底争先与弹击球是一种什么关系？争先是指导思想，中近台台内会弹击球，这是物质基础，争先的思想就落到实处，这就是实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围棋队和乒乓球队的名将们，一茬茬的在更迭，围棋和乒乓的技战术，随着比赛的胜负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是一代代的精英们作出的杰出贡献。现在我用一首一直热爱的，记忆中的、但却忘却了出处的小诗献给广大的围棋、乒乓球爱好者和网友们：

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

神仙各有神仙招，天下输赢下不完。

历史、社会、科学和各个专业，不都是在“下不完”中不断地提高和发展吗？真正推动他们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是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新与旧……共同作用的结果。（2012年7月29日）祖国——母亲般的支持

1962年11月，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参赛，在东京关键的一场团体赛，以4∶5负于日本队的消息，很快国内都知道了。1962年11月9日在日本德岛同日本男、女乒乓球队举行对抗赛。图为男子对抗赛的双打，中国队的庄则栋（右边背对镜头者）、徐寅生（左边抽球者）以2∶1胜日本队福岛、野平。（新华社发）

1963年初，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部分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和同志们时，我有幸参加了。接见时，在座的领导有：贺龙元帅、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还有我们乒乓球队的男、女主力队员和教练们。周总理首先对我们在日本的失利表示关心，对我们失利后的总结表示满意，并对我们今后在27届世乒赛中取得胜利充满信心。接着，总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位我们不认识的首长，周总理说：“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他是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仲曦东同志。再过几个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乒赛，他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生活等各方面的事由他安排。”仲曦东大使说：“你们有哪些要求，有哪些希望，可以尽量提出来，我们尽一切努力满足你们的要求。”这时，傅其芳教练说：“这次世乒赛，捷克斯洛伐克的乒协不知道用什么球台和球进行比赛。请仲大使回到布拉格了解一下告诉我们。”周总理一听马上对仲大使说：“使馆有地方训练吗？”“有，不太大。在我们地下室的食堂的走廊里可以放四五张球台。如不行再想其他的方法。”周总理接着对仲大使说：“这次世乒赛用什么球台，你了解后可以用外汇去买几张球台放在使馆，让咱们的队员早去训练，更好地适应。如果以后在欧洲举行一些大的比赛，乒乓球队事先可以到驻捷使馆，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周总理又说：“吃西餐有些队员不一定习惯，可以在中国驻捷使馆吃中餐。如果大师傅不够，可以从国内选派。4月份，捷克的蔬菜、水果种类可能少些，曦东啊，你可以发动你周边的其他使馆来进行支援。”

周总理的话语，我们队员听了以后心里热乎乎的，完全说到了我们心坎上去了。甚至我们没有想，或者不敢想的，周总理都替我们想到了。我长这么大，外出也去过一些国家进行比赛，但从未享受到如此母亲般的关怀。周总理亲切的接见，使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没有祖国、没有祖国的强大，哪里会有我们的幸福，哪里会有体育事业的发达，哪里会有我们个人、集体施展抱负的机会。总理的教诲使我们认识到，让我们时时刻刻要注视着祖国的事业，不辜负祖国的希望，才是一个光荣的人。

在我们临出征之前，周总理又率领政治局部分成员在中南海的武成殿为我们举行欢送宴会。总理说：“过去古代打仗时，从北京出征要走安定门，取胜后进德胜门，宴请在武成殿。而这次，我提前在这里宴请你们，就是祝你们获得成功。”这时，陈毅副总理向我们敬酒，他说：“你们胜了，我不请你们；如果你们输了，我到机场去接你们，给你们献花。不久，我就要陪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我就不送你们了。在这里，我祝你们成功。”

就在出征前又有一个插曲，我们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巴西还是意大利的足球队，我记不清了，去参加国际比赛，因飞机失事，队员全部遇难。荣高棠副主任知道此事后，又请示中央，是否主力队员分机而坐，不要安排在同一飞机上。像这样细致的事情中央都要过问，使我们万分感动、万分感激。

不久，我们顺利地乘两班飞机先后平安到达布拉格。工作人员把主力队员安排住在使馆，有些队员就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乒协安排的饭店里。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我们住的那栋楼，过去是德国纳粹集团办公的一个地方，而地下室是他们杀害革命志士的场所。我也曾下去看过，不过已经大改模样，已经改朝换代了。我们来到住所一看，使馆给我们安排的舒适的房间，一切设备俱全。来到训练室一看，6张崭新的英国巴纳的墨绿色球台，安放在食堂的走廊里，挡板早已安好，虽然地方小一点，但我们都非常满意。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挥拍抽球的一个镜头。（新华社记者 黄景达 摄）

比赛开始前，仲曦东大使和夫人刘锦琳同志告诉我们：“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柴泽民，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徐建国，中国驻东德大使王国权，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曾涛，中国驻瑞典大使王栋等同志都已来到布拉格，给你们助威加油！并带来了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肉等食品。今后在场地里，还有使馆的工作人员，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留学生代表，给你们加油助威。”

47年前，我们的祖国刚刚从最困难的时期走过来，尽管这样祖国对出征的儿女，总是积极地、生机勃勃地为儿女准备最好的条件，这时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对祖国崇高的感情和爱，能使人在枪林弹雨下、在九死一生中、在不断的劳作和艰苦的环境下，泰然自若。”在当时，我们都能认识到：爱祖国，为祖国的荣誉而战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在27届世乒赛中，中国队又获得了三项世界冠军的优异成绩，向祖国和人民汇报。同时，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作为一个运动员，最大的荣誉就是为祖国争得荣誉。（2011年11月28日）一次难忘的总理家宴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中国男子队选手：（从左至右）张燮林、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王家声。（黄景达 摄）

我们球队每次出发参加世乒赛前，周总理都要率领中央政治局部分或大部分成员，为乒乓球队的出征送行或饯行（这是因为面对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的一支特别部队，特别关照，我们也是带着特殊任务的）。1963年3月，我们要出征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27届世乒赛。临出发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的武成殿为我们饯行，陈毅和贺龙元帅也参加了宴会。周总理还特意请来了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仲曦东，介绍给我们乒乓球队全体。周总理说：“这位仲大使，今后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后勤方面的事由他全权负责。如果不习惯吃外国饭，可以由使馆的厨师做中国饭，厨师不够还可以从国内派。”“有！有！我们全力以赴。这次世乒赛用的球台，我们也购了几张，摆在使馆里，我们那里就是你们的训练基地。”仲大使热情地说。

周总理又问：“这次去捷克，队里带没带医生？”“带了。”时任中国乒协主席陈先同志回答道。“运动员比赛很辛苦，有伤、有病便于及时治疗，这一条今后要形成一种制度。”

总理紧接着说：“今天，我是按照国家招待内宾的标准四菜一汤请你们吃饭。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虽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们还是要处处节约。今天的宴请由我工资开销，但粮票你们要交啊！大家不介意吧！我们吃饭的地方是武成殿，古代将军出征要走安定门，但打胜仗从德胜门进，打了败仗不能走德胜门。打了胜仗以后，皇帝要庆贺赐御宴，才能到武成殿吃饭。你们即将出征，我请你们先在这里吃饭，算是对你们胜利的预祝吧！”总理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对你们的比赛，我提出四点要求：一、友谊重于比赛；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三、胜不骄、败不馁；四、此行必胜必成！”说完总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向大家巡视一圈，宴会厅里顿时静得鸦雀无声，人人如空谷之松。

这时，邓颖超同志问队里有没有人吸烟，笑着问道：“你们运动员里有吸烟的吗？”“没有。”大家回答道。

邓颖超同志说：“青年时代，我和总理交了六年朋友，一直观察他，别的都好，我竟没有发现他原来是个酒坛子。”这下把大家都逗乐了，气氛轻松愉快。

总理笑着问：“运动员中有喝酒的吗？”“没有。打胜了世界比赛，高兴祝贺一下，喝上一点儿，平时大家都不喝。”“还是不喝为好。打了胜仗，庆祝一下喝上一点儿也没关系。”邓颖超同志又用手一指总理对大家说：“可别像他，是个酒坛子。”大家又都哈哈笑了起来。

周总理和邓大姐这番话风趣而有内涵，鼓励加鞭策。这一段情景对话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2007年5月7日）陈毅、贺龙的亲切鼓励

1961年2月初，我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前夕，陈毅副总理来到我们的住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报告厅，给我们做了一次赛前的精彩动员。他从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来启发、鼓舞我们，要我们打好第26届世乒赛，为国争光。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这次比赛你们要努力做到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愈高。”当时，我们的理解，要刻苦地训练，提高技术水平，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要大胆地运用已掌握的技术，不要把艺和胆对立起来，它们是辩证的、统一的。那时我还年轻，思想上也没什么包袱，日本队是团体的世界冠军，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去拼他们，在这届世乒赛中我和战友们都打得积极主动、拼劲十足，取得了三项冠军、两项亚军等战绩。这个成绩对于在1961年饱受三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的一些错误造成的艰苦年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伴随中国乒乓球队在1963年春，在捷克布拉格又取得了三项世界冠军的成绩，这时我打球就不像开始参加国际赛、世乒赛时，没什么顾虑和包袱，而总想保住以往的成绩，这“保”字一当头，打球的风格也骤变，变得求稳，打球缩手缩脚。到了1965年，我们准备参加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前，国家队内部举行团体的比赛，贺龙元帅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我们的比赛。一看我和刁文元的比赛，就拿手直捋他的胡子，虽然我2∶1取胜，但赢得很吃力，打球的风格也不像过去那么凶猛，他把领队和教练召集到休息室。一坐下来，贺龙元帅生气地把左手往上一抬，把手表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扔说：“你们看看，小庄现在打球哪里是小老虎，完全成了一只小老鼠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打好28届世乒赛呢？你们要做好他的工作，一方面鼓励他，一方面去找原因，还要敲打他，让他认清形势，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在贺龙元帅的亲切关怀下，在领队、教练苦口婆心的教育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的风格比过去有了长进，但思想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参加第28届世乒赛中，开始团体赛我打得较好，和日本团体决赛中，我先战胜了日本的好手木村兴治，但在和高桥浩的比赛中，以0∶2又输给了他，思想上的包袱没有彻底解决。

然而，在单打比赛中，在争夺男子单打前四名时，又要和连胜我3次的高桥浩进行比赛。赛前，荣高棠副主任、张均汉领队、傅其芳教练、容国团教练等领导和战友们，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放下包袱：“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只要你轻装前进，你那些包袱高桥浩都会给你背起来。他现在的包袱，比你还要重。现在日本队员中，只有他一个人了，其他全部被淘汰，而我们中国队的队员，都在上面等着和你会师呢。”同时，他们又提出来，让我改变战术，不要以优点去打对方，而用缺点打对方的缺点，这使对手猝不及防，这是在战术上先他一步。关键时刻，我以3∶0取胜，淘汰了这个3次战胜我的对手。接着，我又以3∶0的比分，战胜了3∶2击败我国名将张燮林的德国选手——绍勒尔，进入决赛和战友会师。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章梅 摄）

回想我在关键时刻的比赛，是得到了中央首长、领队、教练和战友们的亲切关怀，改变了思想，丢掉了包袱。技术在比赛中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胆量对我更为重要，通过这次比赛，我深深地体会到，陈毅副总理对我们讲的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愈高，含有深刻的内涵。如果把技术比作刀斧的话，勇敢、胆量则是刀斧上的钢，无钢之刃，遇硬则卷，难以披荆斩棘；有技无勇，逢难却退，怎能取胜。所以说，胆为人之魂，胆为球之魂。有卓越技术做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没有特殊的胆量，就创不了英雄的业绩和历史的奇迹。没有胆量怎么能不断地连续进取呢？鲁迅先生说过：最后的胜利，不是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2010年9月17日）积极迎战1961年第26届世乒赛

为了迎接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8将”在北京集训，我们就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给我们制定的总方针是：加紧训练，迅速提高，尽最大努力，打出最高水平。我把这四句话的头一个字写在我拍子的背面，每天都要默念一遍，这就是：加、迅、尽、打。

第一，加紧训练。每天出操也就是20分钟，我和战友加大了运动量，早操再训练一个多小时。吃完早餐，休息一会儿，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上午的正规训练3小时；中午吃过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三点到五点半再训练两个半小时。这一天的运动量已经都很大了，大多数的运动员晚上都休息了，然而，我晚上还要找同伴再补课两个小时，从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加紧训练的方针。更主要的，通过这样顽强艰苦的训练，实际上练的是在逆境中战胜自我的革命精神，因为我们深知，要想战胜对手，首先必须战胜自我。

第二，迅速提高。包括两个方面，对付欧洲的削球主要提高拉中突击的命中率，这点我很有自信。1959年我们中国乒乓球乙队横扫欧洲就是证明，这点我很有把握和信心；另一方面，1960年日本发明了弧旋球，把欧洲联队打得惨败，对我们是极大的威胁，如何提高打弧旋球的能力，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为此，“108将”当中，有好几位精英，如：薛伟初、胡炳权、廖文挺、余长春、刁文元等战友，向领导提出：“放弃自己过去的打法，改用反贴，学日本的弧旋球打法，让主力队员适应。”这是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整体，他们宁愿作出自己的牺牲，他们是无名英雄，是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开始拉弧旋球是很累的，因为还在摸索阶段，该用的力要用，不该用的力也用，这样很容易疲劳。但是，为了让主力队员积极认真适应弧旋球，他们不怕苦和累，在帮助主力队员训练的同时，还要摸索出弧旋球的规律。这是1961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的海报。

我也练了一阵适应弧旋球的打法，然而，不但没有迅速提高，而且主动进攻的技术都快退步了，这是为什么呢？经过思索，我发现我们队伍中，绝大多数主力队员的打法，左推右攻占了大多数。打中近台两面攻的也就是我一个。为了适应弧旋球，我先让对方拉，拉了以后我再打，对付弧旋球比过去稍有提高，但把我积极主动打在对方前面的技术给丢掉了，这怎么能叫适应呢？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经过认真的考虑，十天后，我给领队张均汉、教练傅其芳提了建议：“我不能再这样适应弧旋球了，再这样练下去，世界比赛我就很难打了！”我这样一说，他们都急了：“他们都在适应，你不适应，你怎么能去比赛呢？”我说：“您别着急呀！我呢，不是为了去适应弧旋球，我要让弧旋球来适应我。”当时，他们听了我的独出心裁的想法，就严厉指出：“你这是胡来！”我一看他们真的不理解我的想法，我就急忙解释，说：“不！不！我这种想法和打法，绝不是胡来！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您看，这弧旋球的威力这么大，再有威力的弧旋球也有它薄弱的环节。您看，拉弧旋球只能球台外拉，台内是拉不了的，我现在研究一种新的打法：发右方近网短球，此球不出台，他不能拉，只能搓或拨一板。我是两面攻，我就要从他搓或拨的这一板球下手，打在他的前面。”我这样一说，他们高兴了，并支持我的想法说：“好！你这想法妙！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认为，我的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这就为我迅速提高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为了实现迅速提高，不少同志在与我训练时，他们牺牲自己的个人训练计划，全部服从我的个人训练计划，让我练好这急需的关键的进攻技术。比如：我和廖文挺上午训练3个小时，基本练的都是发球、抢攻、接发球。我发近网的短球，他回我近网的短球；我练手腕、手指台内的轻弹的进攻技术，他发球也发近网的短球，我绝不搓球，还是用正反手破旋转，发挥进攻的威力。这种练习方法外人看来很枯燥，陪我练的同志，时间长了，有时也采取应付的方法，给我一些好球让我打到；有时，我还和他们休息一会儿，进行交谈：“在训练上，千万不要照顾我，给我增加难度，这是提高质量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像我这样的训练，在队里也是独一份。我认为，这样做才是真正做到迅速提高，迅速提高就是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完成我关键隐蔽的技术动作，而收到奇效。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在对日比赛的单打和团体比赛中，我保持全胜。这说明，造烛求明、读书求理，打球求先，积极主动，抢先动手是多么重要啊！荣获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队选手庄则栋。（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 摄）

第三，尽最大努力。由于这种超长时间的训练，我偶尔有时眼睛周围都是雾，只能看清前面一点点的东西，周围都看不见，我慌了！我想，这样的情况可不能在世界比赛中出现。我急忙找大夫，大夫说：“这叫一时性贫血，你练的量过大了，你一定要劳逸结合，一定要休息好。”有时，我撒尿，尿出来的不是尿而是血。后来领队、教练知道这件事后，让我都悠着点干，别玩命干。我想，运动员要是不玩命，那怎么能算是尽最大努力呢？那怎么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培育呢？

第四，打出最高水平。比赛中，对于敌手我的基本态度就是压！压制住对手，让你处于防守的位置，不让你进攻我，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样才避免自己受制于人，这是关键中之关键。对我来说，比赛中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打出最高水平。同时，思想上的最高水平就是：一丝不苟、一鼓作气、一拼到底、一举成功。

在第26届比赛中，由于我积极贯彻、努力做到了“加、迅、尽、打”的方针。同时，在同志们真诚的帮助下，才使我在比赛中打得很出色，我和同志们一起，第一次夺得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我也代表集体，去领取了圣·勃莱德杯。在这里，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少的欢乐，这是铁定的事实。（2010年6月25日）从0∶7到胜利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是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性比赛，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世界比赛，第一次参加的世界性的团体决赛，在决赛中我打的又是第一场，我以二比零的比分战胜了日本冠军星野展弥。第二场徐寅生以1∶2负于日本新秀木村兴治，第三场容国团以0∶2负于荻村伊智郎，第四局徐寅生以2∶1战胜星野展弥，第五场我以二比零战胜荻村伊智郎，第六场容国团1∶2负于木村兴治，场上比数3∶3。第七场徐寅生2∶0战胜荻村伊智郎，第八场容国团在决胜局以2∶1战胜星野展弥，由容国团、徐寅生和我组成的中国队最终以5∶3战胜了日本乒乓球队，首次捧得斯韦斯林杯。

在接下来举行的男子单打比赛中，我第一轮就遭遇了在团体决赛中未碰面而又打得很出色的日本球员木村兴治。

之所以称之为“遭遇战”，是因为我曾经问过教练，他们都说不清木村的情况，并告诉我日本队来后，要多看木村的比赛，特别是关键的比赛，了解、掌握他的技术特点。我的经验告诉自己，年轻的选手，往往比老将更加难以对付。所以日本队比赛时，我就寻找木村兴治，他一打球我就去看，的确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选手。本届比赛的团体赛中，他保持了全胜的战绩，在中、日男团决赛中，他一人就胜了中国队两分，显示了很强的实力。

木村已经被视为本届大赛日本队的希望，世界乒坛的新星，公认的强手。但大家对我的评价也不错，本次比赛，我被国际乒联公布为第七号种子选手，团体赛我也保持全胜纪录。因此，首轮我与木村的“遭遇战”，引起了世界乒坛以及国内外极大的关注。有人说，实力这么强的两位选手在首轮就相碰实在太可惜了！有人说，如果团体决赛中、日战成四比四平局，第九场决胜局庄则栋对木村，那才精彩呢！不过那次没碰上，这次碰上也好，看看谁实力更强！有的说我胜，有的说他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两个人都年轻，都凶猛顽强，都有机会，都很危险，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当时我想，木村是日本队的希望，打败他对于摧毁日本队士气，扭转世界乒坛的看法，鼓舞中国队的信心，意义深远。木村虽然打得很好，但他反手弱，只要先发制人，抢在他前面，打在他的反手弱点处，我就有取胜的可能。关键在“敢”字，贵在一个“敢”字！那天临上场时，傅其芳教练还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两强相遇勇者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4月11日晚，我和木村在乒坛举世瞩目的紧张气氛中在工人体育馆七号球台拉开了战幕。尽管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技战术方面的准备，但是到了场上还是发生了变化。由于心理负担沉重，“敢”字不够，起拍不狠，第一局比赛被木村抢先，他的前冲弧旋球攻势凌厉，我心里一乱，战术失灵，结果被木村轻取。一万五千人的工人体育馆气氛也不禁变得压抑，场下观众用饱含担忧的眼神望着我。

休息时刻，我走到傅其芳教练面前，傅指导说：“小庄，你这局打得太拘束了。记住！他是左手，你反手进攻的斜线特长，也正是他正手进攻的特长，你要变化。‘敢’字当头的重要标志对你来说，是敢不敢于多侧身抢攻，抢攻时果断不果断！一定要死死压住他的反手，压不住你要吃亏！”

第一局获胜后，木村在第二局更是如虎添翼、越战越勇，连连领先，记分牌醒目地出现了“七比零”的局面。

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反手攻球对木村来讲是铁而不是钢，要不要放弃反手攻，完全用正手，依靠快速灵活的步伐功力和对手进行单面攻的比赛？时间不允许我考虑，当机立断，放弃反手攻！发球全部用侧身抢攻，接发球全部用正手或侧身抢攻。这一反常态、铤而走险的进攻手段，使场外的教练、队友、观众都不禁为我捏一把汗，也使得对手木村大感意外。

木村略微停顿了一下，黑边眼镜后的双眼中闪射着冷冷而惊疑的目光。他对我急若流星、猛若虎扑的正手进攻有点退缩，我抓住这有利的战机一口气将比分由0∶7扳至20平。木村万万没有想到，此刻我会毫不吝惜这一番艰难换来的平局，继续铤而走险，大胆侧身进攻，竟连得两分，拿下这一局！场外的人看过这局比赛又惊又喜而又都有些担忧。

木村对第二局7∶0领先而失利有些懊恼，第三局化怒气为冲杀。我的攻势也不减弱，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我俩互相拼杀，竟从1∶1的比分又打到了20平。紧要关头，我仍积极先上手压制他的反手。木村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又连失两分丢掉这局，总比分我以2∶1领先。列入第26届锦标赛种子选手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胡越 摄 ）

场外休息时，体育馆西北角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国直拍削球手张燮林在0∶2落后的情况下，坚苦卓绝地顽强战斗，以3∶2成功逆转，战胜日本冠军星野。

张燮林的胜利也大大鼓励了我，我一边用毛巾擦着汗，一边对傅其芳教练说：“我的劲儿来了！”傅指导回之一笑，示意我把这场球拿下来。

第四局比赛，我信心十足，大胆侧身攻、抢攻，木村被我的气势和打法完全压制，不一会儿我就以18∶6大比分领先，最终顺利拿下这局，以3∶1战胜了对中国队威胁最大的对手木村兴治。

直到今天，我和木村兴治的这场比赛是我一生中深刻难忘的“艰难之战”！也是世界乒坛的一场“经典之战”！（2007年5月9日）纪念第26届世乒赛五十周年2011年10月16日在广东中山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夺冠50周年纪念大会上摆出的7个奖杯。

1961年4月5日至4月1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内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世界性大赛在中国举行。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欧、亚、美、非、澳，五大洲31个国家的乒乓球协会，男女选手243人，比赛进行得圆满、成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比赛一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在祖国蒙遭3年自然灾害，人民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举行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我国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1959年11月正式动工，经过建筑工人15个月的紧张劳动而建立起来。当时，我们运动员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天天看着体育馆的兴建，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民的参与，我国怎么能在困难情况下举行这样大规模的世界大赛呢？

那时，我国人民都实行粮票制度，每人都有定量，副食不好，主食的定量一般都不够吃。我父母因吃不饱，都患有浮肿病，可想而知全国人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了。然而，国家对我们运动员吃饭不限量，我们的肉、蛋、鱼供应充足，主食米、面都充分供应，我们不仅有这样的殷实生活，而且有时还收到一些地方老百姓怕我们吃不饱而给我们寄来的一两斤粮票，那时这一两斤粮票从他们口中省下来，是人民用血肉来支持我国的乒乓健儿，我们乒乓球队，永远都不会忘记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没有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怎么会取得胜利呢？这一点，我们终身都牢记，永远不会忘怀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真正的衣食父母！

26届世乒赛，为让乒乓健儿之所以能取得好成绩，是因赛前，体委领导从全国各地挑选了108名乒乓精英，进行集训。同时，在集训队伍中，又挑选了一些针对日本弧旋球打法的陪练队员，帮助主力队员适应日本的弧旋球打法，没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集体，顾全大局的集体，第26届世乒赛我们是不能取得好成绩的。

我非常幸运，在我正值青春年华之际，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世界性大赛，第一次参加和同伴一起争夺团体冠军的决赛。决赛中，我是第一个出场，第一个战胜了日本的冠军星野。最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以5∶3战胜了日本乒乓球队，第一次夺得了男子团体的世界冠军。

过了两天，贺龙元帅看见我时，亲切地对我说：“小庄，在和日本团体决赛时，场上比分2∶2，第五场你上场，毛主席在家看电视，看到你上场，毛主席高兴地叫你‘我的小祖宗’，你要把这场球赢下来呀！”因为主席知道，我赢了，中国队才有可能赢，我输了，中国队可能要输。主席这样叫我，是长辈对晚辈极其亲切、充满希望的称呼，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2∶0我就胜了荻村。我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怪以后毛主席在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和我握手时，毛主席又亲切地叫我：小庄。这就更增加了我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的决心和力量。所以，我们乒乓球队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11年10月16日在广东中山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夺冠50周年纪念大会时主力队员上台合影；从左至右：王志良、庄则栋、徐寅生、张燮林、李富荣。

中日男子团体决赛各盘的比分如下：

庄则栋——星野展弥2∶0（21∶14 24∶22）

徐寅生——木村兴治1∶2（21∶17 17∶21 17∶21）

容国团——荻村伊智郎0∶2（19∶21 19∶21）

徐寅生——星野展弥2∶1（17∶21 21∶14 21∶18）

庄则栋——荻村伊智郎2∶0（21∶13 21∶13）

容国团——木村兴治1∶2（11∶21 21∶15 17∶21）

徐寅生——荻村伊智郎2∶0（21∶7 21∶8）

容国团——星野展弥2∶1（21∶15 20∶22 21∶18）

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集体共同协作下，我们用我们的业绩和精神面貌鼓舞了艰难岁月里前进中的中华民族。自此后，长达50年，乒乓球运动在我国、在世界长盛不衰。

1961年4月14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宴欢迎中国乒乓球队取得的胜利。在《江山如此多娇》画前接见我和我父母，并合影留念。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家无上的荣光。所以我一生永远感激党、国家、人民给我的荣誉。（2010年4月9日）挫折后的沉思

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一次登上了团体世界冠军的宝座。此后我们到国外访问，基本上团体赛不输球。然而，在1962年11月日本乒乓球协会第一次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日本，那时男团冠军的5名选手是王传耀、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和我，而第26届世乒赛后，王传耀、容国团就退役了，使用长胶球拍的张燮林为了国家的利益，保存实力。国家并没有让张燮林作为访日的队员，而派出了在26届比赛中打得比较好的胡道本、王家声、王志良等同志。在日本其他的城市，如：名古屋、大阪等地，因和日本地方队比赛，我们都获胜了。可是在日本的东京，和日本国家队正式团队比赛，我们以4∶5败给了日本队。可以这样说，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团队赛只输了一场，就是这一场。日本上场的是：荻村伊智郎、三木圭一、木村兴治，当时是日本最强阵容。而中国出场的是：徐寅生、李荣富和我，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最强阵容。由于在日本比赛，天时、地利、人和对日本有利，比赛中徐寅生胜了三木圭一，负于木村兴治和荻村伊智郎；李富荣胜了木村兴治，负于荻村伊智郎和三木圭一；我胜了荻村伊智郎、三木圭一，负于木村兴治。中国队的失利，使日本队信心大增。荻村伊智郎撰文说：“通过这次比赛，找到了打败中国乒乓球队的方法，并说中国队在国内强，出来比赛不适应的情况增多，实力受影响。争取1963年4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乒赛中，把失去的冠军夺回来。”

我们回国后，在总结时认为，这次访问比赛是失利的。而且这次失利，对中国乒坛震动很大。在总结会上，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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