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东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美英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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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东邻试读：

时光荏苒，我与日本结缘至今已30载有余了。1982年进入大学所学专业就是日语。

1987年年底，我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从事对日播音工作，当时工作在一线的老前辈几乎都是从日本归国的华侨，我的恩师陈真女士主持台里的名牌节目《中国语讲座》，即教日本人学中文，颇受日本听众的喜爱。非常幸运的是，在陈真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自编了讲座教材，还成为这一节目的主持人。同时我还主持其他一些节目，均为自己撰稿播音，老前辈们总是一丝不苟地为我改稿，培养了我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事物的习惯。日语部一直聘请着多位日本专家，因此，日语部像一个“小日本国”，并形成了一种风气，人人都要用日语交谈。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中国还没有互联网，在日本有遍布全国各地听我们日语部广播的“听众之会”，经常有组团或三五成群的日本听众来我台进行交流，有时我还陪同他们到中国的名胜古迹去参观游览。有一年，在日语部里我收到了最多的听众来信。这样，通过与日本各个阶层的人士面对面交流及书信往来，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日本人的思维与表达情感的方式。

我先后在日本的两个地方电视台研修学习。首先，是1991年在日本山梨电视台进行了半年的研修，跟着电视台的记者去各处采访，同时还做一些出镜的专题报道节目，并参与过一次知事（相当于省长）选举的直播，且在神宫寺敬先生家中免费食住，于是，我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及家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001年5月至2002年3月，我再次赴日本福岛县西会津町有线广播电视台学习研修，这次是得到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安排，因此，与我同去日本的还有来自14个欧亚国家的96名研修生。由于研修员的日语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先集中学习日文，通过考试大家被分到几个不同级别的班级。而我所在的重点班通过话题辩论，带着课题去京都大学采访学生等，不仅提高了语言能力，也对日本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中最让我受益的是协会请来诸位老师对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国民性等的讲解，将我之前对日本的零碎认知有效地统一起来，并通过参观日本国会及几大知名通信公司等，加深了对日本的全面了解。

我在西会津町有线电视台做了一些专题报道并主持了一档教町民中国话的节目《你好！中国话》。这期间我有了全面了解日本的契机。西会津町在日本是山地较多的偏僻农村，但建设得非常好，有柏油马路、温泉旅馆、老人保健设施、两所小学校（请美国、加拿大人教英语）、净水设备等。町政府非常友善，请每个课的课长（处长），如总务课、企划调整课、地域振兴课等毫无保留地给我讲解町政府的工作情况，并带我实地参观。我还被一所小学校请去做了讲座，结果，全校学生（66名）每人给我写了一篇感想，至今我还保留着。从而对日本地方政府的运作模式及基础教育有了清晰的认识。2006年我又赴日参观考察了日本各大电视台的发展情况，2012年再次赴日，走访了大半个日本。

因此，当2012年日本不顾正在崛起的中国突如其来地演出一场“购岛”闹剧时，许多中国人忽然间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关注，我身边的朋友希望我写一本书来帮助他们了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的笔友任琦博士对我说：“你这个日本知道分子应该写一写日本。”他攻读的是语言学及哲学专业，有很深的文字功底和哲学思辨能力，本想诚邀他共著，虽阴差阳错未能成行，但他给了我很多启示，可以说，任博士是我写此书的倡导者。

我认为要清晰地描述日本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为此犹豫再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国内外各种信息和声音不断涌来，鱼龙混杂，让人们无法判断真伪。我做了近30年记者，了解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写日本的专著较多，他们均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或价值观进行分析，而中国与日本是邻国，但对日本真实情况及国民性进行深入分析的书籍却少得可怜，于是下定决心要以我的所见所闻来客观地描写日本。

当我将写日本的想法告知已经相识20多年的日本朋友奥住金卫先生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对我表示支持。他说：“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国家，互相都认为很了解对方，其实误解和偏见到了让人感到吃惊的地步。‘日中摩擦’的很大一部分是相互对对方的无知、误解以及偏见造成的。你来过日本，并结识了许多日本人，很期待你能为日中两国之间的发展发挥作用。”他亲自到书店先后精挑细选了30多本日文原版书籍寄给我，还时常寄来剪报并发邮件告诉我他的见解，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日本从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深入研究，甚至有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日本每年大量出版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以及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文等书籍。日本人还很热衷对中国国民性的调查和研究，现存的当年侵华日军编印的各种中国的兵要地志，就有“对占领地的统治资料”和“国民性”的调查，“二战”后也常有分析中国国民性的书籍出版，我手中就有2013年高桥基人撰写的《中国各省气质》一书，他对中国其中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国民性进行了分析，说实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他了解得这么细致入微。

中国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的情况是，日本对中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而中国对日本即使不能说是一片混沌，但也是似是而非的“了解”，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理性地去认识和了解这个近邻，总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近年来赴日旅游的人增多，到了日本，即使一句日语不会只看汉字也能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有许多仿唐建筑，所以，许多人认为日本接受了中国文化，中国是日本的“老大”，而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没有什么可向日本学习的了。其实不然，日本在新能源、智能、医疗、机器人等领域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有秩序的国家之一，其国民收入相对均衡、腐败及犯罪率很低、环境优良、制造业高端、人文艺术优雅等，都值得中国学习。或者说，至少中国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境等都有必要从日本那里获得经验及加以借鉴。可以说，现在中国人中出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充满了“仇日”情绪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另一个是盲目的“哈日”者，去日本旅游一趟，将日本说成“天堂”。这样，不能客观了解日本的中国与对中国不断进行分析的日本，将来一旦有事，中日哪一方更能在解决问题上拥有有利条件和地位呢？

我曾参与过中央电视台（CCTV）电视剧制作中心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大河剧合拍的电视剧《离别广岛的日子》（日文版名为《回到大草原的日子》）。该剧在日本获得了“日本放送大奖”，在中国获得了“飞天奖”。此剧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中日战争后，一个8岁的日本少女被遗留在内蒙古，由中国的养父母抚养长大，她在一次暴风雪中竭力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成为一位优秀的模范教师。她的哥哥从日本来中国寻找到她，并将她带回日本，但她特别想念在内蒙古的学生，又回到了中国。我在剧中扮演了秘书兼翻译的角色，配合日本著名演员河原崎长一郎以及中国的老艺术家于绍康、修宗迪出演了其中的两集。因要符合当时的场景，穿上素朴的衣服，并戴上眼镜，但一些听众还是认出了我，复制录像带及买了日文版的剧本寄给我。可以说，战争遗留孤儿的问题受到了日本人的极大关注，战争的残酷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灾难，而博大的人间之爱又引起了两国人民的共鸣。也让我认识到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对两国人民的安全和生活多么重要。

其实，日本的老一辈人中有许多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是从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老师”；二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抱有愧疚感。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而年轻人更多的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有受父母影响喜欢中国的，但绝对不多，因此，我们对待日本不能再使用惯性思维。

而且从地缘政治上来讲，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地区的两大强国，大有“一山不容二虎”之势。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中日关系，日本与美国是同盟国，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它有不能独立判断的一面，但更有游刃有余采取迂回包抄的一面。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事力量，不能拥有军队，对其任何军事上的威胁无形中都会失去在国际社会上的道义。

日本比中国更早地接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深谙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且像大多数中国人不太注意德国纳粹曾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一样，西方人也同样没有多少人关注日本曾侵略过亚洲国家，反而对日本民族的优雅印象更深刻。因此，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上一旦出现偏差，日本不仅会惯用“反咬一口”的伎俩，还会通过他们手法独到的议题设置，让中国在世界上失去应有的优势。正如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沟口雄三所讲：当加害者（日本）没有真诚道歉而不断冲破道德底线时，自然引起中国人强烈愤怒和批评，而中国充满感情的批评又极易被人利用。日本存在着以“反打历史牌”为借口的力量，他们很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本质上引开而转到批评者的态度上来，这使中国的批评不仅不起作用反而引起反感，从而使受害者失去了在道义上的优势。

要研究某个民族，就需要以客观之态度予以分析，方能对这个国度和民族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日本是个岛国，自然条件先天恶劣，日本人要顺利活下来都要面对严酷的考验，他们有很强的民族保护意识，因此，在关键时刻，日本人更容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世界上的人们对日本最担忧的就是它会不会复活军国主义，对它十分关注。我不想面面俱到地描写日本，或许也不可能，但愿能从细微之处入手，为读者描写出一个真实的日本。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不可以不研究这一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统有着共同渊源的重要邻国，对日本实质上的任何忽略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欧美人常说，日本是他们一辈子也看不懂的民族，这是日本国家的独特现象，从而也使日本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非凡！知己知彼，以探寻中日两国今后共处的走向，这对两国人民今后的生活与安全至关重要。一、我们的东邻“日本”这个汉字国号源于从中国大陆方向来看，日本列岛位于东边的尽头，所谓“日出之国”，日语发音是“ひのもと（日の本）”而得来的。又因为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世界上也有称日本为远东、东洋的说法。

中国和日本为邻，研究了解这一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传统有共同渊源的重要邻国，探寻未来共处的走向，对两国人民今后的生活和安全至关重要。日本民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日为邻应该如何相处？日本首相：“我是中国秦姓的子孙”

有关日本人的起源，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虽有不同，但结论是基本相同的，即大多数日本人是从日本列岛以外的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

日本学者系统分析了被称为Y染色体（父系遗传）的DNA，认为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1]，北海道和西南各岛的所谓绳文人（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是日本土著民，可能最早来自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有从中国大陆的北部和南部经朝鲜半岛或琉球群岛来到日本的北九州、日本海沿岸的人，因此，日本民族基本上是东南亚和中国华南地区、山东半岛、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以及蒙古土著民族的混血。

可见，古代日本人中的一部分来自中国。

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大概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公元前210年，道士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巧匠技师”，携带“五谷种子”，乘船东渡，寻找长生不老药，发现了“平原广泽”（日本九州）。徐福没有找到药，断然不敢回国面君，就落地生根了。日本人尊他为“司农耕神”“桑蚕神”和“医药神”，甚至有日本学者称徐福就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徐福假借为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之名而多次出海踩点，最终带着童男童女去了海外仙岛不归。他有胆量诳骗秦始皇，又有智慧逃脱被焚书坑儒的灾难，还能找到天高地远的世外仙境，其独立不羁，不服压制的潜在本性在时机成熟时，自然会仿照秦始皇自立为王，于是在新的异国天地天皇出现了。现在日本的和歌山县还有徐福登陆日本的纪念碑及徐福墓。徐福是当时不满生活命运而逃亡人群的代表，之后历代从中国逃离的人们陆续给日本带来了技术、文化，使得日本文化和生产力不断有跳跃式的发展。日本有“秦”（はた）姓，自称是秦人之后，还曾有“唐”姓，是唐朝人后裔。据日本古代神话《日本书纪》徐福塑像，位于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公园。中记载，秦始皇的后代弓月君（又名融通王）渡海到日本后定居下来，秦姓演变成日本姓氏羽田。因此，前首相羽田孜曾说：“我是中国秦姓的子孙。”

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说：“江户时期出版的赖山阳的著作《日本外史》是日本社会最早出现的日本通史。对之前的日本读书人来说，一说‘史’就是指中国史书，在会话和文章中引用的故事和人物志、逸闻等所有的典故都出自中国史，只就这一点来说，日本人就是中国人。”古代日本有将中国极度理想化，看作纯粹文明的倾向，甚至比实际的中国更加中国化。

古时日本人住洞穴，主要以采集、狩猎、捕鱼为生，划分为若干部落，一些部落通过接受中国大陆的技术和文化，在众多部落中脱颖而出，落后部落便来俯首称臣。于是，各部落主首要思考的就是积极主动地吸收中国文化，对隔海相望的中国充满了崇敬，更希望依附中国帝王的强大权势来巩固自己在各部落中的称霸地位。于是，有的部落主为获得中国朝廷的册封或被授予一颗王印及任何物品，不顾路途劳苦和风险渡海来朝拜中国朝廷，以对臣民及其他部落显示自己的狐假虎威之势。

据《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在位时，当时地处九州岛北部的倭奴和犬奴两个部落打仗，倭奴国王遣使朝见汉光武帝，给他进贡了十根竹棍、十卷粗麻布、十名生口（男女奴隶）。汉光武帝便封其为汉倭奴国王，并赠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这颗金印于1784年被福冈县（相当于省）一个农民在田里发现上交了政府，从此日本有了曾作为中国附庸国的实物凭证。“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

古代日本和中国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处于汉文化圈的边缘，不断受制于汉文化强大的吸引力。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更是人人皆知，皇室后裔的阿倍仲麻吕9岁入唐留学并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历侍唐朝三代皇帝，荣达公爵，73岁逝于长安。已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鉴真和尚在他的帮助下实现了第六次东渡日本，带去了佛教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创下了日本律宗[2]。公元6世纪，遣唐使吉备真备（695－775）带回汉字典籍，根据王羲之草书创造出日本万叶假名（假借的字）标示日语发音，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对汉字的发音也分为“吴音”“汉音”“唐音”，就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中国发音传到日本后而形成的。现在的京都和奈良有许多仿隋、唐寺院建筑，如奈良的法隆寺、东大寺，京都的清水寺等，就是当时的天皇积极从中国引进佛教以加强政治统治，强化皇权帝位而建的。

日本在汲取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有了汉民族的自我意识，甚至认为自己就是汉民族的后裔。江户时代日本著名儒学家林罗山之子林鹅峰就认为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日本皇统出自周吴泰伯[3]之后。一方面，日本在强大的汉民族面前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感，甘为“东夷”，慕华不已；另一方面，又以汉民族的后裔自居，用汉民族的心态不平等看待他“夷”，所谓“以中国之外皆为蛮夷而不值一提”。

忽必烈时代，曾六次招谕日本，欲置其为庞大元帝国的藩属。但日本一贯认为自己是一民族之下，万民族之上，面对强大的蒙古势力，不以为然。在外交文书中写入“蒙古之号，于今未闻”。显示出日本对这个征服了欧亚的“夷狄”政权充满了蔑视和敌意。位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759年唐朝高僧鉴真和尚所建。位于奈良巿的东大寺，741年圣武天皇下诏仿中国寺院的建筑结构而兴建。

明太祖朱元璋宣谕日本派去使者赵秩时，日本怀良亲王却回应说：“我国虽处东方扶桑，却一直很仰慕中国，但蒙古与我同为夷，却想让我臣服于他，我们怎么能服。”他还说：“元朝曾经来过一个姓赵的使臣（赵良弼）对我们说好话，话还没说完，十万大军就已经在海对面准备好了。如今新天子登基，使臣也姓赵，莫非也是蒙古人？难道还想一边说好话一边偷袭我！”可见，日本怀良亲王除了对明朝的真实意图怀有疑虑外，也清楚地表达了日本重汉轻夷的思想。赵秩回答说“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岂是蒙古可比的，我也并非蒙古使者”后，怀良亲王立刻释然，以礼相待，并派僧人祖来出使明朝，上表称臣，献马匹及方物，并送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余人。前倨而后恭，原因皆在华夷之辨。

所以说，古代日本对汉民族抱有崇敬及唇齿之谊，当汉民族遭到异民族侵犯时，便表现出对异民族强烈的憎恶和痛恨。清朝入主中原后，日本人认为清朝是夷狄，统治中国不正统，自己更接近中华。当日本人看到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逐渐衰落和变得软弱时，在他们心中激起千层波澜，同情、失望、轻蔑，以至于愤怒，自此对中国的敬慕之念开始淡薄了。1870年，在一次清朝与日本进行谈判时，要求日本称清朝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并说：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可见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汉民族的后裔。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1868—1889）国力强盛后，1894年，就向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然而，在这次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却往往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曾有一位90多岁的日本老人对我说：“在我的小学教育中，教我要爱中国，老师说日本是伟大的国家，但坐上船的那边有一个叫中国的了不起的国家，日本是追赶不上的。”大概这些能证明自古代到近代之初，一代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感和看法。日本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日本从没有中断过对中国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史料，在当代世界汉学研究上，反而是日本对西方汉学研究影响更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欧美学者都是到日本去查看有关中国汉学的资料。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精通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曾在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他认为，真正继承了中国文明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之后的游牧民族入侵给打断了，因而大部分失传，日本则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辜鸿铭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一文中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辜鸿铭被称为“清末怪杰”，是精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如今赴日旅游的中国人仍能感受到熟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气息，因为奈良时代（710—794）的首都平城京（今奈良）是模仿唐朝长安的样式建立，平安时代（794—1185）的首都平安京（今京都）也是模仿唐朝长安和洛阳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在奈良的著名寺庙东大寺佛殿西北的正仓院宝库中，除部分是日本天皇使用的日本文物外，大多是当时派到唐朝的留学生和僧侣收获的物品，以及大宰府（地方行政机关）通过贵族、官人及僧侣等引入唐朝的新物品，如绘画、书法、漆器、木制家具、刀剑、陶器、乐器等。有的在中国已没有了踪迹。

唐朝的长安城作为“国际大都市”，重视作为礼仪的音乐和舞蹈，宫廷内经常举行大规模的乐队演奏，外国音乐和乐器无所不有。一年中按计划或惯例举办各种活动，多为祈愿国家安泰、作物丰收及无病无灾，实际上是带有宗教性的祭祀活动。此时是日本的平安时代，朝廷追求礼仪、宫廷优雅、艺术造诣，宫内歌舞升平。同时模仿唐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天皇祭祀也多为祈求国泰民安、稻谷丰收等，并作为国家礼仪体系的最高形式，自古代一直延续至今。

近年来，日本学者在深入研究之后，开始认为宋朝对日本的影响更大。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准教授（相当于副教授）冈本隆司在《日中关系史》中表述道：日本确实完好地保存了唐文化，但只是保留下来，像是古董，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宋代文化，如儒家的朱子学、佛教的禅宗，却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时期，日本学会了应用煤炭、铁、铜以及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宋朝锐利的新农具给日本带来了农业革新，开拓了荒野和沼泽地，普及了水稻的栽培，中国的丝绸、陶器和茶等也得以在日本进行大量的生产和交换。也就是说，日本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活等，更多的是受宋朝文化的影响。唐代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现为世界上留下的唯一一件五弦琵琶，为日本圣武天皇心爱之物。圣武天皇去世后，于756年献给东大寺大佛。在地上保留了1300年，极为珍贵。平螺钿镜，由遣唐使或留学生带回日本。

综观日本当今社会，无论从学者的著书中、人们诸多生活方式中，还是从皇室、政界人物的引经据典中，均可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眷恋。天皇家每每诞生新的生命，起名都出自中国古代典籍。在所谓“中华文化圈”[4]中，一些原来使用汉字的国家，如越南、韩国、朝鲜等国，已正式宣布不用汉字了，而日本却没有这种迹象。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转向学习西方的实用科学技术，被称为“日本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有句名言：“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建设近代化企业。”所以，至今日本某些世界级大企业，仍然一边以儒家甚至道家思想管理，一边以西方技术来发展壮大自己。在日本呈现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现象。日本丰富了中国语言

近现代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掀起了学习日本的风潮，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许多学者及爱国人士去日本参观访问。清末民初，中国人翻译了上千种日文书籍，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科学”“权利”“人民”“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一大批新词汇都来自日本。

原本，日本幕末期的精英人士将中国明清知识分子用汉语文言文翻译的欧美文献引进到日本国内，部分有深厚汉学素养的日本知识分子为了与清朝知识分子较量，掀起了独自创造“新造语”（清朝称“东语”）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其艰辛也在泷井一博准教授所著的《创造明治国家的人们》中有所描述：在翻译《法兰西法律书》时，书中多少有误译，因当时日本尚不知法律学，没有这方面的注释书、词典和老师，翻译专业词汇颇为艰难。困于找不到合适的译词，汉学者也解释不清，而造出的新词又得不到人们的认可。通过这样苦不堪言的努力，终于创造出了“权利”“义务”“动产”“不动产”“民权”之类的词，并得到了通用。结果，日本“新造语”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入中国，像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society”译成“群”，后被“新造语”的“社会”替代了，这一度引起中国上层人士的不安，曾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洋文案”（外文秘书）辜鸿铭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来自日本。”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直译为‘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1904年，日人幸德秋水和利彦将《共产党宣言》合译为日文，Communist Party被译作‘共产党’。1906年，朱执信摘要转译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将这个日文外来语照搬过来，无意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今天，若我们真将汉语中的日语词汇剔除干净，报纸、书籍等都没法印刷，你我之间也将无法交谈。

不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说，日本是从哪里找来“科学”这两个字？是从中国宋朝找来的，用的是“科举之学”的“科学”来翻译“science”的。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造语”的本源仍来自中国文字，但日本人非常巧妙地发展了中国文字，并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丛林法则与“脱亚论”

19世纪中期起，英、法、俄等国家展开了对全球的对外扩张和争夺。当时世界上有一个思潮：一个国家，只要有能力，采取对外侵略是发展的最好、最快捷的方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向西方学习“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在国内也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

1871年，明治政府向西方派遣的首批外交使节团（明治岩仓使节团），回国后写了百卷《实记》（全称：《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巡视实记》），其中的内容在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彰所著的《明治维新与西洋文明》中有所描述：《实记》中强调了荷兰、比利时等小国，在欧洲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中，在国内保持独立、自主，对外有防御他国侵略的举国体制，是日本更“急需的东西”。但更突出强调了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的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向他们讲述的小国普鲁士向大国德国迈进的过程。俾斯麦说，难说现在国际间的《万国公法》是“保全列国权利的典章”，大国认为小国自守对自己不利，要用“兵威”无视它的存在，不能让小国有“自主权利”。“欧洲和睦交往还不足为信”，只有日耳曼才是“最和睦的国家”。《实记》中还记录了德国军事战略家毛奇在议会上演说的内容：“法律、正义、自由之理”在国内可以，对国外没有“兵力”不行。“局外中立，只遵循公法，小国还可以，大国有国力就要行使它的权利”。现在的目标不只是保持“太平”，而是“管理和领导太平，万国中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必须要保护全欧洲的太平”。可见，明治时代的日本开始崇拜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心态。福泽谕吉大约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时拍摄的照片，成为日本银行发行一万日元货币上的原版照片。

当时著名的维也纳大学教授斯多因也煽动日本人的民族情绪。他主张日本人应该打头阵，以中国、朝鲜之间的海域为中心，构筑摆脱西方而自立的文明世界，很多崇拜他的日本人接受了他的观点并带回了日本。斯多因曾对那时日本驻奥地利公使西园寺公望（后任日本首相）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化的标兵，东亚应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斯多因还给被日本人誉为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的福泽谕吉[5]写信，表明支持他1881年出版的《时事小言》中有关“内安外竞”的观点，即巩固国内的政治体制，应该与外国各国并肩进行国际性竞争的论点。1885年，福泽谕吉就提出“脱亚论”，日本不能坐等邻邦进步来共同复兴东亚，要脱离它们，与西方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不能顾虑中国和朝鲜是邻邦，要按照西洋人对待它们的方法来对待它们。

那时，在日本确实也存在着应该走小国路线还是走大国路线的争论。一派认为，日本应该与中国、朝鲜联盟对抗欧美列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胜海舟是代表人物之一，这是被称为“小日本”的理论；另一派则认为，日本应该变成欧美一样的文明国家，按欧美的做法对待邻国，福泽谕吉将此论点总结为“脱亚论”，即所谓“大日本”的理论。最终，日本选择了“大日本”的理论，在近代一心一意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既然活着，就要活得更好！

日本也学来了西方军队组织体制，契合了日本武力征服的侵略性，并比西方对待殖民地人民更野蛮、更凶残。他们认为：英国与日本同是岛国，英国可成为“日不落帝国”，日本为什么不能？于是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成为给中国造成最大灾难的国家。

在许多中国人的脑海中形成了从甲午战争到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人观”，其实，日本人也认为那是一个“异常的时代”，日本为什么会采取那样的行动？日本研究者对此各有说法，意见上有分歧。当然，不是日本人“突然变异”，日本人有那样的“基因”确是事实。春帆楼，位于日本山口县最大城巿下关市，是1895年3月李鸿章赴日本进行和谈，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是一个勤劳且不安于现状的民族。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5世纪，日本就度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古代文明阶段，其文明程度发展之快、质量之高已经不次于东亚的任何地方。但其原始野性并没有因为披上一层文明的外衣而有所收敛，日本统治者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便想与中国朝廷建立对等关系。

7世纪初，圣德太子希望推行与中国进行平等外交政策，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写“东天皇敬问西皇帝”，很明显已不想接受中国的册封了。实际上，在1968年日本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的铭文上就显示出，5世纪时（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日本就已经有了脱离册封的意图。铭文上记述了剑的主人乎获居臣为倭国“获加多支卤大王”的“杖刀人首”（亲卫队长），辅佐倭国大王“治天下”。701年，日本在仿照中国唐朝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就一心一意要建立与唐朝帝国相抗衡的小帝国，在日本古代神话中就有“邻国是大唐，蕃国是新罗（朝鲜）”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占领了新罗，就可以成为与中国对等的邻国了。可见，日本从那时就一直觊觎朝鲜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10年终于得以吞并朝鲜半岛，对其进行了36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圣德太子，飞鸟时代的皇族、政治家。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意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掠夺财富，并迫使中国接受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日本不仅要侵占中国国土，还想取代中国的统治者入主中原。自日本战国时代（1573—1603）致力于全国统一的三位大名（领主）之一的丰臣秀吉就有此想法。1592年，他动员20多万兵力侵略朝鲜，第二年要求中国台湾向日本朝贡，还要征服明朝，建立一个泛亚帝国。他宣称：“必图朝鲜”“征讨中华”“直捣大明国”，甚至要迁都北京。

人们往往分析中国很少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确实是中国人很少对外侵略的思想根源。而日本自5世纪初就引进了中国儒学，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儒学的陶冶并没有使得日本人温良恭俭让，他们的谦恭和善只停留在日常外表。在相互政治争斗中，在对外侵略时，就可以看到其残酷本性暴露无遗。这里有日本人自身的性格“基因”，也与其长期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表述道：“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衡量一个政治体，即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目。这两种衡量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当的比例，可以使一个国家真正伟大。构成国家的是人，而养活人的则是土地。如果土地过多，防卫就会艰难，开发就会不足，物产就会过剩，这就是形成防御性战争的近因；如果土地不敷，国家就要考虑向它的四邻寻找补充，这就是形成攻击性战争的近因。”中国和日本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的差异谙合了卢梭的解释。

中国中原一带土地丰饶适宜农耕，使汉人可以祖祖辈辈靠辛勤耕作生活，从而形成了注重固守土地的传统。中国的朝廷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人来都是为了朝贡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外界就是蛮夷之地、无任何吸引力，出去冒险远不如守家安稳度日。而日本属于土地不敷，人口增加过快，不足以奉养土地上的人民，应该说是其选择攻击性战争的主要原因。“二战”中日本放映的宣传电影《战争和人》，就是以军士学校的教官对士官生讲课开始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占领了东北，那里有大豆等丰饶的物产，日本就会富强，农村就不会有因贫穷卖掉女儿的事情发生，占领了满洲，日本才能摆脱贫困。”由此可见，日本要侵略中国就是要掠夺中国资源，占领中国，甚至要成为统治者。

日本山多地少，约70%为山岳地带，只有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平原较为广阔，其他只是小的沿海冲积平原、狭窄的河谷及几个山谷盆地，全国可供人们生存的农业和其他经济用途的平原不到1/5。资源匮乏，基本上没有矿藏、煤、石油等重要资源。日本地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地壳比较活跃，多火山和地震，最高处富士山就是一座活火山，地震更是频繁，平日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坐在“摇篮”里了。日本是海洋性季风气候，每年从夏季到秋季，经常遭受台风袭击，在山区还会发生滑坡、山崩、泥石流等灾害，许多人失去生命。

所以，日本人有“外压”思维，就是总敏感地想象会受到外界入侵，产生内在的危机感。或者说，日本人对待发生的任何巨大变化，就像对待天崩地裂般的自然现象一样，从不考虑自身已发生的变化，而总是把变化归咎于外部，从而对外部进行抵抗，并把这种想法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当日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存环境不足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时，这种危机感会使他们刻不容缓奋起行动。

于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引进西方文明，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跻身于西方先进国家行列。日本人的天下观随之发生改变：既然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就要活得更好！搬也搬不走的“邻居”

自公元1—2世纪日本向中国东汉派遣使者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受到中华文化如此久远的影响；近现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超过日本。

日本人虽喜读思想方面的书，却没有习得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政治智慧。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动摇了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霸主地位时，有日本学者说：“中国的发展使日本的领袖意识和优越感遭到挑战”。日本从政客到媒体开始大力炒作“中国威胁论”。2004年，就在《防卫白皮书》中，第一次注明了“提高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戒感”。2012年，安倍内阁将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中日作为亚洲地区的两大强国，大有“一山不容二虎”之势。

不过，日本一边炒作“中国威胁论”，一边在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可以向中国寻求帮助。2006年，日本拍摄的惊悚灾难片《日本沉没》（1973年拍过同名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打算到中国访问的首相对危机管理女大臣说：“中国方面能收容多少人呢？我听取了各领域专家的意见，他们说，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抛弃失去经济价值的日本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做’，同所爱、同国家共存亡。”当首相乘飞机途中，遭遇火山大爆发，电视台发消息说：“为访问中国从羽田机场起飞的政府专机在九州岛上空消息不明。”当然，这只是一个电影，但也能说明在日本人的意识里认为中国能够帮助他们。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旅游部门以及驻华大使馆的有关负责人都极力吸引中国人赴日旅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日旅游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不只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掀起了学习日本热，向日本学到了新思想、新科学和新文化。在现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涉及200多个项目，包括道路、港口、发电站、地铁、机场等大型设施，还有医疗保健、环保等基础设施，并进行人才培养、技术转让等。现在，日本仍在环境保护等方面与中国交流经验，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邻近的两个国家时有竞争并不是什么坏事，有竞争才有动力。日本人居住在岛国，因大海防止了来自外来的影响，而趋于内向。中国是大陆国家，且国土辽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受到外来的影响而视点向外开放，比日本人更国际化。无论如何，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是搬也搬不走的“邻居”，相互理解是必要的。邻近国家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反而容易造成相互排斥、感情用事，相互之间的误解越来越深，只有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才能做个好“邻居”。

[1]蒙古人种：俗称黄种人、东亚人或蒙古利亚人种，是历史上人类分类学说里的一种人种。

[2]律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发源地是陕西西安净业寺。因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而得名。

[3]吴泰伯：一作吴太伯，周部落首领古公父长子，周代诸侯国吴国第一代君主，被后世奉为东吴文化的宗祖。

[4]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涵盖了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北部地区。

[5]福泽谕吉：被日本人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最大的功绩是把西方的思想带到日本，缔造了日本的现代文明。他致力于教育，将普世价值“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的平等思想带给日本人，是提出“脱亚论”的人。一万日元上的头像就是福泽谕吉。二、“和”源于自卑心理

日本人将“和”字作为代表本国文化的符号。所以，我们常能看到“和服”“和食”“和室”，甚至“和牛”等词汇。这个“和”字当然是来自中国的汉字，取“和谐”“调和”之意。为什么日本人在众多汉字中如此偏爱这个“和”字？这就需要从“倭”字说起了。

日本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我”的发音中有“わ”（与“哇”同音），“倭”的发音也是“わ”。古代日本使节团来中国朝贡时，因自称“我”时用了“わ”这个字，中国官僚就将“わ”用汉字“倭”来对应。称日本国为“倭国”、日本人为“倭人”，当时日本列岛上的人也接受了这一称呼。日本在改国号为“日本”之前，在中国古代史书上都称日本为“倭国”，日本人为“倭人”。以“倭”为耻“倭”在中文字典中的解释有个子不高、短等意思，日本人认为“倭”是降低身份、顺从对方，有卑躬屈膝的奴隶之意。他们认为由于当时中国强大，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便任意给其他国家起上侮辱性的汉字名，觉得对日本的“倭国”“倭人”就是蔑称。

所以，日本人一直从心里抵触这个“倭”字。据《隋书八十一卷·列传第四十六·东夷倭国》中记载，公元607年倭国王多利思北孤派遣隋使带往隋朝的国书中就没有使用“倭国王”这一称呼。圣德太子更是向隋炀帝递国书称自己是“日出处天子”，这在王忠和的《日本王室》中有描述：

圣德太子对中国推行平等自主的外交政策，他一反过去以中国天子臣属自居的心理，骄傲地自称为“日出处天子”，把日本摆在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607年，他亲自委派小野妹子（男）为使节，出使隋朝，并在国书中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着实使隋炀帝觉得不是滋味。隋炀帝火冒三丈地说：“蛮子实在不懂礼貌，以后不再和他们来往！”翻译打圆场道：“这些蛮子不懂中文，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什么，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这样，隋炀帝才息怒，亲派使节十三人，随小野妹子来到日本。隋炀帝在国书抬头中称：“皇帝问倭王”。圣德太子看后也一肚子不高兴，甚至连“红包”也没给中国使节。中国使节回国时，小野妹子带着许多留学生、学问僧等又跟随中国使节来到中国。这次圣德太子在日本国书上改了称呼：“东天皇敬问西皇帝”。

实际上，“倭”字原本并没有贬义。在中国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曾在九年时间内五次向洛阳的中原王朝进贡，开启了中日两国互派使者的交流历史。继从东汉光武帝那里获赐“汉委奴国王”金印之后，倭国女王卑弥呼第二次获得了魏国皇帝曹睿赐封的“亲魏倭王”的金印。所以，“倭”字其实是“魏”字去掉右边的“鬼”，左边加上的“亻”为往来的“友人”之意。从历史上来看，古代中国各朝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对待周边国家的外交策略主要是以抚为主，施之以仁义，很少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只要名义上臣服，不来求帮忙，也不会插手他们的内政，内心并没有太多侮辱的意思。

可以说，古代中国对日本是另眼相看的，对日本派来的遣隋使、遣唐使都盛情款待。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携带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字样的国书来中国，惹得隋炀帝火冒三丈。但隋炀帝本着“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态度，在608年小野妹子再次作为使节出访隋朝时，他派遣裴世清等13人的“送使”随使节回日本。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文化和政治制度，由于他们是用小船渡海性命攸关，常常要在长安和内地逗留一年左右，唐朝廷允许他们到处参观和买书购物，皇帝还亲自接见使臣并在内殿赐宴、授爵赏赐。在遣唐使回国时，唐朝廷赠给他们及日本朝廷大量礼物，并派内使监送至沿海。后来明朝政府也是如此，为保持天朝虚荣，在贸易中大多赔钱，日本则获利甚丰，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日本文化、经济的发展。但日本人就是认为“倭”字是侮辱性的，并以此为耻，后称中国为“支那”，证明日本人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其实，“支那”最初也不是贬义，中国最初的统一王朝“秦”的发音在印度梵语中为“chini”，隋朝高僧翻译从印度传入的佛经时，译为“支那”。日本人曾认为清政府是夷狄，用“支那”称呼中国汉民族表示尊敬。但到了明治维新中期，“支那”一词成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特别是在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后，一直称中国为“支那”，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日本战败后，“支那”称呼从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媒体中消失，改称谓为“中国”。但仍有右翼分子公开使用，当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后，日本全国上下震惊，称中国“支那”的声音戛然而止。现在，只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时而在网上使用这个词。

日本人一直对“倭”字耿耿于怀，但当时要改国名需要获得唐朝的认可。701年，日本天皇派学识渊博、举止温文尔雅的粟田真人带着若干人来到中国，唐朝皇帝是刚登基的女帝武则天，她认可了“日本”的国名。到了奈良时代中期，日本人通过将“倭”字改为同音的“和”字，一下子完成了从自卑到自豪的心理转变。汉字“和”有日本人喜爱的和缓、宽慰、平和、均衡等意思，毕业于东京大学曾是《读卖新闻》记者的长谷川棹在《和的思想》中有如下表述：

有一天，不知这个国家的哪个人，将“倭国”的“倭”改为了“和”。这个人的天才之处在于“和”与“倭”的发音相同，且与“倭”的意思完全相反，是值得骄傲的汉字。“和”的左偏旁“禾”是军门的标志，右边的“口”是指放誓言文件的箱子，也就是说，“和”是指敌对双方达成了和解的意思。说这个人是天才的另一个理由是，只用“和”这一个字就表达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从骨子里是相互对立的，而“和”这个字本身就起到了将相互对立、互不兼容的东西进行调和、和解的作用。

同时，长谷川棹还写道：日本人把素朴、土气的日本本土的东西冠以和、和风，是为了把它与时尚简洁的舶来品区别开来，这其中只有谦虚，特别是自卑的心理，没有对“和”憧憬的意思。但时过不久，日本人就将江户时代之前所有的文化都当成了“和风”，还把它们作为日本固有的文化加以美化。不知何时，和与和风又变成了日本人怀念因西方化而丢失的理想故乡的形象代言。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和”是自卑心理的产物。这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不只是过去，至今仍随处可见。摇摆于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

日本给世人呈现“和”的静美的同时，其内心有不被世人所知的另一面。长谷川棹在《和的思想》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日本迎来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忘记了“和”本是跃动的。把和服、和室、和食等用“和”的概念固定下来，这种狭隘的“和”往往会带来弊病。其一是日本人依赖的“和”变得矮小，使日本人变得不自信；其次是将“和”神化，从而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土壤。遗憾的是，在近代，这两个错误日本都犯了，特别是发动对中国、美国的战争，一发不可收拾的昭和前期，是人们丧失自信、民族主义疯狂的时代，操纵这两个错误的就是狭隘的“和”。日本战败，民族主义降温，就只有丧失自信了。现在的日本无论看上去多么繁荣，日本人的心理依然没有改变。

人往往容易从极度自卑走向极度膨胀。日本人内心里一直在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摇摆着，古代向中国求学时，在心理上留下了自卑感。明治维新时，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为优越感，开始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自卑感。日本战败后，国土变成一片废墟，日本人又陷入极度自卑中，产生“自虐史观”[1]。但当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达到顶峰时，他们又开始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世界，表现出优越感。有人甚至提出“日美欧共治世界”的口号。

日本史研究家河合敦有趣地描述了古代日本对中国的自卑心理：日本人居住在四周环海的岛国，与其他民族没有太多接触。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定期派遣唐使，但几乎没有从唐朝派到平城京（今奈良）或平安京（今京都）的使节。遣唐使是作为臣下带着贡品向唐朝朝贡而派去的使节，这个事实除天皇和显赫贵族知晓外，一直对公众隐瞒，伪装成在与中国进行平等外交。因此，唐朝廷说想派使节来，日本一直拒绝。但在光仁天皇（第49代天皇）时，唐朝还是派来了使节，当时为了接待他们煞费苦心。唐灭亡后，宋朝商人乘船来到博多港，贸易往来频繁，这些外来品成为京城贵族们的抢手货，但贵族们不让中国人进入畿内（京都皇居附近），而是让朝鲜使节站在朝贡立场上偶尔来到京城。于是，京城的贵族们渐渐产生了一种扭曲心理，既喜欢外来品，又蔑视带来这些东西的外国人。北宋青瓷盘，中国汝窑造，原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个人收藏。

日本明治维新后，表现出对西方人的自卑感。第一位文部大臣森有礼曾提出“日本人种改造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先后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日本文字一律使用罗马字，废除汉字；第二，让5万左右的欧美男子与日本女性结婚改变人种，让这些混血儿经营国家；第三，改变菜食结构，转以肉食为主，改善日本国民的体质。当然，日本政府只采取了第三条建议，如果采取了第二条建议的话，现在的日本人中很多人会是金发碧眼，日本这个国家或许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二战”后，日本人吃西餐、肉食等，由于食物结构的改变，其体质已大大改观。

日本战败后，日本历史学界和教育界跟随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的意识，对日本过去的历史进行反省、否定，几乎推翻了战前国民拥有的所有价值观，所谓“自虐史观”，悲观、彷徨、苦闷、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日本，国民又失去了自信。

当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曾有美国国民说，日本用武力没有得到的东西却由于战败而得到了。而索尼公司的总经理盛田昭夫曾对就职于其公司的美国人说：虽然我们不能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但在经济领域内却能战胜美国而居世界之首。当1983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去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峰会，在与发达国家领导人合影时，他站在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中间。结果，日本各大报纸将照片刊登出来后，民众精神振奋地说：“日本长高了！”

如今，日本陷入长期经济不景气，一些人开始强调以往的历史观贬低了日本“应自豪”的历史。近年来，在日本掀起了“日本人论”，以前是日本人批评日本人，如今是日本人鼓励日本人。评价日本人优秀的倾向明显增强了，这也是来自日本人不自信的心理。

日本人在得意或失去自信时，都会自问“日本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なんでしょう？”（“日本人的身份是什么？”）比如，日本取得中日甲午战争胜利之时，日本人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如梦初醒般地开始自问“日本人的身份是什么？”在全国掀起了“战争热”；现在经济不景气了，日本人再次失去自信，自卑感显现，又开始追问“日本人的身份是什么？”可以说，日本人内心里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和风”的发展“和风”就是“日本风”的意思，以形容音乐、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以及衣食住等文化生活方面具有“日本式”的特色和味道。这个词语经常在受到其他国家影响时作对比使用，如从中国传过去的叫“中国风”，从西方传过去的叫“西洋风”等。日本往往是先大力追捧异国风情，然后再反省、消化，将其变成“和风”，但也正因如此，真正“和风”的东西微乎其微。

日本是一个情绪化的民族，一旦认为“和”能代表自己，便将经过日本式改造的外来东西都冠以“和”字，并对其抱有憧憬。从和食、和服到日式点心，以至于建筑、插花、茶道等，经过日本人的“和风”包装之后，确是精致、典雅，值得欣赏，具有了日本独特的文化特征。

和服是日本奈良时代，受到中国古代唐装的影响演变至今的民族服饰。现在，日本人参加传统文化活动时，男女都要穿上和服，特别是女性，在新年、成人礼、大学毕业典礼、学茶道等时均穿上和服。和服没有中国旗袍的曲线，且一直延伸到脚面，可以掩盖女性因总是坐在榻榻米上生活而腿粗的缺陷。日本女人的脖颈很漂亮，穿和服时，裸露在外面，当脚上穿上木屐，分趾白色足袋（袜子），迈着小碎步款款走来，那娇柔妩媚的和服美女的形象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了。日本人在正式场合或出席重要活动以及参加传统文化活动时，男女都要穿上和服，中间这位是旅日社会活动家黄庭坚的后裔黄实先生。

一件上好的和服相当昂贵，要传上几代人，保存它更需要资金，清洗费用就很高。现在许多人出席正式场合的活动，开始租和服了。和服面料多是丝绸，有的织入金银箔线刺绣，让人赏心悦目。和服有很多分类，未婚和已婚女性的式样不同，正式访问与游玩时所穿和服的质地、花纹、色调、式样也不尽相同。和服的正确穿着及腰带的系法很讲究，很多妇女要专门到学校去学习。

大家熟知的和食就是生鱼片、寿司、天妇罗之类的了。据说生鱼片可追溯到中国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当时称“鲙”或“脍”。先秦时，生鱼鲙便加葱、芥末酱来调味。寿司可上溯到东南亚的鱼酱，东南亚的山民为了储存稀少的鱼，就将它与米饭等混在一起让其发酵后食用。而天妇罗的原型则来自葡萄牙。日本土地贫瘠，对农民有保护政策，本土的农副产品很贵。日本人普遍“少食”，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讲究色香味俱全，更在意饮食的心情，盛食的漆器精致典雅，把吃饭的生理需求变成了审美需求。日本人只吃国内质量高的大米，但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等，许多依赖于进口。日本人更在意饮食的心情，盛食的漆器精致典雅，把吃饭的生理需求变成了审美需求。日本和室清新淡雅。

日本和室的原型来自中国的房屋结构，室内地板上铺上日本传统的榻榻米（用稻草与灯芯草编成的草席）。榻榻米有一定的规格，即长约182厘米、宽约91厘米、厚约5厘米，可作为衡量房间大小的单位。和室中有许多储藏衣柜，使房间内一眼望去就很干净、淡雅。传统家庭还会用“障子”，就是在木制的格子上贴上薄薄的半透明和纸做的门窗，作为房间里的隔扇。和室客厅里有约1.5平方米的壁龛，在房间的一角凹进去，亦称作“凹间”。原是供佛像的地方，现在大多放挂轴画、插花或艺术品，日本人认为这是佛教思想遗留下来的一个神圣的空间。然而现今，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西化，和室里配有西式房间，老人仍喜坐榻榻米，年轻人则更喜欢坐椅子或沙发。枯山水用石块象征山峦，用白沙象征湖海，用线条表示水纹，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卷。在白沙上绘出几何图案，是禅寺每日清晨的工作。沙纹看起来像河或像大海，再或者又好似云海，映射出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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