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家明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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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试读：

第一章 苦惑

丰子恺小的时候，在家里极受宠爱。在他之前，母亲钟氏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第一个儿子。他下生时，父亲丰已三十三岁，没有什么功名建树，未操任何职业，连家事也不管，只是一味读书，以求考取举人。考了三次，没有结果。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功业与儿子同样重要。功业不成，儿子未得，作为一个男子汉，就等于没有立身之本。如今丰中年得子，自然十分珍爱，便为儿子起乳名曰：慈玉。

丰家在石门湾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其祖上自明朝以来，世居此地。到丰子恺这一代，还有几十亩薄田，一爿百年染坊老店。平日雇几个工，田里的收成，染坊的进项，谈不上富，但能维持生活。祖父丰小康，排行第八，早年病故。祖母沈氏，人称丰八娘娘，为人豪放旷达，且识字，能读旧时的剧本小说。她只生有一女一子。丈夫死后，她自己理家，一心让儿子丰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她曾说：“坟上不立旗杆，我是不去的。”按当时惯例，考中举人的，祖坟上可以立一对旗杆。沈氏十分要强，家中没有孙子，曾是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她对孙子，可谓百依百顺。一次，她去西竹庵烧香，因孙儿正睡觉，便没带他。她傍晚回来时，孙儿缠着她，非要再去庵里，于是她又带孙儿去了一趟。又一次，她去城里走亲戚，未带孙儿。她走后，孙儿发现了，吵着一定要去，家中只好派染坊的一名伙计，抱着他，走了十八里路，送到沈氏身边。

丰子恺成年后，记忆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祖母在世时，每年都要大规模养蚕。养蚕不完全是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会蚀本，但祖母喜欢这点暮春的点缀。蚕落地铺时，染坊店后面丰家住宅的楼下，三开间的厅上、地下全是蚕，走路需架跳板。跳板很低，横七竖八，如同棋盘经纬。这时候，丰子恺最喜欢走这些跳板戏乐，觉得又新奇又好玩；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地铺里，也跌不痛，但会压死许多蚕宝宝。这时，祖母便喊饲蚕的蒋五伯把他抱走。可是到了第二日，他还是要走跳板，祖母并不责骂。

还有一件令他难忘的事，就是清明扫墓。扫墓本是悲哀之事，但因一般都是去祭扫去世多年的祖上之墓，故扫墓如同春游，成了一件乐事。父亲丰曾有八首《扫墓竹枝词》留下来，其中写道：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家人预理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风柔日丽艳阳天，老幼人人笑口开。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来。纸灰扬起满林风，杯酒空浇奠已终。却觅儿童归去也，红裳遥在菜花中。

第二首中的“三岁玉儿”，就是丰子恺了。直到七十多岁的晚年，丰子恺对幼时扫墓之事还历历在目，比如，他还记得一坟场近处有株大松树，下临一个池塘，父亲说，这叫“美人照镜”。

丰子恺四岁时，祖母得了重病。是年秋，父亲再次赴杭州赶考，终于“中举”。中举后，本可去北京会试，再中进士，便能做官。可是沈氏因病去世，正应了她自己那句“不立旗杆我不去”的话。按清朝之律，丰应守丧三年，不得赶考。三年未满，科举废除，用了半生精力考来的“举人”，竟无什么用处。

丰居家，无事可干，仍是每日读书饮酒。他生性不喜吃肉，而喜吃鱼、虾，尤喜欢吃蟹。每年阴历七月起，蟹上市时，他晚间饮酒都要吃一只蟹，外加一碗开锅热豆腐干。吃时，折一只蟹脚或挑一块蟹肉给丰子恺，豆腐干则分半块给家养的老猫，别的姊妹都得不到这种待遇。蟹平日养在老屋天井角落的缸里，一般是十来只，但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节时，缸里的蟹就满了，这时家里每人都有得吃。丰吃蟹是内行，吃得既干净，吃相又雅观。他认为吃蟹是风雅之事，尤其在中秋，饮酒吃蟹赏月，别有一番滋味。

由于父亲的影响，丰子恺终生不喜吃肉，但喜啖蟹。

祖母去世后，家事店事便由母亲兼理。母亲终日坐在老屋正厅西南角的一把八仙椅上，从这里，既可看到炊间灶上，又可直看到染坊大门外面的行人过客，可以兼顾家事店事。炊间的烟火，门外的嘈杂，日日搅扰着母亲。那把八仙椅，后背的高度只达母亲肩膀，而椅子腿，因怕霉烂，母亲又垫了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所以母亲坐在椅子上，头无所依，脚不着地，很不舒服。但她一直坐在那里，同工人、店伙谈工作事务，同亲戚、邻人应酬，直到去世。

丰子恺五岁起跟父亲读书，每日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到母亲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总是慈爱地笑着，从挂在椅子上空的篮子里取点点心给他，同时给他几句勉励的话。在他年幼的心灵里，慈爱的母亲似乎天生就是坐在这八仙椅上的。若干年后，只要想起母亲，总是母亲的坐像。2

丰子恺自小多愁善感。

一次跟父母一起乘船到乡间扫墓，他正靠在船窗口出神地观看船边层出不穷的波浪，手中拿着的玩具不倒翁失手掉落河中。他眼看着不倒翁在波浪中挣扎，向船尾方向滚腾而去，一刹那间形影俱杳，被不可知的渺茫世界所吞噬。他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船边的波浪，再向船后面茫茫的流水怅望了一会，心中黯然升起了疑惑与悲哀。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如何，悲哀这永不可知的命运。它也许被河流搁住在岸上，落入某村童之手，也许被渔网打去，但也许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渐渐化为泥土，世间便再也见不到这不倒翁了。总之，不倒翁总有个下落和结果，但谁能知道这下落和结果呢？年幼时与姑母在姑母家

还有一次，他读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在郊外游玩，偶然折了一根树枝当手杖，玩完顺手丢到田间，走开时对它回顾了好几次，心中自问自答：“不知几时才能再见到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如何？也许永远见不到它了！它的后事永不可知了！”于是，他走回去，又拾起树枝手杖，郑重向它道了诀别才又扔掉。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更是厉害。灯下，他摊开作业本，在废纸上信手涂写日间所学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没写完，他就拿到灯火上点着。眼看着火势蔓延，他心中又忙着与一个个字道别。纸完全烧尽后，他眼前又分明现出那张字纸的原形；俯视地上的灰烬，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假定现在想要再见一次一分钟前还存在的那张字纸，则无论靠县官、大总统还是一切皇帝的势力，即或是尧、舜、孔子等一切古代圣哲复生，都来帮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看着灰烬，他想从中分辨哪是春字的死骸，哪是蚕字的死骸；又想它明天一早被人扫除出去，不知结果如何，若散入风中，不知将分飞何处？春字的灰飞到谁家，蚕字的灰飞到谁家？若混入泥土，不知将滋养哪几株植物？这一切都是渺茫不可知的千古疑问了。

吃饭时，一颗米粒掉在衣襟上，他看着这米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是一大篇疑惑与悲哀：不知哪天哪个农夫在哪块田地里种下一批稻子，其中就有这粒米。这粒米又不知经过谁的收割，去皮，装袋，最后来到这儿，落在他的衣襟上。这些疑问本来是有确切答案的，但除了这粒米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能晓得那一切经过。

更小的时候，丰子恺以为自己家的老屋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可是有一天，邻家的孩子从墙缝塞进一根鸡毛，吓了他一跳，才知道外边还有一个世界。这是他最初形成的“空间”概念。长大一些后，跟父母外出时，他总爱问这问那，比如山那边有什么，城外有什么，这些问题无限地问下去，总能把人问住，于是在他头脑中就留下一个永久的问号。

有一次在新年里，大人们问他几岁了，他回答说六岁，母亲就教他：“你还说六岁？今年你七岁了，已经过了年了。”他才明白，过了一年就是过了一岁。

有一天，他在染坊店里玩耍，看见一本账簿，上面写着“菜字元集”。他问管账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那人告诉他，“这是用你读的《千字文》里的字来记年代的。这店是从你祖父手里开张的，开张那年用的第一本账簿，叫‘天字元集’，第二年叫‘玄字元集’，‘天玄地黄，宇宙洪荒……’每年用一个字。到今年正好是‘菜重芥姜’的‘菜’字……”他听了这解释，想，这店即使依照《千字文》开了一千年，但“天”字前，“也”字后一定还有年代。那么，年代到底从何时始，又到何时了结呢？

他问父亲：“祖父的父亲是谁？”“曾祖。”“曾祖的父亲呢？”“高祖。”“高祖的父亲呢？”父亲笑着抚着他的头，说：“你要知道他做什么？人都有父亲，不过年代太远的祖宗，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他们的情况了。”听了父亲的话，他不再问了，但从中琢磨“人都有父亲”这句话，与空间的无限大一样不可想象，于是心中又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3

丰子恺九岁那年，父亲生肺病去世，终年四十二岁。丰子恺成人后，每每为父亲在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默默消磨了短促的一生，感到无限的同情。

还是在父亲坐下读《千家诗》的时候，书页上端都有一幅木板画，第一幅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幼小的丰子恺并不懂这画的含义，他只是觉着比读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于是找染坊里的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这画着色，象是红的，人是蓝的，地是紫的。书页薄，笔又吸得饱，画完一看，颜色一直透到下边七八页上。第二天读书时，父亲见了十分生气，骂了他，还要打，被母亲和姐姐拉住了。他哭了一场，把颜料盅子藏起来，等晚间父亲去鸦片馆时，再拿出来，不敢再在书上涂，而是另寻些纸来，先勾画出轮廓再上色。画了许多，母亲和姐姐们都说好。一日，父亲晒书时，有一本人物画谱，他见了，偷偷取出藏起，晚间从习字簿上撕下纸来，印在画谱上描，结果又因墨水吸得太饱，将原本渗上了墨水。第一张描的是柳柳州像。之所以先描这一幅，是因为柳柳州高举两臂大笑的形象，有些像父亲打呵欠，很有趣。

父亲死后，他转入另一私塾，开始读《论语》、《孟子》。印画的事没有放弃，而且经验丰富起来，用雪白的连史纸，终于把整本画谱印完，并加上色，十分美观。同塾的学生见了，大为羡慕，说：“比原本上好看得多！”纷纷向他索要，拿回家贴起来。求得画的同学，都自觉地赠他一点东西作为“报酬”，有的是一对金铃子加上纸匣，有的是一只揠空老菱壳（可以加上绳子当陀螺），有的是“云”字顺治铜钱一枚（那时大家认为顺治铜钱集成套编成宝剑形，挂在床上可以驱鬼镇邪，其中“云”字最不易凑），有的是大子弹壳一个。然而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闹意见打起架来，被先生知道了。那时在私塾里画画，被视为不务正业，是不能公开的。先生喊丰子恺过去时，他由于害怕挨戒尺，便低了头不答应。无法，先生走过来，拿着两个同学争夺的那幅画问：“是你画的吗？”他只好承认。没想到，先生并没有打戒尺，而是从他书桌中搜去了所有的画及画具，并把画谱拿去，坐到椅上，一张张翻看起来。下课时，他去向先生鞠躬，先生换了一种和气的口气说：“这书明天给你。”第二天早上，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他：“你能照这样子画张大的吗？”这句话大出他意料，支吾中回答说“能”。于是，先生特地去买了张大纸交给他。其实，他一向只是“印画”，未曾“放大”过。回家后，大姐帮他想了办法：用九宫格子放大。结果竟画成功了，足有他自己的身体一般大。画完后，家人和染坊伙计们见了一齐称好，一位老妈子当场求他给自己画像，他在兴奋中一口答应下来。又一日，把孔子像给先生送去，先生把它挂到墙上。从此，同学们到塾、离塾都要向这画像行礼，“画家”本人也不例外。

不久，开始兴起学校性集体教育，私塾先生也有了改良意识。一日，先生把丰子恺叫去，拿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让他照书上的样子在布上画一条龙。这其实是大清国的国旗，是准备做体操走队列时用的。丰子恺仍用老办法放大画成。龙旗被高高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穿过市镇去野外做体操。这样，丰子恺画画的名声传得更远了，那位求他画像的老妈子也催着要画，十分急切。这老妈子没有照片，要画只能照她本人画。这是写生画，丰子恺哪曾画过？无奈中仍听从大姐的主意，到会画像的二姐夫家，借了玻璃九宫格、擦笔等工具，并借了一包照片作为练习摹仿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老妇人的，丰子恺就照着这张照片，略加改动，画成了一张老妈子的像，而且自作主张在这画像的耳上加了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这耳环使那位老妈子心花怒放，即使不像，也连称：“像！像！”从此后，找丰子恺画像的人日渐多起来，不但活人要画，亲戚家人死了，也找他画像，这画像的差事成了他的一种多年的义务。

幼年的丰子恺除了喜欢画画外，还喜欢各种玩具和花灯。玩具是乡间土玩具——竹龙、泥猫、大阿福，以及江北来的船上艺人所造的一些玩意儿。最让他喜欢的是印泥菩萨模子。模子是用红沙泥烧的，烧成后，和一块黄泥或青田泥，就可以就着模子印塑，想塑几个就塑几个，晾干后，就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玩具。模子只需两文钱一个，有弥勒佛、观世音、关帝、文昌、孙行者、猪八戒、蚌壳精、白蛇精、猫、狗、马、象、宝塔、牌坊……他一天向母亲要一个铜板，可买五个模子，几天下来，就可把江北艺人担子上所有的模子都买来，印出一大片不同的泥像来。时间久了，他觉着单调，便给泥像施色。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泥像，用不同的颜色一画，就成了许多个泥像。后来连这种玩法也不能使他满足了，他便自己尝试制造模子。初用黏土制造，但不成功，这种模子易裂，又好沾泥，很不好用；后来试着用洋蜡，既细致，又坚韧，又滑润，又易于刻。虽然造价高些，但用毕可熔了再用，并不浪费。

花灯在石门这个地方，并非年年都有，大约隔数年或十余年才举行一次，所以举办之时，十分隆重。丰子恺家里，存有一顶彩伞花灯，据说还是父亲少年时代和姑母合作的。这伞为六面形，由黑纸糊成。伞内有灯，画面则用针在黑纸上刺出，灯光由针孔透出，连接成画。在夜晚，这灯光组成的画十分醒目而美丽。伞上共刺有十八幅画，画幅之间，有图案相隔，如万字、回纹等，亦由针刺出。这顶伞制作十分精美，在石门也算“名作”。丰子恺曾在大姐的帮助下仿制一件，工艺手法完全一样，只是画面内容不同，虽日夜忙碌，但因工序太繁，仍错过了灯会。4

一九一〇年，丰子恺所就读的私塾改为小学堂。一九一四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市第三高等小学。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对石门这乡村小镇，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一般百姓并不了解这革命的意义。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新事物，在他们看来，犹如不测风云。丰子恺的父亲死了许多年后，母亲仍把父亲的知卷、报单、衣冠、书籍等郑重地保藏着，以便科举再兴时给儿子参考或应用。然而一直到丰子恺高小毕业，这种机会也没出现。母亲满怀忧虑，四下打听、请教，最后听从了邻居沈蕙荪的意见，决定让丰子恺与沈的儿子一起去杭州城投考。沈是县市高小的校长，又是丰家的亲戚，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长者，所以母亲较为信服他。这也是丰子恺的幸运，不然的话，丰家无人能送他去杭州城赶考（父亲去世，又无长兄），而且更不懂得赶考的门路。若无此机会，丰子恺也许会如父亲那样，做一名乡间教师，空怀才华抱负，终老故里。去杭州城临行时，母亲一早便起来为他准备行装，为他做好了糕和粽子，看着他吃下去。糕、粽暗示“高中”，从前父亲去参加乡试时，祖母总是做这两种食品给父亲吃的。

母亲决定让丰子恺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母亲的想法是：一、当时乡里正兴学校教育，师范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二、他是丰家长子，将来要回乡觅职，看来也只有教书；三、读师范收费低，且毕业后不必再升学。作为一名乡间妇女，母亲的思虑不可谓不深。其实丰子恺对母亲的这番苦心并不大理解。到杭州后，他眼界大开，只见学校林立，书坊和图书馆中书积如山，他唯恐考不上落榜回家，所以顾不上考虑考哪所学校。为保险些，他同时报了三所学校。未曾想，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从三所学校的外观判断，觉着师范最有气魄，就上了师范，正巧也称了母亲的心。

这一年考入第一师范的预科新生共八十多人，分作两班。上课时两班分开进行，但自修室的分配却不按班次，而是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学生都有，为的是便于联络感情，切磋学业。

在家里备受宠爱、多愁善感的丰子恺，在这杭州城里，不过是一个胆小老实、守规矩、不谙世事的乡下孩子。他的领域被限于一个指定的座位，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那些先进山门的老学生，在一起纵谈、大笑、吃点心，或用奇特的眼光注视他，然后交头接耳讲几句暗号一般的话，似乎在嘲笑。这使生性敏感的丰子恺很不自在。他附近有一位新生，看样子与他一样有些惶惶不安，他便主动与对方攀谈，交谈中得知，对方名叫杨伯豪。

寝室在自修室的楼上。这寝室对于学生的作用，几乎纯限于睡觉。按学校规矩，每晚九点半才打开寝室总门，十点就熄灯。第二天一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响警笛，把学生吹出后立刻锁闭总门，直到晚上九点半再开。丰子恺与杨伯豪不在同一寝室，他们常利用熄灯前那点时间在房外长廊中说说话。他们的关系，原本谈不上什么特殊，只不过因为都是新生，而且在同学中相识最早而已。有一次他俩说到往事：丰子恺告诉他自己是如何遵从母命考进这所学校的，伯豪听了，有些轻蔑地说：“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自己的宗旨！这么说你进这师范学校不是你自己的意愿，也就不是诚意的了？”这句话使丰子恺感到一种刺激。他过去只知道听从母命、师训、校规，根本不曾想过什么自己的宗旨、志向。他一向是用传统的标准，界定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的范围。伯豪的话，使他感到了自己的卑怯和无知；从这次谈话后，他对伯豪怀了畏敬之念。

伯豪对于学校的一些规则，常有不平之语。他说：“我们不是人，而是一群鸡或鸭，朝晨被放出场，夜里关进笼。”每当晚间九点半，学生们挤在寝室门外等候开门时，他常说：“收犯人了！”其实丰子恺对于这种寄宿生生活，或许比伯豪更为反感，甚至觉得可怕。吃饭的时候，七八个人围着几个小菜，顷刻而光。他生性腼腆，筷技又差，常常夹不到菜，只能吃点菜汤。上体操课时，经常要练习射击，每人发一支毛瑟枪。跪射时，丰子恺因腿的构造异常，臀部坐不到脚踵上。体操先生的助教很凶，见他跪不下去，不问情由，走到他身后，用腿垫住了他背部，两手在他肩部猛按，疼得他连人带枪倒在地上。有一次，助教喊：“举枪！”他因正想别的事，没听到，助教就厉声训斥道：“第十三！耳朵不生？”听到这训斥，丰子恺最初的冲动是想用这毛瑟枪的柄去打断那助教的脖子，其次又想扔枪而走，但最后还是举起了枪。

一日下午，丰子恺忽觉身上发冷，如同要发疟疾一样。但此时寝室锁着门。他心中连取件衣服的念头也未动，只是趴在座位上发抖，伯豪见状便问：“你为什么不去拿件衣服来加上？”他回答说：“寝室锁着门呀！”伯豪说：“岂有此理！这里又不是牢狱！”于是，他去找寝室总长开了门，帮丰子恺拿了衣服被子，去调养室里休息。

有一次课前，先生点名，伯豪未到，就让级长去叫。级长一会儿回来说：“他不肯来。”先生十分生气。晚上，丰子恺问伯豪：“你为什么不去呢？”伯豪说：“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我听了没有任何收获。我不会勉强为了分数上这没味儿的课，随他怎么办都不要紧。”丰子恺说：“你这个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伯豪说：“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从此后，凡是他不喜欢的课，他干脆都不上了，谁也劝不动他，他只管自己读《史记》、《汉书》。终于有一天，在暑假前，他告诉丰子恺，他要离开学校了。下一学期开学，学校里再也见不到杨伯豪了。

杨伯豪可以说是丰子恺离开乡间、踏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位启迪者，他启迪了丰子恺的独立意识和蔑视种种清规戒律的精神。5

上学、读书、学习知识，并未能消除丰子恺自幼积下的对无穷宇宙的种种迷惑，反而又加上了对人世的层层疑问。

在小学，他学得了地球知识，知道地球原是一个球体，所谓天边实际是不存在的，若环球旅行，会再走到出发点。但地球外面又是什么呢？

在第一师范，他懂得了“宇宙是无穷大的”，可是，无穷大的状态，他无法想象。他躺在床上，仰首向天驰想，若一直上去，真的没有止境么？有的话，其状态如何？没有的话，那就成了永远的问号。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为了这个问号而失眠。

在小学，先生教给他盘古开天辟地的知识。他想：天地没开辟时状态如何？盘古氏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又是谁？他奇怪同学中没有谁提出这种疑问，所以也不敢问先生。

进了师范，他才知道所谓盘古开天辟地不过是个靠不住的神话。他学习了“进化论”，人的远祖原来是玩把戏的人们所蓄养的猴子，而猴子还有它的远祖，如此一直追溯上去，可一直追到生物的起源，地球的诞生，太阳的诞生，宇宙的诞生。若向未来推想下去，则可一直推想到人类的末日，生物的绝种，地球的毁坏，太阳的冷却，宇宙的寂灭。但宇宙诞生前，寂灭后，“时间”这东西难道没有了么？……想着想着，他害怕起来，忽觉自鸣钟“滴、滴”的声音格外响，时间正在没头没尾、无始无终地走着。他想问别人，但谁都不能给他答案。他渐渐懂得，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不能追究，不然人家就会说自己是“精神病”了。可是，弄不清这些，怎能安心做人？

带着这些无人可以分担的苦惑，他进入了第二学期。伯豪已经离去，他更觉着孤苦伶仃。就在此时，他接近了李叔同先生。

其实，在第一学期里，李叔同就是他的音乐教师。这位李先生上课，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即：严肃。音乐是副科，而且性属艺术，本应是活泼轻松的，然而，每逢李先生的课，摇过预备铃，大家走进教室时，却见李先生已端坐在讲台上。他的身材高而削，总是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他前额宽广，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紧闭的嘴，形成威严的表情。钢琴衣早已解开，琴盖也已打开，谱本摆着，琴台上放一只表，闪闪的金光射人眼睛。黑板上已经写好本课的内容所应写的东西。在这一切都已就绪的环境里，李先生静静地端坐着，一直坐到上课铃响，才站起来，深深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严肃的气氛，自有一种威慑力，最调皮的学生，说起话来也忽然变成低声。

上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的人把痰吐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未看见。但到下课时，李先生会用很轻但很严肃的口气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语气向这同学说：下次上课不要这样。说完后微微一鞠躬。碰到这种情况的同学，大都脸上发红，不敢出声，以后再也不会办那种不雅的事情。

当时一般的学校，首重的是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教这三门课的老师也最有权威。但在浙一师学生的心目中，李叔同先生最有权威。一九一八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其实丰子恺在家乡读小学时，便已知道李叔同。当时小学里的音乐老师教学生唱的歌曲里，就有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其歌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事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这首歌，给丰子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是他与李叔同先生最初的“因缘”，所以在浙一师一见到李先生，他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不久，丰子恺的图画课也改由李先生教。在预科班时，图画课本是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及《水彩画帖》临摹。李叔同先生不用这些课本，而是让大家画石膏像。第一堂课开课时，李先生从讲桌下取出一盆子馒头，这使学生们大为惊异，后来才知道是发给大家当橡皮用的。丰子恺对于这种写生画法，很感兴趣。以前他无事时也喜欢注视眼前的东西，例如天上云，墙上苔痕，桌上器物，别人脸孔等等，总觉着这些东西的线条与明暗都有复杂的组织和条理，其中有着说不出的情趣，他没想到，竟有专门研究这些组织和条理的学问。他很快就被这事迷住了，反而渐渐疏远了主课。他的迷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世间森罗万象，一切都是供他研究的模型。他把人看成与花瓶、茶壶、罐头同类的东西。大约是因为他小时候学过画的缘故，他的画长进很快。有一次，他为了某事去见李先生，告退时，李先生又把他叫回来，郑重地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当中，从来没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句赞扬的话，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容易冲动的学生来说，可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那一晚的谈话，曾说：“李先生的这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曾记得年、月、日、时，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于是他写信给家里，要求买油画用具的钱：颜料二十余元，画布十余元，画箱画架十余元……母亲虽然不理解儿子何以突然这样大规模地学起画画来，但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假期里，丰子恺回家，母亲担忧地发现他有些异样，比如正在向他说着话，却见他眼睛直直地望着，似乎根本没听见问他什么话。母亲提高了声音再问他时，他会茫然不知所对，反问：“您说的什么？”母亲哪里知道，那是儿子正在研究她的脸呢！研究她的眉骨，研究她鼻侧的阴影……他好像今天才见到母亲似的，母亲变得陌生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发现一位卖花生的小贩的脸部结构比较奇特，专心观察中，不知不觉靠近了那小贩，结果小贩以为他要买花生米，脸上满满堆了笑，问：“买几个钱的？”他本无意吃花生米，在这情形下也只好回答：“买三个铜板的……”他一边掏钱，一边在心中自嘲道：“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要吃花生米。”

由于当时西洋画的材料，多通过日本介绍进来，为了学习美术理论，丰子恺在课余跟随李叔同先生学日文，师生间的关系因此又进一步，丰子恺渐渐了解到李叔同的生平。6

李叔同生于天津一个富裕之家，原籍是浙江。他的父亲曾官吏部，后改营盐业。李叔同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下生时，父亲已七十多岁。他五岁时，父亲去世，后因遭家庭之变，十九岁时奉母迁居上海。在上海时他是一位翩翩公子，与人组织文社，多与海上名流交游，还同任伯年、朱梦庐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时人俱称他为“才子”。二十五岁时，母亲去世，他十分悲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时作《金缕曲》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到日本后，李叔同看到明治维新的变化，就渴望西洋文明。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同时读英文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等西洋文学名著。他是中国最早研究油画和西洋音乐的人。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的同胞，演出《巴黎茶花女遗事》，他自己粉墨登场扮演主角。这是中国话剧的先声。当时在日本的欧阳予倩受了这次演出的震动，也托人介绍参加了春柳剧社。李叔同在日本六年，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太平洋报社任编辑，不久即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又应浙一师之聘，往来于两个学校之间，半月在南京，半月在杭州。两校中都聘有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讲。

在学校里，李叔同虽然只教图画、音乐，但他的国文比国文教师更精通，他的英文比英文教师更精通，他的历史比历史教师更精通，他的常识比博物教师更丰富，而且他还擅长书法、金石，因此，学生们大都对他怀着崇拜心理，丰子恺自然也不例外。

但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学业方面。在李先生的宿舍里，丰子恺曾见到一册《人谱》，这书的封皮上，写有“身体力行”四字，每个字旁边加一个红圈。有一次，李先生翻开这本书指出其中一节给学生们看：“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有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并讲解说，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也就是说，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听了李先生这一番话，感到真是胜读十年书，好比心里开了一扇明窗。后来，李先生把这册《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他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许多年后，在旧书摊上偶见《人谱》，丰子恺又买了一册珍存，可见此书对他影响巨大。

丰子恺成名后曾说；“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这是说，李先生是他艺术上的导师。但李先生对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在精神方面。这种影响，主要不是通过“言传”，而是潜移默化的“身教”。有一次，学校宿舍里有个学生丢失了财物，大家猜测到是某一位学生偷的，但检查起来，却找不到证据。作为学校舍监的夏丏尊先生，自然无法脱尽干系，所以很惭愧，也很苦恼。无法，便找李叔同商量。李叔同说：“你可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不自首，则证明作为舍监的你不能博得学生信赖，那么你就自杀。果然这样，一定会感动那个贼，使他来自首。但是此布告贴出后，绝不是儿戏，若三日后真无人来自首，你就一定要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了解李叔同的人都知道，他这绝不是同夏先生开玩笑，他是个很严肃的人，而他的这个建议里，也有着非常严肃、崇高的东西。

还有一段李先生的故事，对丰子恺影响也很大。

夏先生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等都曾“断食”。文章中还列举了实行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等。夏先生读后感到很有趣味，就拿给李叔同看。他们二人还戏说：有机会我们也断食试试。转眼到了寒假，李叔同未告知别人，只带了一位仆从，去虎跑寺实行断食，期间共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逐渐减食直至断食，第二个星期持续断食，只饮泉水，第三个星期由粥汤逐渐增加到正常食量。他在断食期间记有日记，其中云，断食并无苦痛，心身十分愉快，有飘飘欲仙之感。断食期间以写字为主，魏碑、篆文、隶书等都写，笔力并不弱于平日。断食期间，心比平日灵敏，颇有文思，只是因怕出毛病，而未能作文章。他还为自己新改一名字，曰“李婴”，乃是用老子“能婴儿乎”之句。李叔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做事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李叔同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丰子恺更了解此事的内情。

对丰子恺的精神生活影响最巨的，还是李叔同的出家。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体会到了寺院的清静生活，很有好感。断食归来后，他开始供佛像，读经书，并且开始茹素。过了一段时间，他去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渐为常事。他与当时研究佛学的马一浮交往较深，一日，在虎跑定慧寺遇到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出家，大受感动，便也皈依三宝，拜虎跑定慧寺了悟和尚为皈依师，取名“演音”，号“弘一”。此时他常从马一浮那里借佛学书籍读。有一次，他书写了一幅“永日祝内典，山中多大年”的对联赠给寺中禅师，表现出他对佛学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见解。作为一名佛家弟子，他虽仍在学校任教，但宿舍里布置得像个禅房，并每天念经。

一九一八年夏，李叔同结束了一学年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成了一名真正的和尚。出家前，他将生平所作的油画，赠与北京美专学校，笔砚碑帖赠与书家周承德，书画临摹法书赠与夏丏尊和堵申甫，衣服书籍等赠与丰子恺、刘质平，好玩小品赠与了陈师曾，陈师曾还为他的这次割爱专门画了一张画。李叔同无论做人办事都极认真，他所用的物品书籍也都是第一流的，极为贵重的。他做艺术家，就是个真艺术家；做翩翩公子，就是真翩翩公子；做教师，是好教师；要断食，就真去断食；要做和尚，就真做，而且做的是和尚里面最难的一种——律宗高僧，这一派和尚因重戒律，如苦行僧，所以多年不兴旺，而李叔同被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丰子恺所得的赠物中，大部分是美术方面的书籍及李叔同在俗时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他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幸好在毁去前，他已将这些照片复印出版。从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后，他与李叔同表面上的师生关系已了，而在精神世界里，李叔同一直是他的老师。

在当时，佛学对于刚满二十岁的丰子恺尚无多大影响。但如何做人，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什么，人在宇宙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却一直在他脑中周旋。他对时空的迷惑，悲悯渺小的人生，厌恶尘世的争斗，寻求灵魂的洁净与安宁等等，是他本有的倾向。与李叔同相比，他的性情是柔弱的，更具有依赖性。他寻求自立于社会之本，寻求灵魂的支柱，这两种东西，李叔同都直接间接地给他指出了寻求的道路，即艺术与人格，而人格的追求，达到某种极致后，有可能表现为宗教。可以这样说，李叔同是年轻的丰子恺需要导师的时候出现的导师，是丰子恺精神饥渴求知欲最旺的时候给他以甘泉与粮食的人，是丰子恺需要崇拜时出现的偶像，这偶像不是木胎泥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伟人，他活在丰子恺的心目中，永远闪闪发光。7

一九一九年夏，丰子恺于浙一师毕业了。他虽有升学深造学习美术的愿望，但家境不允许，只好与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刚从日本研究音乐归来的刘质平一起，到上海创办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在学校里教授西洋画。以他当时的基础，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他凭着李叔同教给他的写生石膏像的知识，凭着跟李叔同学过的一点日语，从浙一师图书馆借来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就大胆地讲起课来。开初，因西洋画尚不为社会所熟悉，他的讲课颇能“唬”住一些人，他也还自信；但到后来，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的西洋画家时有所闻，一些刊物也陆续介绍西洋画画法，他从中了解到最近西洋画界的情况及日本美术界情况，心中就日渐忐忑起来。有一次在上写生课时，他布置了一只青皮橘子让学生画。不知为什么，从这只橘子他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犹如半生不熟的橘子一样，如今带了青皮被卖掉，给人家当做习画的标本。他极想去国外留学，去学习美术，当一位名副其实的画家，可是哪有钱呢？此时他已娶妻生子，当教师的钱养家糊口都不够。如此烦恼了许久，最后他终于确信，不管怎样，一定要去留学。于是不顾一切，向姐夫借了四百元钱，并卖去一栋祖宅，毅然去了东京。当时他的想法是“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用完了手头这一点点钱，再回国，也算是看了一眼日本美术界的情况了……”。弘一法师出家前与丰子恺（右）、刘质平合影

一九二一年早春，丰子恺专程去杭州闸口凤生寺向弘一法师告别，聆听老师的教诲，过了几日，便乘船去了日本。

初到东京，尚打算专门学习绘画，但很快便明白，学问深广，而自己资金有限，在日本待不了多久，不如走马看花，多呼吸一点艺术空气。于是，他先是每日上午去洋画研究会习画，下午去读日本文，过了一段时间后，改为下午学习小提琴，晚间去学英文。但对这几科的学习，都不是十分专一，常请假去参观展览，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图书馆，钻旧书店，也去名胜地游玩。他跟李叔同学过日文，到日本后，勉强能够用来唤茶、买东西。初到东京时，他进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嫌其进度太慢，便异想天开，报名去英文初级班听课。这个班所讲的英文，他早在浙一师学过，一听就懂，他的目的是听日本先生怎样用日语讲解英语，从而学习日语会话的诀窍。这办法果然有效，他的日文很快就得到提高，连一些日文小说也能够读懂，比如《金色夜叉》等，并且因此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味。一九一九年初丰子恺与徐力民结婚时摄于上海

丰子恺在此之前大约未读过外国小说。他在浙一师读国文时，重点在于遣词造句和应用文，无“文学”可言。但应用文的写作受到“五四”新文化潮流的冲击，也显示出不少新意。他的国文老师夏丏尊，在这方面是他的启蒙者。那时学生们作惯了“大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无聊文题，夏丏尊上课时却要学生作一篇“自述”，而且要求“不准讲空话，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自己“星夜匍伏奔丧”，夏丏尊便问他：“你那天晚上真是在地上爬去的？”有一位同学赞扬隐遁生活，“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读后厉声问道：“那你为啥来读师范学校？”弄得这两位同学十分狼狈。这一切，给丰子恺留下极深印象。以当时的文风，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成其高雅文章，夏丏尊的教法，是反传统的，是革命的。以后丰子恺每写完文章，总要想：不知夏先生看了要怎么说？

夏先生也是曾到日本留过学的。丰子恺在日本，读到日本小说，有时就想到夏先生的作文法。他对作文章的要旨，一开始就记住了夏先生所说的“不讲空话，老实写”，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一生作文生涯。

在日本，丰子恺除了用听英文的方式学习日文外，还专门学习过深程度的英文。开初他在英文专门学校高年级听讲，仍嫌进度太慢，便从旧书店购得英文书来，自己限定几个礼拜内把所有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然后剪成一块块纸板，放在一只匣子里，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从匣子里摸出纸板来读，用这种办法温习学过的生字，很快就认熟了，并用来阅读一些英文小说。他有一个固执的看法：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学问本身。若学习这些工具就占去大量好光阴，此生此世还来得及研究多少学问呢？

在日本时期，是丰子恺求知欲最旺盛时期。他废寝忘食地苦学，其重点，是美术和音乐。为了学习音乐，他从微薄的款项中拿出四五十元，买了一把提琴，再花几元钱买了一张音乐研究会的入学证，开始学习提琴。那时正值盛夏酷暑，他每日下午一点到练习室，对着一面镜子练习，一直拉到五点半钟才离开，中间每五十分钟休息一次，去隔壁冰店里喝一杯柠檬刨冰，不然就难以继续下去。练了一星期后，他左手的四个手指尖都长了白泡，后来泡破裂，露出肉与水来。这些破烂的指尖按到细而紧张的钢丝制的弦上，针刺般地疼，简直是一种肉刑。但是教提琴的日本先生对他说，这是学习提琴必经的难关，必须继续练下去，手指自会结一层老皮，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先生还伸出自己的手让他摸。他听信先生的话，终于过了这一关，演奏技艺日渐长进，在同学者之间，他的进度是最快的。短短四个月间，他便拉完了三册提琴教本和几个轻歌剧曲子，而与他同室操琴的日本学生仅拉完一册教本。

美术方面，他专攻基础练习的木炭画，无暇旁顾其他。一件偶然的事，决定了他一生从事美术的方向。一天，他在旧书摊见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后向前倒着翻过去，见里面全是寥寥数笔的毛笔速写。翻到某一页时，他不知不觉停住了，细细琢磨起来。这一页画的题目是《同学》，画中是一辆人力车的部分和一个人力车夫的背影，车上坐着一个女子，这女子头上挽着丸髻，表明她已出嫁，身上穿的是贵妇人的衣裳，肩上搭着一把流行的贵重的遮阳伞，手里拿着一大包装潢精美的物品。在东京，坐汽车、电车便宜，坐人力车的除了病人，一般都是有钱人。这显然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妇人了。她正向路旁另一位妇人打招呼。那妇人蓬首垢面，背负一个光头婴儿，一件大衣服包着这母子二人。这显然是一个贫人之妻。从题目上知道，这两位女子曾是同学；这幅寥寥数笔的画，使丰子恺痛切地感到了人世的悲哀，使他永久不忘，过了十多年后还笔笔在目。他不再往下看，拿出钱来买了这册旧书，回到宿舍里细细捧读。后来通过各方了解，他才得知作者竹久梦二是一位自学成材的画家，专画简笔画，而于当时自成一家。梦二的画，构图是西洋的，画趣却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写实的，笔法却是东洋的，其画富有诗趣，有丰富的人生滋味，尤其是那些立意新奇、笔法雅秀的题字，令丰子恺赞叹不已。他认为，这些画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使人看了“胸襟为之一畅，仿佛苦热中的一杯冷咖啡”。从此，他由喜爱梦二的画，进而摹仿梦二的画法，并四下收集梦二的各种画册。直到他因钱用尽而归国时，还请滞留在日本的黄涵秋等朋友代为访购。后来黄涵秋果然购到了数册，寄回国内，使丰子恺大喜过望。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丰子恺为三姐丰满剪发后摄一九二一年丰子恺在日本归来时摄

当初丰子恺去东京时，只带了借来的四百元钱，后来他的岳父徐芮荪先生为他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他，另外，上海专科师范的同仁吴梦非、刘质平二人也有金相赠，前后他共得二千元钱，在东京待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他疲于奔命于各种学业之中，把思想上的迷惑与疑问统统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本，寻找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途径。8

从日本归国后，为了生计，为了偿还出国借贷的钱款，丰子恺只好丢下苦学了十个月的木炭画和小提琴，重操教师旧业。起初，回上海专科师范，不久，即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去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教授图画和音乐。

白马湖畔当时一片荒凉，除春晖中学校舍外，只有数间平屋，是教师们的宿舍，丰子恺亦居于其间。他在所居屋外，种植有小杨柳树，故戏称居室为“小杨柳屋”。在这所小屋里，丰子恺迈出了事业的第一步。

由于在日本过的是特别自由的生活，如今板起脸来做教师，丰子恺很感拘束。他对学校的各种严肃议案以及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解内情，所以参加校务会议，要举手通过时，常常不知所措。他人坐在会议之中，会议上说些什么却没听到，反而蛮有兴味地观察着垂头拱手地伏在议席上的各位同事的倦怠姿态。会后，他取一张长条纸，把会上所见接连画成一幅校务会议全图，觉得尚有点趣味，不便拿出去，就贴在宿舍门后，自我观赏。以后他又画了《经子渊先生的讲演》、《女来宾》等，拿去让发表在校刊《春晖》上。其画法大体上类似竹久梦二的作品，寥寥数笔，不事雕琢，要的就是那潇洒、生动、只能意会的味儿。这些画，使他得到一种类似母亲生孩子以后的欣喜，渐渐越画越多，宿舍门后墙上都贴满了。他所用的工具材料，一点也不讲究，什么包皮纸、旧讲义、香烟盒子都可以用，也不讲究条件，凡是有毛笔的地方，都可当做“画室”。除了画这种类似“写生”的日常生活画外，他回忆起自己所读的诗词，选其中有意境的句子，想象着画成画，并把那诗句题上，也贴到墙上去。他自称这是对古诗词的“翻译”，觉得特别有味儿。

一天，住在隔壁的夏丏尊先生吃饱了饭，喝足了酒，一边叫着“子恺”，一边踱到丰子恺屋里来，看了墙上的画，惊奇地笑了，赞道：“好画！好画！再画！再画！”得到了这样的肯定，丰子恺越发画得多、画得大胆了。

当时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除丰、夏之外，还有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大家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常在一起喝酒狂谈。他们见了这些画，一致叫好。朱自清曾在丰子恺这儿读过竹久梦二的画集，很喜欢，曾说：“无论如何，我总惊异，涂呀抹的几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此次看了丰子恺的画，便说：“老兄，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朱自清正与北京的俞平伯办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名为《我们的七月》，他向丰子恺要了一幅画，登载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中，这幅画画的是诗的意境，名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正在上海主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见了这幅画，十分喜爱，他感到“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他向朱自清打听作者丰子恺的情况。

在白马湖畔的这一段教书生涯，是丰子恺一生中最美好的生活片断之一。“小杨柳屋”虽然十分简陋，客厅小得如“骰子似的”，“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但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丰子恺的屋子与刘叔琴的屋子相邻，夏丏尊的屋子与刘薰宇的屋子相邻，两对屋子遥相望，大家戏称这格局为“夏刘”、“丰刘”。这四位有家室的人各自买了成甏的绍酒，轮着哪家开甏，就集合到哪家喝酒，而单身在校的“二朱”就成了被邀的常客。朱光潜后来曾回忆：“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白天无课的时候，丰子恺则到白马湖畔写生，或者与友相约，乘小船游于湖上，放声歌唱。朱自清和朱光潜后来都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一九二四年，春晖中学同人与校方教育主张不和，集体辞职。匡互生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筹办立达学园，大家一起协助，丰子恺卖了小杨柳屋，把钱用于办学，自己则携家在上海赁屋而居。恰好《文学周报》要用插图，郑振铎听说丰子恺到了上海，就托胡愈之向丰子恺要稿，一次拿走几幅，拿了几次，郑振铎都很喜欢，他便生出要与这位画家相识的愿望。此时丰子恺二十七岁，面貌清秀，态度谦恭，不善言谈，给郑振铎留下很好的印象，郑振铎认为他与叶圣陶是同类型的人。过了不久，郑振铎给丰子恺写信，问：“你的画，我们都极喜欢，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丰子恺因手头上存画很多，便请郑振铎来选。

一个星期日，郑振铎和胡愈之、叶圣陶一起来到了立达学园。丰子恺把画摆在办公室玻璃窗格上，桌上也摆了好些。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纷纷进来参观，竟成了一个小小展览会。最后还是由丰子恺自己选定了一大捆，由郑振铎带回去再选。郑振铎抱着这捆画稿回家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好像是占领了一块新的地域。他与叶圣陶、茅盾一起反复看这些画，觉得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丢弃的东西，就把它们拿去出版了，郑振铎给它们起名曰：“子恺漫画”。“漫画”这个词，还是《文学周报》发表丰子恺的画时首次使用的，这也是中国“漫画”一词的由来。

在此期间，丰子恺还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并于一九二五年初出版。这是丰子恺的第一部译作，其内容是谈文学的。

一册漫画集，一本文学理论译作，加上零散发表的一些艺术知识、社会杂谈方面的译文、散文、论文，丰子恺已渐渐营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这方天地里一开始就是美术、音乐、文学杂乱交织的，而其主旨，却是“苦闷的象征”，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迷惑与探求。

第二章 皈依

丰子恺于一九一九年初与徐力民结婚，一九二〇年生长女陈宝，一九二一年生次女林先，其后有女三宝——三岁时夭亡；一九二四年生长子华瞻，其后有子奇伟——五岁时夭亡，加之一九二二年出生后即在丰子恺家长大的外甥女宁馨（小名软软），二十七八岁时丰子恺膝下已有了五六个孩子。每日里做完事回来，进了自己小小的几与世间绝缘的小天地，就似是进了孩子们的天地，他的心也就马上被孩子们占有了。他那喜爱孩子的心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加上社会生活中人事的复杂污秽的对比，更加深了他对孩子世界的热爱。他会长时间地作为一名“观剧者”观看孩子们演出的“剧目”，从中获得种种快感和感叹，他一边玩味着这些快感和感叹，一边动手描画这些快感和感叹。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看到孩子们跟着妻子到故乡的亲戚家去参加婚礼回来，他们也结起婚来，华瞻被派定做新官人，软软则做新娘子。这一对小夫妇参拜过天地，便被送到用凳子搭成的“新房”里。凳子在孩子们的游戏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一会拿来当桌子，一会拿来当船，还可以当火车站、售票所。凳子和孩子们的身高差不多，搬来搬去非常吃力，有时汗流满面，有时被压到凳子底下，但他们像是为了生活而拼命奋斗的劳动者，再苦再累也不放弃。汗流满面时用脏黑的小手揩一下，被压到凳子底下时只要哭几声，爬起来带着眼泪又去“工作”了。大人们总说：“哭有什么用？”可是在孩子那里，哭却有特殊的效用。跌痛了，哭几声，好像就止了痛；玩的泥人摔破了，哭几声，就可以完全忘却，又去玩别的；花生米不够吃，只要哭一下，就好像已经吃饱，可以干别的事情了。

总之，他们干什么事都专心认真，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来干。干一件事的时候，把以外的一切事都统统忘掉。一旦拿了笔写字，便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纸上，纸放到有水的地方也不管，衣袖带翻了墨水瓶，也不管。一旦知道同伴有了有趣的游戏，冬晨睡在热被窝里会跳出来参加，正在换衣服的会赤了膊来参加，正在洗澡的也会立刻湿淋淋地光着身子去参加，而其他“同志”对这些浪漫的参加者的模样也不大惊小怪。丰子恺由此得出结论：“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小，他的世界愈大。”

华瞻的年纪最小，所以“他见了天上的月亮，会认真地要求父母给他捉下来，见了已死的小鸟，会认真地喊它活转来，两把芭蕉扇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脚踏车，一只藤椅子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黄包车；戴了铜盆帽会立刻认真地变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会立刻认真地变成爸爸。照他的热诚的欲望，屋里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贩应该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门口，由他随时去买来吃或玩；房子的屋顶应该统统除去，可以使他在家里随时望见月亮、鹞子和飞机；眠床里应该有泥土，种花草，养着蝴蝶与青蛙，可以让他一醒觉就在野外游戏”。

丰子恺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企慕这种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艳慕这种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我想，假如人类没有这种孩子们的空想的欲望，世间一定不会有建筑、交通、医药、机械等种种抵抗自然的建设，恐怕人类到今日还在茹毛饮血呢。”他很喜欢八指头陀的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镜心常定，逢人话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并托人把这首诗用细字刻在自己用的烟嘴上。

由于羡慕儿童的世界，丰子恺愈加厌恶成人的世界，觉得大人比起孩子来，个个虚伪卑怯，包括他自己。渐渐地，他不但作为一名“观剧者”观看孩子演出的“剧目”，还设身处地地做了孩子，用孩子的眼光，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来看待事物。

陈宝有一晚拿了软软的新鞋子，加上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上，然后光着脚站在地上，得意地喊：“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可是她母亲见了，立刻喊着：“弄脏了袜子！”一把把她抱到椅子上，动手毁坏了她的创作。丰子恺体会到，当陈宝看着母亲毁坏她的创作时，小小的心眼儿里一定感到母亲是何等的“杀风景而野蛮”啊！

还有一次，开明书店送来几本新出版的《音乐入门》，是毛边的，丰子恺便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裁开，华瞻就在边上看。后来他从学校做完事回来，见到华瞻已经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精致的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用小刀裁烂了十几页，还得意地对他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正高兴得意呢，丰子恺一个惊骇的“哼！”字，把他吓哭了。后来丰子恺想，孩子当时也一定在心里抱怨“爸爸是何等不明”吧。

而最可怕的是，大人们有时还要拉一位陆露沙医生来，叫他用大手来摸孩子们的肚子，甚至用刀在孩子们的臂上割几下，还叫妈妈和漫姑擒住了孩子们的手脚，捏住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肚里去，这在孩子们看来一定是何等的野蛮和非人道啊！

丰子恺想到这一切，从心里叹道：“孩子们！你们真果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但他也明明知道：“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

最能表现出丰子恺刻画儿童心理的能力的，是《华瞻的日记》，这篇随笔完全用三岁华瞻的口气写出，其感受之准确、刻画之逼真，曾使当时的读者倾倒。文章中写道：大人们的无理，近来我常常感到……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给我坐，让它们空停在路旁。又有一次，娘姨抱我到街上去，一个掮着许多小花篮的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然而姨娘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开去。这种小花篮，原是小孩子玩的，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姨娘何以一定叫我不要接呢？娘姨也无理；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我最喜欢郑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走路也一样快，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我对爸爸说，要天不下雨，好让郑德菱出来，宝姐姐就用指点着我，说：“瞻瞻痴！”怎么叫“痴”？你每天不来同我玩耍，夹了书包到学校里去，难道不是“痴”么？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难道不是“痴”么？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讨厌的么？……现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给我做了，晴天岂不也爽快呢？……啊，我很少知己！我很寂寞！母亲常常说我“会哭”，我哪得不哭呢？今天我看见一种奇怪的现状：吃过糖粥，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我看见爸爸身上披一块大白布，垂头丧气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个穿黑长衫的麻脸的陌生人，拿一把闪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后头颈里用劲地割……更可奇怪的，妈妈……明明也看见这爸爸被割的骇人的现状，然而她竟毫不介意，同没有看见一样……后来爸爸挺起眼睛叫我：“华瞻，你也来剃头，好否？”……我不懂爸爸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真怕极了。我忍不住抱住妈妈的颈项而哭了……我恨那麻子，这一定不是好人。我想对妈妈说，拿棒去打他。然而我终于不说。因为据我的经验，大人们的意见往往与我相左。……到妈妈抱了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那麻子正用拳头打爸爸的背。“拍，拍”的声音，正是打的声音。可见他一定是用力打的，爸爸一定很痛。然而爸爸何以任他打呢？妈妈何以又不管呢？我又哭……

丰子恺写儿童，是把成人世界作为对比的大背景来写的。他虽然没有正面写成人世界具体的虚伪、愚蠢和不合理，但却又似句句在批评成人。这里面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也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但丰子恺不是个哲学家，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儿童总要长大，纯洁总要失去，春天留不住——他解答不了。他自小对人生宇宙充满了疑惑，要弄清楚这疑惑，就需要长大，而长大更为痛苦和悲哀——他的理论经不住逻辑的推敲。他只是一个感情型的、才思敏捷的艺术家，一个带些颓废色彩的艺术家。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丰子恺愈加感受到“时间”这个东西的威力与无情。任何可怕的、可喜的事，都会被时间所改变，但时间的表现，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它的表现是“渐”，是被分割成无限小的个体之间的联结。他认为，人生正如同一列火车上的乘客，每个乘客总要下车，可是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渐”必将使夏变作冬，使荣变为衰，使红颜变为腐骨，反而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营造自己一时的利益，并为之凶残地争斗，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他们不懂得，在“渐”面前，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丰子恺看来，“时间”比“空间”更不可思议，“空间”不管多么广大无限，我们终可以把握其一端，而时间却全然无从把握，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变迁的痕迹，使人误以为其永恒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那么，丰子恺是不会被欺骗的了，他在随笔《渐》之中，看透了时间所玩的把戏。看透了又有什么用处呢？看透的结果是“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弟子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布莱克）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丰子恺的伤感情调，在生活中得到无数观照。他种了几枝扁豆，枝蔓茂盛，爬满竹子架起的棚。可是有一天清晨，他发现棚架上有了大批枯叶和许多软垂的蔓，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是近地面处有一支总干，被不知什么东西伤害了，未曾全断，但不绝如缕，根上养分上不去，凡属这总干的枝叶全部枯萎，眼看这一族要灭亡了。由此，他联想到世间种种的不幸，心情十分惨淡。有一天，他散步中在静僻路旁的杂草间拾到一把很大的钥匙，其构造十分精致而坚固，于是他又发生了联想，想起《水浒》中五台山上挑酒担者所唱的歌：“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也许这把大钥匙塞进大洋箱中的锁孔中活动之下，也曾经害死过不少人……他新点了一支香烟，吸了三四口，拿到痰盂上去磕灰，磕得重了些，雪白而长长的一支大美丽牌香烟翻落到痰盂中，“吱”地一声叫，溺死在污水里了。他向痰盂怅望几眼，并嗟叹两声，似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每逢他外出时住旅馆，无论其房间何等坏，臭虫何等多，临离开时总要徘徊再三，想：“我有没有再住这个房间的那一天呢？”每逢乘火车，则无论旅途多么辛苦，邻座何等讨厌，但临下车时总要发生一种感想：“我还有没有再和这人同乘火车的时候？”他认为，这一切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又有必然，这必然就是“因缘”，“因缘”你能小看它么？推而广之，他似乎看见世间有一册极大的大账簿，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由来、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自幼儿所生的疑惑如不倒翁的下落，手杖的命运，灰烬的去处，饭粒的经历，一一都有记录，一一都可以查究，至于旅馆与火车中的因缘，扁豆与钥匙、香烟的故事，早已注定在项下，甚至连他屡次叹为永不可知的东西，如院子里沙堆的沙子的数目，也确实存在着，凡在他三十岁生命中所见、所闻、所为的一切事物，都有详尽的一丝不苟的记载与考证，而其所占的位置不过是这本大账簿某页的一角，全书的无穷大分之一。他相信宇宙间一定有这样一册大账簿，这样，他的疑惑与悲哀才能够解除。

然而真能解除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他的悲哀与疑惑只是越来越深。他曾郑重地歌颂“秋”，而对“春”十分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点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着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个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去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作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秋”懂得“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篇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前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对于自己，他认为是“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平安地度送与脱出而已”。

丰子恺的疑惑与颓废，与一般的颓废派不同，他是由于对人生过于认真，由于深入思考而形成的颓废，他的悲观有严格的道德标准。

他反感人的心有包皮，而且有的人心是用铁皮包的，甚至用到八重九重，把真心完全藏了起来。他反感人们在谈话中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如同下棋一样。若有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谈话，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中的花一样，那是多么快乐的事！他曾画了这样一幅画：两间相邻的都市式的住家楼屋，前楼外面是走廊和栏杆。栏杆交界之处，装着一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仿佛一个大车轮，半个埋在两屋交界的墙里，露出半个在檐下。两屋的栏杆内各有一个男子，隔着那铁扇骨一坐一立，各不相干，画题叫做《邻人》。那扇骨每根头上都是尖锐的，好像枪一样。这是预防邻人逾墙而设的。他感到：“这是人类社会的丑恶的最具体最明显最庞大的表象。人类社会的设备中，像法律、刑罚等，都是为了防范人的罪恶而设的，但那种都不显露形迹。……又如城、郭、门、墙，也都是为防盗贼而设的，这虽然是具体而又庞大的东西，但形状还文雅，暗藏。更进一步，例如锁，具体而又明显地表示着人类互相防备的用意，可说是人类的丑恶的证据，羞耻的象征了。但它的形象太小，不容易使人注意……只有那把铁扇骨，又具体，又明显，又庞大地表现着它的用意，赤裸裸地宣示着人类的丑恶与羞耻。”他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

此时的丰子恺，思想上已达到了某种极致，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在三十而立的年龄里，他的世界观也成熟了。3

一九二六年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永义里丰子恺家中，丰子恺与法师商量为自己的寓所命名。法师让他在许多小方纸上写下他自己喜欢的字，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随便取出二枚，打开一看，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并当即请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墙上。

一九二七年弘一法师第二次来到永义里，并经由夏丏尊、丰子恺牵线，与当时的上海名流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内山完造等相见，大家在功德林设斋宴延请法师，宴毕，又随法师去太平寺拜访了著名的印光法师。丰子恺对弘一法师毕恭毕敬，而且极力仿照弘一法师行事做派，被上海文化界传为美谈。如弘一法师穿布衣，丰子恺也开始穿布衣；弘一法师常无言静思，丰子恺也变得少言语；弘一法师每晚太阳入山便眠，丰子恺也常如此……大家说：“丰子恺成了弘一法师的影子了！”

一九二七年秋，弘一法师第三次来到永义里。夏历九月廿日，是弘一法师四十八岁生日，六天后，九月廿六日，是丰子恺三十岁生日。九月廿六日这一天，丰子恺在缘缘堂设果品与香烛，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婴，即婴儿之意。十三年前，弘一法师入山断食，曾自署别名“李婴”，语出《老子》“能婴儿乎”，其含义深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丰子恺对这个法名十分满意，因为这与他一贯的思想甚为和谐。皈依式上，弘一法师郑重对弟子婴行施以训诫：……世间的形形色色，我们所爱的、所憎的、所苦的、所怕的、所愤的、所悲伤的，乃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烦躁、感受、接触，我们要学着试图包容：它们来了，我们淡然处之；它们从我们身边滑过，我们也不可幸灾乐祸。人生，便是一场既悲且喜的过程，但中间没有一件事足以任人们轻视，世间的每一个动机，每一种事物形态，不管强者、弱者、女人、小孩，他们的心灵感受，都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力量，原因是他们既是生物，自然有情感，有情感便有动力，有动力，便可毁灭事物，也可成就事物。复次，他们也有圣贤的情操，企图被尊重、被崇爱、被同情，但唯有一点，不愿被欺骗，不愿被蒙蔽；因此，他们那颗形式上是骄傲的心，在实质上，便是赤子之心。你欺骗一个小孩，如被他发现了，他小脑筋里，将永远拂不掉你丑恶的影子，即使你再神圣，再被人讴歌颂扬，也不能获得孩子的爱。当孩子的时代，没有名利观念，不晓得什么是利害，他只知道“爱”，你对他一百件好，有一件欠诚心，欠情感，他一旦发觉，一切便完了！在佛法修持上，是善不抵恶的；在世间的名器上，是功不抵罪的……因此，我们要学着包容一切，这样方能养成不分亲疏厚薄的悲心，才能平静地看世界。只有如此，人间才有无限的美丽展开；佛陀不在内，不在外，而在你的灵性中间；你的灵性有美可圈可点，世界自然有美皆备，无美不收……

许多年后，当弘一法师六十岁生辰时，丰子恺给法师去信，还深情地回忆起这一日：“……十余年前，在江湾寓所，得侍左右，欣逢师寿辰，后六日为弟子生辰，于楼下披霞娜（钢琴）傍，皈依佛法，多蒙开示，情景憬然在目……”

丰子恺虽随弘一法师皈依佛法，但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平常吃素，不过作客时怕给人家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行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他的性情向来真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概蔼然可亲。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着，欣然微笑，在人生社会中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这一切，都带那么点“佛”的色彩。这种色彩，也染到了他的作品里。

皈依佛门，使丰子恺精神深处的悲观、迷惑和忧虑得以升华和解脱。但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在以后的漫长时日里，他的灵魂又经受了多次锤打与考验。

一九二八年，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寿辰，丰子恺与法师商定，绘“护生画”五十幅，由法师配诗写字，通过募捐出版，名即为《护生画集》。画的内容，都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杀机的。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所以，“护生者，护心也”，或直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说即是：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用之于同类的人。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丰子恺曾多次解释以上的观点。他“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护一切动植物，那么，你开水不得喝，饭也不得吃。因为用放大镜看，一滴水中有无数微生虫和细菌。你烧开水烧饭时都把它们煮杀了！开水和饭都是荤的！故我们对于动物的护生，即使吃长斋，也是不彻底，也只是‘眼勿见为净’，或者‘掩耳盗铃’而已。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并不伤害我们的慈悲心，即并不违背‘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正是正当的‘护生’。至于对植物呢，非不得已，非必要，亦不可伤害。因为非不得已非必要而无端伤害植物（例如散步园中，看见花草随手摘取以为玩之类），亦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此心扩充起来，亦可以移用于植物，乃至同类的人。割稻、采豆、拔萝卜、掘菜，原来也是残忍的行为。天地创造这些生物的本意，绝不是为了给人割食。人为了要生活而割食它们，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无端的。这就似乎不觉得残忍。只要不觉得残忍，不伤慈悲，我们护生的主要目的便已达到了，故我在这画集中劝人素食，同时又劝人勿伤害植物，并不冲突，并不矛盾”。他又进一步阐明：“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是提倡素食的。有一位朋友质问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翁回答他说：‘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这话引起了英国素食主义者们的不满，大家攻击萧伯纳失言。我倒觉得很可原谅。因为我看重人。我的提倡护生，不是为了看重动物的性命，而是为了看重人的性命。假如动物毫无苦痛而死，人吃它的三净肉，其实并不残忍，并不妨害慈悲。不过‘杀得快’三字，教人难于信受奉行耳。由此看来，萧伯纳的护生观，比我的护生思想更不拘泥，更为广泛。萧伯纳对于人，比我更加看重。‘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在严肃的佛法理论说来，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这点我明白知道。但我认为佛教的不发达、不振作，是为了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使末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

以上这段话，比较精确地说明了丰子恺的佛教观，可以说，他是不彻底的佛门弟子，或者说，他的达观的佛教观更能表现佛的精神。

一九三〇年初，丰子恺的母亲钟氏病逝。丰子恺幼年丧父，母亲实际上亦当父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如今他未及报答，母亲便撒手而去，这使他十分痛恨自己，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他很快便坠入了颓唐之中，只想跟着孩子们去山巅小溪，以便暂时忘却痛苦。他此时特别怕人说到人生根本方面的话。服丧期间他蓄须、戒酒，肉食他是从小不喜欢吃的，皈依佛法后更是认真茹素。这丧母的苦痛压着他，长达数年之久。此时，凡是在古诗中读到咏叹无常的文句，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之类，总不放过，把它们译作小画，以泄心中悲情。后来他打算专门出一册《无常画集》，并去访问了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请他为画集作序。马一浮先生是弘一大师的好友，第一册《护生画集》也是请他作序。他的学问高深，在当时已名闻遐迩。丰子恺十七岁时曾随李叔同先生拜见过马一浮先生。母亲刚过世时，他也曾访问马一浮先生，从这里得了许多有益的劝诫。这已经是第三次访马一浮先生了。马一浮先生听了他的打算后，说：“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这话令丰子恺如醍醐灌顶，感到无限清凉。他想，画完《无常画集》后，再画一本《常画集》，但这本画集自始至终都是空白的，而这空白，其实包含了一切。4

母亲去世后，丰子恺亦患伤寒症，遂辞去教职，卧病嘉兴。来年病愈，不再授课，只挂名立达学园校务委员。这年一月，他的第一本文学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次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立达校舍驻军，战事平后，校舍门窗地板均无。匡互生多方奔走，设法修复，奔走中被汽车撞伤，不治而亡。匡死后，学校同人分歧很大，丰子恺更不问校事，一年后即脱离该校。计一九三〇年秋患伤寒病后，六七年间，闲居著译作画，可谓丰子恺一生中几个较安定的生活阶段之一，也是他在事业上最为丰收的一段时间。

故乡石门湾的“缘缘堂”，就是这一时间里建造的。这所房子虽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在丰子恺的心灵、生活、艺术、文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一言难尽的。这其中确乎有着某种“缘”，某种“劫数”。当这所房子被战火毁去后，丰子恺曾多次刻骨铭心地回忆它，悼念它，怀恋在缘缘堂里的生活，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等。

丰子恺的母亲早年在丰家老房的后面买了一块地，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建房打算。丰子恺结婚后，孩子生得很密，他拖家带口在外地奔波，收入自顾不暇。母亲带着他的次女住在老房子里，染坊店及数十亩薄田虽可糊口，但没有多少剩余，所以一向没有起过造屋的念头。丰子恺三十岁那年，送妻子囤家奉母，只见哺育了丰家三代人的老屋已经衰败得很，门坍壁裂，似乎在表示它已无力荫庇一大家子人了。以后，丰子恺的收入渐渐多起来，每年多少有几迭钞票交给母亲，造屋的念头便由母亲心里生了出来。一日，邻居正在请木匠修窗，母亲就借了木匠的尺杆，同丰子恺一起去后面的空地上丈量，一边丈量，一边计议；回去的时候低声关照：“切勿对别人讲！”丰子恺正血气方刚，就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可是母亲很实际，她看出时机尚未成熟。她只是怀着这么一种希望，两年后便病逝了。又过了三年，丰子恺才开始造“缘缘堂”。

之所以终于决心造屋，还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他手头有了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是他得的稿费（六千多元）；二是，家中人实在太多，而姑母和二姐又常回来探望，难于接待，所以，在“缘缘堂”的设计草图上，楼上中央后间曾写明“二代姑母房”；三是，以丰子恺的性格，总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那样，能在乡间有一个安息之所，躲开尘嚣，潜心艺术创作。所以，在造房子之时，他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智、热情和钱款。新屋的地基一边略斜，木匠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把房子也造成斜形。建到一半时，丰子恺来工地查看，发现了这一点，坚决要求改正，为此，不惜多花数百元钱。此事在全镇传为奇谈。“缘缘堂的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这是丰子恺建此屋的准标。他确信环境支配文化……“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他非常注意房屋全体的调和，因为建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不给它穿洋装；因为不穿洋装，所以不配置摩登的家具，而是亲自绘图样，让木工打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同样为了与建筑调和，屋内不用电灯而用油灯。楼中正南向的三间，中央铺着大方砖，正中悬挂着堂额。原先弘一法师写的堂额太小，此次请马一浮先生另写“缘缘堂”三个大字，马一浮还在后面题了一首偈：能缘所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画师观此悟无生，架屋安名聊寄耳。一色一香尽中道，即此××非动止。不妨彩笔绘虚空，妙用皆从如幻起。

丰子恺专门办了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请雕工把字镌上。这三间正房，壁上常挂的是弘一法师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和“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的对联。西屋是丰子恺的书房，有书数千卷及风琴、书案。风琴上方常挂的是弘一法师写的“真观清静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的长联。东屋为饭厅，内连走廊、厨房、平屋，四壁亦挂有墨宝。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门外种着桃树。大门的门额上题有“欣及旧栖”四字，是丰子恺亲笔。后堂三间小屋，窗子临着院落，院内有葡萄棚、秋千架、冬青和桂树。楼上设走廊，廊内六扇门，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是寝室。另外，在楼内还藏有许多书箱，装有各类图书一二万卷，从西洋画册、中国画谱到音乐美术论著，从古诗词小说到现代文学作品，从历史文献、宗教读本到儿童读物，有英文、日文和其他文本，还有弘一法师剃度前夕所赠的纪念品等。这“缘缘堂”实际上也是丰子恺的一件艺术杰作！“缘缘堂”建成的前几天，丰子恺全家齐集在老屋等待乔迁。两代姑母带了孩童仆从，也来助喜，加起来共有二三十人之多。大家一起嬉笑叫闹，如同演戏一般。住新房的欢喜与幸福，此时已达高潮，其实真住进去，所享受的主要是平静与安逸。此时，最初置办基地并发心建造的母亲，独自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她许是也感到了欣喜。

自“缘缘堂”一九三三年春建成，至一九三七年因日寇侵入而离去，丰子恺在这里度过了近五年悠闲时日。他在自己精心营造的“桃花源”里，自由自在，享尽了创作的幸福和天伦之乐。寂寞的时候，或逢春秋佳日，他便出去到上海、杭州走走。他在杭州另租了一寓，朋友们戏称为他的“行宫”，其实他主要是为了子女在杭州读书而租。

丰子恺在“缘缘堂”的生活，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饮酒读书写文作画。他养成了一个读书看画的习惯，晴天空闲时看画，雨天空闲时读文，白天空闲时看画，晚间空闲时读文。这是因为，看画不费时不费力，一秒钟即可看出画的大意，多看几分钟也有东西可看，时间和脑子都很自由；读文就没这么便当了。所以，晴天、白天，窗外的风日景色有时会生出种种诱惑，使人心旌摇不定，此时只宜看画；雨天、晚间，外界诱惑消失，才能死心塌地读文。由此种习惯，可看出丰子恺的悠闲。他几乎是超脱红尘了。春天，缘缘堂门前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门内朱楼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秋千亭亭立着，檐下铁马叮咚响着。堂前燕子呢喃，窗内孩子正在读诗，妻子正在弄剪刀。夏天，樱桃红了，芭蕉绿了，这正是丰子恺早年喜爱的古诗意境，如今移植到这里。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映绿了。垂帘外人行时只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传来欢声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家里喊一声：“开西瓜了！”楼上楼下室内室外分散在各处的兄弟姊妹忽然都聚到一起，好不热闹！有时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阴下摆上小酌的座位，边饮老酒边谈笑风生……秋天，芭蕉叶子高出墙外，如在堂前罩了一层绿幕，葡萄架上果实累累，孩子们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夜晚明月照高楼（缘缘堂是石门镇最高大的楼房），楼下水门汀映成一片湖光，房间里有人在挑灯夜读，秋虫在窗外伴奏……冬天，屋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火炉上一直煮着香茶。坐在太阳光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甚至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相伴坐到深夜，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移向……一九三四年丰子恺在石门湾缘缘堂（摄赠《良友》杂志）丰子恺在缘缘堂作画

在杭州“行宫”的生活，也是一派平和悠然。丰子恺称其为缘缘堂的“支部”，平日里请了两个工人留守。有的朋友埋怨他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做什么寓公。他们不明白，丰子恺在这寓里，是在工作，写文作画读书饮酒的工作。他们更不明白，丰子恺本性所求，就是“寓公”的生活。丰子恺很喜欢古人的这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样，他时而居杭州，时而居缘缘堂，书笔之余，恣情盘桓，饱尝了两地的风味：西湖好景，尽在于春秋二季，春日浓妆，秋日淡抹，一样相宜。他最喜欢游那些无名的地方，而把大名鼎鼎的三潭印月、岳庙等让与别人去游。他认为范蠡的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移用到欣赏风光上，也很合适。而冬夏二季，还是缘缘堂最好。冬天过年、贺岁，非在故乡不可，而夏天缘缘堂高大轩敞，清气流通，而且西瓜、凉粉常备，远胜于电风扇和冰激凌。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后来丰子恺又自书古人诗句挂于缘缘堂，一曰：“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又曰：“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

闲居对丰子恺是最为快适的生活。其实，这“闲”，只是指情绪的轻松愉快，从创作方面言，闲居期间正是他的高产期。据计，在缘缘堂期间，丰子恺完成了二十部作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各方面，其中仅文学作品（随笔）就出了五部，共九十八篇随笔。他的大部分随笔代表作都写于此时，如《吃瓜子》、《给我的孩子们》、《车厢社会》、《肉腿》、《送考》、《杨柳》、《山中避雨》、《谈自己的画》等等。

在缘缘堂期间，丰子恺也参加了推行简笔字运动，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字。但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参加者”，而不是先锋战士，他的心全在缘缘堂，在艺术和天伦之间。5

丰子恺自一九一八年二十岁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上发表诗词，一九一九年始发表美术论文及讲话，一九二二年始发表随笔、译文，此后至一九二五年，虽发表了大量文章，但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美术、音乐方面的，因此，还不被当做独立的文学作品看待。他发表的第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大约是一九二六年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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