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65935: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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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味慈禧的权利与挣扎试读：
内容简介
通过本书的讲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愚昧而保守”似乎是人们对慈禧的固有印象，但如果慈禧真的愚昧而守旧她能让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一时人杰俯首帖耳？能操控清朝最高权力垂五十年？能在农民起义、汉人实力派、列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冲击和眈视之下，力保清朝皇权在她身殁之前不坠？国人总爱用日本的明治天皇与慈禧做对比，可却很少有人思考过，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为天皇带来了权力；而中国的改革却会削弱慈禧的权力。对于慈禧以及与她类似的自中国传统土壤成长起来的政治强人们而言，改革的底线就在于是否危及她的权力。古往今来，又有谁见过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自解权柄的？有基于此，“重读”慈禧并非为慈禧翻案，而只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探究中国的政治强人们的执政逻辑。而慈禧无疑是中国政治强人这样一种“生物”的标本式人物。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国式的政治强人们，他们都有一种“我即国家”的观念。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围绕着一个目的：能否更有效的维持自己的权力。尽管慈禧因为晚清屈辱的历史而声名狼藉，可国人对强人的推崇与崇拜却没有因为慈禧的声名狼藉而消散，反而在以后的历史中越发崇拜起强人来了。可事实上为强人而欢呼与唾骂强人所为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不习惯把握自己命运的具象表现而已。没有产生华盛顿的土壤，而抱怨为什么不产生一个华盛顿；这种撒娇般的哀怨实在很具有喜剧效果，不过让我笑不出的是这么做的人正是近代的国人们。
第一章 锐意进取得中兴
一、同治中兴：从大力提携汉人大臣开始
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地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浑蛋多”，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无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满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丈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10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的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被提拔，可因为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让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200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文化。在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者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生动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地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15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候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也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也许慈禧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作用，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二、为自强慈禧打击顽固派支持洋务派
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进步运动。它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揭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序幕，它以兴办近代工业为中心，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带耒了一系列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変化。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了。当時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这些人妄自尊大，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新生事物，固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军机大臣、大学士桂良和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湘淮集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介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的‘自强’、‘求富’，决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首先是把“心腹之患”的大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才是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因此，开始实行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首先是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科学技术，以对外国侵略者的退让、妥协，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加强镇压太平军、捻军。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大炮等军火。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的淮军在松江筹迠洋炮局、又先后在苏州办了两亇洋炮局、1865年在上海迠立起中国第一座大型综合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将苏州炮局西迁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制造总局，为“剿捻”制造枪枝、弹药。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中国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专造兵、商各轮船。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制造华北地区“剿捻”用的军事装备。在四大军事企业中江南、福州两局还带有制造机器轮船、发展民用工商业的意图。近代军用工业虽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不可避免地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並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外国侵略者借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之机，加强和加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簾价商品输入激增，尤其是同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品，使外贸由出超変成了入超，加之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占台，使一部分开明官僚士绅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抵御外侮、挽回权利的思潮，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的练军；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扩大原有军用工业外，还着重于民用企业的创建，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就是由军事工业向民用企业转変的标志。
洋务派增加了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1870年开始筹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日本侵台、“海防议起”，清政府向英、德订购舰只建立起南洋、福建、北洋水师，重奌建设北洋水师。使得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起了一定的抵御外侮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官办外，大多为官督商办。主要的有：1873年开业的轮船招商局到1877年收买旗昌船产，后迫使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进而又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它金属矿芷；九十年代初，湖北张之洞办成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采煤、采铁的钢铁联合企业；李鸿章、盛宣怀督办的津沽、津沪、长江、闵、浙、沪、粤等地，乃至通向全国、欧洲的电线架设；八十年代初左宗棠在兰州的机器织呢局和上海的机器织布局；1893年李鸿章、盛宣怀在上海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
在洋务运动初兴时，为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不得不依靠外人。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淸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京设同文馆，又在上海、广州设方言馆。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要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岀国留学便摆上日程：1872年120名幼童留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派遣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始自福州船政局，不仅至美、英、法，还到德国学习陆军、到欧、美学习冶炼钢铁。八十年代更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业性的学堂，如：天津、上海、南京的电报学堂、广州的西学馆、台湾的西学堂、吉林的表正书院，以及商务学堂、医务学堂、矿务学堂、天津、广州、威海的水师学堂、广州的水陆师学堂等等，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使八十年代社会上岀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早期改良仑义倾向的社会思潮，如王韬、郑观应等，把东西方各国的君主专制、君主共和、君民共主，三者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中国，提岀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它们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扼制下，不能正常发展，但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在艰难曲折中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事业的得以开展，除中央政府的奕、文祥等人及地方政府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外，根本上是慈禧太后在起作用，慈禧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当年她春秋正盛（三十多岁），她经历了内忧外患无日不在的咸丰朝的太平天国全国性的大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狩”热河。这些复杂、艰难的局势，对于工於心计、抱负远大的慈禧耒说，是记忆犹新的。她曾相机行事：在咸丰朝参与政事，劝咸丰帝任用曾国藩建湘军，消灭太平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因对国情、世情知之甚少，认为“泱泱大国”怎能败于“幺尔小夷”，强硬主战，“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却不乏其维护统治阶级的“爱国”一面。尤其“辛酉政変”后，喜欢读书的慈禧，学习了“儒学”的精髓，在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后，重用恭亲王奕、充分信任汉人，给曾国藩以真正的军政实权，初步稳定了政局，自然更想干一番事业的。因此，她对新的事物是比较感兴趣的，她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是很自然的。同治朝的“西风东渐、洋务兴起”正是在慈禧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从同治元年（1867年）关于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曾进行一场大辩论就可看岀。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奕上折，请在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学到对制造机器、火器起到关键作用的根本知识。慈禧认为可以，便以同治帝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又联衔再上一折，进一步阐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道理，批驳了‘此举为不急之务’、‘捨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师法西人深为可耻’等反对设馆的谬论，明确提岀“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又上折蔫从三品太仆寺卿徐继畲为总馆同文馆事务大臣，以提高同文馆的地位。
慈禧当天便予以批覄，不仅同意奕的举蔫，还指示徐继畲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可见她对洋务派的支持。正月二十三日还发布懿旨，奖叙奕等洋务派官员，肯定表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然而，正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慈禧明确地、不客气的加以申斥，认为张的奏折毫无价值，不用讨论。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同治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却上折支持张盛藻，反对设天文算学馆，提岀“何必师事夷人”、“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一时京城内外诋毁奕的谣言四起，妄图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奕针对倭仁的攻诘，则予以坚决反击。
由于倭仁是当时的理学大师又是帝师，位高权重，慈禧口传谕旨，叫倭仁看总理衙门和曾国藩等上的折子，想以此改変倭仁立场。不料倭仁的态度甚为固执，三月初八日又上一折，认为办天文算学馆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慈禧与奕则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倭仁讲何必夷人，那么就请他保举，慈禧更命倭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请辞，不准。期间，守旧派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知州杨廷熙等均上奏：认为“同仁馆之设，有十不可解。请求收回成命，以杜乱萌”。集中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顽固派意见。慈禧十分生气，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措辞极其严厉，态度鲜明地痛诋了倭仁等顽固派，坚决站在奕等洋务派一边，为这场斗争激烈的大辩论画上了句号，九月十五日天文算学馆正式开学。在这半年大辩论中慈禧一直十分关注天文算学馆，她借同治名义，先后发岀十道谕旨，观奌鲜明、态度坚决，甚至故意捉弄倭仁，直到这亇老夫子完全告侥。慈禧是当时大清帝国乾纲独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她的支持，一切关系到国家的重大举措是绝不可能实施的。因此，洋务运动的兴起，根本上是慈禧在起作用。
然而，由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达到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目的，他们决不敢、也不可能把专制制度改为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即使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决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侵蚀和阻挠，最终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的。《馬关条约》的簽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三、收复新疆同治中兴的标志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继续为您揭秘慈禧真相。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我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
四、政治强人慈禧与她的同治中兴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第二章 颟顸守旧饰太平
一、失败的母亲，不争气的皇上
在国内乱事渐渐平息之后，清王朝再次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同光中兴”。这里说的“同”，指的便是同治小皇帝载淳，不过，这中兴大业可没他什么事。
载淳是咸丰唯一的儿子，在咸丰死的时候，载淳只有6岁，离他亲政至少还有近10年的时间。由此，如何教育培养这个小皇帝并让他以后能够顺利地亲政，便成为清廷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大清女主和载淳的亲生母亲，慈禧对小皇帝的成长教育也是十分关心与重视的。为了更好地实施小皇帝的培养计划，慈禧特别委派惠亲王绵愉来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宜。惠亲王绵愉是嘉庆皇帝的第五子，是皇族中辈分最高的亲王（比载淳足足高出三辈），其为人品行端正，是当时负责小皇帝学习与生活的最佳人选。另外，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和奕询也被安排为同治的伴读，以起到督促的作用。
和以往的朝代相比，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很小便要进上书房读书，等到成年后，必须要精通四书五经、狩猎骑射，即使在诗文书画方面，也要有相当的造诣。譬如康熙，他从5岁开始读书，13岁就能下笔成文，而他培养的皇子如雍正等人更是出类拔萃，以至于爆发康熙晚年激烈的储位之争。
从教育内容来看，清朝皇子们注重全面发展、文武兼备，比如语言，他们既要学习汉语，也要学习满语（有时候甚至要学蒙古语）；在学习之余，他们还要学习骑马、射箭，后来引进西洋火器后，还须学习放枪。而且，皇子们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有寒暑假，他们除了年假、寿诞、中秋、端午等极少数几个节日可以休息外，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要进上书房学习。因此，清朝皇帝基本不出昏君，这也是对前朝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对于载淳，慈禧从一开始也报以极高的期望。在她的心目中，载淳就是年幼的康熙，而她则是孝庄太后，假如能培养出像康熙一样英明睿智的帝王，那将是她无上的荣光。于是，在载淳即位不久后，慈禧便精心挑选，最终为载淳延请了四位名师，这就是祁寯藻、李鸿藻、翁心存和倭仁四位鸿儒。
祁寯藻是嘉庆朝的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他之前已经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这次再负教诲载淳之责，可谓是三朝帝师、德高望重；李鸿藻，出生于一个知名的官宦世家，祖上有多人在朝为官，他本人也是才华出众，在咸丰在世的时候便被选为载淳的老师；翁心存，道光朝的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在他去世后，其子翁同龢继续为帝师）；倭仁前面介绍过，他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这四位帝师的学问都十分渊博，而且各有所长，称之为名师，并不为过。
和以前的皇子相比，同治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因为同治当时已经是皇帝，所以他除了读书之外，还须跟着两宫太后早朝并接见大臣，虽然他不需要说话，但得像一个泥塑木雕一样地坐在那里，也不是一件好差使。在8岁之前，同治只需读半天书，到了8岁之后，就要全天读书，而且学习内容非常之多，小皇帝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实在是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同治从小就不爱读书，虽然有几个好老师，但都拿他没办法。譬如，老师要他背书，他往往背不了几行就把书扔了；要他写字，没写几个把笔也给丢了。事实上，同治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天生不爱学习，不是个读书的料。
在翁同龢的记载中，小皇帝读书的时候经常是注意力不集中，听讲的时候打蔫，回答问题的时候则故意嬉闹，就是不肯勤奋读书。有一次，同治又在课堂上和师傅闹别扭，师傅看这小皇帝不争气，又不敢打骂，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同治正好读到《论语·为政》中的“君子不器”这一句，于是小皇帝用手遮住“器”字下面的两个“口”，然后向师傅招手问：“师傅，你看这句何解？”师傅过来一看，“君子不器”变成了“君子不哭”，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倭仁做同治师傅的时候，对这个顽劣的学生也很是头疼。同治读书经常偷懒，倭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拿出撒手锏，说要上奏慈禧太后加以训责。碰到这时候，同治往往拉着倭仁的衣袖，大哭说：“师傅饶过我这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倭仁见小皇帝有后悔之诚意，便又心软放他一马，可到了下次，小皇帝仍旧是屡错屡犯，倭仁其实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
有一次，倭仁见太监鬼鬼祟祟地扛了一个箱子进宫来，便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太监见是帝师，只得如实回答说是同治要的梨园戏具。倭仁素来看不惯梨园优伶，便责骂道：“皇上尚未成年，你们这些奴才胆大包天，竟敢以此淫物相引诱！”
说完，倭仁便上疏切谏，两宫太后听说后也很难堪，只得命同治立刻将那些戏具销毁。话说回来，同治迷恋戏曲的主要原因是其经常陪伴慈禧太后听戏，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娱乐，十来岁的小孩子迷上这个娱乐，这和现在的未成年人追星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倭仁作为帝师，负有教导之责，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也得让他几分，同治少年时除了怕慈禧太后外，最怕的也就是师傅倭仁了。
从天性来说，同治更像一个顽童，最爱嬉戏玩闹，宫里的游戏如蹴鞠弄舟、演剧等，他都无所不能。同治后来还发明了一个新玩法，名曰掼交，初学的时候让小太监横卧在一板凳上，慢慢按下去，形如环状，有点类似于空翻。练得差不多了，就不用板凳垫底，而可以直接弯下去，还可以连翻几下。同治对此乐此不疲，经常带着小太监们来玩这个，有的人腰不够灵活，同治就上前强按，被他弄伤的也不在少数。但这种把戏，玩久了也没劲，同治后来也觉得厌倦。
在负责小皇帝培养事务的惠亲王去世后，少年同治也换了个新的伴读，那就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澄。载澄和同治的年龄相仿，人也聪敏机灵，所以慈禧选了他来做同治的伴读。但慈禧不知道的是，载澄这个人在外面走马斗鸡，行为放荡，他去给同治做伴读，那两人岂不是臭味相投，玩乐起来就更没边了。
说起玩乐，载澄比同治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行动自由，可以经常到街上游逛，见识的东西也比皇帝要多。有一次，载澄对同治说：“掼交劳神费力，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大的北京城，好玩的地方多得很，何不去看看？人家一般的富贵之家，有点钱即可随便吃喝玩乐，自由自在，你身为至尊，待在宫中，有如牢囚，还不是白来这世界一趟？”
鱼对鱼，虾对虾，乌龟对王八，这话算说到同治心里去了。同治和载澄当时毕竟只有十几岁，这个年纪的少年，胆子大又叛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两人后来便偷偷地策划出游，载澄说，我们穿着黑衣出去，到时候不会有人认出我们的。于是两人便换装出宫，开始是到街上闲逛，后来胆子大了，进酒馆，入妓院，到处游玩，乐不思蜀。
要说起来，同治也有同治的苦处。他从小就必须同时扮演皇帝、学生还有儿子这三重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要尽责尽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时间久了，谁也受不了。而且，同治从六七岁开始，学习和工作（上朝）的任务都非常重，内有母亲慈禧的殷切期望，外有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上有朝廷祖业的重负，下有臣民百姓的热盼，其压力可想而知。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同治就快到16岁亲政的年龄了，可这个少年皇帝的学业却实在不敢恭维，尽管有几位名师的教导，但同治学了近十年竟然读个奏折都磕磕巴巴，连句读在哪里都不知道，写起折子来更是白话连篇，让人笑掉大牙。
眼看同治一点都不成器，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觉得颜面无光，心急如焚。她无法想象，就同治这个样子，不要说和康熙比，就是当个普通的皇上恐怕也够呛！如此下去，这还了得？为此，她把气都撒在师傅们身上，不断责备他们督责不严，一味搪塞，没有严格要求小皇帝。说得急了，慈禧甚至说出这样的气话：“让你们这么放松教育，倒不如我自己来亲自教！”可惜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她哪里教得来？
有人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载淳同学如此不成器？这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同治的天性喜好玩乐，加上他的皇帝身份，师傅们无法对他进行过度的约束；二是同治所处的环境，当时整个宫中只有同治一个小男孩，他不但得到慈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宠爱，在父亲权威缺位且没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同治无拘无束、恣意妄为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就在情理当中了；三是慈禧自己也是教子无方，她本人性格急躁，在教子方面缺乏长期规划和原则，没事的时候什么都迁就着小皇帝，并不严加管教，还经常带着同治看戏听戏；等到急的时候，又恨不得让同治一口吃成大胖子，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会很失败。
二、王震将军评左宗棠：屠夫还是功臣？
王震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薨。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先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并与陶结为亲家。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
初当幕僚时，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他说的。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和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克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克杭州，并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后致力于剿灭东南太平军残部。
1866年在福州马尾办船厂，也就是后来的福建船政局，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海军人才。同年，改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兰州制造局。后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此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然而该厂从未盈利。
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
1873年12月14日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
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5月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讨伐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省开发等预作规划。
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
1881年2月入京任军机大臣，10月改任两江总督。
1884年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次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
三次会试名旁落
左宗棠四岁开始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他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
这些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
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
三试不中，左宗棠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但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似乎并不甘心就此隐世。23岁新婚时，左宗棠写下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0年，左宗棠拜访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氏“以国士见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俩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1837年春，左宗棠的同乡——两江总督、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看到县公馆的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印心石牵涉到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后“激赏之”，经知县引见与左宗棠见面。
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宗棠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澍欣然应允。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后曾绕道拜见陶澍。临别时，陶提出要将年仅五岁的独生子陶桄许给左宗棠为婿。左宗棠开始任陶桄的教师。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在这里，左宗棠开始接触军国大事。
1838年，陶澍逝世。左宗棠继续教导陶桄。
陶澍女婿胡林翼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家读书的左宗棠。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见面后，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
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望着年逾花甲的林则徐，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
后来，在征战新疆时左宗棠没有忘记带上林则徐赠送的地图。
临别，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左宗棠以对联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林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咸丰开始关注这个人才。
总兵告状，几乎被杀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力邀，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
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
张亮基因战功升任湖广总督，不久又调至山东，左宗棠均相随。
后来，张亮基遭满人胜保弹劾而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1854年3月，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
其时，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民连连举事，此起彼伏。
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械、船只等。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
不久，湖南“内清四境”——石达开被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清军调拨粮饷、军械、船只。
1856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有功，被封为兵部郎中。
1859年，左宗棠恃才傲物得罪了永州镇总兵樊燮。樊燮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
咸丰下令湖广总督官文处理，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朝廷很多官员都为左宗棠说情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写了一道奏疏，提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咸丰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
边平乱边开洋务
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奉诏以四品京堂衔候补，随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组建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64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随即，左宗棠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将二人歼灭于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
1866年，左宗棠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
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围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
陕甘任间，左宗棠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即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即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抬棺出征战沙俄
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
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
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还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他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
光绪元年（1875）同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左宗棠受任后，立即准备进军新疆。
光绪二年（1876）二月，左宗棠移驻肃州，就近指挥新疆战事，各路大军陆续西行出关。
六月二十一，西征军夜袭黄田，开始收复新疆战役，继而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九月，西征军收复玛纳斯，北疆平定。次年三月，西征军挥师南下，先后攻克达坂、吐鲁番等城。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1878年1月4日），西征军肃清和田之敌，取得完全胜利。左宗棠以公由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随即致力于收复伊犁。
时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事，及《里瓦几亚条约》成，失地丧权，举国震怒。
左宗棠愤然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审时度势，他认为只靠外交必不能收回伊犁，应“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无不济”。
于是，在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时，左宗棠在新疆备战。
光绪六年（1880年）春，左宗棠定出三路进兵伊犁之策。
同年四月十八，左宗棠携棺木出关西征，以示与沙俄决一死战。
甫抵哈密，左宗棠忽获廷旨，谕其立即回京，“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保荐刘锦棠继任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正月，曾纪泽谈判后，签署《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左宗棠在新疆注意兴修水利、筑路、屯田、植树等等，建议以新疆建省，意义深远。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
他写了幅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壮志未酬身先死
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4年6月，左宗棠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这个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下诏谕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
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中新网11月27日电/冯伟林）
评价：
正面：认为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曾国藩曾评价其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氏是湘军骨干，汉之民族英雄，亦为清廷认为是国家栋梁，谥号“文襄”，取其襄赞国家之举。
负面：曾经在镇压回汉互相屠杀的同治陕甘回变时，带领湘军对回民进行报复性屠杀，回民颇苦之。故左宗棠在回族人中评价极差，称之“左屠夫”——捻军与董志塬的陕西回民军重返关中，引发甘肃回民的起义。1866年9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西总督，进入陕甘镇压回民。左宗棠心狠手辣，有“左屠夫，左剃头”之称，认为“回民好乱”，“性与人殊”，必须“痛于剿洗”，于是利用卖国商人胡光镛向洋人借来高息贷款和大量的洋枪洋炮，率12万之众赴西北围剿，进行种族屠杀。陕西回民“十不存一”，绝大多数都死与战乱，除了西安城内被禁锢起来的上千回民外，有些回民躲进了秦岭深山和边远地区，有些回民被迫反教，艰难存活下来的上万人后来被清廷“安插”在了西北贫瘠荒蛮之地。对于这场空前的大屠杀，以至于连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以陕西人数计之……其死于兵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民千数百年来末有之浩劫。”直到1878年初，所剩的两千陕甘回民被迫进入俄境，成为今天中亚的东干族。陕西回民起义历时16年之久，这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使西北近百万回民死在了屠刀之下，使陕西全境几乎没有回族人生存。
王震对左宗棠的看法
左景伊先生在1983年写的一篇文章：《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
左景伊系左宗棠曾孙，1983年8月王震将其邀至自己家中，从晚9点到近12点，详细谈了对左宗棠的评价。谈话中，王震与左景伊共阅解放前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临别时，王震还将自己珍藏的盖有本人印章，签名和红笔批语的《左宗棠年谱》送给左景伊作纪念。可见王震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做出的。现将王震对左宗棠的评价摘录如下：“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
三、道光为何不选更有才华的恭亲王奕继承皇位
就在这哀戚之中，道光迎来了他在位三十年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69岁了，在人均寿命35岁的清朝，这应该是高寿了。
皇太后灵柩的终点是易县的清西陵。正月初五，道光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一再请求，决定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西陵的计划。此时的他卧在灯草褥子上，病得已经爬不起来了，只能有气无力地哀泣着。
正月十一，道光在上年江苏江宁（今南京市）等地遭受水灾情况的奏折后批示：暂停征收灾区赋税。这是他三十年治国，处理的最后一件政事。
道光帝本来就有小恙，至此已经演变成肺病，由于年事已高，抵抗力下降，迅速恶化，终于不治。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公历是1850年2月25日，道光王朝的大幕很落寞地落下了。
这天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他直接死于这场丧事。臣子们嚎哭着脱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为他换上皇帝的寿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个小时，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选。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不能说话，但由于回光返照，神志还算清醒，而且按照清朝的秘密立储方法，他早在五年前完成，此时需要的仅是揭晓谜底而已。
早晨六点钟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中却是灯火辉煌，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所有皇子当着生命垂危的道光帝的面，准备公启鐍匣，领受立储谕旨。
太监捧来了鐍匣，这是一个长宽厚为32×16.7×8.7厘米的楠木匣子，无锁，上贴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奉旨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开封条，打开鐍匣，发现里面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其中一道密旨汉字旁注有满文。于是，他拿起这道密旨高声宣读：“皇六子奕訢”，现场鸦雀无声，文庆接着念道：“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随即宣布了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詝磕头大哭，群臣也纷纷下跪表态拥护新君。生离死别之时，所有的恩怨都将烟消云散，所有的感情化作泪珠，尽情地挥洒着。慎德堂屋檐上的乌鸦被惊得拍翅而起，低回盘旋在庭院之中。
道光帝将封奕訢为亲王写入立储谕旨，可见他在选择储位上的为难，这令奕詝尴尬，令奕訢伤感，也给后世史家以无穷的猜想。道光帝之所以这样写，既是对奕訢歉疚之情的表示，更是对爱子的一种保护。
道光帝考虑立储之事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考虑，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他下定主意，密定储位。他共有九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说起来，道光帝选择的余地很大，但若加深究，其结果并非如此。
在道光帝考虑继承人选的时候，长子、次子、三子早已不在人世；第五子又过继给了兄弟；而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尚在襁褓之中，品格、能力、体质诸多方面均无从考察。可供选择者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两人。
如果让道光帝在这二子中择一而立，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二人均为庶出（奕詝出生时其母尚不是皇后），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各有所长。奕訢的长处是天资聪颖，在兄弟中首屈一指，“就傅日授千言，少读即成诵”，同时他又常习武功，操练刀法，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为此道光帝特赐白虹刀，可见对他器重有加。
总之，奕訢是道光帝的宠儿，与奕詝比较起来，他更受父亲偏爱。可道光帝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奕訢作为继承人呢？
对此，史学界一般常提这段史料：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这段史料的意思是道光帝带着诸皇子打猎，奕訢收获最大，奕詝干脆没开弓。面对父皇的询问，奕詝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心杀生，否则会改变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道光帝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所应说的话，因为帝王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无人监督，具有一颗仁慈的心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道光就决定选他做太子。人们认为此计出自奕詝的师傅杜受田。
我感觉这段史料可信度很小，原因主要有下列三条：
1、满族尚武，以射猎多者为能，而且南苑行猎是奉旨行事。奕詝打不着猎物已属无能，不知惭愧，反而指责猎杀是“伤生以干天和”，是不是有指责父皇道光帝之嫌。况且，“伤生以干天和”这话很重，一位皇子岂敢随便说出。
2、清朝在皇子教育时，并非一位老师只教一个皇子，一般是一位老师教所有皇子，无论谁作皇帝，都是自己的学生，做老师的完全没有必要偏袒其中一位皇子，从而承担风险。
3、此事官书不载，档案不记，当事者不言，最早起自野史传闻与附会之言，由此也可判断，可信度极低。
我认为道光帝之所以选择奕詝，原因应该有三：
1、与奕訢相比，奕詝没有大的弱点，而且更加老成持重；
2、在道光帝连丧三子之后，奕詝就是长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长子的地位是很高的；
3、奕詝是孝全皇后所生，这位皇后备受道光帝宠爱，又因婆媳关系死得不明不白。孝全皇后死时，奕詝仅仅10岁，立奕詝为皇太子，或许道光有愧对皇后的考虑。
道光帝去世的次日，奕詝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传统史家对咸丰帝的评价在其父祖之上，认为其资质在清代诸帝里可居中流偏上，缺憾是体质薄弱而又纵情声色，因此英年早逝，逝世时年仅31岁。
而奕訢却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历1898年），终年67岁，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位辞世的皇子。此时距道光帝逝世达48年，距咸丰帝逝世达37年。他在咸丰一朝备受冷遇，直到咸丰去世，他利用慈禧与肃顺的矛盾，与慈禧联手发动北京政变，终于以议政王的身份掌握国家政权，一度成为清王朝的“政府首脑”。
其间奕訢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使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假如道光帝选定奕訢为皇太子，那么他将有可能在位五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这样一来，历史上就没有北京政变、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及由此而给历史带来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必将改写！
一次“偶然”的抉择而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必然”，于此可见深矣！
几天后，咸丰帝颁布《道光遗诏》，这是以道光的名义，对道光30年治国的自我总结，对一生勤政爱民、崇尚节俭、平定西陲等功绩做了渲染，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作了辩解。
咸丰帝确定道光帝庙号“宣宗”，谥号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
道光帝葬于清西陵，陵名为慕陵。
慕陵的选址和建造，颇多波澜，与道光帝严守祖制、崇尚节俭的初衷大相径庭。
按照中国古代帝王营建陵寝的惯例，道光帝在即位以后就着手陵寝的选址工作。清代皇帝陵寝在关内有两处，即清西陵和清东陵。按乾隆帝制定的“父子分葬，选分东西”的祖制，道光帝应该随祖父乾隆帝埋葬在清东陵。
第三章 情有可原败甲午
一、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想象
最近偶尔读到一段史料：1881年4月30日，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威远”兵轮在小阳山洋面（东经121°57‘北纬30°40’）发生触礁，损伤两处龙骨。我心中不由打了个激灵，这个“小阳山”，是否就是如今正在建设的小洋山呢？我尝试用“谷歌地球”搜索经纬度，果然，鼠标的箭头停留在东海大桥的西面，距离欣欣向荣的深水港码头，不过数浬之遥。“威远”是1877年下水的铁胁木壳军舰。排水量1268吨，航速11节。出事之时，正奉调从福建驶往北洋途中。福建船政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建的大型造船企业，“威远”是其建造的第20条舰船。然而当时，无论近代企业，还是近代军队，都缺乏严格管理，官兵军事素质和纪律饱受各方诟病。事故发生后，右庶子陈宝琛上奏弹劾。
事隔一年后，1882年5月11日，船政大臣黎兆棠奏报调查结果：上年“威远”在小阳山洋面“向东北偏北一字而行，突闻触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搜看，并无渗漏松缝。细查海图，亦无暗礁沙线，未知水底何物，当时行驶如常。抵沪由机器制造局勘验，计伤损龙骨两处，估需拆修护板，木工及木料等共银一千五百余两。”又称“泰安”轮船三十四名水手寄禀到船政衙门，揭发管驾周凤震虚捏人数。经派员查明，该船按月支领口粮银两并无丝毫克扣，船员对联名呈控毫不知情。还称育才根本，全在学堂。从前练童得力，训练帆船延洋教习试之洪波巨浪之中。现帆船朽废，练童只能分派兵船实习，惟有赶紧筹款，仍购帆船驶洋教练，方可长其胆艺，以储干济之才。
黎兆棠的奏折，是个典型的官式报告，基本上否认问题，抹平矛盾。比如“威远”，既无碰坏，亦无漏水，为何要花一千五百两银子去维修呢？对于纪律涣散，黎兆棠也不认账，但实际上，这个恶习，后来从福建蔓延到北洋，其本质，就是不认真训练，高级军官带头腐败，军事技能差，部队没有战斗力。到甲午战败，总结失利原因，这几条再次被屡屡提及。
难得的是，慈禧太后在这个奏折上，硃笔批示，表明自己的态度：
据奏“威远”、“泰安”二船，一系无心误碰，一系被人诬告，均著毋庸置议。惟船政局积弊甚多，务当尽力厘剔。帆船一项，著赶紧购买，以资练习。船政局之设，于今二十年矣，一切事宜总当熟悉。乃造船仍延洋匠，管驾则仍用洋人，欲望其制敌，难矣。至于船中诸弊，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咎由攸归，凛之！
太后意思是说，“威远”、“泰安”问题，你们说船长没有责任，我可以不处理；陈宝琛批评训练废弛，你们乘机跟我要经费买练习舰，我也同意。但我提醒你们，船政局已经办了二十年，各项事宜总该掌握了。如果一切仍靠洋人，还能克敌制胜吗？管理中的积弊，你们赶紧给我纠正，如果不能破除情面，再出什么事儿，朝廷就要追究责任了！
按照清朝处理公文的流程，皇帝、皇太后看了大臣所上奏折，或通过军机处拟旨，或亲笔批示。亲笔硃批的，一般也仅是“知道了”，写大段文字的相对较少。所以这件慈禧太后对小阳山附近海事事故的批语，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平常民间很少看到慈禧太后的手迹，偶尔颁发的一些赏赐性题字，多数也由别人代笔。从照片看到，慈禧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甚至文意还不通顺（“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云云，“非”字似为衍字），但可看出她对船政局的事，既高度关切，又过于宽容，责任人未受追究，都轻松过关。
在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的各种奏折中，我还看到过慈禧太后另外两次亲笔懿旨。一道是同年10月3日，李鸿章议复张佩纶折。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认为，日本并吞琉球，又在朝鲜发动壬午事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船，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李鸿章表示，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应先练水师，再图东征。对此，慈禧亲撰懿旨曰：
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另一次是在1885年夏天，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仿造法国军舰式样，建造新式钢甲舰，李鸿章认为裴氏所荐军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请朝廷“勿任轻掷帑金”，而慈禧却支持福建船政探索仿制新式军舰，硃笔写下懿旨：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建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著准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催，毋得草率偷减，乃得有名无实。
从这些批件看出，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今人的想象。仅仅追究她后来挪用海军经费去建颐和园，给海军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够全面。中国近代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巨大变革，培养民族精神，提升组织效能，克服内生性腐败，都是必须完成的基本环节，如果做不到，光凭装备，也无法取得胜利。从这点上检讨，后人更应当追究慈禧太后对1881年“威远”触礁事件和“泰安”腐败案的姑息。
二、甲午海战中国败北主因：并非慈禧挪用军费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战争中如果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消灭日本舰队，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全部灭掉，根本不必要再买什么新舰艇。流行的观点是清朝如何腐败，如何不给钱买好弹药，把罪名都加在慈僖头上，现在把这些谎言都揭穿吧。
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唯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三、主战未必“谋国”主和未必“卖国”
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评说。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2）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4）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5）就是说，将弭止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6）但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一厢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7）这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8）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取主动。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9）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10）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11）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12）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庆亲王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13）又于当天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4）翌日在上书房，翁同龢奏昨日事，光绪谓“添兵仍准讲解”。但有一个条件，“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就是说，虽然决定增派兵力，仍不放弃外交的努力，以争取不战而和的机会，前提是日本同意撤兵。随后，光绪又私下告诉翁：“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15）可知光绪主战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的。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似乎取得了共识。津海关道盛宣怀电复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尚合拍。”（16）即指此也。
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倭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另方面，又讲了四层意思：（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三）“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17）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有悔祸之心”也。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18），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19）“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20）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21）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就是赂日。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22）可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和战两种主张的争论。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
还应该看到，帝后党争是发生于战争爆发以后。从此时起，和战之争开始成为帝后党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迄于年底，这场斗争终以帝党的屈服而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此，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而且随着清政府推行乞和方针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它的高潮。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不能说主战的就是帝党，主和的就是后党，和战之争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形式，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完全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与帝后党争
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生和发展，其整个过程都与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大有关系。
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成欢之战后，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败退北撤，自请严处，慈禧则传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光绪也按慈禧的意思，以叶志超“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其“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及叶到达平壤后，慈禧又赏给叶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还因叶部“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特发去平安丹40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23）但随着前敌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慈禧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28日到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
这次较量是围绕着枢臣与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问题而展开的。
先是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两天后的27日军机处接到消息。是日，翁同龢记道：“樵野（张荫桓）信，言我兵船在牙山口外被击败退。”（24）这虽是一个坏消息，但也有令枢府衮衮诸公感到兴奋之处。因为日本击沉的高升号船是英国船，英国必不肯善罢甘休。李鸿章即电总理衙门称：“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25）此其一。与此同时，又据传牙山陆上开战，“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26），我获大胜。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讹传，但当时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此其二。何况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訥（Nicho Las R.O′Conor）亲言，英国政府“将合五国（英、德、法、美、俄）勒令（日本）撤兵”，并称“失此机会可惜”。连翁同龢也认为欧使“其言确凿可凭”（27），其他枢府诸臣自然不能不信。此其三。基于上述情况，在军机处内部，无论原先是主和还是主战，皆信心大增，会奏称：“现据李鸿章电报，倭兵已在牙山击我兵船，并击沉英船一只，狂悖已极，万难姑容。且衅自彼开，各国共晓，从此决战，尤属理直气壮。”（28）就是说，决定要对日宣战了。但是，慈禧老谋深算，虽此时不动声色，却紧抓住最高权力惟恐失去掌控。
自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并罢黜，而易以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等，皆慈禧的阿附者。首席军机大臣世铎身居高位，尸位素餐，“性耽安逸，每日入直最晚，散直最早”，遇事“一味模棱，毫无措置”，“从不自出一谋，但观望徘徊”（29），而“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故宫内左右争誉其贤。世铎名为首辅，然懦弱无能，孙毓汶善权术，“遂专魁柄。夙值南斋，多识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30）1886年，光绪将届亲政之年，慈禧宣布要归政皇帝，孙毓汶揣测其意，并非出自本心，遂游说诸王公大臣，亲拟折稿，请求慈禧“训政”。翁同龢记其事曰：“懿旨归政，孙莱山（毓汶）来，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折请训政稿见示……遂定议连衔上，亦以示醇邸（奕譞），邸意亦谓然。”（31）折既上，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发下懿旨称：“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32）这样，名虽“归政”，实则大权仍操在慈禧手中。孙毓汶以此大获慈禧赞赏，宠幸日固，加以“素与（李）鸿章相结纳”（33），遂成为帝党的中坚。但从光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后，清一色后党的局面被打破。光绪特别倚重翁氏，有一次因他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必俟其到会再议。（34）而慈禧成竹在胸，也于7月28日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35），以抗衡之。徐氏从此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常“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36），成为孙氏的重要帮手。徐氏之入值军机，可视为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之肇始。
从此，在枢府内部，帝后两党争执不断。当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但后党位居枢臣者却不积极筹划御敌，反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8月11日，日舰扰袭威海卫港的消息传来，孙毓汶等人却若无其事。翁同龢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威海告警，而同僚无忧色。”（37）又于当晚致书其书门生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感叹曰：“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38）13日，便有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奏军机诸臣，谓：“方今军机大臣，或庸懦无能，泄沓成习；或日寻盘乐，流连忘反……疆臣之贻误如彼，枢臣之尸素如此。敌氛日近而备御未闻，战垒日多而袖手仍昔。未审将来何以待之？”（39）其语气与翁氏何其相似！16日，礼部右侍郎志锐更指名参奏孙毓汶兼及徐用仪：“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派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命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独孙毓汶泱泱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帝为少年喜事者。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愤然当笔，阴开阳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窃弄威福，劫持上下……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滑，事事仰承其意……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诪张舞弊。时事若此，安望转机？”折中最后提出：“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40）此折犹如平地雷声，给后党以极大的震撼。当天，孙、徐便消极对抗，办奏折不肯动笔。于是，军机处将志锐折呈于慈禧，请其裁夺。慈禧又召见庆亲王奕匡力面商办法，决定交由光绪亲裁。帝党本想罢孙，结果反给光绪出了一道难题。试想：孙为慈禧所宠信，徐又是慈禧新任命的军机，光绪怎敢将其罢黜？只得以志锐原折示孙、徐二人，并“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41）帝党罢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42）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廷允准。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惟当此军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如有才略优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于时局较有裨益。”（43）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湘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44）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法。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鸿章相辅而行。”（45）即微露此意。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迅赴戎机……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并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46）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47）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48）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李鸿章的军权。（49）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实，予以驳斥。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计”（50）；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所奏无庸置议。”（51）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又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 Tvanvich 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Aruthur P.Cassini）的话说：“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53）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54）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9月17日，军机处阅昨日电报，知平壤清军溃败，战争形势趋于严峻。当天，慈禧单独召见世铎，所谈密而未宣。20日，又命世铎、奕匡力两人进宫密商。此后连日如此。深宫之事讳莫如深，难知底蕴，但从翁同龢当日所记“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55）之语看来，所商之事必与时局有关。果然，27日，军机大臣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慈禧与光绪同坐，听完枢臣奏报战况后，提出派翁同龢往天津问李鸿章一事，因“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何事如此机密？不是别的，而是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同保朝鲜”。翁辞不受命，对曰：“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又改变话题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既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不能不应。翁既答应赴津，慈禧又提起求俄相助事，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答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翁违心地衔命赴津。30日，翁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谓巴福绿曾传俄国公使咯西尼的话：“俄廷深恶俄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不无担忧地问：“俄连而英起，奈何？”李斩钉截铁地答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56）10月4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翁同龢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力言：“喀（西尼）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57）翁的态度使慈禧大为不悦，但他求和之意已决，决定甩开帝党来推行和议了。5日，她便专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内连召四次。重新起用奕訢这一招很厉害，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来推行其求和方针了。果然，奕訢在被召见的第二天，即10月6日上午，便同奕匡力秘密约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因此时英使欧格訥不在北京也。据赫德致伦敦办事处的电报称：“此事请保密以避免无谓的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阻挠……恭亲王和庆亲王会谈很圆满。日本为野心所促使，或将要索过多。中国既系被迫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在这次会见中，奕訢微露中国准备与日本讲和，也可付适当的赔款，但过后觉得仅此条件未必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于当天下午派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访赫德。赫德记其事道：“中国政府现在已知道局势的严重……孙毓汶和徐用仪同我自下午4点谈到6点钟。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办那样……孙、徐两位说，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问我应当怎么样办。”他从英国的利益考虑，指出“这是求和的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58）
10月9日，赫德接到伦敦来电：“英国政府已向德、法、美、俄提出，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的基础上，由各国联合调停，并另加赔给战费。”（59）并告诉已训令欧格訥只与赫德单独接触。13日，欧格訥由烟台回到北京，即日到总理衙门，“促邸（奕訢）会商，以两事要挟：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给）兵费。限明日三（点）钟回复。”14日，军机处议事，奕訢将欧格訥所言告知，孙毓汶和徐用仪意气甚盛，认为别无选择，谓：“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对此，翁同龢和李鸿藻则加以反对，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汹汹，坚持不可。双方争执良久，亦无结果。是日午初，慈禧召见枢臣，对英使二条表态，谓第一条“固俯允”，第二条亦“可商”。翁、李力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慈禧曰：“若多仍不允。”孙、徐仍言：“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赔款事终于由慈禧拍板定案。翁氏当日在日记中写道：“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60）
在此阶段中，慈禧公开走出来推行求和的方针，帝党虽加以反对，甚至进行抵制，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扭转局面，在和战之争中后党稳居上风。于是，此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方面，后方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
第三阶段，从10月27日到12月28日，是帝后党争走向激化的阶段。
日本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清廷大为震惊。10月27日天未明，忽有奏事官传慈禧召见枢臣。是日，慈禧“焦劳，色甚不怿，论军事语颇多”。（61）然君臣皆计无所出。面对如此危急局面，帝后两党都在急谋对策。
此时，帝党仍然坚持反对议和，先有编修戴鸿慈等6人连衔及冯煦单衔上奏，指斥和议，后又有文廷式奏参枢臣和疆臣，其奏曰：“寇侵大邦，事机危返……即当盈廷一心，力筹攻战，而枢府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不知倭人所攻必取，所谋必得，何恤于我而肯从和议哉？徒为所欺，以延误岁月而已……应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62）与此同时，帝党还准备采纳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von Hanneken）的两项建议：一是加强海军，“速购智力快船七只，并人械同来”；一是改革军制，“另募新兵十万人，以洋法操练”。（63）但是，由于后党掌控着局面，中止乞和方针既不可能，汉纳根的强军方案也被搁置下来。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戌、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64）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訢为督办，奕匡力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利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65）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66），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
当时，帝党是坚决反对议和的。有一次，慈禧召见军机大臣，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请各国调处。翁同龢加以反对曰：“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又一次，奕訢奏陈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先派员赴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慈禧遍询枢臣意见，翁亦不表赞同，云：“释疑忌则可，其他未敢知，且偏重尤不可。”（67）光绪对议和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清楚，翁同龢赞其“剖决精明，事理切当”（68），为之庆幸不已。但光绪终究无法改变慈禧的决定，他处事也不够成熟老练，竟忍不住对奏言各国欲为中日调停的奕匡力大发脾气。（69）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称奉其国电为中日调处，递一文书给总理衙门，大意谓：“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自主，并赔偿兵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呈此稿时，光绪曰：“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70）这时，他心情烦躁，忘了自己的处境，贸然降谕整顿军机处，以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为由，将两人逐出军机。（71）这是一步后果严重的错棋！因为这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机处的格局，也无法制止乞和的活动。特别是额、张都为慈禧所信任，两个人的特点都是惟上命是从，办事“谨慎小心，允（克）称厥职”（72），张还在慈禧六旬万寿时奉旨总办庆典，光绪将两人罢黜惹得慈禧十分恼怒，使她完全失去了耐性，从而导致了帝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为了迫使帝党就范，慈禧终于亲自出面向光绪施压了。11月2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枢府诸臣，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处分光绪的爱妃，光绪不敢违抗，当天降旨遵行。过了两天，即28日，慈禧气犹未消，继续当着群臣的面谈及瑾、珍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并宣谕将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处死。在盛怒之下，还提及文廷式弹劾孙毓汶一折，斥为“语涉狂诞”，声称“事定当将比辈整顿”。（73）到29日，她又谕将派赴热河招募团练的二妃之兄志锐撤回，后又将其贬出北京。数日之内，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贬志锐，其矛头都是对着光绪的。帝党成员叶昌炽记道：“闻宫廷种种龃龉，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可怕，可怕！”（74）即谓此也。
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不降心相从，但众多帝党官员反对和议，还在继续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维峻于12月25日所上《力阻和议疏》，将矛头直指慈禧及其心腹太监李莲英，称：“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75）28日，光绪览奏，大为震惊，深恐不为慈禧见凉，借此以兴大狱，逐降旨将安维峻遣戌军台。
在此阶段，光绪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不得不暂时妥协。连一直反对议和的翁同龢却也变了语气，婉转地表示不反对议和，对慈禧说：“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76）由此可见，光绪名为亲政，并无实权，且性格软弱，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这就决定了帝党失败的命运。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慈禧排除了乞和道路上的阻力，便可以放开手干下去了。所以，尽管此后仍有和战之争发生，但已与帝后党争无关了。
三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
关于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历来论者多有评说，观点各异。其中，最具影响的观点，是认为甲午和战之争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面对日本的侵略，一派主张抵抗，另一派则主张屈辱求和，故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现在看来，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要对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必须考虑到其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日本蓄谋挑起战端，但还是存在有利于和的机会的，就看能不能及时地抓住。如早在战争爆发的半个月前，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力请“班师”，速“派轮接队内渡，免起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77）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若此建议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地位。从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的狼狈处境看，如果当时清军及时实行战略退却，对于日本的战争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而日军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势所难能了。但李鸿章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有利于和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时人洪弃父批评李鸿章“误国”有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所谓“望和”，即“专望日本之可和”。（78）聂士成建议“班师”之日，正是李鸿章“望和”之时。这样就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日本，使其“先发制我”。聂士成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其后，张謇奏参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79），良有以也。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之后，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主和派成为失败论者，他们还要去一心乞和只能是屈服和投降，是绝对不能肯定的。
同样，对主战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主战派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从主战派的议论看可归纳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速战论。认为日本是小国，人力不足，财力匮乏，与中国无法相比。如谓：“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力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加之人手无多，水陆不相护，战事未及十次，国中人财俱竭。观其搜括军资，税及倡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空虚之状，已显而有征。度之于势，人强乎否乎？理既悖逆，势又孱弱，我中国于此不日本之胜，而谁胜乎？”（80））因此，我只要“认真拣选英锐，奋力一战，誓扫倭奴，以为跋扈不顺者警”，“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81）速战论者反对持久论，认为古今异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持久战适于古而不适于今：“从古大与小敌，利于持久，小与大敌，利于速战。盖大国人民众也，粮食饶也，财用足也，器械备也，凡可以持久者，十备于小国，与之相持不决，以待其弊，故不战而屈人者也……窃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以为大与小敌，小不能分兵扰我，固可持久胜之，小能分兵扰我，则我防不胜防，持久适足以败事也。”（82）职是之故，“中国之利在速。”（83）把国之大小与国之强弱完全等同起来，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做出了速战速胜的错误估计，在战争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
第二种，是奇攻论。奇攻论者也主张速战，但认为可以奇攻奏效。当中日两国宣战之初，即有论者提出“围魏救赵”说，主张“趋兵蓬岛，直抵扶桑，倭奴首尾无援，自必疲于奔命，则高丽之倭兵自退，而我国之疆圉以安”。其法是：“宜用水师十万众，直抵倭邦，游戈于各海口外，以为疑兵。又分五万众，乘风波浪，驶往琉球，伺隙而攻，相机而进。分倭奴之兵为三，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胜算可以独操。”或提出：“萃南北洋铁甲、钢甲、蚊船、鱼雷，各战舰连樯衔尾，鼓轮而东捣其对马岛，覆其水师后援，而驻高（朝鲜）陆兵之归路断，将不战自溃矣。捣其长崎，长崎破而煤源绝矣。捣其神户，神户破，则由大阪铁道直达西京，而其国断而为二矣。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矣。”（84）甚至建议：“练征徽之颖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经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泻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85）这种奇攻论，曾不断有人以不同形式反复地提出来，在主战派官员中甚有市场，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看到他本人对一些封奏、信函、说帖的摘录，其中，多有速战者及奇攻论者的建议，也可见翁氏对此论的浓厚兴趣。
第四章 始作俑者丧国运
一、历史新论：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吗？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中外古今，都不乏因一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双方前途和命运的事例。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因胜利而更快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使这个原来封建落后的太平洋岛国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则使得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洋务运动破产，并使此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难。今天，世界的形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忘却我们民族所受的耻辱与苦难。痛定思痛，我们更应该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说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最后“严辞拒绝”敌人的诱降，（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坚持不屈”服毒自杀，（《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还有一些作者将丁收入“历代名将”、“历代爱国将领”一类辞典。然而、据我们广泛地查核资料，考证史实，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免误导我们的后代，我们认为有必要还丁汝昌以本来面目。（一）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
据史载，丁汝昌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14岁时，父母在荒旱中双双饿病而死。1853年，走投无路的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驻安庆。1861年随程学启叛反，编入湘军，为哨官，授千总。1862年被拨入淮军刘铭传所部，不久升营官，领马队。后在作战中先后担任了马队的参将、副将。1868年，因对捻军作战有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丁汝昌被置于“闲散”之列，便致书抗议。刘铭传拟“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逃到巢县汪郎中村，隐居赋闲，僻居乡间数年。1877年，蒙光绪召见，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不久，又因“回籍措资，伤病复发，呈清咨部展限”，仍回故里。1879年，面谒李鸿章，留北洋水师差遣。1880年，去英国购置超勇、杨威两艘快船。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1888年，授北洋海军提督。
从上述史料记载看，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奶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而一般教科书、论著和辞典对此均只字不提，使人们对丁汝昌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二）丁汝昌经营北洋舰队，既无其才，又无其德，由此大大影响了北洋舰队的素质，埋下了甲午海战失败的祸根
北洋舰队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舰队之一，丁汝昌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全军的统帅，对这支舰队的兴衰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却有负众望，并没有把这支舰队经营好。一些学者却为其开脱罪责，认为这是“因军官多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他以淮军陆将孤寄其上，威令难行，操练松弛”。（《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事实并非如此。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1879年，丁汝昌到天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本来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身上”。（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215页。）所以李在1879年就力荐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并在1888年授他海军提督之职。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然无知，这种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首先就铸下了大错。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如果他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加强对士兵的操练，仅仅缺少治理海军的经验和才干，还是可以弥补的，可惜的是他还缺少作为将帅的“德”，具体表现有五：一是生活腐败。据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入心摺，附件二》）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入心摺，附件二》）他上任不仅没有形成凝聚力，反使上下关系十分紧张。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丁汝昌自己生活放荡，对士兵则不问不管，很少操练，甚至还放纵士兵赌博嫖娼。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6月版。305页）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人们发现，“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仅如此，些舰只还不务正业，早在1891年就出现了“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的报道，1892年又传出了“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的披露。军用船舰不停地从事商业运输，必然影响军事训练，削弱战斗力，同时也使机器保养甚差，设备损坏严重。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丁汝昌由此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是这样一个统帅。是这样一支部队，我们能指望它在日后艰苦的战争中战胜敌人吗？（三）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以往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舰。我们认为，这种推论虽然省事，但却肤浅。同是清朝官员，冯子材、刘铭传不是打败了比中国武装先进数倍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吗？而丁汝昌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北洋舰队打败武装略胜于我们的日本联合舰队呢？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考察，这次失败与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8月5日，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的作战计划中也是把日海军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决战的胜负视为整个日军侵朝的关键。这也与李鸿章所见相同。
至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像邓世昌等人的英勇表现被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在他们顽强、不屈地努力下重创了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五舰，击毙击伤约300余名日军官兵。并迫使日舰主动撤逃。但北洋舰队也蒙受了极大损失。这次战役的失利，丁汝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所有的种种约束的说法。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排列出于我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弥补我舰老龄化，航速不快的缺点。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于是在遭遇战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丁汝昌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我们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而日舰阵法早就是以北洋舰队为对手进行了几次模拟演战研究出来的，所以显得机动灵活，得心应手。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的攻击作用。以上的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我们损失了5艘战舰。
此役之后，北洋海军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8第4页）10月17日至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这样就给前方造成极大的压力。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令广大守城士兵心寒，结果旅顺很快失守。
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舰队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3页）这本是当时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4页）加以推诿。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20第12页）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舰队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从上述战争发展过程的情况可知，丁汝昌既无指挥海军从事海上作战的军事才能，又无克敌制胜的胆略和勇气。因而他始终采取的是多方避战的策略，畏敌不敢出击；偶而遭遇敌人则又指挥无方；加上他不听正确的电谕和意见，贻误战机，终使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说，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四）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际，丁汝昌派人与日军“和谈”，实际上是谈判投降的条件；而他服毒自杀，则是为了使其家属免遭诛罚，根本谈不上“坚持不屈”，“以死报国”。
以往一些教科书和辞书，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舰队拱手交给了日本。
上述说法把丁汝昌装扮成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英雄。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据考证，丁汝昌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十八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十九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故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和别人假其名作降书之类的事实。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现在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保存民族气节”而“以死报国”。正象爱国诗人黄遵宪在《降将军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样“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入境庐诗草》，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册卷八）实际上，光绪帝在位期间，丁汝昌虽死，却一直“戴罪在身”，直到光绪帝死后，袁世凯为了个人目的，才将其罪责巧为开释。可见，丁汝昌头上“爱国将领”的光环是后来某些人给他加上去的！
二、颐和园恢复首条皇家电话专线曾为慈禧光绪专用
电话，代表先进文明的重要发明之一；慈禧，中国封建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女政客之一；谁能想象两者之间会发生任何联系？但历史却巧合般地安排了电话在慈禧太后晚年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当守候在电话另一端的是清朝另一位政治元首光绪皇帝时，这条电话线则不再普通。在颐和园皇家电话展上，通过还原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电话专线背后不平凡的故事。
碧波荡漾的昆明湖畔如今新增了一处再现中国近代电信历史文化的景点——颐和园皇家御用电话专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皇家御用电话专线。
100年前，晚年的慈禧太后正是靠着这条电话线控制着远在紫禁城里的光绪皇帝，间接控制着整个中国。
100年后的今天，在颐和园乐寿堂建筑群的宫门——水木自亲殿中，一条连通着紫禁城与颐和园、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御用电话专线得以恢复开通。
最早皇家电话专线停用百年
据清代《邮传档》等书籍记载，1908年8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自颐和园水木自亲殿至西苑（中南海）来薰风门东配殿装设专线电话，专备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使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皇家御用电话专线。
三个月后的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38岁的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在西苑涵元殿、仪鸾殿病死，同时也终止了颐和园至西苑的最高级别专线电话的使用。
皇家专线每天吸引数千游客
据颐和园工作人员介绍，“水木自亲殿”是乐寿堂（慈禧住处）建筑群的宫门，五间穿堂殿，前有石造雕栏临水码头。慈禧太后当年走水路出入颐和园时，常在此码头上下船。
据介绍，以前水木自亲殿景点里只摆放慈禧老照片，相对静态，游客反映并不热烈，而自颐和园皇家电话展开放以来，每天吸引了3000～4000游客，最多一天接纳1.1万人次。
水木自亲殿中，如今摆放着三部电话，在展厅入口处皇家电话简介墙左侧摆放着一部早期德国西门子电话，据悉这部电话与早期慈禧所用电话是同一型号，由于当年颐和园皇家电话原物尚未寻到，这部电话则暂做替代展品。
简介墙的右侧则摆放着一部宣统皇帝溥仪专用电话的故宫复制品，而在水木自亲殿内墙上还安装了一部1921年在养心殿安装的木制磁石墙式电话机原样仿制品，这是一部能用的电话，体验者拿起听筒就能听到电话铃声，这时电话已经和故宫内的故宫皇家电话局连通，对方的工作人员会接通电话和体验者进行交流。
此外，“皇家电话专线展”还展出了包括清大臣盛宣怀申请安装专线电话的奏折、清末电线电报线图、皇家电话局电话号码簿影印件等等。游客可以在此遍览自颐和园开始的百年皇家通信史。
在展厅中看到，解说员成了展厅里的“大忙人”，众多好奇的游客不断地向她们发问，直叫解说员语塞。随机记录下游客的“最热”发问：“3个月内，慈禧与光绪本人是否真的使用过电话，如果有，透过这条专线传达的内容在历史上产生哪些重要影响？连拍照都视为摄魂的慈禧是否抗拒这个洋玩意儿？习惯了晋见、批示的慈禧，能否接受这种只闻声不见人的办公工具……”“观众的期待有许多都是历史之谜，但研究历史的趣味恰恰也是在此。”颐和园皇家专线的策划者李立涛说，“如今有关慈禧对近代工业产品态度的讨论争议较多，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表明，慈禧乃至清廷对洋科技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实际上从最初电话引入中国到架设整条皇家专线，也经历过一番曲折历程。”
开设专线疑为相互了解健康
综合中国电信志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资料，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研究员、颐和园皇家电话展布展人刘殿义研究发现，1904年1月2日，由清政府钦准的中国第一个官方部办电话局主要开通的是各部衙署、朝廷大臣以及亲王官邸的电话。同年9月，北京电话局开通海淀西苑二分局，供奉皇宫。“光绪自受囚时起，早已在清廷失去政治地位，慈禧选择在彼此生命晚期开设一条连通自己与光绪的电话专线，结合史实推断，双方都希望以最快的方式了解彼此的健康。”刘殿义分析说。
究竟慈禧或光绪本人有无亲自使用电话，刘殿义分析说：“从光绪皇帝及慈禧身边史官起居记载中，并无提及慈禧及光绪亲自通电话的事情，目前无法判断在二人死前的三个月里，是否有机会或能健康地使用这部电话，但从慈禧性格和地位分析，她不可能直接拿着电话。”
三、中日马关条约全文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和约，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坛之端。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侍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于爵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
彼此较阅所奉渝旨，认明均属妥善无阙，会同议定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拆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彬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诣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是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候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会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
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伍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情，第二次伍干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候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B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员为优待之国，礼退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备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力：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庆府。
三、江苏省苏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
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二、从上海驶进吴沿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
中日两因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徵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余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饯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个国之货物——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嗣后如有因以上加护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充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
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问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伤有司不得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本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
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品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
另约
第一款 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第二款 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在距上开划界，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无论其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驻扎，以杜生衅之端。
第三款 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另约所定条款，与载入和约其效悉为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
四、甲午战败之责：慈禧、光绪帝及李鸿章谁都有责任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清政府方面居于关键位置的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对这场战争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对策是否基本一致？如说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矛盾与斗争，那么这种矛盾与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史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体现之一，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行，在方法上固然也可以“多样化”。但有一点似应注意的是，这和分析任何历史问题一样，看来都应遵循列宁所说的“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个人颇为欣赏戚其章同志的看法（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述评》，载《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西太后、光绪帝及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为要做出全面、确切的评价，不能以他们的个别表现为据。如说组织抗战，当然不能认为一贯被视为主“和”的西太后、李鸿章在这方面就一点表示和作为都没有；再说对于谈和，同样被一些同志作为主“战”的代表人物的光绪帝，也并非对此未曾有过意向如此等等。但对他们各自的表现做出“联系”性的综合考察时，便不难发现其间的确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而这种矛盾与斗争，又不是孤立的，已赋予了新的含义。另外，同一阶级中的人，一般说来，他们对于客观事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都要受其阶级地位的制约，即有其“共性”。然而，尤其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激化时，在一个阶级的营垒里也会发生分化，产生“个性”，这在中外的历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因而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也不应忽视其“个性”。
本文，亦就与此有关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浅见，希望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以西太后为轴心形成的封建顽固派（其中多为后党官僚），在清廷之中仍然居于控制实权的地位。这个在思想上极端空虚、在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政治集团势力，经过反复的实践验证，在对外斗争中始终沿着从盲目虚骄到屈辱投降这条轨迹滑行，这几乎成了他们对外活动的规律。
与此同时，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李鸿章，不仅继续控制着清政府的外交承办权和军事用兵权，而且他经营、统辖的老淮军和北洋海军，已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军事支柱。特别是，在他从事多年屈辱外交的生涯中，已与列强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屈膝成了他处理外事的信条。正因如此，李鸿章也在西太后的心目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1894年6月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清政府根据中朝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关系派兵入朝，大肆向朝鲜调兵，并蛮横地制造事端，意“与中国作战”（东亚同文馆：《对华回忆录》，第133页。）。
在这日益紧张的形势下，作为清王朝在实际上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虽然也曾发出过对日本的挑衅不能“示弱”的懿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的表现罢事实上，她仍“视东寇若无事者”（刘侃：《鼻山房小稿》，丛刊（五），第206页。），还是终日浑浑“惟以听戏纵欲为事”，对于严峻的形势和国家的安危漠“不关心”（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58页。）。当时西太后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准备当年的“寿辰”庆典上。
起初，李鸿章应请派兵入朝时，固然也曾有过“防日”的意图，但其基本态度却是毫“无作战之气”。随后对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又“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采取了消极的对策。
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面前，西太后和李鸿章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在清廷统治集团中，那些只图一时之苟安的人，便都向西太后和李鸿章靠拢，从而形成了一个妥协势力。实际上，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腐朽势力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新的结合。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前，光绪帝为了改变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曾试与西太后争衡，说明他也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权力之争。但到1894年6、7月间，光绪帝首先和一些帝党官员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威胁引起了越发强烈的关注，他们唯恐日本大举侵入，将使“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页。）
对其统治地位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于是“事机危急”的心情，在他们的心目中迅速地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开始跳出了在内部争权的圈子。当然，在初期阶段，为了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光绪帝也曾同意中日双方协议自朝同时撤兵，与李鸿章的主张相合。但在遭到日方拒绝后，光绪帝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到7月中旬，他就公开站出来“一力主战”自卫（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480页。），不断电谕李鸿章加紧“预筹战备”（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7页），全力筹划御敌之策了。
在清王朝内部，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卫国，在清中央首先使一些有抵御外侮要求的帝党官员受到了鼓舞。如侍郎志锐等人，到这时纷纷上奏，大力主战，并抨击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因循”误国的丑恶行径，直接支持光绪帝的备战主张。在这时，就是平时对西太后“栗栗恐惧”的翁同和，在一些枢臣会议上也敢于陈述己见了，与光绪帝紧相呼应。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与帝、后之争没有直接关连的一般官员，他们出自“忧国”的心情也出来公开言战，与光绪帝上下配合，使清廷统治集团出现了裂缝。
光绪帝公开主战，在整个的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光绪帝指令各地积极准备战守之后，许多地方官也先后上奏表示遵行，有些人还主动为准备抗击日寇献计献策。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大声疾呼“朝鲜近在肘腋……唇亡齿寒……不能不举国争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41页），积极拥护光绪帝的备战主张；湖南巡抚吴大，还“电奏请统率湘军赴韩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37卷，第5页。），要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当时，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张之洞、刘坤一，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尤其对帝、后的纠葛都怀有戒心。但在张之洞得知“上主战”（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4页。）的消息后，他的态度也逐渐向全战方面靠拢。如当他得知光绪帝指令沿海要地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时，便向其属下传达“朝廷甚注意江防”（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7页。）。在他的主持下，于长江一带较认真地做了一些江防工作。这时刘坤一的对日态度，也日益趋向强硬。在此后随着战局的演变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明朗。总之，在外敌当头的紧要时刻，光绪帝挺身而出公开主战，积极筹划备战御敌之策，在清王朝统治阶级当中，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如国子监司业瑞洵所说，由于“皇上宸衷独断”，力主抗战御敌，则使“凡有血气（者），匪弗攘祛思奋，敌忾同仇……争献御侮折衡之策”（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页）；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也说，“皇上宵肝焦劳，实足以感动天下臣民敌忾同仇之志。”（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55页）可以认为，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光绪帝公开主战御敌，对于促使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分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切有抗击侵略之心的人，都集结在光绪帝的周围，从而又形成了一支与妥协势力相对立的政治力量。事实上，从此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日本的战争威胁，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确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而这种分化和组合虽与原来的帝、后党争并非毫无关系，但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是迷信外力还是立足于本国
中日甲午战争，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又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战前，英、俄等列强，为争夺中国已经在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当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除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日本之外，英、俄产生了错综的心理。它们既唯恐日本插足中国，可能触犯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和打乱它们争夺中国的计划，对日本都存有戒心；同时，它们对中国又均采取了一种伪善的态度。
然而事实说明，无论英、俄还是其他列强，对半殖民地的中国都是各怀鬼胎的。它们散布的“同心”也好；“调处”也罢，都是为了实现其各自的企图所玩弄的伎俩。面对明火执仗的日本侵略者和心怀叵测的其他列强，对中国来说，是把国家的命运完全押在这些所谓的“调停”者身上；还是在立足于本国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备战迎击日本的战争挑衅？显然这是关系着保卫祖国还是贻误国家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西太后及顽固派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鸿章的怯懦性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对外心理，那就是由惧外到媚外。在中日开战前夕，西太后固然曾表示过赞成“主战”的意向，但从她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其内心里还是想采取对外交涉的惯用手段，无非认为再通过李鸿章对外周旋一番即可了事。实际上，她对这些外来的“调停”者是怀有极大幻想的。只是当李鸿章在外公开活动时，她未便直接出场罢了。
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抵抗派官员，为了推行备战抗敌的积极方针，对西太后和李鸿章迷信外力的误国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光绪帝在表明主战的同时，就特别重视依靠本国的力量加强战备部署。因此，他为了集中国力筹备战守，竟敢冒犯西太后的旨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68页。）。光绪帝对西太后的不满情绪已有多年，可是公开违抗西太后的旨意这却是第一次。
修建颐和园，是西太后准备在“万寿”庆典时大摆威风和夸耀其“圣德”的主要项目之一。现在光绪帝让她就此罢手停工，当然是她难以接受的。不过在此之后，鉴于内外形势的压力，西太后不得不发出懿旨，无可奈何地表示，在“兴师”之时，为了“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对其“万寿”庆典的准备事宜，可作一些简化（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虽然如此，这件事却使西太后怀恨在心。在这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抵制清廷妥协势力的斗争，更直接、大量的是集中于站在前场的李鸿章身上。
当日本加紧向朝鲜增兵，并无理纠缠拒不撤军时，李鸿章便适应着俄、英的伪善表示拨起了重依赖外力的迷雾。针对这种情形，于6月25日，光绪帝在给李鸿章发出的一份谕旨中指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接着，他对“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的怯懦态度进行了指责之后，又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68-569页）光绪帝在这个上谕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尖锐的重要问题：（1）应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决不能停于口舌之争，自己应做切实地御敌准备；（2）要警惕沙俄进行“调停”活动的阴谋，不能麻痹上当。
光绪帝向李鸿章发出的这些至关紧要的劝告，李鸿章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味搪塞。在形势极度紧张的7月1日，光绪帝又通过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出了一个措词严厉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首先即以斥责的口气说，“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进而他又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倭焰愈炽……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重点号引者加），将有决裂之势。”于是光绪帝又敦促李鸿章，对“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并且还指出，我国“南洋各海口均关紧要”，为了全面防御日本的侵略，在一些要冲海口也必要进行认真设防（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75页）。
紧接着，在7月4日，光绪帝又就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国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事，特意向他发出谕旨，斩钉截铁地申明，对于日本的肇衅“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重点号同止），致异日别生枝节。”遂即光绪帝又责令李鸿章，这种乞求外力“示弱于人”的事，今后绝对“毋庸议”（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二）第581页）。从上可见，光绪帝反对迷信外力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
在甲午战云愈加深沉的日日夜夜，光绪帝与翁同和等枢臣在他的书房等外，整日埋头批览奏报，筹划对策，不失时机地向李鸿章发出电谕，促其认真主持战备。他们为了御敌卫国，真可谓是“宵肝焦劳。”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实权、一朝之大的西太后，在当时除了有时使人传递一下懿旨；或在枢臣会议上照照面发几句不着边沿的空论而外，终日依旧沉醉于深宫之中。与西太后及其亲信顽臣紧相呼应的李鸿章，在他的天津总督官邸固然也显得相当的忙碌，可是他把主要的精力却用在时而会见俄、英等使节；时而主持上呈下达的电文，并不断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东京等地的驻外公使发电探风传令。然而这一切，还是为了推行他的“以夷制夷”的方针，拒不认真备战。在7月1日、7月4日光绪帝接连发出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形势危机“将有决裂之势”；外国的“调停”纯系“徒托之空言”，并指令他“毋庸议”，应立即进行切实的战备部署，以免“贻误事机”。可是，在此后的第3天，即7月6日，李鸿章仍然电令已陷入被包围之中的中国驻朝守军，说“现俄英正议和，暂宜驻牙山静守，切勿多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6页。）还是把他的赌注押在俄、英身上。直到7月20日，日本侵略者已在朝鲜集结起重兵，而且摆好随时即可下手的架势。而李鸿章，既照样无视中国驻朝守军官兵要求准备自卫的呼声；又继续抗拒光绪帝的严正指令，电示驻朝守将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25页。）
在他看来，敌人可以霍霍磨刀，我们却不可以准备自卫。同时他还煞有介事地说，“俄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264页。），继续制造依靠沙俄的幻想，违抗光绪帝的备战指令，使中国越发陷入被动的地位。
是屈辱求和还是坚持抗战
光绪帝为了组织备战御敌，确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7月23日日军击沉中国运兵船事件发生后，他还向李鸿章发出了警告的谕旨。然而这一切，并未在李鸿章等人身上产生明显的效果，清军在朝鲜的不利地位并未扭转，甚至中国的失利似有江河日下之势。鉴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光绪帝为了挽救危局推进抗战，曾产生了“欲开言路”等念头（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他企图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来重整旗鼓。
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包括一些爱国将领），从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发出的这种振作起来奋力抗战的声音，与从社会各阶层当中迸发出来的要求奋发图强的呼声，不约而合地汇集成一股日益高涨的爱国声浪。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权势者来说，不管他们进行如何地抵制和压抑，它毕竟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压力。在这同时，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也接连落空，使他的妥协活动不得不暂且收敛一些。于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的主张便逐渐占了上风。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在指出日本侵略者“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之后，进而郑重宣告，清政府“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并谕令“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正式对日宣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精装本，总第3465、3441页。）。
清政府的对日宣战，是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之下，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就此举动的性质而言，无疑是正义的。但是清政府所以作出这一断然决定，却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通过与妥协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所取得的一个结果。
由于“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7页），使中国的抗战出现了可喜的征兆。对此，连有的日本人也认为：“日清开衅之初，帝（即光绪帝——引者注）立意主战……诚使支那（即中国，同上）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日本，同上）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日〕大久平治郎：《光绪帝》，明治35年10月东京横山会社出版，第7页。）
可是李鸿章等人，却对国内出现的这种奋发局面“怏怏不快”。
当宣战之后，西太后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及李鸿章等“互相因应”，凡是“皇上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极尽干扰破坏之能事。
在战争中，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都涌现出如左宝贵、邓世昌等许多坚贞不屈的爱国将士，有的与阵地共存亡；有的与战舰相始终，为了捍卫祖国英勇捐躯。然而由于清政府主持这场战事的决策权，一直操在妥协势力的手中。因此，广大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战，也照样不能扭转中国不利的战局。到了当年10月，中国的抗战便出现了一落千丈的颓势。
中国抗战的失利，在西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看来，似乎只有作出投降的选择了。因而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他们不拍即合，极欲不惜断送中国的抗战和国家的权益，要对日求和了。于是，他们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和活动。据翁同的《日记》载，早在平壤和黄海海战失利后的9月27日，西太后就直接出面，命李鸿章可通过俄使进行“议和”活动。
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及一些对国家前途越发忧虑的廷臣疆吏，对西太后、后党官僚和李鸿章等人，力图对日求和的屈辱行径，都极为愤慨。
原来的帝党官员志锐，首当其冲，在宣战后的8月16日，就公开具折参劾西太后的亲信孙毓汶。徐用仪和李鸿章。在这份奏折里，他以尖锐的言词，揭露了这些人“互相因应”，串通一气，“不顾后患”，以国家的前途为赌注，肆意抵制、破坏光绪帝组织抗战和试图整顿军政的努力。从而他愤怒地提出，必须“立将孙毓汶罢斥”（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38页），向西太后的核心进行了公开的挑战。国子监司业瑞洵，对清政府主和势力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他说，这些主和之徒，“似祖宗疆土可以不守，国家根本可以不固……民生脂膏可以不惜……天下后世，万口訾均可置之不理，壹惟赞和局之速成，冀图旦夕之苟安，初不预计将来之祸变”（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154-155页），表露了满怀的义愤。从而，他们异口同声地呼吁，为了抗击日寇的进犯，必须迅速惩处李鸿章等对敌怯懦的官员。并且，有些人还大义凛然地宣告，宁愿“不避斧之诛”（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三）第63页），誓将乞降风顶住。从而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在清廷统治集团中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在战、和这个关系大局的重要问题上，光绪帝本人虽然在公开场合谈吐不多，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这除了自宣战以后，从光绪帝又发布了诸如“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平装本（四），第906页。）等诏旨来看，除说明他继续坚持抗战的立场之外，就是在议定和、战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也确曾表明了自己态度。
11月21日，在日本侵略者按其预定的侵略计划攻陷旅顺军港的当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便向总理衙门表示，他愿为中日议和充当“调停”者，并提出了停战议和条件。次日，奕、奕即向西太后和光绪帝传达了田贝的意向。事实上，在此前田贝通过各种渠道已与李鸿章、奕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动，西太后、李鸿章已经了解到其中的底数。现在奕、奕作此举动，一为试探一下光绪帝的态度；另为他们决定议和作依托罢了。值此时刻，光绪帝却毫不含糊地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15页。）表明坚持抗战反对议和。由于光绪帝对议和问题持以鲜明的反对态度，所以此后，对于策划议和的事，西太后及其亲信官僚，便索性背着光绪帝进行秘密活动了。
一些主战官员提出惩处李鸿章的要求，可以说，既反映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愿望；也表达了光绪的心声。但是，孙、李是西太后班底的两大支柱。作为不操实权的光绪帝，他要采纳此见，谈何容易！虽然如此，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光绪帝也还表现了一定的勇气。于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光绪帝颁谕申明“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切勿掉以轻心，致他日言行不相顾”。遂“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平装本（四），第908页。），给予了“革留摘顶”处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人给予“革留摘顶”处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正当西太后依靠李鸿章进行求和活动之时，光绪帝采取的这一措施，也等于给西太后的求和活动泼了冷水。
正因如此，西太后也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在光绪帝颁谕处分李鸿章后的第三天，即11月26日，西太后便下懿旨，指责瑾妃、珍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因而便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第122卷，第23页。）。
西太后在惩罚瑾、珍二妃之后，又下令把坚决支持光绪帝抗战拒和的志锐发往边远的乌里雅苏台。
在此，西太后虽然还是采取了宫廷斗争的反应方式，但其用心却十分清楚，是想以此来镇慑光绪帝及其支持者，为其对日求和扫除阻力。显然，这仍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
就这样，西太后通过对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施以上述种种的镇慑措施之后，到了1895年1月，她便背着光绪帝强行作出了对日求和的决定。1月14日，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本广岛求和。表明西太后、李鸿章等人，预演多时的求和丑剧到此正式开场了。
在批约与拒约之争中
以西太后为首的妥协势力的求和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日军攻陷威海卫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同时日军又从辽东一带作佯攻之势，给京、津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才公开表示可以进行“议和”谈判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妥协派更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安，甘愿不惜一切代价屈从日本侵略者的狂妄要求，以换取苟安的残局。
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对此糜烂之危局，一时除了深感“愤极愧极”而“声泪并发”，“流汗战栗”之外，也陷入“罔知所措”的境地@（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15页。）。
到这时，无论是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妥协势力，还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他们均拿不出挽救危局的良策而陷入困境。就这种表现而言，固然相似。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却是不同的。
从甲午战争以来的实践证明，光绪帝和许多廷臣疆吏一直站在反侵略一边。他们坚定地主张依靠本国力量抗敌卫国，并为些与外敌内奸拼力周旋。可是他们的努力，都在以西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势力的抵制与破坏下化为泡影，后又被西太后强行决定对日妥协求和，至使全国“战守之心益懈”（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造成敌军踏跛国门的危局。因此，光绪帝始终不认为中国必然战败。直到这时，当孙毓汶叫嚷“前敌屡败”鼓吹中国只有对日屈服求降时，光绪帝当即给予反驳，指出“赏罚不严，故至于此。”（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光绪帝说的“赏罚不严”是颇有含意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以西太后为首的妥协势力，阻挠、破坏抗战；打击陷害主战力量；一味妥协祸国的一种愤怒抗议。对此，文廷式在后来也说，“不使上得行其志，其成谋固结，非一朝夕之故也。”（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五），第497页。）如果不拘成见，应当承认造成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局，光绪帝虽为一国之君，但他是无罪的。他们对后来造成这种可悲的后果，产生“愤极”的心绪是可以理解的。
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攻陷威海卫，最后消灭北洋海军，要通过“议和”迫使清朝统治者完全就范时，矛盾的焦点又集中在清政府是否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改派李鸿章作为“议和”全权代表的问题上了。
随着张荫桓、邵友瀛被日本驱逐的消息传来，田贝又向总理衙门传达了日本要求派李鸿章赴日的意向，并透露了“议和”谈判要涉及到“割膏腴、偿巨款”的问题（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随后田贝更明确地说出：“非有让地之权者不必派来。”（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7页。）当这种情况发生后，西太后即与其亲信孙毓汝、徐用仪等人进行了密商，而且她的态度遂即确定。于1895年2月12日西太后在单独召见枢臣时，便明确指出“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李鸿章）”，并且她当众决定“即暮伊（李鸿章）去，一切开腹，即令来京请训，”这时，恭亲王奕传言“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意思是说，光绪帝对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持有异议。听到此话，西太后大发肝火，声称“我自面商，既谴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6页。）就这样，西太后又次独自决定，派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代表。
西太后强行作出以上的决定，更清楚地说明，到这时她既已确定了对日投降的方针，而且又把其希望完全寄于李鸿章身上。至此，共同的屈辱心理又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可是西太后深知，这桩事确有蒙受“千古罪人”的风险。
于是，当她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确定了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之后，便声称“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36页。），装起病来躲入深宫。西太后又企图利用这种办法，来迫使光绪帝投向她设下的陷阱，准备在日后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光绪帝身上，这真可称为阴谋家的一大“妙”算。
果然不错，在2月22日李鸿章应召来京后，原先坚决要与李鸿章进行“面商”的西太后，这时却继续托病，让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传话“不能见，一切遵上旨可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40页。）把此事又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光绪帝。
由于光绪帝既不敢与西太后公开分裂；又不甘为出卖国家承担历史罪名。因此，他在公开场面便以所谓“深维至计”（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一），第82、83、83页。）让众臣议论，他自己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与他关系密切、持见多有相同之处的翁同的态度却很鲜明，坚持反对割地。直到3月2日，李鸿章在赴日前夕谈到可能议及割让台湾的问题时，翁同还断然表明“台湾万无议计之理”（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以下简称丛刊，第540页。）。在此期间，光绪帝与翁同依旧日夕接触议事。可以说这时翁同和的言论，也表达了光绪帝的心意。
正因此故，久经官场生涯和熟悉侵略者特性的李鸿章，清楚地知道“关系之重”的割地问题，是他参加中日“议和”的最大难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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