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故事——湖北院士风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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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故事——湖北院士风采试读：

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竞争力的核心、产业竞争力的突破口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石，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左右着竞争的格局。科技创新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要务的作用和功能日益凸显。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创新驱动”理念，必须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必须更加重视创新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统筹协调，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凝聚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

当前，湖北省综合实力跨入全国第一方阵，改革开放持续释放活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已形成了激情奋进、共促跨越的强大气场，展示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可喜局面，呈现出蓄势待发、中气十足的强劲态势，为我们实现更高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十年，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湖北最大的资源是创新资源，最大的优势是创新优势，最大的潜力是创新潜力。整合创新资源、发挥创新优势、激活创新潜力，根本靠科技，基础在教育，关键是人才。

湖北历届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团结和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科技创新，实施科教强省、人才强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湖北如火如荼的建设和发展中，涌现了众多有理想、有作为的科技创新人才，尤其是在湖北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们。院士，象征着最高学术地位和崇高的终身荣誉。作为科教大省，湖北院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一批又一批院士投身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长年累月埋头实验室、生产车间、建设工地、湖泊、矿山……孜孜以求探索创新，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带领科技创新团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业绩令人折服，他们的人格魅力令人倾慕，他们不畏崎岖坎坷追求理想抱负的精神更令人敬仰，值得每个人学习。

2012年12月3日，在湖北省委“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好群团工作座谈会”上，省委副书记张昌尔同志指示省科协要弘扬科学精神，发挥科协联系服务科技创新人才的工作职能，组织专班编撰《科学家的故事——湖北院士风采》，以激励全省人民以科学家为榜样，振奋精神，开拓创新，更好地发挥湖北科技优势，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湖北跨越式发展。会后，省科协党组迅速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组织专业作家团队进行采访写作。

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湖北两院院士进行集中宣传，在湖北尚属首次。在深入采访和挖掘的基础上，本书以饱蘸激情和深邃理性的文笔，再现我省两院院士无私奉献、立足科研、服务人民、造福人类的高尚情操和丰厚卓著的科研成果，既是对湖北两院院士光辉足迹的真实报告，又具有丰富的教育启迪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本书的组编出版，充分体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湖北两院院士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极大关心，也是湖北科技创新人才宣传工作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科学家的故事——湖北院士风采》编辑委员会2013年6月

院士名片刘建康　男，鱼类学家、水生态学家。籍贯江苏省吴江市，1917年9月生于江苏吴江松陵。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47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学组组长、所长，政协湖北省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湖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科协第二、第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等。早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对鳝鱼性别逆转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被誉为“江湖之父”、“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的奠基人”。1944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1949年2月由美国回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研究员。1949年后，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淡水生态学的研究工作。1950年1月中科院设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参加并领导湖北省梁子湖的鱼类生态调查研究，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调查研究，为我国淡水鱼类的生态学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参加和领导的武汉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和水体生物生产力研究，与后续的东湖生态学研究，使东湖渔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并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发展中国淡水渔业与淡水生态学作出了贡献。编著的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长江鱼类》被称为我国首部长江“鱼书”；他的关于淡水生态学学术思想，通过他的努力正在不断发展和成熟，已经成为水生所乃至我国淡水生态学领域的主要科研方向。

院士寄语治学当重科学，勤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不老的江湖人生

清晨，朝阳抹去了江城上空的薄雾，绿如绸缎的东湖好似一位温柔成熟的少妇，风情万种，尽展娇水风姿。在渔舟送歌、千绿万花共翻涟漪的湖光山色间，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踏破晨雾，手提公文包，沿着湖岸林荫小道，健步朝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走来。他温和的目光透着一缕淡定，微微佝偻的脊背掩饰不住健朗的神情。也许是他身在江湖70年，为水寻求灵性感动了江湖，这会儿，就连鱼儿也耐不住寂寞，似乎要奋然跃出，仰慕这位享誉中外的“江湖之父”。

这位“江湖之父”已97岁高龄，他就是学部委员，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建康。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刘建康一生都在与“江湖”打交道，和鱼做朋友。作为对国家有过特殊贡献的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奠基人之一，游历“江湖”70年，有说不尽的故事。从不知到深爱认定“江湖”之路

刘建康小时曾就读于上海毓贤小学，毕业后随父母迁往苏州。读完高中后他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记得那年是大学二年级，学校派他去上海帮导师办一个淡水生物展览会，展览纯属科普性的，会上，前来看稀奇的市民人山人海，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鱼，于是纷纷向刘建康讨教一些有关鱼的问题：“这鱼是吃什么长大的？”“这鱼怎么繁殖？”刘建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生在鱼米之乡，居然不了解鱼，他倍感汗颜。这事对刘建康的刺激很大，年轻气盛的刘建康终于认识到：有关鱼的知识和秘密太多太深奥，光知道鱼的外貌、名称远远不够，还得了解其生活和习性，探索它们。他开始对这些摇着尾巴游来游去的水中精灵产生了兴趣。

可惜的是，当时东吴大学缺乏鱼类专业的教授。“有志者事竟成。”1938年，21岁的刘建康从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了，此时学校生物系部分师生已迁至四川成都。1939年，经老师刘承钊教授推荐，刘建康如愿以偿地考上国立中央研究院，到动植物研究所做了淡水生物学家伍献文的研究生。伍献文先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鱼类和淡水生物学家，是我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刘建康认为即使能爬到最高的山顶，一次也只能脚踏实地地迈一步，而且必须走好眼前这一步，所以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个课题，每一项工作，哪怕是十分微小的事儿。读研期间，伍献文逐渐发现这位高挑、文静的小伙子不但勤◆与俞正声亲切交谈奋上进，思路敏捷，而且悟性特强，从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于是对他另眼相看。刘建康在与老师长期的接触中，和伍家长女伍韵梅相识相爱，最终与伍献文由师生升级为翁婿关系。

伍献文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碰巧的是：时隔32年，1980年刘建康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为中国院士群体留下了一段翁婿佳话。

也许是伍献文的唯实品格深刻影响了刘建康。他重视科学试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只要认定事实，看出破绽，他必是直言不讳。当年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提出的“种质学说”认为：多细胞生物体可截然地区分为体质和种质两部分。体质随个体死亡而消失，只有种质才能世代遗传，维持种族的优越性。尽管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学说可能存在错误，但始终无人提出挑战。唯独刘建康“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种质学说提出了质疑。他苦学德文，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研究筒螅生殖巢和生殖细胞起源与发展，来证明经典种质学说理论的错误。出国际成果奠定“江湖”基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识贯穿于刘建康整个学术生涯，使他最终能跻身国际学术界。

1944年，刘建康年仅27岁。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941年由南京迁至重庆的北碚。当时生活相当困难，大伙想吃鱼又买不到，于是刘建康和同事们晚上经常举着火把到田沟去捉鳝鱼。

捉得多了，刘建康就多了个新想法：如果将鳝鱼养起来，就可以大鱼产小鱼，越来越多，鳝池就如同“聚宝盆”，取之不尽。于是，大家动手将一个闲置的混凝土蓄水池改造成了养鳝池，又到市场上买来一批大鳝鱼投进池中。可是养了一年，池中的鳝鱼并没有“越来越多”，第二年，鳝鱼仍然没有生殖。为什么这些鳝鱼都不生殖呢？他将这些大鳝鱼杀掉，一检查，发现全为雄性。只得又从市场上买了一批小鳝鱼，发现小鳝鱼全是雌的。通过研究，刘建康终于得出了结论：刚孵出的小鳝鱼全是雌性，长大以后，就逐渐变成雄性了。

吃鳝鱼这么多年，刘建康第一次发现如此奇怪之事。1944年，他将这一发现用英文写成《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论文并在刊物上发表。一石激起千重浪，文章一面世，很快受到了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

1947年7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Nature》上写了一篇专题评论。文章以刘建康的成果作为开篇引领：“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之门。”这一评价，对时年只30岁的刘建康是极大的鼓舞，从而更坚定了他一生为鱼、为鱼所栖居的生态环境而潜心研究的信念。编长江“鱼书”品“江湖”神韵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系统的鱼类生态学专著。1954年，刘建康随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迁至武汉后，上级把研究梁子湖鱼类生态学的任务交给了他。

刘建康对水和水中的精灵有着特殊感情，一踏入鱼类学和淡水生态学领域，他就如鱼得水。针对上级的任务，他提出并实施了以梁子湖为中心进行长江鱼类生态调查的方案。刘建康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密切合作，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调查站上游设在重庆的木洞，中游设在宜昌，下游设在崇明岛，全程1000多公里。为了让调查得来的数据翔实可信，刘建康时常往返三地，反复核实、比对物种。许多节假日都是在车船上度过的。

刘建康认为，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研究更容不得时间上的拖沓。只要落笔，那就要对历史负责，绝不能让一丁点谬误传下去。比如说鱼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最终能长多大；它有什么天敌；它到什么地方去产卵；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生物习性的生态学。要发展水产，提高效益，让江湖更有效地造福人类，你必须掌握生态学规侓。

天有不测风云。当刘建康初步掌握不同鱼类的习性，准备系统写作的时候，突然遭遇到“文化大革命”，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伍献文的学生，不可能平安无事。好在刘建康对生活充满感恩，任何经历他都可以转化为财富。在下放期间，刘建康与农民一起挑担、插秧、割谷。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反倒成了他探索科学奥秘的源泉，这也许是他生命不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才能一边干农活，一边观察田沟、堰塘里的生物，同时心里还在谋篇布局。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煤油灯下翻看有关资料。刘建康对“文革”所遭遇的打击和苦难没有丝毫抱怨，相反，他认为艰苦的基层生活丰富了阅历，在劳动与实践中，他的科学研究更加充实、更加成熟。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正当一些人因为自己与农民一起劳动了几天而满世界抱怨之时，刘建康等经过20余年潜心研究、编撰的《长江鱼类》一书终于问世了！该书40余万字，记录了200多种鱼类的生活习性。《长江鱼类》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被称为我国首部长江“鱼书”，刘建康被誉为“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的奠基人”。这部《长江鱼类》日后为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推五项措施提升“江湖”价值

湖北省是千湖之省，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让人尴尬的是，千湖之省鱼产量严重不足，导致“鱼米之乡”吃鱼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武汉在内，全省水产供应非常紧张。原因是当时渔业生产偏重池塘精养，对大面积的湖泊、水库利用不够，长江中下游的湖泊大多数是靠鱼类的自然繁殖、生长。

当时我国内陆可以进行养殖的大水面有7500万亩之多，但是，“荒湖万亩无人问”的怪现象普遍存在。作为荆楚大地最美丽的明珠——位于水生所旁边的东湖养殖场也处于年年亏损状态，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向水生所求援。1972年，由刘建康主持，水生所组织科技人员开展东湖渔业增产、稳产和高产试验。

刘建康通过科学分析认为：大水面里的浮游植物和沿岸带的水生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可以把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物。这种生产有机物的能力和速率，就是生态学上所说的初级生产力。初级生产力又通过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功能而形成鱼产量。在大水面里进行养殖，一般不投喂饲料，而是利用水里现成的饵料生物资源，把初级生产力转化为实际鱼产量。当然，如果人工饵料充裕的话，采用网箱或鱼栏进行投饵饲养，效果就会更好。

针对东湖养殖不景气状况，刘建康的调查结论是：东湖养殖场确实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问题是有的地方适合养这种鱼，有的地方适合养那种鱼；还有的地方鱼苗投下去不久，多数都被大野鱼吃掉了；另外，东湖的拦鱼设施也存在一定问题，捕捞方法也需改进。

为解决这一连串问题，刘建康提出5项措施：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以及改革捕捞技术等。

5项措施得到实施后，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递增。东湖的实践，为我国淡水湖泊的渔业利用开创了成功先例，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刘建康的这一措施使亿万中国人不再吃鱼难。借鱼儿清洁工澄清“江湖”风景“鱼跟环境密切相关。”刘建康一直关注着鱼类赖以生存的水环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东湖之滨生活了60余年，刘建康对东湖有着特殊的感情。刚定居东湖之滨时，东湖四周人烟稀少，湖水清澈见底，像一块晶莹的碧玉。湖里的黄丝草茂密得如同水下森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时间推移，湖区人口激增，工业快速发展，加上对东湖筑堤、分隔等，东湖的水文、水质条件急剧恶化，昔日的粼波碧浪和茂密水草消失殆尽。从此东湖的富营养化问题一直是刘建康心中的痛。

1980年前后，每到夏季，东湖湖面就会爆发水华现象。水华爆发时，东湖水变得黏稠，散发出难闻的恶臭。

刘建康的心情随着东湖生态的恶化而恶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针对东湖生态开始了保护淡水环境的研究。

有人说东湖的水是养鱼搞坏的，刘建康通过研究分析发现，这是将人害嫁祸于鱼身的谬论。为此他做了一个题为“东湖富营养化的成因分析和治理对策”的学术报告。报告称：包括生活污水在内的外源污染是导致东湖富营养化的“罪魁祸首”，湖底沉积物对磷的释放也在推波助澜。

为了观测水样，刘建康有一次差点掉入湖中。正是抱着这种执著的求实态度，刘建康和科研人员在出现微囊藻水华的水域开始了围隔试验。试验发现，围隔内水域在引进鲢鱼、鳙鱼之后的10天至20天，水华即可全部消失。

刘建康由此揭开了东湖水华消失之谜，原来是鲢鱼、鳙鱼吃掉了导致水华发生的藻类，改善了水质——是鳙鱼、鲢鱼在充当义务清洁工。随后他提出了用鲢鱼、鳙鱼两种鱼来控制（蓝）藻（水）华，通过饲养鳙鱼、鲢◆与谢平研究员一同探讨富营养化水体中蓝鱼治理东湖。自从以生物操纵方藻水华爆发生态学问题案治理东湖20多年来，东湖的水华一直没再发生。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我国非经典式的生物操纵里面也开拓了一个治污新领域。该研究成果已在滇池、巢湖水污染治理中得以应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刘建康长期与水打交道感染了“善水”之德，他的关于淡水生态学学术思想，通过他的努力正在不断发展和成熟，已经成为水生所乃至我国淡水生态学领域的主要科研方向。用流水不腐造就“江湖”秘诀

刘建康早已步入风烛残年的时岁范畴，可他耳聪目明，步履稳健，笑呵呵堆一脸和蔼，清爽爽披一身精神。

不怕吃苦，不轻易说难，这是刘建康的人生信条，如今他已经年近百岁了，却还不折不饶。他明白自己的时日一天比一天珍贵，正因为自己的生命又消短了一天，所以每一日他都要更积极，不惜一切地抓住今天。

2012年5月，刘建康到医院做心脏起搏器更换手术，术后第二天他就起床走路了。他从来都不愿躺在病床上让人照顾，无论何时都顽强地按照正常人来要求自己。

如今，刘建康本可以在家听听戏、打打拳，安享晚年，但他每天早晨5点钟按时起床，坚持“朝八晚五”的工作。平时还能在网上看看新闻，或辅导学生做论文。每天上班前，朝向珞迦山散步1小时，大约7000步，然后洗个澡，吃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

闲不住的刘建康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编撰论文集上。早期发表的关于鱼类和淡水生态论文网上没有，他把那些论文一一收集起来，好让他的研究生们能简易方便地查到资料。他在自己编撰出版的每一本论文集的第一页，都会印上：“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几句话。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了明天的最好，刘建康几乎集中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热忱，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他严谨的科研态度，为真理宁折不弯的作风，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流水不腐。刘建康的工作能使江湖焕发青春，他的人生也因江湖不老而永远年轻。

院士名片査全性　男，电化学家。籍贯安徽省泾县，1925年4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至1959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前苏联电化学创始人A.H.弗罗姆院士指导下从事电极过程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武汉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主要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研究。早年对阴、阳离子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物质在电极表面上的吸附与联合吸附过程，以及它们对电极反应过程的影响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所总结出的规律对选择电镀添加剂和电池缓蚀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燃料电池和空气电池的研究中，对气体电极（氢、氧）、催化剂和多孔气体扩散电极的极化过程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对空气电极表面上固体析出“冒盐”和液体析出“冒汗”机理研究的基础上，制出了长寿命气体电极并组装成功200W氨空气燃料电池系统，曾在微波中继站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光电化学催化、高比能锂电池及生物酶电极研究，并创建了适用于研究粉末材料电化学性质的“粉末微电极”方法。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代表作《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院士寄语愿我国的科学家一代要比一代强。

慈悲教育的仁者

高考，一场青春与命运搏击的“战争”。从1977年高考恢复到今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一列高速火车，已在时光轨道上奔驰了36年。高考！高考！！每年初夏，这场气势磅礴的“全民狂欢”，总裹挟着青春挥之不去的“黑色”，牵动着无数青春少年的泪水与欢笑。

六月流金，青春永驻。然而，令许多老一辈无法忘怀的是，36年来，中国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那个百花凋零、遍地黄叶的日子，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袭而来，集结在这个挑战命运的赛场。那时，高考已停滞了11年。11年，足以让青春走向衰老。然而，那一年，千万个沉寂的生命被唤醒，千万个命运也由此改变。时代，带着一路呼啸，也在那里拐了个大弯……

这一切，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査全性。如今，这位改变千万人命运走向的老人，已88岁高龄。走近他，我们就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触摸到一个教育家的殷殷情怀……“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让我们把时光的胶片回放到1977年夏。

8月3日，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忽然接到赴京参加一个“座谈会”的紧急通知。会议内容是什么，他一无所知。

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飞抵京城的査全性才惊然得知，这是一个关于“科学与教育”的座谈会。参会者年龄大多明显比他大，而且都是当时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或教育家，而他不过是一个52岁的副教授，是最年轻的与会者之一。

他不由感慨万千，“文革”爆发后，作为“臭老九”，他被搁置一边，再也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默默搞科研。作为一个年轻副教授被邀请，说明国家对知识分子尊重的回归。而更让他惊奇的是，会议主持人竟是几番沉浮后复出政坛的传奇人物——邓小平。他和颜悦色，让大家对科学和教育“畅所欲言”。

可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会议前几天，还摸不准时局走向的专家们谨小慎微，并未敢畅所欲言。可查全性注意到，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他真的是来听意见的！”査全性第一时间觉察到这个伟人深邃目光背后的真诚。

此时，査全性不知道，几天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和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分别接到一个内容相同的通知：重返政坛的邓小平，要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要求他们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学者入会。其中对入会者条件有二：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

两部委遂在自己所辖部门“全国大搜捕”，终于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条件，遴选出30名专家和学者，其中有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等，都是当时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权威人士。而在电化学界才学深厚、性格耿直的査全性也进入与会名单。相比这些科学家，查全性后来分析自己被邀请的原因时说：“教育部长刘西尧和部办公厅负责人刘道玉（刘道玉当时未任武大校长）跟我是校友，知道我敢讲真话，有意这么安排的。”

这显然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高规格会议，査全性决定一吐心中沉淀多年的构想。文革10年，知识分子被打倒，教育退化，科学被糟蹋。如今，春天降临了！

8月6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查全性开始“放炮”：“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就像工厂进的原材料没通过检验不能生产合格的产品一样，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在会上，他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随后，他严肃地指出：“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査全性抛出这枚“重磅炸弹”，举座皆惊！此前，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刚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几乎已成定局。

当时，虽然“四人帮”已倒台，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巨剑仍高悬，对“文革”仍未定性，查全性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两个凡是”的大旗仍在飘扬的情况下，反对毛主席当年的决定，可谓石破天惊。

据当时还只是中国科技大助教的与会代表温元凯回忆：“在场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几分钟！”而在査全性看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当时，因会前不知会议内容，査全性没做任何准备，其发言的大纲就是几页纸，是他在会场上急就的，却万万没想到，一个时代的拐点，就在自己手头落定！

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沉吟片刻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邓小平转头问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不是还来得及？”刘西尧回答说：“只要收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邓小平随即明确指示：“要得！就从今年起恢复高考！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兴奋地回到武汉，向学校传达了会议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一时在学校引起轰动，各种传言也不绝于耳，大家更多的是为他担心。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汉重型机械厂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査全性的两个大孩子虽然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大儿子听了会上的情况后，忧心忡忡地对父亲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因父亲的历史性“倡议”而发生重大转折。

这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也就在国务院发布恢复高考消息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参加会议的一个女记者对査全性说：“你知不知？你扔了一个大炸弹，很快全北京都传遍了！”

听到这个消息，査全性心潮起伏。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了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恢复高考的信息，犹如一声春雷炸响，全国人民欢呼雀跃。1977年11月，570万有志青年如过江之鲫，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奔向考场，上千万人的命运因此发生改变，而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作为“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敢于“说真话”的查全性教授，也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

这一年，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另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査全性同住一楼，也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吴于廑高兴地跟他相互祝贺：“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热血一腔筑科厦

探究起来，查全性耿直率真的性格形成，要感谢他的父亲。

生父查谦，1896年11月22日生于安徽当涂小丹阳镇，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养父查秉钧为前清翰林，曾任道台和知县，为人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时，刚正不阿的他甚至无以为生。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查谦形成了正直和不愿做官的性格。1915年，查谦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20年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攻读，并在密立根实验室从事光电效应研究。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查谦回国，到东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32年，查谦受排挤来到武汉大学，并着手建设物理系，从此他一心一意致力于科教事业，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1948年，一个悲痛的日子，其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的次子查其恒，暑期不幸在东湖游泳时溺亡。他化悲痛为动力，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设立了“其恒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奋发上进，努力学习。这对少年时代的査全性，无异于一场心灵的震荡！

1953年，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成立，查谦被调到该校，1955年开始主持全院工作。他领导的校务委员会在全校师生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也为华工严谨校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5年1月23日，查谦因病在汉逝世，享年79岁。

查全性1925年4月出生于南京，自幼就聪颖好学，父亲的治学精神和一身正气，渐渐沁入他的骨髓，他把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作为最高理想。随着年龄增长，他渐渐爱上了化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1951年，查全性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1957至1959年赴莫斯科大学留学，师从苏联主要电化学派创始人A.H.弗罗姆院士，从事电极过程研究。学成归国后，在武汉大学一干就是40多年。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们忙碌着解决温饱问题，电化学还不太为人所知。它只是大学教授实验室的课题，没人知道它会为世界带来惊人的财富。

20世纪60年代初，查全性开始研究表面活性物在电极上的吸附方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燃料电池和空气电池的研究中，他对气体电极（氢、氧）、催化剂和多孔气体扩散电极的极化过程有独特贡献。在对空气电极表面上固体析出（“冒盐”）和液体析出（“冒汗”）机理研究的基础上，他研制出长寿命气体电极；他还组装成功200W氨空气燃料电池系统。这个系统，曾在微波中继站使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查全性开始从事表面活性剂吸附规律、光电化学催化等研究，并创建了适用于研究粉末材料电化学性质的粉末微电极方法。其成果光电化学催化、高比能锂电池及生物酶电极研究，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其所著《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成为我国电化学界最普遍使用的教材和参考书之一。

表面活性剂吸附规律、电化学催化等科研成果先后发挥了实际效益，但查全性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电池的销路不单是商人和竞争者，还包括广大普通劳动者，他开始了新的尝试，使用种种截然不同的制造方法。他一直在改进电池生产的方法，探索怎样才能更快，成本更低，他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是寻找改进生产的原理和方法。他开始研究半导体电化学、燃料电池、生物电化学……

没人知道如何造出最令人满意且造价低廉的电池，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之中。电池、电化学不是查全性发明的，但是他不断创新。一时间，各种新型电池迅速参与到人们生活中，中国的普通家庭都拥有了电池，电池扩大了亿万人的活动范围，人们不再被迫拉着长长的电线听音乐、听电话……科教园地慈父情怀

科研之路风生水起，查全性却在“中国最美的校园”里构筑教书育人的别样风景。1979至1984年，他担任化学系主任，几乎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化学系和实验室上班。对他来说，在科学的王国挥洒汗水，在教育的园地栽培幼苗，是人生最大的乐趣。“科学创新至关重要。”查全性认为，当前技术落后并不是物质条件缺乏，而是原始创新力亟待提高。“年轻人肩负着祖国复兴的伟大使命，在高科技领域应该努力学习掌握关键技术，并要有所作为。”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进行科学探索。

几十年来，查全性争分夺秒，奋战在电化学（电极过程）教学和科研一线。他所创建并一直担任学术带头人的电化学研究室，现已成为中国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与世界上各著名电化学实验室交流频繁。查全性在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不少在国际上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在权威刊物发表……

1980年，一个难忘的日子，因其在电化学上深厚的造诣，査全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1987年，他因在表面活性物质吸附规律、电化学催化和光电化学研究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还受聘为英国《应用电化学杂志》、俄罗斯《电化学》和美国《化学研究记事》等国际科学刊物的顾问或编委。2011年获中国化学会电化学委员会授予的“成就奖”。

对于教学，查全性一丝不苟，讲课时总是把最前沿的内容及时教授给学生，从不照本宣科。他撰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电极过程的专著，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教材。一位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校友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只要查先生一走进教室，同学们的心一下子给摄过去了。我们在他的指引下，领略化学园地里的处处胜景。”

查老要求学生一定要立足世界前沿，做出具有原创意义的成果，因此他总是有计划地选送人员出国深造。同时，他对学生倾注了慈父般的关怀之情。迄今，高考恢复36年，查老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数十名博士、硕士，都已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2009年，作为“教育明星”，查全性被电影《高考1977》举办方特邀赴上海参加首映式。这一天，84岁的查老心情异常激动。

他看到，30多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卷定终身、高考上大学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21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家庭和学子的神经，在争议中顽强前行。

然而，高考制度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考制度向何处去？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于“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讨论不绝于耳；如何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是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完成的考卷；有人甚至激烈地批评高考是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建议取消高考制度。

查老认为，只有兴利除弊，才能使历经沧桑的高考制度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只有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工程”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满意的“阳光工程”。

查老在科学界和教育界德高望重，生活中却是普通人本色。在繁忙的科研之余，他爱好摄影、园艺、欣赏音乐，博览群书。生活上则追求恬静淡雅，力避喧闹浮华。

如今，88岁高龄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铄，美丽的珞珈山脚下的资深（教授）楼，那是他的家。一把拉开窗帘，满眼苍翠，山中湿润的空气吹了进来。

几年前，查老曾为一本画册题词：“科学的成就来自于千万科学工作者的默默耕耘，然而由此建成的科学大厦却如此辉煌。每念及此，心旷神怡。身为科学一兵，其乐融融。”

这是一个对高等教育倾注毕生情怀的老科学家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仁者的慈悲情怀！

院士名片杨叔子　男，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籍贯江西省湖口县，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195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湖北省高级专家协会名誉会长。曾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与十六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机械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科协副主席等职。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顾问教授和名誉教授。立足于机械工程，致力于机械工程与有关新兴学科的交叉，在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在精密机械加工与机械加工自动化方面，发展了切削振动理论与误差补偿技术，研制出切削监控系统，解决了生产中重大关键问题。在机械设备诊断理论与实践方面，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发展了诊断模型与策略，研制出不解体的有关诊断系统。发展了钢丝绳无损检测理论与技术，解决了国际上断丝定量检测难题。在时序分析的应用基础与工程应用上，结合系统理论与数据处理技术，发展了某些理论与方法，对时序分析的工程应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获国家、省部级科技与教学重要奖励30余项。所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百余人获博士学位，指导的博士后已有10余人出站。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称号。

院士寄语基奠于勤，根植于诚。

激情横跨越千年

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横刀跃马，飞跨沟壑，驰骋疆场，威震四方！可我这里要报告的，并非身披戎甲的武士，而是一位学者，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杨叔子。

2013年1月22日上午，早春的风，裹着霏霏细雨和浓浓的年味，轻轻地摇曳着华中科技大学校园的树枝，轻轻地牵引着一层又一层棉纱似的淡淡的雾，给人以惬意，令人神奇。

带着惬意和好奇的心，在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楼里，笔者采访了有着80岁高龄的杨叔子。中等身材的杨叔子清瘦干练，神采奕奕，面目和蔼可掬。

他那引经据典的敏捷思维，他那谦逊而饱含激情的谈吐，让笔者敬佩不已。从这里，笔者领悟到，疆场上的将士之以所能横刀跃马，靠的是百般武艺，靠的是胆魄和勇气；杨叔子作为一个从事机械工程研究的专家，“偏离”传统的机械工程研究方法，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紧密结合，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进行交叉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跨过自然科学领域，大力提倡民族文化、倡导人文教育。这种所谓的“越界”，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横跨，来自杨叔子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炙热的情感，来自杨叔子令人震惊的卓越才华和智慧。儿时梦里算除法

1933年9月，江西省湖口县，早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的杨赓笙家中添了第三个男丁，取名叔子。

杨叔子身单体弱，1岁多点得了伤寒，医生说孩子没救，让准备后事，然而，他奇迹般地活过来了。3岁多，他在一个池塘边抓鱼，掉进池塘，险些淹死。

入世不久就闯过两次死亡关的杨叔子，从小就十分聪明。

因日寇入侵，一直跟随父母逃难的杨叔子9岁还没上学，只是跟父亲系统学了些唐诗、《诗经》、《四书》之类的传统经典，但科技知识太差，连墙上挂钟的几分几秒都弄不清。他家逃到江西黎川时，杨叔子才被送进小学念书。小考，语文呱呱叫，历史也很好，可算术只得了几分，就是除法卡了壳。

初冬的夜，寒气逼人。一家人都睡下了。“只要心意真，铁杵磨成绣花针。”不愿服输的杨叔子还在油灯下学除法。母亲再三催促，好不容易才上床睡觉。睡梦里，他梦见了老师严肃的神情；梦见同学讥笑的面孔；梦见自己不厌其烦地算呀算……突然，他从梦中醒来，猛地把被子一掀，高兴地叫喊着：“我想通了，我想通了！”被他惊醒的哥哥不解地问：“你想通了什么？”杨叔子告诉哥哥：“我想通了除法，除法没什么难的，就是‘试试看’，上1不够就上2，上2不够就上3，一直到不能上为止。所以，29除以7，就能上到4，剩1。”◆1954年春，大学二年级望着勤奋好学的弟弟，望着能够体悟除法是“逆运算”方法的弟弟，哥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小学只念了一年，杨叔子凭着肯学、肯思与肯干，就跳进了初中。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位大朋友问小朋友：“1只鸡加1只鸡，等于多少？”

小朋友回答：“两只鸡。”

大朋友又问：“1只鸡加1只鸭，等于多少？”“两只，两只……”小朋友瞪大眼睛，答不上来。

大朋友笑了笑，告诉小朋友：“1只鸡不能加1只鸭。”

站在旁边的杨叔子连忙上前：“怎么不可以加？”

这位大朋友很不服气地说：“怎么能加？你加给我看看。”

杨叔子胸有成竹地答道：“1只鸡加1只鸭，等于两只家禽。”

接着，杨叔子还告诉这位大朋友。“1只鸡可以加1只狮子，等于两只动物，1只鸡可以加1株树，等于两个生物。1只鸡还可以加1张桌子，等于两件东西……”

面对杨叔子这样一连串的“加”，这会儿，这位大朋友可真是傻眼了。

1+1实在是太简单了，大朋友的话没错，可是他没有杨叔子想得那么深。

那时的杨叔子，虽然一点也不知道共性、个性、一般性、特殊性，可善于思考的他，懂得“学而不思则罔”、“心之官则思”的他，实际上已经思考到这个层次了，会从“具体”抽象到“一般”了。

从杨叔子的儿时，难道不证实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说法吗？难道感悟不出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句话的千真万确吗？舍身取义终不悔

1949年秋天，新办的南昌一中向社会招生。在教会中学就读的杨叔子毅然决然地前往报考。中学的领导劝阻他说：“你别去报考南昌一中，你的成绩这么好，我们会给你奖学金的。”“不。我坚决要去读南昌一中！”杨叔子执意地回答。“为什么？”中学的领导很不理解。

到底为什么？杨叔子心里最清楚。他忘不了，南昌解放的前一天晚上，国民党军队见大势已去，扬言要洗劫南昌城。为了保城，南昌商界凑了数以万计的银元，送给了国民党军队，南昌这才幸免于难。杨叔子更忘不了，南昌解放的第二天早上，他冒雨上街，路过赣江头，桥头附近有家茶馆，一批解放军战士站在茶馆的屋檐下直打寒颤，不少的人还裹着绷带，殷红的血从绷带里渗出。战士们怕打扰老百姓，谁都没有进茶馆……

不满16岁的杨叔子，在这之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分不清谁好谁坏。这下亲眼所见，两个军队两重天，更不用讲，同日寇的暴行对比，一种纯洁的爱涌往心头：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中国共产党真好！“我不念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我要念共产党的学校。”杨叔子话语虽有些稚嫩，却像一把铁锤，掷地有声。

清新的气息，全新的教育，像春风细雨，无时无刻不抚育着杨叔子；杨叔子像雨后的麦苗儿，“噌噌”地往上长。在南昌一中高二的第一学期，杨叔子加入了青年团组织。

高中毕业后，他就参加工作了。第二年夏天，单位领导找到杨叔子：“国家经济大建设需要人才，组织上让你去学习。”

杨叔子喜出望外，一下子跳了几尺高。组织上提出，中南地区的考生在中南地区只能报考中南地区的大学。说是这样说，哪个考生的眼睛没有盯着祖国首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什么不可以到外地报考？论学习成绩，杨叔子功底扎实，完全可以◆2002年11月，参加党的十六大，投票选举孔雀北飞。可杨叔子没有这样做。他知道，机械工业是工业的重中之重，国家建设需要重工业，中南地区的经济建设，需要机械工业人才。自己是党培养的青年学生，要听从党的召唤。二话没说，杨叔子填报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机械系。

1953年，院系调整，杨叔子被调入1952年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暑假期间，学校要抽调4名学生参加建校工作，杨叔子第一个报名。在一片荒芜的原野，在荆棘丛生的喻家山，杨叔子和师生一道，挥汗如雨，建设新校……

1956年，杨柳吐翠的一天，是杨叔子终身难忘的日子，大学尚未毕业的杨叔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晚上，杨叔子兴奋地跑出校门，对着茫茫的夜空，嘶声高喊着：“我入党啦。我是……党……的人！”

从那一刻起，无论有任何险阻、曲折、挫折，也阻挡不了杨叔子对党和人民的爱。而且爱得更深，爱得更切。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无限的憧憬。

从那一刻起，“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古训牢牢地镌刻在杨叔子的心灵！

为了“舍身取义”，杨叔子太着迷了——

提前留校，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期间，哈工大是苏联援助的重点工科大学，俄文水平很高，杨叔子俄文不过关，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学习与交流。为了扫除语言障碍，杨叔子横下一条心学俄文，“一人能之，己百之”，走路、吃饭、睡觉，一刻也不放松，一个劲地读，使劲地背，使劲地记，每天都要记两三百个俄文单词。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就出了门，边走边念俄文，念到邮局后又念回来。同寝室的见他的信仍然揣在他的大衣口袋，问他：“你怎么没有寄信？”

杨叔子连忙回答：“我的信已从邮局寄走了。”

同寝室的指着他大衣口袋里的信问：“怎么信还在你的口袋里装着？”

杨叔子把手伸进口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信根本就没有寄出。杨叔子确定自己是向邮筒投寄了，但投寄的是什么，到现在仍旧是一个谜。

为了“舍身取义”，杨叔子太卖力了——

1962年底，学校派杨叔子到北京买书。杨叔子买完了书，正准备返校，突然接到学校的电报，要他分别到北京、天津、沈阳、济南，联系并安排他们机械专业学生的毕业实习。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手头的费用也很紧，吃住行都成问题。电报就是命令。执行命令没有任何价钱可讲，杨叔子立即动身。为了节约，不买卧铺票买硬座；为了省时，晚上坐车，白天跑事。每次坐火车时，都要到洗脸间去站着看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多星期，杨叔子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没有睡上一夜安稳觉。等他联系安排完毕回到学校，头尾才用了7天时间。

为了“舍身取义”，杨叔子太珍惜时间了——

杨叔子的夫人徐辉碧，是杨叔子高中的同学。早在南昌高中读书时，他们同时被南昌市评为了优秀团员。杨叔子读大学时，徐辉碧从华北区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又留在北京工作，与杨叔子相爱、结婚后，调到华中工学院任教。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后，他们一直吃食堂，一吃就是3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唯一的孩子成家，孩子为了孝敬父母，说什么也要在家开伙。他们才结束了食堂生活。是杨叔子夫妇不会烹饪吗？是他们懒于锅碗瓢盆吗？全都不是。是学习、科研、教学的强烈紧迫感驱使他们惜时如金！杨叔子和徐辉碧时刻都记着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舍身取义终不悔，只缘拳拳爱国心。1996年1月，应台湾成功大学的邀请，身为当时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随同全国11所大学的校长，赴台参加“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现状学术研讨会”。每到一处，无不激发着杨叔子的炎黄民族情怀。晚上，杨叔子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在与台湾友人的座谈会上，杨叔子激情洋溢地朗诵了他写的《浪淘沙•初访台湾感赋》：“峡浪接云天，逝水流年，悲欢离合几多篇？本是根生同一脉，梦也团圆！举杯醉华筵，情意绵绵，心心相印永相连。要领风骚新世纪，两岸群贤。”曲径通幽别洞天

1992年1月3日，位于喻家山南麓的华中理工大学沸腾了。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在3600多亩的校园上空经久不息地回荡着。

这是华中理工大学千载难逢的喜庆日子。这一天，他们学校的杨叔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束了华中理工大学建校以来五六万毕业生中与当时2800多教师中无院士的历史。

杨叔子感慨万千，胸中奔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夜里，杨叔子挥笔写下了自己的感言。就在那篇感言中，他引用了我国昆明西山的一幅对联“高山仰止疑无路，曲径通幽别洞天。”

这副对联，富有深刻的哲理，也是杨叔子攀登科学高峰、横跨科学与人文的真实写照。

杨叔子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机械制造专业，是华中理工大学的重点学科，而他所在的教研室则是老专业的新教研室。作为这一学科的领头人，杨叔子清醒地意识到，不论科研还是教学，必须置身于科学的前沿，置身于国家重大急需的前沿，必须开拓、创新。“人是万物之灵”，“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1985年上半年，杨叔子接到一个难度令人难以想象的课题：要用仪器定量地检测出钢丝绳在哪一个捻距内断了多少根丝。丝断到一定数量，钢丝绳就断裂，轻则物损，重则人亡。从矿山到码头，从旅游到航天，从军用到民用，到处都要用到钢丝◆2005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与杨振宁先绳，而这个定量检测技术全世界生等一起都没有过关。在这之前，我国煤炭部门向一个研究所投资了三四十万元，还列为“六五”、“七五”国家重大攻关项目。负责这个项目的研究所解决了传感器的研制问题，但没有解决传感器取出的信号处理问题。他们先后找了五六家单位合作，都没成功。

面临着这一难以攻克的难题，面临仅剩下1.9万元的科研经费，是干还是不干？杨叔子与师汉民教授研究，一致回答：“下决心干。挑战困难，攻克难关！”

杨叔子他们把任务交给了博士生和硕士生，叮嘱学生，攻关过程中一定要懂得“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还必须体现在交叉探索、大胆创新上。一年过去了，按照两位教授指点、及时交流，难关终于被攻破了。钢丝绳一通过传感器，计算机屏幕上立即显示出距离测量起点处多远，断了多少根丝，共计断了多少根丝，最危险区在什么地方。原煤炭部科技发展公司组织专家鉴定，称赞“成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接着，杨叔子的团队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合作，研制了第二代检测装置，又获得了成功。《中国科学》、英国的《无损检测国际杂志》、美国的《材料评估》等国际权威性的刊物分别刊发了论文。在当时，这一被外国人认为是做不到的或者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被这个团队做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团队一直不断发展着有关技术，占有技术优势。

作为教授，杨叔子鼓励学生超越老师，遵循“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一自然规律。那是1985年的初冬，杨叔子收到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他好不惊奇。这是机械制造专业在东风汽车公司实习的一位学生的来信，密密麻麻写了8页纸，给由杨叔子和另一位教师主编的《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教材提意见。看了信，杨叔子眼眶一热：“多可爱的学生啊！”杨叔子当即委托讲课老师，让讲课老师和这位学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并建议老师对这位学生给予表扬和加分。“要让学生成才，就要敢于教些前沿的东西，教些自己还不甚懂的东西，甚至看起来似乎与专业无关的东西。”杨叔子的这一主张，并非很多人能够理解。杨叔子要求他的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语》前七篇，不背就不接受论文答辩。有人提出质疑：“立下这规矩，道理何在？”杨叔子却深信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涂又光老教授的论点：“基督教世界，所有人都读《圣经》，伊斯兰世界的人都读《古兰经》。作为中国人，应该读《老子》和《论语》。特别是作为高级人才的博士生，读这两本书，对于人性、理想、思维大有好处。”杨叔子高度赞扬钱学森先生的一个论点：教育的最终机理在于人脑的思维过程。“思”，太重要了！

勇于创新，激情横跨，在科研和教学中把科学与人文进行交叉，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地融合，看似蹊跷，嚼来意味深长。殊不知，历史上的事实就如此，这正是一个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与众不同的卓越建树！

心中装着地球的人

院士名片许厚泽　男，1934年5月生，安徽歙县人，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同济大学工程测量系毕业，测地所地球重力专业研究生。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中国测绘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湖北省科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任，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委委员，中国地震局科技委委员，兼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兼职、特聘教授。在国际上，历任国际大地测量协会执委、国际重力测量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地潮委员会主席、国际大地测量学杂志编委。当选过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湖北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部委级科技奖励10余项。

院士寄语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胡铁树　张书成

地球，一个多么神圣的名字啊！可它多半出现在诗人的诗句里，出现在枯燥的地理课本中，对普通人而言它仅仅是一个概念，不仅不被应用，还很少被提及。而偏偏有一种人，他会跟地球结缘，他的一生也跟地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人，就是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

许厚泽绝对是地球上优秀的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之一。

在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院士办公室，笔者见到了许老。许老正跟一个年轻人争论问题——一个关乎地球的问题。这一幕跟传说中完全一致。传说中，在测地所，谁都可以找许老争论一番，他也乐意奉陪，从来不摆架子。大家自豪地说：“我们都不怕他！”

一个知识如此渊博、成就如此卓著的长者，居然是如此地平易近人，这让笔者打小就深藏在骨子里的对科学家的敬畏之情更增添了几分。

由此，笔者对许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许厚泽祖籍安徽，1934年出生。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他的学生时代却有些凌乱。光是小学就读了3个地方：上海、桂林和兰州；中学也分成两段，初一先在兰州，初二以后在上海。这都因为他不幸降生在一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枪炮声中，他和父母还有弟弟一路逃到兰州，哥哥姐姐则躲到了重庆。一家团聚时已是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这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跟随母亲从兰州出发，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再坐船回上海。

这条回家之路，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光是从兰州到重庆，他们就走了十天十夜。车上没有座椅，白天坐铺盖卷，晚上摊开睡觉。一路走来，经过了徽县、两当、双石铺，经过了褒斜道、张良庙、张飞庙，虽然满目疮痍，但他依然惊叹于祖国山河的壮丽。当知道这段貌似很长很长的路在地球上不过是短短的一线时，他震惊了，意识到地球的博大、宇宙的浩瀚和个人的渺小。

2006年，许老去西安讲学重走了这条路上的宝鸡至汉中一段。此时他已是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似曾相识的风景令他感慨万千。他回忆道：“小时候那次，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伤痕，一派破败之象，路上提心吊胆啊。那段历史，包括近代史，就是一段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我就想，要结束这段历史，国家必须富强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本领，为振兴中华做点事情。”说到高兴处，他记起了当时的一首《毕业歌》，不知不觉打着节拍唱起来：“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虽然是轻轻哼唱，但笔者听得热血沸腾。

许老接着说：“时隔60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花十天十夜走的那段路现在只要一天就能走完。我感到欣慰呀，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多做贡献，每次我都这样激励自己。”

听得出，这位老科学家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最朴素的感情，半点都不掺假的感情。“去南京找方俊”

许老的情绪感染了笔者，问他是不是在兰州至重庆的路上就决定了未来的走向，他摇了摇头：“我选择攻读大地测量学专业，是很偶然的事情。”

许老在上海的重点中学——复兴中学读了5年。复兴中学位于北四川路底，和同济大学在同一个院子里，近水楼台，学校就动员他们考同济大学。那是1951年。“我同时填报了几个志愿，第一是电机工程系，第二才是测量工程系。当时，我以为测量工程系也是电子电器的测量。发榜时知道录了测量工程系第一名，分数下来物理没考好，差了一点点。”许老边说边笑，“到了系里，一打听，嘿，这个系还蛮有名！”

这次的阴差阳错，决定了许老的人生。

同济大学测量工程系就是武汉测绘学院（现合并为武汉大学）的前身，在这里，许老得到了叶雪安教授、夏坚白教授、於宗俦教授等名师的真传。当时学得很宽泛，什么测量都学，大地测量学、地图投影学更为他所钟爱。1953年，高溡浏教授从加拿大回国，又教了他地球形状与重力测量学，引起他很大的兴趣，这成了他毕业以后的主攻方向，但高先生对他说：“你要是真想学重力测量学，我的知识有限，中国的权威在中科院，那里有一位方俊教授，他在南京。”于是，他利用实习的机会，到南京专门拜会了方俊教授。通过交流，方俊也喜欢上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1955年，大学毕业生许厚泽怀揣理想，不考虑留校或在上海工作的机会，直奔方俊而去。许老说：“那是9月份。到了南京，中科院地理所来接我们，在下关火车站租了一辆马车，把我们一行9人拉上了九华山。”

九华山是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的驻地，这个研究所是国内重力测量学研究的权威部门。之所以是权威，就是因为有一个方俊，当时他是所里的测量组组长兼地图组组长。

这个方俊不简单，1947年党中央在西柏坡使用的那张地图，就是他绘制的。著名的“申报馆地图”署了3个人的名字，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其实应该是4个人。1937年丁文江留下遗言，说方俊出力最多但没署名，要公派出去留学，这样他就到了德国耶拿学地球物理。不过只待了两年就回国了，没办法，碰上了世界大战。

1956年，许老考取了中科院的第一届研究生，并如愿拜在方俊院士名下，一读就是6年。“一定要把它学到手”

这6年中，发生了很多事。1957年“反右”，高溡浏教授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跃进”，同年中科院地理所测量组搬迁至武汉小洪山；1961年测量组独立，改名测地所。但是，不管外界有多大的动静，许老都没有停止过求知的步伐：1956、1957两年，他是南京大学数天系的旁听生，在地理所随吴传钧院士学习英语；1958年9月至1959年6月，他到北京上了中科院计算机学习班。

在南京，许老有幸和方俊院士在一个办公室。许老说：“方先生总是很忙，经常外出开会，有时出国。他不在办公室我就翻他书架上的书。满屋子的书，我看了不少。”

在方俊的言传身教下，许老不断实现转型。最早研究的是椭球大地测量和地图投影，随着重力资料在国家天文大地网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正式进入重力测量领域。在这个领域，前苏联有个莫洛金斯基院士是世界公认的权威，他的学生布罗瓦尔教授曾经来武汉讲过学，不巧的是许老在南京，未能亲耳聆听。过后，许老总想弥补这个遗憾。

许老讲了这么一件事。1960年冬，他母亲患脑血栓，他在上海陪老人家住院，有一天逛书店，意外地买到了莫氏的原版经典著作《地球形状与外部重力场》，就像捡了个宝。由于没听布罗瓦尔的讲座，他看不进去，拦路虎太多了！他很苦恼。为了鼓励自己，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8个字：“一定要把它学到手！”回来后，他有看不懂的地方，就重新从基础的东西学起，一步一步来。

许老说：“做学问很艰苦，一关不突破，前面的路就没法走。”这本《重力场》被他翻烂了，同时翻破的还有郑易里编的英文辞典和陈昌浩编的俄语辞典，但难关也攻破了，此后举一反三，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更为可喜的是，他不仅掌握了莫氏理论，还从中发现了一些不足和问题，1962至1963年他相继改进了莫氏天文重力水准的模板和垂线偏差的逼近公式，作出一系列重要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遗憾的是，当时只是在中国杂志上发表，7年之后，国际同行证实和认可了他的观点。

无独有偶。1979年，已被提拔为副研究员的许老又让大家见识了他的狠劲、认真劲。“当时，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梅尔基奥尔率领几位比利时博士来我所讲学，讲固体潮。科学院有一个生活翻译，没带技术翻译，方先生就指定我当技术翻译。”许老边说边摇头，“我好紧张啊！要是翻译不出来，不光是掉我的底子，◆国际交流与合作（会见日、比、韩外宾）也掉了中国人的底子。我就把所里的录音机借来，听灵格风磁带。每天晚上关了灯，集中注意力听。连续坚持听了两个月，英语听力大为提高，自信心也大为增强。梅尔基奥尔来后，我就站在他旁边，逐字逐句地翻译，没出一丁点儿错。这件事轰动了小洪山。”“地球也在呼吸”

许老说：“地球的奥秘需要我们去研究，要想揭开她那层神秘的面纱，就要有勇攀测地高峰的勇气、执著追求终不悔的毅力、脚踏实地的干劲、科学严谨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创新的方法。”

1966年邢台地震后，测地所一哄而上重点研究地震，1970年连名字都改成了武汉地震大队。1975年、1976年海城、唐山地震之后，许老两次被借调到北京国家地震局参加分析预报工作。也就是在从事地震监测工作期间，许老转入了对固体潮的研究，理由是地震监测的许多观测，如倾斜、应变、重力等都需要做固体潮的改正。他告诉笔者：“人要不懈追求。经常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东西随着科学的发展慢慢又用不上了。”

许老打着手势，两只手比划成一个球体，让球体时大时小，一会儿拱起来，一会儿缩回去。他这样给笔者解释固体潮：“地球不是刚性的，地球也在呼吸。”

这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月亮和太阳对地球的引潮力，竟使地球的固体部分也像海洋潮汐一样发生着潮动。宇宙间究竟藏着多少奥秘呀！笔者猛然觉得，这位八旬老者跟我们凡夫俗子有着天壤之别。虽然他的双脚也踏在地球上，但他的思想超越了地球。他俯视着地球。

为研究固体潮，他潜入林木荫蔽的小洪山地脚20米深处，参与组建武昌固体潮基准台。此后，他领导的研究小组从西藏一直跑到海南岛，通过对16个重力潮汐点的观测和研究，开启了中国的固体潮研究。其后，他与国外学者合作，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重力潮汐基准，拿出了我国各种精密天文、大地及地球物理测量的潮汐改正方案，并和学生们一起发展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许老说：“利用这种观测，一可以研究地球内部的结构，二可以让大地测量更为准确。比如要测量武汉某个点到人造地球卫星的距离，我们可以精确到只有2～3个厘米的误差。而这个距离，由于固体潮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8点钟是一个数据，12点钟又是一个数据。”

许老和他的伙伴们把我国固体潮研究搞得卓有成效并推向国际，为此，他一度担任国际地潮委员会主席，成为世界公认的权威。2013年，还被国际固体潮委员会授予“科技贡献奖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的艰辛是外人难以体会的。许老说：“这时候，方先生受到冲击靠边站了，我也被贴了大字报，但我们没考虑这些，对固体潮的研究比这些重要得多。”

我们常常用大海来形容一个人的心胸之宽广，对于许老，用大海是远远不够的，得用宇宙。他是一个胸怀地球的人！桃李满天下

由于发展了莫洛金斯基的高程异常理论中截断误差的研究，1979年底许老在第17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术大会上报告了成果。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这个大会。

许老说：“这其实是国内众多科学家对我帮助和鼓励的结果，荣誉是大家的。比如报告前，武大的李庆海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让我把自己的报告当他的面朗读一遍，记得我把有限和无限两个英文单词的发音恰恰搞反了，要不是李教授纠正，就出洋相了。由于中国重返国际科技舞台，我报告完后，几乎所有我在文献中读到名字的著名大地测量学家都纷纷与我握手致意，这种场面，到现在还令我感动。”

许老始终对科学界的前辈抱有感恩的心态。而受前辈们的影响，他对后辈也是竭力提携。

有资料介绍，许老最大的成就大体是如下几条：模型逼近方面，发展带约束条件的高逼近级高异常与垂线偏差统一逼近理论和截断误差估算；算子逼近方面，提出虚拟单层密度表示的概念；在中国开拓了固体地球潮汐形变研究；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重力潮汐基准，发展顾及侧向不均匀性、椭圆、滞弹性、自转地球的潮汐理论；为在国际和中国建立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的交叉新领域——动力大地测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许老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有一批得意的弟子。他说：“1982年，德国的格鲁腾教授推荐我当洪堡学者，为期两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当时洪堡基金会为了吸收中国学子还特意放宽了条件，把◆2013年获得国际固体地球潮汐委员会Paul 年龄标准从45岁以下改为50岁Melchior奖（地球潮汐领域最高奖项）以下。但方先生要我接担子，所以1983年我接替了所长职务，后来又担任武汉分院院长。要是出去了，不知道后来是什么样子。”担任领导职务后的许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人才培养上。

现任所长孙和平就是他慧眼识珠倾力培养的一个。许老说：“孙和平在比利时读研究生时，比利时方面提供的经费到期，他陷入两难境地。我帮他找科学院搞到一年的留学经费，条件是必须回武汉。他是1995年回来的。”

还有在国外工作的汪荣江博士，以及作为“千人计划”引进回国的毛伟建博士，在国内担任重要科技职务的熊熊研究员、王勇研究员、汪汉胜研究员，都是前程不可限量的后备人才。

罗俊院士也是他的学生，目前许老协助他建设国家精密重力测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许老说：“这个项目跟国家经济和国防发展联系紧密，所以罗俊的工作非常重要。他的作用和成就已经超过我了。我年纪这么大，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脱离国际发展的步伐，跟这一批目前的学术骨干和青年人大有关系。我听他们的学术报告，与他们讨论，学到很多东西。”快乐的“老许”

笔者的采访其实是断断续续的，因为那几天正好有几场论文答辩会。凡是学生论文答辩会和所里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之类的，只要他在武汉，是一定要听的。许老说，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也许他长着一颗年轻人的心。

在与测地所工作人员的接触中，笔者了解到很多关于许老的趣闻故事。比如，他很喜欢别人喊他“老许”，即使在他担任所长、院长的时候。比如，一些毛头小伙在他作学术报告时，无所顾忌地站起来提出异议，他不仅不生气，还说“提得好”。又比如，组织上要授予他研究员职称时，他婉言谢绝：“我的条件不够，等以后再说。”还比如，他参与完成了研究课题，上报成果时他的名字理应列入作者名单，但他总是推辞掉。

听起来，这个研究地球的人好像并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但是话又不能这么说，实际上，许老是一个热爱生活而且很会生活的人。他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自己的业余生活和诸多快乐。科学研究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人把科学家想象成机器人，那是错的。

他喜欢京剧。忙里偷闲，他会听一段程砚秋的《锁麟囊》，或者哼一曲《定军山》，抒发情怀。他说，他能听出京剧不同流派的细微区别。

他喜欢看球，国际大赛中有中国队争冠军的赛事，他都不会错过。

年轻时，他还喜欢看电影，尤其爱看好莱坞大片，比如《乱世佳人》、《泰坦尼克号》，风靡一时的《哈利波特》他也特别欣赏。

他特别节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北京出差，他总是住中科院机关楼后面的平房招待所。一次赶着开会，打的去机场只要二三十块钱，但他到处找中巴，上车时他得意地对送行的人伸出4个手指：“只要4块钱！”

他心态好，很少发脾气，也很少发愁。

他很勤快，回到家经常帮着做家务。

这就是笔者有幸见到的大科学家许厚泽。他和蔼可亲，他笑起来一脸皱纹。他的皱纹跟他丰富的学养成正比，跟他崇高的声望成正比。他不在意身外之物，只专注于他的地球。

地球是一个庞然大物，在地球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

采访完毕，笔者在位于东湖之滨的测地所逗留了许久。心中想：这个绿荫掩映的幽静之所，就是一个藏于滚滚红尘的世外桃源。这里生活着很多安贫乐道的人，他们正沉迷于自己的理想世界。而许老，不过是其中之一。

离开测地所时，笔者特意看了看宣传栏里面对许老的介绍：

许厚泽，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大地测量与固体地球物理学的重要学科带头人，国际大地测量界知名科学家，在国际及我国建立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的交叉领域——动力大地测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院士名片李德仁　男，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祖籍江苏镇江丹徒，1939年12月生于江苏泰县。1963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1981年获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2008年获得苏黎世理工大学名誉博士。1988年度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10月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科协第五、六、七届全省委员会副主席等。

1982年从验后方差估计导出粗差定位的选权迭代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1985年提出“误差可发现性和可区分性基于两个多维备选假设的扩展”的可靠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从事以遥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与多媒体通讯技术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领导研制了吉奥之星GIS系列产品、方略多媒体视频会议系列产品和立得3S汽车道路测量与导航系统等高科技产品。代表作有《误差处理和可靠性理论》、《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实现》和《解析摄影测量学》等。

院士寄语成功在于坚持不懈的努力。

测绘强国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有的梦起青青的草地、繁花似锦；有的梦起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有的梦起骏马奔腾，雄鹰展翅……而我国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研究的杰出科学家李德仁却梦起测绘，梦起枯燥而又冰冷的数据。他的梦在摄影测量中跌宕，在遥感与数据里遨游，他梦想，通过测绘、数据，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日益昌盛富强；通过测绘、数据，人们能把天地之间以及人类生活点缀得色彩斑斓，绚丽多姿。求学实践梦相随

1957年，17岁的李德仁在江苏省泰州中学毕业后，被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测量系录取。从那时起，李德仁似乎感到幸运之神来到了他的身边。夏坚白院士是他们学院的院长，王之卓院士是他们的系主任。这是他做梦都未曾想到的。

夏坚白院士的报告，王之卓院士的演讲，使李德仁无比兴奋，他懂得了一个常识：每个行业、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测绘；也使他清楚地知道，人们的生活要富裕，中华民族要振兴，急需一批献身测绘科研事业的人才。不知不觉地，他仰慕的夏坚白、王之卓从课堂上走进了他的心灵深处。没有白天黑夜，没有课里课外，李德仁对测绘学求知若渴。

阅读苏联专家撰写的教科书时，李德仁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他结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他想把文章送给系主任王之卓院士，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可是很难遇到他。当时，班里有个叫朱宜萱的女同学，她跟王之卓院士的女儿是好朋友。

这天下课后，李德仁找到朱宜萱：“朱宜萱同学，有件事麻烦你行吗？”朱宜萱感到有些突然：“什么事？你说。”“我写了几篇文章，想请王之卓院士指点，麻烦你让他的女儿转给他。”朱宜萱接过文章，一口气读了两遍。读完，她长久地望着李德仁。那目光里，有惊讶，有赞叹，也有羞涩的爱意。说来也真奇，朱宜萱后来竟真的成了李德仁的终身伴侣。看着李德仁的文章，王之卓院士拍案而起：“了不得，这真是个了不得的学生啊！”

第二天下午5点多钟，王之卓院士把李德仁叫到自己家里。看着王之卓院士对自己文章的多处批注，那一刻，他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下。王之卓院士替李德仁擦了擦眼泪，便与他侃侃而谈。一个是德高望重的系主任，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可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谈天道地，无话不说。他们谈得最投缘的则是在测绘与遥感领域里共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见解。对李德仁来说，王之卓院士的言谈似一股甘泉，滋润着他的心田；对王之卓院士来说，李德仁的话语像初升的朝阳，给他蓬勃的生气和无穷的力量。

谈着谈着，夜色渐渐笼罩了校园。王之卓院士的书房里，从窗户射进的阳光已被灯光所替代。“不早了，到客厅吃饭吧！”师娘多次催促，他们浑然不觉。这一对酷爱测绘学的师生，兴致太浓了。

当他们来到饭桌边时，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晚上9点多……

1963年，李德仁本科毕业，王之卓院士鼓励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三门考试科目，李德仁两门得了满分，另一门得了99分。本科毕业后回到家的日子里，多少次，天一亮，他就跑到村头等待邮递员送来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多少回，李德仁在梦里迎着欢庆的锣鼓和鞭炮，意气风发地踏进武汉测绘学院的校门……可万万没想到，他等到的消息是，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政治原因，他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对这个结果，尽管李德仁感到迷惘、诧异，但当他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高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报告后，他响应周总理关于毕业生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生产一线去经受锻炼、考验的号召，愉快地登上了前往西北高原的火车，开始从事野外测量工作。

无论在航测队还是在“五•七”干校，无论是在水泥厂还是在研究所，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炊事员，无论是干技术还是在科室里负责，李德仁从未间断对测绘学的钻研和求索。

在那些日子里，李德仁经常收到来信。这信，来自武汉测绘学院，来自李德仁的恩师王之卓院士。尽管李德仁的录取资格被取消了，但是王之卓院士怎么也割不断对他得意门生的牵挂。

信的字里行间，有鼓励，有叮嘱，更有殷切的期待。每当读着王之卓院士的书信，李德仁的眼睛都湿润了：“恩师啊，李德仁决不会气馁，决不会辜负您的重望！”

李德仁果真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望。工作之余，李德仁精心研制的硫酸盐水泥系列获得了我国第一届“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

15年过去了。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纳贤若渴的王之卓院士向李德仁又伸出了热情的双手，39岁的李德仁终于以优异的考试成绩当上了王之卓院士的研究生。李德仁回到恩师王之卓院士身边的那一刻，热泪盈眶的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抱，成就了这对师生终身的黄金搭档，为中华民族在测绘遥感领域登上世界重要强国的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营造暖流御严寒

在李德仁看来，测绘强国之梦，不是空中楼阁的幻觉，而是科研者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用智慧和勤奋不停歇地精心编织，把貌似冰冷的数据营造成融融的暖流，温暖人类，给人们以各种抵御严寒的抗击力。

为了营造融融的暖流，李德仁在攻读研究生的日日夜夜，埋头苦学，奋力求索，仅专业方面的笔记就做了厚厚的30多本，练就了洞悉本学科发展状况和国际著名专家研究方向的过硬本领。研究生毕业，李德仁以全优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被留校任教。

为了营造融融的暖流，在联邦德国波恩大学进修时，李德仁不仅熟练自如地运用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还能指出其优点和缺陷，提出改进方法。仅半年时间，李德仁就发表了两篇高质量论文，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针对西方学者发现和消除粗差的倾向性方法，他反其道而行之，从验后方差估计理论出发，导出了比丹麦法更优越的新方法，被国际测绘界称为“李德仁方法”。

为了营造融融的暖流，在欧洲摄影测量试验组织主席阿克曼教授门下攻读博士时，早上，实验室或资料室的大门，李德仁总是第一个打开；晚上，李德仁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李德仁的敬业精神和独特才干深深地打动了阿克曼。多年之后，阿克曼还教育他的学生说：“你们羡慕李德仁教授的成就吧，他为自己的祖国而拼搏，他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而且经常是通宵达旦！”

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李德仁就完成了通常需要五六年才能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学位课程。他在《摄影测量平差中控制点粗差和像片系统误差区分可能性理论和实践》的博士论文中，将占统治地位的荷兰学者巴尔达教授的经典理论进行了扩充和发展，给测量结果的准确度问题研究带来一片光明，使不同模型误差的区分和同一模型误差的定位难题迎刃而解。

怪不得素以严谨著称的大地测量家、德国洪堡基金委员会委员格拉法特教授在李德仁的博士论文上批道：“我为这篇文章而激动，它解决了测量学上一个百年来的难题。”

怪不得李德仁的博士论文以“1分加5星”的得分，迄今仍然保持着斯图加特大学博士答辩的最高记录。

怪不得王之卓院士称赞李德仁“获得了前人所没有解决的创造性成果”。

为了营造融融的暖流，李德仁先后创办了3家地理信息产业的高科技企业，用最快的速度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武大吉奥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研制了吉奥之星系列CIS高科技产品，打破了国外CIS软件“一统天下”的格局；武大方略数码有限公司研制的可视电话系列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武汉立得空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国首套“移动道路测量系统”被誉为“革命性”的高科技产品，向世界推广。

中国人民永远忘记不了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一带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也永远忘记不了在抢险救灾中，李德仁以他的科学成果给灾区人民送去了“拯民救世”的温暖，排除了一般人无法排除的一个又一个险情，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奇迹。“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李德仁领衔的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了“‘5•12’地震遥感信息收集与灾情评估项目组”，开展“5•12”地震遥感信息收集与灾情评估，为抗震救灾提供决策参考。

震后的一个星期，由于山体滑坡，河道阻塞，位于四川省北川县城约6公里处的唐家山坝，形成了震后面积最大、最危险的堰塞湖。一旦决口，会对下游形成洪峰，严重地威胁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险情就是命令。中南海密切地关注着；抗震救灾指挥部实施着各种应急方案；国家水利部和四川省水利厅组织的“敢死队”24小时检测着；直升飞机在湖上盘旋着；抢险部队严阵以待；炸湖的工兵爆破队带着炸药和雷管来到了现场……

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案迅速解除险情？全世界都在为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捏着一把汗！

在这紧急关头，李德仁派往灾区的以马洪超为首的救灾团队将先进设备安装在飞机上，在3300米飞行高度，对唐家山堰塞湖进行三维地形扫描，获得了该湖最精细的三维实景图像，如实反映了堰塞湖上游至绵阳市整个流域的三维地形，完整地再现了2.4亿立方米的“悬湖”之险。

根据这一宝贵资料，现场抢险队实施了炸坝泄洪，并使用了30台挖掘机扩大溢流槽，扩大泄洪流量……

唐家山堰塞湖险情解除了，下游疏散撤离的24万多名群众终于能够安全回到家中。

5月31日，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一架直升机在执行任务返航途中在四川映秀附近失事，1.7万人全力搜寻数天未果。李德仁派出的救灾团队将携带的机载激光雷达系统装在部队飞机上，将可能存在失事飞机的80万平方公里范围全部扫描一遍，圈出直升飞机失事高度怀疑区4.5～5平方公里，终于找到了失事飞机的残骸。

成都军区在给武汉大学的感谢信中说：“武汉大学专家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在提供直升机失事疑似点方面给予了无偿的大力支持，对于准确判断失事地域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赞誉，李德仁却说：“作为遥感领域的科研人员，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作用责无旁贷。”

这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一名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思想境界！肩负使命教为先

结束了阿克曼教授博士的攻读，欧美许多摄影测量教学科研单位纷纷重金邀请李德仁去搞科研，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的一名大学教师。阿克曼教授的教诲时常在他耳边响起：“教授的第一任务是教学，第二任务是组织科研。好教授就是要给学生上课，要发现和鼓励学生。”在李德仁看来，实现测绘强国梦，必须肩负三大使命：教学、组织科研、自己搞科研。而首当其冲的是教学。

面对一封又一封的邀请函，李德仁显得很淡漠。因为，他的那颗拳拳报国心早已飞向了遥远的祖国，飞向了等待他的大学讲台。他要把自己所学的科研知识和本领，他要把从王之卓院士、阿克曼教授那里学到的基本治学方法教给学生，他要把从恩师那里学到的博大的胸怀以及关心后生的品德传承下去。

1985年，李德仁站上了母校的讲台。他不讲职称和待遇，为本科生开设了3门课程，编写了3本教材。《测绘学概念》是一门针对新生的专业基础课，由6位院士和4位教授联袂主讲。作为参与讲授的教授之一，李德仁尽管对讲授的内容了如指掌，每次讲授前，仍然认真做好准备。每到8月份，他的生物钟就提醒自己做准备。他结合最新资料，对课件进行精心修改。17年了，他每年都会这样做。只要听说是李德仁讲课，学校能容纳300多人的阶梯教室就会被挤得水泄不通。

2011年12月9日，李德仁接到弟子龚健雅的电话，当得知龚健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李德仁老泪纵横。他为龚健雅这个被他破格录取的博士生终于成长为国家栋梁而高兴，他为中国的摄影与遥感学科后继有人而自豪，他更为恩师王之卓和阿克曼“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的治学方法而无比欣慰！

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治学方法，李德仁参与讲授的《测绘学概念》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他组织并参与的对航测与遥感学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教学改革，均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其中一项还获得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他撰写的教材获得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

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治学方法，李德仁指导的博士生中，有5人的学位论文相继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此，他成为全国获得指导奖最多的博导之一，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

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治学方法，李德仁指导的博士和硕士生，有上百人的团队。他的学生团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有“跨世纪杰出人才基金”获得者，有大学校长，有从国外归来的武汉大学“千人计划”学者，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了解李德仁的人，说他像个发电机上的叶轮儿，从不停歇，随时都在发光。

正是这耀眼的光，赢得了全世界的荣誉。2012年8月25日，在第22届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上，李德仁被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这是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的最高荣誉称号，仅授予全世界在世的最具影响的10名杰出科学家。在以李德仁为首的专家团队的努力下，中国测绘科学与美、德并驾齐驱，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

人们也许会说，李德仁的测绘强国梦已经实现了。殊不知，李德仁的梦仍在继续，在延伸，他的最终梦想是构建“数字地球”。

只要提起这个梦想，已74岁高龄的李德仁就激动不已：“数字地球与物联网结合到一起，就变成了智慧地球。到那时，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都沟通起来，地理信息随之进入一个按需服务的崭新时代。”

多么奇特的梦想！多么执着的追求！朋友，听了这话，难道你对我们的科学家李德仁不油然而生敬意吗？

院士名片陈宜瑜　男，动物学家。籍贯福建省仙游县，1944年4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历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5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曾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国委员会主席、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曾当选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十七、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候补委员，湖北省科协常委，武汉市科协副主席。主要从事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是淡水和海洋水域生态系统联网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对鲤科和平鳍鳅科鱼类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发现了5个新属30多个新种，对鲤亚目科间和平鳍鳅科科下类群提出了新的分类系统，被国内外同行所引用。通过对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的分析，探讨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证明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晚期以后曾经历过3次急剧上升和相对稳定的交替阶段，并推测了3次隆升的幅度，提出了可用于解释云贵高原某些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的进化模式。对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进行了“渔业－环境优化对策分析”和一系列科学试验示范，在洪湖建立了“兼顾调蓄、渔业、灌溉”的养殖新模式。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主编或参编10余部专著、译著，11项成果曾获国家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或“科技进步奖”，2009年获“爱丁堡公爵环保奖”。

院士寄语笨鸟先飞，以勤补拙。

与生物结缘

2010年2月18日，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内，世界各地主流媒体记者云集。2009年“爱丁堡公爵环保奖”颁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当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从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手中接过“爱丁堡公爵环保奖”证书和奖章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爱丁堡公爵环保奖”亦称“环境诺贝尔奖”，陈宜瑜之所以能获此殊奖，是因为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生物王国探幽

陈宜瑜是世界著名动物学家，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家乡福建仙游县的人们无不为他骄傲。陈宜瑜9岁升入中学，15岁考上大学，有一个不寻常的童年，称得上是神童。他在大学里专攻“海洋生物”，这是厦门大学最具特色的学科。大学的熏陶使陈宜瑜逐渐“开窍”，5年的大学生涯带给他知识的同时，也让他的身心健康成长，完成了从一个懵懂顽童向积极上进的青年的蜕变，并让他与生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大学毕业后，陈宜瑜被分配到武汉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

此时，水生所从上海迁到武汉已经整整10年。所址坐落在珞珈山下的东湖之滨，景物旖旎，环境优雅，较之濒临大海的厦门大学，别有一番韵味。尤其是，这里是个专事水生生物研究的自然科学机构。能够被派到这里来工作，陈宜瑜正是如鱼得水，到了一个大有作为的必然王国。尽管他学的是海洋生物，与这儿主攻淡水生物稍稍有点隔行，但这一点儿“隔”，毕竟不是隔山，即使是隔山，他也准备攀登。

然而，初到水生所，摆在陈宜瑜面前的，不单是可以预见的在鱼类科学群峰上攀登的艰巨，还有人们莫测的，许多“老九”不曾幸免的岁月蹉跎和科研生命的丢失，科技人员以及所有有事业心的人最怕的丢失——事业生命的丢失。“文革”中，他和伍献文等一起被关进“牛棚”。“文革”后期，“工宣队”进驻水生所，撤了“牛棚”。陈宜瑜出来之后，像曾受过洗礼的人一样感到了新生。他开始把精力悄悄向鱼类学转移，悄悄移向无声世界。

生物世界，奥秘无穷。陈宜瑜早期主要从事淡水鱼类分类学、系统学和生物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主编和参加编写10余部专著、译著，《鲤形目鱼类系统发育的研究》等11项成果获国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或“科技进步奖”。陈宜瑜共培养鱼类学、动物分类学和鱼类生态学研究生17名，其中博士10名。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1986年陈宜瑜发表《关于开发湖北省水体生物生产力的战略设想》，为制定湖北省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从当年起，他又领导和组织了中国科学院“七五”重大研究项目“洪湖水体生物生产力综合开发及湖泊优化的研究”。针对洪湖存在的资源和环境的主要问题，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了渔业—环境优化对策分析和一系列科学实验及示范，推广了围圈养殖技术，创造了半堤半网兼顾调蓄、渔业、灌溉的养殖新模式，建立了自然繁殖放流增殖站，使洪湖的渔产量在5年内由年产3000吨上升到8000吨。另外，通过开发洪湖野菰资源，代替粮食作为饲料原料，减缓了洪湖沼泽化的进程，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陈宜瑜是开创中国珍稀濒危动物白鳍豚生物学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在1975年就发表过有关白鳍豚解剖学研究的论文，并一直参与白鳍豚保护研究的组织工作。1983年他与刘建康院士共同发出了“要重视和加强我国淡水生物自然资源的保护”的呼吁，对中国淡水生物资源受损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意见。

1986年起陈宜瑜主持了中国鱼类“红皮书”的编写，确定我国有92种淡水鱼类已处于珍稀濒危的范畴，全面论述了这些鱼类的分类地位、濒危等级、种群现状、致危因素和保护策略。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生物世界。科研路上的苦与乐

西藏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外行看来，陈宜瑜住在东湖边，离长江也不远，要水有水，要鱼有鱼，水生所的鱼类标本也应有尽有，专业图书资料也不少，他高兴去湖边江边走走，不高兴足不出户都行。都可以搞鱼类学研究，何苦要远走西藏呢？

西藏的荒漠与西藏的神秘，本是世人早已熟知的话题。但是，只有当你置身其境，才会懂得在这荒漠而神秘的地方会经历些什么，要付出什么。1975年，陈宜瑜首次进藏，直达日喀则，以日喀则为辐射点，走遍安多、拉萨、江孜以西，错勒以东，色林错以南，喜马拉雅山西段的广大地区，以老一辈科学家传授的“安分敬业”的精神，不顾高原缺氧、水土不服等困难，默默地、积极地四处搜集鱼类标本。一次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亚东河，为了捕捉夜间活动的亚东鲑鱼，他单枪匹马摸黑到河边采集，一网撒到磨房水道出水口的急流里，网被卡到树枝做的栅栏上了。他急了，网若被挂破或冲走那就糟了，没有网就干不成活了。他顾不得多想，也来不及一试水的深浅，立即跳进刺骨的冷水，将网弄了出来，鱼也捕到了。这喜悦，这欢欣，胜过他少年时在家过生日啊！

更大的喜悦和欢欣还在后面。陈宜瑜根据这次青藏高原之行采集到的标本，证明海拔5200米的高原湖泊河流有鱼类生存！他的这一发现与定论，犹如原子弹爆炸，无声的有声的世界都为之震撼。因为世界鱼类教科书说的是，鱼类生存环境的最高海拔不能超越3800米这个极限。

次年，即1976年，陈宜瑜第二次进藏。这次一共有藏北、阿里、昌都3个分队，以青藏高原考察队藏北分队最艰苦，人数最少，仅28人，成员包括生物、地学、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物探、冰川、泥石流等专家，以及记者、医生、司机、话务员。他们带着50匹马，100头牦牛。马队在前，牦牛殿后，浩浩荡荡，向藏北羌塘无人区进发。

无人区的温差特别大。8月天，常常是白天20～25℃，夜里却降到-16～-18℃。在这片无人的高原上，他们这些考察队员坐着心跳每分钟都要达到100次，走路时则要升到120次左右。心跳频率这样高，那心慌气短的难受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在封闭的藏北羌塘无人区遨游数月艰辛数月的考察队伍中，搞水生生物研究的只有陈宜瑜一人。为了捕获鱼类标本，他首先得比别人多背一样东西，一张12斤重的网，加上枪支弹药、资料和生活用品，负荷重达150斤左右。他身负重荷，在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原穿梭考察，艰苦已不是一般，找到河流湖泊，还得下水捕捞。

陈宜瑜两次进藏考察，特别是第二次考察羌塘无人区以后，极大地丰富了知识，为他后来一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根据考察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理出了一条思路，认为正是因为地球环境的变化才出现了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及物种的分布格局，而这些物种身上保留的进化信息又可反映出地球进化的过程，用以解释地球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于是，他把鱼类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生物进化和地球进化上，两者同步进行，相得益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陈宜瑜经过缜密调查，广泛收集，刻苦钻研，认真撰写，长达3年的辛劳，付出难计的心血，终于等到“新婴”落地——灿如一株瑰丽的花。又幸逢甘霖，得到伍献文教授的热忱浇灌、曹文宣先生的鼎力支持。陈宜瑜向水生生物学界的同行托出了他的拳头论文《中国平鳍鳅科鱼类系统分类的研究》，洋洋洒洒5万余字。论文以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科学记述了陈氏所发现的5个新属20多个新种。这对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已是功不可没。1981年，由陈宜瑜执笔、伍献文等参与研究，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发育和相互关系》，对包含250属2500余种的全世界最大的淡水鱼类鱼群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项研究成果，很快被纳尔逊（J.S.Nelsan）引入他编著的权威著作《世界鱼类》（1984年第2版）。这在中国鱼类学研究上是一个飞跃。国际学术界承认了中国的飞跃。以分支系统学创始人威里•亨尼希命名，由世界著名生物系统学家组成的国际威里•亨尼希学会（The Willi Henning Society）将陈宜瑜这位对于中国鱼类学的飞跃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吸收为该会的首位中国籍会员。

价值尤为重大的是，陈宜瑜这一系列的工作，带动了中国鱼类分类学的学科发展，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进，新的成果也在不断产生。从此，已经成长为国内鱼类分类学权威的陈宜瑜与生物的情缘更深了。人与生物共和谐

人与自然，如鱼与水，两者“不可须臾离也”的关系，早已被历史所证实。人类就是在适应自然或改造自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的悠悠历史长河中走进现代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自有文字以来，已多有记载。当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众多的有识之士和科学家，都就这方面发表过更多的论述，巨著宏篇，汗牛充栋，个中就有一门生态学。

这门学问的产生，显然是因为人类现代文明破坏了大自然，也破坏了自身的生存环境。滥伐森林，毁掉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贫瘠，乃至造成干旱、水患，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污染江河湖海，竭泽求鱼，以至水流变质，湖泊沼泽化，最后鱼无生存之所，人求鱼不仅如同缘木，可供饮用的水也愈来愈少，这是又一种。后一种，正是水体生物学家们研究的范畴。所以说，对水体生物一个门类或者一个分支的鱼类学研究，目的不在于鱼类本身，而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人与生物共和谐的空间。

2004年，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中方主席的陈宜瑜和外方主席Smits教授向国务院提交了题为《推动流域综合管理，重建中国生命之河》的报告，指出中国江河流域性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突出问题，呼吁中国政府推动基于生态系统的流域综合管理，恢复江河的生命活力，确保大江大河的健康与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陈宜瑜认为，流域一般包括上游、中游、下游、河口等地理单元，涵盖淡水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水是流域不同的地理单元与生态系统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纽带，而大河流域也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人与河流相互作用的历史。“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这首词生动地描述了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自然与人文联系。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注重开发利用河流的经济功能而忽视河流的生态功能；人们主要采取工程措施来改造自然河流而忘却了采取综合手段，以充分尊重自然规律；人们对河流的管理通常表现为单一部门对单一要素的管理，行政干预常常是解决水冲突的主要手段。为此，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治水社会”而著称的华夏民族如今却为水所困。

为此，陈宜瑜带领国合会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研究了草海、赤水河、香溪河、涨渡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长江口等国内案例，并结合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欧洲莱茵河流域、加拿大弗雷泽河流域以及《欧盟水框架指令》等国际流域管理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流域综合管理，重建中国的生命之河”的理念；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流域问题现状，提出了中国开展流域综合管理的目标、原则、基本框架和政策建议，为我国实施促进流域综合管理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1年，陈宜瑜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95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底，又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从一个一心一意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管理者。无论是担任水生所所长，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每一次新角色的转变，对陈宜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学习过程。陈宜瑜在科学院分管资源环境领域的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地球科学领域，跟他所学的专业生命科学完全是两个领域。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的9年时间里，从生物学家成长为科学管理专家，陈宜瑜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蜕变，个中的“不简单”，个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陈宜瑜上任基金委主任之时，正逢科学基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良好的工作基础之上开创科学基金工作的新局面，是他需要细细琢磨的事情，他很快就梳理出未来的工作思路。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2004年确定为基金委的“政策调研年”。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期工作方针。

陈宜瑜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在他看来，对颇有成就的科学家的科研要资助，对还在成长中的年轻的“小人物”也要资助。

研究生物学的人跟研究人类学的人一样，对人与生物实质不同的两种演替现象十分清楚，因而在研究生物演替的同时能够直视人的演替，正确对待人的演替。

陈宜瑜就是这样的生物学家。悟透了人生，悟透了人的演替，如今他把目光放在新老科学家的演替上了。（本文据曹建勋《无声世界》等资料改写）

院士名片赵鹏大　男，数学地质、矿产普查勘探学家。满族，籍贯辽宁清原，1931年5月出生于沈阳。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及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等。系统研究了矿产勘查中数学模型的应用。建立了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理论及方法体系。在对宁芜、个旧、铜陵及新疆等地区不同比例尺找矿统计预测方面，取得了明显效益，并建立了“矿床统计预测”新学科。1978年在我国率先开设“数学地质”和“矿床统计预测”等课程。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获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代表作有《矿床统计预测》、《地质异常成矿预测理论与实践》、《非传统矿产资源概论》和《定量地学方法及应用》等。

院士寄语勤奋刻苦治学，求实创新开拓；谦虚诚恳待人，积极热忱工作；宽阔深邃胸怀，简朴多彩生活。

地学之恋

1992年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学者参加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主席McCommon博士在致词中说：“由于他在数学地质领域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和带头人的长期经历和对数学地质的杰出贡献，荣获克伦宾奖当之无愧。”致词中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赵鹏大教授。此时此刻，没有人会想到，因为出生后受日寇入侵中国的影响而饱受颠簸流离之苦的赵鹏大，在历经60多年的艰难曲折之后，站在了国际领奖台上。那颗因战乱而不断逃难的种子不但顽强地开花结果，还因为他的芬芳影响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中国地学人才。他成为当代中国探索矿产资源领域中令人仰慕的功勋之一，在国际地质界，有中国赵鹏大应有的位置。穿越苦难催生“大地之恋”

1931年5月25日，赵鹏大院士降生在辽宁沈阳一个铁路小职员的满族家庭。出生4个月后，就爆发了日寇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父母带着襁褓中的他逃难入关。然而，父母不论搬迁到何地，无论条件怎样艰苦，都没有让他耽误学业。尽管从初小开始直至高中毕业，他先后换了9所学校，但始终没有放弃。

12岁那年，他离开父母，到四川自贡市静宁寺处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住校读初中。那是一所东北流亡中学。不得温饱，无菜可吃，常以辣椒粉拌盐粒佐餐。但学校有很强的师资力量，教师都是从北方流亡四川的原名牌大学教授。这对于正在接受教育的赵鹏大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四川自贡市和威远县上小学时，教师带学生下过煤矿矿井参观，去过大坟堡参观盐井和火井，看卤水如何从地下提升到井口，又如何利用天然气“火井”将卤水熬炼成盐。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从输运卤水的竹管道上自如行走。到了中学，教师说地质学家能计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矿量有多少。童年时对地下煤炭的好奇和少年时代对地质现象的兴趣激发了赵鹏大对地质学的热爱。1948年报考大学时，唯一的目标是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当时祖父极力反对，认为学地质是“看风水”，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风水先生”，父亲则主张他报考军校，推崇军事救国。还是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哥哥最懂弟弟，极力支持他的意愿，说北大地质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强、条件最好，一个系拥有一所独立的小楼——地质馆。他听从哥哥的建议报考了北京大学，一举而中。

进入大学，赵鹏大犹如进入了一个梦一样的世界。在多梦的年龄和梦一样的环境里，赵鹏大的理想里色彩缤纷。北大地质学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赵鹏大如鱼得水，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超前自学了不少大学高年级的课程，还阅读了大量地质期刊杂志，创作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和新华电台播放了《漫谈湖泊》、《化石的故事》、《煤》、《石油的成因》等数十篇科普文章。1952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被分配到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参加建院工作。

走出校园的那一刻，赵鹏大脑子中闪过一幕幕在北大读书时难以忘怀的人和事——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生动的“古生物”课，在课堂上不时穿插以英国风情和名人轶事，令人神往；王鸿祯教授的“地史”课带领大家回溯远古、漫游世界，丰富而精彩的教学内容引人入胜；马杏垣教授的“普通地质学”内容新颖，板书秀丽，图文并茂，给人以愉悦的享受。这些中国一流的地质学家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马杏垣先生多次带领他去野外实习和工作，其野外地质观察能力之强，想象力之丰富，素描之精美，分析问题之深刻，举止言谈之风趣幽默，待人接物之大气，无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正是在博采各家之长的基础上，赵鹏大选择了“矿”作为“主攻”目标，这不仅因为自幼对矿有较深的情结，更因为当时处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深刻地认识到开发矿产资源对国家建设与保卫国防的重要意义。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即以“陕北四郎廟油田地质问题”为研究选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列列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与他们求索的渴望、奋斗的激情，从北京驶向他们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留苏学生。赵鹏大就是千万名留苏学生中的一个，前往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地质学家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院长雅克仁教授。这位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导师对赵鹏大说：“你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矿床学家或矿床勘探学家，必须跑上500个矿床！自己才能变成一座富矿。”

这句话就像一枚印章一样，深深地印在了赵鹏大的心坎上。留苏期间的7个寒暑假，他都和考察人员一道啃自带的黑面包，跑了几十个矿床。他和同学们去世界著名的成矿带乌拉尔、乌克兰、外贝加尔、布里亚特蒙古，以及冰雪没膝的克拉半岛北极圈等地，考察各种类型的矿床。

在广阔的大自然里，他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在大量的实践中，赵鹏大积累了丰富的地质勘探经验。1956年，原苏联地质部部长访华后得知留苏学生有个赵鹏大，几经周折，约赵鹏大到自己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新著翻译成俄文出版。二年级的赵鹏大，非常有底气地接受了这个重任，他和另一位留苏研究生钱祥麟一道利用课余时间奋战，每晚熬到3点多才睡觉。从接受任务到交稿大约有3个月时间，而他们实际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高质量地完成了李四光《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15万字的翻译，苏方和中国大使对他伸出大拇指。后来通过论文工作，他了解了相关地质学发展动态，并参与了前沿课题的研究。

当时，赵鹏大以我国富有但在当时属于新类型的网脉状钨锡矿床作为论文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发现：要求有定量结果的矿产普查勘探工作（如最后要求计算储量）缺乏定量的研究过程。例如，从矿床勘探类型的划分，勘探网度的选择，合理勘探程度的确定到勘查精度的评价等都是定性描述、经验判断乃至主观要求。这种因人而异缺乏客观准则、定性分析缺乏定量依据、规范要求缺乏科学论证、经验总结缺乏抽象提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大大降低了矿产普查勘探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作为实践性最强的应用学科和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因而，他的研究生论文把地质勘探工作和矿床地质研究定量化作为首取方向。从此以后，定量地学及后来的数学地质特别是定量勘查就成为他终身的研究方向。

几年后，带着一颗赤子之心，赵鹏大回到祖国，重新回到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岗位，对原有的“矿产普查与勘探”教材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改写，他独创的新章节连原苏联的教材上也没有。1960年，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也是在这一年，29岁的赵鹏大晋升为副教授，并在中国首次招收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研究生。当时，他是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也是最年轻的研究生导师。十丈高坡百丈阶

1963至1966年，赵鹏大患上了严重的膑骨软化症，有时甚至不能正常行走。但他忍着巨痛坚持带领学生到云南个旧锡矿区进行生产实习和科研工作，登山下井身先士卒。他对个旧锡矿的条状矿体、细脉带型矿体等特殊类型的复杂矿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矿床地质及勘探方法，在勘探手段的合理选择、勘探精度的正确确定和勘探工程最佳布局等方面均提出独到见解，而且首次利用数学模型模拟矿床勘探过程，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生产部门的重视。

1964年，赵鹏大提出应用数理统计研究矿床合理勘探手段及工程间距的途径和方法，比美国学者科克（Kock）、林克（Llink）在《地质数据统计分析》一书中提出的类似方法早6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比◆与志愿者亲切交流较完整的矿体变异数学模型，为矿床勘探类型的定量划分提供了可靠准则和依据。他率先在我国开展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的研究工作。1975年起，先后在江苏、安徽、湖北、内蒙古、云南、新疆等地的一些矿区或成矿远景区开展了不同比例尺成矿定量预测工作。在吸取国外先进理论和大量实践基础上，于1983年提出了“矿床统计预测”的基本理论、准则和方法体系，并以此为内容，编写了教材和专著，在学校中开设了相关课程，从而创立了“矿床统计预测”新学科方向。至今，矿产资源总量预测已成为我国地质勘查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了《宁芜火山岩盆地铁铜矿床成矿规律、找矿方向及找矿方法研究》专题成果。由赵鹏大执笔编写的《宁芜地区铁矿床统计预测》作为该项成果的组成部分，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鹏大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数学地质”学科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建立了“数学地质学”新体系，即研究地质体数学特征，建立地质体数学模型；研究地质作用因素及相互关系，建立地质过程数学模型和研究地质工作方法及地质数据特点，建立地质方法数学模型。1982年，他发表了《试论地质体数学特征》一文，首次论述了“地质体数学特征”的内容和方法。1989年，在成矿预测中根据“求异理论”提出“地质异常找矿”新概念，并于1991年发表了“初论地质异常”一文，系统阐述了“地质异常”的不同模式、不同尺度水平、成矿意义及其表示和研究方法。1995年他和研究集体一道发表文章论述中国“地质异常”一改传统的区域构造划分方法，从定量求异的角度对中国主要成矿带的分布总结出新的规律。“地质异常”的提出，丰富了成矿预测的研究内容，完善了对物、化探异常的综合配套解释，为寻找超常矿床提供了新的途径。地质体数学特征和地质异常等新问题的提出，开辟了对地质体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创立了数学地质的一个崭新的学科方向。1990年，他带领课题组成员，将“数学地质”新体系的研究成果编写成专著《地质勘探中的统计分析》。该专著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著作奖”一等奖，同行专家鉴定为“总体上达到国际水平，其中部分数学地质方法的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地质体数学特征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赵鹏大不断找矿的过程，让人想起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一句诗“历史的高山啊，层层叠叠，我们又爬上了十丈高坡百丈阶。”其间，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他平时为人友善，师生关系融洽，“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靠边站”，但没有受太大的冲击，1974年又开始从事地质科研了。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中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地质迎来科学的春天。在新时代面前，赵鹏大感慨万分：知识重新赢得重视，科学的地位回归本位。他科研的劲头更足了。这一年，他首次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数学地质”、“地质勘探中的统计分析”、“矿床统计预测”等课程。1989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赵鹏大宣读了《矿产定量预测的基本理论、基本准则和基本方法》，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他首次在世界科学舞台上，系统完整地将“数学地质”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1990年夏天，年近花甲的赵鹏大，不顾同事的好心劝阻，为承担科技攻关课题，带着同事和学生，深入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野外勘探。白天，他带上一壶水和一点干粮，风尘仆仆地出发；到了正午，温度高达50多度，毒辣的阳光刺射在皮肤上，异常难受。一望无际的沙漠很容易让人迷路，他和学生们一道，手拿罗盘和铁锤，一步一步行走在勘探的征途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考察队在新疆北山发现两条铜镍硫化物远景成矿带，在东准噶尔发现一条金矿带。他把自己融入祖国的一座座矿山，而他自己也铸成了一座矿，一座思想的精神的“金矿”。

1992年，已是知名学者的赵鹏大东渡日本，出席了规模空前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大会期间，他被授予国际数学地质最高奖——“克伦宾奖章”，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亚洲人；1993年11月，他又光荣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望山下新传奇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地质学院南迁后，于1975年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由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83年，赵鹏大被任命为武汉地质学院（后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院长。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以冲天的干劲和无比的热情，在武汉南望山下这片沃土上，书写着地质教育的传奇。从1983到2005年，在赵鹏大担任大学校长的22年间，也是学校发展最关键、最迅速的时期之一，创造了中国大学校长任期最长的纪录。

任职期间，为改善学校的物质条件，创造更好地教学环境，赵鹏大多方奔走，不仅争取到了世界银行贷款，为建设测试中心和其它基础设施打下基础；还争取进入了“211工程”，有经费派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派老师去国外进修学习。

2011年5月，赵鹏大院士迎来了他的80岁生日。在武汉校区的聚会上，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韩南鹏、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下简称“两院院士”）李德仁教授、两院院士常印佛、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刘炯天等参加了赵鹏大院士80岁生日庆祝会。因矿床地质学的发展，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于1995年推选赵鹏大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在赵鹏大院士80周年寿辰之日，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主席团授予赵鹏大“十字功勋”荣誉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赵鹏大院士和他的两名弟子向中国地质大学捐赠人民币110万元，用于设立“赵鹏大奖学金”，并向首届“赵鹏大奖学金”获奖者颁奖。此时此刻，南望山上，草长莺飞，绿树葱茏，百鸟欢歌，细语南望山下这一人间美丽场景。

2010年4月24日，备受关注的“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奖”在北京揭晓，79岁的赵鹏大获得“最受公众关注奖”。在领奖台上，他神采奕奕，依然像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这份特殊的荣誉，是对他60年来在地学领域努力工作的最大回报。2012年5月，赵鹏大院士回自贡寻访70年前的足迹。走过千山万水，探过座座矿山，回到最初梦想开始的地方，赵鹏大院士感怀颇多，挥毫写下心声，像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汇报：“行时谦虚谨慎，困境忍耐坚持，学习持之以恒，工作勇挑重担，作风朴实无华，生活朝气蓬勃。”

赵鹏大院士出生在沈阳市，祖籍却是清原县。据《清原县志》记载地下矿藏资源极为丰富，现已发现的有金、铜、铁、硫化铁、蛭石等20余种，全县已发现的矿点109个，资源储量约2亿多吨。

这是一个惊人的巧合么？清原，你拥有如此丰富的矿藏资源，是为了给人们增添更多的对赵鹏大院士的联想么？

院士名片殷鸿福　男，地质学家与地层古生物学家。籍贯浙江省舟山市，1935年3月生于浙江省舟山市。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地层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政协第九、十届全国委员。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地层委员会三叠纪分会副主席，国际地质对比计划359项主席，湖北省科协第五、六届全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系统介绍间断平衡论、新灾变论、事件地层学，提出地质演化突变观，发表我国首部生态地层学专著，提出生物－有机质－有机流体生物成矿系统。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我国生物地质学学科体系。发表化石描述近300种，图版80多幅。系统总结中国及东亚的三叠系。首次提出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新定义、界线事件的火山成因说等，确立中国浙江长兴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金钉子）”。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古生物学会“尹赞勋奖”，中国地质学会“李四光地质科研奖”等奖项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野外工作特殊贡献者”、“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等奖励和荣誉称号。出版专著28部，发表论文240篇。代表作有《生物地质学》、《地质演化突变观》、《中国古生物地理学》和《扬子及其周缘东吴－印支期生态地层学》。

院士寄语风正一帆远，树直百年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从洪荒的地球深处走来

少年时代的灵魂触动，对人一生的影响何其深远！1952年，这位17岁的少年，没有去报考众人向往的清华和上海交大的电机和机械专业，而是毅然以高分第一志愿填报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被人视为“冷门”的地质学专业。1953年5月26日，这个上大一的少年在《中国青年报》撰文倾诉一腔衷肠：“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急需矿产资源，而矿业是工业的先行，祖国急需地质人才……”

这个少年，就是今天名噪国际地层古生物学界的殷鸿福院士。

1935年3月15日，殷鸿福出生于浙江舟山定海县，南开大学毕业的父亲在上海当翻译。按说，他完全可以依托优裕的家境，走一条安逸富庶的人生之路。然而，火热的爱国热情与少年梦想的催生，他为自己的人生作出了第一次抉择！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伴着梦想飞翔。1956年，殷鸿福大学毕业后，师从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攻读副博士学位（当时仿效苏联学位制，为4年制）。为了精心撰写论文，他带上地质锤、罗盘针和放大镜“地质野外工作三大件”，远赴南国贵州崇山峻岭，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处女行”科考。巍巍云贵高原奇丽独特的地质现象，如一块磁铁深深吸引了风华正茂的殷鸿福探寻的目光，解读大地密码的情怀盘旋在心间。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每人每天只供应一斤糙米，不仅吃不饱，野外条件更为艰苦，他不久患上了可怕的肺结核，高烧39度。但他依然穿行在怪石嶙峋的大山深处，搜集第一手地质资料，分析研究整合后，他悄然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将原定为中三叠统拉丁期雷口坡（巴东）组时代修改为“安尼期”，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这些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科学》、《地质学报》等著名刊物上连续刊登，引起了学界注意。经过地质学界广泛的论证，这项工作迄今仍作为贵州地区重要的地层古生物文献被广泛引用。殷鸿福为自己的“处女行”划上了令人惊羡的一笔！1958年夏，殷鸿福和队友一起赴青海祁连山考察。当时，当地发生叛乱，队员们必须带枪自卫，即使夜里睡觉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友邻队员在山野被杀害，全队不得不由解放军战士协同进山考察。然而，凶险还来自多变的奇特气候。祁连山谷海拔有3800米，白天还是烈日当空，酷热难当，晚上却寒冷彻骨，有时还下起鸭蛋大的冰雹，打得头上大包小包。一件羊皮袄，抵热又御寒，热了背在肩上，冷了裹住身子，下冰雹就包在头上。夜晚，还有野兽不时在帐篷周边游弋、吼叫……野外考察险象环生，但殷鸿福不敢对父母吐露科考的凶险，而往往在信中轻描淡写地说“很安全”。对整天为他提心吊胆的夫人，他更不敢讲出这些惊心动魄的野外考察细节……

1961年，殷鸿福从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开始了地质教学与科研的远征！

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状况，从工作之日起，一直到1978年，在17年漫长的岁月里，他都是助教职称。10年“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知识分子被打倒，被批判，被边缘化，多少人荒废了专业，而殷鸿福坚持在逆境中与命运抗衡。

20世纪70年代初，他从“五七干校”返校后，妻子和儿子远在南昌。在当时那种无序状态下，他完全可以选择长期离校回南昌与家人团圆，尽享天伦。但是，他割舍不了视为生命的科学研究，于是忍痛辞别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住在北京，每天仍坚持在书海中广采博学。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搞力所能及的研究，一张35毫米的胶片要拍140页材料，每周数次到离学校很远的地质部图书馆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去查资料，风雨无阻。在这期间，他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资料，撰写了近10篇当时无法发表的研究论文，为后来在科研上的“火山爆发”积蓄了能量。让“金钉子”定址中国

1978年，改革开放迎来了鲜亮的时代，“科学的春天”也降临了！43岁的殷鸿福将这些论文陆续出版，很快晋升为武汉地质学院讲师。走过17年“科学迷失的隐痛”，他像一条重获新生的鱼儿，一头扎进科学的海洋，从事古生物与地质研究。由于专业扎实，1980年他便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3月至1982年3月，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访问，先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逊研究院工作，并先后在纽约科学院、耶鲁大学等25所大学和研究所讲学。

巨大的诱惑也接踵而来。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当时，殷鸿福的月薪是65元，中美教授的薪水差别为1比1000，很多人为能出国而不惜一切代价。在美国进修期满的殷鸿福要留在美国，很容易，他的科研合作者极力挽留：“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巨轮，想推动这巨轮的，要当心被它碾扁。”殷鸿福笑答：“总是要有人去推动这个巨轮吧！”抛弃了触手可及的诱惑，带着对祖国故乡的殷殷情怀，1982年，殷鸿福跨越重洋，重新站在祖国母亲的热土上，血管里涌动着更加炽烈的中国血！

然而，回国后，殷鸿福痛心地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大量地质工作者下海经商，地质工作非常不景气。这是科学的悲哀，也是民族的重创。他决心重回高山之巅，扛起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灵魂之旗！

1985年，年过半百的殷鸿福带队赴秦岭山区科考，逶迤旖旎的崇山峻岭，向他敞开了一条通向蛮荒世界的天路。这天，他带着腹泻翻越海拔4000米的岷山，为的是追索二叠—三叠系界线。伸向云端的岷山，空气稀薄，上山爬了4个多小时，一步一喘，近10小时不歇息，傍晚下山时，在陡峭的岩壁上，终因体力不支摔下山坡，膝盖骨粉碎性骨折，韧带断裂，同事们临时绑成担架，3小时后才抬下山，12小时后抬到公路，送兰州急救，然后转到北京治疗。这一治，就是漫长的两年。两年后病愈归来，他又重新活跃在险象环生的野外工作中……“立身绝顶，头上是深邃的天，脚下是坚实的地”，传奇式的科考生涯，贯穿了殷鸿福的科技人生。2009年，他荣获科技部“野外工作突出贡献奖”。

此时，具备国际视野的殷鸿福发现，一个新的挑战摆在自己的面前——“金钉子”（Golden Spike）。“金钉子”是俗称，即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GSSP），是全球确定唯一的点位，作为国际地层对比的标准。它被视为一个国家地层科研高水平的反映，世界上许多学者都以争取在其本国国土上建立界线层型为一种科学荣誉。金钉子对于地球历史时间，就宛如位于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零度经线对于地球经度，各个地质时代从那里迈开第一步，时光就开始了它的远行，定格了漫漫岁月起步的风烟。

距今2.5亿年前的古、中生代之交的二叠—三叠系（P/T）界线研究，由于是三颗断代界线金钉子之一，并且在界线处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群绝灭，该界线的研究备受国内外地质学者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国际地质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P/T界线划分一直采用的是20世纪初提出、被前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委员会主席Tozer所坚持，以“伍氏耳菊石出现”作为三叠系的开始的观点。

这是一个以强硬的姿态统领国际地质学界100年的传统地质理论，似乎很难推翻和超越！

然而，随着考察和研究的深入，殷鸿福教授敏锐地发现，我国华南地区具有世界上最广布和齐全的二叠—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和最完整的化石带，却找不到伍氏耳菊石，传统的理论是否正确？！他怀疑，并为此展开持久的攻坚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在华南广大地区开展了P/T界线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分析比对，他认为：耳菊石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不宜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在1986年于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以“微小欣德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标志的建议。

这是对权威的挑战！殷鸿福陷入争议的漩涡。

然而，经过4轮国际投票，2001年3月13日，一条喜讯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传到地大：中国煤山剖面被正式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这个标准的确立代表该领域地层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使长兴引起国际地质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项科技成果被评为“2001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进展”（科技部），“200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教育部）和“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中央电视台等组织评选），并获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多年来，殷鸿福在P/T古生物及界线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多篇论文被SCI收录，单篇被引用达300次，3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作为主编或主编之一组织出版此方面的专著7部，其中两部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古生物地理学》一书，前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Hallam教授亲自担任该书英文版的学术编辑，并在序言中评价道：“本书无疑将被证明是对一个具有全球意义主题的无可估量的指南。”

1993年12月，是殷鸿福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他凭着多年的研究积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显得镇定从容，觉得自己身上的教学、科研担子更重、压力更大。1996年10月，他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时空之门再起舞“金钉子”的确认，让殷鸿福奠定了在国际地质学界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地球科学新的变革，又将他引入科学发展战略的思虑中。

从达尔文、莱伊尔时代开始，地质学界和生物学界一直以渐变论占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提出了持生物演化突变观的“间断平衡论”，殷鸿福于1982年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这一演化理论，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华南二叠系、三叠系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和证据，于1988年主编出版了《地质演化突变观》一书，从地质事件及古生物演化角度论证了地质历史中的突变性。这一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两次来信与他探讨问题，并指出：“地质演化突变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然而，敏感的殷鸿福较早地认识到，国内囿于传统地层学古生物学的做法，己越来越不适应国际上对古生物学拓展的思路及我国全面提升科学研究并服务社会的要求，需要提出全新的古生物学概念。

殷鸿福访美期间，国外古生物学已在盛衰轮回中，他开始反思：中国学科也应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刚刚回国，他便写了《古生物学要在全方位服务中焕发青春》一文，提出古生物学要与地球科学、环境科学全面结合，为它们服务，“焕发古老学科的青春”。

在他看来，古生物学不能光盯着大型古生物而忽略肉眼难以分辨的微生物。大规模的微生物活动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地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没有氧气，正是因为微生物的活动，才使空气中的氧气逐渐增多，使高级生命的形成成为可能。

基于生命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认识，殷鸿福主张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把生物和其所生存的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对象。他带领科研团队，从1982年开始有计划地开展了生物地质学方面的研究。1994年，他发表《生物地质学》一文，明确提出要“走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学科交义的道路”，以地球环境与生物的协同演化为主攻方向。同一时期，国际上兴起了“地球生物学”，把它作为地球系统科学的一部分，这是由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学科。它与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一起构成了研究地球系统三大物质运动（生命、物理和化学运动）的学科体系。殷鸿福的研究工作与国际不谋而合。2008年，他的生物地质学项目启动26年后，终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带领团队继续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提出了其初步的学科体系。

正在殷鸿福迈向令人神往的全新领域时，2003年4月，一个尴尬的春天袭击了他。

一次偶然的体检，68岁的殷鸿福突然被查出患较严重的“心律不齐”，得马上住院。他用最平常不过的语气对医生说：“我还有工作要安排……”可医生的语气不容置疑：“你必须住院，你不要命了？”殷鸿福这才感到病情严重。此时，是他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第二任校长的第三年，还有一年就到届。可是，他借病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当了一次“逃兵”。

7年来，头顶名牌大学校长桂冠，纷杂的行政事务和名目繁多的邀请，使他远离科研和教学，成为他的负担和无奈，“7年没什么科研成果”，“无官一身轻，时间不多了，再也浪费不起。”他就此脱身，一为养病，更为重返科研和教学一线。

早在1964年初，他就与人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态学教程》，作为作者之一参与完成了由杨遵仪院士、郝诒纯院士主编的《古生物学教程》。他曾先后担任了原地矿部古生物学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和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倡导古生物学及地质学的教育改革。尽管科研任务繁忙，作为院士，他数十年来还是坚持给本科生授课，并培养了60余名博士和硕士。他培养的研究生中，很多人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专家、教授、博导。殷鸿福还是菩萨心肠，彰显拳拳爱心。截至2012年9月，他向校基金会捐助的奖学金共计39.5万元，其中包括2002年获“何梁何利奖”的20万元港币。此外，他还向学校图书馆捐献一大批极具学术价值的外文书刊。殷鸿福十分重视科研群体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殷鸿福和同事们共同创建了计算机室和生物成矿实验室，为以古生物学科为主体的“地球表层系统实验室”。在他的团队参予下，2011年，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花落地大。

卸下校长光环，殷鸿福回归学术本色，带领团队继续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其团队的目标是，发展具中国特色的地球生物学，依据中国占优势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形成在国际上有创新特点的地球生物学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

如今，这位78岁的老人，虽然额头爬上一道道皱纹，头发稀疏，却神采奕奕，一谈起逝去的激情岁月，就滔滔不绝。殷鸿福用舞动的地质锤，倾听大地母亲的心跳，轻叩时空之门，探究亿万年前的真实，伴他度过多少峥嵘岁月！

60年来，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功成名就，殷鸿福一直坚持奋斗在荒山野岭之间，雪山铭志，大地留痕，与遥远的大山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在地质科学教学、研究的道路上，他宛如一个远行的侠客，总是把登上大山之巅作为新的起点，一步步从宇宙洪荒的地球深处走来，使自己由沙粒逐渐演化成民族的脊梁！

院士名片文伏波　男，水利工程专家。籍贯湖南省桃江县，1925年8月出生。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工学院（今南京大学）水利工程系。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高级工程师，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历任长办设计部门技术员、工程师、长办副总工程师、副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早期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和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设计，参与组织编写《平原地区建闸设计手册》。1957至1982年作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主要负责人，参与了工程设计建设的全过程。参与的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二江工程分别获国家优质工程优秀设计金质奖和银质奖，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文伏波均为主要获奖者之一。1984至1990年负责组织编制《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补充报告》，该项目获水利部1994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撰有《葛洲坝水利枢纽──三峡的实战准备工程》、《长江流域规划编制简史》等论文和研究报告。

院士寄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伏波治水踏浪行

2009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横空出世，全面竣工。

临近年关，飞雪迎风翩舞，如银蝶追逐奔腾不息的大江激流，拥抱峡江两岸翠绿的山峦……此时，一位老人信步气势磅礴的长江三峡大坝，透过眼镜片上洁白的雪花，极目远眺，雪浪飞虹，俯瞰高峡平湖的壮观景致——这是继长城之后第二个可以从太空用肉眼看得清楚的人造工程。本应该在葛洲坝之前诞生的三峡大坝，迟到了21年。此时此刻，发电、航运、种植、生态、环境等蓝图徘徊在这位老人宽阔的胸怀，演绎着三峡未来的独特魅力。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水利工程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文伏波先生。

从1949年跨出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校门至今，文伏波在三江四水写下篇篇华章：

江汉平原第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荆江分洪；

南水北调的水源工程——丹江口水电站；

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电站；

享誉世界的超级大坝——三峡工程。

这4项工程，赫然构筑成治理长江开发史上4座不朽的里程碑，也托起一个水利学院士的传奇人生……旷世宏程写天下

长江三峡大坝，犹如一架巨大的“古琴”飞架南北，滚滚激流，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穿越大坝喷薄而出，如粗犷的琴弦，弹奏出震撼世界的东方旋律。这首“中国三峡水电交响乐”，第一乐章即1952年建成的湖北省荆州境内的荆江防洪工程，拉开了治理长江的序幕；第二乐章为1958年动工的丹江口水电站乃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关键工程，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及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为南水北调弹奏出水往高处流的神话；第三乐章是把三峡水电交响乐推向高潮的葛洲坝水利枢纽。

正是以文伏波院士领衔的这个交响乐队，演奏出了令国人骄傲、世人仰望的“长江之声”。“中国三峡水电交响乐”，史无前例，世界之最……这一幅幅国人的智慧与大自然巧妙融合的杰作，无不烙下文伏波先生的脚印。有诗曰：耄耋院士八十八/治水伏波当属他/披星戴月走泥丸/笑饮风餐宿芦花/荆江丹江阚长江/万水千山绘三峡/胸怀田园寄家国/旷世宏程写天下。

史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无独有偶，文伏波在丹江口和葛洲坝两工地，栖身20余载，乃至他年幼的女儿错认文伏波的“眼镜”同事为自己的爸爸。

1951年，荆江分洪工程启动，他除了参与工程设计，还担负着工程质量检查。白天亲临工地，晚上睡在竹棚里的拌搅机旁，和民工兄弟们滚在一起。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流域性特大洪水。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江水系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在这次罕见的洪灾中3次开闸分洪，经受住降服洪魔的考验，保住了荆江大堤，确保了武汉市和长江中、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荆江分洪，还有汉江杜家台分洪区，乃是文伏波在“水上长征”的“处女行”。

1956年，长江流域第三步实质性的治理开始了，这是从平原进军山地。他奉命参与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施工，并担任设计组组长兼现场设计代表组组长。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文伏波记忆犹新。限于当时土法上马、土法施工的历史国情，又受到片面强调高速度的大跃进思潮影响，工地屡屡出现不按工程设计图纸要求施工的情况，工程必然出现质量问题。他认真贯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的指示，严格按照设计要求，与施工方工程局展开激烈争论。作为工程设计的负责人，面对这种不重视施工质量的行为，他的心悬在了嗓子眼上。身为科学技术工作者，他觉得，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为人处事的良知，他都决不能沉默。否则，愧对于党组织的重托。出于一个科技工作者必须坚持真理的良知，他冒着政治风险，不顾个人得失，利用各种会议和工地报纸，反复宣讲和强调“质量是工程的生命，绝不能虚空求快，留下后患，坑害百姓，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因此与林一山一起得罪了不少人。

坚持真理，坚信科学。文伏波这种执着的精神最终获得周恩来总理及时作出“停工整顿”的批示。

在停工两年里，文伏波同工地广大技术人员一道，代表设计方，针对当时施工中发生的各种质量问题，通过科学试验和大量的技术分析，把原设计的混凝土大头坝改为重力坝；采用楔形梁处理基础施工中遇到的破碎带；首次制定了国内系统的水利大坝工程质量事故补强措施……

实践再一次验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从竣工至今，历经汉水流域1975年、1983年和1998年等特大洪峰的考验，30多年安然无恙，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回首丹江口工程，亲历开工—停工—整顿—复工的全过程，文伏波奉献了12个春夏秋冬。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他不光是“靠边站”，还成了“走资派”。不公待遇使很多同志想不通，但文伏波心胸豁达，意志坚强，以一种更高的政治觉悟和历史责任感直面现实。

1970年阳春3月，文伏波“分配”做一份新工作——收拾院落垃圾。这天，忽然听见喜鹊赞梅的悦耳之声。顷刻，他接到时任长江委军代表通知，迅速赶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进门，只见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在等他。文伏波和张体学可谓“冤家”，原来，早在丹江口工程开工时，张体学就是湖北省省长兼任总指挥长，文伏波是长江委派驻工地的设计代表。从此，针对丹江口工程的建设程序、施工质量，两人时有争论。尽管张体学是省级领导，文伏波只是工程设计方的工程师，但就工程而言，省里领导代表工程施工方，而设计方代表的是设计工程师，即施工必须严格服从科学技术。因此，施工方的总指挥也得服从设计方的技术员。这样，他俩不得不较上劲了。终究，文伏波对事业严谨负责的态度和精湛的技术水平，在张体学这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因此，在岁月的磨合中，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于是，在又一个天降大任的时刻，组织把葛洲坝再建奇功的绣球抛向了文伏波。文伏波和同志们立马会师茅坪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代表组。

葛洲坝当时预计修改设计的工期是3年。这么庞大的工程设计，3年怎么可能呢？回顾起当年夜以继日战斗在三峡工地的场景，文伏波发出爽朗的笑声：“和丹江口一样，12个春秋，仿佛弹指一挥间。”

然而，葛洲坝开工伊始，走过一段弯路。1970年底，正值“文革”白热化进程，葛洲坝工程仅凭一个规划性的设计文件就仓促开工，怎么能满足工程施工的需要呢？因此，在开工之初便陷入围城之困。

1972年，周总理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重新修改设计。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义不容辞担当起重新设计的主体。在两年的时间内，动员全部力量，会同有关兄弟单位，加强勘探试验和科研设计工作，攻克世界性◆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审查会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文伏波（左）汇难题。为作好枢纽布置，不厌其报，国务委员陈俊生（右）主持会议烦地作了5个水工泥沙模型试验，开展河势规划，协调大坝及其上游、下游的河势；增加大口径钻探，摸清红岩中的软弱夹层分布数量，经过现场大型试验，找出软弱夹层的安全磨擦系数最小值；创造出“人”字门的启闭设备，以及和意大利模型与结构试验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二江泄水闸的地质力学模型试验，对二江泄水闸的变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重新设计期间，文伏波先后担任勘测设计团参谋长、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设计代表处处长，在林一山的亲自指导下，与同事们一起，大胆提出挖除葛洲坝小岛；取消工程过鱼建筑物，改为人工放流鲟鱼；取消大江五孔泄水闸，代之以4台12.5万千瓦的机组。这些敢为人先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加之特殊的时代背景，争论异常激烈。

荆江分洪、杜家台分洪、丹江口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和长江三峡大坝，这一系列长江水系的大手笔，建成至今，一直运转正常，从未发生过重大事故。这些载入史册的实践验证了以文伏波为代表的新中国水利人睿智的应变能力和征服自然的力量。历经磨难成大器

长江流域大江南北洒遍了他的汗水，一个又一个百年工程凝聚着他的心血，山川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我们今天分享他的劳作所创造的幸福时，他的成就启发我们，相信每一个不平凡的人，或者说一个伟大的人，必然是天才加勤奋经过磨练而再生。

难忘1949年春夏，新中国即将诞生。然而，长江流域中下游，1948年水灾留下“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凄景，恰遇一场近20年未见的大水灾，造成无数堤垸溃决……

风华正茂的文伏波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在这年9月，等不及开国庆典的礼炮在北京天安门腾空而起，便打起背包告别校园，投身到灾后重建和沿江勘察工作中，和党政军民一起堵口复堤。“我在堵口复堤、生产自救的劳作中，身临萧瑟的灾后惨状，作为一名新中国的水利学子，年轻的水利工作者，深感肩负重担。回想起在江西彭泽县城查勘时，‘数月不知肉味’，我们想改善一下伙食，竟然走遍全城没嗅到一丝荤腥滋味，切身体会到水灾导致的贫乏，内心深处更加坚定水利是安邦定国的事业。”从此，文伏波的一生与水结缘，写就几十年“披星戴月走泥丸，笑饮风餐宿芦花”的艰苦岁月而又快乐的奋斗历程。

1972年，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会商长江葛洲坝工程事宜，在翻阅汇报人员名单时，文伏波的名字引起了总理的兴趣，总理风趣地说：“啊，文伏波，你这个名字到越南去不好——东汉时期征战越南的马援就被封为伏波将军，搞水利却不错。你的名字不就是要降伏洪波吗！”

总理的话，一语点破了文伏波人生宿命。

用这样一首诗解读这位从桃江走出来的“当代大禹”的青少年简历——兵荒马乱洪灾泛/文家为国添英男/伏波立志降洪魔/金榜瞄准治水班/历经磨难屡求索/献身国民敢登攀/未等开国礼炮鸣/勘踏神州战犹酣。

1925年8月，文伏波生在水乡泽国——湖南桃江，常见水患。正因如是，为摆脱困扰祖辈几代人的水患，父母对他寄予希望，遂取名“伏波”。文伏波青少年时期，处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华民族动荡不堪，老百姓饱受肌饿、贫困和战乱之苦。然而，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文家父母见小伏波格外聪颖，于是咬紧牙关，节俭拉债，让小伏波5岁就进了私塾。

艰苦的童年，催发他少年立志，积极进取，1943年，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时选择了水利系。

不久，日军炮舰直逼南京，学校不得不迁到陪都重庆。1944年，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军的攻击不堪一击，大片国土沦陷。上大二的文伏波毅然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开赴缅甸。在残酷恶劣的战争环境里，10万远征军死伤达6.1万之多，年轻力壮的文伏波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天生的体魄，鏖战滇缅，坚持到抗战胜利，继而重返母校继续学业，寻找报国之路。人生夕阳如朝霞

雪花飞舞，春意盎然在即，仰望登临三峡大坝之巅的文老，心旷神怡，夕阳的彩虹胜比朝曦，治江神曲响彻山川大地。

文老一生虽然从事自然科学，其文史哲理修养也是一流，尤其在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即使在艰苦作业的环境里也激扬文字，让枯燥乏味的工地生活平添了几分人文情操。1959年，文老泛舟丹江口碧波万顷于坝下，水轮发电机催人风发，于是欣然命笔《浪淘沙•丹江口有感》：一九三五年/洪水滔天/汉江两岸漫无边/八万生灵随逝水/含恨九泉。人民掌政权/干劲冲天/丹江◆在工地（右三）口外筑石堤/防洪发电兼灌溉/福满人间。

诗人情感细腻，发自肺腑，牵挂万民。

1986年，文伏波把长江委副主任的接力棒传递给后来居上的水利人，担任长江委技术委员会主任。

近年，他潜心于奖掖后学，扶持青年，鼓励他们“多到前方去，到工地去，深入一线。”

文伏波先生一生为人十分谦逊，尽管他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深的水利泰斗，可是，他说自己永远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熟悉文老的人们非常敬佩他，虽年逾古稀，仍时常坚持亲临长江三峡实地探索，对治江之情仍然涛声依旧。常见耄耋之年的老者，多赋闲家中颐养天年。尽管近年来文老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每年去三峡考察，而文老一天都没得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孟德名言，使人们从文老身体力行的岁月里，感受到文老这位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有一颗金子般闪光的心。

正因为有一颗金子般闪光的心，以及渊博的学识和毕生积累的宝贵经验，文伏波院士撰写出《按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要求进一步搞好长江治理开发》、《南水北调与我国可持续发展》两部论著，向党向祖国向人民又奉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院士名片黄旭华　男，舰船设计专家、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原籍广东省揭阳市，1926年3月生于广东省汕尾市。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曾任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719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以及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长期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主持完成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分别获1985年和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院士寄语艰苦奋斗，创新超越，圆我中国梦。

30年隐姓埋名别梦悠悠

30年！30年，对人生何其漫长？！然而，黄旭华却用孤注一掷的“无名人生”，在中国隐蔽战线进行了长达30年的“水下长征”。

从63岁开始，他的母亲经常枯坐在广东老家的青石板上，看光阴升落，看日月轮回，盼自己最为骄傲的儿子从远方归来。直到95岁，她才在故乡老屋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此时，儿子已年过花甲，双鬓白发。然而，年迈的母亲对儿子没有一丝责怪，更多的是欣慰与骄傲交织的泪水——眼前的儿子，已走过30年隐姓埋名、孤独而隐忍的生活，成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2013年1月11日，武汉719研究所，笔者聆听黄旭华院士的传奇人生故事，触摸这颗带着隐痛的灵魂跳动，彻骨的亲情挣扎与隐忍、痛苦与骄傲，呼啸而来……临危受命，迈向“水下长征”

1944年春，抗战进入白热化。日本侵略军攻陷长沙，沿湘桂铁路南下，桂林紧急疏散。少年黄旭华艰难行进在从桂林西进重庆的搏命旅途……悲愤之余，他突发奇想：若有一种武器，上能升天，保卫祖国万里长空；下能入海，捍卫祖国万里海疆，该多好啊！这个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信仰。

黄旭华，本名黄绍强，1926年3月生于广东汕尾田墘镇，家中有9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父母先后在英国传教士开办的福音医院做医生，乐善好施，当地穷苦人家往往出不起医药费，母亲就免费为许多穷人家接过生却不求回报，总是亲切地对产妇家属说：“等孩子两岁（能说话），叫我一声干妈就行。”母亲的善举，在当地赢得广泛的美誉。

黄旭华自小读书聪明。当时，父母希望他和成绩同样优秀的大哥继承父母衣钵，将来从医，救死扶伤。

然而，这个烈火般的愿望接下来被战争掐灭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中学停办。1938年大年初四，黄旭华不顾因战争交通中断造成的困难，徒步走了整整4天山路，进入了从汕头搬迁到山沟里继续办学的聿怀中学。为了求得安静的读书环境，1941年，黄旭华和几个同学迎着炮火，来到当时的抗日文化名城桂林，考入著名的省立桂林中学高中部。1944年，黄旭华高中毕业，辗转战时陪都重庆，报考因战乱而迁渝的大学。

儿行千里母担忧。在炮火的轰鸣中，在老家同样躲避战火的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担心儿子的安危。然而，让母亲欣慰的是，穿越连天的战火，挤过人山人海的火车，长途颠簸近两个月，九死一生的黄旭华终于抵达了重庆。可是，此时各高校招生已过，万般无奈，他只好进入国民党教育部为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特设的◆与刘华清大学“先修班”。种种遭遇，使黄旭华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转变，他断然放弃了继承父业的念头。一年后，他被保送中央大学航空系。同时，他又报考了心仪已久的上海交大，并于1945年7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该校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都是理想的专业，他毅然选择当时被誉为“中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上海交大，实现了颠沛流离旅途萌生的“造船造舰”抵御外侮的报国热望！1949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华东军管会船舶建设处，一年后调任上海招商局和港务局任机要秘书。1954年，性格内敛低调的黄旭华被选送参加苏联援助中国的几型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学习舰艇常规技术，很快上手。

1958年，鉴于严峻的国际斗争形势，聂荣臻元帅以战略家的勇气向中央请求研制核潜艇，党中央、毛主席很快批准。核潜艇研制马上进入准备状态。组织上则看中了有苏联舰船专业经历的黄旭华，他有幸被选中参研，调到北京海军，不久后任核潜艇研究室副总工程师（当时未设总工程师）。30年亲情隐忍，“核潜艇之父”横空出世

核潜艇，是高度保密的国防尖端工程。上任第一天，领导找黄旭华严肃谈话：“小黄，你进了这个门，就得一辈子隐姓埋名守在这里，这是组织的保密纪律……”黄旭华牢记领导的指示，此后淡化了与家人和亲友的联系。

接到命令，黄旭华写信简单告诉远方的母亲，自己要到北京工作，但具体干什么，他只字未提。感觉到儿子是去“做大事”，知书达理的母亲也没多问。就这样，黄旭华辞别妻女，隐姓埋名，进入海军工作。

当时，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手头只有一位外交官从国外带回的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这个玩具模型，被专家们拆了装，装了又拆，而对“真家伙”的内部结构则一无所知。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中国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造不了核潜艇。赫鲁晓夫的傲慢，令毛泽东发出巨人的怒吼：“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军令如山！当时辽宁葫芦岛造船基地，还是一片三面临海、长满杂草的蛮荒世界，“常年刮风暴，一刮就半年”，气候异常恶劣。然而，更糟糕的是，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潜艇的形状。可不要小看这个形状，它对于在阻力很大的海水里航行的潜艇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黄旭华等选择了难度很大却是最先进的“水滴线型”为艇体的形状。为了确定水滴线型的可行性，他和同志们在实验室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试验，没有风洞和大型水池，没有高强度厚钢板和加工设备，关键的是中国还没有陆上核电站。希望一次次进去，失望一次次出来……1962年，这项工程不得不暂时下马。1965年，二、六机部党组建议恢复研制，中央很快批复同意重新上马。

黄旭华十分清楚，研制核潜艇，美国走了三步，原苏联走了五步。中国怎么搞？照美式苏式，稳妥，但时间拖不起。一步到位，时间短，但风险太大。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非走别人的老路不可呢？黄旭华选择了“太多风险”的路——三步并作一步：一步到位！

当时，国外资料真假难分、虚实难辨。某外刊资料称：为保证导弹发射落点精度，美国打算在艇上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以稳定其航行状态。但这么大的物体中国一时不能生产，设计组反复论证分析试验数据，表明没它也行。但专家争论激烈，人家比我们先进都用，我们不用，发射时潜艇翻了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黄旭华想：我们是独立研究，不是抄袭，有什么必要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既然试验可以不装，就应该相信自己的试验结论——不装！黄旭华拍板报聂荣臻元帅批准定案。后来得知，其实美国压根儿就没有装这个巨型陀螺，黄旭华总算没上当。

科技人员又围绕着新式潜艇的15个难题展开了攻坚战。最后，这些难点又综合为7大技术关键……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些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思念妻女心切，黄旭华后来把妻子也调到本单位，整个家也搬到了这座荒凉的小岛。平时，他没时间回家，偶尔回家，女儿就说他是“到家里出差来啦”，夫人说他是“真正的客家人”。是的，为了艇上千万台件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网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工厂和院校等单位，工程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们用算盘、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终于，中国的核潜艇搞出来了。

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

1981年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导弹核潜艇，相对于陆地核基地，作为水下机动的核弹发射场，是“国家二次核打击力量”。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此时，远在汕尾老家的母亲，丝毫不知这项震惊世界的壮举是人间蒸发般的儿子领头创造的。即使是20世纪70年代父亲因病去世，他也没回家奔丧。父亲去世时，只知道三儿子在北京工作，但不知道是什么单位，更不知道在干什么。“文革”期间，母亲被下放发配到农村养猪，睡猪棚，吃咸菜，受尽屈辱，儿子却依然不见踪影……儿子的◆与聂荣臻影像模糊了，但在母亲心里，儿子是永远的挂念。黄旭华心里虽刻骨地思念母亲，然而，核潜艇研制进入新的攻坚阶段，千头万绪的科研工作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他只能偶尔写封信回家问候，信里面不能谈工作，不能吐露驻地，他只能将思亲之痛独自吞咽……

1988年，南海深潜试验，黄旭华顺道探视老母。95岁的母亲，终于见到日思夜盼的儿子。母子对视，却无语凝噎。此时，黄旭华已62岁，双鬓染上白发。30年不见，母亲静静地看着儿子。眼前的儿子，熟悉而陌生。但很快，她被巨大的骄傲激动得泪流满面……

原来，回家前夕，母亲意外收到黄旭华寄来的一本杂志。这是1987年第6期上海出版的《文汇月刊》。多病的母亲看了又看，反复读着上面一篇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这篇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系湖北作家祖慰所采写，记录了黄旭华隐姓埋名的“水下人生”。读着读着，母亲嘴唇哆嗦起来，她没想到，30年人间蒸发、被弟弟妹妹谴责“不要家”的“不孝之子”，竟在为国家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此时，站在面前的儿子已是垂暮之年！

对黄旭华而言，自己身份的解禁，让他放下了压在心头30年的磐石。当年，随社会日益开放，经国家相关部门审批，他可以向社会公开那个隐藏的身份，就欣然接受了作家祖慰的专访，《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一时轰动全国。

面对儿子眼中的愧疚，母亲抹干眼泪，转头对其他子女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知儿莫如母。除大哥外，黄旭华其他兄弟姐妹几十年来一直怨艾他“不要家”，因父母年迈力衰，随军南下的大哥就把4个弟妹带到广州南方革大学习，参加工作。但母亲这句话，让他一下释然，泪盈眼眶……伫立在父亲墓前，黄旭华含泪道：“儿子的事，相信您也能理解……”

在家短暂停留后，黄旭华还没来得及和母亲多说几句话，就踏上了新的“水下征程”。慈母永别，深海壮歌

1988年初，我国核潜艇完成多次试验后，按设计极限深度在南海作深潜试验。所有参试人员都明白，中国只有常规潜艇下潜经验，而核潜艇要复杂危险得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试验！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时，下去后再没有上来，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至今仍难找到确切的失败原因。这艘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艇，能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首次深潜试验的大关吗？！个别专家也满腹狐疑，有的参试人员做好了牺牲准备，向亲人嘱托了后事。

那段时间，参试人员常唱起当年流行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营地里弥漫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气氛。黄旭华也明白：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越需要精神集中。他和同事们再一次检查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才决定下潜。

看出黄旭华心头的重压，夫人李世英对他说：“旭华，你是总设计师，你一定要下去。你如果不下去，这个队伍还怎么带？”妻子的话，给了黄旭华力量。于是，下潜前，他对参试团队发出总动员：“今天不是叫你们去‘光荣’的，而是要把实验数据带回来。我和你们一起下去，一起克服困难！”

在国外，核潜艇总设计师是科研团队保护的“第一人”，黄旭华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所有参试人员也变得淡定。惊心动魄的深潜开始了：50米、100米……每下潜若干米，就得报告有关指数，为避免艇上操纵人员因紧张而误操作，黄旭华要求测试人员在接近极限深度最危险的时刻，用字母表示结构和动力变化情况：A，正常；B，接近临界；C，超标。深潜过程中，艇壳骇人地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多处“咔嗒”、“咔嗒”地响……

这一天，李世英也惴惴不安。她与丈夫是在上海港务局一起工作认识的，共同的事业让他俩种下爱情的种子。1956年，他们结成伉俪，并先后生下3个女儿。试验一旦失败，孩子们就将失去爸爸，失去最宽厚的父爱。为排遣内心挥之不去的压力，试验前她去海南岛兜了一圈，一路上却抑制不住担忧，提前返回。当得知深潜试验成功并创世界首例的消息时，她愣了半晌，这个默默支撑着家庭重担、抚育3个孩子的女人，竟放声大哭……1994年，因其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功勋卓著，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却说：“中国核潜艇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领导下，由大批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集体创造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其中一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做了应该做的事。”

此时，远在汕尾老家的母亲，已101岁高龄，得知这个轰动世界的消息，她嘴唇颤抖：“绍强，好啊，对得起黄家列祖列宗啊！……”儿子的成就，让体弱多病的母亲想再多活几年。

然而，1995年3月的一天早晨，黄旭华忽然接到汕尾打来的急电，里面传来弟弟的哭声：“三哥，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吧……”原来，102岁高龄的母亲，不久前先后摔了两跤，导致内脏破裂，治疗无效，生命垂危。为不影响儿子工作，这个百岁老人不愿惊扰千里之外在武汉的儿子。弥留之际，她却在昏昏沉沉呼唤着儿子的名字：“绍强，绍强在哪？……”

飞机、汽车、三轮车……一路狂奔，69岁的黄旭华心急如焚，痛悔不已。父亲20多年前去世后，孤苦的母亲独守故乡老屋。那间老屋，仿佛盘着她的根。即使是病前一段日子，她还拖着不便的腿，洗衣、浇花、写信、起居也自己安排。在几个子女中，黄旭华觉得自己“最为不孝”。

下午3时许，黄旭华赶到汕尾老家，蹲在母亲病床前，轻唤了一声“妈”就泪水盈眶。此时母亲气若游丝，但还是认出了风尘仆仆的儿子，显然很吃惊，虚弱地问：“绍强，谁……通知……你的？”她很想起身好好看看儿子，却全身无力。黄旭华哽咽道：“妈，我很想你……”母亲怕儿子一路劳累，摆摆手，示意黄旭华“休息”。但过了一会儿，老人对身边的女儿说：“叫三哥来。”这一次，母亲坐了起来，戴上眼镜，嘴角挤出一丝微笑：“你长肥了……”但很快，她再一次陷入昏迷……不知过了多久，当医生的女儿给母亲把脉后，对三哥哭着说：“妈妈走了……”

从回到家，到母亲去世，前后不过两三个小时，黄旭华再也忍不住悲痛，老泪纵横。弟弟哭着大声埋怨：“你不回来，妈妈就不会走……”这句话，让黄旭华顿感万箭穿心般疼痛……

按照当地习俗，活过百岁的老人，终年要加两岁，即天1岁，地1岁，也就是母亲的享年是104岁。然而，其他兄妹之前一直盼望母亲活到最为吉利的105岁。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这让黄旭华心头的愧疚更加强烈。30年隐姓埋名，别梦依稀。时光的荒原长满野草，亲情的大树，却以向上的姿态，长成参天大树。葬礼这天，100多位曾受过母亲医治和接生的“干儿女”，前来为母亲送葬。在母亲的坟头，黄旭华长跪不起……

安葬完母亲后，黄旭华又回到工作岗位，为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的掘进而发力。如今，87岁高龄的黄旭华院士一直没有闲下来。在钓鱼岛、黄岩岛等中国海疆面临新的挑战面前，他带领科研团队，继续踏上了“水下征程”！

院士名片於崇文　男，地球化学动力学家、矿床地球化学家、地质教育家。籍贯浙江省宁波市，1924年2月生于上海。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曾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顾问，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顾问，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顾问，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委员、顾问，元素地球化学与区域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一生潜心于地学基础理论研究，长期致力于将基础自然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理论与地球科学相结合，先后开辟和发展了5个创新的学术领域——地质―地球化学中的多元分析、区域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动力学、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成矿系统的复杂性，促进了地球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二等奖和地质科学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奖励。代表作有《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动力学》、《地质系统的复杂性》和《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等专著。

院士寄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上下求索兴中华

於崇文写给笔者的条幅，内容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让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大夫屈原。他们实在太像了，都有一个踽踽独行的背影，都有一颗孤傲的心。不同的是，屈原是不幸的，他迷失于求索之旅，并以生命为代价选择了避世；於崇文则幸运得多，他目标笃定，在自己开辟的科学领域上下求索，在属于他的理想王国纵横驰骋。

於崇文今年90岁了。90岁，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年龄，更何况，他是一位把毕生的心血全部献给了伟大事业的科学家！少年博采中西文化

1924年农历正月十一，於崇文生于上海，父亲是一家纱厂的会计，母亲做过纱厂女工。虽是寻常人家，但父母对教育格外重视。

於崇文说：“我一上学就上英国人办的公学，学习英文，接受的是英国式教育。校长每周训话一次，无非是纪律，除了纪律还是纪律。”

后来他转入建校百年以上的著名中小学之一——澄衷中小学，接受全面启蒙。澄衷中小学的教育非常严格，任何一门课不及格都不准毕业，而课程多到难以置信，有国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劳作和公民，等等。老师都是当时上海的著名学者：国文老师是前清秀才；算术老师陈嶽生是著名学者；班主任翁老师是书法家，曾用宣纸写就“洁身自好”四字赠给他；体育老师是有名的体育教练，曾编写我国著名的“八段锦”体操；劳作老师教给他动手能力，也教给他凡事要自己动手的道理……

於崇文说：“大概是2005年吧，我在江西的三清山考察地质，无意中发现一面石壁上有钱君匋先生的题词，顿时唏嘘不已，想起了那些年，那些事。还记得翁老师教我写楷书，看我写得潦草，就拿一把戒尺‘啪啪啪’打我的手心，虽然委屈，但我没有怨言。”

各有专长的老师把於崇文合力打造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既严谨又灵巧，能编织花篮，制作摇尾巴的狗、自己走动的坦克。他因认真求实、精益求精被同学们戏称为“德国人”。

於崇文深深感谢他的双亲，他们的厚爱让他在童年时期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在学校图书馆，他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读物，家里也有《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鲁宾逊漂流记》之类的藏书。而课外时间都由他自己支配，种花、养鱼、养鸡、养鸭，也养蟋蟀、蝈蝈和金铃子。打苍蝇喂小鸭，在水池中放水让小鸭游泳，和它们和谐相处，做到他发出口令它们就会跟着他到处走。他也打球、玩铃角、踩高跷、玩箜竹等等，做他喜欢做的事。

但是，这样的宁静不断被打破。

於崇文回忆道：“1932年12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上海，我们全家跑回镇海老家避难。那时我才8岁，跟父亲去水塘边用竹筐捕虾。芝麻成熟时，又割芝麻。搬运芝麻秆时我漫不经心，芝麻撒在地上，父亲严厉地训斥我：◆1983年9月和同事们在实验室工作‘做一件事，就必须把它做好！’这话我牢记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於崇文再也开心不起来。

於崇文的高中时代是在南洋中学度过的。南洋中学创建于1896年，是国人自力主办新式学校最早的范例，在爱国教育家王培孙先生科学报国思想的引导下，形成了“自主，求实，俭朴，好学”的校风。南洋中学的教师几乎都是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的校友，有的直接就是南洋大学的兼职教授。除国文外，所有教材都采用英文课本，而且是当时西方国家久经考验的著名教科书。英文课的内容包括文法、修辞学、英国文学、现代英语、会话、作文和中英文互译。若干年后，他能够轻松地读懂原版英文著作，不致落后于时代，不致被世界科技潮流所淘汰，正是得益于此。

此间，於崇文吸收到来自多方面的知识，既读过鲁迅、茅盾、巴金的杂文、小说和新月派的新诗，也读过国外的文学名著，读过艾思奇和胡绳的哲学和社科著作以及来自前苏联的社科书籍。这让他具备了广泛的学术取向和自学成才的能力。求索之旅兼容并包

故乡正遭受侵略者的蹂躏，於崇文是苦闷的、压抑的，他不甘心在沦陷区挣扎，渴望找到一条出路以摆脱困境。1942年读高二时他打算和同学共赴金华，但金华很快沦陷。1943年他终于觅得一个机会，离开了上海这座“孤岛”。

他开启了有生以来最早的求索之旅。虽然他的知识积累还不足以支撑他踏上人生旅程，但他不得不提前出发。

这是一次辗转江、浙、闽、赣、湘、黔、川、滇诸省的长途跋涉。长路漫漫，前途茫茫，他开始独立生活。

於崇文说：“当时的目标是重庆，是赶考，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交通困难，经常长途步行，不巧又身患痢疾，走到龙泉时体力不行了，就在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歇下来。不料突发鼠疫，在龙泉逗留了一个月，赶到零陵时考期已过。我二哥在零陵，在中国零陵耐火砖厂做事，他给我找了个事，暂时安顿下来等来年再考。”

临时工於崇文的工作是耐火粘土成分分析。这是他在课堂上没有接触过的，但在靳凤桐的关心帮助下，他逐渐战胜了困难。

靳凤桐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早期毕业生，当时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受耐火砖厂之邀来勘查耐火粘土资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於崇文跟着靳凤桐在粘土矿的矿峒爬进爬出，从此在心里播下了地质学的种子。可以说，靳凤桐是把於崇文带进地质学领域的第一任导师。他的出现貌似偶然，但从於崇文未来的成就看，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必然。

於崇文的命运正在与地质学悄悄交集，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1944年的上半年，日军打过衡阳逼近零陵，於崇文逃到重庆，跟穷学生们一道露宿在廊檐下。随后他考取了西南联大，又从重庆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他接受了民主思想。他听过张奚若批评国事的报告，听过闻一多、费孝通、钱端升等教授的政治讲演，还亲自参与了“一二•一”运动。本来他打算读造船系或纺织系，但大后方没有这两个专业，就报了机械系。大一没有分系，华罗庚、陈省身、杨武之、吴大猷、吴晗、申又枨等名师亲临一线授课，对他学习并掌握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於崇文靠少许助学金度日，虽土坯茅屋、粗茶淡饭，然不觉其苦。后因伤寒休学，进一家锯木厂打工，一年以后略有积余才复学。受靳凤桐的影响，他放弃机械系，转入地质地理气象系。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恢复成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他选择了北大地质学系，从此确立了终身从事地质工作的志向。

於崇文在北大地质学系如鱼得水，这里既有中国最好的老师，又有丰富的馆藏，还有价值连城的岩石和古生物化石标本，以及先进、完备的教学设备。科学的大门向这个向往科学的学子敞开。

尤为可喜的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形成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风，历届师生皆身体力行。於崇文在此氛围下，逐步完善了自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学风，并贯穿一生。动荡岁月坚守信仰

尽管长期身处恶劣的战争环境，於崇文仍然接受到优良的教育，但又因战争蹉跎了4载光阴，直到1950年才从大学毕业。

毕业后的於崇文选择了从教，把教育对他的影响归纳成16个字：学习思考，锲而不舍，探索创新，攀登不息。他把这16个字又传承给了他的学生。

毕业刚满3年，於崇文就晋升为讲师。因其系统全面、逻辑严密的思维习惯，深入浅出、准确而又简明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深受学生喜爱，很多学生至今都保存着他40多年前讲课的笔记。

在学生心里，老师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真理的坚守。建国初期，我国向前苏联一边倒，从教学体制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一概向前苏联学习。但是於崇文坚持“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同时向西方学习，在教学内容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当旁人告诉他这种做法冒有一定的政◆1997年4月30日在武昌森林公园与研究生治风险时，他并没有胆怯和畏畅谈缩，而是坦然面对。在“红专辩论”中，他因“走白专道路”和“知识资本论”而受批判，并在1958年被“拔白旗”，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信念。

为此，於崇文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9年，军宣队宣布全校大部分教职工下放干校劳动，声称从此知识分子扎根农村，并限定几天之内收拾停当，各自带领家眷奔赴江西峡江县仁和镇干校劳动。一声令下，於崇文一家立即行动起来。最令他为难的是，他的主要“财产”——大量的俄文原版和英文翻版专业书籍应该如何处理。想到今后要在农村落户从事体力劳动，书籍已成多余之物，他下狠心将这些书籍用十六七个麻袋胡乱装起来，当废纸卖掉了。当时是轻装上阵了，可是等他需要时，这些被“革了命”的“文化”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成为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事情之一。

到了干校，於崇文老老实实地参加劳动，安排什么就干什么，砍柴、挑粪、种菜、插秧、打土坯、砌墙盖房和催芽。当泥瓦工时，他向工人师傅学习“横平竖直”的要领，取得了建房子的经验。砌砖窑时，他受师傅指派，与另一位同事对砌技术难度较大的圆形拱顶，获得成功。催芽时，他一方面向农民学习“干根湿芽”的要领，一方面经过科学试验和不断改进，取得了将发芽周期从35小时缩短至24小时的佳绩，所得到的奖赏，就是光荣地入选插秧队插秧。他把认真劲儿带到了改造他思想的地方，没有因落魄而失去精神。

偶尔，他也有被需要的时候。1971年，他被抽调至福建教改小分队参加教育革命。在此期间，他在闽南地区主要矿山进行地质调查和考察，并搜集实际资料，结合理论整理编写成结合闽南矿床实际的矿床学教材。他和闽南地质队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传授有关矿产资源的地质知识。他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条件，努力完成自己的科学使命。

逆境，是成功者的试金石。在逆境中，有人选择了背叛，有人选择了放弃甚至轻生，但於崇文选择了坦然面对，乐观向上。

1972年，於崇文终于从干校返校。不久，他为冶金部的化探工程师在广西桂林举办地球化学高级短训班，对生产部门的技术干部进行在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经历了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之后，他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於崇文的求索之旅被迫一度偏离轨道，但他坚信迟早要回归正常，他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从此，他选定了这条道路，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坚定地走到今天。追梦脚步永不停歇

回顾往事，於崇文认为自己只是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他说：“这算不上什么贡献，然而扪心自问，还不至愧对祖国和人民。”

於崇文是一个对科学有着执著追求的人。

从教早期，他“自导、自编、自印、自演”，即自行选定教学内容，自己编写教材讲义，自己刻写钢板、推油印机印讲义，自己讲课自己辅导。他白天工作，晚上突击学习俄语，短期内基本掌握了语法和专业词汇，并尽力将前苏联的地质专业知识吸收到教学内容中去。他常常开夜车，甚至通宵不眠。往往是一夜未睡，凌晨刚印完讲义，就从端王府夹道登车赶往沙滩地质馆讲课。

一个人竟有如此之大的潜力，回想当年，於崇文自己也感到吃惊。

他刚开始是教结晶学与矿物学，后来坚持己见，开设新课——地球化学，填补了我国地球化学学科的空白。他是在国内高等学校第二个开设地球化学课程的人。当时地球化学刚刚诞生，国际上门派众多，他科学地吸收了各门各派的知识精髓，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1972年，经过对国外学术动态的调查研究，他预见到地球科学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进行研究，并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的地质科学定量化时代必将到来，决定选择地质数学作为下一步探索研究的方向和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广义地球化学动力学”的新定义和命题，并在其中发展出“成矿作用动力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静态上升到动态，开辟了矿床学的崭新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他取得了“大型矿床和成矿区（带）形成在混沌边缘”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他人提出这一命题。世纪之交，他又将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成矿理论：“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一种新的成矿理论与方法论”，这是对传统矿床成因理◆1999年6月6日在美国加州考察地震地质论和成矿规律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

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於崇文攻克了一座座科学堡垒，成就突出。1991年，荣获第二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这是我国地质科学最高奖。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但是，於崇文并不因此而满足。

大学期间，他听到一位前辈说，地质学是一门不科学的学科。这句话印在他的脑海里，令他不安。他不能接受这种状况，试图改变之。于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将基础自然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与地球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於崇文还筹建了地球化学与地球化学探矿专业，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和技术骨干。他是地质科学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为中国的地质找矿、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於崇文先后开拓出5个创新的学术领域：将多元分析系统全面地引入地质—地球化学，推动地球科学的定量化；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探索和发展了“区域地球化学”新学科；将动力学与成矿作用相结合，开辟“成矿作用动力学”的矿床成因研究新方向；探索地质系统复杂性的本质，促进地质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矿产资源的形成与发展，提出“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的新成矿理论与探索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近多年以来，他将世界科学界称之为“21世纪的科学”的复杂性科学与地质学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把满腔热情诉诸笔端。影响最大的两部巨著是《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上下卷和《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上下卷，历时10年，总计430万字。对于这些“凝聚了一生心血的科研精粹”，於崇文保守地评价它们“至少比现行的传统地质学研究提前了10到15年”。

虽已是暮年，但於崇文追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学校，他风雨无阻地上班，哪怕是国庆长假，照样骑着那辆已有20多年历史的旧自行车，准时到达北京校区的红色教二楼。在野外，他脚穿长筒靴，手拿地质锤，穿梭在荒山野岭。2004年在安徽铜陵，他以80之寿、羸弱之躯下到800米深的矿井，任凭衣衫被汗水湿透，任凭胸腔闷得发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不正是对於崇文一生的真实写照么？

院士名片张景中　男，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籍贯河南省汝南县，1936年12月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名誉所长，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中科信息公司等单位博导，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计算机应用》主编等。提出和实现了定理机器证明的数值并行方法。把多年来在教育数学研究中所发展的几何新方法用于机器证明，并提出消点思想，创建了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自动生成的原理和方法。用这个方法可在微机上快速地进行几何证明，计算和发明新定理，并给出易于理解的有几何意义的证明。发展了非线性振动技术。发展了几何算法的研究，解决了初等图形在欧氏空间嵌入等问题。开拓教育数学的研究，提出以面积为中心的几何教材新体系新方法极限概念的非e语言和连续归纳法，将自动推理的成果和方法用于ICAI的研究，主持开发了新型智能理科教育软件。曾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院士寄语三人行必有我师。

翻滚在历史长河的浪花

1936年12月，张景中生于河南开封。父亲张乐群，是中学文史教师。生母邱慧敏是美术教师，在张景中3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童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祖母李凤彩——汝南县李寨一个大地主的女儿，读过私塾。在那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她常在枪炮声中牵着张景中和他哥哥跑进高粱地深处，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古文观止》，教他们读背。她最大的愿望是两个孙子读书成才当老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景中在汝南百泉师范附小上学。大他两岁的哥哥景生高他一年级。哥哥常把刚学过的功课传授给弟弟。这使小景中学得非常轻松。有一年，哥哥在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冠军，景中是亚军。第二年，张景中得了美术、演说和作文比赛3个冠军，大受师生钦佩。

张景中中学时期兴趣广泛，从象棋、乒乓球、文艺演出到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初二时爱好写作，并在当时的省级文艺刊物《翻身文艺》上发表处女作。

高中时，他特别喜欢理化实验。课外，他四处找废旧材料，做过小电动机、收音机、听筒、小显微镜。实验室里有许多药品，因战乱无人管理以至标签都没了。老师特许他做化验，他居然准确无误地查出了10多瓶无标签药品。

到高三，张景中渴望学习大学知识，借来一本微积分学的书，觉得妙不可言，决定报考数学系。

1954年夏，他考进北京大学。

大一时，他在解析几何教科书上看到函数方程f（x+y）=f（x）+f（y）的连续解只有f（x）=cx。便想如果不限制连续性呢？结果得到一个确定它全部解的方法，写成论文，居然顺利地刊登在《数学进展》杂志上。没高兴多久，编辑部来信了，告知他读者来函问：关于这结果，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并指出：研究者在发表自己的成果之前，应当了解别人已经做出了什么，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张景中终于伤心地发现：早在1920年，德国的哈默尔已做了这个工作。只好复信致歉。但他勤奋钻研的学习精神和发散性思维的求异方式已现端倪。

后来张景中才知道，这位“读者”竟是华罗庚先生，《数学进展》杂志的主编，刊物出版后华罗庚查阅资料，才发现张景中的论述已经早被哈默尔论证过。他自省之余，让编辑部给作者写信，意在促使作者了解科学研究的入门规矩。

北大数学系学生课外学术活动当时很活跃。张景中参加了丁石孙先生所指导的代数课外小组。先是研究矩阵的无穷乘积，后来又对函数的迭代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他爱好广泛，除了下象棋、打乒乓球外，还参加了北大诗社。张景中思想活跃，勤奋好学，被北大数学系同学戏称为“十大才子”之一。

1956年夏，系里试行“免修”制度：自学某门课并在开课前考得优良成绩者可以免修。张景中免修了实变和复变两门主要课程，将充裕的时间用于多读书多看文献，夯实基础。是浪花就该在漩涡中激荡

然而，1957年的到来，一切都变了。

这一年他被划为“右派”，命运逆转。1958年2月被开除学籍，并被送去劳动教养。他在半步桥收容所经过半月“学习”，就被遣送到天津附近的茶淀站，分配到清河农场。这里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劳改机构。张景中先到于家岭西村，后来又到了584分场、化肥厂、于家岭东村等单位。“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与沉重不难想象。白天劳动，已让他累得够呛，晚上还要开会、学习，一天下来，人像散了架似的。尽管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面对现实与想象中的巨大落差，他还是难以接受。

在这种环境中，年轻的张景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快乐，作为水珠，争取成为透明闪亮的一颗。他随身带的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习题，忙里偷闲记一道在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足够琢磨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就边走边和同伴下盲棋，以此锻炼记忆力和思维意志力，这也培养了他后来不用纸笔就能把问题理清想透的能力。

在农场里，他种过小麦、水稻；在化肥厂里，他烧过石灰、做过盐酸。而干得最多的是挖泥抬土。

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磨练后，张景中于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留在农场“就业”。其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是他调到农场的航运队，乘船沿金钟河往返于天津和清河农场之间。从天津运回垃圾当肥料，又把农场生产的葡萄运到天津，比在田里劳动宽松了许多，能腾出一些时间看书、思考，甚至将一些研究成果撰文投稿。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来了。

1966年8月，张景中和许多“就业人员”被集体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度过了12年零4个月。

这支从北京的几个农场集中起来的队伍，组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的一个工程支队。任务是修一条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全长400公里。

挖土、抬土、浇灌水泥，制砖，建桥铺路……再也挤不出一点时间来学数学了。劳动之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开会，读“红宝书”。因为是“黑五类”，星期天还要加班劳动，打扫厕所、砍柴。

路修了5年，1971年竣工。工程支队各连分别调到兵团农二师各团场。张景中所在的七连到了巴州21团场。它位于库尔勒地区焉耆县，土地平整，林带茂盛，在南疆算是相当不错的农场了。他们连定名为基建连，任务是建房和兴建农田水利工程。

林彪垮台前不久，张景中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虽然如此，毕竟和没摘帽的“右派”不同，有了相对多的生活权利和生活空间，最重要的是，有了研习数学的时间和自由。

1972年，张景中获得探亲假，回河南汝南看望分别已久的父母和兄弟。利用这一机会，他到成都去看好友杨路。

成都之行，张景中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周碧如。这迟来的爱情使他非常感动，终生珍视。

张景中的一个中学同学叫郭秀华，这时恰好在21团组织部工作，在翻阅人员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阔别多年的老同学的材料。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他毅然打破“革命干部”和“就业人员”的界限，到基建连去找张景中。

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极“左”的气氛。郭秀华抓住这略有宽松的大气候提供的时机，借助自己在组织部工作的有利地位，促成团里作出决定：调张景中到团场的子女中学当代课教师。尽管因学校领导提出异议，拖了1年，最后还是落实了。1974年4月，张景中走上21团子女中学初二年级讲台。

在教学中，他深感传统的几何解题方法过于依赖技巧，难于为学生掌握，于是开始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他很快发现，用面积关系解几何题非常奏效，且易于掌握。他对这种技巧作了深入的研究，将它从特殊技巧演变成一般方法，并向学校领导提出了教法改革的建议。可想而知，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他的这个建议怎么可能得到采纳？但他求异创新的思维灵光再次折射出他不甘沉沦、敢为人先的个性品质。

当时，有一位年轻教师，积极赞同并支持用面积方法进行教法改革，他叫曹培生。8年之后，他们合作研制的非线性电磁振动木工刨床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曹培生后来当选为全国发明家协会副主席，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面积法引发了数学教学的研究，并导致18年后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自动生成新方法的出现。

在新疆“劳改”期间，他写诗感叹，其中的两句是“愧无涓埃报华夏，剩有精诚攀昆仑”。他期盼早点结束这种“苦行僧”般的日子，能多与外界接触、交流，他在给同命运的学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政策宽松，我们也许不用等到白发苍苍时才能为祖国作贡献了。”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

在挖河的工地上，传来了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起劳动的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记者悄悄告诉张景中：中国的命运要改变了！那一晚，他彻夜难眠。

一颗激荡的心随着祖国一起律动。是浪花就该翻滚出壮丽波涛

1978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春的信息之一，是能够发表论文。

华罗庚在一本书中，讲过巴芒（Baymn，前苏联）计算台形体积的公式。这公式不便计算，并且对简单形体不能给出准确值。张景中提出了另一个消除这些缺点的公式。他由此撰写论文寄给《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杂志，编辑部给团政治部发函询问，如何署名？经领导慎重研究，最后决定署名为“新疆巴州21团子女中学数学教研室”。

无论如何，论文总算发表了，张景中心头掠过丝丝快慰。

这年夏天，张景中到成都和苦恋了6年的周碧如举行了婚礼。随即，这位在成都长大的姑娘和张景中一起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加上800公里的汽车，到团场度过了特别有意义的蜜月。蜜月中张景中收到了《计算数学》拟发表他的一篇论文的校样，这使他们喜出望外。这篇论文署笔名“井中”，后来，他用这个笔名写过不少科普文章。

1979年，张景中调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讲师，北京大学对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女儿福宇降生，可谓三喜临门！

在湛蓝的天幕下，张景中这颗一直保持向上姿态的水珠，终于跃出河面，翻滚成一朵美丽的浪花。他经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艰苦奋斗之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

张景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定理机器证明领域。

定理机器证明是近数十年来由计算机科学与数学交叉所产生的边缘研究领域，其目标是使某些高级脑力劳动进一步机械化。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就是这一领域的积极倡导者。张景中自1979年开始学习吴先生的论文，1985年起就开始此领域的研究，对机器证明的理论和算法不断提出创见，取得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创立计算机生成几何定理可读证明的原理和算法，使得这一人工智能领域中30多年来进展缓慢的重要课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这项成果被国内外权威学者认为是“极为精彩”和“令人震惊”的，是使计算机能像处理算术一样处理几何的工作“里程碑”。所谓几何定理可读证明，即当操作者向计算机输入命题的几何条件和结论时，机器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人能看得懂的证明，而且，人还能检验这些证明步骤的正确与否。张教授与其合作者发展了几何新方法（面积◆和学生们在一起，后排（中）法），并以此作为工具，提出以消点思想为主线的机器证明新原理。同时，综合几何、代数逻辑和人工智能的手段，给出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自动产生几何定理的可读证明的算法和程序，效率比已知的其他算法高得多（对500个题目统计表明，85％的命题可在1秒之内解决）。这一成果在数学机械化研究和CAI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得者Dijkstlra称“这一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美国“机器证明新成就奖”及“麦卡西程序检验奖”获得者R.Boyer评价说：“这一工作是自动推理领域30年来最重要的工作，是计算机发展处理几何问题能力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一成果，在1995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张景中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创立定理机器证明的数值并行方法的原理和算法。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在无硬盘PC机上运行的几何定理证明软件，以及可并行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算法，这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另外，张景中对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和拓展，创立了含参结式法，彻底解决了非线性代数系统相关判定问题，并且以吴除法与子结式为工具，建立了升列组的WR分解算法，彻底解决了可约升列相对分解问题。例如，对著名难题Thebaut定理的处理，过去国外的计算记录是在SYMBOLICS-3600上用44小时，而采用张景中的WR通用程序在微机486-733上只需10多秒钟。

在数学领域，特别是在离散动力系统和距离几何中若干问题的算法方面，张景中与杨路合作，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

张景中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创立了教育数学的思想和方法。

早在1974年当数学老师时，他首先提出用系统面积法改革几何教学。不久，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教育数学”的新概念和观点。他主张对数学的方法和结构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合于教育规律，更易为中学生所掌握和接受。

在研究和工作之余，他撰写了大量优秀的科普著作，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水平作出了贡献。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科普书15种，科普文章70多篇，约200多万字，在国家教委、中国数学学会、团中央和国家出版系统组织的评选中多次获奖，被中国科普作协誉为“建国以来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授予为少儿出版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金作家”称号。其科普读物《数学家的眼光》200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时，其数学专著《教育数学丛书》获1995年首届“全国数学教育图书奖”一等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张景中热衷于教育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开始的动机源于机器自动推理的应用推广，由此产生了软件《Z+Z智能教育平台》，后来发展为深受广大数学教师和学生喜爱的《超级画板》，该软件曾被编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初中数学教材和湘教版高中数学教材，华中师大等有些大学还为师范生开设了有关的课程。近年来，有些城市如广州、佛山对中学数学教师开展了《超级画板》的培训，打破了国外软件一直占领我国基础数学教育领域的格局。

张景中是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品行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命运与时代、民族紧密相连，尽管经历了许多坎坷波折，但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且以满腔热忱报效祖国。他这滴时间长河里的水珠，犹如一朵翻滚的灿烂浪花，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本文大量参考张景中自传及张明的《赤诚昭日月　精诚攀昆仑》）

院士名片熊有伦　男，机器人学和机械工程专家。籍贯湖北枣阳，1939年4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66年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自动化专业研究生毕业。1980至1982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控制工程系访问学者。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工程信息和智能技术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英国索尔福德大学航空与机械工程系客座教授，湖北省科协第七届全省委员会常委。在精密测量、机器人学、计算机几何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建立了精密测量的极差极小化理论，提出了形状误差、轮廓误差和位置误差评定的“最小区域”统一判别准则和计算机智能仲裁方法。在机器人动力学和轨迹规划方面，建立了基于J－函数的碰撞、干涉检验方法，为机器人分析和运动规划提供了统一的准则和方法。开发了机器人离线编程系统HOLPS，较好解决了机器人应用工程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建立了点接触约束的机器人操作定性分析理论，为机器人操作规划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曾获“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甲类）”一等奖。

院士寄语潜心研究，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健康向上，积极乐观，持之以恒。

鲲鹏志在任高飞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大楼气宇轩昂地挺立在华盖般的法桐林丛中。大楼前，高高的阶梯烘托着科学殿堂的神圣。从大楼里走出来的莘莘学子，踏着阶梯都习惯性地昂首挺胸，他们骄傲，他们是华科大机械学院的学生。镌刻在校碑上的骄傲

2013年初，在全国机械学科的评估中，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与上海交大并列第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华科大机械学院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名列前茅。曾有网友在网上这样形容机械学院：“中国机械华科制造，华科机械制造中国。”最近几年，华科大机械学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我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结合的典范。

机械学院有位学生曾在网站上这样描述他的老师熊有伦：他的思想整天集中在机械自动化专业上，他站在智慧、勤劳和奋争的前哨，他50年如一日，潜心研究，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逐步形成了特色明显的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

1995年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的时候，我国机械工程的泰斗雷天觉院士在看了熊有伦的有关资料后惊叹道：“这是一个奇才！”

对于熊有伦的贡献，专业人士是这样表述的：他长期致力于机电控制与制造自动化的有关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在机器人、精密测量理论、智能制造和几何推理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建立了精密测量的极差极小化理论，提出了形状误差、轮廓误差和位置误差评定的“最小区域”统一判别准则和计算机智能仲裁方法；在机器人动力学和轨迹规划方面，建立了基于J－函数的碰撞、干涉检验方法，为机器人运动规划提供了统一的判别准则和实现方法；开发了机器人离线编程系统HOLPS，解决了机器人应用工程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建立了点接触约束的机器人操作定性分析理论，为机器人操作规划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项目“支持产品创新的先进制造技术基础研究”和多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如“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制造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建立了集成快速测量、数字建模及面向制造设计于一体的快速产品开发系统平台，在汽车等行业已经广泛应用，取得了数亿元的经济效益；在机器人方面，设计出当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换刀机械手，主持开发了国内第一套基于微机的机器人离线编成系统HOLPS，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了解熊有伦院士的人感叹地说，熊有伦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所有潜质，理论功底深厚，严谨求实，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熊有伦这一代老科学家就像华科大机械学院门口那块赫然屹立的大理石校碑，以他智慧、勤勉、踏实的形象站立在机械制造及自动化领域的前哨，引领着他的学生不断探索，向前迈进。栓不住的翅膀

按照哲学的观点，偶然也是必然的结果。那么熊有伦踏入机械制造及自动化领域也充满着偶然和必然。

1939年4月，熊有伦出生在湖北的枣阳县，枣阳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一条滚河穿镇而过，民风淳朴人杰地灵。熊有伦的家就在滚河边，他的父亲对中医有着深厚的情结，一生最信奉悬壶济世，杏林春暖。熊有伦是在馥郁的中草药香中长大的，小学毕业时父亲就想让他去中药铺当学徒，可是幼小的熊有伦对中医的兴趣远没有对读书的兴趣大，他执拗地看着父亲不肯答应。在父与子的僵持中，是老师出面讲的和。老师对熊有伦的父亲说，孩子还小，等初中毕业了再学医也不迟。熊有伦的父亲一生不信鬼神，但最尊奉的是老师，终于答应熊有伦去读初中了。

初中毕业时，父亲希望他去读医校，在他的思维中，儿子始终是应该完成他的心愿的。此时，熊有伦的姐姐和妹妹已经在父亲的指领下走入学医的行列。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是熊有伦中学的老师出面来挽救的。老师爱才如命，赶到熊有伦家劝解他的父亲说，你儿子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如果不上高中太可惜了。这对他以后的发展也不利。而熊有伦的父亲认为学中医不必读大学，重在经验的积累。他碍于老师的面子说，那你说他要读多少年的书呢？老师以退为进地说，起码要读完高中。其实在老师心里早已认定，熊有伦将来一定要读大学。父亲想了想只好做了让步，说，那就让他读完高中再说吧。

熊有伦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优秀，上大学已经是必然的。此时父亲已经看出，他的中医梦已经拴不住儿子的鲲鹏之翅了。熊有伦上大学便顺理成章了。多少年来，熊有伦一直非常感谢他的那位中学老师，如果不是他的用心良苦步步为营，熊有伦很可能会是一个出色的中医，但中国就少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

在熊有伦的人生中，老师始终起着引领的作用。从他小学毕业时老师对父亲的劝慰，到他高中毕业时老师对父亲的苦口婆心，最后在他选择专业的问题上，又是老师为他引航把舵。熊有伦的数学很好，他的数学老师对他说，你要上的大学我已经给你选好了，读交通大学。交通大学以机电专业著称，你考这所大学能发挥你的特长。

195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新中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青年学生熊有伦胸怀科技兴国的理想，学机械化电气化可以直接建设祖国，有什么专业比这个更神圣的！

熊有伦最后收到的入学通知书是交通大学，到西安报到，这一年交通大学西迁，除了少数专业留在上海外，大部分师生都迁到了西安。上大学的几年开阔了熊有伦这个青年学子的眼界，他的内心充满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激情。他昂首阔步踏入宽敞的阶梯教室，飞身活跃在庞大的运动场上。更让他雀跃的是，交通大学有设备完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有我国各个领域的学术泰斗、学术大师和著名教授。这一切都让熊有伦无比兴奋。

正当熊有伦如饥似渴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共和国经历了“大鸣大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跌宕起伏的政治运动，大学当然也未能幸免。熊有伦虽然对种种现象不理解或心存疑惑，但他是个纯粹的学子，在这乱哄哄的运动中他选择了潜心学习。他心里认定，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他像空谷幽兰一样，在僻静处散发着自己的幽香。在别人热血喷张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僻静处悄悄地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他知道未来能奉献给社会的就是知识。

多年后，他曾回母校襄樊四中跟学生们讲课时说，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他所教的几门课程：最优控制、系统辨识、精密测量理论、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学等都是他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没有学过的，他却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这些教材，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学校学习时基础理论过硬的原因。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62年，新中国第一次通过考试招收研究生，国家极为慎重，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招收比例为百里挑一。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全国计划从15万毕业生中招收1500名研究生，最后只招了800多名；西安交大计划招生25名，最后只招了16名。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而平时默默无闻的熊有伦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西安交大的本届研究生。他扎实的功底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在读研究生期间，熊有伦曾得到过多位著名教授的指导。他的指导教师阳含和教授是机械控制和自动化领域的学术大师，国际学术团体CIRP我国最早的成员之一，曾于1980年在英国做过影响深远的学术报告。还有西安交大机械系的周惠久院士和顾崇衔教授，熊有伦在西安交大学习期间得到了他们的谆谆教诲，受益终身，从而也奠定了他日后学术成就的基石。

1966年熊有伦研究生毕业了，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他历经9年的本科、研究生毕业却没有任何学位。当然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曾有位记者采访熊有伦院士时，想知道他一生坎坷而艰辛的人生经历。熊有伦院士却指着他身上那件印着平静海洋与扬帆船的T恤衫笑着说：“我的人生经历如这只船一样，总体上看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内心坦然的谦谦学者，超然地面对着人生经历过的苦难和波折，用大智慧来笑谈人生，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白手起家科研路

1966年，风华正茂的熊有伦分配到华中理工大学机械系当了一名教师。大学和研究生的9年，他已经储备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他的科学家之梦随时准备扬帆启程了。

刚刚分到华工的熊有伦就参与了“曲轴动平衡自动线”和“加工中心”等科研项目的攻关。那时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资料，熊有伦和几位青年教师一起，从系里挑选10个学生，开始了“白手起家打天下”的漫漫科研路。

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每天的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高于一切的。熊有伦常常在“学习”之余，充分利用每一点时间和组内教师、学生一起潜心研究，开拓创新。1978年，终于花开落地，熊有伦参与的两个项目，一个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一个获湖北省“科技成果奖”一等奖。熊有伦从一名助教破格升为副教授，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

多年来，熊有伦在国际上首次设计出具有偏置连杆结构的换刀机械手；主持开发了基于微机的机器人离线编程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我国机器人编程水平；建立了精密测量的理论体系和极差极小化理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最小区域”的统一判别准则及计算机智能仲裁和判别方法，建立了形状误差、轮廓误差和位置误差评定的统一模式；主持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引领我国数字制造、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入研究。

1988年，熊有伦作为客座教授到英国Salford大学航空与机械工程系访问。在看了熊有伦教授的有关背景资料后，航空机械工程系主任D.J.Sanger教授主动要求与熊有伦合作研究“机械人多指抓取”等项目。熊有伦用旋量空间的几何（多面体）解决了抓取形封闭的判别等问题，避免用线性空间理论带来的缺陷。D.J.Sanger教授等对此感到非常新奇，并邀请熊有伦每周作一次学术报告。在英国Salford大学访问的一年里，熊有伦初步形成了机械人点接触约束理论和多指抓取的定性分析方法，还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学术上的声誉。

这些年，熊有伦的研究成果斐然，他的“基于微机和机器人离线编程系统HOLPS及其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点接触约束理论与机器人抓取的几何模型”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精密测量的评定和判别理论”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甲类）一等奖；“发动机类零件的快速测量、数字建模和加工设计一体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出版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他早期的论文和著作有的仍然是业内青年学者的必读之物。他的科研成果为提升企业的制造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熊有伦见证了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每一步成长和进步。窗外高大的树丛和一排排的水泥凳都能使人们回忆起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从起步到发展的历程。几十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老一代科学家，也涌现出了千万青年学者，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最坚实的基石。熊有伦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学生说，只要熊老师不出差，基本上就坐在书桌边，有时来得比学生还早。学生有问题他马上给予解决，在学生眼里，熊有伦是最热忱最谦和的老师。

但在做学问上，老师却是火眼金睛，学生的任何一点疏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每当他检查学生论文时总是要仔细询问，这其中是否包含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是否有实验数据，是否有创新。如果他觉得不成熟，就会让其暂时放一放，科学的态度是由不得半点马虎的。熊有伦院士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出了名的。在这一点上熊老师又是学生们最敬畏的老师，他的学生说，能在熊老师的实验室工作是他的幸运。

尽管熊有伦院士现在年事渐高，但他仍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让自己始终站在本领域的前哨。对于新知识，熊有伦院士总是抱有极大的兴趣，甚至有种痴迷的态度。他的夫人说，他就是出差也要带上大包小包的书，把飞机和火车都当成了书房。他每天工作时间往往在10小时以上。2005年熊有伦院士还被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

这些年，熊有伦院士的工作重点是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的学生中有多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许多已经成为国家科技的栋梁。他曾这样对他的学生们说，在科研工作中，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科学作风和思想素质同等重要。他要求学生具有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心态，具备持之以恒的毅力，友好和谐的团队精神。

熊有伦曾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内外机械制造领域享有很高的威望。目前除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外，还兼任《中国科学》、《机械工程学报》等刊物的编委。熊有伦院士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担任湖北省咨询委员会委员期间，为湖北省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认真履行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院士名片张寿荣　男，钢铁冶金专家。籍贯河北省定县，1928年2月出生。194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工程院外籍院士。武钢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曾任武钢中央试验室研究室主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及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副主席，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四、五届全省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从事钢铁冶金生产、建设及高炉设计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为制定我国钢铁工业产业政策和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参加鞍钢恢复生产，推行高炉炉顶调剂法和低锰炼钢铁的冶炼使鞍钢全国领先；1957年起参3加武钢一期工程建设和生产工作，使国内第一座1000m以上大高炉顺利投33产；研制成功用1513m设备建2516m四高炉并提出炼铁系统技术进步总规划；一米七轧机投产后，组织新技术消化和前工序老厂技改（包括四同步大修改造），完成转炉复吹、全连铸等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20世纪80年代起3研究高炉长寿技术，推进高炉长寿技术的发展，武钢新建3200m高炉的长期目标是20年不中修。近年进行高炉专家系统研究以及我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等战略，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开发与创新”获1990年“国家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002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奖”，2009年获冶金行业的最高荣誉——“魏寿昆冶金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张寿荣文集》、《武钢高炉长寿技术》、《高炉失常与事故处理》等著作。

院士寄语工业救国　振兴中华

钢铁骄子

中国，武汉，青山，厂前。一尊巨大的高达9.13米的毛泽东主席塑像耸立。这尊高大的塑像，是为纪念毛主席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而建造的，在这座城市许许多多毛主席塑像因“文化大革命”结束而逐渐拆除之后，这成为这个城市在特大国有企业唯一保留的毛主席塑像。

这座塑像的背后，有一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以为骄傲现已明显落伍的建筑，那就是曾经的武汉钢铁公司办公大楼。每个工作日，人们便可看到一位白发老人拄着手杖缓缓上楼，走进满是书籍、杂志、文件而显得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后勤部门曾经为他安排过安静又舒适的新办公室，他坚持不搬，唯一的理由是，这里离生产第一线近，可以及时处理钢铁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冶金行业的著名专家、武钢科技的领军人物、年已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笔者有幸来到这个办公室，聆听张院士的讲述，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书海升腾“工业救国梦”

张寿荣祖籍河北定县，由于当教师的父亲在山东传道授业，他于1928年2月17日出生于济南。作为山东首府的济南，不仅是风光秀美之地，也是儒学厚重之乡。在社会环境与家学的熏陶之下，张寿荣从小就对读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读小学时就喜欢看各种杂书，还喜欢思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长驱直入，时年9岁的他痛恨不已。他问父亲：“日本那么小，何以能蹂躏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父亲说：“落后呗！”继而教导：“孩子，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从小要好好读书，只有掌握真本领才能报效国家，才能为中国的强盛作贡献。”张寿荣记住了父亲的教诲，更加刻苦地看书学习。读小学时他的成绩只能够得上中等偏上，进入初中后他的学习成绩很快进入班级前列，到了高中，他竟如同一匹黑马，每个学期都名列前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也就在此时，张寿荣高中毕业。随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两所大学，一所是被誉为北京四大名校之一的辅仁大学，一所是天津工商学院。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名气大，出过像徐志摩那样的名人；天津工商学院相对名气小些，却是以理工为主。很多人建议张寿荣选择辅仁，他却义无反顾选择了天津工商学院。理由很简单：圆自己的工业救国梦。一年后，因抗战一度迁往西安的北洋大学迁回天津，已进入二年级的张寿荣经过考试转入了北洋大学，进入了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北洋大学矿冶系。正是在这所大学，他遇到了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恩师魏寿昆。

魏寿昆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矿冶专家，回国后任北洋大学矿冶系主任。据说北洋大学校志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矿冶系魏寿昆主任，他的课堂教学，条理之清晰，逻辑之严密，论证之科学，分析之透彻，深为师生折服与钦佩。”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经历颇丰的魏寿昆治学严谨，对学生的期望值也高。他对学生的五条“训诫”至今仍让张寿荣念念不忘。这五条“训诫”即要爱国，要认真读书，要为人正派，要不怕失败，要把握机遇。

张寿荣牢记恩师的教导，在学习上刻苦求进，成绩斐然。在北洋大学因品学兼优而拿到奖学金的不过20人左右，张寿荣每年都名列其中。为了不让时间空抛撒，大学4年的寒暑假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为的就是多读书。他的选择得到了父母的理解。

在大学期间，他不仅看与专业有关的书籍，还饶有兴趣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不仅读中文版的书籍，还读外文版的书籍，如外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他就是读的英文版。

在北洋大学求学的岁月，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此间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他所在的天津一“南”（南开大学）一“北”（北洋大学）率先掀起了学潮，“反独裁，反内战”的呼声不绝于耳。一向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张寿荣不仅是学◆1949年，北洋大学毕业照潮中的积极分子，还是学校学生报的总编辑。为了让学生报成为战斗的号角与鼙鼓，他开始阅读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进步书刊。

鉴于张寿荣在大学生方阵中的影响，他受到一位清纯少女的青睐，这位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少女当时正就读师范大学。有意思的是，这位少女的名字竟与张寿荣的志趣不谋而合，她也姓张，名叫“好学”。

共同的志趣成就了张寿荣与张好学一生的姻缘。这是后话。

从学生时代就酷爱读书的张寿荣把这一爱好坚持到晚年。直至今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能用英语流畅演讲的张寿荣依然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在坚硬的钢铁上“演奏”华章

生活给张寿荣的第一次机遇，是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

1949年，北京天津相继解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就在这年7月，张寿荣大学毕业，正逢成立不久的鞍山钢铁公司恢复生产用人之际，经华北局的安排，张寿荣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他人生“实践”耕耘的第一块土地。

鞍山钢铁公司原是日本人建立的企业，始建于1916年，在日伪时期名叫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1948年东北解放，制铁与制钢所回到了人民政府手中，人民政府将其组建为鞍山钢铁公司。鉴于它曾经是日本人把持的企业，技术骨干几乎全部是日本人。公司成立之初，便将日本技术人员留了下来，让他们为新中国的钢铁事业作贡献。这也体现了人民政府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宽大与优待。当一些大学毕业生来到鞍钢以后，这些日本人看到了自己回国的希望，大多能认真向大学生传授技术要领。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困难重重、问题很多的时期，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投身钢铁事业的年轻技术人员也在艰苦的磨练中逐渐成长起来。

1952年，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回国，技术重担历史地落在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肩上。张寿荣是这批年轻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他先后担任高炉工长、生产科长、工程师、厂长助理，肩负的担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

他没有忘记恩师“要爱国”的训导，面对当年生活物质严重匮乏，卖命似地把自己投身到钢铁生产的实践之中。他曾以推行高炉炉顶调剂法并获得成功而受到好评，曾在低锰生铁冶炼与脱硫上动起了脑筋，在《钢铁》杂志上发表了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

钢铁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物资。1954年，中央作出了加大发展钢铁生产力度的决定，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三大钢铁基地，以确保中国的钢产量达到1000万吨。除鞍钢外，新建武汉、包头两个钢铁公司。

武钢与包钢的设计工作都是由苏联专家完成的，作为钢铁企业的“老大哥”，鞍钢要做的事就是将鞍钢的技术骨干、熟练工人一分为三。在鞍钢担任工程师的张寿荣曾先期来到武汉，参加了武钢设计的审查工作。在审查中，他对矿山、烧结、焦化、能源介质、运输等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完成任务后，他回到鞍钢。他并不知道他的归属。

1956年，人员分流的谜底在鞍钢揭晓，张寿荣划归武钢。与他一起从鞍钢调到武钢的多达数千人。那时“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人生的重要理念，何况爱国是不分地域的。

1957年1月，张寿荣偕夫人张好学从北到南，暂时落脚于汉口。张寿荣以在鞍钢的经历与职位，理所当然成了武钢炼铁生产筹备工作的负责人；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保定教育局工作的张好学被任命为武钢第一子弟小学的校长（以后她先后任武钢一中、武钢四中校长、武钢教育处科长）。夫妻二人都是事业型的，一个为钢铁事业冲锋陷阵，一个为武钢职工的子弟传道授业。武汉的钢城选址于青山镇，建厂之初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大型推土机、挖掘机打破了曾经的宁静，夜晚辉煌的灯火甚至将滚滚长江照得通亮。当年领导将一号高炉系统工程生产准备的担子压在张寿荣肩上，他除了参加建设和筹备工作以外，还必须和苏◆与现场人员交流联专家打交道。苏联专家组长曾经是苏联一个炼铁厂的厂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张寿荣与之打交道关系相当融洽。

炼铁需要矿石，矿石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炼铁的质量。为确保一号高炉投产万无一失，在一号高炉建设的同时，张寿荣组织了矿石冶炼性试验，选定了开炉的原燃料，制定了开炉方案。

1958年9月13日对于武钢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毛主席要来武钢视察。得到消息的张寿荣早早就来到一号高炉现场。一号高炉是武钢自行建设的容量超过1000立方米的高炉，如果能顺利投产，将标志着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豪迈起步。就在一号高炉现场上方的平台上，在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钢经理李一清的陪同下，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通红的铁水从高炉中流出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第二年，在一号高炉建设中向国家交了一份满意答卷的张寿荣又主持了二号高炉的开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钢铁生产也不得不紧缩，一天能出2000吨的高炉只准出1000吨。这对高炉是极大的考验，如何在压低产量的情况下不损害高炉？张寿荣从西方“慢风操作”中获得灵感，提出了“低冶炼强度”的操作方法。这一方法的使用一直延续到1965年。

他曾提出方案，用1513立方米高炉的设备改造建成了2516立方米的四号高炉（在当年乃我国高炉之最）；他曾集世界8国先进技术于一炉建成3200立方米高炉，并使其连续使用15年……他不仅为武钢的发展书写了华章，也为全国钢铁企业的高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张寿荣对武钢的贡献有目共睹，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在武钢先后担任炼铁厂生产科长、武钢中央实验室炼铁室主任、副总工程师。雄关漫道站起“钢铁骄子”

一号、四号高炉的建成投产，一号高炉的长寿，以及其后的对高炉布料、燃料喷吹、高氧化镁造渣冶炼、喷吹沥青和1:1布料模型试验，三、四号高炉料槽下烧结矿石过筛技术改造、大高炉破损调查、改进高炉设计、延长高炉寿命、节能减排等等，如果说张寿荣在这些实践中为武钢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在一米七轧机（又称“07工程”）及后续的科研攻关上，他则在建功簿上书写了辉煌。

一米七轧机是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勒紧裤带花40多亿巨资从德国和日本引进的轧钢设备，其先进性在于它是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轧制设备，具有产量高、品种多、质量好、消耗低、利润大、积累快的六大好处。但是，中国人能不能将这个“香饽饽”吃进并消化呢？有外国专家断言：这套设备到中国，3年便将成为一堆废铁。国内也有人担忧：“自动变手动，手动变不动。”引进的风险显而易见。要把一米七轧机系统安装到武钢，与武钢原有的设备对接，对武钢的工程技术人员无疑是巨大的考验。时任副总工程师的张寿荣领衔后，深知这担子的沉重。为了万无一失，为了在每天24小时内随时处理来自一米七轧机项目的各种技术问题，他搬到厂区的办公室，每天工作到深夜。

一米七轧机系统由三厂（热轧厂、冷轧厂、硅钢片厂）一车间（连续铸锭车间）组成。引进时“文革”尚未结束，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不可小视。此时支撑张寿荣全力以赴投入技术工作的唯一动力乃两个字：“爱国”。他要为中国人争气，要为武钢争气，要用铁的事实告诉鄙视中国的外国人，中国人是有能力有智慧的。为此，他一方面组织技术人员消化、吸收引进设备的技术◆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工程院院士内涵，并对其创新，一方面抓老系统的技术改造，以适应新技术对前工序的“苛刻”要求。“文革”结束以后，他更是甩开膀子大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厂一车间全部达到并超过设计能力，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方面共开发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197项，开发新钢种86种。其中“转炉复合吹炼技术”攻关项目获“‘七五’国家科技攻关奖”；“大型板坯连铸机开发”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硅钢系列新产品项目”获“国家攻关奖”；“一米七轧机系统技术开发与创新”项目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其中含金量最重的当属那个“特等奖”。

建功的台阶在张寿荣足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足迹：

1981年出任武钢副经理、总工程师；1988年，湖北省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同时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他“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授予“五一”劳动奖章；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工程院外籍院士；2003年获中国“工程院光华奖”；2009年获武钢“终身成就奖”；同年被北京科技大学授予“魏寿昆科技教育奖”……从1982年起，他先后到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国际学术会议演讲，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与刊物上发表百余篇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他成了享誉世界的冶金名人，曾担任两届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副主席（时间长达8年）。

张寿荣不仅立足武钢，还关心全国的钢铁事业。2010年首钢集团曹妃甸世界特大高炉（5500立方米）出现问题，他应中国钢铁协会之邀前往首钢，以他的威望召集了多名国内冶金专家协同攻关，终于使该高炉生产恢复正常。借此机会，中国钢铁协会成立了高炉生产技术委员会，张寿荣任主任委员。

对于成就，张寿荣总以“机遇”来诠释，避而不谈个人的作用。他的机遇真的那么好么？非也。他也曾遭逢人生的坎坷，受过委屈。1957年，就因他对耐火工程和焦化煤塔的质量说了直话，被列入“另册”，“享受”了4年的“右派”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拼凑进所谓的“三家村”，被关押8个月之久。令人感动的是，所有的挫折与委屈始终没有动摇他对祖国的忠诚，没有动摇他对党的热爱。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引发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焕发了他的青春，他更加不遗余力地为钢铁工业建功立业，更加孜孜不倦地把自己实践之所得变成理论，变成可供当代人与后辈借鉴的精神财富。

2008年，张寿荣年届八旬，武钢领导决定出版一套《张寿荣文集》作为寿礼。这本由78篇中文与英文论文组成、长达78万字的《张寿荣文集》（上下卷）由跟随他多年的助手、如今武钢研究院的正高职高级工程师于仲洁主编。在《序言》中，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邓崎林对张寿荣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张寿荣院士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勤奋治学，笔耕不止，著述颇丰。在钢铁领域，他对高炉设计、布料、长寿、上下部调剂、操作、精料等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外炼铁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的褒奖连同他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无疑是张寿荣院士在为钢铁事业建功之年，给中国、给当代、给历史树立的丰碑。

院士名片傅廷栋　男，作物遗传育种专家。1938年9月出生，广东省郁南人。1965年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1981至1982年在德国学习。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4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意大利）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际油菜研究咨询委员会（GCIRC）首任中国理事，2005—2009年任GCIRC主席，曾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常委，现任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油菜武汉改良分中心主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林学部主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油料专业委员会主任、农业部油料作物生产顾问、广西自治区主席农业顾问。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波里马’油菜胞质不育类型（Pol CMS）”，被国内外广泛应用于油菜和十字花科蔬菜育种中。目前，中国每年约有7000万亩的杂交油菜中，还有约5000万亩是“波里马”雄性不育系杂种。育成我国第一个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及其保持系、恢复系和杂种，并提出油菜自交不亲和系“三系化”繁殖、制种原理和方法。育成“华杂4号”、“华协1号”、“华杂62”等油菜杂交种13个，累积推广面积近1亿亩。他的研究成果曾获省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二等奖各1项，国际重要奖励3次。并荣获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科技部联合授予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还获湖北省政府授予最高科技奖“科技杰出贡献奖”、农业部“中华农业英才奖”，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2009年获“全国野外科技工作突出贡献者”称号，同年当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荆楚人物•功勋湖北100人”，同年被农业部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100人”荣誉称号。

院士寄语勤奋，求实，创新。

油菜花儿分外香

这首出自清朝乾隆皇帝之手的《菜花》诗，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油菜花的经济实用价值。

油菜除用作榨取食用油和饲料之外，在食品工业中还可制作人造奶油、人造蛋白。在冶金、机械、橡胶、化工、油漆、纺织、制皂、造纸、皮革和医药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用途。

而今天我们歌颂的，便是油菜专家傅廷栋。“我只是个种油菜的老人”

作为国际油菜杂种优势研究利用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国内首次育成甘蓝自交不亲和系及其杂种，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波里马”油菜细胞雄性不育，已经被国内外广泛用于油菜育种实践，育成一系列的优质高产杂交油菜品种。他的事迹和成就，令笔者感动不已。笔者力求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写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首先感动笔者自己，然后感动这个世界。

傅廷栋院士是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油菜楼里接受笔者采访的。油菜楼虽说在大学的校园里，但在笔者眼里那里就是一个种油菜的地方，沟渠纵横，田畈开阔，阳光明媚，与乡村一望无边的油菜田无异，只是更加规整，田里的植株边插满编号的木桩。清新的芳香，满眼的绿黄，令人惬意。当得知笔者的家乡是油菜大县浠水时，他显得格外兴奋，对浠水的油菜种植如数家珍。湖北省浠水县，是全国优质油菜种植历史最早的地方之一，建国初期，以浠水命名的油菜品种“浠水白”在全国推广。几十年来，浠水一直是傅廷栋杂交油菜的种植推广地，他已视之为第二故乡。

对于笔者表达的敬意，傅廷栋转眼看看他身边心爱的油菜，脸上浮出舒心的微笑：“没什么！我只是个种油菜的老人。”生命河里的长嫂情

家乡是一条生命的长河，是一条生命之中常忆常新的河，那里有让生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原生力。傅廷栋的家乡在广东郁南连滩镇，那是一个古镇，镇子不大，有许多店铺，有小学、初中和高中。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之后，许多中学、工厂迁到连滩。1938年9月9日他就出生在离小镇8里地的塘村。那时候他家在镇上开杂货铺，他上小学时就住在商铺里。

傅廷栋兄弟姐妹5个。大姐、大哥比他大近20岁。约在1942年，大哥结婚不久，才20多岁就去世了，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大哥去世后第二年，父母同时病故，当时他年仅5岁，大姐、二姐出嫁了，剩下大嫂、二哥和他，与叔叔、堂兄等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大嫂一生没有改嫁，含辛茹苦抚育他们兄弟二人，视同己出。日本人攻到他家乡，大嫂背着他逃到山里躲藏。读小学时，回到乡下老家，就同大嫂睡一张床。大嫂对他恩重如山，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他，他说终生不会忘记大嫂的恩情。大嫂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她以博大的胸怀哺育了这个孤儿，更在于她以无私的大爱培养出傅廷栋的善心、善行。“同志仔”心底的灾民泪

傅廷栋小学只念了4年多，就考入郁南县连滩镇第五初级中学，1951年毕业。当时家乡只有广东省喜泉农业职业学校不收学费，加上他从小喜欢养鸟、养虫、养鱼，对生物感兴趣，就报考了这所学校。1954年他从喜泉农校农艺科毕业，分配到广东省中山县农业局横栏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1956年他响应国务院动员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院的通知，报考了华中农学院农学系（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被录取后就在这所学院一直学习、工作至今。

让傅廷栋难以忘怀的，是在广东中山县农业局横栏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时的一段经历。

那时他才16岁，新中国建立不久，农民刚刚分得土地，农村还处在合作化时代的初级阶段，政府倡导农民以互助组、合作社的形式发展生产。

刚刚步入社会的傅廷栋，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农村，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他年纪小，农民们亲切地叫他“同志仔”。“同志仔”就是小同志，长大了就是“同志”，这是爱称，寄寓着父老乡亲们对他的厚望。作为技术员，他知道肩上担子不轻。

那一年，珠江三角洲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螟虫灾害，大部分稻田在抽穗时，被螟虫侵入稻茎吃了嫩心，70％～80％的稻穗成了白穗。应该是稻子成熟的季节，放眼望去，广阔的田野上，却是一片白茫茫的白穗，几乎绝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农业技术推广员，他心里就像螟虫在咬，苦苦思索：中国的农业技术何时才能走到世界前列？如何带领农民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灾害增产增收？

那是一个落日黄昏，一位老农坐在田头，面对几乎颗粒无收的惨景伤心落泪，显得是那样的无助和绝望。灾民的眼泪，滴滴都落在了他这个“同志仔”的心里，苦涩、酸痛。自愧无颜面对父老乡亲的他，由此更坚定了终生向农业高科技领域攀登、占领世界农业科技高地的决心。

于是傅廷栋与老同志们一道深入田间，摸爬滚打，殚心竭虑，终于总结出一套治虫方法，通过“预测预报，灯火诱蛾，摘卵块，培养寄生蜂，撒毒土”综合防治技术，有效地预防和制止了螟虫的灾害，其先进经验还在《南方日报》头条刊登推广。“波里马”中的“母油菜”

1960年傅廷栋从华中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62年考取本校我国著名油菜专家刘后利教授的研究生，1965年研究生毕业。他在油菜杂交领域，发现了“母油菜”，并研究三系配套育种成功，成为这个领域引领世界潮流的油菜遗传育种学家。

1972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努力，傅廷栋终于在种有“波里马”品种的原始材料圃中发现了“母油菜”！“波里马”是个油菜品种，“母油菜”是雄性不育植株。他说成功寻找到“母油菜”，看起来是机遇，但正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说，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泪水加百分之一的机遇”的结果。谈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油菜是唯一的越冬油料作物，我国的先民种植油菜与水稻几乎同步，黑土地与黄菜花构成了中华民族漫长的色调。油菜种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在传统农业中占主导地位，菜油一直是以吃素为主的中华民族的主油料。然而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油菜平均亩产还不到先进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其中蕴藏了巨大的增产潜力。留校后，傅廷栋开始痴迷于这个领域的研究。那时候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已在玉米、高粱等作物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也已初步取得成效。他决定把油菜杂交优势利用作为他的研究主攻方向。即使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他的研究组也冒着风险，没有间断。傅廷栋介绍说，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先后在十字花科中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细胞质雄性不育，甘蓝型油菜属于十字花科。那时候日本农业科学家发现了萝卜质雄性不育，英国和日本科学家发现了nap细胞质雄性不育。但这些不育类型要么没有找到恢复系，要么不育系不稳定，因而无法直接用于生产。而要获得雄性不育系并实现三系配套，比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及其杂种选育更有价值，当然也更为困难。傅廷栋决心寻找新的雄性不育系，也就是寻找“母油菜”。若是找到了，命运之神就能敲开油菜杂交优势科学殿堂的大门，步入一片辉煌的金色世界。

他说那时候，各国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所有科学家，不约而同都在不同的地方寻找。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找到，而他找到了！真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回想当年的寻找过程，傅廷栋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向笔者娓娓道来那终生难忘的时刻。那是1972年3月，他与同事们在学校的油菜科研田里一株株地观察，接连找了3天一无所获，从数万个单株中，居然没有发现一个理想的雄性不育株。但他并没有灰心，他深知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心想在大田里找不到，就到原始材料圃去看看吧，原始材料圃更原始，更天然。那几天他成天呆在油菜地里，苦苦寻找。终于有一天，3月20日的清晨，他顶着露水，钻入了油菜试验田，对每一个小区、每一株植株、每一朵小花都不放过。就在他走进种有“波里马”原始材料圃的小区时，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油菜植株，上面的花朵雌蕊发育正常，而雄蕊都呈萎缩状态。他赶紧用手一摸，雄蕊上没有花粉。这不正是自己所要的苦苦寻找的雄性不育变异株吗？！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惊喜过后，他又在这个原始材料的小区反复搜寻了几遍，还真的不少，在那片原始的天地里，一共找到了19株同样的不育植株。当晚他把这个令人兴奋的发现报告给他的导师刘后利教授。第二天，刘教授通过仔细观察，连声称好，确认这是典型的自然突变雄性不育株。当年春季他就测交了45个组合。他说就是这个发现揭开了国际上“甘蓝型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Pol CMS）研究”的序幕。也正是这一惊人的发现，铸就了他在油菜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1973年7月，全国油菜科技协作会议在武汉召开，傅廷栋把“波里马”雄性不育油菜自由授粉的种子赠给全国近10个省的同行。1976年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利用这一材料首先实现“三系”配套。1981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把Pol CMS赠送给澳大利亚同行。至此Pol CMS逐步传播到世界各油菜生产国，并被国内外广泛用于油菜育种实践。在世界油菜杂交种应用的第一个10年（1985—1994），只有中、加、澳、印等油菜主产国共审定了22个油菜三系杂交种，其中17个注明不育系来源的品种中，就有13个是利用Pol CMS育成的。Pol CMS是“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

在育种的同时，他和研究组的同事们对Pol CMS的遗传、分类、细胞质效应、形态解剖、恢复基因分布及杂种优势进行了系统的基础研究。他主持的“波里马油菜雄性不育的发现与研究”1991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1年7月，4年一度的全世界油菜科学家盛会——第八届国际油菜大会在加拿大召开，近50个国家和地区共680位代表参加。国际油菜研究咨询委员会（GCIRC），专门为傅廷栋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授予他世界油菜科学界最高荣誉——“杰出科学家”的奖章和证书，以表彰他在发现“波里马”雄性不育及发展国际杂交油菜方面做出的贡献。德国Robbelen教授代表GCIRC致词说：“中国傅廷栋教授是继加拿大Stefansson教授1987年第一次获奖后，世界上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油菜科学家。他发现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系统，为直接利用油菜杂交优势铺平了道路。欧洲人毫无保留地将这归功于中国人。”他的成就还在2003年于意大利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农业科学奖”，此奖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仅评选一人；2007年获印度MRPC“油菜研究终身成就奖”；于2005年当选为国际油菜研究咨询理事会（GCIRC）主席，任期5年（2005—2009）。这些殊荣足以说明傅廷栋在国际油菜科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这个种油菜的老人，无愧于生他养他的这块古老的土地，无愧于他的父老乡亲，无愧于他的老师和领导。“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天的他，仍在开满油菜花的道路上前行，不断有新的研究、新的追求和新的成果。

采访结束，他带笔者参观他的实验田，指着植株，向笔者讲解他的“三系育种”，面容和蔼可亲，使笔者如坐春风。太阳挂在天上，金光四射。太阳下是广袤的田野，油菜正在越冬，绿色连天，温暖无边。

院士名片潘镜芙　男，船舶工程专家。籍贯浙江省湖州市，1930年1月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1952年9月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1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曾任新型导弹驱逐舰总体设计兼作战系统主任设计师。在驱逐舰研制和舰载作战系统、电磁兼容等新技术领域，把国内新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以系统工程观点更新设计观念，做到全舰有机协调、综合性能兼优。驱逐舰的研制成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对提高我国海上防御作战能力起着重要作用。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被授予国防科工委“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设计的某新型导弹驱逐舰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院士寄语为学当似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

舰艇巨匠

我们仰慕的舰艇巨人——潘镜芙，因为所从事的专业非常“神秘”，所以，鲜为大众所知。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的军舰出访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那一刻开始，外国人由衷地赞叹：中国海军可以远航了！

谁能忘记，1997年早春，我战舰出访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时，当地人民和华侨热烈吹呼：“如此装备精良的中国军舰，棒极了！”

当世界聚焦我国两代导弹驱逐舰的代表作——“哈尔滨”跨越太平洋，泊岸美国、墨西哥、秘鲁、智利等4国5港时的成功和震撼；

当2002年，新型驱逐舰“青岛号”遨游三大洋，环绕地球1周，历时4个多月，航程3万多海里，实现了中国海军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更为13亿国人自豪的2008年12月26日，我中国海军“武汉”号和“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印度洋，长驱亚丁湾，驶进也门、索马里海域……威震猖狂的海盗，索马里人民欢欣鼓舞。这是第一次战斗性质的出海，意义非凡。可谓“中国海军只能在家门口转一转的历史”结束了！心存小船

潘镜芙出生在一个经营纸业的家庭。由于外公是个秀才，书香门第出生的母亲国文功底不错，因此，潘镜芙从儿时即受到良好的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的军舰疯狂地把我平静的扬子江面撕开一道道裂口，肆意横行在上海的江面码头，战火硝烟告诉少年时期的潘镜芙——大上海沦陷。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潘镜芙永生难忘我们国家被人欺负的那一幕：“没有坚炮利舰挡得住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当战火烧到他的家乡，7岁的潘镜芙不得不随家人在太湖水乡辗转、避难。战难的特殊环境，在他幼年的记忆里，唯有船能够暂时隐藏在水泽草丛之中……

船，太重要了，船是一个流动的家，比起城里难以挪动的房屋来说，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有很大的优势。

潘镜芙12岁那年，随着父母的营生移居苏州。读中学时的一天，物理老师知道有些同学认为数理化枯燥乏味，于是，针对一些轻理重文的学生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1斤棉花和1斤铁哪个质量大？”同学们异口同声：“一样大。”“错！”老师微笑着讲解说：“空气里称是一样重，因为空气有浮力，而棉花体积大，受到的浮力大；若在真空中，应该是棉花质量大。”老师接着说：“这就是物理。”然后说：“留个问题供同学们思考，船那么重，为什么能浮在水上？”老师的眼睛似乎在问小镜芙。

这些问题对小镜芙不但有无尽的吸引力，而且犹如一把重锤敲打在响鼓上，告诫他切忌偏科，一条腿走路的学习嗜好难以成器。“有船才能生存，船这么重要，想弄懂船为什么能浮在水面就得学好数理！”小镜芙心里暗暗发誓。此后，在老师的引导下，年幼的潘镜芙如饥似渴地学习，顺利考进浙江大学电机系，幸运地拜师竺可桢、苏步青门下。

祖国的需要决定他走上造船之路。神秘的军工之路，使他放弃少年时期曾梦想做一名“心灵工程师”的愿望。

当然啊，人的事业选择往往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兴趣。一旦祖国的重任选择了你，你就必须有责任感，甚至把毕生的精力献身于祖国的期望。正是这样的责任心、事业心，加上潘镜芙儿时“有船才能生存”的质朴需求，促使他精心研制舰艇，实现了我海军今天能够驾驶着一流的舰船与海军实力超强的大国并驾齐◆与江泽民合影驱。“心中的小船”迎来我们为之骄傲的“导弹驱逐舰之父”。

不堪回首的甲午海战……

1937年，日寇军舰轻易而举地击溃国民党海军的一幕幕惨剧……

500年来，中国一直梦想拥有一支自己的强大海军，必须自己造出一流舰船。

1965年，潘镜芙带着这个中国人的伟大梦想，别妻离子，随研究所迁出上海，来到武汉紫阳湖畔神秘的“701”，投身于中国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胸怀军舰

虽然中国人民拥有一支战功显赫的陆军，但海军力量的强弱直接显示国防的实力，中国不堪回首的近代史，就是始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尤其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海军，即是唯一的保卫国家蓝色国土的坚实后盾和前哨。希望海军强大的梦想困扰着我国几代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4周年时，毛泽东主席在南京检阅海军，看见薄弱的海军装备，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天时间里，连续5次写下同一句话：“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时隔3年，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建“联合舰队”，其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图控制中国海军。毛泽东一夜未眠，愤怒地回绝了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盟友！

这对于大学毕业后赶上新中国要建造军舰工作的新一代造船人潘镜芙而言，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撕毁签订的协议，拒绝提供技术，撤走了专家。在“老大哥”的傲慢面前，潘镜芙被激怒了，他说：“中国人是不怕压的！”于是，与战友们一起，开始自行设计，凡能找到的有关驱逐舰的资料，他全借来，一篇篇往脑子里挤压，面对模型，一点一点地琢磨。他的卓越工作，深受组织好评。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复礼、潘镜芙等先后做了十几个驱逐舰方案。遗憾的是，导弹驱逐舰研究工作刚刚开端，因囿于当时国民经济和生产实力的种种困难，导弹驱逐舰的立项研制工作迟迟未能到来。

失去5年的光阴之后，1965年，为远程火箭实验时护航警戒的需要，中央军委批准进行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潘镜芙出任第一代导弹驱逐舰设计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12月，中国海军第一艘“旅大”级导弹驱逐舰开始建造……

回顾“旅大”首制驱逐舰的成长过程，令人兴奋。

1973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李德生，视察首次装上导弹的驱逐舰实弹发射演习。当导弹拖曳着五六米长的火焰尾巴打出4发4中的好成绩时，两位军委副主席连连击掌大喝：“打得好！打得好！”◆1995年在江南厂

的确，这样的好成绩来之不易。潘镜芙作为科技研究人员，在大风浪中登舰工作不是局外人想象的那么轻松洒脱的浪漫之旅。作为总设计师，潘镜芙处处身先士卒。为了提高导弹驱逐舰的航行适应能力，他率领设计人员参加驱逐舰适航性试验，颠簸在惊涛骇浪。当一阵阵10米高的浪头从舰艇的驾驶仓飞卷而过，伴随海浪落下来的却是搜肠刮肚的呕吐物，不把人的五脏六腑掏空誓不罢休。但他仍然继续指挥驱逐舰接受顺浪、顶浪、旁浪、斜浪等恶劣险境的考验。一艘舰船从制造到下水试航等，他始终坚持和海军士兵们一样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找出隐藏的“杀手”，任何一点小毛病都不能放过。作为一名非海军军人体质的技术人员，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事业心、责任心，绝不可能坚持到底。

除此之外，雷达系统检测试验，强大的电磁辐射对人体必有伤害，不管同事们如何劝阻，他总要亲临现场，其目的就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正是因为他具有大胆探索、不畏牺牲的精神，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首制舰于1968年在大连造船厂开工，1970年8月下水，经过4年的艰苦攻关，首制舰于1971年12月顺利交付海军服役。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第一型导弹驱逐舰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奖状。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设计第二代驱逐舰，潘镜芙任总设计师。此时的军舰设计建造水平已落后世界十几年。潘镜芙院士告诉笔者们，当初，我国希望和英国合作设计建造驱逐舰，但最终没被批准。还是我国自行设计了第二代驱逐舰，也就是112舰、113舰。两艘舰的制空能力都较第一代有很大提升，安装了对空导弹，火炮也增强了。

1988年国防科工委授予潘镜芙“突出贡献荣誉奖”。

1994年4月29日，国产新一代导弹驱逐舰112“哈尔滨号”舰建成下水后不久，江泽民登临视察并且题词：“做驾驭新型战舰的开拓者。”

1999年，潘镜芙主持的第二代驱逐舰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一年的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50周年。江泽民为人民海军题词：“为建设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而奋斗”。

2006年江泽民在上海与潘镜芙重聚，此时，潘镜芙已是我国著名的船舶设计专家、两代驱逐舰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泽民同志笑称他“我们电器专业科的骄傲。”

今天的海军圆了“三代人”的梦。从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黯然落地的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诞生，到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交付海军。63年风雨征程，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看见了海军强国之梦。情系海军战士

研制军舰这个神秘的事业，虽然和潘镜芙昔日梦想的“心灵工程师”工作不搭边，可在潘镜芙这位文人气质的科学家设计建造的舰艇里，无处不蕴藏着人文环境。

说潘镜芙院士是文人科学家，一点没有虚构夸张。在他家的书柜里，大部分珍藏的是中外历史上那些大文豪的著作，以及《资治通鉴》之类的文史哲理典籍。看那些藏书，不知底细者，准以为潘老是一位专攻文史的学者呢。

在潘镜芙院士的人文生活里，“琼瑶热”并非少男少女如痴如醉的专利；潘老照样有兴致与儿孙辈讨论切磋古龙和金庸的《武林外史》、《射雕英雄传》。此生虽不能从文，但在潘镜芙院士的人生长河里，唯有“造船”和“赏文”一样不能少。

潘老平时的休闲方式多是阅读文史、诗词，还有欣赏音乐和唱歌，当攻克一道技术难关或者完成一次成功的试航，他会即兴拿起口琴吹奏一首浪漫的《多瑙河之波》或者《军港之夜》。当问潘镜芙院士最喜爱什么？他会不假思索地告诉笔者：搞了一辈子海军舰艇，最牵挂的还是海军。

研制舰艇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使他在梦里都情系战舰和舰艇的主人翁战士。因此，他在设计舰艇时自然而然体现出人文修养，希望给以舰船为家的战士营造一个舒坦温馨的环境。

一艘战舰在我们平常人眼里，也许只有三大体系：舰艇、武器、人。事实上复杂得叫非专业人无法想象。就说舰艇船体如何考虑“隐身化”；网络中心战中如何加强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远、近海作战、反潜导弹火箭助飞鱼雷、线导鱼雷；电子设备的主、被动声呐并重；电子对抗、红外、光电、水声等等都要统一起来。这些都是舰艇的硬件，也就是说无论武器装备多么先进的战舰，最终离不开以人为本。◆2003年与夫人在镜泊湖

因此，潘镜芙考虑到现代级驱逐舰必须保证人文环境。这也是提高舰艇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之一。早期源于苏式设计的模式，舰艇里居室拥挤，通道狭窄，甲板层低矮，舱内空气浑浊，机器的噪声和高温对人的袭击和干扰必然影响战斗力。今天的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就是一座浓缩的水上科学城，同时也是海军现代化的人文社区。

新型导弹驱逐舰，不仅有一流的现代化装备，而且还有一流的现代化生活设施。今天走进新型导弹驱逐舰的机舱，再也听不到机器的噪声，舱内的恒温使人十分舒适。舰上从吃、喝、睡到文化学习、文体活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过去吃饭蹲甲板，自己洗碗筷，现在有明亮宽敞的餐厅，就餐使用统一的不锈钢餐具，餐具由专用设备统一清洗；过去喝开水用伙房菜锅烧水，水里不是有油珠就是有咸味。现在每层舱都装有两个循环式自动电茶炉，24小时供应开水和矿化处理的纯净水，冷热自选；过去大小便只有后甲板的水冲便坑，现在每个舱层都有真空处理厕所，方便、清洁、卫生、美观；过去的文体活动只有在前后甲板，现在舱室里有设施齐全的健身房、学习室、电视室……

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不仅为建立崭新、文明、健康、科学的现代化舰艇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创造了条件，更为提高战斗力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

一流的舰艇，一流的装备，一流的人文环境，一流的海军素质，必然具备一流的战斗力。这就是文人造船匠——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镜芙毕生的追求。

院士名片赵梓森　男，光纤通信专家。籍贯广东省中山市，1932年2月出生。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湖北省科协荣誉委员。曾任武汉邮电学院讲师，邮电部激光通信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湖北省科协第三、四、五届全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中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认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光纤之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条光纤通信线路，为我国光纤通信在高新技术中成为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之一作出了杰出贡献，使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年生产能力近百亿的通信企业集团。早在1973年就建议开展光纤通信技术的研究，并提出正确的技术路线，参与起草了我国“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光纤通信攻关计划，为我国光纤通信发展少走弯路起了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组织研制生产出我国的首批实用化的光纤光缆和设备。作为技术负责人、总体设计人，先后完成了我国第一条实用化8Mb/s、34Mb/s和140Mb/s等6项国家、邮电部光缆通信重点工程，其中有3项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开发的光纤通信产品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曾被IEEE电机电子工程师协会选为Fellow会士。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撰有《用0—∞法解网络》等论文，著有《数学光纤通信系统原理》等书。

院士寄语人类进入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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