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增订、纪念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韦君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思痛录(增订、纪念版)试读：

文前辅文

露沙之路向延安，

大砭沟头去又还，

抢救过关多少劫，

追求民主自由难。——李锐《思痛录》值得一读，而且不可不读。因为从这样一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一个时代的人情世态以至政治风云。它不仅是一部勇于暴露黑暗的书，而且是一部“孤愤之书”。蒲松龄自称他的《聊斋》是孤愤之书，其实《思痛录》的孤愤还千百倍于《聊斋》，它不仅把千百万普通人都写成牛鬼蛇神，而且这些“普通人”也竟被逼以“牛鬼蛇神”自居，一点也不想反抗。——黄秋耘

把知识分子看成异类或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点，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包括解放以前在内）很多难于收拾的特大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另一基本原因就是必须内部“天天斗”）。——曾彦修“肃反”＋“反智”：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未能超越这个模式。——邵燕祥

我觉得她一直背负着一个精神的十字架。她为什么支撑病体顽强把《思痛录》写下来？她认为，这些教训太深刻了，太惊人了，太荒谬了！不写下来，良心不得安宁，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来。她的《思痛录》，就是这么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思考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很有胆识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书。最近几年文艺界没有一本书超过《思痛录》。——唐达成《思痛录》如同一块精神化石，将成为下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思痛录》的意义不仅仅属于韦君宜个人，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座标，成为投身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大彻大悟的典型象征……把《思痛录》的意义和巴金的《随想录》并称，并非过誉。——邢小群、孙珉

文前彩插

《思痛录》写作出版大事记

韦君宜于1976年开始秘密写作《

思痛录

缘起

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所以我想这是应当写的，只是所写的时间跨度稍长一点。

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

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

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觉得，我们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

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

成立“冀察政委会”这种事情，连右派也震动了。还和日本和谈退让吗？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接着是“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仗。国民党报纸天天登着“朱毛残匪已就歼”。后来忽然又看到这支共产党军队跑到陕西去了，从陕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

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只有三万五千人。蒋介石有雄兵数百万，却丢尽了华北、华中城市。而毛主席谋略出奇制胜，领导我们这一点人深入华北乡村打游击战，逐渐壮大起来。终于紧紧包围了平津，蒋军坐飞机来也赶不上了。也想起当年在延安，没有吃、没有穿，穷陕北的老百姓养不起我们。毛主席定的方针，搞大生产，自己动手，吃尽一切辛苦，不管是谁，人人自己挥锄种地，自己用木纺车纺织。到1945年，有吃有穿，困难渡过去了，局面扭转了，解放区站住了。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胜利，我们全心全意拥护他，他是我们真正的领袖。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抢救失足者”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淡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十五岁至十七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地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入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两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她这话使我心惊胆战，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部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人帮我们收拾，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唯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姊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输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账，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候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5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做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搞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胡风不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崇奉，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再下面轮到与胡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编《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我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当时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次我（韦君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华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赶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