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锦善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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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岳医学全集试读：
内容提要
一代名医王伯岳是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中医临床家，中医理论家，中医教育家，精于儿科，誉为“小儿王”。《王伯岳医学全集》全面收集整理王伯岳先生50多年的医疗经验与个人著述，真实反映王伯岳的从医生涯、学术成就、人文风采与历史贡献。全书分为五编：
第一编，家世传略。王伯岳世代业医，其父王朴诚乃我国当代著名中医儿科大家。该编简述王伯岳幼承庭学、先文后医、先药后医、家传相承的学医历程和“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的从医生涯。
第二编，学术论著。包括“临证论治”与“学术著述”两大部分。“临证论治”收集王伯岳亲撰的儿科19个病症的证治方药经验，“学术著述”收集37篇王伯岳对中医理论研究、中医文献研究以及临床医学研究的论述文稿，原文原句呈现王伯岳先生的学术见解、临证思维与学术成就。王伯岳先生是儿科大家，也是温病大家，他提出的外感疾病辛温辛凉同用、表里双解的治法，小儿脾胃宜调理不宜壅补，温病疏泄透达、清泄开闭的治法应用，痰证对小儿疾病的影响与治法方药，小儿肺炎、肾炎、癫痫等治疗经验以及儿科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的学术主张影响深远。
第三编，医疗经验。从多方面、多角度重点论述王伯岳的医疗经验和医案精华，医案均以“按语”形式加以提示。
第四编，中医建言。王伯岳先生生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副组长，为振兴中医积极建言献策，倡导创建“中医少年班“，并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牵头创建全国中医儿科学会，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中医儿科学》巨著，这些为中医药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在该编中得到反映。
第五编，诗文信札。王伯岳先生儒雅博学、医文并茂，勤于笔耕，该编选辑王伯岳部分诗词、随笔、书信，展示王伯岳先生的人文风采，以及培育英才，诱掖后学，寄望未来的博大情怀。
附编为王伯岳年表，传承谱系，以及纪念文章。《王伯岳医学全集》是我国当代中医药学术的宝贵财富，是《大医文库》中的一朵奇葩，对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均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值得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学习和收藏。图1 王伯岳先生在书房图2 王伯岳书房文天祥亲笔题字“慈幼堂”拓片牌匾
吾爱吾庐，名之曰：慈幼堂。
作为小儿医，对幼小儿童应当特别慈爱，这是理所当然的。以“慈幼堂”三字名吾室，书而为额，悬之于壁，终日相对，三省吾身。以堂名作为座右铭：颇有书绅之意。——王伯岳图3 王伯岳在诊治患儿图4 王伯岳与他的老师廖蓂阶先生左二为廖蓂阶，右一为王伯岳，左一为王伯岳之子王学光图5 左为王朴诚，右为王伯岳图6 王朴诚先生伉俪（王朴诚、彭敦素）图7 王伯岳先生伉俪（王伯岳、凌伯瑗）图8 左为江育仁，中为王伯岳，右为朱锦善图9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成立时，王伯岳、吕炳奎与中医药院校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李学耕、刘弼臣、王玉润、王伯岳、吕炳奎、江育仁、马新云、张奇文、肖正安、郭振球。中排左起：朱瑞群、郭锦章、李开注、衷诚伟、玉振熹、郁文骏、姚晶莹、高祯、张湘屏、徐金香、罗芙蓉、朱文中。后排左起：朱锦善（左一）、俞景茂（左三）吴康健（左五）、张亮（右五）、陈陶后（右四）、王烈（右三）、王敏一（右二）图10 王伯岳与全国中医儿科界的专家在一起前排左起：刘韵远、熊梦周、何世英、江育仁、王伯岳、张奇文、张锡君、刘弼臣、衷诚伟、朱文中。后排左起：朱锦善、肖正安、陈昭定、张士卿、李开注、卓权、安效先、郁文俊图11 左为王伯岳，中为张奇文，右为朱锦善图12 王伯岳为日本友人诊病。左为木村（日本），中为王伯岳，右为弟子朱锦图13 王伯岳与弟子们在一起左起：张士卿、兵頭明（日本）、王伯岳、朱锦善、安效先图14 点点滴滴在心头左为王伯岳，右为弟子朱锦善图15 谆谆教导右为王伯岳，中为弟子朱锦善，左为弟子张寅虎图16 王伯岳（中）与罗马尼亚友人学术交流时合影图17 王伯岳先生给弟子朱锦善书信第一页图18 王伯岳先生给弟子朱锦善书信第二页第一编家世传略 幼承庭训学有宗 先药后医两相成王伯岳生平
王伯岳先生（1912～1987年），字志崇，四川省中江县人，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中医临床家、中医理论家、中医教育家、中医儿科学泰斗。
先生出生于三世医家，祖籍四川省中江县。曾祖父早殇，祖父王崑山八岁即孤，后于光绪年间，携全家逃荒至成都，处清末兵乱之年，念众生缺医少药之苦，不辞艰辛，种药贩药，学医行医，立下以医药救人，不慕名利之大志。其父王朴诚，早年在丰都县陈家“福源长”中药栈学徒，师满后回成都，创立“王荣丰堂”药店行医治病。王朴诚以儿科为精专，信守“医非营业，药以治病”之旨，待病人如亲人，视患儿如己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被成都百姓誉为“王小儿”。
王朴诚先生对子女的教育是：易子而教，先学文、后学医，先学药、后学医。既注重理论，更注重实践。王伯岳先生自幼聪敏，过目成诵，6岁时被送到四川高等师范学校（现四川大学前身）四川名儒刘洙源先生处读私塾，攻习文史，奠定了经史文哲等古文基础。16岁时，立志学医，先到成都“两益合”药店当徒学药，遍读《本草备要》《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等入门之书，还手抄《膏丹丸散配方》等秘本。全面掌握中药识别、炮制和配制膏、丹、丸、散的方法，并接触很多成都名医之处方。3年出师后，又拜师成都名医廖蓂阶先生门下，尽得廖先生研究仲景学说和治疗温热病之经验。此间，其父王朴诚已是成都妇孺皆知的儿科名医，整日诊务繁忙，故其也常于上午随父侍诊，以得承家教，下午听廖先生讲课，以求问解惑，1935年正式获得中医师资格，遂声名鹊起。
1955年，中央组建中医研究院，在全国抽调一批学验俱丰的老中医，先生父子奉调进京。先生历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秘书、研究员，北京西苑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首届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副组长等。
先生学识渊博，中医药学术造诣精深，临床经验宏富，医名远播，享誉中外。其尤以儿科著称，誉满京城，北京群众呼为“小儿王”。临证上，他精于辨证，辨证时重视小儿体质因素及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学术上，他主张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并在温热性疾病与脾胃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与学术建树，十分重视脾胃在小儿的生长发育及其在疾病防治上的重要作用。倡导小儿脾胃以理脾助运为主，不可一味壅补，具体有祛邪护脾、利水和脾、消导运脾、健运补脾等不同治法。他熟谙药性，用药精慎，处方严谨，变化出入十分精辟。强调攻不伤正，补不碍滞，十分重视小儿生生之气。先生十分重视小儿的体质调理和护养保健，对疾病治疗主张“三分医药，七分调理”。
先生博学广识，对文、史、哲均有研究和造诣，工于诗文，喜好书画，治学严谨，文思敏捷，儒雅刚正，肝胆照人，严于律己，诲人不倦，侃侃而谈，出口下笔皆成文章。先生从医50余载，救治病人无以计数，并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部分保健工作。他培养了大批学生，对学生谆谆教诲，殷切期望，既严格要求，又热情爱护，桃李满天下。他主持编写的《中医儿科学》融会古今儿科精华，是我国第一部儿科学术体系全面、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医儿科学巨著。他牵头并与全国中医儿科工作者一道创建了中华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开创了我国中医儿科学术新局面。晚年荣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副组长，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建言献策，为中医药事业振兴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他的积极建言与努力，促成了全国第一个“中医少年班”在山东中医学院的创建，为中医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路。我的中医之路往事重提
在旧中国，学中医总不外乎自学、师授、家传三个途径。“辛亥革命”以后，成都虽有了官立学校，但由于条件不允许，我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我的启蒙教师中江刘洙源，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在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教经学。同时在家里设一个私塾，带着我们童子六七人，读书学习。
洙源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他的教学方法与当时一般私塾截然不同，重在启发、诱导，不主张死读书。
从先秦至唐宋，由洙师给我们选讲了不下百篇传世的文章。同时，以圈点《资治通鉴》及“四史”为自学常课。我后来学中医，读中医古典著作，能闯过“文字关”，实源于洙源师的教益。
我家原籍是四川中江县，是盛产药材的地方。祖父种过白芍，后来逃荒到成都，寄人篱下做雇佣。父亲先去丰都县“福源长”药店当学徒，继而跟一位姓陈的老师学中医。回到成都以后，定居下来，一直以中医中药为业。
我读了十年书以后，已经是十六岁的青年了。父亲希望我做一个中医，我本人也有这个志愿。但是，父亲认为医生的儿子不能单凭上辈的声望去行医，还主张学医应先学药。这不光对立方遣药上有好处，而且就是学医不成，卖药也可以糊口。我就是根据父亲这个思想先学药的。
位于成都东城的“两益合”中药店，是历史悠久的老药店。它经营的参、茸、胶、桂、膏、丹、丸、散等都很讲究，富有信誉。负责人刘祉庭老先生是一位精于业务的老药师，我父亲就送我到这个药店里当学徒。
第一年只是做些药材的搬运、加工的粗活。后来，逐渐学习丸、散、膏、丹的配制，并到柜台上进行配方。在配方的时候，接触到不少名医的处方，对我很有启发。
刘老师还经常叫我跟他到药栈采购药材。他对于识别各种药材的真伪、优劣，以及药物的标准、规格都具有丰富的经验。经他的指点教诲，使我懂得一些有关生药的知识。
在四年的学徒生涯中，总是白天劳动，夜间读书。除温习一些旧课外，店里也有些书，如《本草纲目》《汤头歌括》《药性赋》等是必备的，也是称药配方人员必学的。过去不少的老药师也知医，一方面是接触的多，一方面是好学。有时候医生也来店里配方配药，在闲谈中，有问必答，这也是学。自己家里的人及亲戚朋友有病，主动给开个药方，这也是实践。回想起来，引我入门，使我约略懂得一些浅显的中医知识，实起源于在药店当学徒。
从“两益合”学徒满师后，我的父亲已是成都妇孺咸知的儿科医生了。我想做一个子承父业的家传医生。
但是，父亲不这样做。他有一点自知之明，觉得自己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对系统的理论知识还不够。所以，他本着“易子而教”的原则，要为我择师。
廖蓂阶先生，是我父亲素来钦佩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精通中医理论和富有临床经验的老中医，并长于教学，是我受益最多、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廖老每天给我讲课，首先讲《伤寒杂病论》。他认为仲景学说上承《灵》《素》，下启各代。《伤寒杂病论》一书，理法方药俱备，后世称为方书之祖。从《伤寒杂病论》入手，进一步勤求古训，然后旁及各家，却有事半功倍之效。我就是遵循他所指引的这个方法和途径，循序渐入，开始学习的。
廖老擅长温病学。他对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陈平伯、余师愚、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等各家学说，深入研究，取各家之长而有所发挥，撰成《时病纲要》一书，分为上下集共十卷。上集以运气学说为纲，分四时六淫病各一类；下集为时行传染病类，分为时行泄痢、瘟疫、痉病、鼓胀等十二类。廖老本此书精义，传授生徒，嘉惠后进。
从开始学医，父亲、老师都要求我写笔记，写日记。一方面便于老师督促检查；一方面便于自己复习。也就是“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同时，也积累了学习资料。勤于动笔，又能加深理解，加强记忆。至于写日记，对自己的恒心毅力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十年浩劫”中，我的学习笔记和常年的日记，都付之一炬。但从中所得到的教益则是尚未全忘的。
当时读的书大多数是木刻本，没有标点符号，还有不少错落。读的时候要圈点断句，要借善本来校订改错。有些不好买的书，只能借来抄。当时都是用毛笔，抄书都是用楷书。所以，从小必须练习写字。父亲在这方面要求最严格，一定要一丝不苟。他不是要求我做一个书法家，而是要我做个有责任感的中医。他认为医生开处方，如果字迹潦草，万一配方的人看不清楚，或者是写错了，那就关系到病人的安全。所以，他要求写处方时，药味、剂量，都要规规矩矩。还有处方上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证因脉治，都要写得清清楚楚。我后来随父习诊时，抄的处方，他都要亲自过目，有一点不合格，就命我重新抄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经过长期的锻炼，而且要永远坚持下去，这种要求是必要的。
跟随廖老师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父亲的业务较忙，因而我的学习方法有所改变。上午随父门诊，给他抄方；下午廖老师给我讲课。我体会给老一辈抄方，是最好的学习。
在过去的中医生当中，有的人处方治病，疗效很好，但说不出道理；有的人长于理论，但实践经验不足，这是客观事实。我父亲自认为他属于前者，因此特别注意在理论上的充实，同时注意在实践中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当时我家生活并不富裕，但他绝不吝惜花钱买书。凡是他以前未读过的书，必先批阅，并加朱墨。至今我还保留着他“手泽存焉”的几部书籍，这对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业患不能精 行患不能成
我从学药、学医、给父亲助诊，一直到后来独立应诊，中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是则不彰；第二阶段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第三阶段是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初期，曾产生过“差不多”的思想，以至“好读书不求甚解”。在独立应诊的初期，又如“初生之犊”，自认为什么病都敢治，都能治，正如荀子所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确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经过一段时间，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常见病，照书本上学过的处理，但疗效不像书本上说的或我所想象的那样满意，有的还适得其反；还有些没有学过的，或一些不常见的疾病，那就更感棘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思想上很矛盾：这样混下去？于心实在不安；放下不干，另谋出路，更不敢冒这样的大不韪。于是自渐复自卑，一时连有把握的常见病也感到没有把握了。白天诊治过的效果如何？总是悬想不已。到了晚上，经常是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学然后知不足”，这就是第二阶段最痛苦的经历。
在独立应诊以后，仍然从廖老学习，不定期地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求他解惑。当时一些知名的医生如卓雨农、唐伯渊、张澄庵、廖宾甫、陆仲鹤、曾念适等，我也经常过从。有时还在一起会诊，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收到了“博采众方”之效，丰富了诊疗知识。
廖老主张，除儿科专著而外，应多看历代各家学说，开阔视野，以增强见识，提高医疗水平。他说，历代各家大都兼长各科，尤其重视儿科，散在各书中有关小儿的论述应收集。就是内科方面的诸多治法，以及很多学术见解，都可以用于儿科。
经过起伏转折，才懂得了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从而理解到要治人之病，先要治己之病，治“道少”之病。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坚定了我终生学习中医、研究中医的信心和决心，并于1932年取得中医师资格，开业行医，独立应诊。
当我开始独立应诊的时候，父亲给我“约法三章”：不定诊费，不计报酬；不定时间，随到随看；不说人短，不道己长。
当时的诊费，有高有低。穷人不但付不起高的诊费，就是低的也有困难。譬如只定十个钱（当时还用铜钱），父亲说：“不够十个钱的怎么办？”俗话说，“一钱迫死英雄汉”。要凑足十个钱，谈何容易。所以，他坚决主张不定诊费，不计报酬。
过去在城市行医的中医，有的规定应诊时间，有的不规定。来我家诊病的多数是小儿。一个孩子生病，全家着急，兼之小儿一般发病急、变化快，特别是高烧、惊厥这类病，必须尽快地诊治处理。所以不规定时间，应当随到随看。我父亲行医时一贯如此，也要我萧规曹随。
我一开始独立应诊，父亲就将我的寝室移至接近大门的旁室里。只要有病人叫门，或听见患儿的哭啼声，我就马上起来开门。小儿生病，总要牵连大人。病家大多数是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小职员，一天不干活，一家人就要断炊。不定时间，随到随看，病家方便，于己也才心安。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成都只有几所教会医院，一般人根本进不去。至于劳苦大众，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一般急症以及外伤、骨折等都靠中医处理，而且处理得很好。所以说，现在有人认为中医只能治慢性病，或者说中医只能治内科病，显然是误解。
有的病不是一个处方或一剂药就能治好的。换个医生看看，希望快些好，这是病家常情。而有的医生则往往认为是前医治坏了才去找他，于是对前医的处方评头论足，揭人之短，炫己之长。这种“同行相忌”和“文人相轻”的陋习，父亲坚决反对，不容许我沾染。这对我教育很深，我能学有寸进，实源于此。关于继承和发扬
古人说：“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我在治学方面，对于“勤”与“思”的重要性真正有所认识，确是从中年才开始的。
张仲景是我国有巨大成就深远影响的一位医学家。当我开始学习仲景学说的时候，老师教训我，不仅要学仲景的著述，而且要学仲景治学的方法。仲景治学的方法，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八个字，这也可以说是善于继承；而其《伤寒杂病论》，则体现了他在前人基础上的发扬。张仲景之所以受到后世景仰，就是因为他善于继承发扬，把中国医学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峰。凡是“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驰竞浮华，不固根本”等都是仲景所反对的。因而他在“古训”方面进行“勤求”，同时还对“众方”进行“博采”。这对于如何搞好继承，是最好的典范。而其《伤寒杂病论》，既是在“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基础上而成的，但又不是引经据典、铺设陈辞，而是独创新格，精奥简详，这又是仲景在发扬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最好典范。在中国古典医籍中，继《内经》《八十一难》《神农本草经》而后，当以仲景的著述《伤寒论》《金匮要略》为最。其特点就在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加以发扬而有所创新。
当然事物总是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对于祖国医学遗产也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扬。
新文化总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继承旧的是为了建立新的。从时间这个概念来说，新和旧与今和古基本上是一致的。今天的旧，在古代是新，在今天看来是旧。在隔一段时间，后代也会把我们今天认为是新的当成旧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比如《伤寒论》所载的113方和《金匮要略》所载的262方，其中究竟多少是汉以前的古方，多少是仲景当代或仲景首创的方，根本无从稽考。仲景在“博采众方”时，可能不分古今，例如崔氏八味丸，显然不是他自制的，当然其他近四百个处方中，肯定也不都是仲景自拟的。在今天来说，这已都是古方，因为尊仲景著作为经典著作，则又称为经方。其实，在仲景当时都是时方。推而广之，在今天仍然用之有效，具有现实意义的方，何尝不可名之曰时方？
仲景继承《灵》《素》而有所创新，使其为他当时所用，是古为今用。今天我们用仲景之成就，同样是古为今用，这既是继承，也是发扬。
厚古薄今，肯定是错误的；而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今是而昨非”，恐怕也不正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包括医学）发达的伟大民族和伟大的国家，怎能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善于继承，善于发扬。
今天的中国医学，就是在不断地继承中发展起来的。温病学说的兴起，就是继仲景伤寒学说之后的一个飞跃发展。
伤寒自古以来就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论，一般外感病，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无汗或有汗等证，在古代文献中通称为伤寒。《难经·五十一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温病，有热病，有湿温。”《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温病都是热性病，其他如中风、湿温等都称为伤寒，原则上是无疑义的。但如何鉴别？尤其是寒与热究竟有无区别？如何区别？特别是在治法上有何异同？这是值得深思的。
吴鞠通可称好古敏求之士，他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探索，在继承仲景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作为“羽翼伤寒”的《温病条辨》一书，是继《伤寒论》以后的一部名著。温病学家对于寒证、热证的区别，概念更加明确，治用辛温或辛凉，分别也更加清楚。吴鞠通说：“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很显然，他是在仲景以辛温治伤寒的基础上发展为辛凉治温病的，同样是善于继承和发扬的典范。
我体会到：继承与发扬是不可分割的。搞好继承，才能有所前进，前进就是发扬。以祖国医学而论，如果只是按本宣科、依样画葫芦，那不是善于继承。继承的目的在于发扬，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使其不断地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发扬。
往事重提，目的在温故知新。希望青年同志从我走过的路中取得教训，奋发图强，催促中医学术繁荣昌盛。（王伯岳撰）王朴诚、王伯岳合传
王朴诚（1877～1961年），字联福，四川省中江县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起在成都设账行医，并创立著名的“王荣丰堂”药店。近、现代中医药史上贡献卓著的临床家。
王朴诚的行医生涯以1955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四川创业。他幼年家贫，但济世之志弥坚。他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笃守诚信的“王荣丰堂”药店而享誉巴蜀。因善治婴幼儿的各种常见病和疑难重症，被百姓尊称为儿科神医“王小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泰民安，百业振兴，王朴诚的中医药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55年，卫生部在北京成立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召全国各地名医赴京就职。王朴诚和长子王伯岳医师奉调，举家进京，参加了中医研究院初期的医疗、科研和教学，以及带徒等工作。崭新的时代、崭新的工作，将耄耋老人王朴诚的事业推向了巅峰。
王伯岳（1912～1987年），字志崇，系王朴诚长子。著名中医临床家、教育家、理论家。师从蜀中名医廖蓂阶，深谙仲景学说及温病理论和治则。其父王朴诚又亲授小儿科之理论、经验和方剂。20岁悬壶蓉城。王伯岳继其父医德，待病人如至亲，救治不论贫富，一视同仁；承父亲之专，也长于小儿之科。因其父王朴诚在上，故被尊称为“小王小儿”医生。1955年，父子二人一同赴京，到中医研究院及其所辖之医院工作。
王朴诚、王伯岳父子精通中医的理、法、方、药，临床经验丰富。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诊病理念和用药法则。王氏父子的处方特色是药味不多、药量不大，既照顾到对小儿阴阳的全面调理，又突出了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等各方面的特殊要求。因此，疗效高，费用低，深受群众的欢迎。
对小儿疾患，王氏父子重视调理脾胃。因小儿胃肠娇嫩，最易为药物所伤。而大苦大寒、辛香燥烈、攻消剋伐、金石重坠及有毒之品，皆能挫伤小儿脾胃，故临证用药极为审慎。即使要用，也应中病即止，从不过量。他们认为，选方用药更需注意配伍合理，方贵简洁，药用中和，攻不伤正，补不碍滞。谨防“既伤于病，再伤于药”。王氏父子非常重视对中药生药和制剂的研究，他们强调医生不但要懂医善医，而且还必须善于辨药用药，医以诊病，药以祛疾。知医知药应是医生的基本条件。
王氏父子特别重视对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他们编教材，上讲台，教学生，带徒弟，处处怀抱一片真情。他们详细诠释前人经典，真诚传授个人的理论和经验。他们笃行不倦，恨不能将一生术业尽快传于后人。他们勉励并期盼后来者要超越今人、古人，使中医之瑰宝在新时代获得更新更大的发展。
王朴诚、王伯岳虽生为父子，但在医学上却是挚友同道。他们刻苦研读，切磋问难。他们勤奋供职，孜孜不倦。他们谦恭朴实，为人坦荡。他们留给后人的是楷模，是榜样。遵父命医药兼修 王朴诚创业锦城
成都，史称蓉城，又因锦江流经市区，故又名锦城，或锦官城。此地风景秀美，民风朴实，地灵人杰，物产丰富，是天府之国的一颗明珠。
20世纪初期的成都，在上西顺城街有一家药店，名叫“王荣丰堂”。四个描金大字的匾额将药店烘托得古雅而庄严。主人最喜欢的两副对联是：“医非营业，药选精良。”“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这两副对联指明了医师的职责就是治病，而不是其他。这是一家中药店，又是一家父子诊所，一家专门为婴幼儿看病的特别诊所。每天晨曦微露，便有许多家长背着儿，抱着女，聚集在店前，等候看病。这家诊所看病不限定诊费，若遇穷苦乡亲则送医送药，不取分文。看病时儿子在前堂，老父在后厅，接待的几乎都是危急病重的儿童。听着患儿痛苦的哭声，看着家长焦虑的目光，他们的脸上常常浮现出比家长还着急的神情。几十年如一日，他们以高尚的医德、简朴的医风和精湛娴熟的医术，送无数患儿以健康，还家长乡邻以笑容。
他们是两位儿科医生。因为他们是“王荣丰堂”的坐堂大夫，四方百姓都尊称他们为“老王小儿”大夫和“小王小儿”大夫。他们的大名乡亲们都“避讳”了。这老少“王小儿”就是王朴诚和王伯岳父子。
王朴诚祖籍四川中江县，父亲王焜山，8岁即孤，其母用辛劳和泪水将其养育成人。王焜山勤劳善良，是一位朴实的药农。
清末光绪年间，因连年大旱，王焜山举家逃荒到成都，继续以种药贩药为生。念百姓贫困多病，又缺医少药，王焜山便立下以医药救人之志。他一边种药贩药，一边读医书、访名医，终于取得了行医资格，在住地悬壶把脉。他为人治病不收诊费，对贫苦乡邻更是施药送物，诚心相救。几十年如一日，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看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王焜山逝世的时候，成都市民哭泣吊唁者盈街盈巷，场面之悲切，难以言表。
王朴诚自幼随父亲种药。父亲见他秉性善良，为人忠厚，便鼓励他好好读书，好好种药，长大了做一个会看病又会种药的好医生。当年，四川丰都县有位名医叫余养泉，此人在行医的同时还在家里设账教私塾，是颇有名望的医生兼塾师。王焜山慕名将儿子王朴诚送往丰都，随余养泉读书学医。余养泉治学严谨，教书行医都很认真。他不但让学子们背诵启蒙读物和《论语》《孟子》，还教他们阅读医书。王朴诚回忆说，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已经粗略地读过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珍珠囊》《药性赋》《本草备要》等中医药典籍。私塾的启蒙教育，不仅使王朴诚增长了知识，打下了古文基础，也坚定了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个好医生的决心。
从师五年之后，遵照“医药不可偏废，学医应先学药”的古训，父亲和塾师余养泉又把王朴诚送到丰都县一家较大的中药饮片批发庄——“福源长”中药店学药。药店掌柜叫陈焕卿，是县里的一位名医，见王朴诚英俊好学，勤快诚实，更是严格要求，着意培养。王朴诚每天的工作是跟着师傅、师兄们炮制中药饮片，制作各种丸散膏丹，熬制龟鹿虎胶等，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三年里赤足劳作，连草鞋都没有穿过一双，但他从不言苦叫累。每逢夜深人静，他都挑灯读书，做笔记，写心得。
三年卒业，王朴诚带着老师的希望辞别了“福源长”药店，回到成都，时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一年王朴诚正式开业行医。为了方便就医者取药，他同时创办了“王荣丰堂”药店。药店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上西顺城街，是一家前店后厂，诊病与制药、售药合一的诊所加药店。每日所售中药饮片和各种成药基本上都是自己加工的。为了保证药材质优可靠，王朴诚经常远赴省内外药材产地和集散地，选购优良、稀缺药材。
王朴诚是从平民中走来的医生，深知百姓患病的苦痛和求医的艰难。所以在行医之初便为自己定了三条规矩，并昭告于病家百姓。第一，不定诊费，给诊费不给诊费一样看病。第二，不定时间，黎明昏暮，病人随到随看。第三，不定限额，重病先看，不看完不休息。不在患者面前议论同道。王朴诚常常告诫药店的伙计和徒弟：医生一定要研究医术，会看病，但是必须把良心和医德放在第一位。医生和病人本是同胞一家，医生首先要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把病人的病当做自己的病，把病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且能尽心竭力地为病人解痛疗疾。
在“王荣丰堂”的初创时期，王朴诚不但忙于看病，还要与伙计们一道铡切饮片，碾压药粉，加工制作各种丸散膏丹。王朴诚每日劳心劳力，非常辛苦，但只要能给患者提供质优价廉、安全可靠、疗效高的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因此，“王荣丰堂的药又好又不贵”的口碑很快在患者和药材经销商中间传开了，前来看病和买药的人越来越多。
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朝巡警道举行中医师考试。王朴诚应试，获得中医师证书。
1918年，“民国政府”在四川省警察厅又举行中医师考试。王朴诚在中医理论和临床考试中均名列前茅，获得“甲等医士”证书。从此，王朴诚和他的“王荣丰堂”更是闻名遐迩了。
王朴诚行医之始，本来是长于治疗外科和眼科疾病的，但在那个贫穷多难的岁月里，百姓们多不以自身疾病为忧，而把小儿的健康看得比天还大。每天出现在王朴诚面前的几乎都是啼哭的孩子和愁眉紧锁的家长。善良的王朴诚急病家所急，急现实所需，下决心再攻儿科。那些年，他白天忙于诊病和制药，夜里则挑灯研读，特别是北宋医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他简直能背诵下来了。他精研儿科各种病证，细心诊治每一个患儿，认真总结病例经验，没有多久，“王荣丰堂”便赢得了善治小儿痘（天花）、麻（麻疹）、惊（惊风）、疳（疳疾）四大症和小儿外感风寒、风热，以及内伤饮食等各种疾病的美名。
唐人孙思邈说：“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这是历代苍生大医们的醒世箴言，也是王朴诚为自己确定的行医之道，为医之法。王朴诚从行医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一位以仁心、仁德、仁术济世的仁医。治疫病独创奇方 辞医官只为百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政局混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医疗水平低下，环境卫生无人问津，致使瘟疫常有流行。1905年春夏之际，成都地区突发一种奇病：患者扁桃体红肿，咽喉疼痛变窄，难以咽食，呼吸困难，咳嗽之声有如犬吠。该病传染迅速，患者与日俱增，且以小儿居多，病人常常在昏睡中死去。这种病被称作白喉，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一时间人心惶惶，抱着儿女来“王荣丰堂”求治者络绎不绝。王朴诚见状更是心急如焚。他苦心研究自制了一种药，取名“凤衣散”，是一种吹喉祛病之药。王朴诚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用吹喉法将“凤衣散”吹入患者咽喉，片刻之后，患者喉中咳出痰涎，病痛随即缓解。用此法治疗后，再配以养阴清肺汤内服，数日即愈。疗效之奇，享誉蓉城。
成都有一家字画装裱店，其东家陈照沧也感染了白喉。曾请几位中西医大夫救治数日，不但无效，病情反倒越来越重。垂危之际，急请王朴诚到病榻诊视。此刻的陈照沧呼吸急促，喘息之声有如犬吠，神情呆滞，不能说话。面对王朴诚只能用手频频指喉，其情状十分痛苦。王朴诚诊断后，取出“凤衣散”，用吹喉枪将药粉吹入喉间。不多时，患者长咳数声，吐出两大块白喉菌假膜涎块，其味臭不可闻。陈照沧随即开口说了四个字：“承你救命。”王朴诚又用养阴清肺汤为其调治。三天后，陈照沧恢复了健康。为了表示感谢，他特送王朴诚一块描金大匾，上书“复生”二字。并题跋：“夫喉者，人生气机出入之庭户，瞬息存亡之际，性命系焉。乙巳春，余患斯疾，甚危险，家人虑之。得王君朴诚者，徹青囊，笃友谊，闻风来视，慨赐方药，未三日，疾乃疗。嗟呼，吾生后得矣。后之有患斯疾者，不致，诃叹我言。八弟，陈照沧亲手书。谢赠。”
为了抢救白喉病人，王朴诚将“凤衣散”和吹喉枪的配方、制作及使用方法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了医界同仁，还将治白喉忌表、忌妄加疏散性药品，以及宜用养阴清肺汤的治疗经验予以宣传。王朴诚无私的济世精神为当时白喉病的诊治作出了很大贡献，受到医界同仁和广大群众的广泛赞誉。
1918年前后，四川省警察厅将各地收养的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的穷人集中在一起，办了个“南厂”。“南厂”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很多人身上长满了“毒疮”。在病人日多、病势日重的情况下，厂长慕名请王朴诚前去治病。王朴诚见状，毫不客气地对厂长讲：“中医说：凡病既见于外，必因于内。他们显系平日饮食难饱，肠腹不洁，又要在湿地上辛苦劳作，致使内外邪毒郁而成疾。若要治愈，必须满足他们日常的饮食所需，改善环境条件，减轻劳动强度，增强体内抵抗力，否则难以康复。”
厂长接受建议后，王朴诚根据疾病情况，分别给患者煎服防风通圣散、荆防败毒散和银翘败毒散等汤药，并将煎服以后的药渣煮水让患者洗浴。对已溃败流脓的患者，则用自制的红升丹、白降丹等药调油外敷以治。经过王朴诚的积极建议和精心调治，“南厂”工人的疾患很快得以痊愈，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一天，正当王朴诚为“南厂”工人治病的时候，突然接到警察厅长派人送来的一张“医官委任书”，上写：“察得王朴诚医官，在南厂治疗得法，医愈多人，月给龙圆四十枚，务宜常以住厂，细心调治，无负委任。”这事令王朴诚倍感惊讶。他立即赶赴警察厅，面见厅长，亲自退还“医官委任书”，声明：谢绝委任。并说，为“南厂”工人治病是自己应尽之责任，将来若有需要仍可以前来救治。但是离开“王荣丰堂”，离开万千病家百姓来此为“官”，绝非王某夙愿，万万不能从命。
与辞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朴诚在抗战时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成都市人力车工会”的聘请，他与儿子王伯岳一同担任了工会的中医顾问。他们为上前线抗日的川军和人力车工人的家属义务治病。凡是病人说“我老汉儿打日本人去了”，或说“我们是工会的”，王朴诚父子就立即送医送药，尽心为他们治病。
在那个社会动荡、劳动人民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年代，很多孤残儿童常被遗弃街头，忍受冻馁之苦，只能靠一些社会慈善家办的孤儿院收养存身。当年成都人尹仲锡所办的“慈惠堂”就收养了许多孤残儿童。王朴诚父子得知后，便自愿去“慈惠堂”承担起了为孩子们义务看病和保健的任务。几十年后，王朴诚在北京说，早年间在那个国乱民贫的时代，当医生很难。他们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济世救人，而所救的人多数是穷苦百姓。我们做医生的一定要有一颗仁心和良心，要把治病救人摆在第一位。治病救人之德永远在金钱之上。王伯岳立志从医 王朴诚苦心教子
王伯岳生前为卫生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生导师，负责中医儿科的科研、医疗和教学工作。
王伯岳还兼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儿科杂志》常务编委，中日友好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王伯岳是闻着“王荣丰堂”的药香长大的，是在患儿的哭声、病儿家长的叹息和父亲为病人忙碌的身影中认识世界的，是念着“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知事明理的。
当时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有位教国文的老师叫刘洙源，是王朴诚的朋友。刘洙源利用课余时间在家里办了个私塾，为自己和亲友的孩子们传道授业。王伯岳从六岁起便受教于刘洙源门下，所学内容除《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千家诗》等启蒙读物外，还阅读了《论语》《孟子》《诗经》和《古文观止》等书籍。每日里又是自己朗读，又是老师讲释，又是背书，又是描红临帖，课业十分繁忙。刘洙源是一位国学底蕴丰厚的学者，更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王伯岳聪明好学，很受老师器重。所学经、史、文、哲诸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学医，特别是阅读医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师七年后，王伯岳回到“王荣丰堂”，要父亲教他当医生。王朴诚认为，自古医药一体，学医必先学药，不识药何以为医？况且求学贵在择师，学医亦然，故必选名师以授业。于是送儿子到成都颇负盛名的“两益合”药店学徒三年。在学徒期间，王伯岳除干药店杂务外，主要是跟师学习中药的炮制加工、丸散膏丹的制作，以及饮片方剂的配方。三年里，他不仅学到了许多药性功能知识、药剂配方和制作技术，而且把药店存放的《汤头歌括》《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本草备要》等通读了一遍，并将秘本《膏丹丸散配方》抄写成册带在身旁，随时记诵。在为顾客抓药之时，若遇到名方、秘方，他就一一抄录下来，以备日后习用参考。
学药三年后，王伯岳回到家中，执意要随父亲习医，但父亲不允。王朴诚根据古人易子而教的传统，又让王伯岳拜成都名医廖蓂阶为师。廖蓂阶因医术精湛而享誉蜀中，是“成都国医讲习所”的副所长，《四川医药特刊》主编。该人既精中医药理论，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中医温病学说有很深的造诣。廖蓂阶后来担任了成都铁路医院副院长，享受一等二级老中医专家待遇。廖蓂阶不负朋友之托，对王伯岳临床指教，耳提面命，严加训练。每天要求王伯岳侍诊见习，还系统地授以“仲景学说”，在此基础上再旁及各家之说。而王伯岳更是手不释卷，细读精研。廖蓂阶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教学精神，传医道于弟子，为王伯岳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广博的阅读和师父的教导，不仅使王伯岳认识到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而且也了解了中华医学在实践中发展的轨迹。秦朝及两汉是中医发展的鼎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应首推仲景学说的建立。儿科（小方脉）到宋代已具规模。其儿科专著，当以北宋时期杰出的中医儿科学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简称《直诀》）最为突出。王伯岳认为，《直诀》以小儿生理病理特点为依据，对于小儿病的病因、病机、辨证、治法、立方、遣药等，不仅有科学的理论建树，而且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
儿科之难，难于诊断。钱乙以《内经》理论为指导，结合《难经》《伤寒论》和《备急千金要方》等阐发的思想理论，创造了适合小儿的“脏腑虚实辨证方法”和“小儿脉法”等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医儿科诊断的特点。钱乙“尤邃本草”，对药物学有精深的研究，且深悉用药之忌。他指出，对小儿用药更需审慎，反对妄攻下、妄滋补的做法，强调虚虚实实之诫。钱乙关于儿科的学术思想，更坚定了王伯岳随父亲研习儿科的决心。“为方博达，不名一师”，钱乙这一治学理念，对王伯岳一生的医学事业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1932年，20岁的王伯岳通过考试，取得了中医师资格。他回到“王荣丰堂”，开始了随父一道行医的生涯。
王伯岳遵照“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古训，在把脉疗疾的实践中求取真知新知的同时，一有闲暇便读书觅友，切磋问难。当时许多名医，如卓雨农、唐伯渊、张澄庵、廖宾甫、陆仲鹤、曾念适等，都是王伯岳在中医领域的知己挚友。采百家之长，修一家之术，坐“王荣丰堂”，救八方患儿。王伯岳与其父一样不限晨昏，无论寒暑，用精湛的医术和善良的心，给患儿送去了健康，也为家长们带来了笑颜。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后，王伯岳便在父亲之后，享誉乡里，取得了“小王小儿”大夫的美名。瘟疫杂症猖獗日 王荣丰堂多建树
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因为先进的医药科学技术和富强的国家已经使他们的健康有了保障。但是在王朴诚最初行医的年代，天花、麻疹等传染病给无数儿童及其家庭带来灾难。在那瘟疫猖獗的年代，“王荣丰堂”和他的两位主人为防疫祛病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天花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病毒性传染病，现在已被彻底消灭了，但在1949年以前却经常发生。
对于天花，中医素有“人痘接种”、“穿痘儿衣”等预防天花的方法，但不易推广，效果也差。后来英国人发明的牛痘接种预防法，于辛亥革命后传入我国。当时，成都有一所外国人办的“微生物研究院”，推广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于是王朴诚父子就去那里学习牛痘疫苗的制取技术和接种方法，然后自己买牛，在家中制取牛痘疫苗，为成都市的儿童接种，特别为孤儿院和穷人的孩子免费接种。
用活牛制取牛痘疫苗，其技术要求很严很高。制好的疫苗必须冷冻，可当时还没有冰箱。他们就把制好的疫苗密封后，存放在深井靠近水面的砖洞内，以保持疫苗所需要的温度。这样做，存和取都很困难，既费事又要花很高的成本，但为了能造福一方百姓，他们一直坚持了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推广牛痘接种之后，他们才停止了这件善事。
麻疹也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在麻疹疫苗发明以前，麻疹是小儿发病率最高、对小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之一。因麻疹病情多变，所以治疗麻疹必须慎而又慎。根据麻疹各个阶段的特点，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王朴诚父子自创验方，对麻疹及因麻疹引发的许多变证、危证的治疗，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麻疹肺炎是麻疹患儿最易并发的一种疾病，故中医称麻疹为“五脏皆见病证，肺经见症独多”的全身性疾病。对麻疹肺炎患儿的救治，过去曾是儿科的一大难题，中西医、国内外尽皆如此。
麻疹肺炎因为疹毒的关系，已不是单纯的肺炎。患儿合并肺炎以后，麻疹也就不是单纯的麻疹了，而在治疗上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复杂。在仔细分析麻疹和肺炎病因和治疗方法后，王朴诚指出：“麻疹患儿如因风寒、风热闭肺，或因热毒过盛都能并发肺炎，又会影响麻疹的顺利透发。因此，疹毒内蕴是造成肺炎加剧的主要原因，如能使疹毒外透，则肺炎亦可随之减轻。”
宋某，男，两岁。就诊时家长说：孩子已发烧六天，出疹三天，喘憋一天。伴有腹泻纳差，精神萎靡，大便稀，日行三四次，患儿鼻翼频扇，喘促不已，鼻唇干，舌红苔少，脉细数。王伯岳诊断为麻疹合并肺炎，立即住院。查体：体温39.3℃，头面及躯干疹点稀少，色稍暗，咽红，柯氏斑（+），双肺后下中小水泡音，心率每分钟140次。腹软，肝未触及。证属麻毒闭肺，热伤阴液。治宜宣肺开闭，清热养阴为法。
处方：麻黄、生甘草各3g，杏仁、桔梗、竹叶、葛根、黄芩、蝉蜕各6g，牵牛子5g，鲜生地9g，生石膏（先煎）15g。
服药两剂后，喘咳减，大便次数减少。但仍高热，汗出，烦躁，口渴喜饮，口糜，便溏，舌红绛少苔，脉数。乃毒热炽盛，心肺之火上炎。治以清热解毒，凉血降火。
处方：白人参（另煎）、川黄连、生甘草各3g，生石膏（先煎）15g，犀角粉（现已代用）1g（冲服），鲜生地、大青叶、生谷芽各9g，知母、丹皮、豆豉、青黛各6g，葱白1寸。
上方服一剂后，高热减。去犀角，继续调理，半月后病愈出院。
按：本例麻疹闭肺，且热迫大肠，麻疹、喘咳、泄利并作，疹色发暗，证情复杂。王伯岳抓住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首先宣肺透疹清热，用麻杏石甘汤合葛根芩连汤加减，从而使喘咳缓解，病势减轻，而后以清热凉血法获愈。其用药特点还在于葱白，既防止了热邪与凉药格拒，又可和谷芽防苦寒伤中而保护胃气。
中医清热解毒的治疗方法，既适用于麻疹，也适用于肺炎。同样，宣肺解表的治疗方法，也适用于肺炎和麻疹。在这两种治疗方法下，根据患儿病情，选方用药以随证施治，就能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对高热惊厥（抽风）的麻疹肺炎患儿，他们用自制的“太乙救苦丹”（简称“太乙丹”）救治。“太乙丹”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的一个药方。早年，王朴诚与一些老中医选用此方救治瘟疫病人，不但疗效高，而且还有预防的效果。此方用来治疗各种病因引发的高热惊厥（抽风）也获得成功。许多高热惊厥的患儿，在“王荣丰堂”诊室内，只要服下一粒用温开水溶化的太乙丹，很快便停止抽风，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再稍加对证的中药调治，用不了几天就能恢复健康。因为“太乙丹”疗效高，是“王荣丰堂”药店的招牌药之一。
对患麻疹引发的疹后咳嗽、麻疹并发喉炎、疹后泄利、走马牙疳等疾病，他们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并总结出不少高效的经验方。“走马牙疳”是麻疹常见的并发症。成都育婴堂街一茶园内的患儿，疹后患“走马牙疳”，牙齿脱落六颗，口内肌肉坏死，病情很危急，王氏父子为患儿口内涂抹自制的外用解毒生肌药粉（苋菜杆、冰片、熊胆、硼砂、人中白，共研细末），内服白虎汤加栀、柏、芩、连、大黄、青黛、儿茶以泄热解毒，患儿病情很快停止恶化，恢复了健康。
成都人称患麻疹病为“出麻子”。“王小儿最会医麻子”在成都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每年冬春季节麻疹发病时期，王家就会日夜忙碌。
在麻疹疫苗发明以前，麻疹几乎成为城乡儿童每人都要患一次的疾病，患过之后便可获得终身免疫力。因此，凡是有小儿发烧，旁人都习惯问一句“你这个娃娃出过麻子吗？”若患儿家长说“没出过”，旁人就会提醒他“小心是出麻子，快去找‘王小儿’开副药吃吧。”这就是群众眼中的“王小儿”大夫。
1958年6月，应科普出版社的要求，王伯岳写了《中医防治麻疹的方法》一书。书中所载基本上都是他们父子多年来治疗麻疹和麻疹肺炎等各种并发症经验的总结，以及预防麻疹的方法。1965年再版3万册，很快又被售罄。
1965年北京市麻疹和麻疹肺炎流行，王伯岳时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主任。当时儿科收治了411例麻疹肺炎患儿，他和儿科同仁一起共治愈398例，治愈率达96.8%。同时收治腺病毒肺炎患儿48例，全部治愈，治愈率达100%。对西苑医院儿科治疗麻疹肺炎和腺病毒肺炎的经验，王伯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全国肺炎工作会议上做了详细的介绍。大会肯定了他们的经验，并给予表彰。
小儿惊风也是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惊风有急惊风、慢惊风和慢脾风三种。急惊风为阳证、实证、有余证。慢惊风初得之时，阴阳尚未过损，常有夹痰、夹热等证，属半阴半阳之证。而慢脾风必有阴冷不足等虚弱现象，此时患儿脾胃大伤，已转化为虚寒纯阴证了。
根据王氏父子的经验，患儿若因感染外邪，引发高热而出现的急惊风，要用中医温病（热性病）学来分析，用三焦辨证或卫气营血辨证的方法，根据病情轻重深浅之差异，分别用清热解毒、芳香化湿，清热解毒、芳香开窍，或清热息风、益气育阴等方法，随证施治，紧急抢救。病情危急之时，可用“太乙丹”、紫雪散、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中成药予以对证救急，然后用中药汤剂随证调治，即可获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临床上还有更多、更常见的婴幼儿急惊风是因为积食化热、热极生风所致。患此病的患儿多为幼小之乳婴，因伤乳过多，反从湿化，湿邪郁于内而化热，心受热积则惊，又外感风邪，肝逐邪风则发搐。心火、肝风二者交争，血气相并作乱，痰涎壅盛，百脉凝滞，关窍不通，风与气无所发泄，故出现暴搐急惊。治疗这种急惊风要用宽中和胃、清解之法，选用清热、镇惊、化痰之品，只需一两剂普通汤药就可使患儿恢复健康。若因火燥结者，可润肠，通其大便即愈。此乃中医“水活舟动”之义。
慢惊风患儿或因久痢、久疟，或痘后、疹后，或风寒饮食积滞，过用攻伐药品而伤脾；或患儿体质本虚，素寒而误用凉药；或因急惊风热证用药太甚，以致失治，久而传变；或病后失于调理而致病。其以吐、泻者为多见。
王氏父子指出，治疗慢惊风必须先温补脾土，补土为治本之法，治本即所以治标也。宜缓肝醒脾。若系血虚者，则古人有“治风先治血，血活风自灭”之说。在临床上，他们常常先用“逐寒荡惊汤”抢救，以培其本。然后再用“加味理中地黄汤”，滋肾水以培肝木。此治慢惊风有特效，用之屡验。
慢脾风患儿，或因慢惊风日久而失治，或因多服药液，致使胃肠水旺而反滞脾土；或吐泻伤脾；或禀赋本虚，肠胃虚寒，脾阴虚损，孤阳外越而引发。
王氏父子还指出：治慢脾风需要温中回阳，即调补胃阳而生脾阴。他们常用“砂仁半复附子理中汤”和胃醒脾以救逆。“附子理中汤”温阳祛寒，为治脾胃虚寒之要方。加砂仁行气宽中，健脾化湿；加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另外，因慢脾风为纯阴无阳之证，比较危险，法宜温中回阳补脾。根据病情，他们又常用“桂附地黄汤”即“金匮肾气丸”方作汤剂服，以温补肾阳，回阳之效可以大增。滋肾水而养肝木，肝木疏泄正常不克脾土，方利于脾阴生而胃阳复。
中医对惊风病，虽有一些通治之古方，但王氏父子主张应当慎用，而应以平和之剂随证选方用药，以获得既能祛邪，又可扶正的效果。总之，对惊风病，他们有很丰富的诊断和治疗经验。那年月，许多父母抱着患儿匆匆赶来，进门之时大人落泪，患儿抽搐。经王氏父子诊治用药，不待多时，病儿康复如初，父母们便含笑而去了。时人谚曰：“小儿得病不用怕，王荣丰堂有妙法。服药不用多花钱，保证还你个健康娃”。在二十世纪中期“王荣丰堂”以其卓越的建树而享誉巴蜀。
疳疾也是一种小儿常见病，表现为面黄肌瘦、肚大筋青（腹部静脉曲张）、头大颈细、头骨开张（囟门不合）。
王氏父子认为：疳疾是由于饮食不节、恣食肥甘、积食化热、损伤脾胃、损伤津液所致，病位在脾和胃。临床所见证候以脾胃病变为主。初期只是一般性的消化不良，中期可能转为积滞，后期可能形成慢性消化不良。
虽然疳疾初期稍加调治即可恢复正常，但治疗疳疾必须慎之于始，必须采用健脾和胃，佐以消食导滞的方法，并要患儿家长着重改变哺乳习惯，以少食多餐的方法替代强饮强喂。
治疗疳疾初期的患儿，他们常用的经验方有二：一为钱氏白术散加味，即钱氏七味白术散加神曲、麦芽、山楂、鸡内金。白术散主治脾虚肌热，泄泻，虚热作渴。二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参苓白术散：人参、茯苓、白术、扁豆、薏苡仁、莲子肉、山药、陈皮、砂仁、桔梗、甘草。本方着重补脾，能益气、健脾、除湿、行滞、调中，不腻不燥，于小儿尤宜。以上两方可交替服用。
如患儿夹有外感，头痛发热，吐泻腹胀，可加服《局方》藿香正气丸，用以解表退热，和中理气。藿香正气丸或其散剂，最好煎成汤剂去滓后让小儿温服。
疳疾中期因消化不良，胃之受纳和腐熟（消化）水谷的功能发生障碍，进一步影响到脾的运化，不能将水谷精微之气输送到人体各部而形成积滞，则内耗津液，外消肌肉。王氏父子对此病采用调理脾胃，温化和中，佐以清利湿热的方法治之，并着重要求患儿家长改变喂养方法。经验方为“益黄枳术思食丸合剂”：陈皮、丁香（一方用木香）、诃子、青皮、甘草、白术、枳实、人参、神曲、麦芽、干木瓜、茯苓、乌梅。
徐灵胎《兰台轨范》有加减思食丸，治脾胃俱虚，水谷不化，胸膈痞闷，腹胁时胀，食减嗜卧，口苦无味，虚羸少气，胸中有寒，饮食不下，反胃恶心，及病后新虚，不胜谷气，食不复常等症。上述诸症，都是小儿疳疾所具有的症状。疳疾主要是脾胃俱虚，但又积滞未消，虚实互见的一种疾病，唯神曲、麦芽、山楂之类，既能健胃又能消食，服之最为适宜。
昔人谓此方为“收纳胃气之方，用乌梅、木瓜甚巧。”乌梅能止渴生津，调中祛痰，兼能治虫。木瓜能敛肺和胃，理脾伐肝，化食止渴（参阅李珣《海药本草》）。茯苓则为脾家要药。甘草补脾和中。故此方颇为中和。再与益黄散、枳术丸两方合用，对于小儿疳疾的治疗，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三方合用其效大增。
王氏父子强调：疳疾本是一种脾胃虚弱的慢性疾患。小儿脏腑柔弱，加之疾病对体质的消耗，所以治疗这类疾病，原则上应以扶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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