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卧云
出版社：武汉市弦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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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试读：
编者 丰睿
1962年8月生
86年7月 调到海口
政府机关 工作五年
大型国企 工作四年
其他时间 私企打工
混迹商海 漂泊流浪
在阴沟里 仰望星空
在月球上 俯看地球
编有《灵铱》5＋1＝6卷本图书（已经出版 完整原版）《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导读》（学术导读 删改洁版）《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学术文集 删改洁版）
办有学术网站www.lyfr365.com《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导读》和《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数字版，请在www.lyfr365.co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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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导读
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导读
编辑 丰睿
?目录
?卷首语
?法治进化的艰难历程
?
《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摘要
?
《近代中国失败的思想根源》序
2019年6月
卷首语
丰睿
2019年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强调指出：要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研究，抓紧提出自由贸易港总体
方案。
中央依法治国办2019年5月10日在海口举行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工作座谈会。为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
委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海南法治建设、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会议提出，要牢牢
把握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深刻理解法治是核心竞争力，法
治是社会最大公约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压舱石,以法治之力推动中国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加快形成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工作；要严格执法司法，
全面提升政府依法治理能力；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用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程序、法治的
方式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海南自贸区（港）”形成的空前量级的“开放”，将为海南“法治”带来空前量级的进化。“开放”促进“法治”：开放量级越高，法治进化越快。
建设“海南自贸区（港）”的立法工作很重要，但回顾总结法治进化的艰难历程，也是必要的。
黄卧云的产量不高（梁启超说自己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三百文字的价值），但黄卧云撰写的95篇法治思
想学术论文集《灵铱》www.lyfr365.com第1-3卷：精辟，点穴。
虽然单个人的影响力微薄，但每个人都可以为“法治思想学术传播”，做一点事，喊一嗓子：就算公益
、行善、积德、启蒙和教育呗!
中国呼唤创作不朽法治大剧的伟大剧作家和大师级导演。
只有伟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才能在迷乱复杂的形势中看到未来的模式和格局。
郁达夫“为鲁迅而作”——
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
不懂珍爱伟人的国家，是愚蠢的奴隶之邦。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多维视觉，多元观点，才可能从不同的路径接近法治的真知。
精英界定：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和人文底蕴，同时愿意为这个自己生存生活的世界——社会，尽一点儿义
务，负一点儿责任，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能力的人；他们未必都是能人名人强人，未必都是硕士博
士专家学者公知达人，未必都是有钱有权有势有才的人，未必都是专吃文字饭的人。
法治思想的学术传播，更需要人文情怀和献身精神。
生命必须绽放才有意义。
传播法治思想，就是我的选择。
影响有价值的人，影响既有价值又有影响的人。
从哲学易学或更广阔的视觉看法治，大道至简，犹如“大爱至简”。
回头看看法治和我自己的历程：犯错与成长，欣喜与沮丧，幸运与挫折，形影相伴；尤其是，在大量的
不断的甚至重复的犯错中进化成长。
相信人类进化的向善力量！
人们最终实现：不再忧心法治，追求安详宁静，不为利益拼命，乐享生活品味；人都林语堂化，活个明
白。
本导读的读者，主要是智识分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大学院校的教授讲师。《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导读》和《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数字版，请在www.lyfr365.co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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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进化的艰难历程
丰睿 编
2019年6月4日
我们被自己的选择和追求隔绝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
生命最美丽的姿色，不是春天时的绽放，而是寒冬里的孕育。
人们解放自身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游戏玩家的心态。
动物世界，人性世界，其成员不过都是游戏玩家。
这是一部思想论文集，不限于法治思想，还有悟道哲理。
阐述倡导人类遵循一套健康适宜科学文明的游戏规则。
改写中国法治进程与格局，中国法治改革的幕后推手。
人文思享文明进化读物。
萃取当代中国法治研究的前沿成果和思想精华，从几个角度阐述“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法治”，类似于《
十万个为什么》的中国法治科普读物，是对人这个物种进行诠释和构建，挑战愚昧。
原始人花费了漫长的时期才缓慢地高出他们的动物同伙。
我们往往高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当我们看到昆虫、鱼和鸟类，在面对火和玻璃异常愚蠢的行为时
，容易忘记自己许许多多类似的愚蠢行为，一再犯下同样的错误。
苦难的唯一价值，就在于能够从中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
民国之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社会不断洗牌，只是洗牌的动力和方式不一样。
人所表现出来的逐利性在所有动物中是最强的。
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由非凡的大人物书写的，实际上是由普通的小人物书写的。
民国之前，流氓的胜利和胜利的流氓一直代表中国王朝政治基本面。
民国之前，中国王朝对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它们谈不上原创，只是对秦始皇
的体制进行修补。
民国之前，所有那些改革从来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的制度，相反是为了加强秦始皇的体制，是使秦始皇的
体制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民国之前，那种改革更像是当局的自我折腾，而且是无休止的折腾——权力后继者对前任的政策和体制
进行改革。
西方渗透并不是大清失败的根本原因，它的死亡是中国王朝从生到死的历史循环的一部分。
没有西方的到来也会有同样的过程发生，或许死得更难看。
西方的渗透只是为中国今后的历史发展规定了方向，这就是自由和民主的方向。
动物的进化完全是对周围环境的本能适应，而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体现为观念和制度的演进。
等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倒塌之后，世界才重温并聆听这位巨人（哈耶克）的教诲，市场经济重新
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苏联作为帝国的解体，是长期生活在压迫制度下的联盟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没有及时实行民主的结
果，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正如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送进医院后死亡，是耽误了治疗致死，而不是治疗致死
。
孙中山所改变的是把一家的天下变为一党的天下，用组织的体系取代了家的体系。它既是家天下的进化
形式，又是一种退化；它看上去有了现代政治的外观，扩大了利益范围，但组织的无约束、无政府状态
使它的腐败也变得更加不可救药。
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众通过其代表参与立法的制度安排，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特权利益阶层；他们有
共同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结成统一联盟，共同反对其他阶层。
当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权力集于一身时，制度就处于绝对封闭、绝对自私、绝对僵硬状态；不但把人
民排斥在全部的政治过程之外，而且剥夺了他们从司法中寻求公正的机会。
包容性制度取代特权制度的世界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就如西德统一东德，而不是东德统一西德；丝毫
不用怀疑，在朝鲜半岛，是统一于韩国制度，不可能统一于朝鲜制度。
王立军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
什么人成功，用什么方式获取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
。
翻译这本王氏电码就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体制的全部病症，看清改革的路线，就像一位熟知病人情况的医
生知道如何进行外科手术一样。
文革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
王立军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不但恶劣而且低劣的官场生态，腐败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
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
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
伟大政治家的声誉是由他们的行为树立的，由他们的德行和公共精神树立的，而不是理论树立的。
作为个体，不一定需要有济世之才，也不需要一定从事惊天动地的伟业，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已足够
。
有能力改变别人的思想，改变一个还是多个，都有益于社会；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
我们绝对不能高估自己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能力。
人类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能力，虽然不是像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般绝对没有可能，但过于乐观则是
草率的；仅仅就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无限风光和巨大利益而言，它已具有足以吞噬人们的理智和德性的能
量。
做到对自身的反省重于对社会的批判。
一个社会可能很难拥有超凡入圣的伟大人物，那种坚持用真理领导民众、创造历史的人物，但应该有追
求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他志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和不朽的荣誉。
每个人都在推动世界潮流，是世界潮流的一分子，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改变潮流的方向，不管他是正面
推动，还是逆向用力。
人的高尚情感，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和日常的政治经验中逐步成长，而生活中的虚假和伪善是高尚的最大
敌人，清除它们才能为高尚铺平道路。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
对某个时代的认知往往需要时间，甚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真正的友情来自灵魂的投契。
人文修养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悲悯情怀的来源和支撑，是良好行为的内在规范。
历史不容暴力政治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与牺牲。
人类的文明化过程是逐步脱去作为野人的野性变成文明人的过程。
法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给人类所面临的最大课题——驯服统治者，提供
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人类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猴王”到人王的进化史。
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专制政权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
会。
对领导人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不同政体文明与否的尺度。
一个民主政体就是统治者被彻底驯化的政体。
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人类对其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不可逆转的成功。
这种成功的标志就是自由民主的确立。
官僚体制内的反腐，所凭借的是层层加码的监察制度，但古今中外的监察制度无一取得真正的成功。
一个具体的人，一生中受到各种磨难是大概率事件；而得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一定是小概率事件，甚
至是不会的。
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帝王或终身“政治家”能被称为“思想家”的，他们至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系统
的著作。
同时，真正的思想家一定是孤独的，他的“粉丝”一定不多，被权力炒作起来的“思想家”一定是“假
的”，无意义的，这都是“思想”这一概念的属性决定的。
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时代，一个勇于抛弃自己英雄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打着政治历史人物的旗号来实现执政者的政治目的，那种环境不可能对政治历史人物做出正确评价。
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一切仅仅是这几十年（幸运者一百年）的时间，它只是宇宙的瞬间光亮（其实它能算
上光亮么）而已。
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生命做什么呢？
可以做点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除了这几十年时间，我们什么也没有。
中国不缺“曼德拉”，但中国监狱可以摧毁所有的“曼德拉”。
中国不缺曼德拉，但没有德克勒克。
如今曼德拉已经封圣，但未封圣的德克勒克其实同样可贵。
掌权者主动放弃权力，比争取权力者需要更大的智慧勇气。
德克勒克的政治智慧，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化。
民国之前的中国盼望出一位德克勒克式的政治家纯属幻想。
传奇式的“曼德拉道路”，于民国之前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中国一直处于历史的童年。
美国梦的价值来自对共同体每个成员所做的政体价值承诺。
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走过从前，那改革岁月的从前。
欺骗，成了社会的常态。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仗义了。
学会读书，就是争取过一种比较丰满的人生，不要象半文盲一样干瘪。
尽管朝代更替频乃，豪杰轮番登场，但唯一够格荣获“民主型”政治家称号的只有民国初年的宋教仁。
宋教仁的死，宣告的不是民主的亡，仅仅是民主的早产。
宋教仁的实践，宣告了偌大的中国孕育民主的过程必然更为漫长，也更为痛苦，但决不是孕育不了。
最深奥的理论，往往是最浅白的常识；最通俗最精炼的语言，才是最好的表达。
天亮了，用不着呐喊。黎明前3-5点钟的呐喊，才有价值。
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生活方式，利益分配，程序保障，管理制度，政体选择，……
谈天谈地不谈“法治”都是隔靴搔痒（空谈）
扯东扯西不扯“民主”都是画饼充饥（瞎扯）
抚慰殇痛 追求宪福
善良和爱都是脆弱的奢侈品。
优秀男人都是超级儿童。
不能“复归于婴儿”的任何人，都异化成妖魔了。
绝大多数的人，到死都只能在不成功的位置上待着。
追求成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但不追求成功，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而且是较为稀有的境界和
理想。
好多人一辈子不知道善良为何物！
法治就是让人善良的规矩。
我（奥巴马）永远无法成为像曼德拉那样伟大的人，但是他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人。他能唤醒我们每个人
心中最美好的部分。
哈耶克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影响了人类社会思想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影响了世界各国思想界对
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原理的认识。
面对危险可以沉默，但不要嘲笑那些勇敢而热情的人。
法治的根本，取决于把人从“猴”的素质进化教育到“人”的素质。
改写历史的伟大力量，未必来源于恐龙，往往来源于微生物和突变的基因。
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
保守童心是需要人文底蕴功力的。
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人，离“文明人”还非常遥远。
要多远，有多远！
中国大陆近百年的折腾蹂躏和人文教育的严重缺失，致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如忠诚、义气和善良的根脉
几乎被彻底斩断，而西方文明如契约意识、法治精神、公民自觉和尊重文化还没有移植到多数大陆华人
的基因里。
黄卧云是本书出版之前，当代中国必然被淹埋的法治思想巨人——21世纪最伟大的法治思想家，21世纪
中国法治进程的主要推手。
哈耶克的“知名显赫度”不及某些人物的百分之一，但历史证明：某些人物的“英明伟大度”不及哈耶
克的百分之一。
不能从你身上找到人家需要的利益，或者你给不了人家需要的利益，或者你满足不了人家不断加量的利
益，或者人家判断没有希望得到预期的回报，人家就不会跟你扯：这就是丛林社会的丛林法则，市俗社
会的市俗法则。
只要人类还有丛林动物的基因，法治就有建立和存在的必要。
人际关系无论多么复杂，不外乎下列三种及其复合物：
1. 投资回报型
2. 娱乐消费型
3. 公益慈善型
实力的平衡，利益的互换，情感的交融，精神的黙契，机缘的巧合：法治学、社会学和基因学，原理、
规则和现象都是差不多的。
中国法治分娩的阵痛，将孕育21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法治思想家、中国法治思想传播者和中国法治领导人
，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法治新移民。
我（编者）编辑和推送图书《灵铱》，只与良心有关，与利益和功名无关，与崇高和伟大更是不沾边儿
。
好比我发现房子快塌了，不告诉房子里的人，独自离开，我的良心过不去。仅此而已！“人文”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几万年前，人这款物种，就整体而言，市俗，势利，物化，粗野，残暴，可能是大概率，群体主流。
十几万年前，人类是地球上最劣等的生物群体之一（该物种还处在文明进化阶梯的低端，初级阶段，有
着巨大的进化空间），只有少数人进化到大多数人几千年几万年都难企及的水平。
远古时代，优秀的人物总是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黄卧云法治思想学术论文集》摘要
丰睿 编
2019年6月4日
实现民主和法治的唯一条件就是自由。
对于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而言，有了自由就足够了。
自由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施民主规则、落实法律至上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存在先于自由的
民主，也不存在先于自由的法治。
当华盛顿那一代人把民主奉献给世界的时候，后世感叹他们的伟大人格力量。
美国之幸在于，它的人民早就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在选举和投票之外不可能创造公平和稳定的社会秩
序。
真正了解自己使命的人是对历史有深刻反思，同时有能力洞悉世界潮流的人。
一个人从懵懂少年进入成年的标志，是他学会了反省自己的言行，学会反省是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进
步的起点。
自由是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每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声称自
己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的贡献大得多。
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竞争和包容的产物，是对每个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
容制度。
在法治社会，政治不需要任何韬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治秩序。
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这么一天，抛弃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选择排斥大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制度，那这
个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就真是疯了，或吃错了药导致深度脑残，而且不可救药。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将西方文化归纳为民主与科学，准确地抓住了西方文化的实质。
新文化运动领袖以看似激进的话语戳穿了儒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遮眼法，触及了真实的中国历史。
在一个被公正而慈仁统治的社会，不会有饿殍遍野的惨象，更不会有朝野上下的普遍腐败和贪婪。
任何专制主义都需要堂皇崇高的外表。
青天思想和民众对仁政的永久期盼确实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它不是仁政文化，而是奴性
文化。
理性就是追求真理和向善的能力，利益理性则是追求正当的自我利益的能力。
正当的自利给出自我利益的界限是，我能有的，他人也能有。
对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观察，距离太近不是一种优势，反而是一种劣势。
一段历史常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清楚地显示其全部后果。
人们普遍学会尊重和理解对手，学会容忍和理解失败，学会看待和理解合作。
当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学会了宽容，它就是一个文明社会。
宽容是一种放弃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承认真理不会永远在自己手中，承认争论是发现真理的必
要途径。
文明的政治游戏者，首先必须是利益的仲裁者，他们从政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
我并不是说从政者需要特别高尚的人格，不是。
每一个社会都有很多人不是把追求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政治如果成了个人追逐利益最有吸引力的场所，它就会吸引各色各样的逐利之徒千方百计地钻入利益圈
子，并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表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于是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
让做官无利可图是改善政治生态最重要也是最终的步骤；它让真正热心政治的人能够进入到政治行业中
来，他们靠当好裁判、获得民意来赢得声誉；也能将热心财富的人挡在政治的大门之外，他们靠商业智
慧和创新来满足事业追求；建立文明政治，就从此开端。
政府是人民自愿且平等联合的结果，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其实质就是人民自己保障自己的自由
和权利。
权力有逐利的本性，有自我强化的内在动力。
宪法最核心的内容是以何种方式组织政府和构建政府。
权力拥有者只要形成利益结盟，平等和正义就不再存在。
要阻止社会的管理者形成权力共同体，瓦解已经形成的权力共同体，唯一公正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重新选举社会的管理者，也就是洗牌。
在纸牌游戏中，洗牌是确保游戏公正的唯一办法，每一局牌结束后必须洗牌开始新的一局，现代民主制
度一般以4到5年为一局。
重新洗牌也是游戏不断进行下去的条件，它使输赢变动不居，但每一次洗牌也给参与游戏的各方都带来
新的期盼和希望，无论是上一局的赢家还是输家。
但现在假如，在一场游戏中由于有一手好牌而成为第一局的赢家后还想成为永远的赢家，于是拒绝洗牌
，以第一局的牌继续玩下去；这种奇葩的玩法非常无趣，肯定玩不下去，在现实游戏中也不存在。
即使赌场，老千也只能玩阴的，而不会明目张胆地搞鬼。
如果人们都知道有老千操纵赌局，就是傻瓜也不会走进去参赌了，那样，老千们也将一无所获。
官僚制度就是拒绝洗牌的政治。
从此他们就决心永远独占这手好牌，永远坐庄，一直玩下去。
他们当然觉得坐庄非常好玩，但对其他人来说不止是极其无聊，而是极不公正。
没有机会坐庄的人，只有少数可以退出游戏不玩了，移民，到别的国家去。
但绝大多数都无法选择退出，他们只有守着家中的几个坛坛罐罐，继续在每场必输的牌局上叨陪末座，
并按时奉献出赌资。
每隔几年通过选举进行一次政治洗牌是议会制度存在的根本。
没有洗牌，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权力分立和法治。
一个强大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权力集团，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分权体制，而法律也仅仅是统治的
工具。
暴力洗牌的政治革命总是发生在官僚统治的社会。
再强势的庄家也会由于生物时间而退出牌局，虽然牌还是那手好牌，但坐庄的已不是原班人马。
在一个组织优良的政府中，选举是政府产生的方式，是第一位的因素，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它从根本上
消除了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的土壤，它也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
以权力对抗权力，把对权力的监督落实到日常管理中，使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形成对人民的联盟。
法治是把平等落实到具体事件上的方法，也是政府在按照民主原则组织之后的结果。
在取消人的最高权威时，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同时只有政府的权力也处于法律之下，国家的每一个公
民才会在法律之下。
一人一票实现了所有人在一个重要方面的政治权利上的绝对平等，也是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洗牌的唯一
途径，这是民主进程的巨大成果。
秩序就是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各安其位。
等级制是动物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但对人类而言，对公正的关注有着同等重要的特征。
每个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也就得到公正的对待。
理智是人们依据常识作出判断的能力，理性则是人们认识真理乃至追求真理的能力。
理智要在生活中养成，理性需要自由滋养。
没有自由的地方，有权欲张天，有物欲横流，却难有理性。
只有民主才能创造社会和谐。
任何一个企业或一个政府都没有力量决定社会需求，而只能适应市场，适应需求潮流；一旦它们再没有
能力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要被消费者所抛弃。
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本质就是种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和协调。
在僵化的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下，各种利益博弈包括权力博弈，由于缺乏一套文明的制度，只能在丛林规
则下展开，博弈变成激烈而残酷的撕咬。
博弈是解释和分析社会运动和政治行为的最好工具。
不是和平博弈，就是武力拼搏；不是在选民中公开博弈，就是在小圈子中暗中较劲；不在议会里按照固
定规则进行博弈，就在密室里由阴谋所操纵进行搏杀。
制度在博弈中演变，和平博弈导致制度的和平演变。
获得自由从来都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
与其说蒋经国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独裁者，他放弃得那么彻底，果断，却又那
么平稳。
改革者必须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过于理想化可能使改革计划太过超前，增大实施的风险，而完全屈从
现实就没有改革的发生。
一个人如果把物质生活理解为唯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会害怕丧失哪怕任何微小之利；如果面对的是魔
鬼般的邪恶权力，为暂时保住眼前的利益他会选择向魔鬼屈膝，逆来顺受。
对多数人的懦弱，甚至很难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不可能人人都是勇士，也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勇士。在危
险面前，人们只能要求自己应该怎么做，却不能强制他人应该怎么做。
优良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在充满人类之爱的世界中产生的，反映人性之美，也成全人性之美。
革命和改革本身创造不出优良制度，只有具有人性之美和人格尊严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才能创造出优良制
度。
对权力极度崇拜，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对除权力之外的其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视而不见，不但对自己身
处其中的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和浩瀚的宇宙完全不感兴趣，就是对人生意义这样的关于自身的重大问题
也缺乏深广的探求。
除了获取权力和光宗耀祖之外，我们的人生还有其他的价值追求吗？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是什么？人类
作为整体即人类社会，其理想的生存状态应该怎样？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真正的英雄是为大众提供价值指引、关键时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
一个社会的英雄观，即什么样的人被视为英雄以及民众崇拜什么样的英雄，决定了这个社会人民的精神
质量。
没有良知约束的人类行为变得既野蛮又无耻，这样的社会已完全不能给人们展现希望。
中国改革的时刻，是开始于改革者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刻，也是改革者带头对自己所提倡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实践的时刻。
它无疑是一项英雄的事业，改革者如若没有一颗高尚、纯粹、真诚的心灵，要实施改革是不可想象的。
一次全面矫正弊政的改革不会是自上而下依次展开，而只能是一场在改革英雄推动下的全民行动——伟
大的改革都是如此。
对于建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正常政府，反腐仅仅是一个起点，它的终点必须是瓦解由权力建立起来的各种
特殊利益集团，让权力和政府走上正轨，在阳光下运行。
离开民主制度的建设，离开对权力的制约，靠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是消除不了腐败的。
如果特权观念还普遍占据着人们的心灵，社会就将继续维持特权等级制度，不管怎样改朝换代，无非是
你方唱罢我登台。
如果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社会上开始普及，那么，用不了多久，一个自由社会就会到来，不管旧的特权
者怎样不甘愿放弃特权，老戏也得收场。
决定国家命运的真实力量不是生产力，而是观念，不是物质力量，而是精神力量。
苏联的物质力量一度强大到称霸半个地球，但在昙花一现之后，超级大国就寿终正寝，同蒙古人曾经在
马背上建立起来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一样，是人类最短命的世界强国。
它们都是精神贫瘠空虚的国家，都是建立在沙漠上的帝国。
动物的进化完全是对周围环境的本能适应，而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体现为观念和制度的演进。
只有精神才能为历史提供向前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唯一的动力；因为只有精神才会赋予生活的目的，
只有精神才有追求生活理想的能力。
观念的力量要在它变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后才显现出来。
政治领袖的作用其实就是引导变革中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和利益派别遵从一套共同的和平规则；由于他
们对民众的特殊魅力，在说服社会遵从共同规则方面，政治领袖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但政治领袖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在没有政治领袖的情况下，社会同样可以实现在共同规则下生活，只要
这套规则有足够的合理性，就可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共同遵守。
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就像生物体自我愈合伤口的能力，与生俱来，没有这种天然的自我愈合能力，生物
体就不能生存下去，任何一次小的感染都可能置之于死地。
社会自我组织成为可能，原因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遵守规则的意愿。
规则意识是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一大优势。
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可抗拒，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社会变化的脚步不会因为过去而打住。
良好的规则胜过英明的领袖。
我非常轻易地就能理解人类社会存在某些相通的需要维护的共同价值，因为动物世界中的每一个物种都
存在固有的共同的生存法则。“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人们为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聚集到一起结成的
团体。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尽量利用一切人类成果促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人类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道路
上没有终点。
人的贪婪的本性总是会产生侵蚀社会公正的力量。
同民主法治对立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是官僚阶级的利益。
实现了民主，官僚的特权就不复存在。
实行了法治，官僚统治者就无法为所欲为。
同民主和法治对立，其实是同平等、自由和公正对立。
同改革对立、抵制改革、压制改革，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所有特权利益都会压制和反对改革，特权利益
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维护不公正的特权制度；特权也有自己的理想，它也需要继续推进，需要扩大
自己的地盘；改革是阻止特权推进，消灭特权。
当社会主义在一个官僚制度早已成熟的社会内诞生并从此寄居于官僚制度内时，就注定了社会主义的特
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就象狼孩的人性不可能得到发展。
官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徒有其名的空壳，它不但不是普通人解放的福音，反而是为他们打造的最
严酷的镣铐榨干机。
当1991年苏联民众抛弃它的时候，整个苏联社会平静地实现了和平转型，这与该政权诞生时的情形截然
不同。
官僚阶级在中国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它无数次引起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
官僚的权势使他们盛气凌人，他们在治下的百姓面前有着极大的心理优越感；代理人的代理资格使他们
在自己的选民面前优越不起来，他们必须向选民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平等对效率谈不上什么道德优越与否的问题。
没有基于个人效率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平等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仅仅是贫困的平等。
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是经济权利平等的理想，民主法治代表的是政治权利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主张社会
占有生产资料，民主法治主张社会占有国家权力。
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同民主法治的结合。
没有基于政治权利的平等，社会主义经济就沦为权力掠夺的天堂。
人的天性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东西和什么是有害的东西，即使那是他们从不曾接触过的事物。对好的
事物不管如何加之以恶名，泼之以污水，仍然阻挡不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和追求。
合理的自利行为维护着共同利益，一直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基础。
一旦政府把公共权力变成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社会的共同利益就被权力集团破坏殆尽：凡是在需要责
任的地方，权力就隐身就消失了；凡是在有利可图的地方，权力就会极大地加强。
这时，整个国家利益就成了悲剧故事中的公地，疯狂的利己主义代替了理性的利己主义，公仆们挥金如
土，权贵极尽掠夺之能事，贪得无厌的大人物尽可能多地损害国家以满足个人私欲。
这是权贵的盛世。
人的高度是以精神的高度度量的，保持精神的高度，才能保持人性的高度。
追求财富和地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念。
把目光全部都集中于现实生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心智和对智力活动的兴趣。
没有更宽广的思想视野，不去关注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
人把全部理想和信仰都放在现实的和物质的利益之上，由此造成的精神匮乏是可想而知的；权势的炙热
、物质的丰裕不但不能避免因精神空虚陷入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而且加剧了人生的虚无感；《红楼梦
》中的《好了歌》简练表达了争权夺利的无益和对人生的无奈：“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人没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从上至下的利益追逐既没有宗教的约束，更没有制度的约束，利己主义朝向极端化发展。
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不只是中国官场的特性，也同样是中国民众的一般特性。
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遵循同样的原理——适者生存原理。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法
国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出现的两次代价惨重的试错。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他的学识和洞察力撰写文章传播自由竞争的市场观念和反对计划经济的愚妄行
为，但这无法阻止新兴国家对计划体制的热情。
人们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眼睛常常会被表面现象所欺骗，却不易听从忠告。
历史在某个时候作出某种选择，并不代表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视为一个试验的环
节，一个试错的阶段。
但在事关很多人生命幸福的政治制度实验上绝对应该拒绝轻率从事。
如果坚持错误使一部分人承担后果却使另一部分人获益，是否放弃错误就要根据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情况
而定。
公平是一种平等状态，而不公平是一种特权状态。
不公平的制度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正当利益以服务和保障另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
的全力维护。
改变不公平的制度是对立利益之间的博弈。
通常情况下，只有当追求公平的力量压倒维护特权制度的力量时，制度的改变才是可能的。
任何一个有希望的社会群体和民族，都不可能对优良的制度无动于衷——即使它同自己的历史传统背道
而驰。
在民主的海洋中，制度孤岛不可能长久保持。
一种特殊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就如某个稀有物种要在特定的自然环
境中保存一样。
人类行为不但受利益的驱动，也受思想的驱动，观念的改变必定导致行为的改变。
成功从来不会唾手可得，指靠他人实现自己理想太不现实。
人类规避风险的本能使一般民众更乐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反抗，只要是现状还能勉强维持的话。
大多数人能忍就忍，不会去冒险带头挑战现有秩序。
理性选择是尽力去改善自己的个人处境和命运，少数人可以进入体制内获取特权，或加强同体制内的特
权勾结，还有少数富人可以采取移民的方式逃离现场，但大多数人只能忍受现实。
就禀性而言，绝大多数人既不是特别怯懦，也不是特别暴烈，都具有基本的正义观，没有勇气承担反抗
的风险，但在关键时候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从未有民主基因的国家，它的人民能够依据民主的原则行事，最终顺利地转入民主社会，体现了环境
改造人的力量，被改造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还有新一代政治家。
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力量，它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
夺才能取得财富。
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
官僚阶级所得到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失去的。
为了稳定攫取利益，官僚阶级需要并依赖于稳定且不断扩大的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统治阶级，这不是一
种双向的互利行为。
纯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强力迫使纯粹的利益输出方就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是一方压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而被统治阶级总是官僚
统治阶级的掘墓人。
官僚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大众之间由于不存在共同创造财富的目标取向，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失。
可是对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官僚阶级来说，向被统治者让渡一部分非法垄断利益，就担心将会失去更多的
利益，更担心失去可以从事掠夺的权力。
创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权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财富源泉，他们一旦失去了既有的利益，也就
失去未来的利益。
官僚阶级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
官僚统治的社会除了少数特例，一般都不会有主动改革，只会是被革命所瓦解。
为什么中国社会只会一次又一次频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的进步？
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
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它所谓的秩序也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当一方的暴力绝对压倒了另一方时，就说进入了和平时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平盛世。
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受到下层社会暴力反抗的威胁，也受到内部反叛和夺权的威胁。
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和极大诱惑吸引着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种跃跃欲试的力量。
官僚们既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抱成一团，也就能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奔前程。
在感觉到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会转移财产，寻找退路，以求自保；在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机
会出现时，他们就会马上作出新的选择，投身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
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实力较弱的则占地为王；他们既合力消灭朝廷，也互相征讨；只有当一个绝对强
大的军事力量出现、重新确立一统天下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又建立起来。
军事上的绝对强者在其发展、壮大和东征西讨的岁月里就已经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死与共的利益集团
，战争的胜利使打天下的军事指挥集团成为坐天下的军事官僚集团，军事统帅则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统治
者，他们开始收获暴利。
虽熟读圣贤书，但身处官僚集团的现实使他们不可避免成为掠夺者。
没有德行作软实力的政府容易受到挑战，在维持秩序的能力上必定大为削减。
这也是贵族统治优于官僚统治的重要方面。
贵族拥有可观的财富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掠夺者，他们的良好教养和德性一直是他们受民众尊重的重要原
因。
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存在这种贵族式的治理，它不是由政府的官员或政府官员的代表进行管理，而
是由当地乡绅根据悠久的风俗习惯进行秩序的维持。
这些在野的乡绅、乡贤是当地的富人，能力强，声望好，足以服众。
与政府不同，他们不靠强力推行秩序，他们的管理是业余的，免费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
正是这种基于声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国基层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在中国整体政治秩序混乱的
时候，村社秩序却往往还能够保持，也为王朝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权力控制上的误区是，以为控制得越紧越严就越可控，事实却是权力的触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愤越多，
控制越难。
只要是人民担当变革的主角，转型过程中就不会有形成新军事官僚集团的土壤，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建立
所依靠的将是民众的选票，不是强力和暴力；中国因此就将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环，并能比较顺利地
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让利，不是实行“薄赋轻徭”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
对奶牛的包容，而是社会平等成员、利益团体之间的共存和合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
保护。
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权统治集团的出现，因为这能最大程度地有利于社会正义
的保存和阻止社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和分裂状态。
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选举，政府实行任期制，社会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仅防止了官
僚特权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消除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鸿沟。
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无可否认的参与权，对损害自身利益的
政府行为具有不可剥夺的批评权、抗议权，是他们保证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言
论自由。
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对自身利益的发言权。
无论何人，无论是他们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在利益和权利遭受侵害时，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
持，独立的司法体系因而必不可少。
满足上述条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对民主和自由的过度阐释和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妨碍了普通人对民主自由的具体把握。
自由在最易于理解最普遍的意义上是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
独裁和民主的区别不在于别的，就在于是满足少数人追求特殊利益，还是满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
为了保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就必须让人民失声，让人民服服帖帖。
为了保证所有人获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过程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
交易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平等参与，自愿协商。
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也是人民与政党以及利益派别之间的交易。
人民经过自愿协商和约定同意产生政府，政府则有义务履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约定；当政府坚持索要高价
、不能履约时，人民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将它替换掉。
在民主制度中，讨价还价贯穿始终。
公开的市场交易从来都是公平的重要保证。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义当然包括了对立面之间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对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
而且把对立面的包容当作是制度的必要。
竞争的政党之间对立而包容，不但对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必需的，对政党各自的肌体健康来说也是必
需的。
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只有包容对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
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并非衡量民主的标尺，包容反对派才是民主的要件。
当利益的一方消灭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运用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变成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时候，特
权利益集团就产生了。
不限制特权利益和不触及特权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中国改革早已停滞，当前急切要做的是启动
改革。
在后一种意义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
有少数人利益优先的特权，就没有大众的权利平等。
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主的问题。
反对民主的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不适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说民主会搞乱中国，无异于说利
益的包容会搞乱中国；说民主将使中国崩溃，是说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将使中国崩溃。
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只有官僚特权制度才能让中国保持秩序和团结。
人们很少能真正对待历史教训，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某种结果去解释历史事件，强迫历史的客
观适应自我的主观。
历史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各种明显的和潜在的力量，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素，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
以预测的事件，在黑暗的时间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连贯事实。
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控制如此复杂的因素和它们的联系方式。
但历史具有清晰的大趋势，历史从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既然变革之因已经在那里，变革
之果就会到来。
明智的人知道自己只能把握历史机遇，不能改变历史方向。
民国之前以“家天下”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王朝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具包容性的制度，任何利益分享机
制都不可能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内产生。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头脑内都无法设想出被统治者限制统治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享
权力的法治。
官位相当于硬通货，却又高于硬通货；不但用它可以获取所有你想要的任何物质的东西，汇价坚挺，从
不贬值，而且它还有硬通货换取不到的东西，比如荣誉权和真理权；一个人随着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攀
升，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荣誉不断增多，掌握的真理也就不断增多。
特权具有排他的天性，是通过排斥多数人利益获得的；它在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建筑起一堵利益的高墙
，形成一个封闭的利益体，把特权者与普通大众在权利上和政治上隔开。
他们在内部完成自我授权，他们既是社会的立法者，同时又掌握着执法权和司法权。
任何制度都有改革的余地，社会发展也不断产生新的利益要求和利益阶层，但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以根
据需要时常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
清政府的危机和衰弱在甲午战争中已暴露无遗，但最高统治者慈禧坚决扼杀了维新变法，她要在被列强
赶出京城之后才又以朝廷名义发布改革上谕。
但它的改革三心二意，蹉跎岁月，直到已隐隐听到革命列车行进的隆隆声，政府才宣布要加快改革进程
，可是飞奔向前的列车已无法停住。
成功的改革必定是在制度的包容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增加了制度的弹性。
一个社会有很强的包容变革能力是很难衰落的，而一个制度僵化和利益分裂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崛起，
苏联的超强力量昙花一现。
启动以追求大众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必须找到与之相应的动力之源。如果把改革视为仅仅是内部人的事
情，由内部人的意愿决定，它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动力。
改革是大众之事，而事关大众的改革一定是实现超越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安
排，反对垄断、大众参与和权利平等是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自由是它的生命。
它必须有精神和理想的引导，但同时也是全社会各种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在人类制度的进化历史中，
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利益博弈只有和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时，才产生民主的制度。
利益竞争是制度变革的物质推动力量，正义理想又为制度变革规定方向。没有正义理想为改革提供精神
动力，单纯的利益竞争导致的变革不过是破坏旧的利益垄断和建立新的利益垄断。
理想的引导和利益博弈，是理解当前改革的两大主要因素，它们是改革的两大动力，共同决定改革的走
向。
离开了精神追求，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利益博弈，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本身。
改革就是用真实对抗虚假，用正义对抗邪恶，用宪法对抗非法，用普遍利益对抗特权利益。
体制内健康的有政治责任感的力量又是相当稀缺的，改革者要在内部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启动改革，
只有借助社会动力才能抵消体制内的强大阻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制内的改革者也遇到了体制内的强大阻力，他们选择了直接向民众呼
吁的办法来打破改革僵局，通过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从人民那里获得支
持。
80年代的改革虽有它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这段不长的光景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怀念、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期。
它与体制内一些开明奋发的上层人物分不开，他们的成功只是由于顺应了民心。
成功的改革必须释放人民的力量，必须把改革从内部人的改革变为全民的改革。
释放人民的力量本身就是一切进步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应有之意，既然改革事关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该
有全体人民的参与，人民有权对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表达意见和作出选择。
人类的经验之路就是一个“试错”的试验过程，通过试错，放弃那些不能走的老路，另走新路，制度从
而得以不断完善。
经验和理性都告诉人们，坚持在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上走下去毫无希望，因此必须放手。
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权力监督制度的情况下，机构不可能精简。
只要权力没有边界，机构的扩张也就没有边界。
精简机构的唯一可行之路只能是限制权力。
腐败是果，制度是因；不消除制度之因，不但不可能消除腐败之果，而且还会更快地复制和扩散，因为
制度仍在为腐败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
反腐败的权力与腐败的权力是同一制度之树上的一个果实，它不会因为挂着反腐机构的牌子和被赋予反
腐的权力而变得廉洁和纯洁。反腐的权力可以成为滋生腐败的权力。
没有民主的进步作保障，改善民生就是一句空话。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社会正义是它的主要追求目标。它不是公司，公司才是以追求利润为本。但即便
是公司，一个伟大的公司仍然有自己重要的伦理目标和社会责任，而不是惟利是图。
物质需求当然是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需求，却既不是全部和唯一的需求，也不是最高的需求。
把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当作全部的和最高的政治社会目标，大大降低了我们社会应有的政治标准
和精神水平。
现代政治制度，不是能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是能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
社会有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利益群体，没有一个机构或组织可以代表人民无所不包的利益，这些
矛盾的利益只有在包容性的制度中才能逐步得到的解决。
一直被束之高阁的宪法能够凝聚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共识，认真实施宪法就能从现有制度中发掘出它最
大程度的包容性。
人们的道德丧失是由于法律失效和权力失范。
政治制度的变迁和演进，有时需要精英设计，但更多的时候是哈耶克所说的社会自发秩序；它是精神力
量的产物，也需要物质力量的造就；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也接受外界先进经验的影响。
制度演变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系列复杂的大众参与下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无法把
握的，难以对制度演变进行井井有条的设计和规划，对它做简单化的处理不切实际。
理解政治变化的两大要素，一是利益博弈，二是经验指导。
避免钻进业已被证明走不通的死路，同时借鉴学习他人的成功之道。
精神沦陷对国家构成的灾难虽然不同于领土沦陷，但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逐渐销蚀民族的活力，败
坏民众的德性，最后会将已有的物质成就也予以摧毁。中国因为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而快速获得的繁
荣，有可能又将因为严重的腐败而丧失。
当把改变自身命运或改革的力量寄托在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时，不但无形中放弃了自身的努力，削弱了
自身的力量，也选择了最没有希望的改变改革之路，因为这无异于祈求神灵显现。
改革没有快捷方式。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到救世主那里寻找不到突破改革瓶颈的钥匙；这把钥匙只能到
社会中去寻找，到普通大众中去寻找，到每个人自身去寻找；一旦他们公开运用自己的良知，就能向内
、向自我寻找到真正的改革动力，它比进言更有力量，比自怨自艾更有意义。
社会有一种比法律更无所不在的约束，比真理更无所不在的引导，这就是良知的约束和引导。它是内心
的法律，即使法律失去了它的约束力，还有良知的约束。它比真理更可靠，我们与其听从真理的指引，
还不如听从良知的指引。
真理容易被各种势力有意和无意地混淆、篡改，而良知则清晰地保存在每个人的内心；它可以被利欲所
遮蔽，但不会被混淆，不会被篡改。
在强制性力量的胁迫下，良知虽然也会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从不会被消灭。良知无非是“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承认他人与自己享有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对同等权利的尊重使人们内心有大致相同的善恶与是非标准；不管在什么复杂情况中，它都是我们最好
的向导，它能把我们的行为引向总体上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们完全不用求助于自然之法或上帝之法就能走进正义法律的大门。拨开自然之法的神秘面纱后
就会发现，正义的法律也只不过是人们运用良知的结果。
良知引导人们向善，良知给出了一个人在形成判断时不能逾越的底线，这底线就是不能把黑说成是白。
公众都以良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就会形成可信的公共意见。人们表达的每一个想法，只要发自内心；
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发自良知。
在自由讨论中，由于良知的作用，会始终存在让人们坚持正确和放弃错误的可能性。
一个所有人能够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也就是所有人
都能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
只要阻止人们自由运用良知的特权势力一旦消除，即使是失去的良知也就会自然地回到人们的心中。
当一个人超越了贫穷与富裕的缧绁，摆脱了权势与名利的左右，战胜了暴力的威胁，他就自信而强大，
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大丈夫。
一个人产生了自由和自主的意识，就会对各种形式的人身和精神控制形成强大的阻击力。
法治国家的法律权威来自它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
在人治国家，人的权威来自得到普遍认同的个人特殊功业，同时也需要宣传机器的精心包装。
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就可能迸发出难以想象的能量，在关键一刻成为改变社会的关键人物。
当社会的绝大多数只能眼看着权力和财富不公正地不加掩饰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又对此无可奈何时
，让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就是更大的不公正。
中国改革不需要复杂的顶层设计，更不需要高深的理论，需要的仅仅是社会治理者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利
益的忠诚。
对当前的中国，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革新内政，使国家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对于人民，他们最危险
的对手不是来自国外，而是身边胆大妄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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