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刚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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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研究试读：
前言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14年参保人数超过3亿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其运行效果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整体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模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与给付规模均实现大幅增长，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本身还不尽完善，例如，社会统筹层次较低、覆盖率有待提高、实际缴费率偏低等。同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客观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就业结构与类型有所转变等。制度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其中，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问题最为突出和迫切。
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最终都表现为基金收支的失衡，只要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实现基金收支的平衡，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困难就能具有更坚实的保障，确保养老保险制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是决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以下简称“制度赡养率”）将明显提高，将给现收现付制模式下的统筹养老金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加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未决转轨成本的逐步显现以及实际缴费率、覆盖率、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制度参数情况不甚理想等各种其他原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基金收支可能出现较大的缺口，威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
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之前，定期预测基金未来收支情况，对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这也是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行做法。以基金收支情况为基础，通过各种制度参数的调整甚至制度模式的改革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是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持续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缴费率、覆盖率、替代率等各种制度参数的调整，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以及名义账户制转轨可能成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近期和中期改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类制度参数发展现状、趋势，基金收支影响效应的分析，以及对延迟退休政策和名义账户制的模拟分析，对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规律、发展趋势和各种改革措施可能具有的实际效果。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主要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对中国2015～2050年人口数据进行预测。本书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使用People软件，采用生命表技术，运用年龄移算方法，在对生育模式、出生性别比、死亡水平、人口迁移等参数进行假设的基础上，对全国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人口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按照目前退休年龄，达到退休年龄人数与工作年龄人数之比将逐步上升，制度赡养率将从2015年的34%提高至2050年的93%，这意味着未来仅有大约1.1个工作人口负担1个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替代率和缴费率等参数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赡养率的提高可能会使现收现付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大幅增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有可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情况。
二是对覆盖率、实际缴费率、平均替代率进行分析和估计。覆盖率、实际缴费率和平均替代率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三个指标未来都存在一定的变化空间。第一，覆盖率的变化假设。全覆盖应保尽保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发展目标，中国目前城镇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在85%左右，包括企业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方面，在就业率不变的条件下，假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为15%，其主要覆盖非城镇就业人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覆盖率之和为85%。另一方面，根据近期财政供养人员数据和城镇人口数，假设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城镇2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10%并保持不变。在前述条件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目标覆盖率为75%。2012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缴费适龄人口中的覆盖率约为53.13%，在退休年龄人口中的覆盖率约为57.75%，我们将2015年作为测算基期，并假设其在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中的覆盖率均为60%。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做了两组假设。第一组假设：工作人口的覆盖率在2015年直接提高至75%的目标水平并一直保持至2050年，由于退休人口的覆盖率只能通过每年新达到退休年龄人口的覆盖率的提高而提高，我们逐年计算了各年新退休人口和退休人口的实际覆盖率。第二组假设：工作人口的覆盖率从2015年开始匀速提高至2050年的75%，我们也同时计算了在此情况下各年退休人口的实际覆盖率。第二，实际缴费率的变化假设。近年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率仅在14%左右，远低于20%～28%的正常水平，并且有下降的趋势。目前，实际缴费率偏低主要是由中断缴费人员的存在及缴费工资较低引起的，随着中断缴费人员的减少及缴费工资管理力度的加大，未来实际缴费率的趋势应该是逐步提高至相对合理水平。我们对缴费率做了两组假设。第一组假设：假设实际缴费率匀速提高至2050年的15%，即假设实际缴费率与目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第二组假设：假设实际缴费率匀速提高至2050年25%的合理水平，即假设没有中断缴费人员，基本上全部工资均被纳入缴费工资。因为我们测算的主要是现收现付统筹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所以，我们进一步通过“实际缴费系数”分离出统筹养老金缴费率。第三，平均替代率的假设。目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实际平均替代率在45%左右，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改革初期70%以上的平均替代率水平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将平均替代率设计为缴费35年实现的平均替代率为59.2%，因此，我们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未来实际平均替代率做了两组假设。第一组假设：假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匀速提高至2050年的50%，即假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在目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提高。第二组假设：假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匀速提高至2050年的60%，即假设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在目前水平上有15个百分点左右的涨幅。结合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总平均替代率的两组假设及社会统筹养老金实际替代率的变化规律，我们进一步对社会统筹基金支出实现的平均替代率做出两组假设。第一组假设：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匀速提高至2050年的50%条件下，假设社会统筹基金2050年实现的平均替代率为30%或20%。第二组假设：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匀速提高至2050年的60%条件下，假设社会统筹基金2050年实现的平均替代率为35%或30%。在同一总平均替代率水平下，我们对社会统筹基金的平均替代率水平都做了高、低两种假设，原因是个人账户基金所能实现的平均替代率水平将由个人账户积累额决定。按照目前缴费35年平均替代率为59.2%的设计推算，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将要实现的平均替代率之比大致为35∶25。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已经出台，这会显著提高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收益水平，所以，个人账户基金的收益率有可能提高。
三是按照现行退休年龄对2015～205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收支情况进行预测。按照实际缴费率、覆盖率和平均替代率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到八类不同的可能组合，分别是“高缴费率—高覆盖率—35%目标替代率”、“高缴费率—高覆盖率—30%目标替代率”、“高缴费率—低覆盖率—35%目标替代率”、“高缴费率—低覆盖率—30%目标替代率”、“低缴费率—高覆盖率—30%目标替代率”、“低缴费率—高覆盖率—25%目标替代率”、“低缴费率—低覆盖率—30%目标替代率”和“低缴费率—低覆盖率—25%目标替代率”。按照上述八类不同假设条件组合，我们分别测算了各年的缴费人数、退休人数、缴费收入、基金支出额和基金结余或缺口等指标。测算结果显示，各种假设条件下均存在不同规模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在前述八种假设条件下，2015～205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现值之和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015年，-1175804亿元、-497848亿元；2020年，-932119亿元、-389740亿元；2025年，-975547亿元、-414202亿元；2030年，-762555亿元、-335457亿元；2035年，-1319207亿元、-536688亿元；2040年，-1063754亿元、-441258亿元；2045年，-1124285亿元、-470617亿元；2050年，-901038亿元、-387221亿元。首先，覆盖率的提高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有别于传统观念，快速提高覆盖率并不一定会降低总的基金缺口规模，覆盖率对基金收支的影响效应要同时取决于实际缴费率与平均替代率的水平比较。我们认为，覆盖率的提高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覆盖率的提高一定有助于降低基金缺口规模。其原因是，覆盖率的提高最初一定是通过工作人口覆盖率的提高实现的，初始阶段工作人口覆盖率的提高确实会具有增加基金收入、降低基金缺口规模的效果，但工作人口覆盖率的提高会逐步造成退休人口覆盖率的相应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这可能会造成基金支出规模快速上升，并进一步扩大基金缺口规模。同时，覆盖率的提高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实际缴费率与平均替代率水平的比较，如果实际缴费率水平较高而平均替代率水平较低，那么覆盖率的提高可能具有降低养老基金缺口的效应；反之，如果实际缴费率水平较低而平均替代率水平较高，那么覆盖率的提高反而可能会提高基金缺口的规模。这意味着，如果将降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作为政策目标，那么在覆盖率提高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恰当的实际缴费率和平均替代率水平作为保证，否则，可能在覆盖率提高的条件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会增大。其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实际缴费率的提高会降低基金缺口的规模，而实际平均替代率的提高则会增大基金缺口的规模。这个结论符合直觉上的逻辑判断，实际缴费率的提高会提高基金收入水平，而实际平均替代率的提高会增加基金的支出规模，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实际缴费率与基金缺口成反比，而平均替代率与基金缺口成正比。需要指出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调整是通过社会统筹基金完成的，为了确保一定的替代率，社会统筹基金的给付实际上要同时取决于个人账户功能的发挥，即个人账户积累额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同时，按照目前的待遇确定办法，社会统筹基金实际缴费率与平均替代率之间存在关联，实际缴费率的提高将直接造成社会统筹基金平均替代率水平的提高。因此，实际缴费率与平均替代率水平的调整，将是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个人账户功能的发挥以及实际缴费率与平均替代率的联动机制。最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水平也对社会统筹基金缺口造成影响。工资增长率对基金结余或缺口的规模具有正向效应，工资增长率不具有影响基金结余或缺口的作用，但在相同条件下，工资水平越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或缺口的绝对规模越大。利率水平作为折现因子的决定因素，主要影响各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现值，较高的利率水平意味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能力较强，因此，当前储存较少规模的资金即可弥补未来各年的基金缺口，反之，则需要较大规模的现期基金储备额。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测算的结果仅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与给付的差额，尚未包含财政补助等其他收入。
四是延迟退休、名义账户制、财政补助等措施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影响效应的研究。第一，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分析。在对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合理起始点和目标退休年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较快和较慢两种方案，按照不同的方案分别计算了退休人口数和工作人口数，并按照现行退休年龄测算时使用的八种假设条件，对两种方案下共十六种可能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结余或缺口情况进行逐年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两种延迟退休方案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压力。由于方案一的调整速度较快，其对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但是，两种延迟退休方案都无法完全消除各年可能出现的基金缺口，即使在延迟退休方案下，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仍然可能出现当年的收支缺口。第二，名义账户制转轨的效果分析。由于“艾伦条件”得以满足、“隐性名义账户”已经存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较大等情况，名义账户制转轨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按照统账结合制转向完全名义账户制的假设，对现行退休年龄和两种延迟退休方案下的名义账户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进行了逐年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即使是在“全账户+延迟退休方案一”的假设下，各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也无法完全消除，名义账户制也不具有从根本上消除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能力。第三，对财政补助效果的分析。从2009年以来，财政补助占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比例为13.2%～14.9%，占当年征缴收入的比例约为20%，财政补助绝对规模从2009年的1538亿元提高至2014年的3309亿元。在各年财政补助规模占当年征缴收入比例为20%的假设条件下，按照现行退休年龄和两种延迟退休方案，我们进一步测算了各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从测算结果来看，尽管财政补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特别是在延迟退休方案一的条件下，部分年份基金结余明显。但是，目前的财政补助力度依然无法完全解决各年的基金缺口问题。同时，因为财政补助并不是常态的企业职工养老基金收入，所以未来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我们还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资产充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了分析。
从研究结果来看，2015～205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将面临较大的基金支出压力，即使是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名义账户制转轨和考虑财政补助的条件下，基金缺口也无法完全消除。通过提高实际缴费率、逐步提高覆盖率、审慎控制平均替代率等制度参数调整，有步骤地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名义账户制转轨等制度改革、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发展壮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利用国有资产充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预测与预警机制等配套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规模，以保障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稳定持续运行。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涉及个人、企业、政府等多方主体，受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财政能力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复杂，同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之中，其未来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本书进行的仅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本人真诚地希望与同行交流，也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绵薄之力。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一、研究背景（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引起制度赡养率有所提高且地区不平衡
人口老龄化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第二种含义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中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某一标准的状态。按照第二种含义，目前有两个公认的人口老龄化标准。第一个标准是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提出的，该标准的具体内容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超过7%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第二个标准是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该标准的具体内容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超过10%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按照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一直在不断提高。199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6.20%，2014年，提高至10.06%，见图1-1。图1-1 1995～2014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变化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引起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的提高。1995年，制度赡养率为25.65%，1997年，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改革之初，制度赡养率约为29.21%，2014年，制度赡养率提高至33.49%。制度赡养率变化见图1-2。从图1-2来看，制度赡养率目前保持在相对高位波动，比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明显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制度赡养率可能进一步提高。图1-2 1995～201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变化
同时，基于人口迁移等原因，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赡养率并不平衡。2014年广东省制度赡养率最低，仅为10.26%，而黑龙江省制度赡养率最高，达到70.92%。地区之间制度赡养率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存在较大差别，见表1-1。表1-1 2014年不同地区制度赡养率对比
除了对制度赡养率的影响之外，人口老龄化还有可能引起另一后果，即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后的结果，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能力，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阻碍。无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何种具体模式，其本质都是工作人口创造的GDP中的一部分用于供养老年人口的生活，快速经济增长可以保证GDP规模的不断增长，也就确保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为在不同代人口之间收入再分配的桥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即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缺口，政府也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国有企业分红等方式予以弥补，反之，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全社会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能力可能受到影响。（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未得到一次性解决
经济转轨是指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变到另一种经济体制，其实质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引发了对经济转轨问题的广泛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济转轨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2001）指出，经济转轨国家变革过程的前提是以新的福利契约替代旧的福利机制，最终把过去政府与全体社会公民事实上存在的社会契约“转化”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其本身制度模式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是经济转轨所引发的整体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转轨国家的转轨实践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转轨路径。一条路径是以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路径，“华盛顿共识”是这种转轨模式的指导思想，其特征是迅速、全面、大规模地建立一套西方式的经济体系。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经济转轨的俄罗斯等国家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调整与矫正，进一步指出经济转轨必须要采用更加广泛的工具以实现更加宽泛的目标，包括注重生活标准的提高、均衡发展、民主发展等。另一条路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转轨路径，“北京共识”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北京共识”的核心是经济转轨国家要按照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例如，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自由贸易等要通过极其审慎的途径来达成、强调创新和实验等。
激进式转轨和渐进式转轨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激进式转轨追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同时实现稳定宏观经济、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其中，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而渐进式转轨显示出政府较强的驾驭力，更加注重经济转轨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强调经济转轨采用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等方法逐步深入。一般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转轨前期已经完成，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经济转轨的中后期，各项改革持续深入，此时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适应，中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企业保障向统账结合制社会的转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也没有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解决，而是采取了在转轨开始之后逐步解决的方式。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是指从企业保障转轨至统账结合制社会保险需要的资金规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改革是企业保障向社会化管理的转轨，在企业保障阶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表现为企业成本，而没有进行实质性缴费。因此，企业保障向社会化管理转轨，实质上是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企业保障时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在职职工实质上积累了获取养老金的权利，在老年期可以获得企业提供的养老金。因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保障向社会化管理有效转轨的标志是：企业保障时期参加工作的职工应该和制度转轨之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一样，只需要按照新制度规定在制度转轨之后进行缴费就可以获得足额的养老金，而不必再为制度转轨之前的费用进行任何支付，因为老职工已经在企业保障时期通过低工资的形式积累了自己从参加工作到制度转轨时的养老金领取权利，获得了国家对其发放养老金的权利。如果社会化管理阶段完全采取现收现付形式，那么老职工养老金权利积累应该表现为他们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之后按期缴费就可以获得养老金；如果社会化管理阶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含有个人账户形式，那么老职工养老金权利积累就应该表现为，在制度转轨时间点，老职工具有从参加工作起至制度转轨时间点的按照新制度规定应该积累的个人账户，这使老职工可以在新制度下获得足额的养老金。
张宇燕、何帆（1996）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追求的目标概括为：内部稳定和赶超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内部稳定，最主要的是保持充分就业，结果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在此情况下，国家同个人之间存在着契约：国家在实现高积累的同时给予工人福利待遇以补偿低工资对个人消费的影响，并提高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为了实现赶超发达国家，政府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以保证资源向重工业部门集中，其中包括对工人工资的扣除。国家行为衍生出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被确定为提供国家福利制度的载体。国家同国有企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隐含的长期契约：企业保证社会成员的就业权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福利制度，国家统一对企业配置资源，并对企业盈亏负责。这样，国家、企业、个人之间以两个契约联系在一起，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契约联系、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契约联系。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契约联系见表1-2。表1-2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契约联系
这两个契约使我国实现了内部稳定和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两个契约随之解除。国家同企业之间契约的解除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不再承担福利提供的功能。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企业保障契约的解除是通过利用社会保险替代企业保障进行的。在经济体制转轨之后，社会成员的养老保障采取社会保险的形式，即用市场化的契约替代原契约。社会成员获得养老保障要以年轻期的缴费即养老金积累为条件。而在原契约下，为获得养老保障，社会成员以低工资为代价支持国家战略，这使养老金积累转化为部分国有资产。在社会养老保险契约替代原契约时，原契约覆盖的社会成员的养老金积累就应该转化为社会养老保险契约所要求的形式，以实现原养老保障契约向社会养老保险契约的完全转化。
上述分析意味着，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确定了统账结合制模式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在制度转轨之前即已参加工作的“老人”和“中人”负债，这种负债表现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后的制度本应为每个“老人”和“中人”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中应该存储着每个“老人”和“中人”按照新制度模式在该时间点的积累额，其中，为“老人”和“中人”建立个人账户的资金需求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中国没有采取一次性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以“老人老办法”和“过渡性养老金”的方式对“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权益逐期偿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成本即转化为隐性债务。对于隐性债务的偿还，增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每期支出的规模，加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赡养率的不断提高等原因，基金支出压力开始增大，并进一步引发了“空账”等问题。（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逐步开始显现
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制度赡养率提高和制度转轨成本逐期偿还等压力，尽管近年来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额不断提高，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第一，基金累计结余增长趋势不明显，并且各地区差距较大。近年来，从统计数字来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逐年增加，2009～2014年，其分别为11774亿元、14547亿元、18608亿元、22968亿元、27192亿元和30626亿元。尽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不断增长，但是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之比并未明显提高。2009～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之比分别为1.49、1.55、1.63、1.64、1.62和1.54，在部分地区个人账户做实试点及“中人”和“新人”缴费年限逐年增加的背景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增长趋势并不理想。同时，各地区的差距较大，以2014年为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之比最低的地区是黑龙江省，该指标仅为0.29，最高的地区是广东省，该指标达到4.14，这说明各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不平衡程度较高，部分地区的情况已经接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总体收不抵支的情况，而部分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较多，见表1-3。表1-3 2014年各地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情况
第二，各年的当年基金结余开始小于个人账户理论积累额。目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总缴费率为28%，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总缴费率为20%，其中，个人账户的比例为8%。基于此，我们可以利用每年基金征缴收入，即不包含财政补助、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的单独缴费收入，来大致判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情况。如果基金是收大于支的，那么当年的基金结余应该不小于当年征缴收入中个人账户基金缴费收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中的8/28应为个人账户基金缴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中的8/20应为个人账户基金缴费，由于没有确定的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数，从保守来看，在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中，至少应该有8/28为个人账户基金缴费，如果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那么当年的基金结余应该大于当年征缴收入中的8/28，即没有发生新的空账。我们对2009～2014年基金当年结余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进行了对比，见表1-4。从表1-4中的数据来看，2009～2012年基金当年结余基本略大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2010年除外），这说明在财政补助等其他收入的补充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可能实现了收大于支，但是2013年和201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年结余明显小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并且相比2013年，2014年的差额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即使在有财政补助等其他收入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补充的情况下，也要依靠部分本应该进行积累的个人账户基金才能满足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已经开始显现。表1-4 2009～2014年基金当年结余与保守估计的当年个人账户基金缴费额的比较二、选题意义（一）明确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影响
人口结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最重要的制度参数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效果。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造成制度赡养率水平的提高，进而增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压力；反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下降会降低制度赡养率的水平并进而减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因此，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进行科学准确的预测，是分析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状况及其基金收支状况的基础。
本书以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利用People软件，在一定参数设定下，对2015～2050年全国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分性别人口、分年龄人口等进行了具体预测，在具体参数的设定上，充分考虑了城乡迁移、二胎政策放开、预期寿命延长等客观环境变化的影响，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以具体的人口预测数据为基础，我们具体测算了制度赡养率的未来变化趋势，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确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变化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及其基金收支的影响。（二）测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又对覆盖率、替代率、缴费率、工资变化、实际利率等制度参数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设定，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不同“缴费率—替代率—覆盖率”可能组合条件下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对2015～205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了精算分析。
通过对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的预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压力，这有利于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调整政策、制定措施，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问题，确保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三）模拟延迟退休和名义账户制等改革模式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后，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及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变化趋势都将发生逆转，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及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常态。同时，中国退休年龄特别是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偏低，不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教育年限提高等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延迟退休将成为新的政策选择，目前，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已经基本确定，但具体的延迟退休方案还没有完成。
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遇到了困难，以辽宁省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在较大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下，已经逐步放弃完全做实个人账户的做法，多次提及做实个人账户向名义账户制转轨。名义账户制可以明确已有空账的性质，并利用个人账户基金缓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同时，在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下，“艾伦条件”可以得到满足，名义账户制将比完全积累制更具效率。因此，名义账户制很可能成为未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向。
目前，对于延迟退休及名义账户制改革的基金收支效应进行定量测算的研究较少，无法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证支撑。本书在一定的参数设定和假设条件下，设计了延迟退休和名义账户制的改革方案，并对不同方案进行模拟，以分析预测不同方案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从而为延迟退休和名义账户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二节理论综述及研究现状述评一、相关理论综述（一）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1.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资本黄金律与经济动态效率
1956年，索洛（Solow）提出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将总量生产函数应用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基本上成为所有增长问题研究的出发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是典型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将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设定为外生变量，其生产函数为：
其中，Y（t）为生产函数，K（t）为资本，A（t）L（t）为有效劳动〔A（t）为知识，L（t）为劳动〕。因为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所以：
我们定义k=K（t）/A（t）L（t），y=Y（t）/A（t）L（t），f（k）=F[k，1]，生产函数可写为：y=f（k）。假定资本边际产品递减，那么f（0）=0，f′（k）＞0，f″（k）＜0，并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α件。在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时，f（k）=k。
我们定义时间为连续变量，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既定，劳动和知识以不变速度增长，那么：
其中，L（t）为t时刻的劳动力数量，A（t）为t时刻的“知识”或“劳动有效性”，n为人口增长率，g为技术进步率。
由于产量分为消费和投资，其中，用于投资的比例即储蓄率外生被假定为s，折旧率为δ，并假定n+g+δ＞0。这样：
那么，k的动态方程为：
即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变动率是两项之差，sf（k（t））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n+g+δ）k（t）为持平投资。如果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大于持平投资，那么k上升；反之，k下降，如图1-3所示。图1-3 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注：转自〔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苏剑、罗涛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20页。
在图1-3中，k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与持平投资相等时*的资本存量，即k（t）·=0时的资本存量。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结论之一是k，其是自动收敛的，即无论初始k值是多少，k都向k收**敛，如图1-4所示。图1-4变化趋势
在图1-4中，如果k＞k，那么＜0，k下降；如果k＜k，那么**＞0，k增加；在k=k处，=0，k稳定。因此，k是自动收敛的。当**k=k时，储蓄为sf（k），经济均衡时有：**
由于消费=产出-储蓄，f（k）为产出，假设c为消费，那么：**
资本黄金律最早由E.费尔普斯（Phelps，E.，1961）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提出。
根据公式1-9，有：
因为f′（k）＜0，k/s＞0，所以，在f′（k）=（n+g+δ）时，***c达到最大值，f′（k）=（n+g+δ）的稳态资本存量水平称为资本黄**金律水平，如图1-5所示。图1-5 资本黄金律水平
在图1-5中，在储蓄率为s时，稳态资本存量为k，在储蓄率为11s时，稳态资本存量为k，在储蓄率为s时，稳态资本存量为k。在2233k处，f′（k）=（n+g+δ），消费最大，k为资本黄金律水平，k和k2*213分别大于和小于资本黄金律水平。因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储蓄率是外生的，所以每个既定的储蓄率水平都会自动收敛于与储蓄率相对应的一个稳态资本存量水平，而这个资本存量水平可能大于、小于或等于资本黄金律水平。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三个主要变量——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被假定为外生的。而这三个主要变量显然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决定的，它们的外生性假定既会使模型丧失一定的理论价值，又会制约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因此，如何将它们内生化就成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之后增长模型的方向。2.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修正的资本黄金律
拉姆齐在1928年发表的《储蓄的数学理论》中研究了一个国家储蓄多少是最优的，把宏观分析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运用变分法，第一次从动态最优化角度探讨“时际福利”最大化问题，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中广泛运用的基本方法。1965年，卡斯和库普曼斯分别沿用拉姆齐的研究方法，采用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吸收现代最优控制理论的研究成果，重新表述了最优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储蓄率的决定问题，从而形成了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也简称为拉姆齐模型。
该模型的基本内容为：有大量相同的厂商，生产函数形式及性质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相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技术进步率外生，厂商为家庭拥有，不考虑折旧。在每一时间点上，厂商雇用劳动和资本存量，按边际产品付酬，获得零利润。因此：
每一工人的收入为A（t）w（t），其中，w（t）为每一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有大量相同的长生不老家庭，每一个家庭的规模以速率n增长，每一个成员在每一个时间点提供1个单位有效劳动，并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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