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欧阳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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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试读：

前言

一九七四年春暮，我拾起久已搁置一旁的《台北人》，重新认识一次，却有了新的惊奇，新的喜悦。近年来，常惋叹时间的激流冲走每一片刻的感触，乃决定写成此书，以捕捉这份惊喜，持之永远。欧阳子一九七六年元月于美得州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道：“《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敌手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道，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订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赧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绩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嵚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已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局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地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方帽，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地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地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之余嵚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嵚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地下着。

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

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

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孟养（革命元老）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tone）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 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Benjy），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怜爱宾居，也怜惜蔑视肉体“贞操”的凯蒂（Caddy），更悲悯与死神恋爱、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自杀的宽丁（Quentin）。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神经正常，有理性，抱现实主义的杰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极端鄙视（白先勇对王家骥，倒无鄙视之意）。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福克纳所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 Culture）。这“南方文化”之精神，颇有点像中国旧社会文化：农业的，尊重传统与荣誉的，讲究人情的，绅士派头的。福克纳对这被时代潮流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也满怀惦缅与乡愁。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

灵肉之争

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因为在《台北人》世界中，“灵”与“昔”互相印证，“肉”与“今”互相认同。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厮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臀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既失去“过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但当他连丑陋的“现在”也抓不住时（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奸，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整个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他之死，他之“心脏麻痹”，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和卢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之影像，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订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之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之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子”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之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园子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很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

过去是爱是灵，现在是欲是肉，这一主题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时常出现。过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灵爱郭轸。现在，在台北，“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过去，在上海百乐门，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肉身栖息处，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对那具有“那股灵气”的姜青之同性恋，是爱情。现在，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是肉欲。余嵚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灵，是爱，是理想。他现在的妻子，是他为了维持“肉体生命”（吃饭睡觉），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不可能妥协，或“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卢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罗家姑娘成亲，拾回“过去”。但谁能拾回过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没有骗他，即使罗家姑娘真的由大陆来到台湾与他成亲，他怎能捡回失落的十五年岁月？单就“时间”的侵蚀这一点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样：“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而卢先生自己，“背有点佝……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怎能和当年那个“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爱情”与“青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既不能长葆青春，爱情也只在凝固成一个记忆时，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说里的爱情，必维系于生离或死别）。然而可怜的人类，却往往不甘于只保留一份记忆。他们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抓回移置现实中，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却不想到流动的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寻的理想，并非反攻大陆就能实现，而是根本不能实现。

上面讨论“今昔之比”之主题时，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为三类，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现在我们亦可从灵肉观点，作同样之分析。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是抱住“灵”而排斥“肉”的人，如卢先生和王雄（当然，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过去”中之角色）。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因为大多的“灵”，太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对于只有肉性而无灵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现在的太太，白先勇则不同情，而且鄙视。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却保留“灵”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如金大班、余嵚磊。白先勇好像满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人，要活下去，要不败亡，最多只能这样——偶然回顾。

在《台北人》世界中，对过去爱情或“灵”的记忆，代表一种对“堕落”，对“肉性现实”之赎救（redemption）。如此，现实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能够突然变得宽大同情，把钻石戒指卸下给朱凤和她肚里的“小孽种”。“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灵），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白马王子”。余嵚磊接受了现实，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浪漫精神（灵）之偶然回顾。

生死之谜

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

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句半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

不错——白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

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凤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总司令）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祛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于“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唯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

在白先勇的《台北人》全集中，开卷的《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冷”的一篇。其他各篇，虽然也都采用客观叙述，虽然也都包含社会批评，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故事里人物的同情。唯独在《永远的尹雪艳》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离，冷眼旁观，采用全知叙事观点，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识内，只限于人物外貌言行与情节发展的具体客观之描述。《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中嘲讽意味最浓的一篇。此嘲讽意味，前后一贯，借由全文之“语调”（tone）——即“叙述者”之口吻——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何谓“叙述者”。我们时常误以为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所说的话，就是作者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在讽刺文中，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而此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最能拍击而产生嘲讽效果。

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白先勇就运用了这种让叙述者说反面话或歪扭话的嘲讽技巧。举数例如下：

叙述者的话：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作者的本意：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

叙述者的话：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姊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

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

叙述者的话：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家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真没良心。洪处长破产后，她不但离弃他，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当与仆人都带走。

叙述者的话：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作者的本意：尹雪艳毫不悲天悯人，观赏着客人们互相宰割。

白先勇的另一种嘲讽技巧，即在叙事时故意使用成语、陈腔滥调以及夸张言语。成语或陈腔滥调如“五陵年少”、“两鬓添霜”、“一腔怀古的幽情”、“津津乐道”、“高朋满座”、“世外桃源”、“呆如木鸡”、“倾诉衷肠”等。夸张的比喻与描写更是俯拾皆是，给全篇小说带来含有喜剧意味的嘲讽效果。举例如下：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洪处长休掉了前妻……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打麻将快输时］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

这种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描写，是全篇揶揄语调之主流，呈现给读者一幅活生生的社会讽刺图画。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我探讨《台北人》的生死主题时，曾论及《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的寓意。为了方便，我将有关的几段抄录于下：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采取了此篇的象征含义，而视尹雪艳为死亡之化身，则文中蕴育的那么一点诙谐性，完全丧失，全篇小说立刻变得“死一般的严肃”（dead serious）。许多原本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比喻与描写，一下子变得不夸张，不滑稽，完全认真。尹雪艳真的变为“永远”，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话。她的言谈真的是“神谕”。她真的是一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人们在她面前，真会发出“讨救的哀号”与“乞怜的呼吁”。这些本来靠着夸张与故意的做作而激发讽刺效果的言语，突然之间一针见血地勾绘出人类与死亡的关系。可怜的人类，囿于生命之“有限”，不论有多么重大的抱负，都无法与死神抗争。其无助、无能之处境，正是吴经理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的：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坐在沙发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大家谈的是“老话”，“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老朽得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在这种描述里，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批评与影射，显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其中的“自欺”之旨意，亦可适用于作者视野中的人类根本之处境。真的，我们哪一个人，不也同样避免面对“终归一死”的残酷现实？我们哪一个人，不也盲目自欺地贪恋着虚空的人生，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不肯动身？尹雪艳招待客人的京沪小菜，名为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显然也都有暗示含义，影射人类愚昧无知，贪求富贵，迷醉于富贵。《台北人》中的许多角色，都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这件事，在《台北人》世界中，一般影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遗忘痛苦，自我陶醉。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影射外，随着主题含义之引申，“麻将桌”进一步变为整个人生的缩影。尹雪艳的公馆里，“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的朋友们，其实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类。而尹雪艳，这位铁面无私的死神，当然自己不下场，只是旁观。她总预先下一番工夫，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准备得完善妥帖，为的却是能够尽情观赏人类无助的挣扎，以为自娱。没有一人能够成为胜利者，因为“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真的，既有“死亡”之存在，谁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一如尹雪艳转动菜牌选菜，谁知道死神下次选中的，是你是我？

一旦我们了解了埋伏在社会讽刺画面下的死亡主题，再从头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作者是如何仔细，如何费心地选择精确的字句，制造生动适切的意象，并充分利用且发挥唯独中国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暗示潜能。

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作者一再采用“风”之意象；以写实观点而言，是比喻她姿态轻盈，以寓意而言，当然就是象征她“无实质”，尹雪艳确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妖孽：“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地来回巡视”，伺机攫取下一个祭品。她的“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这句话中的“流”字，有如画龙点睛，十足表达出尹雪艳之不可捉摸。尹雪艳是“冰雪化成的精灵”，心硬似铁，性冷如冰，难怪她奉上的，是“冰面巾”，是“一盅铁观音”，是“一碗冰冻杏仁豆腐”。尹雪艳周身透着“麝香”，“薰得……人……进入半醉的状态”，她客厅中细细透着的“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是致命的妖气，在人被薰得怡然入醉时，已中毒素而步向死亡。

我们不难注意到，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艳时，一再取用与巫术、庙宇有关的字汇与意象语，以暗示她的“超自然”性质。如“通身银白的女祭司”、“祈祷与祭祀”、“徐徐的喷着烟圈”、“神谕”、“像一尊观世音”。她邀请徐壮图，一道研究“麻将经”。她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她害得徐太太，“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另外，白先勇在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中，纳入一大节关于法师吴家阿婆的来历与言行之详述。我觉得白先勇选用这一角色的目的之一，是借用这位道人的口，来表达一下他自己显然多少相信的“乱世出妖孽”或“妖孽造乱世”的玄论。（参阅《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所讨论白先勇的“冤孽观”。）这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就因为宋仁宗时傲慢愚顽的洪太尉，坚持命人打开“伏魔之殿”，不意走脱了老祖天师洞玄真人镇锁在内的妖魔，才引致以后的多年盗乱。

然而，吴家阿婆这一角色的最大功能，还是在于加浓整篇小说里本来就已萦回缭绕的宗教（或邪教）神秘气氛。白先勇接着又详细描写设在极乐殡仪馆的徐壮图灵堂，道士之打解冤洗业醮，僧尼之念经超度，拜大悲忏。这些，除了也都加添宗教神秘气氛外，更烘托出此篇小说的“死亡”主题。

死亡，不论多么可怖，却亦有一股令人不解的惑力，就像一身银白的尹雪艳，能把人“拘到跟前来”。（这里的“拘”字，含义多深！）尹雪艳闯进徐家的灵堂时，“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几句描写，我觉得也很能适用在人类面临死亡时，一般所经历的诸种或诸阶段反应。

白先勇选择文字的用心，处处可见，例子实在举不尽。现在让我们研析一下他如何利用颜色，暗示尹雪艳是死神，是致人命的妖魔。

白色，是死亡之色；而作者描绘尹雪艳时，几乎离不开“白”字：“素白旗袍”、“浑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雪白……的冰面中”、“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一身白色的衣衫”、“一身素白打扮”。这样再三反复的暗示，即使最粗心的读者，也该不致忽略。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的庆生酒会上（“庆生”！何等之反讽！）选中了徐壮图时，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破例地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地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红与白，流血与死亡——这里，已预兆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但“预兆”不止于此。我们细读尹雪艳当天的打扮与装饰，可发现作者选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联想到凶杀利器的字眼：“簪上一朵……血红的郁金香”、“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这些，都隐隐预示不久之后，徐壮图将被一个工人用一把扁钻剌杀身亡。实际上，徐壮图的命运，在他踏进尹雪艳公馆，“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时，就已经注定的了。尹雪艳鬓上的“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正是妖魔等着飨饮的一大杯徐壮图的鲜血。

对徐壮图，以及从前的王贵生，甚至洪处长，尹雪艳都没磨太多时间，在短期内就结果了他们。但对吴经理，她所施展的手段，却是更加冷酷的“凌迟”。吴经理是尹雪艳的干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直到今日的老相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吴经理患有风湿、沙眼两种慢性疾病。其中的象征含义，不难理解。事实上，白先勇不只一次，而是三番四次，提醒读者吴经理的肉身之逐渐腐蚀：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苍凉沙哑的嗓子……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尹雪艳把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

小说的最后一景，又是大家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打牌。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的在和满贯。“他不停地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他突然双手乱舞大叫道：“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副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侬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这段话，除了含蓄着作者对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外，暗示出吴经理的盲目与无知。他早己半死（真正是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身体已溃烂得差不多了，却还妄想“从此否极泰来”。（但当然，我们也可扭曲一下解释说，以死亡来结束“倒霉了一辈子”的生命，倒是真正的“否极泰来”。）小说结束时，尹雪艳“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说道：“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好个“我来吃你的红”！这句双关语，真是一针见血。可怜的吴经理，离开死亡只差一步，死神已按着他的肩膀，等着吸干他的生命浆液。而他却还笑着叫着，不知不觉。《永远的尹雪艳》，虽是《台北人》中最“冷”的一篇（写死神，岂能不“冷”？），我们还是能从叙述者一贯的嘲讽语调下，隐约感觉出作者对人类愚昧的惋惜与慨叹。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

为了衬现朱青的改变，白先勇在描绘前后的朱青之外貌言行时，用了许多强烈的对比。过去的朱青，“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现在的朱青，却是“一个衣着分外妖娆的女人”，“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她有“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脚上“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仅凭外表打扮，过去的朱青，给我们的印象，是自然、纯洁、朴素、拘谨。现在的朱青，是矫作、世俗、华丽、浪荡。

朱青的长相、表情与性格，亦前后大异：在南京时，她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青白”。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真正是一个灵秀的女孩。（也许就因灵性太重，肉性不得发展，她才那样单瘦、青白吧？）见了人，她“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人家和她说话，“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地应着”。

但十五、廿年后在台湾，失去灵性的朱青，肉身却发达起来：“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入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露着许多风情似的”。她再也“没有半点儿羞态”，居然有了“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在舞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在自己家请客打牌，与几个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满口风话。过去的朱青，在感情中度日，异常敏感，多忧多愁。现在的朱青，麻木不仁，游戏人间，耽溺于声色之乐，因而总是哼流行歌，总是“笑吟吟”、“吃吃地笑着”、“笑得弯了腰”。她开口说话，多半都是带着笑的。

朱青的改变，固然起源于战乱丧夫的惨痛经验，但年岁的增加，亦为基本因素。战乱丧夫这种事，如果换个环境，便可避免；但没有一人能够阻止岁月逐渐蚀损我们少年时期的敏锐灵性。现在的朱青，虽然“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但她毕竟不能再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黄花闺女。同样与年轻空军交往，她以前天真、不懂事，处处需要郭轸照顾；现在却负着年岁无形的包袱，不得不以“大姊”自居自称了。

昔日的朱青和今日的朱青，固成强烈之对比，郭轸和小顾二人，也形成相当的对比。小顾是朱青在台北的情人，乍看起来，他和郭轸很相似：同是年轻空军，也长得体面，后来也同样坠机身亡。但这两人在实质上非常不同。郭轸“英气勃勃”，对前途满怀希望，由于“心性极为高强……不免有点自负”。他是一个身心健全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譬如追求朱青时，他居然驾飞机到金陵女中上空打转子，终于被记过）。他爱朱青，要保护她、照顾她。至于小顾，却完全没有郭轸的气魄。他很可能和郭轸当时的年龄相仿，但因间隔一二十年，与朱青相对而论，当然只得向人说是“干弟弟”了。以前是郭轸照顾朱青，现在小顾却由朱青照顾。他不但不自负，而且相当畏缩，“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他虽是个飞行员，而且长得茁壮，却不喜户外活动，只喜欢闭门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唯独喜爱这几张”）。这种闭塞的性格，加上他与年长女人发生关系之事实，都指示出他的身心并不十分健康。也难怪“刘骚包”要说：“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姊炖鸡来补你了。”《一把青》的故事背景，从前与现在，亦成明显的对比。朱青与郭轸的恋爱，发生地点是抗日胜利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丧夫之后的朱青，则住在台北。在这里，虽然空军眷属区也和从前一样，叫做“仁爱东村”；虽然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但台北怎样也不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战后的南京，是小空军的天下，他们充满朝气，无拘无束，趾高气扬，“手上挽了个衣着入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在台北，空军则挤在新生社听靡靡之音，或像朱青的那些“空军小伙子”，专喜与异性胡闹说风话，关起门来打麻将。以前在南京，战事一旦爆发，飞行员立刻被调遣，上战场，在炮火中为国捐躯。如今，在台北，由于“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那些“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无用武之地，只得在游艺晚会里“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

在背景布设方面，白先勇的“对比”手法，固然主要用在南京与台北之对比，然而，除此之外，就是在单一布景的描绘中，白先勇亦十分擅长将“情”与“景”做强烈对照，达到令人感喟的反讽效果。一个好例子即郭轸被调离南京时，师娘去探望朱青的那两段描写。朱青伤心悲痛，歪倒在床上，“只有哽咽的份儿”，“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然而她穿着的，却是“新婚的艳色丝旗袍”，压盖着的，是“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当时，“房子外头不断地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路，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但与这种惶乱局面对照的，却是眼前喜气洋洋的新房：新粉刷的墙，新窗帘窗幔，“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与街上拖拉之行李相对），有些包里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与朱青的青黄面色相对）。墙上那些喜幛也没有收去”。而那块乌木烫金写着“白头偕老”的喜匾，对于这个刚刚新婚就将永远失去心爱丈夫的朱青，是何等辛酸的讽刺！《一把青》的情节发展，前后可以对比对照的地方，实在不少。白先勇在全篇上、下两节中，安排下一些类似的场景或事件，而以朱青前后大异的表现与反应，来衬现她今昔的不同。譬如在南京时，师娘第一次和朱青见面，一起吃饭谈话的情况，便和她们两人在台北重逢，首次一同吃饭谈话的情况，大异其趣。少女时期的朱青，由于过度羞怯，简直像个哑巴：“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她腼腆得手足失措，必须由郭轸在旁“一忽儿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然而在台重逢后，她首次邀师娘到家里吃饭，当场却和几个空军小伙子胡闹，称人“刘骚包”“鸡和大王”等粗野绰号，说着“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等俚俗言语。吃饭时，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姓刘的说了一句调皮话，朱青便“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姓王的也加入打趣，朱青“笑得弯了腰”，咬牙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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