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爱丁顿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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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的哲学试读：
译者序言
本书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阿瑟·斯坦利·爱丁顿（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2.28—1944.11.22）撰写的著名科学哲学著作之一。在这本著作的扉页上标有爱丁顿的身份或荣誉，它们是：英国功劳勋章（OM）获得者、文学硕士（M.A.）、科学博士（D.Sc.）、法学博士（LL.D.）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
学术界公认，爱丁顿不仅是20世纪研究恒星内部结构的先驱之一，而且是早期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主要负责人。爱因斯坦论引力的著名论文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1916年，其时英国和德国科学家之间的直接通信联络已切断。然而，爱丁顿从处在中立的荷兰天文学家德西特（Millem de Sitter,1872—1934）那里收到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他理解爱因斯坦的革命性新思想的意义，同时也掌握了爱因斯坦理论的物理内涵和新数学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一篇论引力理论的报告，发表于1918年。因此，他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位用英语宣讲相对论的科学家。他后来出版的著作《论相对论》（On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空间、时间和引力》（Space, Time and Gravitation）以及《相对论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主要目的是向说英语的世界揭示这些思想，因而他的名字永远和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理论的极少数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除此以外，爱丁顿还是1919年由英国皇家学会发起组织的两个日食观测队之一的领导者。他们试图通过观测日食，测量光线经过太阳旁边时所发生的偏折而验证爱因斯坦理论。这两个观测队是在战争的最黑暗的日子里组织起来的。当时爱因斯坦仍在德国，用政治术语来说，他是一名敌方科学家。因此，爱丁顿煞费苦心和无畏地证实爱因斯坦所预言的光线偏折的量值，不仅是科学史上最为轰动的事件之注1一，也是拒不承认政治和国家界线，示范科学国际性的事件。
1882年12月28日，爱丁顿出生于英格兰肯达尔一个贵格会家庭，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1893年他进入布里麦伦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初步显示出在数学和英国文学方面颇具天才。1898年他进入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欧文斯学院学习物理学，190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科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905年获三一学院的硕士学位，并进入卡文迪许实验室研究热辐射。1905年他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分析小行星爱神星的视差，发现了一种基于背景有两颗星星的位移进行统计的方法，因此他于1907年获得史密斯奖。这个奖项使他获得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资格。1912年达尔文的儿子、剑桥大学的终身教授乔治·达尔文去世，爱丁顿被推荐接替其职位，当上了普鲁米安（Plumian）天文学和实验哲学教授。1913年初，爱丁顿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天文学和实验物理学终身教授。1914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天文台台长，不久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在1918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的勋章。
1920年，爱丁顿第一个提出恒星的能量来源于核聚变，为此他和詹姆士·金斯爵士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直到1939年美国天文学家汉斯·贝特计算出太阳的能源是氢原子经过四步核聚变反应形成氦才算结束。1923年他出版了《相对论的数学理论》，爱因斯坦认为这本书“在所有语言中是表达这个主题最好的版本”。
从1920年开始，直到他去世，他一直致力于将量子理论、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基本理论”。1938年，他开始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直到1944年11月22日与世长辞。
在晚年，爱丁顿明确而激烈地反对他的学生和同事之一——印度裔科学家萨布拉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提出的关于白矮星的最大质量限界理论，钱德拉塞卡认为超过这个界限，恒星的坍塌会形成中子星、夸克星，直到黑洞。事实证明，钱德拉塞卡是正确的，他为此获得了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倘若爱丁顿为钱德拉塞卡的重要发现欢呼，并因此把它向世界宣布，如同他对爱因斯坦理论所做的那样，并且假如爱丁顿认真地采纳了黑洞的概念，那么，爱丁顿本人有可能会成为认识到天文宇宙里存在黑洞的第一人，而且能提早20年左右开创广义相对论框架里引力坍缩的研究工作。
爱丁顿还写过一些科普著作，最著名的是他在1929年阐述过一个“无限猴子理论”，认为“如果许多猴子任意敲打打字机键，最终可能会写出大英博物馆里所有的书”。
爱丁顿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空间、时间和引力：广义相对论进阶》（1920年）、《恒星和原子》（1926年）、《恒星内部结构》（1926年）、《科学和未知世界》（1929年）、《膨胀着的宇宙：天文学的重要数据》（1931年）、《质子和电子的相对论》（1936年）、《物质世界的性质》（1928年）、《科学的新道路》（1935年）、《物理科学的哲学》（1939年）等。
正如爱丁顿本人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本书包含了我于1938年复活节学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做的塔纳尔讲座讲演课程的主旨”。在这些讲演中，爱丁顿更加充分地发展了那些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同现代物理科学进步有关的哲学思想的原理，主要是其对有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
爱丁顿在本书中提出的主要哲学观点有，首先，哲学应当以坚实的具体科学理论为基础。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排斥科学的或者与具体科学理论不一致的哲学，很难说是一种真正适合当今社会和时代需要的真正的哲学。只有以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具体科学为根据的哲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而爱丁顿所探讨的主要是以物理科学特别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基础的哲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提出的相关哲学认识论问题。如果说1929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怀特海（A.N.Whitehead）的代表作《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主要探讨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哲学宇宙论——该书的副标题就是“宇宙论研究”（An Essay in Cosmology），那么，爱丁顿的这部《物理科学的哲学》则主要是探讨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哲学认识论。如果把这两部著作中探讨的内容综合起来，可以说，它们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自牛顿以来哲学的最新阶段，是对康德、黑格尔等坚持辩证思维方法和综合哲学理念的哲学大师的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恩格斯在19世纪末的著名论断，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
注2式”仍然是有道理的话，那么，随着自然科学在20世纪初出现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划时代的发展，哲学宇宙论和认识论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在笔者看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与爱丁顿在本书中阐述的认识论思想，正是回应自然科学在20世纪初的这些划时代发现而在哲学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就建立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础之上的哲学宇宙论和认识论而言，迄今似乎还没有其他哪些东西方哲学家做出过比他们两位更为系统的哲学研究和独创性贡献。在此问题上，我们尤其要警惕不能重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错误，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面前都摔了跤，出了丑，因为他们总是力图把20世纪科学的新发现拉回到19世纪的注3唯物主义的框架中。
其次，爱丁顿指出，为了使我们的科学基础确定无疑，我们必须相当深入地进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原理之中。在本书中，他主要探讨的是与他早年撰写的《物质世界的本质》一书中有所不同的方面，即主要探讨的是科学知识的性质或本质问题。在他看来，物理科学以及一切具体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描述，都不可能具有完全客观的性质。这类知识既有客体性的方面，也有主体性的方面，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以这种知识观为基础所建立的哲学，他称之为“主体选择论”或“建构主义”。
在笔者看来，爱丁顿所探讨的实际上是人们今天公认的所谓科学认识论。这也是他在第一章“科学认识论”中明确地认识到的。在那里，他把物理学与哲学之间一个有争议的领域称为“科学认识论”，明确地指出“认识论是探讨知识的性质的哲学分支”，而他所理解的科学认识论则是探讨关于物理宇宙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物理宇宙的性质和状态的认识论分支。在他看来，物理知识的形式是描述世界，因而物理宇宙是以这种方式所描述的世界。科学是对知识内容的处理，而科学认识论则是对有关物理宇宙的知识性质的处理。在他看来，从狭义上说，物理学只是关于普遍性概括的科学。物理学家对特殊的事实不感兴趣，除非这些事实能作为概括的材料。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要忘记，并非关于物理宇宙的所有知识都是由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所构成的。从这些论述以及随后各章的论述可见，爱丁顿同当时许多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薛定谔、玻尔、海森堡等人一样，既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不仅在某一个领域推进了科学的发展，而且在某个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哲学的发展。学习和研究20世纪的哲学和哲学发展史，绝不应当忽略这些兼具科学家和哲学家品格的伟大人物对人类哲学思想的深层推进和重大贡献。
再次，在选择主体论、不可观察之物、认识论方法的范围、认识论与相对论、认识论与量子论、发现还是制造以及关于分析、结构、存在的概念等章节中，爱丁顿对科学认识论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对推进哲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中涉及的问题无疑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地思考和研究。譬如，他明确提出，谁来观察观察者？答案是——认识论者。天文学家观察恒星，认识论者观察观察者。两者寻求的都是以观察为基础的知识。我们应当区分两种知识，一是关于物理宇宙的知识，一是关于认识论的知识，这两类知识的性质和作用显然是不同的。假如我们对宇宙不可能有先验的知识，就不可能对它有客观的先验知识。他还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即选择主体论，同贝克莱的主观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因为贝克莱的主观主义否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而根据爱丁顿的观点，物理宇宙既非全都是主体性的，也非全都是客体性的，也不能说它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混合。在他看来，现代物理学所描述的关于物理宇宙的知识无疑是主体性的，因此，人类通过现代物理科学所认识到的物理宇宙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第一个认识论结论是，物理知识是观察性质的知识，即每一种物理知识都断定了一种观察结构。”如果物理科学要回答“我们究竟观察到了什么”这个问题，那么，相对论会呼唤认识论来帮助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爱丁顿十分清楚地看到，从牛顿时代直到他那个时代，科学认识论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大多数物理学家对认识论研究漠不关心，把它当作古代的过时思想弃置一边。而重新进入认识论研究这块领地，则成为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开端，其第一个成果便是相对论。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物理学家不相信认识论研究，对于系统地发展科学的认识论仍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情愿。这些科学家还没有认识到，系统地深入探讨哲学认识论，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极有裨益的。爱丁顿认为，科学哲学应当同科学实践有一定的关系，而这个观念在科学家中仍然是陌生的。因此，他在本书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重新使认识论研究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头脑之中。他明确指出：“当爱因斯坦的理论出现时，他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而且他还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决定引力定律和其他实际结果。”“我坚信，整个物理学的基本假设体系都可以由认识论原理来代替。或者换句话说，所有通常被当作根本性的自然规律总体上都能根据认识论的思考预先就能认识到。”“我的结论是，不仅自然定律，而且自然常量，都能从认识论结论中推导出来。”显然，这些观点在认识论领域迄今可能仍会有反对意见，但是，这种主体选择论观点所包含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新的哲学生长点，则是不容置疑的。爱丁顿的选择主体论所强调的是，自然规律本身作为宇宙本身的客观规律，与人们通过物理学研究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是不一样的，后者作为科学著作中所揭示的“科学规律”同自然本身中所具有的规律绝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把科学规律与宇宙本身的规律混为一谈，这就会犯怀特海所说的“误置具体性的谬误。”
爱丁顿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针对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究竟能观察到什么这一问题，相对论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只能观察到关系；而量子理论给出的答案则是——我们只能观察到概率。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自牛顿以来三百多年间在科学和哲学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机械决定论世界观从根本上就应当被推翻。因为诚如爱丁顿所追问的那样：微观世界中的所谓基本粒子及其规律是我们发现的，还是由我们制造的？科学认识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爱丁顿明确指出：“关键是要记住，实体概念在基本的物理学中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最终达到的是形式，即波！波！！波！！！”如果借助于相对论的术语，我们达到的是曲率！因此，千万不要把基本粒子想象为像台球一样各自独立的存在，同时还可保持自身的性质不变。在爱丁顿看来，量子力学家并非是通过实际的观察而真正地区分和发现了独立存在的基本粒子，而是通过实验工具的干扰而预测到了它们的活动规律。这就如同雕塑家通过自己的雕塑活动而从一块石头中“制造”出了某种形象（譬如人的头像）一样。显然，人的头像并不是预先存在于某一块大理石之中的独立实体，而是雕塑家通过自己的雕塑活动而“制造”出来的存在。而物理学家实际上给予自己的自由度比雕塑家还要大，因为雕塑家只是去掉石头材料上多余的部分，以得到他心目中想要的形式，物理学家则在必要时可以给自己的研究对象添加材料。
通过对分析的概念进行探讨，爱丁顿试图揭示物理知识表达方式中隐藏的思维框架或思维体系。他认为，分析的概念并不是思维必不可少的，尽管对任何科学思维形式来说，这个概念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物理学使用分析的目的，是把宇宙分解为彼此完全一样的结构单位。为什么质子不同于电子？相对论提供的答案是，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结构单位，而其不同则产生于它们与构成宇宙的物质的一般分布具有不同的关系。他批评那些只坚持分析方法的物理学家，认为他们把世界分析成了碎片，因此，他们有责任把世界重新整合到一起。而这仅仅靠分析方法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提醒人们注意，在观察和探究宇宙各种微观现象时，不能为了满足我们的思维体系的需要，而采取那种传说中的开黑店的强盗——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式的削足适履方法。
在谈到结构概念时，爱丁顿指出，物理科学是由纯粹结构性的知识所构成的。因此，我们只知道它所描述的宇宙的结构。这不是关于物理知识的性质的猜测，相反，这恰恰是当今物理理论本身状态中所阐述的物理知识。知识的性质问题与确证知识的真理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爱丁顿关心的是如何可能做出关于头脑之外的事物的任何断定，这种断定（不管是真是假）具有可定义的意义。认识到物理知识是结构性知识，就可消除关于意识和物质的二元论。
在讨论存在概念时，爱丁顿指出，认为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是一种原始的思维形式。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区分物理宇宙与物理学所描述的宇宙。但是，爱丁顿坚持认为，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物理宇宙也就是物理学所描述的宇宙，即认识论意义上的物理宇宙，而不是纯客观的、与人无关的物理宇宙，因为这种宇宙在现代物理学的认识之外，无法对之进行认真的讨论。爱丁顿试图拒斥任何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存在”概念，引入一种可从数学上严格界定的关于存在的结构性概念。
最后，爱丁顿在本书最后两章试图建立一种一般的哲学体系，并试图使这种哲学的一般观点既为科学家所接受，同时又不会产生任何内在矛盾。这种追求同怀特海试图把人类的经验、宗教、科学、美学和伦理等综合起来，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一种一般的思辨哲学体系的努力，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在“知识的开端”一章里，爱丁顿从整体上考察了物理知识与人类经验的关系，他认为，如果科学要研究经验的合理的相互关系，科学哲学家的努力就必定会把这种合理的相互关系从有限的经验领域扩大到整个经验。他的任务是提供科学家在不抛弃其科学信念的同时所能接受的一般哲学。他认为，康德在相当程度上预言了我们现在由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所被迫承认的各种观念。同时，逻辑实证主义也可作为主体选择论的重要参考。我们坚持各种物理量都是通过实证方式来界定的，但是又必须承认，关于共通感的知识才是可以自由传递的知识。物质世界的外在性源于如下事实：它是由存在于不同意识中的结构所构成的。承认有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意识，这是物理学反对唯我论的主要原因。
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知识的综合”中，爱丁顿认为分析的概念只是一种思维形式。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有两个特征：部分地是主体性的，同时又是结构性的知识。知识是有价值的一种事物。比任何“思维形式”更为深刻的是，我们相信创造性活动比它所创造的事物更有意义。在理性时代，信念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理性乃是信念的颗粒之一。在知识的难题中，还隐藏着另一哲学难题——价值的难题。一个科学家应当在他的哲学中承认，为了对他的活动给予终极的证明，他有必要离开知识本身去寻求人性方面的努力。
原作者序
本书包含了我于1938年春季学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做的塔纳尔（Tarner）讲座讲演课程的主旨。这些讲演给我提供了机会，使我能比在我的早期著作中更加充分地发展那些同现代物理科学进步有关的哲学思想的原理。
经常有人说，根本不存在“科学哲学”，只存在某些科学家的哲学。但是，就我们认可某种权威机构的意见，用它来决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当今的物理学而言，今日却存在着某种可以确定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哲学就是那些遵循已经被接受的科学实践的人通过他们的实践所坚持的哲学。它包含在他们推进科学的各种方法之中，而有时他们并未完全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使用这些方法，并且包含在他们认为能给真理提供保证的方法中，而他们通常并未审查这种方法能提供何种保证。
如果宣称哲学具有科学的根据，并且宣称就其现状而言这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这两种宣称之间不会发生冲突。但是，在这种专门著作中，主要的目标一定是确定和讨论上述意义上现有的物理科学的哲学，不管它是不是真正的哲学。在我们当中，那些相信物理科学的人尽管仍然在不断地失败和调整，却一直在慢慢地接近真理，他们满足于哲学的真理同样应当通过不断的进步而达到。
为了使我们的科学基础确定无疑，人们发现必须相当深入地进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原理之中。由于这种意向不仅是为了揭示，而且是为了证明它们所导致的观点的合理性，本书的某些部分介绍了相当专业的困难问题。一般地说我尽量避免使用数学公式；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对一般读者的考虑，而是因为那些头脑过于沉湎于数学公式的人，可能会错过我们在这里所寻求的东西。
本书中的讨论虽然与我十一年前撰写的《物质世界的本质》一书涉及同样的主题，本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却与该书的侧重点不同。现在的探讨，出发点是知识。先前那本著作的标题可以扩展为《物理宇宙的本质及对物理知识性质的应用》；而现在这本著作的标题相应地应当是《物理知识的本质及对物理宇宙理论的应用》。强调重点发生这种变化是为了各种观念更符合逻辑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反映物理科学本身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大意义在于，《物质世界的本质》所开启的科学平台与日常平台之间的对比已经成为科学叙事与《科学的新道路》开头常见的经验叙事之间的对比。在我看来，第一个对比是根据1928年的科学观点而形成的自然的表达形式，而第二个对比则成为六年之后更自然的表达形式。
无论是上一年代的科学进步，还是这些年的反思，都没有改变我的一般哲学倾向。我声称“我的哲学”并非是在宣称那些在现代思想中广泛传播的观念是由我原创的，而是因为这种最终的选择和综合一定要由个人来负责。如果有必要给这种哲学取一个简短的名称，我或许会称之为“主体选择论”或者“建构主义”。前一个名称是指前八章中最明显的方面；后一名称则是指称在本书其他部分占主导地位的更为数学化的概念。这两方面现在都比《物质世界的性质》中走得更远，包含的内容更多。由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量子力学，主体性的领域得以扩展了；而由于物理学的基础与数学的群论之间的联系如今已经得到认可，结构的概念比以前更为精确了。
由于以这本《物理科学的哲学》为核心，我在最后两章全力以赴地发展了一种一般哲学观点的框架或梗概，这种观点是科学家可以接受的，同时又不会有任何内在矛盾。有些人认为，为了寻求真理，所有人类的经验方面都必须忽略；而有些人则继续在物理科学中寻求真理——我不是那些用前者来挽救后者的人中的一员，但是，我发现，包含着关于人类经验的更广泛意义的哲学与专门的物理科学的哲学之间并不和谐一致，即使后者同最近发展起来的某种其稳定性仍然有待检验的思想体系密切相关。阿瑟·爱丁顿爵士1939年4月于剑桥第一章科学认识论第一节
在物理学与哲学之间有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我称之为科学认识论。认识论是探讨知识的性质的哲学分支。不可否认，我们是通过物理科学方法来了解整个知识领域中一个重要部分的，这个部分采取的形式是对世界——所谓物理宇宙进行详细的描述。我把处理这部分知识的性质，并且因此间接地处理在形式上与之相关的物理宇宙的性质和状态的认识论分支称为“科学认识论”。
关于这个定义有两个重要问题一开始就需要阐述清楚。
有人把“知识”一词限定为我们相当确定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知识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是言语共有的模糊性之一，对此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明，一个作者只能声称他选择了使用哪一种用法而已。如果“知道”意味着“相当确定”，那么，这个术语对那些不希望自己武断的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因此我宁愿选择那个比较宽泛的意义；并且我个人的使用承认不确定的知识。任何被作为知识的东西，即使我们确信其真理性，也仍然是被当作知识（不确定的或者错误的知识），即使我们对此并不确定。
我们没有必要明确地表达一个普遍的知识定义。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明确规定人们或多或少广泛接受的知识的特殊集合，然后再从认识论上对其性质进行研究。特别是我们必须考察通过物理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尽管我们也不排除对其他知识的考察。为简便起见，我称这种知识为物理知识。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物理学知识看作是某些大百科全书比如《物理学手册》上的内容，这些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包括物理科学的各个分支。但是，有人明确反对盲目地接受某一特殊注4的权威；因此，我把物理学知识定义为思维正常的人迄今所接受的、被物理科学证明为正确的知识。
不容忽视的是，物理知识包括科学教科书中未收入的大量各种各样的信息。例如，测量重量的结果就是物理知识，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决定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为了决定一位商人的账单数量。其获得通过的条件是（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在科学性上是正确的，而不是在科学上是重要的。还应当注意到，使用这个术语的意图是为了包含以今天这个样子存在的物理科学。我们并不打算去推测物理学将来可能的发展前景，而只是准备评估物理科学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并且审视我们已经获取的知识是何种性质的知识。
我已经说过，我不认为“知识”一词包含着对真理的确证。但是，在考虑特殊的知识体系时，人们可能认为已经做出努力来承认这个体系只是更为可靠的知识；因此，通常会给知识赋予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或可能性，对此我们还有机会加以讨论。但是，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评价应当被看作是同知识性质的研究相分离的活动。
关于这个定义的另一个要点是“物理宇宙”一词。物理知识（现今所接受和明确表达出来的物理知识）的形式是描述世界，因而我们可以把物理宇宙定义为以这种方式所描述的世界。所以，实际上物理宇宙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的主题，就像匹克威克先生可能被定义为一部特定小说中的主角一样。
这个定义的一大优点是对于物理宇宙——或者匹克威克先生——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预先不做判断。这便给我们的讨论留下余地，即我们对“真的存在”的定义是否可以达成一致，大多数人对此只是鹦鹉学舌，并没有花费精力去思考其意义。而少数试图给它赋予明确定义的人并不总是能对其意义达成一致看法。通过对构成这一特定知识体系之主题的物理宇宙和物理客体进行界定，而不是对构成难以界定的具有某种存在属性的事物进行界定，我们就可以使物理学的基础摆脱形而上学污染的怀疑。
这样一种定义便具有认识论研究方法的特征，这种方法把知识当作出发点，而不是把我们以某种方法可以获得认知的存在实体当作出发点。但是，在科学地界定一个已经普遍使用的术语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避免滥用语言。为了证明上述物理宇宙的定义是正确的，我们应当表明这个定义同普通人（哲学家被我排除在这个术语之外）对注5物理宇宙的理解并不冲突。这个理由在后面第159页有详细说明。第二节
物理知识的性质及其声称所描述的世界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是不同的哲学学派相互争论的场所。但是，物理学家几乎不能否认他们需要对与他们关系如此密切的这个主题做出判断。物理科学的学者应当阐明他们使用的那些方法所取得的知识的性质。近年来，一些纯粹的科学家撰写了一些著作，其中提出一些科学认识论问题，并用它们来研究更广泛的哲学问题。我并不认为科学对哲学的这种“入侵”有何令人惊诧之处或者应当受到刻薄的评论。
人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科学家投身于哲学是一种创新，然而这个观点并非正确。我已经注意到，有些最近出版的著作大量地引用了19世纪科学家的观点，不管这些引用是否加强了作者的论证，至少表明了我们的先人所坚持的主要哲学观点以及他们的表述中都有某些共同的瑕疵。某些人的观点没有深度，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但是，有些人是相当著名的思想家——克利福德（Clifford）、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彭加勒（Poincaré）等等——他们的著作在科学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备受赞誉。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大约二十五年前的物理学入侵哲学表现出一种不同的特点。在那个时候，大批科学家涌入哲学成为这些人的一种奢侈，他们的性情使他们转向这条道路。我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表明，皮尔森和彭加勒的科学研究在任何方面是由他们的特殊的哲学观点所激发的或者是由其所指导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把他们的哲学付诸实践。相反，他们的哲学结论是由普遍的科学训练所导致的，并且在任何程度上都不是依赖于同深奥的研究和理论的相似性。推进科学发展同对科学做出哲学概括，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活动。在这场新的运动中，科学认识论与科学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为了发展现代物质和放射性理论，必须有一种明确的认识论观点，并且这是最深远的科学发展的直接来源。
我们已经发现，这实际上有助于我们研究理解我们所寻求的那种知识的性质的知识。
通过实际地应用我们的认识论结论，我们有待于把它们作为物理假设运用到同样的观察控制方面。如果我们的认识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开始的科学发展就会陷于绝境。这会警示我们，我们的哲学洞察力还不够深刻，因而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找到我们所忽略的东西。这样一来，由认识论洞见所导致的科学发展反过来又会启发我们的认识论洞见。在科学与科学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这种给予和索取，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
至少根据科学家的观点看，这种观察控制给现代科学认识论提供了一种安全保障，而这是哲学通常不能获得的。它还会引入同样的作为科学特征的进步性发展，而哲学迄今为止并没有这种特征。我们并不是要提出一系列关于终极真理的思想火花，它们可能会揭示这种终极真理，也可能不会。对于现在这种科学哲学体系我们所能宣称的是，它是在过去基础上的一种前进，并且它还是未来前进的基础。
在科学上观察检验是有价值的，这不仅是因为有控制性物理假设（对它而言实际只是有可能的保证），而且是因为可以探测到论点中的谬误和没有保证的假定。正是由于后一种控制，观察检验才可应用于科学认识论。在那些从来不会错误地推理的人来看，这似乎是多余的。但是，也许即使是最自信的哲学家也会承认，对他的有些对手来说这类控制是有益的。我毫不怀疑本书中的每一个哲学结论都曾由某一个哲学流派提出过——并且被其他哲学流派重点批判过。但是，对于那些把它们当作熟悉的老生常谈或者当作长期批判的谬误的人，我要指出它们现在被提出来是因为具有支持它们的新证据，这些证据应当加以考虑。
正如纯粹的数学家被迫成为逻辑学家一样，理论物理学家由于他们自己的主题的无可逃避的需求被迫成为认识论者。物理学侵入哲学的认识论分支恰似数学侵入哲学的逻辑分支一样。纯粹数学家通过经验知道明显的东西是难以证明的——并且并非总是对的——他们发现有必要探究他们自己的推理过程的根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技巧，这种技巧一般地说受到逻辑进步的欢迎。一种同样必要的压力会引起物理学家进入认识论，而不是违背他们的意志。我们大多数人作为普通的科学人首先会讨厌对于事物性质的哲学探究。不论我们是否被说服物理客体的性质在常识看来非常明显，或者我们是否被说服它是不可思议的，超越了人的理解，我们都会倾向于把这种探究作为不切实际的和无效的探究而予以抛弃。但是，现代物理学能够坚持这种超然态度。有可能没有疑问的是，它的进步，虽然主要的是应用于科学认识论的有限领域，却有非常广阔的意义，并且能给整个哲学观点做出有效的贡献。
从形式上看，我们仍然可以在科学与科学认识论之间做出某种区分，把科学看作是对知识内容的处理，而把科学认识论看作是对有关物理宇宙的知识性质的处理。但是，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划分；并且为了与现在的形势相一致，科学认识论应当包含在科学之中。我们不再争论它也必须包含在哲学之中了。这是哲学与物理学相重合的一个领域。第三节
只要一位讨论哲学问题的科学家把自己限制在科学认识论范围内，他就没有超越他自己的主题界限。但是，大多数科学家都会感到他们能够有益地前进得更远，能考察那些新概念具有的普遍的哲学意义。这种冒险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批评不得要领，未切中要害。
据记载，阿奇毕晓普·戴维森（Archbishop Davison）在与爱因斯坦谈话时问他相对论将会对宗教产生何种影响。爱因斯坦回答说：“没有任何影响。相对论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理论，对宗教没有任何影响。”在那个时期，人们不得不善于避开那些试图使人相信第四维是通向唯灵论之门的人，因而对这个话题干脆避而不谈并不令人吃惊。但是，有些人则引用这个评论，对之大加喝彩，仿佛这个评论是爱因斯坦最难忘记的话语，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这个评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误。自然选择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理论。如果在达尔文主义早期，那时的戴维森若要问自然选择理论将会对宗教产生何种影响，其答案应当是“没有任何影响。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理论，对宗教不会有任何影响”吗？
把人类思想区分开来的隔断并非密不透风，因而在一个方面的根本性进步与其他方面并非毫不相关。开始于20世纪早期的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巨大变化是纯粹的科学发展；但是它必定会影响人类思想的一般潮流，正像哥白尼和牛顿的理论体系在早年所发生的重大影响一样。这本身就似乎证明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采取广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我看来，坚持认为应当把从关于物理宇宙的新概念中概括出这些更广泛意义的任务完全留给那些不理解它的人，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就在不久以前，现在被称为物理学的学科那时还叫作“自然哲学”。物理学家天生地是在某个特殊方向具有专长的哲学家。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的专业化的牺牲品。通过与物理学相分离，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割裂。在实际上，即使不是在理论上，学术性的哲学也成为专业性的了，并且与这种我们用来指引我们的道德和物质环境的思想与知识体系不再处于同一时空之中了。对人的最广义的哲学而言——对他的宗教血脉而言——自然哲学，以科学的名义，会继续充当强有力的也许甚至是主要的贡献者。指出学术性哲学中的任何发展将是困难的，而这种哲学随着科学的进化论的增长已经对人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最近的二十年间，物理学开始转向，重新主张自己是自然哲学；因此，我相信物理科学的这种新贡献，如果能充分地把握，其意义不亚于进化学说。
如果一位科学家撰写了有关现代物理理论的哲学成果的著述，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仔细地定义这个科学家的地位。我认为，任何派别的哲学家都不会准备把物理宇宙拱手相让，让物理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因此，似乎可以达成共识的是，科学认识论仍然是哲学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任何研究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论发展的人必定会因此而被看作是哲学所区分的那些部门之一中的专家——这个部门距离这个主题的核心并不远。在他们讨论作为整体的哲学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一位门外汉专家的各种缺陷，但是，他们并不是普通的侵入者。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没有力求把哲学的其他方面与他们自己的部门中所取得的进步相互联系起来的话，专门化的各种不幸仍然会更多地表现出来。
我的这些讲演的主题是科学认识论。我们将主要地从科学方面对之予以考察。但是，我们也将会不时地努力在其普遍的背景中把它看作是物理学与哲学相重合的领域，并追溯其在这两个领域所造成的结果。第四节
为了使物理科学的结论具有真理性，观察是最高的裁判庭。这并不是说我们自信地接受的每一项物理知识都实际地已经被这个法庭所确证；我们的信心在于，如果它能提交到这个法庭，就会被法庭所确认。但是，实际结果是每一项物理知识都是有可能被提交给法庭的一种形式。它必须是这个样子，因而我们能够详细说明（尽管可能是不能实际地完成）观察程序，这种观察程序将会决定它是否真实。显然，一个陈述除非是对观察结果的断定，否则，根本不能通过观察来检验。因此，每一项物理知识必定是一种关于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某个特定观察程序的结果的断定。
我认为，任何人——至少那些批评现代物理学发展趋势的人——都会同意科学认识论的第一个公理，即通过物理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只局限于上述意义上的观察知识。我们不会否认那些不是观察性质的知识也可能会存在，例如，纯数学中的数论；并且我们也许没有义务允许其他形式的人类心灵的洞察力有可能会进入其自身以外的世界。但是，这种知识并不在物理科学的范围之内，并且因而并不会进入由物理知识的详细阐述所引入的世界的描述之中。对于物理知识只是其一部分的更大的知识综合而言，我们或许会同物理宇宙只是其一部分的“世界”相互关联。但是，在我们探究的这个阶段，我们只把讨论局限在物理知识方面，因而局限在根据定义所有不是物理知识的主体的特征都将被排除的物理宇宙方面。
人们通常会在观察知识和理论知识之间做出某种区分；但是实际上这些术语的使用非常随便，因而没有对所有真正的意义进行分类。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是把理论与观察相结合的过程；一般地说，每一项物理知识——或者至少是注意力通常关注的每一项物理知识——部分地具有观察基础，部分地具有理论根据。因此，就目前所能做出的区分而言，这种区分只是指获得知识的方式而已——是指就其真理而言的证据的性质而已。它并不关注知识本身——这正是我们试图确认的东西。因此，坚持所有物理知识都是观察性质的知识这样一个公理，就不能理解为排除了理论知识。我知道昨天晚上木星的位置，这是具有观察性质的知识；我们可以详细地描述产生了那些量（正确的上升和倾斜）的观察过程，而这些量则表达了我对这个行星位置的知识。事实上，我并没有按照这个程序去做，我也不是从任何遵循这一程序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个位置；我是从航海天文历中查到的。它给我提供的结果是根据行星理论计算出来的。现在的物理学接受这个理论及其所有结果；也就是说，它承认这种计算的结果是预先知道的结果，如果进行这种被认识到的观察程序，我们就会获得这些结果。在这两种知识中，即在作为数学计算之结果的知识和作为观察程序之结果的预见性知识中，后一种知识才是我宣称知道木星的位置时所坚持的。如果在提交给裁判法庭之后，证明了我对观察程序之结果的预见性知识是错误的，那我就必须承认我弄错了，我并不知道木星的位置。如果此时我坚持我关于数学计算结果的知识是正确的，那是毫无用处的。
这就是我们接受如下理论的本质所在，即我们同意消除由数学计算得到的知识和由现实观察得到的知识之间的区分。消除这种区分将会使所有物理知识在本质上都成为观察性的，这似乎是片面的。但是，即使最极端的理论崇拜者都不会提出相反的观点——因而在把观察性研究的结果当作值得信任的知识时，我们就把它们的地位提升为理论的结论。可以把这种片面性归之于我们把观察而不是理论当作最高裁判庭。第五节
我们已经看到，每一项物理知识，不论产生于观察还是理论，还是产生于两者的结合，都坚持这种知识是进行了一项特别的观察程序之后才具有的结果或者将会具有的结果。一般而论，这是在坚持，如果进行了观察，就将会有这种结果；由于这个原因，把物理知识描述注6为假设-观察性知识更为精确。偶尔，假设的形式可能被终止——观察被进行并获得结果——但是这样应用知识的比例并不大，并且毫无兴趣。我并非否认现实的观察作为知识来源的重要性；但是，作为科学知识的成分，它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无论何时把观察归结为一种“修正”过程，实际实验的观察性知识都会被假设-观察性知识所取代，后者是根据更理想的条件所进行的实验结果。
例如，请考虑一下我们关于月球距离大约为240，000英里的知识。这个主张的精确意义必须根据对物理学和天文学距离定义的参照来确定（第五章）；但是，就现在的目的来说足够精确的是，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知道240，000×1760码尺可以从这里到达月球。这是假设-观察知识；因为确定无疑的是任何人都没有做过这个实验。确实，如果我们进行现实的观察，就会达到240，000英里这个数字；但是，除了理论我们并不知道作为结果的量就是这个月球距离。实际测量这个距离的方法有好多；最精确的方法之一包括在地球不同纬度上摆动钟摆之外的其他方法。虽然确定无疑的是坚持240，000英里是通过钟摆法等方法而进行的现实观察程序的结果，这却不是我们说月球的距离是240，000英里时试图坚持的观点。通过运用已经接受的理论，我们一直能给现实的观察程序替代一种假设-观察程序，这种程序如果得以运用，就可产生同样的结果。所获得的是假设-观察知识可以经过系统化与整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而现实的观察知识则是零散不堪的。
人们不免会有一丝疑虑，担心这种假设-观察知识不能完全满足逻辑的观点。如果不能满足全部条件，这种有条件的知识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某种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并且此后某些其他事情还将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陈述还有任何意义吗？尽管如此，我仍然禁不住要珍视我关于240，000×1760码尺将会从这里到达月球的知识，虽然我们根本不可能会实际地做到这一点。第六节
对观察事实的科学研究会引导我们做出一些概括，我们把这些概括称为自然规律。概括是物理知识的假设-观察性质最明显的来源，因为它非常明显地超越了现实的观察，并会断定如果进行必要的程序，就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观察到某种东西。
我认为，有时我们会坚持自然规律是知识的系统化，而不是对知识的概括。理想地说，我们有可能接受现存观察知识的系统化，不必预先判断任何未来的观察是否会与这个系统相一致。对于一位坚持这个观点的人来说，每次看到一个新的观察遵循这个规律时，他都会相当惊讶。例如，博德（Bode）的行星距离规律可以被看作是关于他那个时代已知的六大行星距离的系统化陈述，并且不指望能适用于随后发现的行星。对于已被阐明的具体规律来说，也许这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但是这确实不能普遍地应用于整个物理学。我们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博德的系统化会继续在普遍化所净化的物理学中也是可能的。除非我们接受某些先前的概括，例如光以直线传播，否则，就不能确定行星的距离。事实是由观察得来的概括，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从一开始在物理科学中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必须把概括与观察本身一样看作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些概括，假设-观察要素便进入一组科学知识之中，被承认有权继续存在。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尽管具有这种方法上的差异，物理知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同质的；如果观察程序得以进行，它就是关于什么是这种观察程序的结果的知识，包括作为一种特别情形的已得以完成的任何观察程序的结果的知识。
在物理学的进步中，个别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这些普遍性的概括之中。如果我们说，整个物理学知识在总体上是由这样的概括构成的，这样说是正确的吗？根据我们所说的物理学是狭义的（包括化学，但不包括天文学或其他观察性的科学，以区别于实验性的科学），还是广义的，答案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从狭义上说，物理学只是关于普遍性概括的科学。物理学家对特殊的事实不感兴趣，除非这些事实能作为概括的材料。如果他研究一个特殊的铁块，这个铁块就是表现铁的普遍属性的样本。另一方面，天文学家就是对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上的一块特殊物质感兴趣，不管它是否是普遍意义上的行星的样本。他对火星上存在的植被好奇，当下一颗明亮的彗星将要出现时，一颗较小的行星会多么的接近地球，如此等等。也许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位爱好者的兴趣，头脑更为严肃的物理学家对此已经不再考虑了；天文学家当然必定会确定地球的常数，正如物理学家必定会确定他的检流计的常数一样，但是，他没有权力对它们感兴趣。天文学家几乎不会达到一致；但是对此我们暂且不再深究。这就足以使我们可以说，这些特殊事实是通过物理科学的方法而获得的知识，在科学认识论上绝对不能忽略这种知识，这种认识论已经被我们界定为是以这种方式对我们所获得的知识的性质的研究；同时，这些事实在这种知识构成对其一种描述的宇宙中也是不可忽略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并非关于物理宇宙的所有知识都是由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所构成的。这种警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多余的。我经常发现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通过解释可以把自然规律整体上的主体性消除，如同通过解释可以从整体上消除物理宇宙的主体性一样——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第二章选择主体论第一节
我们且假定有一位研究海洋生命的鱼类学家，在海里撒下一张网，捞起一些鱼类似的生物。为研究打捞上来的东西，他以科学家通常采用的方式对显现的现象进行系统总结，做出两个概括：（1）任何海洋生物都不会短于2英寸。（2）所有海洋生物都有腮。
这两个概括对他打捞上来的东西而言都是对的，并且他有意识地假定，不管他如何经常地重复打捞，这些概括都会是正确的。
应用这个类比，打捞活动可代表构成物理科学的一组知识，渔网可代表我们用来获得这类知识的感觉器官和理智器官。抛撒渔网对应于观察；观察没有获得的或者不能获得的知识不允许进入物理科学之中。
一位旁观者也许会持有异议，认为第一个概括是错误的。“有许多海洋生物不够2英寸，这只是因为你的网不适合捕捉到这些生物而已。”这位鱼类学家会立刻排除这个反对意见。“任何不能被我的网捕捉到的东西根据事实本身都不在鱼类学家的知识范围之内，因而都不是被界定为鱼类学知识的主题的鱼类王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凡是不能被我的渔网捕捉到的都不是鱼。”或者换一个类比说，“如果你不是仅仅在猜想，你就是在宣称以某种不同于物理科学方法的其他方法所发现的有关物理宇宙的知识。你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呸！”
争议由此而生，正像其他许多争议一样，争议是因为各自谈论的事物不同而引起的。那位旁观者头脑里有一种客观的鱼类王国。那个鱼类学家关心的不是他所谈论的这些鱼是否能构成一个客体性的或者主体性的类别；对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属性是这些鱼能被他捕捉到。就其所谈论的那一类生物来说，他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也许这是他专门选择的一类鱼，但是，他对关于任何其他类别的鱼做出概括没有兴趣。放弃类比，如果我们把观察当作物理科学的基础，并坚持物理科学的论断一定是可以通过观察来确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给所承认的物理知识强加一种选择性的检验。这种选择是主体性的，因为它依赖于我们来用作为获得观察知识之手段的感觉器官和理智器官。正是对于这种主体选择的知识，以及对于这种描述所要阐述的宇宙，物理学的各种概括即所谓的自然规律才是适用的。
只因近年来物理学中认识论方法的发展，我们才逐渐明白对其重要主题的这种主体性选择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我们起初像那位旁观者一样可能倾向于认为物理学迷失了方向，因而没有达到我们想当然地试图描述的纯粹的客观世界。物理学的各种概括如果包含客观世界，通过这种选择就会或者可能会成为荒谬的。但是，这相当于判定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是失败的，因为观察达不到纯粹的客观世界。
显然，物理科学要放弃观察方法是成问题的。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根本不会失败，虽然我们也许会错误地理解其成功的精确性质。凡是那些不满足于除纯粹客观宇宙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都可能会转向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家不受自我强加的律令的束缚，因而每一种论断都必须能呈现给作为最终裁判法庭的观察。但是，我们作为物理学家将会继续研究由观察所显现的这个宇宙，并对之做出我们的概括，虽然我们如今知道这样达到的宇宙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诚然，大多数不关注认识论的物理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仍然会这样做。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忽略旁观者关于选择的建议呢？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补救办法。假定一位更加机智的旁观者提出一个非常不同的建议：“我明白在你拒绝我们的朋友关于不能捕捞的鱼的假设时，你是对的，这不能由任何你和我认为是有效的检验方法来确证。通过保持你自己的研究方法，你达到了对最高重要性的概括——对鱼贩来说，他对不能捕捞的鱼的概括不会有兴趣。由于这些概括十分重要，我将会帮助你。你会根据检验鱼的传统方法做出你的概括。我可以指出，通过检验渔网和使用渔网的方法，你能更容易地达到同样的概括吗？”
第一位旁观者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因为物理学的局限而鄙视物理学；第二位旁观者是一个认识论者，他因为物理学有局限而要帮助物理学家。正是由于物理学的这种有限的目的——有人可能会说这种目的是反常的——这种帮助才是可能的。通过对观察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系统考察这样一种传统方法并不是达到物理科学所重视的那些概括的唯一方法。在这些概括中，至少有一些概括通过考察观察中使用的感觉和理智器官也能发现。因此，认识论给物理学提供了一种达到其目的的新方法。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发展从经验转向理性的理论是这种新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并且这里正是我们进一步取得根本性进步的重大希望之所在。第二节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讨论鱼的例子，以说明另一个重大意义。对第二个概括——所有海洋生物都有腮——无人提出任何建议，但是就我们所知，通过考察渔网及其使用方式，这个结论是推不出来的。如果那位鱼类学家扩展其自己的研究，继续进行捕捞，他也许会在哪一天在不同的水域捕到一种没有腮的海洋生物，因而会推翻他的第二个概括。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自然就会开始怀疑他的第一个概括是否可靠。然而，他的担忧毫无必要，因为他的渔网绝对不可能捕捞到任何不适合其捕捞的东西。
认识论上能够达到的概括必定会遭到那些只能在经验上达到的概括的否定。
长期以来，科学哲学习惯于认为自然规律没有强制性；它们是一些齐一性，人们可以发现它们迄今为止只是出现在我们的有限经验之中，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断定它们会必然地和普遍地出现。这是一种非常恰当的哲学，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关于经验的普遍性的哲学——当然，可以理解为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到把这种哲学应用于实践。科学家由于自己的哲学而确信他们没有权利期望，因而他们继续怀抱着这些站不住脚的期望，并且把他们的观察解释为与它们相符合。概率论做出一些努力，试图证明我们的如下期望：如果一种现象（其原因是未知的）迄今为止一直有规则地出现，那么它就会在下一个场合继续发生；但是，我认为所有那些已出现的东西都是对我们的期望的分析和公理化，而不是对它的辩护。
一旦我们认识到某些自然规律可能具有认识论的来源，情形就会发生改变。这些是不可摆脱的；并且一旦确立它们的认识论来源，我们就有权期望它们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得到遵守。观察的过程，作为观察的结果，不依赖于时间或者地点。注7
但是，这也许会遭到反驳，即我们能保证观察的过程不受时间或者地点影响吗？严格地说，不能。但是如果受到影响——如果时间和空间或者任何其他环境中的位置阻碍了观察程序，使其不能根据已经认识到的具体情形而精确地进行——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称这种导致结果的观察是一种“坏的观察”。那些讨厌科学规律的强制性的人可能会由于下列让步而变得态度缓和一些：虽然科学哲学不可能再把自然规律是非强制性的接受为一个原则，我们的现实观察是否会满足它们却并没有任何强制性，因为（遗憾的是）我们的观察将是好的观察，这并没有任何强制性。
如果自然规律没有认识论的来源，因而就我们所知没有强制性，那么这些自然规律会怎么样呢？它们一定会继续玷污这个作为无辩护余地的期望源泉的体系（虽然如此，它们仍可在实践中所完成的东西中发现）吗？在为它们担忧之前，最好是等待一下，看一看那些被算作认识论的内容被消除以后，自然规律的体系中还剩下一些什么。也许对剩下来的东西都不必担忧。
在现代物理理论中，认识论分析的引入不仅是科学进步的强有力源泉，而且给科学结论提供了新的保障。或者毋宁说，它在所达到的范围内提供了新的保障。现在这些结论是否有保证仍然是人类的可错性问题，认识论者同经典理论家或者实践观察家一样，同样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尽管没有忘记取得的实际结果仍然必须依赖于那些使用这种器官的人的洞见和准确性，我将要强调，我们现在的器官能把理论物理学建立在一个比以前渴望的更有保证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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