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长得像人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环球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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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试读：

前言

1845年8月28日，一张名为《科学美国人》的科普小报在美国纽约诞生了。创刊之时，创办者鲁弗斯·波特（Rufus M. Porter）就曾豪迈地放言：当其他时政报和大众报被人遗忘时，我们的刊物仍将保持它的优点与价值。

他说对了，当同时或之后创办的大多数美国报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近170岁的《科学美国人》依然青春常驻、风采迷人。

如今，《科学美国人》早已由最初的科普小报变成了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的月刊，成为全球科普杂志的标杆。到目前为止，它的作者，包括了爱因斯坦、玻尔等151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成为《科学美国人》的作者之后，再摘取了那顶桂冠的。它的无数读者，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都在《科学美国人》这里获得知识与灵感。

从创刊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美国人》一直是世界前沿科学的记录者，是一个个科学奇迹的见证者。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当他带着那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器怪物在纽约宣传时，他的第一站便选择了《科学美国人》编辑部。爱迪生径直走进编辑部，把机器放在一张办公桌上，然后留声机开始说话了：“编辑先生们，你们伏案工作很辛苦，爱迪生先生托我向你们问好！”正在工作的编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手中的笔停在空中，久久不能落下。这一幕，被《科学美国人》记录下来。1877年12月，《科学美国人》刊文，详细介绍了爱迪生的这一伟大发明，留声机从此载入史册。

留声机，不过是《科学美国人》见证的无数科学奇迹和科学发现中的一个例子。

可以简要看看《科学美国人》报道的历史：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科学美国人》马上跟进，进行了深度报道；莱特兄弟在《科学美国人》编辑的激励下，揭示了他们飞行器的细节，刊物还发表评论并给莱特兄弟颁发银质奖杯，作为对他们飞行距离不断进步的奖励；当“太空时代”开启，《科学美国人》立即浓墨重彩地报道，把人类太空探索的新成果、新思维传播给大众。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猛，《科学美国人》的报道因此更加精彩纷呈。新能源汽车、私人航天飞行、光伏发电、干细胞医疗、DNA计算机、家用机器人、“上帝粒子”、量子通信……《科学美国人》始终把读者带领到科学最前沿，一起见证科学奇迹。《科学美国人》也将追求科学严谨与科学通俗相结合的传统保持至今并与时俱进。于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科学美国人》及其网站当之无愧地成为报道世界前沿科学、普及科学知识的最权威科普媒体。

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美国人》也很快传向了全世界。今天，包括中文版在内，《科学美国人》在全球用15种语言出版国际版本。《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同样传奇。这本科普杂志与中国结缘，是杨振宁先生牵线，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心支持。1972年7月1日，在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宴请中，杨先生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议：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科学美国人》这样的优秀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杨先生的建议6年后才得到落实。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开始试刊。1979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正式出版。《科学美国人》引入中国，还得到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后担任副总理）的支持。一本科普刊物在中国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体现了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刊物本身的科学魅力。

如今，《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传奇故事仍在续写。作为《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版权合作方，《环球科学》杂志在新时期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全新的通信、翻译与编辑手段，让《科学美国人》的中文内容更贴近今天读者的需求，更广泛地接触到普通大众，迅速成为了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科普期刊之一。《科学美国人》的特色与风格十分鲜明。它刊出的文章，大多由工作在科学最前沿的科学家撰写，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会与具有科学敏感性和科普传播经验的科学编辑进行反复讨论。科学家与科学编辑之间充分交流，有时还有科学作家与科学记者加入写作团队，这样的科普创作过程，保证了文章能够真实、准确地报道科学前沿，同时也让读者大众阅读时兴趣盎然，激发起他们对科学的关注与热爱。这种追求科学前沿性、严谨性与科学通俗性、普及性相结合的办刊特色，使《科学美国人》在科学家和大众中都赢得了巨大声誉。《科学美国人》的风格也很引人注目。以英文版语言风格为例，所刊文章语言规范、严谨，但又生动、活泼，甚至不乏幽默，并且反映了当代英语的发展与变化。由于《科学美国人》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又反映了规范、新鲜的英语，因而它的内容常常被美国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考试选作试题，近年有时也出现在中国全国性的英语考试试题中。《环球科学》创刊后，很注意保持《科学美国人》的特色与风格，并根据中国读者的需求有所创新，同样受到了广泛欢迎，有些内容还被选入国家考试的试题。

为了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成就、开阔科学视野、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环球科学》杂志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展开合作，编辑出版能反映科学前沿动态和最新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科学美国人》精选系列”丛书，包括“科学最前沿”（已上市）、“专栏作家文集”、“诺奖得主文集”、“经典回眸”和“科学问答”等子系列。

丛书内容精选自近几年《环球科学》刊载的文章，按主题划分，结集出版。这些主题汇总起来，构成了今天世界科学的全貌。

丛书的特色与风格也正如《环球科学》和《科学美国人》一样，中国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科学前沿和最新的科学理念，还能受到科学大师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感染，并了解世界最顶尖的科学记者与撰稿人如何报道科学进展与事件。

在我们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编辑出版“《科学美国人》精选系列”丛书，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在《环球科学》以及这些丛书的读者中，能出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比尔·盖茨那样的科技企业家。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会创造出无数的科学奇迹。

未来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无法满足的幸福

假设你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在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你是愿意在其他人一年挣2.5万元的情况下，年收入5万元，还是愿意在其他人年薪为25万元的情况下，一年有10万元进账？结果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就像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美国新闻编辑及语言学家，评论精辟辛辣，常常针对中产阶级）讽刺的那样：“所谓的富人，就是那些年收入不过区区100美元，但仍比他的连襟们挣得多的人。”

上面那道不太合乎逻辑的选择题只是诸多谜题之一。科学界一直试图解释，在现今的社会中，幸福为何会变得如此难以捉摸。一些学者在近期出版的几本新书中专门探讨了幸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我认为其中一位历史学家回顾漫漫历史以后的分析最具启发性。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幸福》（Happiness）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翻了两番，“我们拥有更多的食物、衣服和汽车，房子更大，中央空调更普及，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海外度假，一周的工作时间更短、工作待遇更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了”，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更幸福。一旦年平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收入再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再增加。原因有二：第一，在决定是1否幸福的因素里，我们的基因拥有一半的先天决定权；第二，幸福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想要的幸福与他人已经拥有的幸福密不可分。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在《满足》（Satisfaction）一书中指出，相比快乐的感觉，满足感更容易让人感到幸福。因为在追寻乐土的过程中，人们容易患上2“享乐适应症”。伯恩斯总结道：“满足是一种感觉，它折射出人类的一种特殊需求——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某种意义。生性开朗、生活富足、彩票中奖都会带来快乐，但人们只能有意识地去做某些事，才能获得满足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人们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赢得尊重和信任”。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遭遇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书中，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人们的精神。他指出：“人是唯一会考虑将来的动物”，很多人以为自己很清楚要做些什么才会更幸福（已经到手的幸福不在考虑之列），但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清楚。例如，大多数人以为，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剂”，其实不然。研究人员曾经把实验对象编为两组，让其中一组成员事先选定他们最喜欢的零食，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都只能享用这一种零食。结果显示，与另一个经常更换零食的小组相比，这个小组成员的满足度反而更高。“头一次好事临门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它格外美好，”吉尔伯特解释说，“但如果新鲜事层出不穷，新奇感也就随之衰退了。”

就算美好的事物多彩多姿，人们照样会习以为常。经济学家把这3种适应性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已婚夫妇对婚姻生活的描述。这并不是说性伴侣越多，生活就越有意趣：发表在《性现象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即“芝加哥报告”。它首次采用严格的概率抽样调查方法，调查了两亿多美国人的性生活）上的详尽研究表明，与独身者相比，已婚者的性欲更高，高潮更多。历史学家珍妮弗·迈克尔·赫克特（Jennifer Michael Hecht）在《幸福神话》（The Happiness Myth）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透过长远深入的历史角度，赫克特对幸福的研究集中在人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上。她在书中写道：“现代关于追求幸福的基本构想都是无稽之谈。”说什么用性去感受幸福？“一个世纪以前，一个3年没有性行为的普通男人会为自己的健康和自律而感到骄傲，而一个女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归功于10年的节欲”。

大部分有关幸福的研究都建立在自评数据上，因此，我们可以把赫克特的观点理解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取向，与今天截然不同。

在解读幸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还需要历史。（翻译　徐蔚）注释1．基因决定幸福感：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双胞胎进行过一系列研究。他们发现，同样是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基因极其相似）的幸福感比异卵双胞胎的幸福感更加接近。即使同卵双生的兄弟分别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的幸福感仍然很相近，比在同一环境下兄弟姐妹的幸福感相似度高出好几倍。因此，很多心理学家相信，遗传基因对人们的幸福感有很大影响。2．享乐适应症（hedonic treadmill）：或称“快乐水车”理论，20世纪90年代由迈克尔·艾森克提出。艾森克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基线，达到这个基线以后，人们努力工作都是为了留住幸福（就像踩水车一样，为了保证现有的水量，只能不停地踩）。即使有更多好事降临，也只能带来一时的快乐，很快会恢复到原来的幸福度。3．边际效用递减（declining marginal utility）：在经济学上是指，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慢，增长的加速度（边际效用）在递减。

幸运不只是感觉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简称ALS）是一种神经肌肉疾病，它侵袭运动细胞，使肌肉虚弱、萎缩和瘫痪，甚至让人悲惨地死去。在人们眼中，这种怪病的受害者觉得自己不幸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们要怎么解释棒球巨星卢·格里克（Lou Gehrig）的态度呢？他就是这种疾病的代名词（为了纪念患此病过世的格里克，ALS又叫卢·格里克症）。面对扬基体育场里满场的观众，他说：“在过去的两周里，你们知道我熬过了一次糟糕的休整。现在，我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然后，铁马（他的绰号）表达了他的诸多祝福，其间夹杂了一连串“我很幸运”和“真是太棒了”。

显然，幸运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此外，它还意味着什么？为了科学地揭示这个问题，实验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在英格兰赫特福德大学建立了一间“幸运实验室”。怀斯曼开始检验那些相信自己幸运的人，是否真的更容易在抽奖中获胜。他征集了700名打算买抽奖彩票的人来完成幸运问卷。这是一份关于人们认为自己是否幸运的自我评价表。虽然自认为幸运能赢得抽奖的人比自认为不幸的人多一倍，但在获胜结果上，两者并没有区别。

然后，怀斯曼给这些参与者一份标准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表，让他们按自己的满意度打分，内容包括自己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财务状况、健康和职业。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自以为幸运的人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比那些自认为不幸或中等幸运的人高许多”，怀斯曼在他那本既有趣又深刻的《幸运要素》（The Luck Factor）里披露了调查结果。这种精神上的满意状态是否被转化为实际生活的境遇，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幸运呢？事实确实如此。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个中原委。

怀斯曼给实验参与者发放“大五”（Big Five）人格调查表，主要评测人的“宜人性”（利他、真诚、友好等与人合作的能力）、“责任感”、“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怀斯曼发现，虽然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在宜人性和责任感上没有区别，但在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和开放性上，却有显著不同。

幸运者的外向性分数明显高于不幸者。“有三种方式可以让幸运者的外向性显著，增加他们获得幸运机会的可能，”怀斯曼解释说：“遇见大量的人，成为一块‘社会磁石’以及与他人保持联系。”例如，幸运者笑的次数要比不幸者多1倍，眼神交流也比后者多，这就使他们的社会接触更频繁，拥有更多的机会。

情绪稳定性维度测量人们紧张和放松的程度，怀斯曼发现，幸运的人紧张程度只有不幸的人的一半，也就是说，“由于幸运的人比其他人更加放松，因此他们更容易发现机会，即使他们没有预料到机会的来临”。在一次实验中，怀斯曼让参与者数一份报纸上的照片数量。幸运者更容易发现在第二页报纸上有一个半版广告，用大号粗体写着：“不用再数了——这份报纸上共有43张照片。”怀斯曼发现，幸运的人在开放性上的分数也比不幸的人高许多。“幸运的人在生活中对新的体验持开放的态度……他们更不易受习惯所限，喜欢天马行空的想法。”他强调说，类似地，幸运的人旅行次数多，因此常遇到新奇的景象，获得独特的机遇。

期望在幸运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幸运的人期望好事发生，当好事真的发生时，他们就满心欢喜地接受。即使事情不遂人愿，幸运的人也会把坏运气转化为好运。比如说历史上受ALS折磨时间最长的患者——斯蒂芬·霍金，他曾写道：“我很幸运地选择了理论物理研究，因为这是少数几个以我的身体条件参与也不会有严重障碍的领域之一。”无法运动，被禁锢在轮椅上，霍金却把他的命运视作财富，视作一个转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的机会。这真是太棒了。（翻译　波特）

出类拔萃的秘密

半打啤酒乔（Joe Six-Pack，特指美国中下层人群）、管道工乔（Joe the Plumber，来自俄亥俄州的神秘管道工，因美国大选走红）和乔·拜登（Joe Biden，现任美国副总统）到底有何差别？显而易见，后者贵为副总统，前两人不过是贩夫走卒。为什么同名不同命呢？成功的秘诀包含诸多要素：基因、父母、兄弟、伙伴、导师、实践、动力、文化、机遇、传统和运气。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科学家需要建立复杂的统计模型，才能确定各变量对成功影响的大小。

在不受研究方案制约的情况下，撰稿人可以任意挑选感兴趣的变量出版励志书籍。《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就精通此道，他在新书《出类拔萃的人：成功的故事》（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中指出：“闭门造车”不会成功，有所作为的人“往往拥有非凡的潜质、绝佳的机会和良好的文化传统，他们勤奋好学，而且独具慧眼”。

比尔·盖茨就是个典范。他天资聪明，但格拉德韦尔认为“父母送他去昂贵的私立学校”才是关键。学校电脑俱乐部的电传分时终端机（teletype time-sharing terminal）可以直通西雅图的计算机（mainframe compter），这在1968年还是相当罕见的玩意儿。盖茨又恰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值计算机工业空前发展，丰富的经历使他的软件公司迅速崛起。

格拉德韦尔提到沃尔夫冈·莫扎特（wolfgang Mozart），他受到作曲家父亲的言传身教，从6岁开始学习作曲，直到20多岁崭露头角，完成了从一般音乐家到大师的蜕变。德国汉堡是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幸运之城，他们在那里累计演出超过1,200场，正是上万小时的现场表演让它们蜕变成一支超级乐队。冰球明星出生在1、2、3月的特别多（比例大约为40％，而多数研究预计正常比例应该在25％左右），因为少年球员初次上冰时，通常以1月1日划分年龄，年初出生的球员个头较高，健壮的体格和敏捷的身手让他们更具优势。亚洲国家有“种植水稻的传统”，因此神童辈出。水稻需要常年耕作，培养了他们“对努力和勤奋的重视”。三伏天，亚洲学生能潜心读书，美国学生却在商场溜达。

格拉德韦尔认为，神童和天才是“历史与社会、机遇与传统的产物。成功是优势和天赋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意外，也不神秘。只是这种优势和天赋对一些人来说顺理成章，对另一些人则并不适用。有些人靠自身努力获得成功；有些人则是靠运气飞黄腾达。但无论怎样，这些要素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创造力也至关重要。弗兰克·萨洛韦（Frank J. Sulloway）在《天生反叛》（Born to Rebel）中对“成功”作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创造性人才不会坐等机遇来临，而是主动创造机遇。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登上小猎犬号（Beagle）之前，已经计划到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考察。甲壳虫乐队即便不去汉堡，也会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盖茨拥有独特的创造性思维，即便学校没有计算机终端设备，他也会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编程工具。”当然，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的儿子是个天生的音乐家，而不仅仅是子承父业。

其实，1万小时并非判别精湛技艺的标尺。《天才起源》（Origins of Genius）的作者迪安·基思·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认为，成功是一个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充满变化和选择。天才不仅思维活跃，而且能够找到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诺贝尔奖得主其实不难预测，只需看看谁的文章引用率最高。如西蒙顿所言，“事实一再证明，在创造领域，衡量成就的唯一指标是人们使用该产品的绝对数量”。

天才就是天才。（翻译　徐蔚）

盲目乐观的盲目选择

你是不是一个比平常人更好的司机？我知道我是。我还敢肯定，90％的人都认为自己也是，因为这个现象在文献中已有详细记载，叫做“优于平均效应”（above-average effect），是乐观心理学的一个课题。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其2011年的新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写道：“人们容易在表现还可以的活动中，对自己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价。”然而，乐观都有滑向盲目乐观的危险。例如，研究显示，许多首席财务官（CFO）“对自己预测市场的能力有着极其盲目的自信”。美国杜克大学的几位教授搜集了11,600名CFO对于市场的预测，并将其与市场的实际走向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这样的过度自信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卡内曼指出：“这项研究显示，那些对标准普尔指数（S&P index）最有信心、最乐观的CFO，对于他们公司的前景也抱着最盲目的乐观，因此，他们会比别人冒更大的风险。”

也许有人要说，乐观的冒险行为，不正是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吗？是的，这话有几分道理。卡内曼对此解释道，“乐观性格的一个好处是，鼓舞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但是，“弥漫性乐观偏见”（pervasive optimistic bias）是有害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世界看得太过仁慈，把自身的习性看得太美好，把自己设立的目标看得太容易实现。”举个例子，在美国，只有35％的小型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可是在调查中，却有81％的创业者认为，自己的成功机会达到70％，其中更有33％认为自己的成功机会达到100％。可是知道了这个又能怎样？卡内曼还引用了一项加拿大的研究，参与研究的发明者加入一个发明者辅导项目，支付一笔费用，按照37条标准对他们的发明进行客观评估。结果表明，47％的发明者“在得知自己的项目毫无希望后，仍继续推进。平均而言，这些顽强（或者说顽固）的人在损失翻番后才罢手”。在创业者的头脑里，或许根本没有失败这个选项；但在现实中，失败却是家常便饭。大部分人都趋于“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即遭受损失的痛苦比获得成功的喜悦更强烈，这种情绪是我们在资源稀缺和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中进化出来的；但是，那些爱冒险的创业者能无视这种情绪。

这些怀着弥漫性乐观偏见的人之所以没有损失规避的倾向，可能是因为他们抱有“传记选择偏见”（biographical selection bias）——获得巨大成功的少数创业者都留下了传记（以及自传），而失败的多数派却没有。

以史蒂夫·乔布斯为例，他的弥漫性乐观偏见，是通过苹果公司一位员工所谓的乔式“现实扭曲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发挥作用的。《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指出：“追根溯源，这种对现实的扭曲来自乔布斯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切规则对他都不适用……他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是被选中的那个人，是彻悟真理的人。”乔布斯的乐观精神化作一股扭曲现实的意志，使他凌驾于对其他人都适用的规则之上，这体现在许多方面：法律上，他不给车上牌照，在残疾人停车位停车；道德上，他指责微软剽窃苹果公司，其实他们都是借鉴了施乐公司在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上的创意；个人生活上，他在亲子鉴定的铁证面前，仍不肯认丽莎是自己的女儿；商务实践上，他欺骗过计算机市场的巨头IBM公司。

不过，有一个现实，却是乔布斯的扭曲场无法彻底扭转的，那就是癌症。在确诊患上了一种可以治愈的胰腺癌之后，他起初拒绝治疗。他向艾萨克森坦白说，“我实在不想让他们在我身体上拉口子，于是就尝试了其他一些东西，看看效果”。“其他一些东西”包括喝下大量胡萝卜汁和果汁、灌肠、水疗、针灸、草药、素食等。艾萨克森补充道，“他还在互联网上找了一些疗法，并咨询各色人等，其中还包括一个灵媒”。这些法子都没有见效。

从这出英雄悲剧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教训：必须将现实置于肆意的乐观之上。自然是不可能被扭曲的。（翻译　红猪）

有点石成金术吗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致富策略：想发财吗？写一本教人们如何发财的书并以邮购的方式发售。购买这本书的读者会发现，发财的捷径就是，写一本教人们如何发财的书，并以邮购的方式发售。

朗达·伯恩（Rhonda Byrne）的《秘密》（Secret）一书和据此拍1摄的影片用了类似的策划方案。在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的大力推荐下，目前该书的发行量已经超过300万册。秘诀就是所谓的“自然吸引法则”。根据“物以类聚”原则，你头脑中的积极想法就像磁石一样，会将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吸引过来，包括金钱。书中宣称，“任何人缺钱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思维堵塞了财源”。依此类推，人贫穷的根源必然在于其自身的悲观厌世。影片的推广宣传中同样充满了虚荣的金钱颂，例如，“所到之处，点石成金”；“我是一块吸金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则是“此时此刻，更多的钞票正在为我印制”。钞票在哪儿印？快递公司吗？

荧屏上，一个个名人以优雅的姿态登场，信誓旦旦地向观众保证，《秘密》一书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科学已证实，积极思维的力量比消极思维强大几百倍。”——其实不然。“疾病，让我们反思，使我们了解身体的失衡状况，但是很少有人喜欢或感激疾病的这种机能。”——想想那些不领情的癌症患者吧。“一个人体内蕴含的能量足以为一个城市提供长达一个星期的照明。”——当然，如果人能把身体中的氢通过核裂变转化为能量的话。“人类的思想会发射和接收磁力信息。”——但磁体通常是异性相吸，即正极与负极相互吸引。“每个想法都有特定的频率。反复思考某个想法，就可以发射这个想法的频率。”——在突触传递（synaptic transmission）过程中，大脑的确可以通过在神经细胞中流动的离子流产生脑电波，而根据麦克斯韦方程（Maxwell's equations），任何电流都可以产生磁场。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罗素·波尔德瑞克（Russell A. Poldrack）教授表示，脑电波产生的磁场非常微弱，只能在一个严格与外界磁源隔离的房间内，用极其灵敏的超导量子干涉仪（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简称SQUID）才能测量出来。

另外，还要考虑到平方反比定律的作用：即能量波的辐射强度与能量源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物体与能量源的距离是另一个物体的两倍，在两个物体大小相同的情况下，它所接收到的-15能量只是另一个物体接收能量的1/4。10特斯拉（teslas，磁感应强度单位，符号为T）的脑磁场不但会在头骨中快速消散，而且会迅速-5被其他磁源覆盖，更不用说10特斯拉的地磁场了，它会以超出10个量级的强度覆盖脑磁场。

在理想状态下，积极想法当然比消极的好。但在真实世界中，无论前景多么乐观，环境都不可能永远处于理想的平衡状态。对于这一点，可以去问问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如果自然吸引法则真的成立，那么，犹太人、被整族屠戮的北美土著以及遭受奴役的美国黑人岂非都是作茧自缚了？尤其讽刺的是，奥普拉在个人网站上还对《秘密》一书表示大力支持：“一个人发射到世界中的能量——无论好坏与否——都会实实在在地反馈到自己身上。人们日常的选择创造了自身的生活环境。”如此说来，饱受欧洲人奴役的局面难道是非洲人“发射能量的反馈”造成的？

奥普拉女士，请放弃支持这种无稽之谈好吗？您曾经揭露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的回忆录其实是100万个谎言的集合，请您像那次一样，告诉您的广大追随者，财富来自努力工作、良性积累和创造性思维，就像您所做的那样。（翻译　徐蔚）注释1．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著名电视谈话节目《奥普拉脱口秀》主持人，美国的传媒女皇，以超过14亿美元的身价在美国黑人亿万富翁中名列第一。

还是种地要紧

想象一下生活中失控的某个时刻——迷路、失业，任何情况都可以。然后看看本页左上部的这张插图。你看到了什么？这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珍妮弗·惠特森（Jennifer Whitson）和西北大学的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在2008年的一项实验中展示给受试者的一道题。这项名为“缺乏控制会增加错觉模式感知”（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的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错觉模式感知”［我称之为模式性（patternicity）］的定义是“从一系列随机的无关联的刺激因素中识别出有条理有意义的相互关系……”（比如以下倾向：观察到假相关性、看见虚幻形象、产生迷信想法、信奉阴谋论等等），这些研究人员的论题是“当个体不能客观地获取控制感时，他们会从感知中获取”。惠特森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心理学原理，“控制感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当感到自我掌控时，人们能更有条理地思考，作出更好的决策。失控的感觉相当糟糕，所以人们本能上会趋向于重获掌控的模式——即使这些模式只是错觉”。

惠特森和加林斯基让受试者坐在电脑前，要求他们必须猜测电脑选中的两张图片中哪张蕴含着一个潜在的概念。例如，他们会看到一个大写字母A和一个小写字母t，或是彩色的，或有下划线，或是被圆圈或方形包住。接下来，受试者会猜测图片蕴含的潜在概念，比如“所有大写字母A都是红色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潜在概念——电脑程序只是随机告诉其中一组受试者他们是“对”还是“错”。这组受试者因此产生缺乏控制的感觉。

另一组受试者没有收到随机反馈，所以他们更有掌控感。在实验的第二部分，受试者会看到24幅布满雪花的画面，其中一半的画面暗含有隐藏的图像，例如，手、马、椅子或土星（参看上一页左下部的插图），另一半画面则只是随机产生的粒状点。尽管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隐藏的图像，但缺乏控制感的受试者在没有嵌入像的画面中看到了更多的影像。

在另一项实验中，惠特森和加林斯基要求受试者清晰地回忆自己完全掌控或者完全失控的一次经历。然后受试者阅读一些剧本，描述主人公成功或失败之前所做的一些毫无关联的迷信行为，例如，在决定他的提议能否得到批准的会议开始之前跺一跺脚。完成阅读之后，受试者会被问及，主人公的行为与最后结果是否有关。与刚回忆能够自我掌控的受试者相比，回忆失控经历的受试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两件无关的事情之间存在很大关联。有趣的是，当控制能力低的受试者读到一个有关雇员没能获得晋升的故事时，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幕后有阴谋。

在最后的实验中，惠特森和加林斯基先为两组受试者营造出一种缺乏控制的感觉，然后要求一组受试者去思考并确定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这是一种经过验证能够减少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方法。然后研究人员再向受试者展示相同的雪花图片，结果发现，缺少控制感但没有确定生活价值的受试者，比确定了生活价值的受试者看到了更多不存在的图像。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伦·兰格（Ellen J. Langer）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现任总裁朱迪思·罗丁（Judith Rodin）曾在新英格兰的一所疗养院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给那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些植物，但只有一部分人有机会给这些植物浇水。结果显示，尽管这些植物是由管理员浇水的，但是主管浇水的人也比其他居民生活得更健康，寿命也更长。这说明，控制感对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

或许这就是伏尔泰在《老实人》（Candide）一书结尾处所要表达的意思。当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宣称“在这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时，主人公康迪德（Candide）回答道：“说得很妙，可是种咱们的地要紧。”（译文摘自《傅雷文集》，第十二卷，第1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翻译　徐蔚）

阶段论恐慌

20世纪60年代，瑞士裔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通过研究临终病人的情绪，将悲伤划分为5个阶段：否认、愤怒、交涉、沮丧、接受。如今，人们已普遍接受悲伤五阶段，引用时常信手拈来而无须说明。

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我们悲伤时情绪会严格遵循这5个阶段或某几个阶段。罗素·弗里德曼（Russell P. Friedman）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谢尔曼奥克斯市悲伤恢复学会（Grief Recovery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曾与约翰·詹姆斯（John W. James）合著《悲伤恢复手册》（The Grief Recovery Handbook）。他认为：“目前尚无研究显示，悲伤分为不同阶段。过去的划分也不能称为阶段。悲伤是由于‘丧失’引起的正常的、自然的情感反应……无论人们多么渴望有一套简明扼要的悲伤指导方针，世上都不会有两个人对悲伤的感受完全相同。”

弗里德曼的结论，来源于他在日常工作中与悲伤人群的大量接触。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尼迈耶（Robert A. Neimeyer）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在学术著作《意义重构与“丧失”体验》（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中指出：“科学研究显然无法证实，‘丧失’引起的情感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阶段顺序，或者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点，标志着悲伤的结束和‘恢复’的开始。”

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想用几个简洁的阶段来概括人生百态。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人的性心理发展概括为5个阶段：口唇期（oral）、肛门期（anal）、性器期（phallic）、潜伏期（latency）、生殖期（genital）。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育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H. Erikson）把心理发育划分为8个阶段：信任与怀疑（婴儿）、自主与羞耻（幼儿）、主动与内疚（学龄前）、勤奋与自卑（学龄）、身份认同与混乱（青春期）、亲密与孤独（青年）、繁衍与停滞（中年）、完善与绝望（老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则认为，人类的道德发展包含6个阶段：父母惩罚（parental punishment）、利己主义（selfish hedonism）、人际和谐（peer pressure）、法律和社会秩序（law and order）、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普遍道德原则（principled conscience）。

为何万变不离“阶段”呢？人类这种灵长类动物，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模式和讲述来理解这个混乱不堪、无法预知的世界。阶段学说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一方面，它的工作原理类似物种分类或进化图示，发人深思；另一方面，它先后有序，完全符合人们讲故事的习惯。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在一次采访中谈到，阶段理论就是“给混乱赋予秩序，让无常变得可知，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塔夫里斯是《对女性的误解》（The Mismeasure of Woman）一书的作者，其与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合著了《不是我的错》［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塔夫里斯认为：“阶段理论的魅力在于，它讲了一个故事，并提供了一种普遍认同的叙事模式（你现在虽然这样认为，但不久以后……）。认知心理学和‘叙事心理疗法’（narrative psychotherapy）的许多研究都肯定了讲故事的重要性。一些临床医学家也表示认同，并努力帮助患者摆脱消极、自我否定的叙事模式（看我多倒霉），让他们变得更积极、自信（我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获得了成功）。”

阶段理论究竟错在何处？首先，塔夫里斯认为：“发育心理学主张生活是可以预知的。多数人的生活都遵循一定的套路：早早结婚生子，终日为了生计忙碌，偶尔遭遇中年危机，然后退休——走向生命的尽头。阶段理论以此为基础，试图反映人们某一时期的状态。然而，这种‘片段式’的理论忽略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的生活脱离既定的轨道，变得捉摸不定。”其次，塔夫里斯认为：“阶段理论错把内疚感和压力强加给不遵循常规的人。一些心理疗法和创伤后干预过分宣扬阶段的必然性，进而让患者变得谨小慎微、疑神疑鬼。”阶段理论好比讲故事，讲述的人也许深信不疑，但故事终究不能变成科学。（翻译　徐蔚）

我们对自己撒的谎

在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71年的摇滚歌剧《万世巨星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Superstar）中，心存怀疑的叛徒犹大装出一副纯真的模样（“您可别误会我啊，我是真的想知道”），对这位弥赛亚的神性提出了质疑：“耶稣基督……万世巨星……您真觉得自己是大家说的那个人吗？”虽然我并不相信耶稣的神圣家世，但我还是相信，如果犹大真的问了这个问题，耶稣是会给出肯定回答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传奇进化理论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新作《傻瓜到底哪里傻》（The Folly of Fools）里提到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的逻辑”。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根据进化的自私基因模型，我们必然会通过诡计和欺骗来赢得繁衍上的最大成功。而博弈论又指出，如果你意识到竞争对手也将采取相似的策略，你就有必要伪装得单纯诚实，让他们自以为得手，这样你就有机会反戈一击、夺得胜利了。可是，如果对手也像你一样，料到你会转变策略，他们就会使出同样的花招，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对他们的欺骗相当敏感，他们也要对你的欺骗相当敏感。于是，我们就进化出了察觉欺骗的能力，欺骗和侦测欺骗的军备竞赛也由此上演。

当交往对象之间互不熟悉、仅有零星接触时，欺骗方相对于侦测欺骗方是占有微弱优势的。然而，只要你和对方交往上一阵子，他的真实意图就有可能从行为举止中流露出来。特里弗斯写道：“当交往是匿名的、零星的，你就无法区分对方的特殊举止和一般举止，这时，就必须使用比较常见的说谎特征来鉴别谎言。”他举出了三条：第一是紧张（nervousness），“由于谎言被识破会带来不良后果，包括遭到袭击……说谎者一般比较紧张”，第二是控制（control），“由于担心自己显得过于紧张……说谎者可能会自我控制，压抑自己的举止，但这么做可能会露出破绽，比如……一种经过计划和排练的刻意”，第三是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说谎对人的认知能力要求很高。你必须掩盖真相，编造一个虚假的、但是看上去又似乎合理的故事……你还要用令人信服的方式讲出、并且始终牢记这个故事”。

认知负荷的作用看来是最大的，“如果不是经过了反复排练，说谎者在说谎时就需要费劲地思索，而这会导致许多破绽，”比如过度控制（overcontrol）：说谎者比平时更少眨眼、更少小动作，手势减少，说话时停顿时间延长，声音更尖锐。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说得好：“你可以总是欺骗一些人，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总是欺骗所有人。”——除非你同时欺骗自己。你一旦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就不太会流露出这些常见的、容易被人识破的说谎破绽：欺骗和欺骗侦测创造了自我欺骗。

特里弗斯的理论从进化论的角度对我的操作条件反射模型（operant conditioning model）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巫婆、灵媒、邪教领袖之流一开始都知道，自己的做法带有欺骗色彩（但那是为了他们的“崇高事业”，因此是可以容忍的）。然而，随着信徒对他们的表现作出正面反馈，他们自己也渐渐相信自己的噱头（“也许我真的会读心术，真的能预言未来、拯救人类”）。不过，特里弗斯没有意识到，自我欺骗在道德演化中具有积极作用。正如我在2004年的著作《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真正的道德，光把自己伪装成好人是不够的，因为在祖先们生活的狩猎与采集小团体中，人与人之间要么是亲戚关系，要么互相熟识，在这样的社会中，伪装的道德注定会被揭穿。你只有坚信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并付诸行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人。

运用这套欺骗与自我欺骗的逻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理论，解释我们如何进化出种种情绪，并在情绪的指导下做出在我们的灵长类同伴眼中或善或恶的行为。这正是一个世俗市民社会的根基所在。（翻译　红猪）

诈骗的艺术

2000年，我和魔术师丹·哈兰（Dan Harlan）共同主持电视系列节目《探索未知》（Exploring the Unknown）时，在洛杉矶街头策划了一起凑份子骗局（pigeon drop）。这是一种常见的骗术，我作为“内线”与行骗对象搭讪，询问去医院的路。此时，丹（“外线”）迎面走来，假装在地上捡到一个装满现金的钱包。确认失主另有其人后，丹建议我们把钱包里的3,000美元平分了。

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坚持应就近寻找失主。丹无奈同意，但要求把现金装进信封，我乘机偷梁换柱，用一个装满报纸的信封调包。在分头寻找失主之前，丹提出让我们交点保证金（“我怎么知道离开以后，你俩不会把钱卷走？”）。我很配合地拿出50美元，并劝说对方也照办。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主动交出封好的信封。对方以为里面全是现金（其实全是报纸），把信封小心叠好装进裤兜，心甘情愿地把钱包、信用卡和身份证交给了丹。几分钟后，我故作担忧要去找丹，留下行骗对象孤零零地站在街边，拿着装满报纸的信封，身无分文。

我承认，在行骗过程中十分紧张（几乎不相信自己能成功），事后仍激动不已。我让丹解释一下骗局得逞的关键，他认为：“这是人的动物天性。我们有良知，但也渴望猎奇。”的确，当我们告诉被骗人上当时，他仍相信兜里揣着3,000美元！

贪婪让一批又一批投资商陷入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华尔街金融家）的庞氏骗局。高达500亿美元的本金一直为马多夫掌控，新的投资则用来支付老顾客8％～14％的年金。只要进账多于支出，游戏就能继续，马多夫的骗局也是如此。直到2008年市场崩溃，退出的客户远远超过进入的人数，骗局才最终败露。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斯蒂芬·格林斯潘（Stephen Greenspan）在新书《上当大全》（The Annals of Gullibility）中提到，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引人上钩。极为讽刺的是，出书之前他刚刚被马多夫讹走超过一半的退休金。他在书中谈到：“庞氏骗局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处理自己不熟悉的事务时，往往随大流，人云亦云。”

在同一宗族内部，这种影响尤为巨大。1920年，意大利人查尔斯·蓬齐（Charles Ponzi）游说本国移民买卖邮政回邮券（赚取不同国家的汇率差），并许诺用收益的40％分发红利。同样，犹太人出身的马多夫，也以富裕的犹太投资商和慈善家为行骗对象。马多夫定期给目标客户派发可观的红利（数目不能太大以免引人注意），获取他们对“自己”的信任。难怪格林斯潘当时会觉得，只有傻瓜才会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欺骗与反欺骗的博弈中，人们练就了一套辨别真伪的本领。这在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人际交往频繁的时候很管用，比如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彼此疏离、不通姓名，要破译骗局绝非易事。尤其是在投资方面，花样不断翻新（如对冲基金），懂行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应牢记丹的忠告：“如果天上掉馅饼，多半是陷阱。”（翻译　徐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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