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旭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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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3辑)试读：
编者按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忧患”问题意识框架施旭现代学术中的“为学术而学术”原则，并非人类科学的普世价值，而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它源于西方传统，并为当今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所接受或认同。而中华文化的学术传统却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忧国忧民和学以致用为原则的。特别是从当前我国的学术状况，尤其是从当今中华民族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地位来看，我们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削弱这些价值观；相反，更应强化之。由此，我们提出一系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亟待探索的问题和现象，作为我们新研究范式的问题框架。（1）发展话语 由于“发展”是中国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理应首先大力研究涉及发展问题的话语；何况，我们又是发展中世界领袖国的学者，更有责任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起引领作用。“发展”包括许多方面，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就业、医疗等等；当然，其中还有诸多矛盾现象，如：贫富不均、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等。而下面提出的研究问题，有许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都与“发展”有关。（2）弱势群体话语 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收入、年龄、性别、职业、健康，还存在着突出的弱势群体。话语研究可以探索他们的心声，揭露话语中的无知或歧视，提出更公正的话语方式。（3）行业话语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也应该关注社会各领域中“常规”性或日常性的问题：如政治话语如何深入人心并与人民形成更加积极的互动关系；商业和贸易话语如何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管理和机构话语如何提高效率并服务社会；媒体话语如何做好宣传工作并促进社会和谐；法律话语如何维护权利并保护公正，等等。（4）生态话语 我们的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在此问题上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外交斗争也在加剧。我们应该努力揭露破坏环境的话语，引导保护自然新话语的生长；我们也应该向世界展示生态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帮助中国更有效地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5）民族话语 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一种多元统一的格局中，但这一历史事实并不为世界所全面了解。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加剧加深和各族人民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中华民族文化应该如何继承、再创造及传播，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者，各民族之间如何消解偏见或隔阂，增进了解和团结，将是持久性的问题。（6）主权话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外反华势力的作用以及一些人的无知或误解，我国在台湾、西藏、新疆等主权问题上不断受到外来的干涉和挑战。这类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根本核心利益，又有极为复杂的关系，因此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探索研究。（7）危机话语 当今社会充满了风险，有越来越多的危机事件出现，像近年来突如其来的非典、汶川大地震、经济危机、甲型H1N1流感、民族分裂活动等。我们的话语学者可以探究人们的危机意识和对危机的态度、对于危机事件的理解和传播、化解危机事件后果的策略，等等。（8）跨文化话语 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国际交流的发展，但是中西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和隔阂；偏见、歧视、不公正、强权政治仍然是当今中西文化关系的本质特征。
这种文化关系阻碍了中国、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共存与繁荣。所以，中国和东方文化在世界的形象和话语权，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偏见与霸权等等——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领域里——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重点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宇宙、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话语研究的问题意识框架不能封闭或停滞，而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敏感性和开拓性，以使我们的研究能更针对现实、驾驭现实、改变现实。
中国经济新闻的“发展”与“投资”迷思——以房产新闻为例
胡春阳 王昀复旦大学摘要：新闻叙事话语本身存在着极大的“合理想象”空间，这种经过“合理想象”而形成、强化的迷思往往被人们当作常识接受。经济新闻以系统化、学科化的“客观”描述把资本的权力化装成科学规律的自然结果。房产新闻顺应了这种逻辑，暗含着发展与投资的迷思。对迷思进行分析、反思与还原虽然看来是不识时宜的但却又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话语；迷思；经济新闻；房产新闻
一、导言：问题与方法
我国地少人多，土地资源国有，这决定了房、地在我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90年代以来，随着住房的福利供应制度逐步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并一跃而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贡献大户，房、地的准公共性丧失。
而随着住房等房产被过度市场化，以及对中国经济“潜龙在渊，一跃九天”的狂热畅想，包括房地产新闻在内的经济新闻也陷入了发展和投资的迷思。这既反映在新闻内容中，也反映在媒体业务与房产商的合谋行为中。
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有少量研究出现。比如，对不同媒[1]体组织房地产议题的框架特点进行分析，对媒体组织看房团、介入[2]房地产营销等具体业务操作流程进行揭示，从而提示人们应该如何坚持和培养媒体从业者专业主义精神、如何辨别报纸软新闻等等。在尚付阙如的情况下，这些研究弥足珍贵，但其缺陷是：“很难找到大量的新闻文本段落……作为社会分析，依然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宏观层面；作为新闻分析，它们又带有印象主义色彩。它们更多的是在叙述新闻事件而不是分析新闻”（托伊恩•A•梵•迪克，2003）。也就是说，这些分析尚未涉及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具体新闻文本做话语分析，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新闻的特殊性，以及房地产行业本身的特质。
而分析之欠缺和不透彻似乎是源于方法论的僵硬。新闻学的奠基石采用了符合论的真理观——新闻是什么？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于是，记者和新闻媒介自赋的使命就是对那个外在的“事实”进行发现和报道，于是新闻分析就成为探讨观念和“事实”是否符合以及如何符合的问题。但一旦细究这个看来一目了然的新闻传播过程，就会发现它有极大的含混性——它可以告诉人们什么被传播了，却无法告诉人们为什么这些被传播的语句的这些含义被传播了，而那些含义被忽视和遗忘了；它可以尽量用词客观、准确并诚心正意地告诫人们要努力杜绝偏见，但对于深潜于流行的传播逻辑和范式中的偏见却无能为力；它可以一眼洞穿经济、政治等权力对传播机构的控制，但却在发现隐藏于一切传播者主体及其话语中的权力方面力不从心（胡春阳，2007）。
因此，要更深入地进行新闻分析，必须转换研究方法，而“话语分析”就是可供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之一。
话语分析的关键概念和过程就是“迷思”和“反迷思”。费斯克认为迷思（myth）是某个阶级在特定语境中的产物，其运作的主要方式就是掩盖其历史性，模糊这种含义的起源，将历史自然化、神秘化，把迷思所呈现的意义当作自然而然的而非历史化、社会化形成的产物（约翰•费斯克，2003）。而海登•怀特也有类似表述——“转义（troping）行为就是从关于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运动，从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又考虑到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转义行为是话语的灵魂。因此，没有转义的机制，话语就不能履行其作用，就不能达到目的”（海登•怀特，2003）。因此，话语分析者就是揭露被隐藏的历史及其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这就是“反迷思”。迷思由此得以反转。
通过各种互文编织出来的“资本”与“发展”的话语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媒体参与、强化并重构了这种常识。本文将直接面对房地产新闻报道的文本本身，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试图对其中的话语迷思及其运作做一番微观透视。注释
[1]比如，崔佳、董天策：《报纸媒体房地产报道的框架分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2]比如，郝洪：《当报纸沦为房产中介》，《传媒观察》，2008.5。
二、作为话语的经济新闻
（一）新闻叙事的结构特征及其所对应的话语功能新闻主题表述的结构特点是将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先的位置——新闻标题阐述事件最为显著和突出的要义，接下来的导语充实主要事件，正文补充细节或背景，整体呈“倒金字塔”式。这种结构不仅适用于整篇新闻，而且也适用于新闻中的每一个主题段落。因此，按照事件重要程度安排信息位置的新闻，直接呈现给读者的便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事件图景。读者在阅读、理解新闻的标题、导语的过程中，便在积累对此新闻事件的“前理解”，而在“面对事实本身”的复杂性时往往予以选择性遗忘和自我服务归因。
再有，新闻主题不断通过直接与间接引用而呈现，亦即文本的互文性，“文本回应、重新强调和重新加工过去的文本，并通过这样的工作致力于创造历史，致力于更加广泛的变化过程，也致力于预测和试图构成以后的文本”（Fairclough，1995）。互文性既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中——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比如，广告向新闻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互文也具有历史性，即历史地吸收过去建立的文本。“这些陈述在参与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它们支持着话语的连贯性”（Fairclough，2003），“帮助人们参照熟悉的活动与熟悉的风格和形式对新的话语做出理解”（Fairclough，1995）。
这种认知上的处理和加工过程必然与事实存在种种微妙而关键的差异——哪些文本（话语）之间可以形成互文链，哪些不可以形成互文链，形成什么样的互文链等问题都是争斗的场所和后果，由语境所决定。
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典故“庖丁解牛”完美地注释了新闻话语的认知特点。让•波德里亚在《庄子的屠夫》一文中指出，正如庖丁的刀子必须超越饱满的、实在的、可以被任意切割并被外在表象所统一的肉身形象，去认识那些构成身体的空无的连接和空无的结构，不切割这头牛占据的被感官证实的空间，而是依照节奏和间隙的内在逻辑组织行动，才可能依照身体自身的韵律解构身体。同样，话语也需要从看似空无的形式之中才能获得构成自身的空无之处的意义。基于此，阅读者从清楚明晰却固有极强方向感的新闻标题、导语中，从其字里行间留有的令人浮想联翩的空间中，无意识地接受着某种形式的安排，将对文本的理解纳入一种被事先安置完备的话语体系中。
这，就是新闻的话语功能，亦即，在无数似有实据的话语中，在新闻凸显而多孔的文本中制造着各种不为人察的迷思，而这些迷思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认知的某种前提性条件，“新闻报导的多层级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读者只能得出如此的新闻解释框架”（Barker and Gakasinski，2001）。（二）经济新闻话语的迷思
经济新闻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市场新闻（特指普通消费市场）、产经新闻（以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为主要内容）、财经新闻（以投资者为核心受众）和政经新闻（往往涉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政经大局，通常亦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
虽说经济新闻的报道角度取向不一，但常见的是四种类型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如一篇涉及房产的新闻，无论记者从何种角度入手进行报道，其中都会既牵涉到购房者（包括有刚性居住需求的买房人、房产中介和开发商）、房产市场、社会稳定因素。而且，其关键着眼点就是有关价格等数据的信息——一般都须对某种商品、投资品、公共设施等的价值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从话语的角度而言，四种类型彼此的互文性使新的文本类型及话语秩序得以衍生。
经济新闻话语最显著的迷思在于：它将特定历史之中的经济事件构造成为一种符合经济学知识和经济规律的事件，或某种符合公众长远利益的事件，巧妙地隐藏和掩盖特殊权力与利益的需要，模糊了事件的起源。有故意为之者，也不乏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机械地进行着[1]被惯常的话语操纵报道的经济新闻工作者。
美国经济学者詹姆斯•布坎南指出，政治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冲突与协商的过程，但人们却习惯性地将其视为如天文、生物等一般的含有明显规律的科学，为其缀以“学”字（布坎南，1989）。在福柯那里，任何组成“科学”的“话语构成”的过程取决于三要素——学科、谈论和作者，三者组合构成了一种机器，创造出关于“科学”的“真理”，这个真理分别在该领域和更普遍的基于整个文化的意义上排斥和谴责一切不符合“话语构成”的事物。不难看到的是：在当下房地产市场中广大消费者的意愿和要求在舆论上虽占据上风，但更具有排斥性的“真理”却是由政策制定者、经济学者们、新闻学者们以及媒体共同谈论而成的资本控制的话语。
2009年春节晚会后骤红的艺人刘谦的魔术表演，正是对一整套经济新闻“话语构成”的精彩隐喻——一套奇妙的魔术之奥秘不过隐藏在道具的移动与手法的变换之中，这套把戏明明是被公开展示，观众们却并未见到偷天换日的任何蛛丝马迹，还因自己的“被骗”而兴奋异常——观众并不是因洞悉魔术的秘密而欢欣，相反，因整个魔术表演过程的神秘氛围，或许也包括魔术师的迷离、鬼蜮的眼神，观众如痴如醉不能自已。经济新闻话语也如同魔术表演一般，被一种学科化了的五花八门的语言道具所包装，人们被引至异彩纷呈却无关大局的外在热闹表象，绝然见不到那些早已存在却难得一见之事理，见不到是谁在操纵局面，是谁获得相应的利益，只能见到一幕幕高超的表演，并为之叹服叫绝。
事实上，这种以追求发展与市场自由为名的经济学话语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着经济学科的历史性本质。（三）经济新闻本体的悖论
经济学被称作社会科学中的数学，但它实际上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精确。比如，一项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生效？事实上，受诸多影响生效的难以计量的变量的影响，政策生效往往是延时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甚至是难以预料的（保罗•海恩，彼德•勃特克，大卫•普雷契特科，2008）。比如，预测可能导致情况和结果的变化。大众传媒向经济社会中的人们转达了权威性的预测，人们从这些预测中第一时间见到曲线可能的趋势，于是采取相应的行动。即，媒体通过向大众发布预测性的信息去改变用于预测的信息存量，反之又伪造和成就着这个预测本身。
例如，一篇有关中石油的正面报道中预测其股价会涨，这可能会令更多的人购买其股票，股价自然也会随之攀高。然而，我们如果确定知道某支股票在未来一年的走向，它一定不会再按照这个格局发展的。这是个悖论：预测未来改变了未来，因为采取行为、创造未来的人们读取了这些规则。而经济新闻本身可能就具有那种使预言成真的能力，因为它自己参与了事态的变化。因此，经济新闻并不可能达致客观，甚至常常发生现实结果与事前的预测之间存在极大偏差的情况——当然这些并不完全由新闻文本对事件的参与所致，但确实不可[2]忽视这一因素的存在。
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经济新闻文本与事件本质间存在距离。专业主义的表达方式往往是名词化，“它将过程和行为转化为状态和对象，并将具体转化为抽象……将局部的、短暂的条件实体化为一种固有的状态或特征”（Barker and Gakasinski，2001）。比如，诸多房产报道中用于描述政府新近出台的房产政策规划的“房产新政”一词，所传达出的言外之意无外乎：自上而下的政策最近刚刚发布，将对参与市场的主体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用百度搜索“房产新政”，其结果多达154万条，而“相关搜索”一栏所罗列皆为某时某地的“房产新政”。可见，至少那些影响了广大市民的思[3]维方式的都市报纸都在如此进行着同一种语义上的归纳行为。比令读者产生视觉疲劳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做法在强行将复杂的经济事件简化，动辄把一种个别的、偶然的、个人的观察夸张地构造成一个普适的、必然的、公共的现象。其理由也大概在于对社会生活及其利益分布的干预欲望。诚如福柯所理解：知识意欲正是扩展、分裂、调遣知识和权力，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这种意欲是一个排斥系统，它是一种匿名的形态多变的力量，它自私地为自身的实用目的寻求知识。但是，这些由于私利推动的知识意欲偏偏扯起“真理”的虎皮并[4]“惦记着它的最后目标——剿灭”——把不符合这个“真理”的一切腐蚀、掩盖掉。注释
[1]作者王昀于2008年10月至12月在《上海证券报》实习时，常听记者们也谈论着：“这些消失的财富到底去了哪里？”新闻标题中“缩水”、“蒸发”等习惯性缺省主语的用法早已拨乱了人们的经验。
[2]资深财经记者庞瑞锋在《财经新闻道》中曾描述过一位炒股的记者利用报道拉抬所持股票股价的事例。见《财经新闻道》，庞瑞锋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3]事实上，除都市报外，众多财经报纸也如此操作，包括作者王昀曾经实习过的《上海证券报》。
[4]尼采著，田立年译：《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1993年版，第6页。
三、房产新闻的话语分析
（一）纳入发展语境的房产新闻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曾在其影响力巨大的城市规划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好的住房就其本身只是住房而已。当我们试图说明好的住宅建筑能够创造良好的社会或家庭这样的奇迹时，这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她还进一步将这种特殊的自我欺骗称为“通过砖块拯救的教义”（雅各布斯，2006）。
不幸的是，最近十几年来，“通过砖块拯救的教义”正被狂热信奉和追随。各种商业与住宅楼盘的建设被视为现代化之必要环节，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和房地产建设的关系则被议程设定者有意或无意地名词化了，以既成概念和常识的形式植入了媒体的惯常用语和社会的普遍的认知逻辑之中。如建设和经营房地产业的公司被冠以“发展商”、“开发商”之称呼，海量的相关新闻给人无比深刻而牢固的印象。
发展一词的原意为“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上升的运动变化过程”，国家领导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类似说法也一时把发展置于风口浪尖。将此概念与房产建设联系起来，隐喻意义是：通过建设房子，可以推进生产力的进步，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具体的“发展”又直接体现在各种指标性的数据上。
与发展相似，开发一词意为“通过研究努力，开拓、发现和利用新的资源”，将此概念与房产建设相联系，便意味着以土地为对象进行的劳动，将会使片片荒芜之地成为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富饶之地。在新闻中若无特殊说明，“开发商”即意指房产商，似乎开发其他自然资源便生来不如开发土地盖房子那样拥有改善人们生活的魔力。
于是，“发展商”和“开发商”成为了“当代神话”——能够带动社会经济整体进步。哪怕这些企业的财富积累过程令人们颇有微词甚至质疑，但人们依然相信，房地产会促进城市发展，而随着城市大踏步发展人们又将得到更实惠的回报。虽然称呼之肇始已不可考，但神话成为了常识，已足以将房屋建设与建设者和经济发展的光环与荣耀相连。显然，这个神话集中放大了房产建设的能量。
这种发展和进步的光环还将一系列分散的相关事件重新组装起来，成为它们的共同逻辑，同时成为人们每次接受新的文本之前的“前概念”。如一篇叙述某集团拿地的新闻，暗示着某地块未来的发展与升值的预期，暗示着某地块附近的居民将得到更多的实惠；而房[1]价下降则被某些人预测成了“国家灾难”，在评论中呼吁百姓买房以度过金融危机。
而事实上，与土地和税收密切相连的房地产业决然离不开土地和税收的直接控制者——地方政府，土地招标高价拍卖的收益以及房产税收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而且，房地产发展又是地方政府打造“政绩工程”的有力工具。这一“名利双收”的产业，使得地方政府自然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强力“发动机”。
房地产业究竟起到多大的社会经济效应？简•雅各布斯在《城市与国家财富》一书中曾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计划失败的例子告诉我们，相关产业并不因仅有办公及生产设备转移到某个空间，就能够顺利地转移过去（雅各布斯，2008）。也就是说，房地产固然可以为国民经济部门转移和发展以及为人们的居住提供场所做出贡献；但是，繁荣同时需要诸多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若在不动产所在地周围缺乏相关的人力物力，再多的房屋也不能带来因为多产业的良性循环而带来的经济收益。因此，房产导致地方经济繁荣的说法更显苍白。
另一方面，在众多国内媒体经济新闻的叙述中，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指称界限模糊。众多城市的都市报争相开辟“房产专刊”，专门提供房屋相关的信息，其中不乏建筑业的相关报道。如讲述在房产市[2]场骤冷状况下建材装修商百安居的困境的新闻《百安居两道坎》、在奥运之前地板业是否已开始走下坡路的新闻《行业大洗牌循序渐[3]进 地板业“拐点”之说难成立》等等，建筑业均以房地产业下游的地位自居，且均置于房地产版面。版面本身就意味着“房地产业”既指在土地上规划建设与出售房屋，也指与之相关的生产过程；也透露出如下互文关系：房地产的的确确带动着相关下游产业，因此十分重要。
在房地产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一片乐观许诺声中，也有些许反[4]对意见，如《房地产业不入振兴规划更显地位特殊》、《萧灼基：[5]建设小康房地产业地位重要》、《房地产业地位惹争议 放弃支柱[6]谈何容易》。但由于其过于含糊和复杂，加上房地产发展主义之合法性超然于新闻媒体话语之外，新闻媒体上的争辩也成了机会主义诠释的温床：房产商发表的看法永远是涨，如潘石屹、任志强；建设部的官员专家、各大学房产中心的教授也清一色看涨；而对这种发展模型持批判态度的反对者，则被打成为顽固的“反进步分子”，或只顾地方特殊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的“保守力量”，因而很快被消音遗忘。
再有，房地产与社会发展联动的叙述还通过生产标签，将那些即将被纳入开发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化约、建构成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借机捞取钱财的人”等。例如一篇讲述上海强制拆迁的新闻[7]——《上海最牛钉子户被拆掉》，采取了如此的叙述方式：“在执行强拆过程中，胡某及家人情绪异常激动，其妻采取过激行为，爬上屋顶，手持汽油桶，欲浇身自焚，试图以要挟手段来阻挠……这次拆违，是城管大队自2001年成立来……实施的首例强制拆除案件。”新闻的叙述者站在城管大队的角度，用“自焚”、“要挟”、“阻挠”一类反社会及违反道德的形容词描述“钉子户”不配合拆迁的过程，同时衬托大队执法的艰难，以及解决强制拆迁难题的效率。而旁观者网友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一“最牛钉子户”的故事：“周围都是高楼，他们不肯搬。强拆时老板娘一桶汽油浇在身上，和N多人对峙两次……最后一次对峙的时候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呜呜呜冲过去。”“对峙”一词意指对抗过程，弱者“钉子户”主动与强者执法大队对抗，则延伸出一种冷峻而悲情的英雄主义氛围。另外，网友使用“N多人”的网络习语表述了在前一个文本中所缺失的执法者的形象，这个形象无疑是N对一的那个N，强弱之势明显，隐含意是弱者被逼采取极端手段。
新闻话语中的被拆迁户，被建构成为应该被管理、教育和规训的对象，实质上是服从于权力和资本的调配。相应的，强制拆迁则因此拥有话语合法性，强制执行者成为秉持城市发展原则的代言人。这种一边倒的充满偏见的叙述，代入人们的思考方式，进一步强化着城市发展就要拿地和拆房、人们要服从城市发展的思维模式，甚至一些被拆迁户也接受并认同了这种关于城市发展的意识形态，并期望着搬入[8]被安置的新居。（二）房产新闻话语中的房产投资性
将房地产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语境的同时，人们对房地产业的回报本身的预期不断升温，经济新闻话语中的房产因而具有投资保值的特性。
以《房地产时报》2007年7月2日一期头版要闻的一篇新闻为例：《市民抗通胀心理胜于求资产增值 保值客纷纷进楼市》，新闻中以CPI涨幅的数据及通货膨胀的预期为理由，提出“从投资增值到保值的过程，将吸引很多人进入房产市场”，又使用“普遍规律”导致某种结果的推论性语言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描述及预测：“房地产是保值并适度增值的产品，这是全球普遍规律。正因为国内投资渠道狭隘，而通货膨胀越来越明显，促使许多想保值的居民纷纷将资产进行转换。”而文末发表观点的专家华伟则把房产将会升值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过剩在过去两年中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现在矛盾更加突出。证券市场风险提高，银行和证券公司中大量过剩货币必然要找安全途径”。即与证券等其他投资品相比，房产可被视为相对安全的资产；而股市和楼市使用着同一种语言，也暗含着楼市与股市皆为系统性的投资市场，且互相牵掣连为一体。这从大量新闻标题可以看出，[9][10]常用字眼如“过热”、“优势渐显”、“地价成房价攀升风向标”[11][12][13]、“以稀为贵”、“淡季不淡 再创新高”、“止跌回升”[14][15]、“持续走强”；在上篇新闻正文之下，另有一篇“相关链接 楼市PK股市”的小文，分别列举出看好楼市与看好股市的六条原[16]因，另一些诸如“股市大幅震荡 楼市再度兴旺”等文章标题将“楼市”与“股市”并置，并且将楼市的观点置前，即暗示着在当下，楼市比股市具有更好的投资潜质。
在这篇新闻文本中，大多数的原因分句都是金融学的声音，如“通货膨胀”、“指数”一类学科化概念，这种论述貌似精确、显得合理而可信，但其论断的闪烁其词体现在：一方面提到“房产保值且适度增值是一种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说“目前流动性过剩带来房产增值”。吊诡的是，我们不说：“经济增长是一条普遍规律”（因为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却偏说“房产增值”是一种“普遍规律”。现实中的房产增值构建了“经济增长”的神话，而这神话又反哺了房产，使房产升值的话语具有了合法性，巩固了它作为稳定的投资品种的地位。
金融学科中常用的关于曲线的“推移”、“上升”、“下降”等话语，一般都在缺乏主词的情况下被使用，造成了经济系统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没有主体参与的机械世界的图像。其意识形态原因则是模糊了后面调控的行为者，模糊了最本质的因果关系及责任。在这个被简化的前提里，价格和商品数量外的社会存在消失了，或被界定为“外在的”条件，而这“外在的”条件通常不会在经济学的话语中得到反映和诠释。而且，在既有的学科规训下，少许泡沫正意味着经济的繁荣，才能称得上发展。报道最后作为总结的专家发言，往往也要面对来自自身专业的限制——如果提出反对意见，则削弱了自身学术的权威。
事实上，许多公开发表的民意调查皆显示，居民自住的消费性需求大于投资性需求，或者表达为刚性需求未彻底释放。而见诸报端的投资性话语依然在为房产投资主体制造着充分的合法性。“房价由需求决定”包括在供求理论当中，作为这一常识的延续，人们同时也接受了名词化的“需求”当中对广大的需要购房自住的消费者的排除，充斥在房产新闻中的金融学“科学”话语并未真正邀请所面对的读者参与到消费活动之中，而是将他们视作社会心理的基石，在上面建构了一层房产投资的合理性。即便是着重民生消费的都市报，也常使用投资性的语言描述房产业，围绕着房价上涨做文章，在房产的游戏中强化资本的“魅影”。
房产类的经济新闻，在以一种独特方式将房产市场显现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它的看法。通过大量投资性的措辞和词汇，使原本正常供给人们以用于各式多样生计的房屋，被看似合理地放到投资品种的地位，被约化为一种能够“钱生钱”的方式。通过一套狭隘的投资价值语言，房产类的经济新闻令人引起的联想是：炒作楼房虽然使房价升高，却是合理的和符合价值规律的，也是符合当今关于“发展”的话语构成的。注释
[1]《社科院三学者当面激辩：房价降一半是国家灾难》，见《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5月26日。
[2]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21日。
[3]见《北京商报》，2008年4月17日。
[4]见《市场报》，2009年3月4日。
[5]见《中国房地产报》，2003年4月7日。
[6]见《每日经济新闻》，2007年4月28日。
[7]见《南都周刊》，2007年3月26日。
[8]参见纪录片编辑室所制作的纪录片《丑丑的家》，在故事主线之余亦反映上海新闸一带长春坊里弄居民拆迁前后的生活变迁。
[9]《房地产时报》，2007年7月2日，A3版。
[10]同上，2007年7月2日，B4版。
[11]同上，2007年7月16日，A4版。
[12]同上，2007年7月16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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