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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毅衡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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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半岛叫欧州试读：

自序

我在美国住了近十年，在欧洲住了近20年，之前住在中国，之后又住在中国。在三个地方住的时间都够长的，可以让我自称有资格谈谈三个地方文化之异同。

如果我有意语出惊人，我可以大而化之地说：美国比欧洲“后现代”，而中国很多方面不如欧洲“现代”，另一些方面却比美国更“后现代”。这话说起来很绕口，想起来很费解，实际意思却并不复杂：美国与欧洲，可以说是“后现代转型”的两种不同模式，而中国正在这两种模式之间依违，正在设法寻找中国式的前行道路。这是大好事，因为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尽适合中国。

要寻找道路，条件是我们对现成的两种模式都很熟悉。至今说美国文化的书已经很多，仔细说说欧洲的书却太少。美国是行动的，欧洲是沉思的；美国是数量的，欧洲是质量的；美国是功能的，欧洲是符号的；美国是实践的，欧洲是文化的；美国逐利为先，欧洲福利为主；美国是一门心思的，欧洲是临事多虑的；美国事事一味求新，欧洲在传统中创新——所有这些说法失之于简单化，实际上欧美都是混合经济，多元文化，上面说的，无非是主导因素。我的这些文字，不少还是欧美一起谈。但是，许多国人认为欧洲美国，是同一个“西方世界”，却失之于粗疏。

本书这些文字，是细细观察欧洲的记录，大都是我在欧洲的最后几年写成的，那时我已经在准备回中国居住，虽然还是以一个观察者的心境在写，心里却已经有一点紧迫感：已经在准备对欧洲说再见，正要对漂流生活来个收结。因此，写这些文字，心境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感慨系之，却又时时看到我将要回归的中国。

同时，这又是应国内一批报刊约稿而写的——《万象》《中华读书报》《21世纪报道》《南都周刊》《外滩画报》《新京报》等等。这些报刊的编辑众口一词，要求篇幅短小，风格清新，题目轻松，文字有趣。可能《书城》《收获》是例外，他们要求用比较实足的篇幅，写一批比较有深度的题目，这就是本书第五辑一些较长的“大散文”。我个人敝帚自珍，觉得把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说了，总算写出了自己，不是一味迁就。

不过短文趣文，自有其好处。虽然有可能把沉重的思想弄得轻浮浅薄，但是也能把严肃的题目变得轻松俏皮。这不是一个容易接受与否的问题，这是对思想的一个基本态度：思想本身包涵着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的嘲弄。这也是对文字的一个基本态度：不讲趣味的文字，是没有品格的文字。

须知，学术论文无非是强词夺理，创作无非是强词夺情，散文无非是强词夺趣——不患夺理情趣，只患无强词。我自己不得不三副笔墨轮流用。而且经常要用英文写，就要六副笔墨“抛球”，马戏团的干活。

这三者，夺情容易，夺理也不难，夺趣最难。如果读者诸君能细细品味，看出一点趣味，我感谢你们。

我写这篇序言时，已经离开欧洲回到中国。重读校样上的一行行字，我又梦见了你，欧罗巴。

辑一 破碎的欧洲

欧洲：破碎之美

伦敦大学欧陆学生特别多，每年的学生名册，像是与时髦饭馆的菜单比赛，考验教师的语言知识。

来了一个新生，金发碧眼，像是德文名字。我一边翻看他的材料，一边不经意地问：“德国哪里人？”“我不是德国人。”“喔，瑞士。”“我是列支敦士登人。”

我脑子停了一下，才明白过来：我终于遇到他了！

从小时起，我就思索一个怪问题：我有25％的机会生为中国人，做中国人就自然而然。假定我投胎只有三万人的列支敦士登，机会只有百分之0.00075％。如果我是列支敦士登人，我自己是否会觉得好生奇怪，我会问上帝：为什么让我投生这么一个奇怪名称的小国？

终于遇到一个列支敦士登人！自然这个问题问不得，尤其当老师的不能问，得拉这个学生到酒吧，酒酣耳热时，装作无意，才能提一下这个“文化敏感”问题。

这个学生却已经看出我的表情。他说：“我的祖国除了小，其他不特别：讲一种德语方言，用瑞士货币，曾让奥地利代管外交。连国家足球队员都是业余的，却经常在欧洲打出好成绩，这就够支持我们的爱国主义了。”

我们大笑一场，结束了这不无尴尬的谈话。

全世界各大洲的地图，欧洲最散乱，几个半大不大的“大国”，夹了许多蕞尔小国。其他洲也有小国，例如大洋洲，那是天然水域隔开。当然，欧洲的地理形势，可能也不适于形成大国：北海与波罗的海，把北欧割成细块碎条；拔地而起的阿尔卑斯山与喀尔巴阡山，把南欧与巴尔干切得七零八落。

地中海最怪：南边沿非洲海岸，平直如尺，北沿的欧洲海岸，错落曲折。到希腊那头，更是诸神闹醉席，杯盘狼藉，落花流水。

欧洲从来就是破碎的，常态就是散乱的。灿烂的希腊文明是一批小邦国的文明，整个欧洲文化，就是七零八碎的小国文化。罗马人自居文明独大，常有帝国雄图。一旦扩展到不列颠，高卢，日耳曼，叙利亚，各行省就尾大不掉。总督回师，一再成为罗马政变的前奏曲。日耳曼各部落南下，摧毁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就越分越散。8世纪下半期，查理曼大帝东征西占，在“基督化”旗帜下试图统一欧洲。中世纪欧洲最有名的史诗《罗兰之歌》，写的却是查理曼军队在西班牙北境山区退兵遇伏的悲剧，没有英雄气象，读了叫人扼腕而叹。

只有往东，到一马平川的东欧斯拉夫草原，那里才是大征服者金戈铁马横扫千军的地方，那里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与蒙古铁骑觉得不宜再推进的边界。

从巴黎南下，穿过普罗旺斯，就到了地中海最漂亮的一段：平沙千里，号称“蔚蓝海岸”。然后是戛纳，尼斯，就看到海岸渐渐抬高，正是巨蟒般的阿尔卑斯山突然被地中海切断之处。越过山，就进入北意大利。

我问：“摩纳哥呢？”

旅伴说：“过了。我们顺着大路开，没有拐弯下去。”“嗨，”我惊叫起来，“我这算是来过摩纳哥没有呢？”

我很想开回去：世界著名的蒙地卡罗都城，看一下也是吹牛资本。但是我不是一个人旅游，只能从众。只是这样的国家，眨一下眼皮，就闪过了，小得岂有此理！花若许力气周游列国，稍一疏忽，这不就少了一国！

欧洲的“大国”，有统一语言和标准语音，有独特文化系脉的民族国家，却都是开始现代化进程后，从英国和法国开始的新发明。意大利和德国，一直到19世纪中期，还是四分五裂的公国侯国，贵族封地。所以才有《牛虻》的浪漫革命，才有俾斯麦的铁血征战。但是拒绝加入的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都只有几万人，也只能让他们称孤称王。安道尔最奇怪，连国家元首也不设，遥奉西班牙主教和法国总统代行元首，也算一国。稍微大一点的小国，人口四十万上下，稍微说得过去的，是卢森堡和马耳他。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精神弥天塞地，雄风四溢。1798年左右，卢森堡、摩纳哥就并入法国，甚至孤悬海中的马耳他也扬起三色旗。等到拿破仑失败，反动的维也纳会议，又恢复欧洲旧秩序。除了马耳他被扩张的英国占为海军要塞，欧洲贵族们又回到七分八散的领地。不过，圣马力诺，从第4世纪建立了全世界最古老的“共和国”，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式“公社”，也靠“反动”的维也纳会议站稳脚跟。

现在这些国家，凡加入联合国的，自有一票，加入欧盟的，也有一票。虽然它们与大国平起平坐的积极性似乎都不高。卢森堡矿产丰富，人均GDP达三万多美元，世界第一。摩纳哥比法国意大利富，靠的是全世界赌哥们掏腰包。这些都不算好汉。但是其他这种小国，大都比邻国富裕，也许是因为没有军费开支。

马耳他是个浸漂在阳光里的岛，坐公共汽车半天就可以环岛一周。岛上除了几栋吸引游客的玻璃幕墙现代建筑，大部分民居，都是用一种乳黄的沙石砌成的。我去参观了这个奇异的采石场：不用炸药重锤铁凿，大片的石层，厚度正好。切石机有如木匠开锯，沿直线划开石层，再沿横线划开，就是现成漂亮大石块。拿去砌房子，不用外墙涂料：这乳黄色与阳光溶成一体。

食品店里最多的是橄榄：各种颜色的橄榄，据说就是趁成熟程度不一时用杆子打下来的果子。还有海鲜，渔船刚打上来的墨鱼，买回来放在铁板上一烤，那真是天下第一美味！遵照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工作习惯：下午四点之前，阳光当头时，一律午休，除了饭店酒吧，全部关门。然后夜市一直开进灯火阑珊时，让女客们从从容容地细挑慢选，因为街的另一面就是海滩，男人就坐在那里慢酌啤酒，听着潮声拍岸，不会来吼她们快走。

我沿乳黄的街走去，发现路牌上不是数字，而是住户名字，天气一热，就大敞着门。我觉得非常奇怪。问酒店女招待，这或许方便了邮递员，但是也方便了罪犯。她说：“我们这个国家，谁不认识谁呀？都是看着长大的，没有人会偷窃！”

这里的人，对游客说英语，说意大利语，对自己人说马耳他语，据说是古迦太基语唯一现存脉裔。我的老天！罗马与迦太基苦战一百多年，胜之灭之，成就地中海霸业。竟然忘记了脚底的这个小岛，让迦太基语至今在此地称孤称王，在美奂美轮的拉丁语死亡1600年之后！

或许，我想，或许我会下决心到这里来定居：在门口挂上我的名字，然后躺在阳光色的露台上，看着海面上的夜空，变成火红，变成深蓝，看着一个个世纪如流水，穿过多少千秋霸业。而在地中海之中，时间是走得很慢的。

橄榄肚人士DIY

标题有意令人迷惑。

先解释洋文DIY：我刚到英国时，看见许多巨大的店铺，招牌上大书DIY。问过路人，路人哈哈笑，说我肯定是在美国学的英文，说美国人成天在DIY，却不知道什么是DIY。这一笑倒使我恍然大悟，这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美式英文不用此缩写而已。

看一下这种店铺，果然如此：门前都是大车场，里面的东西类似中国到处可见的“装修城”，只是有许多刨锉锯削五金工具陈列，光电锯就有几十种；另一种是园艺店铺，除了花树苗种，大多是肥料、农具、锨锹之类农耕用品；再有一种到处可见的是汽车用品、轮胎、电池之类，但仍是工具居多。

立春时分，大忙在即，这种店人头拥簇，比任何店生意都好。顾客的汽车后盖打开，顶架安上，大件大件往上装。乍一看，几乎觉得时光倒流，地点错位，又到了上山下乡，进厂下矿，学农学工的时节。

整个欧美世界，除了极富极穷，都在DIY。极富者，不用说，无须自己动手；最穷的，却也少做DIY——房子是公家的不能动，多半不带花园无法种，哪怕有汽车也旧到无维修。“橄榄形社会”，就是说极富与极穷的都是少数。据说这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许多等待中的好事，由此就会有社会基础。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不例外。

橄榄社会的巨大中间部分，也就是社会大多数人，一直到现在，都被称作“中产阶级”。这个词，与大半个世纪前更通用的“布尔乔亚”（市民）一样，已经沾上太多的贬义——社会上最谨小慎微的，最灰调没劲的，最道学虚伪，钱不少却抠门儿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既无百万富翁的魅力，又无一文不名者的洒脱，总之最让人瞧不起。

但是，在橄榄形社会，他们就是大多数，从“小康以上”的欧美社会来看，实际上就是绝大部分拿工资或做小买卖的人。为了避免再用“中产阶级”与“布尔乔亚”这两个老称呼，我称之为“橄榄肚人士”。

橄榄肚人士，组成了理想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中段，大抵就是工薪阶层。工薪阶层，钱拿得最多的，可以比老板收入高，加入橄榄尖，不在此列；工资最低的，却不会落到橄榄另一端，因为有立法最低工资线。美国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5.15美元，但各州最低工资不同，例如加州是6美元。欧洲的最低工资线要高得多，例如英国是每小时5英镑，约9美元。这个工资，衣食住行可以对付，略可享受。

要量出橄榄肚尺寸，恐怕更适用的数据是“相对最低工资”，即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别。在“福利性社会”，大抵在一半，例如法国为60％；在美国，低到40％。也就是说，欧洲橄榄比较短圆，美国橄榄比较细长：用明白的话来说，就是欧洲工资差距比美国小。

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就是橄榄的另一端：那就是不拿工资的领救济的失业者、残疾人士、单身母亲，等等。

橄榄社会的两端都不可能大，极富者人数不会太多（占有财富却很多），原因过于复杂，此地不谈。极贫一端也不会太大，原因倒很明白：社会养不起。

我这篇文字，不谈社会财富分配切蛋糕这样的大题目，我想说的是“自己动手”这个中西文化的大差异：由于橄榄形，大部分西方人，干活比中国“中产阶级”多得多。橄榄肚人士，除了理论家们说的诸种现代社会角色之外，不得不勤劳得多，比中国的所谓白领、小资、小康、“知本家”、资本家，日常生活也麻烦得多：他们必须挽起袖子做大部分本来可以请人做的事。

最低工资限定迫使橄榄肚人士成为DIY人士，从室内装修，油漆刷墙，瓷砖地板，保养汽车，种花栽树，修花剪草；从通马桶，到通下水道；从接线装电话，到接线带调电脑，统统得自己动手。

实在不行了，例如我家中进水总闸松了，朝地板滴水，我不敢自己修理，怕一旦弄错引发室内大水灾，请水管工来，要提前两天预约。来了之后，只用了五分钟，拧一下就弄好了，但是依然要按一个小时上门服务计算，45英镑，700人民币。

这就是一旦不能DIY时要付的代价，亏得一年没有几次。请来的人也不自称“工匠”，叫“专家”。所以各位读者可以想象，我家里的扳头铁锤之类工具很全，我的动手能力，开车能力，电脑能力，恐怕也比大部分中国读者高一些。

实际上欧洲国家所有劳力集中行业，服务都很贵：饭店，旅馆，出租车，投递业，农业渔业，甚至那些大型DIY店也是如此：产品俱全，品牌极多，价格比中国便宜，就是整个店找不到店员问。有问讯台：要排长队，只能自己对着说明书捉摸，或是买回去试试，反正在西方大部分店铺，容易退货换货。

欧美人对这点，只好想得开一点，自得其乐地弄出一套套DIY哲学。请不起司机，“自己开车享受行动自由”；每两个星期剪平疯长的草坪，“有益于身心健康”；自己装修房子，“居住个性化”；上Google查询：“DIY博士”，有2440条；“DIY哲学”，325条；“DIY政治学”，453条。

至于通下水道弄得满手污泥，我还没有听到过其中的大道理。

相比之下，中国的白领，手指甲可以永远白净。

总部在瑞典的宜家公司（IKEA），首创大仓库架自取待装木片大盒，价廉物美，自己动手，以此占领了西方市场，开创了潮流。但是在中国，就是无法取得同样的成功：中国的中产人士，你让他花钱买了家具，自己运回，自己装配，于理不通。中国也有人用DIY这词，那是音响发烧友，不满足于现成套装，要“自己动手”配器组合。

我为什么写这样一篇文字？就是让立志发展中国的橄榄社会，并且准备做中国的中产阶层的读者诸君（相信此文读者个个有这个志气，也有这个觉悟）事先明白：等到社会真正成为橄榄形，目前几块钱就能打发的劳动人民就不存在，他们就得准备每星期拨出时间，自己动手，好好DIY。

Lento，Lento，慢下来

英国前桂冠诗人贝杰曼，临死有惊人之言。人问他一生有何遗憾，诗人说：“恨做爱做得不够。”中国人虽然也是好学不如好色，然此人既是王家金丝雀，总应当说一句“恨巨作尚未写出”之类话头。但是贝杰曼此言得到很多人欣赏，说他洒脱，开朗，临终不孜孜于名利。

世界上各色人等，数艺术家最幸福，因为他们工作与闲暇不分。别人的干活是干活，他们的干活是玩。别人的时间是金钱，赚了金钱买享受；他们的生命是享受，享受顺便换金钱。

可见，成天忙碌的，只是俗人。时间是金钱，是对出租车司机，冰激凌店主而言的。

从1995年开始，每年11月，北意大利都灵市举行“慢食（Slow Food）美味大赛”，有意对抗正在征服全球的美国式速食文化。大展厅有世界各地来参赛的560个摊位，世界各地的食客游客蜂拥而至，门票30美元，中意的尽管吃，半夜11点依然灯火通明。

当然意大利人一向讲究烹调，享受生活，但是北意大利，是意大利经济的火车头，向来看不起南人的闲散，好几次闹独立运动。现在却腾空菲亚特公司的一个大厂房，弄这个奇特的美食节，可见风气之变。

参赛的摊主，来自世界各地，从莫斯科到新西兰，当然大部分还是来自意大利。参观者品尝时，听摊主讲制作工艺：要晾多少年，才能风干出提琴一般的火腿；要挂多少月，才能酿出颜色艳如桃花的干酪。于是吃的人慢慢地细细品味，一个个摊位吃过去，这一顿当然要吃上若干小时。

这是一批环境保护主义者想出来的招数：一位土耳其养蜂人小心保护某濒危蜂种，他的蜂蜜当然有异香；一位墨西哥农民细心恢复了传统香草的培植，传统香草当然比产业化农场供应的好。所有参赛者都强调说明，我的慢工细活手艺，在这个全球化大工业时代，绝对亏本，在这里，越亏越光荣。“慢下来，慢下来，讲讲生活质量”，似乎已经成为欧洲许多地方自发提出的口号。欧洲许多小城市的中心区早就回到“自行车化”，现在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也回到自行车化。

相反的意见还是有的：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会抗议说，慢下来已经变成停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讲什么细细品味慢食文化，纯是富人无聊生事。规定工作时间，规定退休年龄，都没有解决“闲下来干什么”这个决定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须知，这个社会绝大部分人，连一个自得其乐的业余爱好都没有。全民写诗，早已是中国乌托邦实验中最怪异的一章。如今的诗人都知道：若要写得好，先要写得少，所以必须到啤酒桌上去找诗人，正如必须到咖啡馆里找哲学家。

前天一位编辑向我约书评稿，说是让出版社马上把刚出版的一本新书特快专递给我，让我等着暂慢出门散步。我听了很纳闷：书不要一行行看明白？文不是一字字敲出来？既为文人，道他人所未能道，是我们的存在理由，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我们的存在方式。难道灵感也能特快专递？

若不是摆脱不了金钱与生命之类的俗事，我想建议我国文学界，也仿照意大利美食界，设立一个“慢写文学奖”。意大利多厨师，中国多文人，也是物得其所才尽其用。

书店书城书山水

某友喜欢嘴上跑马，常说：书是旧的好，情人是新的好。

上半句我可以同意，我自己是旧书店站出来的野路子学生。小时候新书店不让翻，旧书反正旧了，网开一面。到了西方，还是泡旧书店：新书太贵。

喜欢书，值得来伦敦。一年一度的伦敦书市，巨大无比，看来还有不少生意可做。伦敦到处可见旧书店，各有专司。市中心区的切林十字大街，竟是一条旧书店街，你就想象琉璃厂搬上了长安街就是了。有本小说《切林十字大街四十八号》，说的是一个纽约爱书女士，所要的书只有到这家旧书店邮购才能买到。与书店老板通信多年，感情就从书晕染开去。最后女士找到伦敦，男士却去世了。如此一本几乎无情节可言的书信体小说，竟然拍成电影，英国大牌霍普金斯主演。

不过最奇怪的，是威尔士的一 个小镇，叫歪河嘿城（Hay-on-Wye）。此镇在威尔士东北山区，不通铁路。从伦敦开车单程要六七个小时，当天别想回来。从高速公路转进山间盘盘旋旋的窄路，两边只见牛羊，最后在绿水青山中，一个小城，全部人口怕只有千人。洁洁净净的街巷，酒吧野趣，山上有废堡，苔色苍然。英国最好看的就是这种小镇，但是名镇数百，哪儿轮得上它？

60年代初，有位布斯先生忽生奇想，买下一个废农具厂，改成一个巨大的旧书店。又有人改建电影院，打了四层地板。此镇变成一个旧书城，总共一条街，陆续开了38家旧书店，还有一家开在山上古堡里。最大的一家，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存书40万本，干脆是个图书馆。不同的是在此地看书，老让人掂量口袋，掂量放纵占有欲到什么程度。

当然就得分类。“中国”这个题材，就有三书架。至于言情，色情，同性恋，侦探，庭审，历史，科幻，魔幻等“类型书”，自然各有发烧读者。不入类的“一般小说”，占了整整一层。与我一起去的，是一位作家，走出店门后，失魂落魄。说是从来没有想到有若许多小说被人写出来，印出来，买进家里，卖到此地。辛苦经年，出版时真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到此才知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何必再尽毕生之力供应旧书货源？

作家也太容易颓唐。我也在纳闷，不过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开车那么远，来此地看旧书？到该找旅馆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像求签问卦要上峨眉山，一个道理。这是一种特色旅游业，满镇不是旧书店，就是小旅馆。环境之绿，似乎买了书，就沾了一点儿山水。

每年夏天，此地还开历时十天的文学节，借本地小学操场，搭大棚组织上百场作家演讲，爱书者排长队等签字，到此时连附近农庄都腾房办旅馆，牧羊人开临时出租车。慕名而来的读者过万，在这里买到的书，还算是纪念品。这个生意经，点子还真不错。

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在英国，才能做这种“旧书城”的生意经。我到过的西方国家，数英国人最喜欢读书。

旧书店多了，一本就顶几本。就此而言，大英帝国没有了，大英书国却还在。在这个全人类越来越不读书的时代，英格兰的书乡山水，还是可以傲视世界的。

俄国革命来到伦敦

这两年，伦敦市中心富裕的切尔西街区，经常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戴着俄式皮帽子，上有红星，甚至镰锤徽章，衣服上绣着“切尔斯基”，手机一响，铃声是俄国民歌“玛卡琳”，或是哈恰图良的“马刀舞”。甚至地方学校的俄语班学生都增加了。

随着切尔西足球队在英超、在欧洲“冠军联赛”战绩辉煌，报上说，俄国革命来到伦敦。

伦敦有17个“专业”足球俱乐部，在英超的20个队中，总有五六个伦敦的俱乐部。大部分队每年苦战，侥幸才不至于淘汰出局。只有名队兵工厂（阿森纳）表现出色。伦敦富裕的西区，足球俱乐部就不怎么样。曾经是英超强队的温布尔顿，现在连二级队地位都保不住。虽然足球作为“劳动大众”运动的痕迹，所余无多，已经是全民运动，但是足球依然在老工业区兴盛：那里买票看球的球迷多。有稳定收入，才能买进好队员。

伦敦的切尔西队，一直算是强队，但是多年战绩平平。去年夏天，德高望重的白发俱乐部主席，迎来了一个外表谦逊的36岁俄国“青年”，名叫罗曼·阿布拉姆维奇，此人愿意出资2亿3000万美元，买下切尔西一半以上的股票，成为切尔西实际上的老板。这是英国足球史上最大的一笔买卖。

切尔西立马拿到一张巨额支票，这笔钱，可以买十个超级球星。于是切尔西一下子得到四个神话式前锋：罗马尼亚国家骄子穆图，阿根廷著名中锋克雷斯波，荷兰最有才气的青年前锋罗本，爱尔兰国家队前锋达夫。切尔西现在真是人才济济。

而且，教练拉涅利竟然把自己“卖掉”了。去年打得不错，保住了位置。今年赛季，切尔西把去年抢下欧洲冠军的葡萄牙教练“魔力鸟”请来，迅速打到英超第一，今年野心勃勃，准备抢下能拿的所有冠军奖杯。

现在切尔西球迷皆大欢喜，崇拜这位俄国老板，胜过任何其他球星。但是非切尔西球迷，就争着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位阿布拉姆维奇先生，是何方神仙？是不是钱来路不正，到英国洗钱来了？

不几天，英国媒体就把这位俄国人的底儿都翻了一个遍。这个孤儿出身的“青年”豪富，1991年还在兜售二手轮胎，后来倒卖石油。1995年与著名大富豪列别左夫斯基联手，购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然后进入各种行业。据说他的财产已达57亿美元，如果这样，花2亿美元买个足球队玩玩，情有可原。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花钱就能迅速组建世界强队，这个俄国人何不在莫斯科弄一个队？他甚至可以在他当州长的西伯利亚楚柯塔省弄一个强队！为什么偏偏到英国来烧钱？此人连英文都不会说！

如今俄国球迷个个在骂此人卖国叛国，从俄国人头上赚取的钱，不用到俄国。莫斯科火车头队进入欧洲冠军联赛，教练肖米已经向报界声明：“阿布拉姆维奇，带着切尔西来吧，我将在莫斯科迎战，这将是振奋全国的一战！”真有点库图佐夫迎战拿破仑的劲头。

为什么此人不爱国？每次切尔西出战，这位穿牛仔衣的大富翁必定坐在那里看，脸上淡无表情，有时礼貌地为他的雇员精彩表演拍两下掌。我个人觉得他不像在玩英国玩具，而是在估摸他的新生意经：英超，欧洲冠军联赛，电视转播权利润巨大，加上世界范围的“附加产品”（运动器材、赌博等），生意越来越大。娱乐这玩意儿，越来越成为当代重大产业。

美国富豪格拉兹一直想买下曼联，曼彻斯特人民群众几次上街大游行，反对根本不懂足球为何物的美国佬入主曼联，但是此人收购的曼联股票达到20％后，曼联董事会正在考虑让步。

中国也有想上英超这个大赌场的富豪。埃弗顿队曾是科健公司当老板，李铁任边锋，但是今年李铁与科健一起退出。去年利兹足球俱乐部破产，债务8000万英镑，但是依然是名队，以实德为首的“中国商团”准备收购，谈判未成，利兹队已经降级，慢了一步。

赌这一把，并非没有风险。但是肯花大钱，自然就能组个“梦之队”，有钱就有球艺。中国足球叫中国人气得咬牙，不过中国资本，正跃跃欲试，“以俄为师”，杀进英超。说不定，中国足球走向世界，这条大路更有希望。

一个不久前尚犯忌的题目——中国人与戴安娜王妃之死

去年8月30日夜间，戴安娜王妃车祸惨死的消息传来，伦敦突然成了全世界最动情的城市。第二天早晨，白金汉宫，戴安娜王妃的住处肯星顿宫，多地家经营的“哈罗德”百货公司，后来加上王妃遗体停厝地詹姆士宫，吊唁的花束，哀悼的人群，迅速汇成海洋。不久整个宽敞的王宫大道成为哀伤之地。到詹姆士宫的吊唁本上写几句悼词的人，迅速排成世界之最的长龙。悼词册增加到40本，排队依然得20多个小时。到下葬日前几天，人们开始在王宫大道两边草坪公园扎营过夜，以争取可以最后在路边占个位置哭送王妃。最后的送葬，百里之程，抛花如雨，Elton John的挽歌单曲CD，一周售出百万张。色彩与音乐，使告别王妃成为全体英国人的伤情之时。

英国人一向被认为理性而冷静，喜怒不太形于色，善于自制。据说喜欢幽默，幽默却大多用来遮掩真情。这个“偏见”是否准确，得比较而言——例如对南欧南美拉丁民族，或是黑非洲民族，可能如此。但是这一个星期的英国人，感情之充沛淋漓，哀伤出自肺腑而形诸言表，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英国人自己，大吃了一惊。

此篇小文却不是讨论英国人民族性变异，题目太大，也非我所能，我想写的题目，9月哀悼时就动了心，却一直不敢写。服丧期间，顾全大局，不说为佳。快半年过去，一切已是旧闻，不妨说一说当时不愿惹是生非的事。

惨事第二天，英国电视开始每小时插播王宫大道吊唁者自动云集的现场时，内人和我就发现黄种人面孔几乎看不到。几天下来，我开始为远东诸民族的荣誉担忧——实际上是为中国人的形象担心，因为伦敦的其他黄肤种族，移民或暂居，都少得不拥有代表性，被电视镜头扫描到的或然率，可以不计。而伦敦的中国人有15万之多，占全伦敦700万人口的2%强。在人山人海中，几乎没有见到一个，我们心里不禁发毛。

中东印巴人较多，那好解释，王妃几乎是死于她的埃及情人怀里；黑人特别多，远超出人口比例，那是影视记者喜欢采访敢哭敢哀的“外卷”性格。但是连背景人群中也没见到黄面孔——至少我们没有见到——怕被电视镜头骗了，我们决定特地去一次王宫大道。结果很高兴：除了我们一行三人，我们在詹姆士宫迂回曲折的通宵长队中见到一位漂亮的东方女士。证明亲眼看一下，大不相同。

然后，我们在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坐了半个小时，在人头拥簇中见到四个黄肤男女青年。其中二位，看到维持秩序的皇宫骑警，很自然地上前去抚摸那高头大马纯白杂色的漂亮毛皮，轮流拍照留念。“见鬼，游客！”我们几乎叫出声来。骑警见惯不惊，宽容地点点头。我们真怕哀伤的吊唁者注意到，一时激动，发生仇外事件。此时白金汉宫前正搭满了各国的电视报道台，盛装的女播音员，正在一茬换一茬地向全世界说话，就在电视机镜头下出事，非黄人之福。

星期天百里送葬，预先公布的路线，穿越北伦敦，通过中国人居住比较集中的Hendon地区。这里不需要像王宫大道那样通宵占位，但是现场转播，依然没有看清黄种同胞的面孔，恨得我们直怪电视台切换角度太频繁，远距或高空俯视镜头太多。后来我们问了住在那一带的几个中国朋友，也许是我们交往圈子有限，查询不广，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那天等在街边目送或掷花的中国人。

也许会有朋友说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华人如何痛切悼念，无从比较，不在题内。

正好跟一位做记者的同胞通电话，我说了此事，她大喊：“我不能同意。”后来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特地反驳：“我几乎天天去肯星顿宫，见到有中国人写的大幅条幅：戴安娜，我们爱你。”我想她证实了我的观察——“哀悼不成比例”。她见到的这七个方块汉字，可能是四个吊唁地唯一的中文。

我并不想从这一“孤证”得出有关中国人民族性丑陋之类的大结论。但是如果这个事实可以成立——中国人很少上街哀悼——就有了解释的诱惑，而某些解释可以说不必深思唾手可得：“中国人性格过于内敛克制？”这点我想不一定是坏事。不过中国人送葬，感情却是尽量外溢，尤其为男性公众人物写五字七字悼诗，几乎每个市民都能成为诗人。我看比花束上的大部分押韵的英文悼诗还强些。“中国人不喜欢王妃风流艳事过多，日日给小报资料轰炒，又骂小报。”如果中国人在戴安娜王妃惨死后的丧期，不会暂时忘记王妃本人的性格弱点，中国人的理性与冷静毕竟可嘉。“中国人很忌讳女人有影响公众的政治力量，漂亮女人则更招忌，在王室离婚案中同情查尔斯王储。”这个问题历史久远，朝朝有妖姬加外戚作乱，成了民族政治心理的深巨创伤。阿根廷贝隆夫人的“美貌政治”，中国人会觉得实在浅薄，甚至匪夷所思。中国人的“祸水情结”，我的研究尚未完成，不想在此过早宣布。不过如果香消玉殒的戴安娜王妃，不闹离婚，不成为重要政治人物，在王宫大道肯定能读到几篇“芙蓉女儿诔”式的漂亮文字。

以上解释都能成立，实际上都对“哀悼不成比例”起了作用。我下面的一说，也非新鲜，却恐怕更直接一些：中国人与侨居社会的认同动力太小，对戴安娜王妃之惨死，哀伤之情或有之，去吊唁太费时，还是在电视机前看人凭吊，省点心力。

据英国报纸分析：戴安娜王妃热心慈善公益，关心街头流浪者、残疾人、地雷受害者、艾滋病人、智障儿童、少数民族，因此自发悼念者以社会下层为多，最哀恸的也是他们。

反过来说，中国人在此虽是少数民族，却与其他“下风”民族不一样。勤劳耐苦，在异国他乡也能自立，几乎没人沾西欧福利国家的便宜，也很少有人靠慈善事业。王妃使英国老百姓动容的慈悲心肠，中国人至多钦佩赞扬，无感同身受之情。

中国人受自力图强之利，但是也患了不大不小一点“成功病”，用未来学者Herman Kahn的妙言：蓝领者领子不蓝后，心里很会blue。对所居社会，不关痛痒，不通经脉，恶习既不传染，苦乐也难相通，借地谋生而已，除了课税时“政府”两字令人头疼，侨居国的其他一切，事不关己，依然故我。中国人对侨居社会之关心，及不上对故土之关心之百分之一：具体利益，大多在那头。

这个态度还会遗传给第二第三代，人海中难得见到黄面孔，代沟之类，也就无从谈起。可见真正成为“香蕉人”，也难。若已培养成功，我认为值得庆贺。

如果不是职业所需，不得不关心比较文化问题，我恐怕也不会盯着电视屏幕看出这个问题，也不会去王宫大道实地查勘一番。我去，没有带花束，也没有写悼诗。无此必要，我考察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病。

据说王妃“在出事前二天”，约了到伦敦一个中药诊所去针灸。此位大夫向某华文报刊表示痛心哀悼。我想这位大夫与我一样，中国人本色。

婆母学媳妇

7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庆祝登基50周年，英国举行长达三个月的庆祝活动。70老人，孔子认为是有特权，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人人要让几分的。但是女王现在逾矩，越出她自己一生的规矩，也就是说，不想从心所欲。

这话怎讲？女王现在决定要做“王之时者”，决心要让英国人民喜欢她。人民喜欢她与否，其实与女王无关：英国没有任何政党政派要求取消君主制。这个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心里明白，知道养着王室，比选举供养一个个总统省钱多了，更省事多了。况且王宫行宫宏富，是绝佳旅游景点；王室典礼仪仗，是招徕游客的绝招。看过英国的诸宫殿，例如温莎堡，然后看到丹麦瑞典之类“小国”的王宫，就觉得寒碜了。

这次庆祝活动，组织奇特。女王每天坐汽车坐火车坐船，甚至坐直升机，到每个边缘小镇，与民同乐。一天跑几个集会，看起来很像个竞选的政客，只是没有做演说而已。

同乐时，有野餐，有鲜花，有闲聊。聊的是什么呢？少不了是英国的全国性题目：“国脚”贝克汉姆的伤势。这当然不是女王主动说起的题目，但是女王有妙词：她说她“认识”一个神医，专治脚伤，小贝如果打电话来，她就给介绍，或许不无小助。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大新闻。英国一向是个“阶级运动”民族：老百姓为足球群体狂热，大打出手，慷慨解囊，使英超成为全世界球星的发薪单位。但是上层看不上，他们着迷网球，保守党首相好板球，承传英国国王武士出身的传统，王子玩马球，而女王与诸公主是赛马场主客。现在竟然连女王都关心大众的运动。

与民同乐，少不了音乐。除了各地公园的音乐会，伦敦地铁巡回音乐会，女王还慷慨举办两场大音乐会，在她自己的“后院”，白金汉宫草坪。免费的几万张票发给公众，每人供应一盒王家厨师做的烧鸡。在王宫四周的三大公园——詹姆士公园，海德公园，以没有一朵花著称的绿色公园——架起好多巨型电视，上百万人观看。

又碰到难题：英国一向也是“阶级音乐”民族，上层好古典，喜歌剧，老百姓醉心摇滚、波普，英国每隔几年就要推出风靡世界、售片百万的巨星。如何处理呢？先办古典专场，正式的大庆之夜，则是摇滚波普。此夜之终，有探照灯七百，烟火万种，务必让老百姓乐极而散。

于是乎女王一下子变得大得人心，英国人都觉得女王了不起：70多岁，看上去方50出头。查尔斯王子相貌却老得太快，他本来等着即位，现在女王恋栈，宣布继续主持联合王国和英联邦，再干它十年，二十年。看来他活过他母亲的可能性不大。

女王大得人心，因为她花了力气争取民心。说来奇怪，以前她从来没有认为有此必要。这是一个女人逼出来的，那就是她的前媳妇戴安娜王妃。

戴妃与王室关系不好，婆媳关系尤其糟透，早就尽人皆知。戴妃离婚后上传媒指责，生前已经闹得不亦乐乎。但是王妃太漂亮，太上镜头，太得民心，女王奈何不得。这个王妃虽然是贵族出身，婚前职业却只是幼儿园阿姨。可能出于政治敏感，也可能是文化不高本性使然，她一向会走“民间道路”：访问贫民区，参观儿童医院，慰问艾滋病人，甚至到非洲亲自走进扫雷区表示支持。美丽的王妃永远是“弱势集团”的天使，而她交往的人，都是歌星、模特儿、演员之类大众偶像人物，当然她自己就是偶像的偶像。

一句话，她是这个“文化民主”时代的“人民王妃”。如果女王也像总统那样选举产生，英国王室早就被“戴安娜革命”推翻。

四年前戴妃惨死于车祸，全英国哀恸。几天几夜在那里哭王妃的，大部分是伦敦贫民区来的普通人。国丧期间，女王的“死也不饶恕”态度成了个大问题。女王待在她的苏格兰行宫，几乎一个星期不愿到伦敦露面，白金汉宫没有降半旗，几乎激起民变。

这时工党政府出来“进谏”了。这些政客当然比世袭的王室更明白如何玩政治游戏。布莱尔首相去给女王讲授“后现代社会”的公关哲学，终于把王室的脑筋给弄通了。从那以后，除了查尔斯王子生就的僵硬面孔，其余所有的人都学会了微笑政治，都请“打旋转球博士”（Spin Doctors，即公关顾问）为幕府。

于是英国有了一个慈祥和蔼形象一新的女王。今年的加冕50大庆，民众爱戴率高达顶点。而且，面对万众欢呼，女王的笑容，越来越真诚——她自己也被自己感动了。甚至她胆子大到敢于让她中意的媳妇，查尔斯多年的情人卡米拉·波尔坐到主席台上，虽然离王子尚有几席之隔。

而她的老师戴安娜王妃呢？最近报刊回顾女王登基后这半个世纪风风雨雨，不少人提到她与戴安娜的争执。但是现在说法似乎各打五十大板。有的报纸还说戴妃真是死得其时，在可能显出任何老态之前。但是，都承认她的“后现代王室”开拓者形象，文化遗产实在宝贵。

连这个傲慢的英国王室，要改，竟然也改了过来。走“民间道路”，步子坚定，有招有式。可见天下大势，顺之者昌，胆敢抗拒者是不多的。

是分，还是合，这（不）是个问题

有回忆录说，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面临印度独立浪潮，曾愤怒地在议会中吼喊：“我为英王陛下出任首相，不是来主持大英帝国解体的！”真给他说中了，大战尚未全部结束，这位战时英雄领袖，就被选下台，由艾德里的工党政府来主持“解体”。丘吉尔下台固然是经济原因，但如果丘吉尔连任，以保守党的帝国情结，帝国解散局面会弄得一团糟。

此后，独立闹到国内：北爱尔兰新芬党的独立运动，自60年代发展成暴力，炸弹差一点把撒切尔夫人的整个内阁炸上天；近年苏格兰民族党（SNP），以独占北海油田做“世界最富国”为诱惑，趁颂扬13世记抵抗英格兰民族英雄的电影《勇敢的心》（Brave Heart）上演，鼓动独立。

工党在上台之前，就以“权力下放”（Devolution）为核心政策之一，显然是想把这些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其主要内容是建立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单独的议会及其政府，以及伦敦市议会市政府。伦敦本由30多个镇boroughs弥合而成，各镇各自为政，这是英国传统的基层自治，对于这个特级大都市，未免太不方便。各地方议会支配地方事务与财政税收，但无权议决外交与国防。

对此政策，保守党曾全力反对，说这会导致联合王国解体。结果前次大选，保守党在苏格兰全军覆没，竟然没有拿到一个席位。为了避免完全被赶出苏格兰政治舞台，保守党也转而支持此政策。

去年，“权力下放”一事，付诸投票公决。威尔士人对独立或半独立极少兴趣，工党几乎是哀求威尔士人接受送给他们的议会，勉强过半数，议会得以成立。在此之前，北爱尔兰诸党派，也在去年达成“受难节”（Good Friday）协议，开始和平进程，议会也顺利建立。近达600年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对立，虽然不容易立即化解。双方都认为此协议丢了面子吃了亏，分化出去的极端分子还在搞暴力暗杀，联合政府也一度闹翻，但是，和平竞争的协议最后还是维持下来。

至今为止，保守党警告的国家解体，似乎并未出现，苏格兰民族党，依然未能取得多数。当然，不能保证今后不出现独立。但至少，独立运动也有了一个程序：先取得议会多数。北爱尔兰新芬党，以“加入爱尔兰”为党纲，甚至在天主教选民中，也从未得到多数支持。该党领袖明白，靠选票实现“爱尔兰大统一”，可能性不大。其暴力斗争，一时沸反盈天，只是因为以暴压暴，越禁越暴。现在也只能同意非暴力手段，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其目标。

我同意，“权力下放”是工党政客的狡猾，但是也应当承认，此种不无风险的狡猾，颇有远见：堵不如导。有此二级议会，以及由此议会多数党建立的二级政府，区域集团的人民，就比较倾向考虑现实利弊。

当然，作为手段，完全可能弄巧成拙：今年5月初，伦敦市长直选，竞选人之一是布莱尔在工党内的最大政敌之一利文思顿（Ken Livingston），工党机构想办法挤掉利文思顿，不料此人干脆退出工党，以独立候选人资格竞选，结果高票一次当选。工党政府全力以赴，做了各种手段排除异己，很不幸只是做了免费宣传，让布莱尔大丢一次脸面。

当然伦敦不会独立，只能“闹独立性”，让政府头疼。但是其他有独立运动的地区，成立单独议会，的确可能为独立设置一个现成机构，而且每四年就有一次闹独立的机会。从伦敦的经验看，要操纵选举，很不容易。老百姓很愿意做点“教训政府”的事。但没有议会，如果独立运动要来，最终还是会来，而且来得更带破坏性。

帝国解体是很痛苦的，“本国”解体更为痛苦。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民族构成复杂，区域聚居的少数民族，早晚会出现独立运动。再“善待”，很难永远挡住民族热狂；压力解决，只使复仇心更重。因为此种集体心理，不计利害。近十年来，塞尔维亚为维持南斯拉夫，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步步为营进行种族战争，为守住每一寸土地而战，结果反而是各处的塞族人被迫逃亡。大塞尔维亚主义，换来塞族人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

很多人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形成的格局，以前有两个老大哥管住自己的小伙计。其实不全是如此：南斯拉夫从来也没有做苏美伙计。北爱尔兰闹起来，正是冷战最冷时。魁北克独立运动，紧贴美国门口，哪怕美国想管也管不住。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此起彼伏，21世纪也不会太平：政治，无非是为集团争利益。

本文当然不是主张分为上。很多新成立的小国，五脏俱全，摊派几千名部长大使，让无数政客过当官的瘾头，无怪乎对独立最起劲的，总是政客。独立后，在经济运行上，在行政效率上，常常是对老百姓弊多利少，平头百姓过过嘴瘾而已。但是这种分合问题，只能让有关集团自己判断，总得让被分被合者心甘情愿。越强加于人，越适得其反。

困难的是，在民族情绪前，政客很容易借“民族至上”这个“至高无上的道义”煽动民心，老百姓的心理很难保持理智冷静。因此，或许工党的“权力下放”，成立二级议会及政府，有个讨论的地方，是让各方面临事清醒一下头脑的办法——对独立，对不独立，可能都是个办法。世人何妨拭目以待：联合王国究竟会解体否？

爱因斯坦“隐私”大战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立有遗嘱，委托他多年的女秘书海伦·杜卡斯，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助手奥托·纳散，监管他的所有稿件，直到“适当时候”全部移交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当时以色列正在打仗。

这两个人就自封为爱因斯坦名誉守护神，守着档案几十年不交出。他们严密监视所有传记作者，不让接触爱因斯坦“与科学研究无关”的私人信件。这很难做到，爱因斯坦写信往往什么都谈。

如此严密监管，只能引起人们怀疑，于是关于爱因斯坦的艳闻不胫而走，曾在何处访妓，谁是他的私生女，甚至他是否死于梅毒，不一而足。

这个铁桶也似的监护，终于出现漏洞。1957年，爱因斯坦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一位流体动力学教授，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一纸箱爱因斯坦早年信件，他准备在苏黎世出版。两位监护人闻讯大怒，在瑞士法院上诉，出版社败诉，因为“侵犯版权”。

1968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当职员时的密友贝索的后人，发现数量多达百封的信件。那段时期，正是爱因斯坦在冥思苦索相对论之时，科学史家大喜，但是出版时又遇上两位监护神打官司，要求删去私人生活内容。

1971年，克拉克所著爱因斯坦传出版。作者虽然没有引用原文，两位监护者一读就明白，作者读过一批他们不知道的私人信件。于是穷追猛打，以官司相威胁，迫使作者改写重版。

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40卷《爱因斯坦书信集》，主编却发现他没有编辑权，告上法庭。这次官司一打就是十年，直到80年代两位“监护人”先后去世，赢得科学史界一片欢呼，所有文件终于全部移交到希伯来大学，任何研究者或感兴趣者，都可以去阅读。

于是，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好几本注释详备的《爱因斯坦私人生活》《爱因斯坦秘传》等等的书。这些书集中写爱因斯坦生活中的男女关系，他屡次失败的婚姻。读下来，不仅爱因斯坦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而且他处理男女关系相当糊涂，常常弄得不堪收拾。

传记作者要求引用私信，完全可以理解。爱因斯坦传记有上百本之多，写一本新的，总得有一些新发掘出来的资料，私信当然是宝库。

但是“揭人隐私”是否道德？这要具体看。所谓名人，就是人人瞩目者。满世界芸芸众生，受注目是极少人的特权。被注目者，要求水银灯只能照出光彩，不能露出瑕疵，恐怕难矣。既要当名人，就得承受当名人的代价：不再拥有完整的隐私权。

此种传记是否低级趣味偷窥狂？这点我同意。不过，崇拜名人本身趣味就成问题。

爱因斯坦成为传说人物后，传媒狂追爱因斯坦，请他在任何问题上发表意见。爱因斯坦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敬若神明。在英国讲学时，主持人阿尔登勋爵的女儿，与爱因斯坦握手时当即晕倒；在爱因斯坦收到的信件中，甚至有人问：“你真的存在吗？”

对这样的人物，我本人愿意读读他生活中的“隐私”，也希望大家都读读。不为别的，就为了重新证明“人无完人”这条必要的常识。读了以后，选20世纪最伟大人物，我更愿意投爱因斯坦一票。

缺点成就真英雄

1月24日，BBC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最伟大的英国人”选举节目，最早观众提出的名单有一百多，包括几个活着的“伟人”，如国脚小贝（第38名），首相布莱尔（第87名）等。复选时只剩十人，都是些先贤了。

一百多万人参加了投票，是这个节目最大的成功。前十人的排名出来后，可以看出，影响投票的有点技术原因：莎士比亚不应当落到第五，布吕奈尔（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最出名的工程设计师）不应当占第二。但莎翁迷不喜欢玩电脑，而布吕奈尔的现代传人（包括狂热参加这次选举的“布吕奈尔工学院”学生），都是整日挂在电脑上，踊跃投票的是他们。

这种“民族英雄”选举，很容易弄成一场爱国主义宣传，让我这种没有充分同化的外国人生气。幸好，组织者已经安排了几次“互相揭短”，即可以揭别的“英雄”之短，用来支持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是揭短大比拼。这倒是让我饱开眼界，知道了大名人们竟然做过那么多蠢事丑事。

我记下一些互相揭短的“谩骂”，按“英雄”们得票多少次序排列：对丘吉尔：“容易忧郁，不好合作。臭脾气，发怒时不像个领袖。”“喜欢在家里赤身裸体，有毛病。与罗斯福会谈时，有一次罗斯福推开门，丘吉尔正在洗澡，竟然从澡盆里站起来说：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无所隐瞒。”“醉鬼，给希特勒的宣传机器一个把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把提倡和平反抗的甘地骂得不堪入耳。”对布吕奈尔：“在他手上死了多少工人！”（指建筑工伤）“他让英国富裕了？他让帝国富裕了！”对戴安娜王妃：“自我推销本事第一。操纵传媒，利用传媒，恶习始作俑者！”“每当她名声低了一些，就让一批记者跟着，去访问艾滋医院。”“太勇敢了，单挑王室，差一点把英国王室颠覆了。”“每个说英语者都会引用莎剧名句，除了戴安娜一人。”对达尔文：“达尔文有什么天才？他自己说他成功的秘密是耐心。”“没有达尔文，别人也已经发现进化论，他是抢在别人之前发表而已。”“从达尔文开始，我们才知道‘性’是个有趣的题目。”对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沉闷得让人难以忍受。每次看莎剧，何人不想赶快落幕？”“这个人一辈子只留下五个签名，每次还签得不一样，真有此人吗？”“浪荡一生，几乎从来不回家看妻儿家小！真是具有了不起的德行。”对牛顿：“一辈子大部分精力花在宗教教义争论上，花在数学物理上的太少，算什么天才！”“没有这个牛顿会有那个牛顿，没有英国牛顿会有法国牛顿，没有莎士比亚，就绝不会有另一个莎士比亚。”对伊丽莎白女王：“这个女人根本不是英国人！”“西班牙无敌舰队，是风暴吹散的，不是这个女人打败的。”“她砍掉表姐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头，的确勇气十足，我们苏格兰人就是不佩服！”“执政45年不下台，你不累英国人累不累？”对克伦威尔：“他只是偶然建立了议会民主。他本来杀掉英王，一心想自己独裁，是英国的斯大林。”“他甚至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暴君一个，杀人无数。征服爱尔兰与民主何干？”“最大的功劳是用一场中等规模流血代替了法国式的大规模的流血。”对列侬：“英国没有作曲家，只好选个编了几首歌的人，哀哉。”“列侬竟然动手打女朋友，什么英雄？”“亿万富翁，却极端自私。”“投列侬票的大部分是25岁以下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列侬，只是想选一个歌星而已。”

揭短大赛，似乎对投票结果没有多少影响。人们比的是伟人的优点，的确，人无完人，完人让人不舒服，哪怕伟人，也不能太完美。足球运动员大部分是控制能力不佳的粗人，但是英国国家队的俊俏小生前锋欧文，不喝酒，不抽烟，不沾毒，不闹事。在球场上也很少犯规，从不动粗骂人，从未拿过红牌。他的女友，初中时青梅竹马，多少年恩爱如初，从无绯闻丑闻。

最近英国报纸欢呼：他们发现了欧文好赌，赌掉了一百万英镑，仅仅世界杯期间与队友打牌，就输掉3万英镑。当然，相对于他的巨额工资，这点是小意思。这个模范青年，终于被报纸抓住了缺点。据大部分球迷的意见，欧文的声誉反而高了：一个足球明星竟然可以做道德家，总让人觉得有点不正常。人品过于完美，英雄就变得可疑。

有人生而伟大，有人成就伟大，有人被伟大成就。不管是哪种伟人，必须有缺点，不然是假伟人。

逃兵的名誉

海明威的成名作《永别了武器》，主人公是个战场逃兵。小说的高潮，是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大溃退。主人公“我”千辛万苦和同伴一起逃回自己人方面，却撞进军法宪兵的拦截线：士兵被赶去重组部队，军官全部枪毙。行刑之前，一个个在“军事法庭”走过场：“就是你这样的人叛变，我们才丢了胜利果实！”审判官说。“你经历过退却吗？”这个军官反问。“意大利永远不应当退却！”“那就赶快开枪，别再问这种呆瓜问题了！”

但是主人公动作比子弹快，跳河逃脱了，让小说写得下去，再来一番生离死别。海明威的这部半自传小说（他本人在意大利前线受了伤，但是他的任务只是分巧克力），并没有损害他一心打造的“硬汉子”形象——这种糊涂战争，不逃白不逃。

可见读者也认为，人生总有不得不逃跑的时候。

英格兰的几乎每个小镇，都有一个设计各异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刻了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次世界大战本镇牺牲官兵的名字。最近，有些人发起运动，要求刻上“漏掉的名字”，即作为逃兵被枪决的那些人。理由是：很多所谓逃兵，有不得不逃的原因：医学界都认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的的确确是一种神经创伤，不是贪生怕死的推诿。这些人需要的是治疗，像其他受伤的士兵一样。

这么一说，逃兵只不过是伤员，无须枪毙。女作家帕特·巴克（Pat Barker）却认为不是如此简单，1996年获得布克奖的《再生》三部曲（《再生》1991，《隔门有眼》1993，《鬼途》1995）是一部真人真事混合想象的杰作。著名的心理学家里法斯（William Rivers）在一次大战期间创造了“战地心理治疗”这门学科。在爱丁堡附近的军人医院，他先后治疗过从索姆河泥泞的战壕里撤下来的一些军官，包括诗人萨松（Siegrfried Sassoon）和欧文（Wilfred Owen）。

其实里法斯的病人中，萨松是唯一毫无“炮弹休克”症状的。这位诗人是个神经坚强的战士，获得过勇武勋章。他公开宣布不愿意继续作战，这场屠杀已经毫无理智可言，但是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影响太糟，于是英军宣布他“神经不健全”，送到里法斯的医院来“治疗”。《再生》写的是没有枪炮声的战场，两个思想敏锐者的斗争。像这样的故事，能写成小说，要有杰出的叙述才能。2001年该小说改编成电影，导演麦金农（Gillie MacKinnon）有敢于接受挑战的勇气。

在我看来，恢复了逃兵名誉的，是最好的药物——距离。

海明威的逃兵主人公，本来就是一个美国青年志愿到意大利参战，哪怕逃了也是硬汉，这本不是美国人的战争，有民族距离；萨松早就不被视为逃兵，因为他是有才华的诗人，让诗人在战壕的泥泞中腐烂，是不道德的，这是才华距离；美国诗人庞德为墨索里尼作反美宣传，1946年面临叛国审讯，却被国会图书馆授予伯林根诗歌奖，这是名声距离；至于英军90年前军法枪毙的近四百普通“逃兵”，现在有人提出他们的名字不应当依然浸泡在耻辱里，这是时间距离。

有时，需要这四种距离同时起作用。例如周作人在80年代名声大振，又例如胡兰成最近大受文学界激赏；苏青、梅娘这样的作家，也成为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博士生研究对象；至于曾国藩成为治国能臣，李鸿章成为爱国人士，距离看来真是一把万能的放大镜——指到哪里就放大到哪里，局部放大后，对比度，边界线，自然模糊。

我这不是指责国人健忘——明显洋人使用距离放大镜，比我们慷慨得多。

没有这几种距离，逃兵杀无赦，死不足惜，而且遗臭“万年”。要证明这一点，太容易。

模仿死亡

爱尔兰禁止打胎，每年有不少爱尔兰女子，到欧洲其他国家做打胎旅行，也算是特色旅游的一种。但是近年大行其道的，还有更严重的“死亡旅游”。

英国人要安乐死，往往旅游荷兰。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说《阿姆斯特丹》，写一个作曲家和一个报纸主编，本是多年好友，他们遇到中年危机，觉得人生太痛苦，于是他们决定到允许安乐死的荷兰做死亡之旅。在旅途上，两人却反目成仇，互相下毒，谋杀了对方。不过这也正符合“安乐死”的法律定义：“协助自杀”，所以警方无法追究。

自杀在任何国家都不犯法，因为“凶手”已经自判死刑，或死缓——如果自杀未遂。问题是，安乐死不是自杀，是“按请求协助自杀”。死者往往是体力上无法自杀，或缺乏勇气对自己下手，但是偏偏又不想活，所以要医生或亲友帮助。大部分国家，法律追究这个协助者，视之为杀人犯。甚至，对明知故犯，护送亲人到荷兰或瑞士安乐死的人，也要追究。于是麦克尤恩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互相毒死，虽然最后的动机已经是杀人，法律要追究，也无处着手。

奥尔巴赫的名著《模仿》（Mimesis），对人类的“艺术性”模仿冲动做了精湛的论述，我至今没有见到哪本书把所谓“现实主义”解析得那么漂亮。据说灵长类都会模仿，但是只有人能虚构出一个世界，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虚构比现实更真实，因为更有可能。既然生而有如此才具，不让人模仿，就是非人性了。

当然最热衷于模仿的是作家，作家是人中的猴精，有点像村上春树笔下的夜半蜘蛛猴，把模仿进行到底，仿不惊人死不休。至于究竟是小说现实主义地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浪漫主义地模仿小说，还是生活犬儒主义地模仿生活，我看很难区别。

1996年12月7日，芝加哥街上，路人惊骇地看到一栋楼14层窗口一个人头颈吊着绳子，在寒风中晃悠。那是43岁的犯罪小说家伊其·尤金（Izzi Eugene），裤袋里装着三张磁卡，磁卡里是尤金刚杀青的长篇，长达800页。小说的主人公在冬天某夜受到右翼秘密组织袭击，此人预先有防范：身穿避弹衣，手指上套着打斗用铁指节，腰里有枪还有催泪弹，他被套上绞索推出窗外，却从吊绳倒攀上去，从窗口发动反击，一举歼灭匪徒。

这也就是吊死在那里的尤金全套奇异装束。而尤金的朋友也说，在出事前，他曾经给他们看右翼组织的“死刑恐吓信”。

尤金的死亡，没有一一模仿小说的地方，是反闩的门，完全没有被强行打开的痕迹，暗杀者如何进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尤金先生有意安排一个戏剧性的自杀。更大的可能，是想测试一下自己小说的可信度，自己演出一遍。等到发现自己没有他小说中人物那么强的臂力，无法沿绳攀回窗内，悔之晚矣。警方至今未能结案：究竟尤金是有意自杀，还是模仿太顶真“失手”。

这是模仿英雄，也有模仿死囚。欧洲没有死刑，人都说死罪犯在欧洲，算是大幸。照顾周到，每个犯人一年要花掉纳税人一万多英镑，相当一个劳力一年的工资。监牢里各人单间，有书架有电视，还有不锈钢的马桶。因为房间有意做得不隔音，因此电视哑声，必须戴耳机。有些长期罪犯渐渐明白生不如死，羡慕美国犯人有资格坐电椅。他们看美国电影，发现坐在马桶上，拆破耳机，就是一套现成的电椅。电压不够高，但坚持到底也能弄死自己，于是监狱里出现一波模仿性自杀。

网络出现之后，世界上的虚构实践狂，有了新的套路。昔日英国作家斯蒂文斯在《新天方夜谭》中描写的伦敦“自杀俱乐部”，居然成为现实。德国某家庭主妇，芳龄35，忽然失踪，多日后，尸体发现在千里外的荒野草丛，刑警部门在该女士电脑中发现删除的电子邮件。原来此女一年多来，一直与远方某网迷男士通信，讨论犯罪小说中常见的奸杀，讨论其中想当然的“快感”，最后约好某晚在某公路某处付诸实践，玩到断气才痛快。这个忠诚到底的网友，当然到监狱去度余生。

近读李洱的《花腔》，很为作者的历史执着所感动。

了解到一点现代史的读者，马上明白小说的主人公葛任，是以瞿秋白为原型。如此明显的“模仿”，很可能成为败笔，但是作者用了个回马枪，直截了当说主人公是瞿秋白的密友，昔日秋白的命运，将降临到他身上。此主人公甚至比瞿秋白还要想得透彻，让他逃走他不走，情愿一死了之。执行枪杀的国民党将官也说，他做的事，类同当年宋希濂执行蒋介石枪决密令，宋希濂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政协常委，他也能当。这是李洱的妙笔高招：说清了是模仿死亡，请看活者诸般花腔。

是否死亡模仿也有中西之分，如果仅从上面说的例子来判断，未免以偏概全，但是差别好像有：西方的死亡模仿者，苦于生活不如死亡好玩；而中国的死亡模仿者，是因为“齐生死”，生死一样不好玩。

撒谎是如何成为艺术的

英国湖区，风光旖旎，一向是吸引骚人墨客的地方。19世纪初的浪漫“湖畔诗人”，一百年后在中国竟然也有一个同名诗派，可见影响深远。

不奇怪，百年前，湖区就游人如织，酒吧业旅馆业发达，竞争激烈。某酒吧老板，忽生妙计，举行“撒谎比赛”，作为本店特色。因为诗人，据柏拉图说，是最会撒谎的人。湖区多诗人，撒谎本领理当不让于人。

开始时，主要是老板自己表演说大话吹牛皮，没有多少人有勇气上台与他比试。传统维续一个多世纪，早就发扬光大。年年举行独一无二的“世界最大撒谎家比赛”。有裁判委员会，有比赛规则，费厄泼赖，绅士风度。观众云集，几个星期前就订了满座。

秀气所钟，湖区本地人，经常夺到这项桂冠。但是今年突爆冷门，裁判举牌：一个南非人，得到最高分。听众大哗，竟然唱起英帝国歌曲《统治吧，大不列颠》，表示抗议。而上届冠军，本地某名流，对传媒愤怒发誓：“今后决不再参加竞赛性撒谎！”记者问他此言是否当真，他说：“绝对如此！”于是记者也同意，是裁判打错了分，冠军应当属于此人。因为这个比赛的标准是：假话说得越真，得分越高。

有人说，历史就是谎言集合。话虽然不错，但是盗亦有道，谎言也有超越性标准。希腊人常常讨论谎言问题，因为希腊人好思辨。希腊人都说克里特岛人擅谎，如果一个克里特人说：“克里特人没一句实话。”那么这个克里特人说的这句话可信吗？这是后来著名的“罗素悖论”的最早样本。

中世纪欧洲盛传阿拉伯人会撒谎，那是因为《天方夜谭》的炫目光彩。相比之下，《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讲故事笨拙得让人抽筋。然而，现代性一旦在欧洲发源，一方面就有伽利略牛顿的严密思维求真，另一方面就有《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的天马行空耍假。“真”“假”并行，各得其所，才是现代性。

流风余韵，至今愈演愈烈。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用了一年时间，电视，电台，因特网同时动员，搞了一个《大阅读》运动，介绍好书，最后让观众选举“最佳小说”排名。让专家们吃惊并且窘迫的是，其中幻想小说，数量极大。

而现代中国，幻想小说几乎是个缺门：20世纪头十年繁荣一时，被迅速忘却；20世纪最后十年，冒出个别“未来小说”作者，王小波、王力雄、虹影、乔良等，评家都不认为是他们的最佳作。我们弄比较文学的人，面对的两大难题是：为何中国古人无史诗？为何现代中国小说如此迷恋“现实”？

不，到需要一点诚信的地方——例如写自传，做学术，做生意——中国人的撒谎能力就特别了不起。在海外，中国大陆人层出不穷的回忆录，自称是“中国特工专门训练的女007”，或自称什么大名人的私生女，把少见多怪的老外唬得一愣一愣。此种书籍，层出不穷，前赴后继，给“国格”大大增光。

去年更上一层楼，出了一本号称自传的《911婚礼》，说是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作者与她的洋人未婚夫驱车去教堂举行婚礼，未婚夫要回到世贸楼办公室取领带，结果惨死于爆炸之中。有专门做言情小说的书商，觉得这个国际惨情故事太好，决定全面出击，宣布一条条炸破传媒界的新闻。“诺贝尔奖入围”，“26种语言同步出版”，“大导演卡麦隆100万美元买下亲自执导”，种种说词，来个中国传媒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包装。

策划人向新闻界一再说，他们的目的是“欲在全球掀起一场古典浪漫主义的言情风暴”，因为此书“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拯救全人类，免于道德堕落。目的既如此高尚，选择什么手段，就小意思了。

有海外中国人当作一个事真去查了一下，结果全部是露馅饺子，一锅糊涂汤。此事传回国内，人们耸耸肩膀：“值得大惊小怪吗？”国内人经受传媒地毯轰炸，本领高强，既不当真也不当假，绝对不会神经崩溃。

这种态度可以理解：谎言太多了，无法一条条认真查问。如果记者不认真调查，读者能有什么办法？如此一来，读者懒得分真假，一切都亦假亦真。

心理学上，有所谓“谎瘾”，或“习惯性撒谎。”其症状是：即使没有目的没有好处，也要把撒谎进行到底，一说实话，就浑身不舒服。有这种病的，大部分是儿童，要挨多少板子，才能长大成人。现在有些国家禁止体罚，连父母都不准打儿子屁股，不然逮到官里去。这就不太好办了，例如欧洲国家，谎瘾儿童就越来越多。教育学家，已有大部著作研究，家长们正在辛苦攻读。心理治疗行业繁荣，也是好事。

现在的难题是：假定一个少年走来，对心理医生说：“我有习惯性撒谎症。”医生是相信他，给他开出假条，留下治疗？还是断定此言是谎，此人无病，请他乖乖回校读书？这比“世界撒谎冠军”更难以判断，因为治疗的先决条件否决了治疗对象。

不过，中国谎瘾儿童家长莫慌：你们的孩子成人后，在新闻出版界将大有作为。按出版商的逻辑，这本“言情自传”是假，所以才值得花钱花力气包装成真。因为，如果是真的，如此包装，不是反而被人怀疑为假？

这也有道理。看来撒谎本有的悖论怪圈，已经紧紧勒住了中国人的脖子。

辑二 单轴时代的牢骚

每年的5月10日！

2003年5月10日，伦敦南郊，照例多云。

接《万象》来信，要求十多位写散文的朋友，记一下自己生平中有意义的5月10日。

这个日期正是不才的生日！我以为主编陆灏兄是有意拿我开心，不是，他就是像彩票滚球一样随机地选中了5月10日。

所以这是上苍有灵，让我记一记自己的生日。因为我从小记不起生日，万一记起，必装作忘记。这次竟然被《万象》陆灏兄拎出示众，悚然。只能说一下得此怪病的原因。

1958年，15有志于学，才明白：原来5月10日不是任何人的节日。母亲早已经戴上“右派”帽子，一直在乡下养猪。这天赶回来，看见我走近就嚷起来：“走开。走开。不要靠近。”她转头就去用凉水洗澡，洗衣服。一个月回来一次，总要用肥皂洗刷剔刮猪粪臭直到天黑。不过再干净也只能维持一天，连儿子生日都能忘记，要改造也难。

1973年，30岁的今日，想起孔老夫子的叮嘱，就从煤矿井底出来，赶了一天一夜车，到江苏省人事局，希望让我到化肥厂翻译进口机械说明书。坐等半天，获大学校友现某级干部接见。听我啰唆好一阵报国之志，他站起来把烟头扔进痰盂，走出门，丢下一句话：“你报国？你非要国家用你不可，你是想国家报你！”闷头一棍走出门，当时心里觉得实在冤枉，归路上却想通了：三十立与不立，最不必操心就是我本人。

1983年，四十却大惑。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遇到社科院第一次招博士生，说是要慎之又慎。所里只有卞之琳李健吾二位先生各招一名。李先生临考辞世，仅我一人。正当“清污”，邓力群院长要求所有考上的新生心不旁骛“补学”一年马列。那一头伯克利加州大学愿意提供助研金，但是比较文学系要求读一年半拉丁。正彷徨无主，不知到哪边去读“必修”，施咸荣师铁定一口：“哪个学位都是假的，不读！”我心里明白他的劝告是对的。不过若听了他的，是否今日还得做高龄童生去考博？

1993年，那天是在北大一次堂而皇之的国际会议上。我朝全场发问，中文一遍英文一遍：“你们说后现代已荡平俗雅之分，大家欢欢喜喜都是后现代。那么，如果我要编一本《后现代诗选》，请教：收谁不收谁？”满座中西世界级权威，高鼻子矮鼻子，竟然没有一人不装作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天命云乎哉？

2003年，到六十真是耳顺了，什么话都听得。有意回社科院工作，打电话给某同学现领导，他听了我简单之极的要求，回答也极其简明扼要：“你怎么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不就是你在国外的合同到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只能自认不知趣。某大家说：弄批评的写小说无非是想证明并非写不成小说才弄批评，这话绕口得妙。

幸亏孔老先生建议十年衡量一次自己，今年躲过。而且越老要求越低，下一轮或许能及格。不过《万象》已上当一次，以后不会提醒我，多半又是忘记。也好。

猫王为什么值得崇拜

关于猫王的恒久崇拜，已经成为当代欧美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最大的人群是死人，死人永远比活人多，死人声音永远比活人少。但死人中有一个比较特殊，我们难免常常听见他的声音，见到他肉身还魂。那就是埃尔维斯·普莱斯雷，中国人嫌这个原出苏格兰的名字难读，从他的不太有名的绰号中找出一个“猫王”，西方对他一向恭称全名。

死人比活人更能赚钱的，是猫王；“复活”次数最多的，是猫王；最能让人笑口常开的，是看真假猫王表演。

我觉得猫王歌喉不错，借用黑人歌者的节奏，学起黑人唱诗团的扭摆，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很大胆的开拓，其余就觉得无从说起。《阿甘正传》里暗示猫王是阿甘母亲的情人，在他家看到智障儿童阿甘的舞姿，学会了摆臀，可谓发噱。音乐史家认为猫王50年代末60年代初嗓音最佳，音域最宽。以后就两头收拢，歌喉日落西山。

尤其是60年代后期的那些演唱会，唱的都是流行旧歌，打扮得像个马戏团王子，浑身珠宝闪亮，实在俗得太贱。无怪60年代后期的“嬉皮”一代，转而追求“有思想”的歌手，如琼·拜斯，鲍伯·迪伦，列侬为首的披头士。

猫王本人恐怕也有自知之明：钱虽然赚得多，号召力在走下坡。于是开始变着花样吸毒，好吃滥饮发胖。1977年他42岁时，死于滥用毒品。他的发型师赶来给他做下葬前最后一次理发，发现他头发已经花白。英国有个电脑专家，在每年歌迷们装扮成猫王庆祝他的生日时，刊登一张电脑模拟像：猫王如果活到今年，会是什么样子。今年应当是猫王80大寿，这张照片上的老头，不会在拉斯维加斯辉煌登台演出，只会在吧台喝闷酒，假定他还有买酒的钱的话。

不过，全世界的猫王迷，好像也并不留恋五六十年代那个风流英俊的青年。每年的“猫王聚会”，“猫王赛歌”，本来只在猫王家乡举行，现在全世界都有，连民风保守的马来西亚，也有猫王现身。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假猫王，当然都有卷毛长鬓角，油光大包头，雪白一身行头，缀满玻璃珠宝。歌喉有好有孬，长相都很胖，很难看，表演一律很发噱。让人恍然觉得，这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最后时刻猫王。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这个世界，大部分人，至少大部分男人，长相不佳。俊男实在不多见，歌迷，哪怕猫王迷，丑人多也不例外。

但是我觉得，猫王迷的难看，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觉得自己长得难看不要紧，连迷倒众生的大美男子兼大天才猫王，也有过难看的时候，也会有潦倒不堪的可能，也有中年危机，早生华发。猫王让人觉得可亲，值得装模作样地到台上夸张模仿一番，正是因为他显示了人性的脆弱，如我们每个凡人一样。

另一个证明，就是假猫王们模仿得最多的，至今销得最好的，也是那些后期录音，让猫王的女儿一直坐收天文数字版税。畅销榜不是音乐家写成的，猫王的歌喉差了，也就更接近大众，更可以模仿，也更值得模仿。

俗文化何者成功，何者畅销，经常让各种专家感到摸不着头脑，事先无法预测，事后无法解释，比股票涨落更加神秘。为什么制作粗劣的电视剧，写法笨拙的言情小说，会大举征服中国？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讨论，没有一个说出名堂。

证诸猫王，或许我们可以明白：大众会对天才高山仰止，对圣人敬而远之，但是大众更喜爱谪落人间的诸神，难免蠢笨的仙子。

反过来说：做了“偶像”的人，也不必飘飘然以为真的超凡出圣。偶像的定义，就是离狂热崇拜的大众，距离并不太远：从台上到台下，跨一步就会跌落。

王子说：往上爬要不得

查尔斯王太子经常自称是个“老派人”，无怪与戴安娜王妃合不来，戴安娜读书不多，却很敏感地懂得时代与民心，知道如何做“人民的王妃”。这两人闹得个天翻地覆，狗仔队昼夜奔袭，给全世界的小报无数猛料。戴安娜在最漂亮的年龄归天，给历史留下一个永恒的神话。也给查尔斯王子一个平安余生。

查尔斯老派人有老派人脾气。去年他的班子一个前女秘书，为“不公平解雇”，告到法庭。这个秘书果然不一般，她弄到查尔斯王子为解雇她，给秘书处主任写的一张条子，当堂宣读了出来。

原来这个王子，不仅对这个女秘书不满，而是对整个现代社会“往上爬”心理不满。他写道：“如今的人出了什么毛病？为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做远远超出他们能力的事情？这是如今学校教育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自己无须努力，无须天生才能，就能当歌星，当最高法院法官，电视主持人，能力无限的国家元首。这是现代流行的社会乌托邦。”

王子的这张条子，引起全国舆论大哗。

以“来自民间”为号召的工党政客，首先就教训王子：你自己才是“无顺努力，无顺天生才能”，生下来就等着当国王，怎能叫别人不要往上爬？

有的人骂查尔斯“要求臣民各安其位，知足常乐，活脱是个封建君主”。

查尔斯被训得灰头土脸，但他还是拒绝向全体有志往上爬的臣民“道歉”，只是强辩说，他“只是认为，当个砌砖匠，水管匠，与当律师医生一样有出息”。社会无所谓上下。

我倒是觉得这位王子，少点心眼，干不了政治，但是对社会问题，还是相当敏感。无论是在曾有贵族的欧洲，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如何往上爬。我们都可以说，成功来自才能，努力，加机遇。三个因素齐全，每个人都能成功。这个似乎简单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社会，一人成功，有万人哭。一个成功的摇滚乐歌手，背后有多少全心投入，却没有唱出名堂的有志青年？我没有统计。但是我知道，巴西出球星，因为几乎全体巴西男孩子都迷恋足球，在巴西100个职业球星身后，何止留下100万心碎的失败者？他们只能业余踢足球，在电视机前给成功者捧场。

当然，我们可以说，青少年机会多，各种行当都试试，总可以明白自己才干何在。只要找准自己的才具，盯紧目标，就能行行出状元。

这实际上就是查尔斯王子说的“社会乌托邦”。砌砖匠大师，水管匠状元？我们要回到选举劳动模范的日子？

据美国一个统计数字：全国有200万“职业写作者，画者，音乐人，体育工作者”，能赖以谋生者都算。也就是说，2亿美国人中，能混饭吃，已经是百里挑一。他们算不算成功者？这个大家都清楚。社会上大部分人，不管如何努力，都是给很少的几个明星做垫脚石，做啦啦队。

人当然应该志存高远，但是不成功的大部分人如何自处？学校从来没有教我们如何承认失败，接受失败。被迫无奈，怨天尤人，如此度过一生，有什么好处？鼓励大家挤着往上爬，大部分人被推下，社会可能由此而“进步”，例如现在的足球球艺似乎比几十年前高了。但是个人的幸福呢？从这个观点说，查尔斯王子问得有理。

报上说，政客要王子“花点工夫学学如何当君主立宪的英国国王——国王没有权力说自己的意见，公开说话时，只能念大臣代拟的稿”。政府不愿意查尔斯王子评论社会问题，是因为他说出了真相？

烧包吧，中国知识人！

有学生从中国进修中文回来，给我看他们用的教科书《走进中国》高级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书印得很漂亮，内容也比以前的课本有趣得多，让人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的朋友肃然起敬。这个学生翻到第13课《为人父母的资格》，给我看这么一段：据说在新加坡，政府鼓励那些文化水平高的年轻人生育，对综合素质较低的人，则限制其生育，这就无怪乎其国民总体素质那么高了。

学生脸涨得通红，我大惑不解。他说：“用限制生育改造人种，这是纳粹思想！”我这才想起，这是个德国学生：德国青年对这些问题很敏感。我解释说，中国农村人口真是太多，而且生育率过高。“学而优则生儿女”，想法至少不错。他反驳我说：“政策是权宜之计，这篇课文讲的却是道义原则。如果全体中国人都得像新加坡那么‘高素质’，全是‘高文化水平’知识分子，那又是一个可怕的‘纯种民族’！”

我觉得这位德国小青年言辞太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是，从道义原则上说，我无言以对，此事弄得我挺窘的。正好有个中国来的教育代表团，路过伦敦大学开座谈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说，教西方学生时，最好明白对方的心理，避免这类有争议的题目。我话音刚落，代表团副团长，一位高大美貌显然很有智慧的女性，义正词严说：“我完全同意我们教科书这篇课文的观点，中国人可以有自己的人口素质观念。我们不必拿外国学生的价值作为我们编课文的根据。”

话说到这个分上，当然不必谈下去：我一向缺乏讨论大题目的勇气。我回到图书馆做我的笨学问，不料正好就翻到杜维明先生的大作。这位“工业东亚企业巨子”意识形态的制作师，正好有一段说到当今的德国青年。西欧就要没落了。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积极朝向工业发展，反而是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许多人到泰国旅行，挥金如土，根本不要储蓄，认为没有什么远景。东亚社会的储蓄相当可观，比例很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台北1990，139－140页）

杜维明这种说法，经济学上的谬误，恐怕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观问题——这篇小文，只谈印象，大问题先搁开。不过看来杜维明认真与欧洲青年做了对手：如此“没出息”的远远不止是德国人。近日英国消息，1998年，有一对年轻夫妇辞掉工作，变卖家产，买了一艘帆船。他们有三个十岁不到的子女，竟然让他们全部停学，全家环航世界。三年后回到英国，已经换了一个千年。“失学”三年的三个孩子，全身黧黑，被各地小学当作英雄，请去讲远航故事。

可以断言：中国的城市里，会有敢于散尽家产去冒险天涯的浪漫年轻人，但是没有敢让孩子中断三年正规教育的知识人父母。

又说回中国。一位丹麦朋友，热爱中国，到中国访问，想拜访某位他崇拜的，并且正在“试译”的青年作家，向我要地址。我想，一个中国作家未必会拒见远道而来的北欧崇拜者兼热心翻译者吧。后来，我遇到这位作家，他说：“今后不要把我的电话给落魄洋人。你介绍的此人，竟然坐公共汽车到我家来！”

我闻此言，惶然不知所答。本想辩护几句：在华人城市里，公交大抵只是为蓝领服务。但是在西方，除了大富大贵者，一般人有急事才坐出租车。公交地铁里，白领蓝领摩肩接踵。好像谁也没有失去当作家崇拜者的资格，因为作家本人也坐在公交车里。这不仅是一个消费水平问题：在西欧北欧，坐公交不便宜，至少不比中国的出租车便宜。但是选择交通工具，还有个习惯问题：如果在欧洲没有挥手叫Taxi的习惯，到中国也难以算计出无妨坐出租。

恐怕在这位作家眼里，我也是个落魄海外的教书匠，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位作家远非中国最傲慢的文化人。我在上海遇到一位旧日文友，在饭桌上，他冲着我说了一通“号称西方富国，其实最小气”等等的话。例子？他与一个洋人吃饭，结束时对方竟然提议“AA制”平摊付账！我本人从来没有在西方听说过这个词，只听说过Let's go Dutch——按荷兰方式分账。旧友说那话是在饭桌上，我当然不会再有胆量建议平摊付账，就伸手取了账单，朋友照例来抢夺一番，这次我绝对不能松手，他就松了手。细想一下，在西方餐馆，除非事先说明何人请客，不然就自然“荷兰化”。记得在美国加州一家餐馆，看到过一对中年以上男女，好像是旧情人重逢，双方眼里着火恨不得熔成一堆。结账时，却做荷兰人。这种场面，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却习以为常，觉得至少比中国人餐后必有的推拿游戏自然——你看到几个人在抢付买单，就知道必是中国人：小小喧腾后面，常有人际关系计算，所谓送礼政治学。

反过来想一想，中国知识人，现在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气，这是好事。至少许多中国人的确已经超越小康，超越当荷兰人的水平，到了大方时代。而许多知识人也已经加入中产阶级，为什么不值得庆贺？我去过伦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哈里波特的出版社）女社长的家，她丈夫是英国最重要的书业杂志主编。应当说，他们家相当不错，但是与中国出版家比，就实在小气。我在北京到过一位刊物主编，一位出版社副社长的家：180平方米，三厅四室三卫，相邻两套房子打通而成，室内不说溜冰，至少开舞会绰绰有余。如果说这是他或她对改革有功，得到连续若干年的“最后一次分房”之赏赐，室内装修却还是自己掏腰包付的：豪华程度，一个类似五星宾馆，另一个像京剧舞台。

还有一位朋友，一位有点名气的批评家，每年可以应邀到西方开会的“国际学者”，她重访欧洲，向我评论说：“怎么十年了，这个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变化？”我愕然，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城市都应当日新月异。她又抱怨欧洲各城市旅馆之简陋：“在中国，我会拒绝住！”我更悚然，不知欧洲如何开罪了这位经常要来欧洲的大学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释说：“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住这样的旅馆，没有一个记者会采访我！”她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值得骄傲，中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欧洲，正在直追美国。

她的判断我同意，她的骄傲我认为正当，她的预言我相信，却不敢苟同。正当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北京这个全世界羡慕的自行车城，却变成一个狂躁的汽车城。自行车还有若干，只是骑在自行车上的，已经只有蓝领中国人，以及想领略自行车城最后余韵的老外。凡是有点自尊心的青年才俊知识人，早就开车，而且开大车。“美国人能开大车，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这说法当然无可反驳，符合民族主义，也符合“扩大内需”的要求。

不用看大学教师宿舍区停满的小车，只消看一下各种“学术会议”餐桌上剩下的菜馐数量，看一眼那条吃了几小筷就倒入泔水桶的尺把长大鱼，你就知道你身居当今的中国知识人中间，决不是在任何欧美大学。

唯一需要忘记的，只是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这个小小的数字。

为何富人爱玩命?

欧洲有统计，登山，潜水等危险活动，富人爱好大于其他游戏。富人热衷的大玩具，以前是开跑车，现在是开飞机，开游艇，滑雪一定要去“月光谷”那样的险坡。当然这些运动花钱，所以中产阶级的比例，随危险程度而降低。各种统计没有包括穷人，穷人在伺候他们。

一般飞机不过瘾，有个富人索性开喷气战斗机。现年60岁的福塞特是一位以冒险闻名于世的百万富翁，他曾单独打破了62项热气球、飞机、滑翔机和帆船航行纪录。2002年，他创造了单人乘坐热气球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他还游泳越过英吉利海峡。今年2月28日，福塞特驾驶飞机从堪萨斯州的一个机场起飞，成功地进行单人全球不着陆、不加油飞行。

古人说，“千金之身，坐不垂堂”。既然能享受生活，生命当然值得好好珍惜。有钱又有闲，天下有这等好日子的能有几个？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日富人很多不愿意坐着享福，喜欢冒险，原因何在？

有人认为是，富人本来就是靠“冒险品格”，才成为巨富。已成巨富后，冒险品格也本性不改。这话是给富人涂脂抹粉。

在当今传媒社会，富人不一定能挤进名人行列，只有某些取得观赏性的富人，例如比尔·盖茨由于其传奇经历，才会有钱又有名。连富人也感到被“边缘化”，觉得自己只剩下钱，名声远远比不上唱几首歌演几出电影的明星。于是这些富人患了“名人妒”，他们认为社会对“成就感”的分配不公平。他们本是人中英杰，应当出名。

于是他们花大钱玩绝招，冒险才能冒尖。

因此，已经有美国南非两个富商，各花2000万美元买票做“星际旅行”。他们的名字，谁也没听说过，直到这场出格冒险。中国也有两个富翁已经订购空间旅行机票，他们也会有名。

俄国石油巨富阿布拉姆维奇，去年买下伦敦切尔西足球队，今年已经稳夺英超冠军，正在争抢欧洲冠军。不少俄国巨富干预政治倒了霉，此人比较明白当代社会。另一个美国巨富，几次“强购”曼联足球俱乐部，大量收购曼联股票，至今未能得逞。

中国的巨富，现在也开始追求“观赏性”。例如有富婆，冒生命危险，单独驾车，深入不毛之地罗布泊与西藏达50天。又有一些人购买最结实的越野车，组织“巅峰之旅”，穿山越谷。历经饿狼围攻，山崖翻车，过了冒险瘾。

须知，当年的洛克菲勒家族，或上海荣家，不必靠迎娶女明星来“成名”。那个时代，财富就是名声。这个时代，财富不等于名声，不过名人想钱，富人想名，至少金钱能与名声攀亲，这是给富人的安慰。

业余爱好大升级

特殊爱好，实在是毫无道理，却又至关重要。让人感到生活充实，此生值得骄傲；“特殊爱好”也是吹嘘大资本：做远非他人都能做到事，鹤立鸡群。

几年前，有一个奇怪的案子。没有吸引中国人注意，在欧洲却抢了报纸头版标题。12个英国人，2个荷兰人，分坐两辆小巴，在希腊南部一个北约军用机场附近被捕。罪名是间谍：他们用望远镜观察军用飞机，记下对机场及飞机的“印象”。

一次抓住14个偷窃军事机密的间谍！此事马上引起轰动。报纸记者马上打听出来，这是一个名叫“着陆”（Touchdown）的旅行社组织的“主题旅游”。该旅行社经营多年，专门为“看军机度假”的旅客服务。一周可以看到18个机场，650英镑（1万人民币）全包旅行。老板夫妇带队，一道被捕，被当作间谍集团头目。

希腊和英国同为欧盟成员，但是英方怎么解释，希腊警方都不能理解：哪会有如此无聊的人，到希腊不看古迹看飞机？关了整整5个月后，法庭判处1－3年徒刑。但是可以缴下大额押金，回英国准备上诉。到2003年3月，这些人都回到希腊，二审法庭宣布无罪开释。但是官司费用，经济损失，当然无人赔偿。

这是无聊“爱好”惹上麻烦的特例。军机照片，网上应有尽有，航空表演，也是到处举行。这些人的爱好特殊：就是想看军机实地起降。

某些爱好可带功利目的（例如收集古董），或文化价值（例如收集邮票钱币甲虫蝴蝶），作为爱好，就不够纯；收集火花，烟壳，戏单，商标，像章，糖纸，汤勺，模型，旧唱片，连环画，球星签名照片，这些都不出人意料，随大流而已。

有人专门收集飞机上的呕吐袋子，有现代意识，别出心裁。

有个法国人，爱好装扮成铁路巡警到车上查票，以训斥逃票者为乐。此事只是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有好处。

有个瑞士人，专门在全世界寻访空难地点。这个很难，因为大部分飞机坠落在深山老林。不管是出于同情心还是虐待狂，特殊爱好不必有理由。

有个美国人，收集印有他名字的有效信用卡。他申请了1500个公司，只有三个公司没有给，所以此人手执1497张可以使用的信用卡，不为赊账，只为“好玩”。

互联网时代，各种各样怪僻，大量照片上网，蔚为大观。有的人喜欢用各种材料，巧克力加面粉，把自己做成外星怪物，拍成照片；有人喜欢装伤员，在身体各种部位上石膏。

特殊爱好不是“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再出格，也不是爱好，而是严肃的追求，体现美或丑的崇高价值。

特殊爱好必须是纯粹的消费时间金钱，除了自我欣赏，自我得意，不需要，也不能有任何目的。有个英国人喜欢把自己套在封闭的塑料袋里，享受氧气逐渐用完的“窒息快感”。各种变态，也不是特殊爱好。例如有个男人买了上千件女服，不断易装拍照。这些人只要不做表演，就只是个人爱好。

有人会用手指转钢笔，转盘子。沈阳有个人常常连续四个小时津津有味地用手指转篮球，弄得老婆要离婚。最后此人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才保住婚姻。这个目的是老婆强加的，可以原谅。

或许上帝也有特殊爱好，才制造出世界各国那么多的怪人，频出奇招，在共同的浑浑噩噩中，装进一点个性。

谁的肚脐眼？

今年春晚之后，有网友在新浪发帖子：“满台的肚脐眼，不知道这台戏是给哪国人看的。”言下之意是说，这是西方人闹出来的玩意儿，不是咱们中国国情——中国人的肚子，无分男女老少，几千年遮得紧紧。这个评说有不少情绪昂扬的跟帖，嬉笑怒骂，哄闹一番，似乎点中的不是肚脐眼，是我们的笑筋。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露脐装，源自印度中亚的肚皮舞。鲁迅说过：时髦总是从舞伎传向街头。不过，春晚把中国人的审美之脉把得很准，绝对不会超前。中国人现在有没有独立的审美观念？可能有，但是在如何看待身体上，现代中国人一向接受全球一致的看法。这肚脐眼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人自己的身体观也是沿着同样线索演变的。

在原始社会，部族的生存和延续，是必须用全部力气，全部符号，为之奋斗。因此生殖是必须崇拜的：几乎全部发掘出来的史前文物，女性形象都有怀孕的大肚子，像多子多产的蛙和鱼一样，要顶礼膜拜。人类社会多少万年，人们总是笑话扁平肚子，女人们自己也羞愧难忍。

人类社会开始期文明与征服的漫长过程，身体崇拜转到男性身上，而且必须是具有征服力量的雄壮成熟男性，足以慑服不顺从者，鼓动胆怯者，随时准备砍杀外敌。希腊有宙斯，中国有关公，这样的降魔大神必须有肌肉膂力。另一方面，面容祥和，有充分的魅力调节内部关系，如佛陀，如耶稣，也是受崇拜的。此时的女性，已经降级为陪衬，以对待婴儿的慈祥为最佳，所以有圣母，有观音，为配享崇敬的母性形象。

人类开始进入所谓现代，生产和“进步”成为民族地位的标记，这是青春崇拜的年代，青年男性，才是生产和创造能力的象征。伦敦白金汉宫前面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前的塑像，有手持大锤的工人，有健壮丰满的农妇，除了鬈发鬈须，与长江大桥桥头的工农塑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生产与创造的符号，总是雄性的，女性依然是配角（不少女性主义者早就深恶痛绝地指出这一点），不过这配角，从慈祥变成艳丽。玛丽莲·梦露，碧姬·芭铎，她们略微丰满的性感身躯，是这一代女性中最受崇拜者，男人的梦中情人，少女的秘密希望。

然后我们到了当代，这个新时代以消费和消闲为文化活动中心，生产效率已经太高，生产力已经太多，一个国家的繁荣，指数是失业率低，消费意愿高。不再是社会需要生产，现在是商品争夺顾客。因此，欲望的对象也变化了，不再指向生产与丰裕。生产人，与生产物品，其实是相联系的。

无怪乎中国的女明星一个比一个娃娃脸，40年代，50年代，女明星群体，以白杨秦怡那样成熟的女性为首，现在却越来越小相。中国人审美观出了问题吗？不过看看西方，似乎也一样朝少女化进军。现在最当红的女演员，在美国是尼科尔·基德曼，在英国是凯特·文思雷特，在法国是裘利也特·比诺西，全是一式娃娃脸。

不知是中国学西方，还是西方学中国？我看都不是，是消费时代自动的选择。娃娃脸加扁平肚皮，就是前生殖的女性形象。女性不惜一切代价，留住自己转瞬即逝的前生殖形象。美容化妆业的繁荣，岂是人类的无妄之灾？

这时的男性，成了配角。请女性主义者不要误会妇女已经大翻身，我说的只是娱乐业中的男性形象。现在男明星歌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小生化”，前生殖生产化。例子太多，就看40年来近20部007电影，那位风流成性的人类救星，起先有希昂·康拿利的体魄和魅力，然后是勇武有余而气概略少的罗杰·莫尔，然后是布罗斯南，俊美迷人，开打时却总让人有点不放心。10月里等来了报道：下一位007已经找到，长相更为年轻，新007要能配得上始终露肚脐眼的娃娃脸邦德女郎，小生就必须更加奶油。

所以春晚的一台肚脐眼，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那个发帖子的老夫子，好像从来没有在街头溜眼看女人。

购物救世

到理想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人可以从社会各取所需。

但是，什么是“所需”？理想社会一旦实现，分配部门马上会头疼欲裂。例如，菲律宾有个叫“马科斯夫人”的女人，需要一千双鞋子。我们现在知道她是个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后就只需一双鞋子。但是在判定有罪之前，她就是需要一千双鞋子，社会如何判别她应否取所需？

亏得今天尚不是理想社会，今天是各“购”所需，马科斯夫人的钱只要不是偷来的，社会对她的一千双鞋子之需，无法过问。不仅不过问，而且鼓掌，因为她拉动了经济发展。

某大陆女作家，采访的记者说她家里“到处随便丢放的挎包全是名牌”。作为一个最怕找东西的凡人，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多挎包？作为一个男人，不明白挎包要名牌有何用？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高度评价她对社会的贡献。

消费者信心，是经济“健康”的测定指标。需求为本，一抓就灵。各级干部要牢牢记住，努力提高人民的需求水平。

如何提高？世界先进经验，专家著作太多，天书似也妙语公式，非专家读了也白读。所以我总结以下几条，供百姓捉摸：

一曰“碎窗效应”。街上顽童用弹弓打碎了玻璃窗，先抓过来揍一顿，然后代表社会感谢他。于是清扫工来了，玻璃工来了，工厂有订单了。学校应当再招老师，顽童应当好好教训，让他们逆反脾气大发再去打玻璃。等到整个街区吓得去买保险，地方政府扩权，警察局增员，大学开道德学位，需求就到了高层次。

因此，一切灾难，首当其冲者，固然不幸，对整个社会是否坏事，难说得很。只要有生产能力，就是好事。报上一登损失多少亿，也就是多少亿新增需求。要不，日本、德国怎么会成为世界第二第三大工业国？

不过，这毕竟是消极需求，补回原水平而已。积极提高需求，应该用第二法，“时髦加值”。一个中学生要手机：“同学都有我没有，没面子去上学。”让你爸开一辆夏利去上班，他会说：“我不是在自认失败者？”让你妈骑自行车去菜场，她情愿走去，免得被人看作蓝领。至于读时尚杂志的新人类，早就明白小资已发展到银领，资格证是长达50项的购货单，香水必须香奈尔，而且必须8号，提高门槛以防打工妹假冒。

但是，有相当大百分比的人，从无追风能力，有能力的人，荷包也总有不胜追风之时。因此，有消极与积极综合的第三招，称“优待效应”。各种各样的打折，贱卖，减价，清仓，跳楼，有奖。总之，让你在没有需求时产生需求。无时不贱卖，天天有优惠。

商品竞争的原则，是假定消费者个个都是专家内行，看得准何者真是价廉物美。而推销经理，是早明白消费者绝大部分是外行加傻瓜。

这样需求就从客观进入主观领域。提高主观需求，第四招，称为“购货疗法”。最早是女人惩罚不忠丈夫，不吵不闹，大买一场，看你心疼不心疼？后来发现女人的一切疲劳，紧张，苦闷，都可以用此法治疗。至于男人，在商场待十分钟，就会狂奔出去——奔去看新款美洲豹跑车。

等到人人成了购物狂，当然只能加倍购物治疗。如此，社会就从物化的后现代，进入精神分裂的后现代。

历史的鼻子

帕斯卡有名言：（埃及王后）克里奥帕特拉鼻子短一分，世界历史就不得不重写。他的意思是，历史中偶然因素太多：荆轲刀快一瞬，慈禧早染肺炎，中国历史就大不一样。对此，历史有规律论者大皱眉头，社会决定论者暴跳如雷。

现在有一种新传记（biography）作家，做的是“生检考量”（biography）。他们会说，且慢，让我先量一量克后的鼻子究竟几寸几分，你再来作理论发挥。

克后艳尸现在尚未找到，但其他历史名人，一一落到新专家手中。

西人去世，家人往往绞下几绺头发，留作纪念。先进的微量元素测定法，可以翻出许多秘密。拿破仑的头发早就被法国人做了不少文章，测出微量毒品，证明死于英国看守慢性下毒。此事再次让法兰西人血液沸腾了几分钟。

德国的民族骄傲贝多芬，耳朵全聋时，写出并亲自指挥了第九交响乐，其终曲《圣母颂》现在几乎成为欧洲洲歌。但是他头发中却测出微量汞，汞剂是20世纪之前治梅毒的通用药。因此，贝多芬的失聪，看来是梅毒所致。“知人论世”，贝多芬的音乐，情操就不够崇高。

另一个追查出来的梅毒患者，是美国的伟人总统林肯。这次有旁证：林肯遗孀玛丽，晚年患有精神病，很可能是梅毒并发症。况且，林肯早年在新奥尔良做水手。读过沈从文小说的都知道，水手必嫖娼，就像必以咸肉下饭。如此三面对证，已成铁案，让道德家每次见到林肯式的圈胡，眼神就失去崇敬。

欧洲一向有习俗：用石膏给死者翻个面部雕像，石膏面模上少不了粘下几根须发，更是宝贵。世界第一大文豪莎士比亚，留下一幅著名的面塑，眼球有肿块，使不少人怀疑他死于眼癌这种奇病。德国马恩茨大学某女教授，请教了德国刑警专家医学专家，几乎作出了莎翁的详细病历。

现在诊断，已经救不了莎翁，但是莎翁晚年笔下的李尔王，瞎了眼后那段著名的长独白，悲愤哀伤，就可以读作莎翁切肤之痛的自白，给世界莎学带来革命性启示。尤其是，莎翁身份，一向是个谜，若能证明此莎翁的确写下《李尔王》，就并非考据小事。为了把学问做扎实，此教授要求拔面塑上的须发做测定，此事被莎翁纪念馆一口拒绝。

有的“拷问先人”工作，范围更大。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森，有个黑人女仆莎丽·海敏斯。海敏斯有一个私生子，近年有人在全美国查海敏斯后代，并且与杰弗森的“嫡系”后代做DNA对比，肯定了杰弗斯的确与海敏斯有染。那就部分地解释了杰弗森在19世纪初，力排众议，通过“反奴隶买卖法”，其中有个人的动机：不想让自己的后代落进人肉市场。

许多传统的biographers，义愤填膺地痛斥bio-graphers新潮流，说他们是“抖历史人物内裤”。但是在西方，不像在中国，死者及其后代，无法到法庭上告这些新学问家一个“诽谤先人罪”。

闪开，粉丝来了！

亏得汉语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表意文字，外来语进入的速度，比世界大多数语言缓慢，所以中国绝对有抵制文化全球化的最好条件。为了进入汉语，许多外来字不得不辛苦地改头换面。“粉丝”是英语fans，为了凑双音汉语词，只能按复数译出。但是此词在汉语中立即自动变形，单复数兼用。“我是某某的粉丝”，绝对没有语法错误。

汉语的创造性吸收，不仅没有语法错误，而且比英文更正确：“明星”的最确切定义，是具有大量粉丝的人，虽然每个粉丝都是自己独立选择崇拜对象，做谁的粉丝似乎出于自由意志，粉丝却绝对不会是独行侠。

粉丝是天下最无私的人群，既没有宣誓效忠在先，又没有组织鼓励在旁，更无督战队机枪押后：他们自觉自愿地，无条件地奉献一切。我婶婶生前是赵丹的粉丝，我告诉她赵丹去了，另找一个新明星看看吧，她两眼含泪断然拒绝，说新人没有一个像样。我大表姐是王馥荔的粉丝，老是责怪我没有尽到努力，没有给她找到《天云山传奇》的录像，让她只能对着旧电影杂志欣赏美人。今天的年轻人会嘲笑她们崇拜错了，但是过几年他们也会有被嘲笑。像我这样想了解各种文化，看了刘晓庆演慈禧又看斯琴高娃演慈禧，听了卡拉扬指挥贝多芬又听梅塔指挥贝多芬，听了刀郎又听披头士的人，实际上是“假粉”装酷。真粉丝就是要忠于旧日偶像，看不惯新人，以落伍为自豪。

我一直纳闷：英国仅仅英格兰就有1300多足球俱乐部，从英超往下，分成13个等级，好多足球俱乐部历史悠久上百年，但是从顶级一直跌到低级俱乐部，每个星期比赛照常进行。维持延续这些俱乐部传统的是什么人？老板？老板是经常买进卖出俱乐部股票的大股东。教练？教练成绩一差就下课。球星？球星追到高薪就是娘，转会更是经常，有的球员甚至每年转个新俱乐部。转会后难保不迎战老东家，为了怕付他高薪的新主人怀疑他的忠诚，往往狠命表现，临门一脚毫不留情，让满场球迷伤心欲绝，大骂叛徒。唯一不变维持老牌俱乐部传统的，实际上是球迷。你问球迷为什么俱乐部已经沦落到丙级丁级，还是每个星期远途开车去捧场？回答说：俱乐部没改名，我就不能变心。一个过几年改穿另一家俱乐部队衣的球迷，自己都要唾自己的脸，比改宗教信仰还难受。

看看英国球迷的效忠劲儿，就理解所有国家的各种各样粉丝。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机场正遇上某某“快男”驾到，出口处围满了女性粉丝，有节奏地狂喊“××××我爱你！爱你就要爱到底！”我觉得她们语言朴素，却是点出了关键点：忠贞不贰绝对不变心地“爱到底”，才是真粉丝。哪怕明星演砸了戏，或是生活出了丑闻，粉丝也必须照迷不误，逢人辩解，一着不让。要是明星很久没有消息，没有占领屏幕或报纸，他们反而会坐立不安，让人觉得粉丝似乎等着明星出点小绯闻闹点大动静。实际上明星的社会责任之一，就是供应谈资。

粉丝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与明星灵魂合二而一：自己一生平庸，有明星代为出名，心里也就平衡了。所以明星一生必须丰富多彩，多少人的空虚要靠他们来填满。明星还应当有点政治或宗教领袖的自信和魄力，坚信自己值得被百万人钟爱，关键时刻绝不犹豫绝不谦虚，敢为迷途的灵魂指路。

粉丝需要明星填充他们的自我，因为现代社会自我壳里内容实在不够，一旦空得难受，他们就要狠命拥抱明星。长途奔袭，紧紧跟踪，是常见的事。此时，粉丝与明星就进入了一场认真透顶的恋爱，只是明星与粉丝处于绝对不对等的地位，明星只希望粉丝隔一个距离为他欢呼，近了明星会大叫受到骚扰。子曰，“唯粉丝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

有时候，粉丝的拥抱会变成吞噬。在枪械管理实在太松的欧美，经常会出现“粉杀”。歌手列侬，画家沃霍尔，英国美丽的电视女主持人吉尔·丹多——这一串名字让人不寒而栗。而且这些开枪的凶手多半会因为动机太古怪，被开脱谋杀罪，在精神病院悠游度过余生。“粉杀”是一种现代现象，现代之前闻所未闻。“粉杀”与情杀，看起来心理相当类似：都是想独占爱的对象。不过情杀肯定会判谋杀罪，因为爱情是一对一的占有，为争夺独占权而谋杀，动机清楚。粉丝是千百万对一，绝对无希望占有，为独占而杀，脑子绝对不清楚。此时粉丝的复数性，可以变成法庭辩护的好处。

话说到这个地步，未免对粉丝太严厉。但是粉丝的情意的确是血泪斑斑地真诚。明星们不要太自我膨胀，认为自己应当是无代价的万人迷。这个被隔绝成个人的现代社会，太阴暗寒冷，粉丝的无私就是自私。而明星再自以为是绝世天才，也必须明白：你只是一个电灯泡，一个电热器。你是粉丝们取光取暖的工具。

领养与亲养

但是，每年该中心被人领养的猫狗只有50只，领养者大部分是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北京人买狗买猫花费很大，但是都要买幼狗幼猫，“从摇篮养起”。因为“从小养才对自己亲”。

5月26日，北京30只流浪狗将飞抵美国，这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经过半年筛选，从该中心选出的“最健康”的一批狗，中途在荷兰转机，住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动物旅馆”，最后送到“北岸动物协会”休息。一周内将被人领养。

这笔洲际旅行的费用，相信可以救活北京上千只流浪狗。所以，洋人的慈善心肠，我们大可不必感动。

我感兴趣的，只是一个“领养”心理问题。

在领养猫狗问题上，中西感情看来相隔甚远。

英语中，形容词“爱护动物的”称作“humane”，与人道（human）一词几乎完全一样，实际上也应译为“有人性”。爱屋及乌，爱人及狗，其实相通。

我们看到，欧美人对子女，感情立场也很接近。

我认识一个英国佬，结过四次婚，有几个亲生儿女，但是与他关系最亲密的，却是第二次婚姻的妻子与前夫养的儿子，他与自己“亲生”的子女，关系倒是一般。我问他其中的理由，他挠挠头皮说：“不是有意这么做，自然而然的。”“与交朋友一样，有的人自然成了朋友？”我问。“好像是吧。”他回答说，“不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与自己的孩子成不了朋友。”

我告诉他，血浓于水。儿女不是朋友，是你的骨肉，你对他们，必须比对其他孩子亲，必须更加爱护，不然他们就没有足够父爱。但是他耸耸肩膀，看到他自己也不想弄清其中的原因，我对改变这洋鬼子的头脑失去了信心。

不过欧美人喜欢领养，倒是一股趋势。专门教“如何与领养孩子亲如一家”之类的书，英文已经有一打，其中有专章处理“跨国”、“跨种族”领养，地方政府设了“领养咨询专家”，专业心理杂志上就“何时与孩子讲穿合宜”这种棘手问题展开热烈争论。现在又有“开放式领养”（即四个父母都知情，也都有接触孩子的权利），“半开放式领养”（即在一定年龄前，双方一切联系，必须通过中间人），论坛上对这些方式的利弊，讨论热烈，每个领养父母都俨然专家，出来说一通经验之谈。

而且，从东方国家领养女婴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听说，某些东方国家重男轻女。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东方国家男女比例失调，不是更严重了吗？

当然，与花钱空运狗一样，不能跟洋人论这个理。

而且，领养与亲生不一样，还会在突如其来的地方冒出来：著名导演，专演憨厚角色的伍迪·艾伦与女演员米阿·法罗，夫妇俩领养了一大批越南孩子。可爱的孩子，也会长成很美丽的姑娘。起先不明白这一点的伍迪·艾伦，突然发现自己爱上领养的越南女儿，报上说这“迹近乱伦”，但法律上又不是乱伦。于是离婚结婚，闹个不亦乐乎。这其中的种种孽缘，怎是“人道”两字能说清？

反过来，我不是说中国人的“亲生主义”如何好。千般好不如亲生亲养，过去上海街头语叫个“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这种态度，对狗不宜，对人更不宜。父母与子女首先要做朋友，友情加亲情才是真情，知道这一点，恐怕可以解决不少家庭纠纷。

至于迈克尔·杰克逊喜欢领养小男孩，而且为此建立了一个童话仙境般的庄园，既然法院判他无罪，我们也相信他清白。

娱乐满天下，艺术独憔悴

看了《天下无贼》，大家觉得好玩：原来车上遇带凶器的强盗这样的惨事，也可以编成如此有趣的故事。但是天下究竟有没有贼？对这样的问题，电影却不愿意回答。

丹尼尔·贝尔在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指出政治，经济，文化，各自为自身立法。做生意，可能还像韦伯说的那样敬业勤奋，文化遵循的却是自我满足的“享乐原则”。用他形象化的说法，是“白天正人君子，晚上花花公子”。

50年过去，现在情况大变，连政治和经济都采用了“文化原则”，作秀成分高于伦理或道德实践。艺术更不用说了：一切都娱乐化，样样都是演出。如今的人生意要做成功，白天晚上都是花花公子。

的确，环顾四周，我们看到房子越建越美轮美奂，家里的装修越来越像宾馆，或像舞台。周围的女孩打扮都不惜工本，香水越用越高级。为了人造美貌，花大把钱的，远远不止是演员。上班白领，家庭主妇，女学生，都大有理由。

我们看到几乎整个社会，至少已经“小康”的社会，都开始讲究“艺术化”。至于化了以后，是否更艺术，就见仁见智，不好说了。有不少人已经讨论过当今社会的“泛艺术化”。其实关键不在艺术，而在于娱乐。艺术现在只是娱乐工具。

如今的大众传媒，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必须经过感官刺激，通过艺术化，变成娱乐消费品，才能吸引大众。媒体即消费娱乐，不娱乐的也要娱乐。几十个电视台竞争，电视节目就必须娱乐到底，不然是在竞争中自认失败。央视的“读书时间”，“非常接触”，用了大量插科打诨来提高读书节目的娱乐性，被称为“披着书皮的娱乐节目”。

当代传媒“全程娱乐”，做不到娱乐化，就失去观众点击率收视率，就是任何事业的失败。传媒在报道“严肃问题”时，也不得不“艺术化”。可以用娱乐作家海岩的话表达这个“时代精神”：用娱乐化的心情，看娱乐化的时代。

当代的泛娱乐化，是全社会接受信息的方式，的确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有承认失败的商人、情人，敢于不艺术到底——这是一个娱乐没商量的社会。

如此全面的娱乐化，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大家对任何严肃问题，只认好玩还是不好玩。人只是被娱乐的对象，就不必思考。娱乐形成了一个游戏人生的乌托邦。全面的感官化，反而使感觉迟钝。

艺术的膨胀，是艺术自身走形，正如昔日政治占领一切阵地，必然培养一代政治怪胎。艺术本身被娱乐化，就失去了意义追求，变成艺术怪胎。一切非图像的艺术，渐渐图像化。例如摇滚乐走向视觉化，不得不配上烟火、舞蹈。古典音乐的坚持者，也乐于看到“表演性”的指挥。无法图像化的文字，例如诗歌，就配上大量照片出版，变成图文集。甚至一向以模拟现实骄傲的电影，也娱乐得走出艺术边界。在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连个立得住的故事框架都不需要，变成银幕舞蹈。

娱乐性艺术比现实简明顺畅光滑，没有理解困难，现实反而变得不自然，不仅现实被遮蔽，现实的不在场也被遮蔽，表象与现实就不发生任何关系。中国的“贺岁片”，抽掉了现实，连抽换的痕迹都不留。图个吉庆，博大众一笑，感到生活乐滋滋，分享“盛世景象”，就行了。

艺术的泛艺术化，是正正得负，艺术不成其为艺术。一切成为无须内容的娱乐，成为供一乐的“戏说”，不想娱乐者简直无所选择。

天下究竟有没有强盗？要电影回答这样不好玩的问题，绝对是禁忌，除非导演横下心准备让观众腻烦。

历史，这浮华的女孩

胡适的名言“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由着你打扮起来”，这句话被引用次数太多，衣肘都磨出线头了。然而，历史真是那么乖的女孩，由我们每个人打扮吗？看来不是，历史随着时代长进了，变得轻浮势利，爱赶时髦，越来越像一个专门傍大款的职业二奶。

加入对小姐道德谴责的合唱？似乎有人关心，不必我着急。

事出有因：最近读到一则消息，让我先对历史小姐的新装扮，一眼回头，第二眼觉得惨不忍睹。

那消息说，布鲁克海默的电影《珍珠港》，拍摄费是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的实际军费开支的两倍。放映电影时间也是整个战事两倍长。

起先我觉得这数字不言自明：日军是偷袭，花费当然不会太大，花多少倍的钱也不能再次偷袭得逞。电影是拉开架子，大灯光照着拍，导演也不是压低嗓门儿下命令，而是吆三喝四，甚至租用航空母舰，唯恐天下不知。

但电影看不了十分钟，就觉得不对劲：整部影片像连环画一般平浅，人物平板生硬，故事生拼硬凑，只是被高科技手段做得鲜蹦活跳而已。

而且，这部电影里的历史，可以说是跟小儿讲古。问一下经历过二次大战的老人，都知道珍珠港事件一爆发，虽然日本得手占了个大便宜，中国人都明白，这是太好太好的事态发展，苦撑着独自抗战四年，现在美国非加入不可了，也不能再卖废钢材给日本了。丘吉尔与斯大林都板着脸控诉“背信弃义”，心里都连声叫妙。甚至罗斯福，他等着日本打第一拳已经太久。虽然日本人出手太辣，却是玩到他手里去了。心里叫苦不迭的，却是山本五十六，或许还有汪精卫，仗打赢了，战是输定了。

这部花了破纪录大钱的《珍珠港》，却回到听罗斯福演讲而怒火填膺的美国平民水平，作为人物的美国飞行员，也只有当年大大咧咧美国兵的“义愤填膺”。当然我知道，复杂的电影没法做商业放映。电影越简单越好，因为电影的观众不想为电影伤脑筋。

但是，叫人不明白的是：越是大场面的电影，越是“往下笨”，越花钱的大片，越是浅薄无聊。《珍珠港》远逊于30年前拍的同题材电影《攻击！攻击！》。连“逼真感”都不及那个电影，何况人物。

再举个例：二战时占领希腊岛屿的意大利军队，因为罗马中央政权的连续更替，而在游击队与德军之间投来倒去，无所适从，最后被德军集体屠杀。这个悲剧，在好莱坞大明星双双主演的大片《柯莱利上校的曼陀铃》里，被弄成一团滥情的糨糊，拙劣得让人痛哭。不是为戏中英雄美女生离死别，而是为导演之笨拙，糟蹋了一本风格细腻的好小说。1991年意大利导演萨尔瓦多斯拍的《地中海》说的是同一个故事，却把战争中人的荒诞命运说得切实揪心。

另一部大把花钱片《泰坦尼克》，获得一片叫好，我认为没有50多年前的黑白片《冰海沉船》出色。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让他们看黑白片，已经受不了，“太低档了”。而我最讨厌煽情，尤其是一本正经音乐伴奏的“富女穷汉”浪漫故事，还有把无价之宝项链丢入大海之类——每个伤心落泪的人，也都知道，那是胡编的故事，当不得真。

再看幻想片中的未来历史吧：场面宏大壮观的《空军一号》《独立日》，都来一套总统开飞机搏斗，不仅荒诞不经，而且媚权煽爱国情，令人大倒胃口。而小成本制作，例如《杰克》《尾摇狗》（此片中文一直译为《摇尾狗》，大错特错，正好与主旨拧反），讽刺政客，嘲笑白宫，妙趣横生。而且，越是小制作，越是多靠演技少特技，看这种电影才是享受。不是我说特别喜欢看美国总统出洋相。本来，艺术得有点反讽，才是成熟。

钱用得越多电影越糟糕，几乎片片如此。为什么出现这样悖谬的规律？因为成本大了，就得一心一意捞回。到哪儿去捞回呢？当然是观众的口袋。而观众要的就是煽情动心的感伤，好坏分明的爱憎。此文有意不提一些中国历史题材电影，因为钱花得还不够多。但是，“越花钱越笨”，这个规律，终究会发生作用。

然而，要历史小姐装傻丫头，也得有个限度。不然我们就会怀疑，她不仅是任人打扮，而且钱能买通。她不一定喜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糟蹋了小心做好的妆，但是肯定不讨厌影院里一片唏嘘中钱币的叮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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