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雨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帝国的智囊团·大唐名相试读：
总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是宋代范仲淹在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句。一段话道尽了自己身为庙堂之臣的心路历程。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上这群被称作宰相的人所处的尴尬位置，和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的崇高志向的真实写照。
宰相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令人为难的职务。虽然历朝历代称呼不同，秦、汉、唐都习惯叫丞相，宋代叫参知政事，明代叫内阁首辅，清代叫军机大臣，但其职权范围却变化很小。我们可以用“总理政务，调和阴阳”这八个字来概括其职权范围。
何谓“总理政务，调和阴阳”？“总理政务”指的是宰相的日常工作。皇帝身为一国之君，在国事上可以抓大放小，但宰相身为百官之首，在国事上却必须事无巨细。全国大大小小的事务由各部门统一汇总到宰相那里，宰相再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呈递给皇帝御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基本的行政流程。“调和阴阳”指的则是宰相在国家机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宰相向来都是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在皇帝眼中，宰相是百官之首，是百官的代言人；而在百官眼中，宰相却是皇帝的助理，是皇帝的代言人。因此，身为宰相，就必须懂得如何调和阴阳，平衡皇帝与百官之间的关系。
这两点既是宰相的职责，同样也成了宰相难做的原因。总理政务让宰相庶务缠身，一刻不得清闲；调和阴阳又使得宰相劳心劳力，时时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斡旋。由此可见，国之宰辅一方面位高权重，于运筹帷幄之间决定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忧谗畏讥，小心翼翼，否则这一刻还“居庙堂之高”，下一刻便会被流放，“处江湖之远”。
正是由于宰相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使得宰相这个群体拥有了别样的精彩，这也正是本套丛书成书的原因。身为个人奋斗所能达到的最顶点，身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我们可以在历代的宰相们身上看到个人奋斗与王朝兴衰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此，本套丛书选取了秦、西汉、唐、北宋、明、清这6个最有延续性也最具代表性的朝代，每个朝代选取数位名相。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王朝的发展脉络，看到这个王朝究竟因何而兴、为何而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古之名相，无不是人中之杰，今之人可以此为鉴。第一篇长孙无忌——凌烟第一臣
永徽六年十一月，唐高宗李治正式册封后宫妃子武氏为大唐皇后。曾是唐太宗李世民后宫才人的武氏穿着华丽的朝服，面带端庄得体的笑容，接过大臣李勣呈上的皇后印玺。
人群中，宰相长孙无忌一言不发，他看着文武百官或真诚或阿谀地向帝后道贺，突然感到身心俱疲。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权力场上的失败者，高宗的弃卒，武后的眼中钉，从今而后，他再也不会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等待他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
他是李世民的影子，注定要被埋葬在那个已经逝去的贞观时代。第一章相识于年少
关陇集团，从北魏末期开始成型，是盘踞在中国西北的贵族集团，宇文泰、杨坚、杨广、李渊都是其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西魏到北周、隋朝、唐朝，中国历史的起伏就由这个集团主导。长孙无忌，正是这个集团的后代，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育，注定了他必将有一番作为。
年少时代，长孙无忌结识了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李世民，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他跟随李世民，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人生，并成为李世民心目中最依赖的部属，最信任的亲人。贵族少年
日升月落，涛走云飞，白发渔樵可在江边闲话天下大事，王侯将相却早已尘归尘，土归土。奸贤善恶，是非黑白，只有后人能在横向与纵向的历史中，细细考量，给出相对公允的评判，当事人“身在此山中”，面对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让今后的人生千差万别。富有天下的帝王如此，那些位高权重的将相臣子同样如此。他们面对的是风云莫测，成败兴衰，国计民生，社稷存亡，身家性命……位置越高，他们的决定越有分量。他们的思考、权衡、决策，都是性格与智慧的融合。
大唐帝国的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最为宠信的臣子。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相识于少年时代，一生跟随李世民建功立业，君臣之分从未有隔阂，直到李世民去世，还在感念长孙无忌的功劳与忠心，“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这样的长孙无忌也曾是个在书斋里翻阅一卷卷古籍，思考古今之事、君臣之道、国家之治，遭遇人生之困惑的少年。这位少年胸中自有一番宏图大志，但那时候他绝对想不到千载之后，后人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位重臣，还有一位率性睿智的君王，一段曲折多变的历史，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长孙无忌，字辅机，出生于隋朝开皇年间。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缔造了统一国家。在隋文帝兢兢业业的治理下，“开皇之治”取得了丰硕成果：内政清明，外战连连告捷，隋朝国力有了巨大提高，一时间海晏河清，四夷宾服，饱受战火摧残的人民终于享受到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居乐业。
长孙无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子弟，他的家庭与曾盘踞在中国北方的诸多政治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长孙无忌的先祖原姓“拓跋”，鲜卑血统，是北魏拓跋王室的后裔。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95年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提倡穿汉衣、说汉话，建立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制度，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并带头将自己的姓氏“拓跋”改为“元”，一大批鲜卑贵族都开始使用汉姓，长孙无忌的先辈正是在这个时候，将自家姓氏改为“长孙”。
再后来，北魏衰落，权臣们立北魏皇族后裔为傀儡皇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再之后，权臣废掉元氏皇帝，建国北齐和北周。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北方。不过几年，北周外戚杨坚篡权，于公元581年建立隋朝，并完成南北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长孙家的后代以勇武善战，奠定了家族的地位。
长孙无忌是贵族后裔。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本为北周贵族，他骁勇机变，既有沙场克敌之勇武，又有以静制动之谋略，在北周、隋朝对抗突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功封为右骁卫将军；再说说他的母亲，长孙无忌的母亲高氏是北齐宗室的后裔，其父也曾在北齐任高官，北齐灭亡后入北周、再入隋朝，一直担任朝廷官吏。
公元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长孙晟去世，长孙无忌与妹妹尚年幼，高氏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备感艰辛。幸好有高氏的哥哥高士廉怜悯妹妹丧夫、长孙兄妹年幼丧父，将他们三人接入自己家中，对他们格外厚待。高士廉时任隋朝治礼郎，他品性端方，学识渊博，在朝廷上朋而不党，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位正人君子把教育妹妹这一双儿女视为己任。
正因如此，长孙无忌虽然是将门后代，从小受的却是舅舅的文官教育，过的是书斋生活。他勤奋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但他并没有诗词歌赋的细胞，也不想走文人入仕的路子。对未来，他心中自有一番打算，这既来自祖先的高贵血统、父亲长孙晟的赫赫功绩，也来自他博览群书后做出的思考。他更多地留意考察历代政治的得失，特别是法律方面的种种知识。这种偏好也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
与长孙无忌一同进入高士廉家的还有他的妹妹，这个年幼的女童小名“观音婢”，父亲死后，与母亲、哥哥相依为命，兄妹感情自是非比寻常。北方经历了几百年的胡化，加之关陇集团一向看重女子的地位，观音婢也被舅舅悉心教育，和她的哥哥一样读书识字，每每有不凡的见解。高世廉偏爱这一对聪慧的兄妹，事事为他们考虑，所以，这对幼年丧亲的兄妹并未失去家庭的温暖，反而因舅舅的因材施教而日渐显得出类拔萃。
人以群分，长孙无忌这样的名门后代，自然免不了认识一些贵族子弟。隋朝的贵族子弟们成分复杂：隋朝王室是关陇集团的后代，隋文帝能够奠定大一统基业靠的也是关陇贵族们的鼎力支持；此外还有北齐贵族；隋朝灭掉陈国后入仕的南方贵族；隋朝建立后培养的文臣武将，等等。隋朝是北方王朝，又扎根于北周，一向有尚武风气，贵族子弟们平日游玩的内容，不外乎骑射游猎，舞枪弄棒，长孙无忌显然不擅长这些，但他这个喜欢读书的公子哥，偏偏交了个英气勃发、擅长骑射的好朋友。
此人名为李世民，是关陇贵族后代，曾祖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祖父李昞是北周唐国公，父亲李渊为隋朝高官，更是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的外甥，与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为姨表兄弟。李世民从小文武双全，爱交朋友，与长孙无忌尤其投缘。这件事被高士廉看在眼里，高士廉见李世民龙章凤姿，不由动了一番心思。
古代父母最担心两件事：儿子当官，女儿出嫁，这两件事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幸福，但凡有些本事、有点门路的父母，都会想尽办法为儿子的仕途铺路，为女儿选个好婆家。高士廉对长孙兄妹视若己出，自然时时为他们考虑。长孙无忌是名臣后代，朝廷自会照顾，所以关键问题就是替长孙家的女儿找一个好丈夫。高士廉左看右看，认定李世民是上上之选。高士廉看重的不仅仅是李世民的家世，更是欣赏少年身上的大气和韬略，这样的人今后必然是人中龙凤，既能让外甥女妻凭夫贵，又能让外甥今后的仕途多一个强大助力，可谓一举两得。
外甥女的出嫁年纪刚到，打定主意的高士廉就开始张罗这门婚事。按理说，李渊本应为二儿子选择家世更好的贵族小姐为正妻，而不是一个失去父亲、无权无势的长孙小姐。但事有凑巧，此时的李渊恰好是人生最落魄的时期：隋炀帝杨广忌惮李渊的家世与能力，总疑心李渊会造反，想找机会收拾这个亲戚，李渊为了活命，每天不是躲在家里装病，就是以吃喝玩乐掩人耳目，儿子的亲事，自然也不敢太惹眼。他敬重高士廉的为人，相信他教育出来的女孩必然知书达理；又见李世民与长孙无忌亲如手足，当下乐见其成，将这门婚事定了下来。
公元613年，李世民与长孙氏完婚，长孙氏端庄聪慧，是个标准的贤内助，少年夫妻，伉俪情深。而李世民与长孙无忌的“亲上加亲”，更是犹如一家人一般，再无半点隔阂。从此，长孙无忌的一生都与李世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风云动荡，人事变迁，也从未更改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这样的亲密，使长孙无忌成为隋唐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见证了唐朝诞生、初唐发展的全部历史。南征北战
人生的第一步，往往是由父母、由师长、由环境决定的，而接下来如何走，却要靠自己的思考，否则便只能听凭他人安排，随波逐流。长孙无忌从懂事起，便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并不喜欢出风头，他只是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选择权，这也许得益于他的博学多闻。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没有过仕途经验、人生经验也并不丰富的长孙无忌，却无师自通般学得了深思熟虑，懂得谋定而后动。他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但却不急于寻找机会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反而在其他贵族子弟纷纷从军从政之时，继续躲在书斋里研究那些艰深的古籍，对未来，他有他的考虑。
此时，隋朝统治就面临全面解体的危机，隋炀帝杨广不断征伐高丽，搞得国内民怨沸腾，起义声浪接连不断。这位好大喜功的国君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知悔改，还不断地征税、修长城、巡游江南，让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长孙无忌目睹了一个帝国怎样在短短十几年时间，由繁盛统一到分崩离析，只觉触目惊心。昨日还看得到长安城火树银花的盛世景象，今日便置身于风雨飘摇之中。
全国各地都有起义军的影子，偌大的帝国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边缘，官兵们还在四处剿匪，百姓们却已在起义领袖的带领下占山割地，称霸一方。有武力的人加入起义军想趁机建功立业；有谋略的人投靠自己看中的头目想一展身手，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长孙无忌的好友兼妹夫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造反。
李渊一面写信给当时威望最高的起义军领袖李密，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忠诚；一面派手下以重金贿赂突厥人；一面举起义旗，宣布反对隋炀帝。做事如此老辣周到，可见隋炀帝平日对李渊的疑心一点都没看错。眼看朝廷大势已去，隋炀帝甚至躲到了江都，根本不敢看朝臣们递上来的奏折，也不敢听隋朝军队兵败的消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甚至对大臣说：“事已至此，不要再告诉皇帝了，只会让他更烦恼。”
隋朝这座大厦眼看就要倒塌，不想被砸死的人纷纷寻找出路。长孙无忌不愿当“忠心臣子”，陪着暴虐的隋炀帝一起送死。和平日的深思熟虑不同，他毫不犹豫地求见李渊，表达自己愿意为李渊效力。真如古书所说的“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李渊正是用人之际，当即授予长孙无忌“渭北道行军典签”一职，这是个不起眼的官职，但长孙无忌的目标不是李渊所给的官职。
长孙无忌知道李渊的志向，造反是一条不能回头的道路，李渊必然要成为一国之君，而李渊的嫡子、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便是日后的继承人。但长孙无忌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自己年少时的好友、也是自己的妹夫李世民。在这双重关系下，长孙无忌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前途未卜之时，这种选择无疑给了李世民一剂定心针，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不论李世民手下有多少能臣猛将，能让他全心全意信任的，始终只有长孙无忌。
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帝王的李世民常常在宫中和老大臣们一起喝酒跳舞，其中，长孙无忌跟随他最久，他们总能在彼此熟悉的动作和眼神中，回味那一段南征北战的岁月：
太原起兵后，李渊带着人马前往长安，一路攻下霍邑、龙门、河东……年轻气盛的李建成、李世民是起义军的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胜利；
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自封为唐王，主管长安一切政治军事行动；
公元618年，隋炀帝的手下宇文化及带头造反，隋炀帝被杀，隋朝覆灭；
同年，李渊在长安登基，建立唐朝，改元武德。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二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李渊以李世民为统帅，积极准备着统一全国；
公元618年年底，李世民奉命征讨割据甘肃的薛举，这也是李世民独立军事行动的开始。李世民是个遇事喜欢找人商量，听取各方面意见的人。一开始，他商量事情的对象只有长孙无忌。他巨细无遗地与长孙无忌探讨如何行军，对手下将领的看法，对各地局势的看法，他们交换彼此的意见，分享胜利的喜悦，并惊喜地看到，秦王的队伍一天比一天扩大，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屈突通、殷开山、张亮、侯君集、张公谨……这些人有的是李世民在民间搜罗而来；有的是倾慕李世民的大名前来效忠；有的是被李世民打败后被重用；还有人在战场上见李世民英武不凡，直接倒戈投诚。
在这一时期，李世民和长孙无忌都显示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
李世民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他锋芒毕露，精力充沛，渴望建功立业。在自身的优越条件下，他更有宽大的心胸和容人的肚量，随时注意吸纳人才，礼遇人才，他看到一位人才，必然诚心诚意地请对方为自己做事，如果对方不愿意，他也不勉强，反而会赠送金银给对方作为傍身的盘缠，不会在对方拒绝后使诈暗算。他的光明磊落，在乱世之中大得人心，才使得手下的文臣武将们死心塌地为他效命。
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正好相反，他稳重内敛，办事周密，亦步亦趋地跟随李世民，就像是李世民的影子，在李世民的光环下，人们几乎注意不到这个幕僚的存在。而长孙无忌也安于现状，既不强自出头，与人一争长短；也不因自己与李世民关系亲密，而打击那些对自己无礼的文员武将，他的低调态度，不但让李世民大为满意，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尊敬。
从唐武德元年（618）一直到武德七年（624），李世民与长孙无忌在南征北战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在这七年里，李世民已经成为声名斐然的秦王，长孙无忌依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幕僚。在这个过程中，长孙无忌愈发像李世民的影子，他为李世民殚精竭虑，与李世民一起听取谋士们的意见，处理行军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一切行军命令，一切军事机密，李世民的一切心事，都在长孙无忌的掌握之中。长孙无忌的名声远远不如房玄龄与杜如晦，他更不能像尉迟敬德等人那样伴随李世民征战沙场，但李世民明白，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包含了长孙无忌的智慧，每一次胜利都有长孙无忌的心血。
李世民的战功丰硕傲人。当时唐朝敌人无数：河南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山东的徐元朗，长江流域的萧铣，盘踞河东与突厥人勾结的刘武周……这些强大的敌人，除了萧铣被唐朝将领李靖平定外，其余势力几乎都由李世民消灭。随着江淮一带的杜伏威、辅公祏被平定，大唐一统天下，分裂的国家终于重新统一，和平终于再次来临。
当李世民带着威武的军队、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带着驰名天下的美誉回到长安，接受李渊的封赏与赞扬，长孙无忌却忧心忡忡，他从李渊复杂的神态中，从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敌视的目光中，从满朝文武暧昧的恭贺中，看到了近在咫尺的危机。李世民的危机
回到长安，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同时意识到，这里是更加危险的战场。
按照皇室向来的传统，皇太子是国本，不宜外出行军，所以，在大唐开疆扩土的过程中，太子李建成一直在长安帮助父亲李渊处理政事，军事功劳最大的人是秦王李世民。看到二儿子屡战屡胜，唐高祖李渊大喜过望，不断提高李世民的地位，从秦王到太尉、尚书令、司徒，最后又被封为天策上将，甚至破天荒地允许李世民设立自己的天策府招揽臣属———这是太子才有的待遇。但李渊在封赏李世民的同时，仍然推重太子李建成。
长孙无忌老到，他看得出来李渊不希望伤害父子间的感情，不希望两个儿子反目成仇。这种调和无疑是失败的，一方面太子李建成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一方面那些对李世民忠心耿耿的部下们见李世民功勋卓著却要居于李建成之下，都在愤愤不已。长孙无忌更担心的是，李渊已经年老，一旦李建成继承王位，他怎么能允许自己的弟弟有这样庞大的势力？
这种担心是对的。李世民回到长安没多久，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就勾结在一起，伺机对秦王府下手。李建成并非无用之人，他在长安将政事掌管得井井有条，他也是个懂得招纳人才的人，手下有不少谋士和武将。恰好此时河北刘黑闼叛乱，他便亲自请缨，平定了河北地区。在不断积累政治资本的同时，他又不断笼络李渊身边的臣子和后宫的妃子，使李渊耳边总能听到旁人对太子的颂扬。
太子府不断打探秦王府的一举一动。李世民让车骑将军张亮去洛阳，广泛地结交当地豪杰。张亮办事得力，在河南、山东一带为秦王交下了不少“好朋友”。这件事很快被李建成和李元吉知道。李元吉立刻到李渊面前状告张亮想要造反。李渊自然不能允许有人心怀异志，命人抓来张亮严加审问。张亮在监狱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受尽苦刑，但他是个硬骨头，就是不供出李世民的名字。
秦王府草木皆兵，时时提防太子的行动。李建成并不真想害死李世民，他只想剥夺李世民的权力，分散他的人手，让他孤掌难鸣。他向李世民的手下尉迟敬德送了一大车金银，试图“挖角”，被尉迟敬德婉言谢绝；李建成又不断将秦王府的人调到外地，李渊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世民眼睁睁看着人才流失，毫无办法。
秦王府的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文员武士们心里都有一个念头，但谁也不敢第一个说出来。当今之计，唯有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逼李渊立自己为太子，或者干脆直接夺权登上皇位。谋划造反，挑拨父子兄弟关系，威胁国家安全，条条都是死罪。谁敢去提这种大不敬的建议？
所有人都在嘀咕，秦王府的智囊头子房玄龄偷偷跑到名不见经传的长孙无忌家里，对长孙无忌说：“秦王和太子间的怨恨已经成形，再也无法更改，一旦祸患发生，不但秦王府不能保全，社稷安危也会动摇，不如劝秦王行周公之事，以保全国家。事关存亡，不能犹豫！”周公之事，指的是周公曾经杀死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这话不去和李世民说，却来找长孙无忌商量，可见房玄龄深知长孙无忌的分量。
长孙无忌一向主张冷静，不做没把握的事。他看上去是个守成持重之人，但在关键时刻却往往果敢善断。他当即说：“我早就有这个意思，只是不敢开口。既然你也是这个心思，那么我立刻就去劝说秦王。”当下二人会同杜如晦，一起去找李世民。
李世民何尝不知道情况险恶，但一来顾忌着父子兄弟之情，二来又掂量自己的实力并不如太子府，三来他这个人特别在乎个人形象，不想留下“残害手足”的名声，所以一直犹豫不决。长孙无忌反复陈述利害，他最了解李世民，说的话字字入心，李世民一向了解长孙无忌的缜密，如今他开了口，又有房、杜二人在旁劝说，就知道事情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造反是件大事，李世民依然下不了决心和狠心，他一犹豫，太子府又有了新动作。李建成早就调查过李世民的家底，他对李元吉说：“秦王府只有两个人需要忌惮，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很快，李建成借故调走了房、杜二人，李世民失了左膀再失了右臂，这时候，只能庆幸长孙无忌从来就不露头角，才躲过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虎视眈眈，让他身边始终有个可靠的谋士。
到处都有监视的耳目，李世民只能在秦王府闭门不出，长孙无忌在这个时候不辞劳苦，偷偷与那些被调到外地的文员们联系，充当了秦王府的情报员和统战部长，传达李世民的意思，又将众人的意见汇总给李世民。长孙无忌看得明白，双方都在暗地里搞小动作，不肯起正面冲突，但时间拖得越久，太子府势力越大，秦王府实力越弱，局面越有利于李建成。在正史上，这一段历史还有若干小插曲，如李建成、李元吉安排李世民骑劣马差点摔死李世民，设计李世民喝毒酒让李世民吐血数升，等等，这些细节应该是史官们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形象，故意抹黑李建成和李元吉，不足为信。但局势的剑拔弩张却是真的。
唐武德九年（626）农历六月，大唐的老对手突厥趁着唐朝还没站稳脚跟，带着军队越过长城，想要直攻长安。李世民很想借着抵御外敌的机会带着一批手下离开长安，但李建成哪里肯给他这个机会？他启奏李渊，以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还命李世民的心腹武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秦琼、程知节等人一同前往。
消息传来，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叫苦不迭，秦王府的重要文士几乎被李建成调空了，如今李元吉又要带走李世民身边的武将，这件事倘若施行，李世民就再也没有还手余地，只能任人宰割。长孙无忌见情况紧急，连忙派人偷偷给房玄龄和杜如晦送口信，让他们务必赶回秦王府商议大事。
公元626年6月29日，太白金星出现在天空，古代人认为这是“变天”的预兆，处于政治旋涡的长孙无忌等人，预感到大事即将发生。长孙无忌和仍留在秦王府的幕僚们苦劝李世民下定决心，李世民仍在迟疑，尉迟敬德大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大王还在犹豫不决！人都是怕死的，您如果不行事，请允许我立刻逃跑，以免被您连累！”长孙无忌推波助澜，也说道：“尉迟敬德说的没错，如果您还不下决心，那么我也会和他一起逃亡，不留在这里等死！”
见属下们如此，李世民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
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兵于皇宫北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逼迫李渊下诏诛杀二人子女、亲信。三日后，李渊再次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宣布所有国家大事由太子全权处理。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政变前后
直到李建成、李元吉人头落地，李世民向李渊“认罪”，得到李渊的“原谅”，父子二人抱头大哭，皇帝、大臣、太子府的余党都被李世民控制，长孙无忌悬着的心才终于踏实地落回原处。政变前的每一天，长孙无忌日不能眠，夜不能寐，竭力为李世民操持王府内外事务，在“玄武门之变”中，他无疑是首功之臣。
长孙无忌首先提出了政变建议。在太子府咄咄逼人之际，长孙无忌不避嫌，不畏险，第一个提出政变建议。特别是在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被外调之后，李世民只剩长孙无忌一个亲信在身边。此时，长孙无忌的决定无疑会对李世民的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李世民本就犹豫，如果长孙无忌打了退堂鼓，必定影响秦王府的士气。而长孙无忌毫不动摇，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李世民，促使李世民下定决心。
长孙无忌是政变的筹划者之一。7月1日当天，李世民突然被李渊召见，李渊面色严肃地递给李世民一份奏折，奏折是负责观星象的天文官员傅奕写的，说太白金星出现在秦王的封地上空，这代表秦王即将拥有天下。李世民大惊失色，他当即向李渊陈述自己的忠心与孝心，并毫不客气地指责李建成和李元吉陷害自己，还趁机丢了个重磅炸弹，指控李建成与李渊的妃子私通。李渊决定第二天叫来三兄弟，当面审理此事。
所谓私通纯属不实指控，一旦三堂会审立即就会穿帮，李世民知道事不宜迟，决定马上发动政变。长孙无忌脚不沾地地忙碌，一面不断派人去外地叫回“自己人”，一面又动员秦王府的士兵，一面又联络外援，以增加政变的胜算。当晚，秦王府偷偷召开作战会议，确定明日在玄武门伏击李建成和李元吉。长孙无忌从头到尾参与了决策。
长孙无忌是政变最重要的参与者。7月2日，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侯君集、程知节、秦琼、段志玄、屈突通等人守在玄武门外。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原是李建成的心腹，现在却已经被李世民收买，将会为他们打开北门。当李建成和李元吉带着队伍出现，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结果了李元吉的性命。
身为文员，长孙无忌亲自骑马陪伴李世民走上最险要的战场，这自然让李世民铭记于心。而且，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打开监狱，对犯人们许下重赏，当太子府与秦王府的人马相互厮杀时，这批人又为秦王府增加了一分力量；当太子的亲信们看到李建成已死，立刻调转马头围攻秦王府，想要为李建成报仇。秦王府的精锐部队都在李世民身边，来不及赶来救援，是高士廉沉着地指挥秦王府的卫兵们挡住一波波的攻势。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氏也亲自出面，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
可以说，这场政变从开始到结束，由长孙无忌一力促成，并参与了每一个关键的步骤。李世民是果敢之人，唯有政变一事，因为涉及了手足相残，一向重感情、重形象的他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最亲近的人的推动，无疑为他减少了负担，增加了底气。正因为如此，在他心里长孙无忌的功劳始终最大，其他臣子尽管有南征北战、运筹帷幄之功，却始终要排在长孙无忌后面。
长孙无忌对李世民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明白他与李世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李世民倘若被太子除掉，其他人尚有一线生机，而他这个李世民的内兄、心腹肯定难免身首异处。所以，在政变问题上，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劝说李世民往前走。在李世民犹豫的时候，他必须推着拉着李世民往前走。但是，这种推动又不仅仅是考虑他个人的利益，对李世民长久以来的忠心，也让他处处为李世民的未来考虑，他明白，在当时形势下，李世民只有这条路可走。
长孙无忌了解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李世民一次次出征打败大唐的敌人，一再扩充大唐的版图，为的不是待和平之日到来时，甩手做个亲王。他真正的梦想是亲自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史书上留下千古一帝的美名，这才是李世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
而长孙无忌本人，他看到过隋朝盛世的海晏河清，看到过隋炀帝暴政下的民生凋敝，看到过战场上生灵涂炭，他饱读经史，自然也有自己的一份抱负。他和李世民志同道合，目标一致，他们和在太原起兵的李渊一样，选择的是一条注定不能回头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长孙无忌更沉着、更坚定，他成了一向主动的李世民的推动者。
而且，长孙无忌对自己的地位有相当的认识。尽管多年来他默默无闻，但秦王府的人却都知道他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他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还要起到枢纽作用，紧紧地将秦王府的追随者与李世民联系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一荣俱荣，让他们没有临阵脱逃的机会，直到尘埃落定。
所谓心腹，不但要“知心”，还要“得力”。长孙无忌正是这样一个能人。
就在玄武门之变的两个月后。公元626年9月4日，李世民登基，尊李渊为太上皇，李渊迁宫太极殿。
公元627年，李世民改元“贞观”，长孙无忌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大唐历史也将翻开“贞观之治”的辉煌篇章。第二章贞观大业
经过惊险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终于登上至尊之位，长孙无忌的人生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李世民已是九五之尊，不再是昔时情同手足的朋友，长孙无忌会如何自处，保持君臣间的情谊？在人才济济的朝廷，他又如何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乱世需要谋士，治国需要能臣，长孙无忌将用自己的缜密心思、高超能力证明自己既有辅佐之能，又有治国之才。且看长孙无忌如何辅佐李世民开启贞观大业，谱写盛世序章。任亲与避嫌
从李渊手上接过全国政事的那一刻，李世民铆足劲头，要做一个好皇帝。
一来，开创一个太平盛世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二来，他的权力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为了让百官、百姓承认自己，他更要做出成绩。对于治国大计，他还没有成熟的、系统的打算，但那不是当前要务，首要任务是控制政府，不让自己的权力落空。
在李世民接掌军政大权之初，朝廷上的大臣分为四类：
第一类，皇帝党。这是一批跟随李渊开国创业的老大臣，包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人，还有李渊建都长安后亲自提拔的百官僚属。对老大臣们，李世民明白他们劳苦功高，不能轻易发落，就实行“表面尊崇，暗地削权”的方法，而原来政府的要员，李世民也全部换为秦王府的人，直接架空了李渊的政府，让自己的老爹再也没有和自己竞争的机会。
第二类，太子党。李建成当了七年太子，国事娴熟，党羽也不少。李世民对这类人的态度是能杀就杀，能降就降。在太子的人马中，一个叫魏徴的大臣尤为引起李世民的重视，李世民质问魏徴：“我听人说，你曾劝前太子行刺我，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魏徴毫不畏惧地回答：“太子倘若听我的话，又怎会有现在的下场！”李世民爱惜魏徴是个人才，直接收为己用。
第三类，中立党。这一类人人数也不少，且不能称之为“党”，他们有的是前朝大臣，有的曾为其他起义领袖做事，这些人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虽有大功，却也因为能力高功劳大，很让李渊忌惮。李靖和李勣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在玄武门之变前，太子府和秦王府都想拉拢他们，他们婉拒了双方的邀请，严守中立，不参与任何政治战争。对于这类人，李世民重视他们的能力，却无法将他们视为心腹。
改组旧政府的过程，也是新权力的分配过程。李世民毫不吝啬地封赏了跟随自己的有功之臣们：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秦琼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
房玄龄和高士廉官职最高，是新政府的宰相。此外，李渊手下的萧瑀升为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李世民在改组政府之时并不急于扔掉父亲的原班人马，而是新旧混杂，让自己的人手分宰相的大权，同时对老大臣们施恩，一来震慑他们，二来希望他们为己所用。这种温和的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但李世民的功臣们得到了封赏，李渊的老大臣们也没被冷落，一个既有底蕴又有锐气的新政府顺利诞生。
显然，长孙无忌的官职不是最高的，但依然能看出，他就是李世民独一无二的心腹之人。
因为长孙无忌在吏部任职。
唐朝施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门下”、“尚书”，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是六部之首，负责全国官吏的任免、审核、升降，是政府的中枢部门。李世民想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朝廷大臣对自己忠诚，就要从源头下手，让新上任、新升官的官吏们明白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吏部长官必须是自己的亲信，进而保证吏部提拔的官员能够效忠于新皇帝。
李世民将这个重要位置交给长孙无忌，可见他对长孙无忌的信任。
但他的这种信任，也为长孙无忌带来了麻烦。尽管在玄武门之变中，长孙无忌有重大功劳，但在政变之前，他只不过是秦王府的一个小文书，在李世民打天下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像房玄龄、杜如晦一般运筹帷幄、声名在外，更没有尉迟敬德等人刀头舔血得来的战功。他身上最显眼的，恐怕还是他的外戚身份，而外戚是一个政权必须警惕的危险人物。看看之前的历史，外戚专权这种事，几乎历朝历代都少不了。不过此时李世民正在兴头上，没有人想提这种煞风景的担忧，何况，一个小小的文书能有什么兴风作浪的能力？
事实证明，他们小看了长孙无忌。一个能够在政变之中运筹帷幄，一力促成李世民登基的人，能力怎么会弱？长孙无忌上任之初，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精简了政府机构和人员数量，既节省开支，又提高办事效率，可谓一举两得。吏部的工作质量一提高，其他部门便有了优秀合格的官员，带动了整个国家机构高速运作起来。对一个新政权来说，这无疑是个喜人的局面。至此，无人再敢小觑长孙无忌的行政能力了。
李世民见吏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免夸耀自己“知人善用”，一年后便想将长孙无忌升为宰相。群臣听了不免嘀咕，但李世民铁了心要提拔自己的大舅子。此时的长孙无忌不但担任重要的吏部尚书，还被封为齐国公，并享有实封一千三百户。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见兄长太得圣宠，连忙规劝李世民不要如此重用自己的哥哥，要汲取汉朝外戚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也知道位高人愈显，上书表明自己不愿继续升官。兄妹二人越是推辞，李世民越是认为长孙无忌是万里挑一的好外戚，最后，长孙无忌被升为尚书右仆射，位居宰相之位。
在朝臣们看来，李世民此举难免有“任人唯亲”的嫌疑，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哥哥，又有如此高的地位，万一有不良企图怎么办？远的不说，就说近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就靠着外戚的身份，篡了北周的大权。为什么皇上这么糊涂？不少大臣开始写奏折，轮番劝告李世民不要重用长孙无忌。李世民的反应是将这些奏折拿给长孙无忌看，表明自己根本不信大臣们那一套。他信任长孙无忌的能力，偏偏要“举贤不避亲”！
李世民的信任，让长孙无忌倍加感动，也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平心而论，长孙无忌对自己的能力并非没有信心，但他也深知在朝廷上，有很多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例如以“房谋杜断”闻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论能力还是功劳，都远远胜过自己。最重要的是，他的外戚身份太敏感了，李世民越是重用他，他就越会成为旁人的靶子。
长孙无忌又一次慎重地思考着自己人生的道路问题。他究竟应该继续做丞相，还是应该将这个位置交给其他人？长孙无忌的思考方向永远是务实的，他明白自己有今日的地位，靠的是李世民的信任，那么他最不能失去的，不是官位，是这份君臣间难得的信任。他是李世民的影子，李世民越是锋芒外露，他越要低调收敛。所以，李世民要重用他这个外戚，他自己理应懂得避嫌，既安抚了朝廷，也保全了君臣之间的感情。
长孙无忌郑重其事地向李世民辞职，李世民也不好继续任性下去。为此，李世民耿耿于怀。当年年底的祭祀，李世民命功臣裴寂和长孙无忌使用金辂，这是极高的恩宠，身为李渊老朋友的裴寂连忙推辞，李世民说：“您是高祖的元老大臣，无忌是我的佐命之臣，能和他同乘的人，除了您还有谁？”话里话外，都在告诉朝臣们他对长孙无忌的宠信。
长孙无忌越是懂得避嫌，李世民越是要“任人唯亲”。贞观七年（633），李世民又动了给长孙无忌升官的心思，非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群臣又一次议论纷纷，长孙无忌又一次上表推辞，李世民干脆写了一篇《威凤赋》赐予内兄，表达自己称帝的艰辛和对功臣们的感激，定要与功臣（特别是长孙无忌）同甘苦，共富贵。
君王做到这个地步，长孙无忌知道自己不能继续推辞，这一次他顺了李世民的意思，他会用实际行动报答皇上的这份信任，在贞观大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缔造大唐最初的辉煌。图录凌烟阁
在中国历史上，提到政治清明，人民乐业，国威远扬，谁也绕不过“贞观之治”。贞者，正也；观者，示也。李世民选定“贞观”二字为年号，就是想要行正道，以正道示人。“贞观之治”是许多政治家的理想，“之治”远没有“盛世”的显赫，但“贞观之治”却不比任何“盛世”逊色。即使是对历史不熟悉的人，也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贞观时代的美谈和轶事，这些事的确能令国人骄傲，例如：“君，水也；民，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名言，也是贞观之治的施政纲领。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从隋朝的灭亡中汲取教训，把“民生”放在重要位置，推行爱民政策，这使他成为万人称颂的明君。
房谋杜断。唐朝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著名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是其中的翘楚人物，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不论李世民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能帮他解决，他就像多了两个大脑。
魏徴。魏徴的名字紧紧和李世民、贞观之治联系在一起，李世民赞魏徴是他的镜子，魏徴也像贞观时代的一面明镜。他正直敢言，屡次向李世民进谏，谏言内容从国计民生到帝王生活，无所不包。难得的是，李世民一一采纳。在魏徴的带领下，贞观朝的大臣们大多敢于直言，李世民也一一给予奖励。政治清明，成了贞观之治的代名词。
贞观之治奠定了唐王朝繁荣发展的基础。李渊的武德时代只有短短的八九年时间，这段时期，唐朝的主要精力在于开疆扩土，加上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渐渐耽于享乐，纳了很多后妃，生了不少小王子，在治国方面，只是依从隋朝旧例，也不是特别精心。直到李世民继位，帝国的政府才开始从宏观上制定国家大计。贞观政府的成绩令人瞩目：
休养生息的固本政策。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贞观政府从执政伊始就爱惜百姓，不夺农时，不滥用民力。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国内民生凋敝，在贞观政府的有效治理下，国力很快恢复，百姓安居乐业。
完善政府职能与制度。贞观政府一方面注重行政效率，一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制度。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府兵制、租用调制都继承了前朝智慧，汲取了本朝经验，成型、成熟并确立了地位，成为后世政府的范本。
君王本人的垂范作用。李世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从谏如流的同时，时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崇尚节俭，免去四方进贡。上行下效，贞观朝从皇室到大臣，大多以节俭为美德，在百姓心目中有良好的形象。
君臣同欲，人才辈出。李世民是个慧眼识人的英主，他提拔的大臣文的廉而能干，武的健而爱国，又大开科举，不问人才出身，大力提拔寒门子弟。此外重视官吏质量，设立“黜陟使”巡察全国，考察各地官吏。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水平。
平定四方，赫赫战功。李靖、李勣、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一大批猛将，二十年的时间，他们平东突厥，平吐谷浑，平高昌，征薛延陀、龟兹、焉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被唐朝军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四夷降伏。李世民施行怀柔政策，对四方民族以教化为主，加以联姻，交流，互通有无，于是四方共尊李世民为“天可汗”。
此外，在文教、艺术、外交等多个方面，贞观朝也同样可圈可点。李世民重视教育，在各地建立学校，结合科举制度，读书蔚然成风；因为社会风尚自由，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外交方面，四方少数民族仰慕唐朝威仪，纷纷来长安学习、居住，并为大唐带来新鲜的风气。大唐气象在无形中酝酿，只待有一天喷薄而出。
在贞观历史上，很难找出某一项决策来自哪一位大臣。贞观政府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政府，不但人才一抓一大把，还有个英明的领导，更难得的是，官员们齐心协力，为共同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智慧。所以说，贞观之治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成就。
李世民一生最得意的事有两件，一是和一群情投意合的部下一起平定天下；二是和一群臣子治理天下。那么，在这份事业中，长孙无忌主要做过什么工作呢？
长孙无忌是个清醒而务实的人，他是李世民的另一双眼睛，专门发觉李世民看不到的漏洞。贞观元年，突厥内部矛盾激化，不少大臣主张趁机出兵，除掉这个心腹大敌，李世民也跃跃欲试。这时长孙无忌冷静地提醒李世民，如今我们刚刚立国，根基尚浅，民生凋敝，不宜出兵。何况，当时唐朝刚刚与突厥订立和平条约，也不宜马上毁约，失信于人。李世民仔细一想，民生问题要比外战重要得多，当即打消了出兵念头，专心搞国内生产。李世民离不开房玄龄、杜如晦，离不开魏徴，也同样离不开始终为他打算盘的长孙无忌，所以贞观时期，长孙无忌一直受重用。
长孙无忌最大的功劳，是他对唐朝律法的重视。前文说过，长孙无忌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律法，他认识到，贞观时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赖于李世民的英明和大臣们的贤良，但纵观历史，这样的帝王大臣组合纯属凤毛麟角，想要让唐朝持续发展，不能寄望于李世民的子孙个个都像李世民，后代的大臣个个都是房、杜、魏、李，而是寄望于制度与法律。
长孙无忌认为法律的作用是制止犯罪，教育人民，推行正道。他在立法、量刑、诉讼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用十年时间亲自修订出一部《贞观律》，这成为大唐法律的基础。长孙无忌对法律方面从未放松，直到李世民去世，他作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帝唐高宗，依然继续修订法律，修撰了《唐律疏议》三十卷。
由此也可以总结出长孙无忌的行政风格：务实，固本，崇尚制度和法律。长孙无忌走的并不是儒家的路子，他不讲大道理，不说废话，不争功劳，这样一个低调而能干的“外戚”，李世民越看越顺眼。不管过去多少年，长孙无忌一直在默默耕耘，并做出显著的成绩，李世民全都记在心里。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宠信？长孙无忌的地位，靠的是他的成绩。
贞观十七年（643），李世民突然怀念起昔日与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友们，在玄武门之变中与他同生共死的大臣们，这位重感情的帝王越想越觉得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想来想去，决定找人画二十四张画像，将最重要的功臣们的容貌笑颜留在纸上，悬挂在凌烟阁，以供自己时时登阁怀念那一段峥嵘岁月，也让后世的人都知道这一段君臣佳话。
李世民按照功绩选出了二十四个人：赵公长孙无忌；赵郡王李孝恭；莱公杜如晦；郑公魏徴；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公屈突通；勋公殷峤；谯公柴绍；邳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国公侯君集；郯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琼。二十四张画像由当时的画中国手阎立本亲笔绘制。
阎立本虽是青史留名的一流画家，他自己却痛恨这个身份，因为在唐朝，“画师”真是个微贱的职业。阎立本一心想当官，偏偏人们记住的只有他的画，所求非所得，是人生的无奈。除了举世闻名的画作《步辇图》，阎立本还做过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当黜陟使，在河南考察地方官政绩的时候，有人状告一个叫狄仁杰的官员违法。阎立本认真审查一番，发现狄仁杰非但没有违法，还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员，于是顺手提拔了这个狄仁杰。———阎立本想不到，这个被诬陷的小官狄仁杰会是大唐未来的宰相。
此时的阎立本按照李世民的旨意，小心翼翼地绘制二十四位功臣的肖像，第一个要画的人是国舅长孙无忌，他曾在各种场合见过这位宰相，他不爱说话，似乎有点高傲不合群，让人不能亲近，但有的时候，又能和众人笑成一片。显然，这是个很有城府的人。阎立本蘸足了墨，开始勾勒长孙无忌的神韵。
在这里也说说长孙无忌的长相。长孙无忌很胖，和当时瘦骨伶仃的书法家欧阳询形成鲜明对比，每次他们两个一起上朝，总会让李世民和群臣忍俊不禁。一日，长孙无忌看看站在自己身旁拿着笏板的欧阳询，也忍不住笑了，写了一首诗“嘲弄”欧阳询：“耸肩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
欧阳询不甘示弱，当即回了一首，“讽刺”长孙无忌太胖：“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浑浑，所以面团团。”
李世民听了后哈哈大笑，故意板起脸对欧阳询说：“欧阳询，你竟敢这么说长孙无忌，不怕皇后听到吗？”
欧阳询机灵，立刻直起腰说：“皇上在这里，臣不怕皇后！”
君臣三人笑个不停，这是贞观时代特有的君臣趣事。为臣之道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
治国的文臣，卫国的武将，随便一数便是一串闪亮的名字。治国的房玄龄、杜如晦；打仗的李靖、李勣、侯君集；敢于直言的魏徴、马周、褚遂良……论功绩，这些人似乎都比长孙无忌高一些；论才能，这些人更不在长孙无忌之下，为什么李世民偏偏如此宠信长孙无忌？从史料上的前后记载来看，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信任与喜爱发自内心，丝毫没有虚假成分。作为一个臣子，长孙无忌可谓成功到了极点，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君臣之道，也是本书要探讨的重要内容。在封建社会，政治是人治，是君王与臣子共同作用的结果。纵观历史，真正贤明有才的君王是少数，封建统治主要靠有能力的大臣们维持。大臣们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需要大臣的能力帮自己管理国家，而君主又对大臣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从本质来看，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
对爱读书的长孙无忌来说，“伴君如伴虎”，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真理。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受宠的功臣，因为妄自尊大而在顷刻间失去君王的宠爱；因为一句不过大脑的话引起了君王的怀疑；因为一个无意的举动让君王心生厌恶。臣子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时刻小心。聪明的臣子懂得揣测君王的心理，迎合君王的意图，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忠臣的目的是国泰民康，奸臣的目的是一己富贵，往往祸国殃民。结果如何，在于君王能否明辨是非。
对李世民，长孙无忌自始至终恪守着臣子的分寸。他知道再开明的君王，内心深处也不喜欢被大臣指责。他从不像魏徴那样批评李世民，相反，他经常对李世民的决策表达发自内心的赞美。这种赞美并非歌功颂德，而是毫无异议，立即执行。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长孙无忌的性格。贞观后期，魏徴等人早已逝世，李世民年纪渐老，又因自己取得的诸多成绩洋洋自得，根本不愿听人劝谏。上行下效，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风气也渐渐改变。长孙无忌察觉到这件事，但他和以前一样，凡事都顺着李世民的意思。
贞观十八年（644）的一天，李世民突然从众位大臣的奉承中回过味来，琢磨着自己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于是对大臣们说：“臣子顺从的多，直言的少，我很希望知道自己的过失，你们不妨直言。”长孙无忌和众大臣当即说：“陛下没有过失。”又一次，李世民希望长孙无忌指出自己的错误，长孙无忌说：“陛下英明神武，我等大臣只需要顺着您的意思，根本看不到您的过失。”李世民有点生气，说长孙无忌阿谀奉承，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
尽管处处顺着李世民的意思，长孙无忌却很少被他人指责为阿谀领导的小人，一来他有能力，有成绩；二来在李世民犯错误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妥善的办法，令李世民收回成议。
李世民是个成功的帝王，也是个七情六欲旺盛的性情中人。对那些跟随自己的人，他总是尽量给予封赏。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突发奇想，想要模仿周朝的“分封制”，他下了一道圣旨，宣布二十一位王室子弟，十四位大唐功臣从此为世袭刺史，领有封地。大臣们傻了眼，西周的分封制，最后变成了春秋战国大分裂，真不知皇帝是怎么想的！大臣马周和于志宁为人正直敢言，立刻上表请求李世民收回成命，李世民正在兴头儿上，压根不理睬他们。
事情难办，大臣们只好去找长孙无忌———难办的事只能找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见圣旨上被分封的功臣，自己列在第一位，也是头疼不已。他自然不会去李世民面前引经据典，大讲道理。送走了来商量事的同僚，他叫来自己的儿媳妇，也就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女儿长乐公主，吩咐一番。长乐公主心领神会，当即进宫面见李世民。
李世民特别宠爱这个聪明美丽的女儿，看到她进宫不禁喜上眉梢。长乐公主拉着李世民话起家常，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的公公长孙无忌接到圣旨，愁得吃不下饭，一个劲地感叹，“我一辈子跟着皇上，现在天下好不容易太平了，皇上却把我封到外地，这和贬官有什么区别！”李世民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这哪里是话家常，分明是委婉的进谏。长乐公主一走，李世民就收回成命，让满朝大臣松了口气。
这就是长孙无忌式的劝谏，说得委婉，提得巧妙。正是这种恭顺，才让他既保持了臣子应有的正直，又让他和李世民始终处于和平状态。
长孙无忌的成功，还和李世民的个人素质有关。李世民并非昏君，他对长孙无忌也有公正的看法。在才能上，他知道长孙无忌“总兵打仗，非其所长”，他给长孙无忌安排的工作，都与吏治、法律、人事相关，以发挥他的长处。他并没有因为宠信长孙无忌而耽误国家大事，而是因才施用，既保证长孙无忌的地位，又发挥了他的才能。
而且，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并不是没有道理。从少年时代，他和长孙无忌便志同道合，对人对事往往有相同的看法。在治国问题上，长孙无忌和他很少有分歧，他们的步调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并不是李世民说什么，长孙无忌听什么，在重要事情上，长孙无忌会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前面说到的突厥问题。认同，却不是唯唯诺诺，事事都看皇上的脸色。李世民喜爱的，就是长孙无忌这种有原则的恭顺。
对待君王如此，在与其他大臣相处的时候，长孙无忌也很有分寸。长孙无忌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他更愿意当个协助者，将“出头鸟”的角色交给别人去扮演。例如，在“玄武门之变”之前，他早就想要劝告李世民杀掉李建成，却等到房玄龄亲自来提议，他才带着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去规劝李世民。既得领导欢心，又让同僚满意，可见长孙无忌处事的圆融之处。
对待那些跟自己合不来的人，长孙无忌也有自己的办法。李世民宠信的武将尉迟敬德是个大老粗，最看不上满嘴诗书的文人。动不动就在朝廷上挤兑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长孙无忌心中有气，却不当“孤胆英雄”，他寻找、等待同盟者，见房、杜等人忍受不了尉迟敬德，这才缓缓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与他们联手排挤尉迟敬德，将他下放到湖北做个地方官。这也透露出长孙无忌的另一面：他并非事事公正的完人，有自己的喜恶之情，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付敌人。
长孙无忌官运亨通，原因绝不仅仅是李世民的格外宠信，更重要的就是他对各种分寸拿捏得当，一个有能力、值得信任、和同僚和睦相处，又从来不惹自己生气的下属，哪个领导能不喜欢？这就是长孙无忌恩宠不衰的秘密。长孙兄妹的默契
在长孙无忌的升官过程中，他的妹妹长孙皇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长孙皇后对哥哥最大的帮助，在于她从不帮助哥哥。
长孙皇后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贤后，她从小与长孙无忌接受舅舅高士廉的教育，成长为一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女性。提起这位皇后，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幕喜剧场景：
一次，李世民又被魏徵批评，他气冲冲地回到宫里，刚进门就忍不住大骂：“我早晚要杀掉魏徵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没有宽慰丈夫，而是默默地退了出去。李世民正在纳闷，却见妻子穿着皇后的礼服走了进来，跪在李世民面前，兴高采烈地说：“臣妾听说，为君英明，臣下才会正直。有魏徵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位明主！臣妾向陛下道贺！”长孙皇后说的巧妙，李世民一腔愤恨不翼而飞，魏徵也因此保住了性命。
与长孙无忌一样，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初的支持者，一直以来的陪伴者，李世民对长孙皇后尊重礼遇，宠幸不衰。她便愈发恭谨，将李世民莺莺燕燕众多的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竟然让妃子们全对她心服口服。也许对长孙皇后来说，后宫的纠纷不过是小菜一碟，她的志向是做明君的贤后，她真正需要小心应对的，是她的娘家与君权之间的危险关系。
没有经过任何商量，兄妹二人采取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处世方式。他们同样在李世民的盛宠面前表现出谦虚与低调，长孙皇后知道帝王忌讳女子参政，她便杜绝一切干政的可能；长孙无忌在外朝，明白君王最忌惮外戚擅权，一切可能动摇皇权的事，长孙无忌一概不沾边。长孙皇后甚至会主动要求李世民降低对她娘家的赏赐，这一切，李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