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历险(罗兰·巴尔特文集)(2018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罗兰·巴尔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符号学历险(罗兰·巴尔特文集)(2018版)试读：

译者前言

在这套10卷本的《罗兰·巴尔特文集》中，《符号学原理》和本书《符号学历险》，是比较偏于符号学方法论技术性讨论的。实际上法文原版中，前书本来是后书第一篇中的部分内容，考虑到《符号学原理》内容的独立性和篇幅的长度，我们才决定像该书德译本和英译本的做法一样，将其抽离出来，单独出版。《符号学历险》是在作者故世后，由其好友哲学家兼专职编辑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什么是结构主义》一书的作者。他们两人均参加过1974年著名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访华团”）选编的。由于巴尔特大部分作品均为中短篇，主题比较分散，这部选集不仅内容较为丰富全面，而且编选精当，便于读者系统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所以在1985年出版后相当流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这部选编，实际上包括了两大部分内容：叙事符号学的原理和实践，以及根据符号学方法对历史思想和现代文化进行的意义构成分析（包括古典修辞学史的构成分析）。如果说《符号学原理》主要从横向或系统的角度，论述“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符号学历险》则侧重于将符号学知识运用于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结构分析和文本分析实践。本书各篇均为作者讲稿辑录，显示出师生对话的文体和风格。换言之，讲演者作为结构主义“作者”，甚至于是通过讲述过程来呈现其本人思想探索的历程的，其讲课过程，也即思想创造过程，也就自然流露出任何精神创造初始阶段中所含有的探索性或“冒险性”（指对传统、主流、权威的批评和背离部分）。

被编辑者选为本书“导论”的文章，原为作者在1974年米兰首届“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大会”的讲演稿。我在了解了此文背景后曾向上届学会会长德国罗兰·波斯纳询问情况。他告诉我确曾亲自参加该会。IASS自1969年创建后，包括欧美和东西方各国符号学家，但因当时东欧政治情况复杂，未能顺利召开大会。于是，当时仅为“助理教授”的年轻学者艾柯（Eco），毅然倡导在米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会。艾柯是新闻记者出身，据说自60年代初有一次在听过巴尔特讲演后，对自己先前的文化分析文章不免有些“自惭形秽”，从此积极转入符号学研究。巴尔特在此次国际大会上的发言，反映出当时西方不同学者对于“符号学”身份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波斯纳在来信中感慨说，他们当时与会的各国青年人文学者都被大会煽起的“科学革命”热情所感染（遂于次年在德国发起创建了德国符号学学会），而巴尔特在此公然反对一种符号学“科学观”。巴尔特这篇讲演稿，以及收入本书的各篇文字，多为其在各相关课题领域内的“开山之作”，而相关主题其后几十年自然继续有发展和变化。但作为这些研究课题的创始人之一的巴尔特，在各篇中特别表现出了如何根据新的视角来处理旧的论题的构想和尝试。这对于我们今日的东方人文学者如何从新的视角来思考旧的题材来说，意义自然特别重要（甚至于比西方人更重要）。作者在这篇导论中简要回顾了相关问题、背景、构想和展望的方方面面。虽然是“一家之言”，一向温文尔雅的作者，却在此讲演中把符号学看成了法国人的专利。为什么？编者瓦尔在回忆好友巴尔特时曾说：“他最不喜欢与人争执！”但我们都知道，60年代中期，当时尚非正教授的巴尔特，曾因拉辛研究方法问题与大学名教授皮卡尔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争论。这是有关学术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于理于义，岂容回避？（事过境迁，今日来看，实际上双方各有其理，各有其用。但不同意见均应公之于众，以使后人得以了解全面。）巴尔特对自己和法国同事的符号学方向的绝对肯定，其自信来自哪里呢？本导论特别对“符号学历险”的意思做了说明。这部讲稿汇编，也较清楚地展现了作者的“符号学创新实践”涉及范围之广、之深，因此他确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法国符号学的“创始人”——比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第一身份一定是“人类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的第一身份多半是“语义学家”，只有巴尔特是以“符号学家”名义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这个比喻意义上的“创始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作者坦承，他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无不来自他人，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将甲的理论方法“恰当地”施用于乙的文本上去；他只是理论的“综合实践者”而不一定是理论的创造者。时人比高比低，“专业”成为“排比”的物质性依据，而巴尔特强调的是总体学术方向，这个有关方向的学术判断，必须“集众家之言而有以超越之”。这正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学术生产不应该是像商品生产那样以最终让各家均“获一己之利”为目标，而应着眼于人类集体的真知探求。为此必然需要在万千专业深耕的基础上进行横向贯通，以成就解释学上“临门一脚”的总体实效。在此意义上，“巴尔特学术现象”不过是因缘际会、水到渠成而已。他和列维-斯特劳斯共同领衔所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可视作人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探讨方面的阶段性“集大成”工作。

巴尔特是思想和文化的“意义分析家”，他将新的视角、方法和目标施用于旧有的文本材料上去。巴尔特的“价值”正体现在此创造性的“意义分析实践”之上。这样，他就对世人理解传统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方式产生了一种冲击效应。巴尔特不是要在各个传统学科领域内部去营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贯通”文史哲艺各科理论，来重新读解各个领域内文本的多重意义结构，以图系统地提升人类对传统文化的“可理解性”。所谓学术思想的“革新”，首先是“价值标准”的革新；如果延续传统旧标准，满足于在某一学科专业内的技术学之成，自然不会接近巴尔特之类的“学术新思维”。学科内容的意义和理解都是在传统学科结构和程序中“钉死”的，学习了学科“专业”就是接受这些既定的专业内容及其结构和程序，不存在什么按新方法寻求历史文化之意义和理解的需要。简言之，学科“专家”习惯于历史纵向内形成的定式思维，“符号学家”则强调横向的“理解”贯通。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解”，不是指学科内容的简单并列和比较，而是指在一般思想层面上的打通、提升、深入。为什么有此需要？两百年专业现代化过程之后的新时代，要求学术贯通的根本理由在于学科专业内学术思想机构的局限性已被日益感受到，而专业权威们以专业为职业利益之根基，所重视的是对专业技术面的“掌握”、运用和传播，遂体现为技术面上的以“量”取胜，因此忽略了一般思想之质量提升的问题。符号学家由于跨越专业藩篱，倾向于综合运用多学科材料和方法的资源，以便重新组织思维和学术，他们的观察、思考、目的，也就与专家型学者拉开了距离。其直接结果是，观察到和分析出传统学术思想本身的混乱、呆滞、保守和无效。（泥执古典者的痼疾在于不知道古典遗产只是“材料”，不是价值和方法的来源。在此问题上，虽领域不同，顾颉刚氏与巴尔特氏，何其相似乃尔！）结构主义运动最积极的成果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学问”不再是指对社会传承的学科资料本身进行的记诵，而是依据现代认识论、方法论对古典资料进行的分析和理解。而今日对古典学问的“深入理解”则必须超出本专业之格局。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学问的高级目标在于探索学科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法国结构主义者所说的“文本间性”，不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理解作“意义的永恒流动”，而不妨理解作一种“学科间性”，即学科间理论的互动关系。

当然，迄今为止，“符号学”的主要成效，仍然是表现在批评性方面，也就是批评传统学术思想内部的大量历史存留问题。在此意义上，巴尔特符号学，就是一种学术、思想、文化的批评学。为了使此批评实践提升效力，需要先组织一套（甚至于只是临时性的）分析原则和程序，置于分析实践开头，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思考方便，也是为了读者的读解方便。这样就产生了若干符号学“理论”，所谓理论不过是具体意义分析实践的程序性总结、前提和运作框架，其内容大量取自其他学科成果，其中符号学家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对不同材料进行“搭配”的方式或设计上。在本书各篇中，以及在当代电影符号学文本分析中，随时会看到文本分析之前的理论性前导。符号学家的分析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是在文本细节字面上具体地去“感觉、分解、拼合、理解”。关键的是对文本内容意义结构进行多层次、多方面、一致性的探索。符号学实践是一种意义读解法，是一种理论层次上相当谦逊而读解层次上相当细致的实验。经过符号学的意义分析实践，我们会发现传统文本的意义结构比专家们理解的深广复杂得多。这往往是古典文本“制造者”的“旧心智形态”和现代读者的“新心智形态”之间的触碰、冲突、调节、理解的过程。不要忘了，今日符号学实践只能发生于索绪尔之后，而索绪尔只能发生于近代科学之后。而古典学科的专家们，却因偏重学科历时性过程中的传统方法论积累和其专业运作的固定技术性条件，所以才对新学术、新思维的合理要求视而不见（一些西方哲学家，或以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家，特别欠缺对法国结构主义的同情，此因他们一来囿于“理论即系统”的偏见，二来因为都不曾“感受”索绪尔“二分法”的奥妙之所在。顺便指出，不懂“所指—能指”的意涵，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巴尔特的文化理论思想的价值）。

巴尔特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普遍功利主义学术心态不同，其思想探索的创造性动力来自其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本身。巴尔特是“为思想而思想”的时代大思想家，其真纯的思想家人格（绝非皮卡尔等传统型学者所讥刺的哗众取宠之辈）是其思想学术产生全面持久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成就绝不是没有缺点，或只能盲目加以遵循的。我们应该理解此处所说的历险、探索或挑战的符号学实践，必然包含着其自身的局限和弱点。所谓提倡深入研究巴尔特学术思想，必然是指同时关注其学术探索中包含的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研究巴尔特不仅要按照他希望我们接受的方式进行，也须适当地超脱巴尔特的思想背景来更客观地理解和评价他的思想成果（这也是一个普遍原则：第一要正确读解原典，第二要分析批评原典。而各种偶像崇拜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既不深入研究原典，也不分析批评原典，而是将其“利用”作个人肤浅崇拜之工具）。在我看来，巴尔特学术中最具有持久性价值的是其文本意义结构分析技术方面，与此相伴产生和宣表的许多“准哲学性”智慧，如其时时流露的反实证论、反实在论、思维安纳奇主义、美学乌托邦主义等等，主要含有一种“批评学”价值。因此在其文本分析实践中反复读到他对所指、所指者、实在、因果性等概念的明确否定，和对“唯写作论”、写作快乐论、意涵论（signifiance）以及对文学唯美主义独断论的颂扬，这些都应当从解释学角度加以整体把握。加之巴尔特对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并非均有同样深入的研究，其得其失均在于此。一方面他不致因此受限于传统学科框架，另一方面也在高层理论层次上尚有待深入。我们在作者的社会批评（如对“资产阶级”的套式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的立场，都仅属于“从外部”对哲学知识之片面性“借用”，而非独立深入研究的结果）和认识论批评（如对历史“实在”的否定）话语中，随时可看到流于口号式的武断评论。这些武断评论，与其视之为作者的学术性结论，不如视之为一种操作性的临时“工具”或“思维边界”。这是巴尔特推动自身结构主义实践的一种操作论“修辞学”（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独立看法）。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作者一生从未卷入同时代人的任何极端言行中去。例如对密友索莱尔斯、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和德里达（Derrida）等“极端主义者”，他虽然不时表达敬意和欣赏，却从不实际上介入他们的各种（兼及政治和哲学）极端性言行。在被问到彼此的思想联系时，他常“顾左右而言他”（抽象肯定，具体回避）。我认为这并非暗示了他习于隐讳的心态，而是显示了他的思想“边界”。他把各种当代极端言行视作自己的思考“边界”（反映着他对一种“理论乌托邦”的憧憬，因为不属其研究核心，故相当于通过“提示其理论之存在”以表现对当前某种主流思想之批评态度而已：即通过推崇“不在”来批评“存在”的一种批评修辞学手法），而使自己的思想运作局限于“文本意义分析”本身。正是在此主要实践领域内的“一以贯之”风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巴尔特思想。这是他的思想成果最终将远远超出萨特的原因之一。巴尔特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学的敏锐“触觉”，可视为其思想的“原动力”，但并非其深入研究的“结论”。而这类论断确可间接揭示传统文本意义构造本身的混杂性；他不过以反实在论方式对简单化的实在论话语的固有缺欠表达了批评之意。而此批评正有助于我们在高层认识论领域继续思考实在论问题（尼采的作用亦应如是看待）。因此，当我们读到作者表面上的“反科学”、“反理性”之论时，应该注意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所指”，不妨说，他有时习惯于用某种“一般表达”来传达某种“特殊表达”。

中国研究者最可注意的应该是他的广义历史文本意义分析和广义文学文本意义分析。历史，实际上就是广义的思想史，这是巴尔特符号学实践的中心领域。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想到巴尔特思想遗产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么具有启示性了。我甚至倾向于断言，在一切西方人文学术成果中，没有其他人的学术成果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的现代化更有“用处”了。此处所说的“用处”是从非常具体的、技术性的角度说的。读者在阅读了本书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古典文本不能再按其“直意”来领会的缘故。古典文本的表面意思是一回事，其深层、旁涉、引申、效果等等的意思是另一回事。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必然需要不同的读解和利用方式。所以，我个人特别认为巴尔特著作，特别是本书，对于研究传统文史哲艺的中国新一代学者，是最需要研读的。那种西学家研究西学，国学家研究国学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国学家中，我还特别想指出，最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文献学专业者，将可从符号学意义分析中体察到，古典“文本”的多重、多层意义构造，今日必须加以精确分析、解释，而不是像传统上那样直观、笼统、实用主义地加以处理。为此，研究者需要同时增加现代方法论学习，而现代方法论的掌握不是可以在“国学”或“汉学”内部自然办到的。

巴尔特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双重性格，当然使其符号学思想最接近文学和文学批评领域。在特定意义上，巴尔特符号学就是文学符号学。而本书由于侧重于叙事学和修辞学，也就特别与中国现代小说实践“全方位地”发生了关系。中国现代小说是舶来品，百年来却自然跃升为中国社会中“第一”重要的“文化产品”（兼指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而言）。巴尔特对西方“小说世界”的意义结构解剖，对于中国文化界理解自己的百年来小说世界的性质和功能，具有直接启发作用。不妨说，“叙事学”的主要社会学功能就是“剖析”小说形式的“吸引力机制”（“神秘化作用”），并直逼一个根本性问题：人们为什么要阅读凭想象力任意编造的“故事”或“情节”呢？（换言之，“情节”有那么重要么？）通过编造故事的方法，能不能再提升、深化我们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选择？也就是，新世纪的“小说”能不能继续成为表达严肃思想的工具？为什么“告别小说宣言”要在20世纪后半叶陆续出现？我个人认为，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自主体的成形，已经根本改变了小说写作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思想前提。当然，作为通俗娱乐的“畅销书”（武侠、侦探、科幻、言情）将会和电影电视、漫画、歌舞等大众娱乐品一样，永远存在，正像“食色”永远存在一样。但它们不属于此处所谈的人类高级精神产物的“文学”，或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世界则属于严格文学范畴）。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那种用“编织情节、引发激情”手段来维持一种现代小说艺术类别的习俗，将不得不成为批评思考的课题。“大众文化”和“人文科学”是两个越来越分离的文化范畴，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而今日人文科学发展正深受此“雅俗混淆”之害，其根本原因是无孔不入的“全球商业化”（而不是法国左派思想家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制度”，二者不是一回事）正在系统地“瓦解着”人文科学的动力和品质。人文世界需要“仁学精神”！]

巴尔特的“怀疑主义”首先是指其“文学怀疑主义”。作者的怀疑主义实践含一币之两面：舍弃和期待。作者当然也属于“后先锋派时代”的“未来小说幻想家”行列。从早年的戏剧现代派关怀到后来对“新小说”的颂扬，以至于晚年幻想转攻小说写作，作者实际上毕生为其迷恋的“小说美学”问题所困扰。作者的“解决”之道，属于“艺术乌托邦”一类。此“解决”不过是代表着一种对过去之不满和对未来之“憧憬”。对此我们当然要从更深、更广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化学术视角，来思考小说和文学的问题。然而巴尔特却为我们准备了无比丰富深刻的观察和思考经验。与我们这些从外部“客观地”研究文学的人不同，巴尔特是“双面人”，他能从内外两侧体验、实践、分析文学现象。本书特别着重讨论的叙事学问题，虽然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界的“显学”，但我们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实质知识，仅是小说或故事结构和意义构成方面的偏于技术性的成果。这一点与电影叙事学研究类似。我们知道，克里斯汀·麦茨（Metz）正是在巴尔特研究班的启发下，大约与巴尔特等人文学叙事学形成的同时，率先开创了电影结构主义研究时代。由此可见，叙事学是今日文本分析的基本方法。但是从文学和电影这两大“故事系统”的结构分析中，我们是否在“小说美学”领域达到了认识论突破呢？结构主义乃是人文科学前进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阶段，但它只是我们相关探讨的开始，而非终结。当完全独立于文史哲艺传统的大量“汉语话语和文本”参与人类学术世界后，人类文史实践前景将大为改观。“符号学历险”也就进入了另一个更具有“冒险性”的阶段。这却绝不是西方理论家仅凭其“禅、无、天、虚、空”等浪漫主义汉字玄想所能悟会的思想境界了。他们感受到了“跨文化”学术交流的魅力，但此交流必须在同时兼顾实践和理论的“跨学科”层次上才能进行。我们今日有理由说，这是主要有待于中国新一代学人来参与推进的人类集体学术事业目标。

最后来谈一下本书翻译的问题。西译中的理论翻译，同西文之间的互译，甚至于同广泛利用假名直接译音的西文日文之间的翻译，都极为不同。这不仅是一种需要多方面准备的创造性的工作，而且是一种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文化思维方式未来演变的思想活动。如果说文学作品翻译涉及的是修辞学方面的语言类创造，那么理论性翻译涉及的就是思维单位和单位连接方式的系统性调整，这也是涉及思想内容和思想方式“双改变”的一种民族思维革新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又是通过语言单位的拆解分合之翻译实践来完成的。因此，理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实践。这一情况在翻译现代西方理论作品时尤其突出。为什么一些老一辈的西学理论研究者胜任于西方古典理论作品的翻译，却不一定胜任现代理论翻译？此即因现代西方理论方式本身发生了明显变化，系统地改变了思想的单位和论述方式（西方古典类文史哲文本内容较偏重自然性、直观性，所以较易于找到汉语中的对应词）。此外，有关中西之间语义学结构分歧问题，20世纪初中国学界相当受益于当时日本学界有关东西比较研究在汉语词汇现代化方面的创造性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经过此类语义学调整的翻译（如严复的翻译）难以流传的本质原因。因此中译者面临的挑战有两个阶段：先是了解原作的特殊思考方式，然后在母语世界进行“再创造”。相应的翻译表达有时需要借助特殊术语的创造，有时须借助于上下语境的“限定”。为什么说现代理论翻译会对中国文化思想本身进行“冲击”，就是因为中译者“发明了”许多新名词、新表达法。这些一开始读起来不免别扭的词语，经长期文化碰撞拣选过程后，一部分会存留在新文化世界之内，丰富和改造了固有语言环境。一些不明实情者认为理论翻译应该尽量表达民族语言风格。这是不一定可行的。理论翻译只应尽量设法忠实于原著，因此也就是只能对中译文进行词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语义学创造或调整”。不言而喻，这种创造和调整，是纯粹尝试性的，需要在社会学界广泛、长期阅读实践中经受考验的，并准备不断进行修订和再尝试的。理论翻译的困难根本上是源于两种语言系统的语义学组织不一样，也可以说源于两种词汇学组织间的巨大差异性（欧美语言之间的互译则绝大部分没有这种根本性困难。他们的理论翻译家所支付的“辛苦”，比我们要少若干倍。而没有跨文化知识的西方学者对此并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中西语言之间在词语的意素构造方面存在着系统的差异性。西方现代理论话语对词语中的多义性的运用要比古典理论话语多得多，所以在译成中文时就构成了更多的挑战。这就是说，有些常用词（如recit, object, communication, discourse）的不同意义方面，随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显示，而该词的书写形态不变（因为作者要使这类常用词担负扩大的和多层次的意义负载）。但在不同语境中中文词必须有所改变，从而失去了用一个书写单元承载若干意义的方便，并必然因此带来概念理解和用法方面的混淆。就此而言，对现代理论翻译文本的理解离不开译文的整体环境。读者应该与译者配合，按照他所试译的方式去把握原著意义。这对于理解文学理论类的翻译尤其必要，因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话语比现代西方哲学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在词语的歧义性和多义性方面又要复杂得多（现代西方哲学比西方古典哲学难翻译，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又比现代西方哲学难翻译，主要是彼此所使用的术语之词义多重化程度不同，牵扯到的中文语义调整复杂性也就不同）。有鉴于此，我改变了早先喜欢制作术语表的做法，而是在文内必要时加添原文或简单注解，以提供读者临时理解文义的方便，而不再奢求所谓“名词确译”的效果。

关于本书第一篇古典修辞学分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它相关于一切文化传统中的文本修辞学的意义结构问题。对于此篇的翻译，译者必须承认，由于不懂希腊文、拉丁文和不熟悉古典修辞学本身，其中难免出现理解的错误。而且在该文中，以及在其他篇章中，作者的口语文体和随兴行文的习惯导致颇多省略式表达。为了读者理解方便，译者在个别地方的字词有所增添，不当和错误之处，自然由译者负责。关于修辞学术语，凡属于文中出现拉丁文原文之处，在与出版社商定后，决定大多数拉丁文字词照录原文，而不另行翻译。一来因为这些用语均已非今日所习见；二来因为这些词语的意义及其在不同历史学科制度分划中的内容，也一直在改变中（如elocutio），因此同一个词形可能包含着不同的意义侧重。对于少数专门读者来说，他们本来不需要阅读中译文；对于多数读者，满足了解“大意”即可（有深入了解西方古典修辞学史需要者自然需要去读西文专著）。在中文中这样大量地出现不翻译的修辞学名词，好像日文中大量出现假名西方术语一样，阅读起来或有不适宜之感，希望读者谅解。

笔者在进行罗兰·巴尔特作品翻译时，进一步体会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在。法语语言本身修养不够，不免使我对一些细致的词语表达未能把握确义并因而可能产生理解偏误的问题。在翻译本书时，译者有德译本和英译本参照的方便。但是理论概念的把握只能依据法文原文进行。在对比过程中，作者不时发现英译本的不大严格的译法。例如英译者对巴尔特行文中langue和langage的译法竟然不加区别，应该说是一个专业性的失误。在中文译本中，我则不得不宁肯采取笨拙的办法，如用“语言结构”译“langue”，虽然后者中的“结构”意思没有那么明显或突出。此外我自1977年开始翻译结构主义文本起，就特别感觉到中文读者未必充分领悟结构主义的一个最显著思维变化：在“产品、个体”和“作用、过程、关系”之间的观念性区别。这样就产生了我经常选择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这样的译法。因为在通常用法中，此词在表达“个别意义”和“意义作用”之间并无区别。而结构主义者在以同样词语来强调此新意义时，连法国非结构主义者们往往都不能习惯其意义差别的缘由（更不要说一些美国习惯于行为主义思维的学者了，他们不能了解法国结构主义，可以从此例中体会一二）。像“所指”、“所指者”这类专有名词，更须在译文整体内把握，不必将其随意与“汉语世界”的整体环境内的词语用法相混淆。

此外，应该注意到存在有“两个巴尔特”：作为理智分析家和作为美学艺术家。对前者而言，我们会惊叹其观念的清晰和准确；对于后者而言，如他对“快乐”、“色情”、“意涵”等词的故意反常用法，连西方专家的读解都难以一致，我们也只能勉强示意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中译本对一些表达特殊的中文词语，自行添加了引号，以方便读者把握中文专门词语间的区隔。

译者在2006年出乎意外地接受了“罗兰·巴尔特文集”翻译任务之后，很想在此表达一下个人的一种体验。我们这类“以书为生”之人，同出版社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才渐渐相信今日还真出现了在“出版社、编辑、著译者、读者”之间的全面态度一致的关系。出版社不需要为特定社外学术关系服务，而只需为广大读者服务；这样我也才不必再对“相关方”的“诚意”和“动机”之可能变化时时花费心力，才能够相信在我的学界人际关系中真会出现这样的正常状况：自己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会受到合作方各层次的真诚欢迎。这种新时期的正常出版人事环境的存在，无疑使我更有动力、更愿支付代价来完成这项本来于我的年龄来说有所“不合时宜”的工作。只是限于个人条件，最后完成的译作质量，未必符合预期。不可避免的误译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让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文集”策划编辑李颜，以及责任编辑胡颖、翟江虹，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不仅使我个人获得了继续研习和判断罗兰·巴尔特学术思想的机会，也使我远在万里之外能继续对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建设事业贡献一己之力。李幼蒸2007年9年9日于迁美十周年之日

编者说明

本书所收文章，完全来自罗兰·巴尔特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的记录。这就是：老师任教于一个小班（研究班），研究班由程度较高的学生和年轻教授组成，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按照各自不同的愿望和各自的出版成果参加研究班，后来重新走向同样也是开放性的继续前进之路。其后也有其他学科的专家们加入，如我们将看到的，巴尔特也为他们提供符号学方法的帮助。我们这位研究者当时正处在他一生的某一确定阶段，也即在作为“导论”的讲演中所提到的三个不同阶段之一：这个阶段不再是他称作“惊叹”的第一时段，也不是在“文本”题目下称作超越性的第三时段；这个居于中间的主要时段，可以说，是作为系统学科的符号学之建设的时段。因此此处所收集的所有作品几乎均完成于1963年至1973年之间。

罗兰·巴尔特在本书范围内的论述包含三种类型。原理篇内，各部分表述平实，它们有关于过往经验的说明和系统学科的建立或奠基。这些论述都曾是并始终是真正基本性的。领域篇是关于在多种多样研究领域内可能是（已不是，或不再是）称作符号学的对象之特征描述。因此符号学总是非常清楚地相关于诸可能探索的构想、概要，而非相关于探索的结果。这些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其中每一次都含有一个产生某种颠覆作用的特点，对此我们可能会询问，它们后来是否真的被继续探索过。最后是分析篇，对某些文本的分析，不是从写作的角度——像在别处那样——完成的，即不是从无限大量被书写的意义的角度，而是从证明一种方法的角度来完成的：如何按照其结构来认识使一个故事具有可理解性的东西是什么。

在所有这些篇章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愿望；以及与文本愉悦相对称地，存在着一种有关行动智慧之善：“他永远把理智活动与一种欢乐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什么是思想呢？除了一种快乐之萌生外，[1]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于是我们在其工作中觉察到了作者的幸福感。

但是这个智慧之善，罗兰·巴尔特并非视其为当然；他的一切教学活动正好显示为一种存于记号道德性实践证明中的欢愉性：永远不要把意义当作“自然的”，当然（在整个语言范围内）不让它在一种语言状态的能力内，更不要在一种分析水平的范围内，去重复（再失[2]去）自身。永远不要屈从于意义之裂解。我们对本书一切内容读解之关键在于：把意义重新理解作价值。

最后，对于符号学未能再一次使其活动获得“戏剧化”之展开，人们提出了严厉谴责，“没有看到它的发展”：它停滞不前、对其对象“漠不关心”，没有觉察到它的生命跃动；与此态度相反，罗兰·巴尔特不停地反驳说：“怎能忘记符号学与意义之激情具有着密切关系：[3]它的终极使命，以及（或者还有）它的乌托邦理想？”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1]《罗兰·巴尔特自述》（Seuil, Êcrivains de toujours），1975，p.107。比较同书56页：“二元制对他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爱情对象。”[2]《罗兰·巴尔特自述》（Seuil, Êcrivains de toujours），1975，p.107。比较同书101页：“二元制对他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爱情对象。”[3]同上书，163页。

总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二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二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20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须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二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米什莱（1954）：张祖建

3.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昳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1]

导论

几天前一个学生来看我。她想对下述主题准备一份第三级的博士学位论文。她颇带讥讽而非持有敌意地提出的论文主题是：“符号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在这个小小“场景”中，我看到了一切我们可以用于形容符号学处境及其最近历史的因素：

首先，由于符号学经常发出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政治的抱怨，人们将其称为一门反动的学科，或者至少是一门与意识形态承诺无关的科学：不只是结构主义，还有之前的新小说（也是在意大利，如果我的记性不错的话），不是被谴责为一门与技术统治甚至是与戴高乐主义合谋的科学吗？

其次，这位学生视之为对话者的我，正是那样一种符号学的代表之一，该符号学正应当被加以揭露（在双重的意义上：分析和使之无言以对，即分解和击碎）——由此出现了我的对话者的轻微嘲讽：她通过所提出的主题，在激怒着我（我将不对此场景进行精神分析学的解释）。

最后，在把我归为准官方的符号学家角色时，直观地以为，这位符号学家正经受着某种不安、某种双重性格、某种符号学的不诚，这使作为这位学生对话者的我，不无讽刺地既处于符号学之内，又处于符号学之外——随之却流露出了某种温馨的友谊（也许我对此有所误解），这一充满思想美妙感的场景，也就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在返回引生出这个微型心理剧场面的问题之前，我必须说我并不代表符号学（也不代表结构主义）：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代表一种观念、一种信仰、一种方法，尤其是一位书写者，他选择的实践，既不是言说也不是报道，而是写作。

思想社会可以使你成为你所愿是者，所需要的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社会游戏的形式；但是我不能使自己体现为一种形象：符号学之形象（imago）。相对于此形象而言，我处于双重状态中：无拘无束和逃避。

一方面，对我来说没有比和符号学家群体相处更适宜的了，没有什么比和他们一起应答他们的攻击者更好的了：唯灵论者、生机论者、历史主义者、自发主义者、反形式主义者、原始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样一种合群感比我去体验任何宗派主义冲动要更为容易。我并不想像宗派主义者通常做的那样，去反对我周围的人物（弗洛伊德在有关战斗兄弟神话中所充分分析过的一种自恋冲动）。但是另一方面，符号学对我来说并非一种事业；它不是一种科学，一个学科，一种学派，一种我与之认同的运动（赋予它一个名字已经相当够了：对我来说，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个随时可撤销的名字）。

那么，对我来说符号学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历险（aventure），也就是指我所遭遇者（ce qu' il m'advient）（“能指”使我遭遇者）。

这个历险是个人性的，而非主观性的，因为此历险指主体的一种置换运作，而不是指主体的表现。此一历险对我来说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是惊叹。语言，或更准确说“话语”，是我的工作的经常对象，自从我的第一部书《写作的零度》出版以来。1956年我将一批关于消费社会的神话文章以《神话学》的名字编辑成书，这些文章发表在Nadeau的期刊《新文学》（Les Lettres Nouvelles）上。那时我第一次读索绪尔。读过索绪尔后我执著于这样的希望：赋予我对自以为是的小资产阶级神话的谴责以一种科学说明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符号学对意义过程所做的精细分析，借此方式资产阶级将其历史的阶级文化转化为普遍自然；那时的符号学，及其计划和任务，在我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我在《神话学》一书后记里表达了这种惊叹和希望，那篇文章可能因其科学观而过时，但它是一篇令我欣快的文本，因为通过赋予其一种分析工具而重申了思想的介入，并通过赋予其一种政治影响而使意义研究担负起责任。

自1956年以来符号学在发展着，某种意义上其历史趋于奔放不羁。但是我仍然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批判，如果要摆脱对自身必然性的迷执，就必须是符号学的：分析符号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如我的学生那天打算去做的，可能仍然须借助符号学手段来进行。

第二个时段是科学时段，或者至少是科学性时段。在1957年和1963年间我对最富意指性的对象“时装”做了符号学分析。那本书是非常个人化的、禁欲主义式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一种人们熟知而尚未被分析过的语言结构之文法进行详细构造。我不在乎这项工作的论述会有劳而无功之虞。我所乐于做的是将其完成，使其运作。

同一时期，我在试图构想某种教授符号学的方法（在《符号学原理》中）。

围绕着我，符号学科学，按其起源、运动、每一研究者的独立性（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朋友和同伴格雷马斯和艾柯），获得了提升和发展；与某些伟大前辈的联系建立了起来，像雅克布森（Jakobson）和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以及较年轻的研究者，像布雷蒙（Bremond）和麦茨；一个学会和一份国际符号学杂志也被创建。对我来说，支配我这一阶段工作的与其说是建立一种作为科学的符号学之计划，不如说是实行一种系统学（Systématique）之快乐：在分类学活动中存在有一种一些大分类学家所熟悉的创造性陶醉，如萨德（Sade）和傅立叶（Fourier）。在科学性时期，对我来说，符号学就是这种陶醉化过程：我重构着、我拆拼着（bricolais）（赋予此词以某种崇高意义）诸系统、诸游戏；我写书只为了快乐：在我身上，对系统的快乐取代了“科学”之超我；于是这种情况已经为此历险准备了第三时期；最后，对不偏不倚科学的漠不关心（adiaphorique，如尼采所说的那样），我以快乐之心进入“能指”、进入“文本”。

第三时段实际上是“文本”阶段。各种话语在我周围编织起来，话语取代了偏见，质询着显而易见之物、提出着新的概念。

由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的普罗普（Propp），使我们有可能严格地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对象——叙事；

朱丽叶·克莉斯特娃，深刻地重绘了符号学形势图，她以个人方式并在原则上给予我关于副语法（paragrammatisme）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é）的新概念；

德里达有力地置换了记号概念本身，假定了所指的退却和结构的去中心化；

福科通过赋予记号过程以往昔历史的地位来使其突出；

拉康（Lacan）提供了一种关于主体分裂的成熟理论，如无此理论，科学注定要对主体据以言说的位置茫然无知和沉默不语；

最后，《泰凯尔》（Tel Qual）刊物提出了一种甚至在今日也是独一无二的企图，用以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将一切相关的变化予以置换。

对我来说，这一阶段体现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1966）和《S/Z》之中，后一作品，某种意义上，通过放弃结构模式和诉诸无限差异的文本之实践，否定了前一作品。

那么文本（Texte）是什么呢？我将不通过提出定义来给予回答，那样就会倒回到“所指”的立场了。

文本，在我们企图赋予此词现代的实际意义上，基本上应当区别于文学作品：

它不是一种美学产品，而是一种意指性实践；

它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结构化作用；

它不是一种对象，而是一种工作和一种游戏；

它不是一组封闭记号，具有待发现的意义，而是一套置换中的记号；

文本的个例不是意指作用而是“意涵”，按其在此词的符号学的和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

文本超出了旧文学作品，例如存在一种生命文本（Texte de la Vie），我企图通过关于日本的写作进入此生命文本。

那么，这三种符号学经验——希望，科学，文本——今天在我身上有何表现呢？

据说，路易十八这位皇室美食家让其管家准备几个叠在一起的肉卷，只吃最底下的，其上流淌着从上面所有肉卷滴下来的汁液。同样的，我想使我的符号学历险的目前时段，去接受前两个时段留下的“汁液”，就如皇家肉卷例子所示，过滤器掺有它沾上的残迹，因为过滤的介质就是过滤器本身，有如所指是能指一样。于是你们将在我目前的工作中发现一种冲动，它使整个符号学历险的历史活跃化：把我自己和一些严格的研究者群体联结起来的意志，以及对政治的和符号学的顽强归属感之忠诚。

但是，我今日承认这两种遗产时，却须首先对其有所修正：

——关于第一点，即符号学的科学性，今日我不可能再相信了，而且我不期待符号学会是一种简单的科学，一种实证科学。其首要理由是，符号学，也许今日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符号学，要去质问它自身的话语：符号学，作为一种语言科学，多种语言的科学，它不能把它自己的语言当作一种材料、一种透明性、一种工具，简言之一种元语言；借助精神分析学的力量，它质询自己在其中说话的位置，如无此质询，任何科学和任何意识形态批评都是滑稽可笑的；至少我希望，对于符号学不存在主体对其话语的治外法权（exterritorialité），即使这位主体是一位科学家。换言之，最后，科学并不承认安全区域的存在，因此它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

——关于符号学的意识形态承诺这第二点，我相信危险正在逐渐加大之中：符号学必须攻击的，像在《神话学》时期，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良知，而且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企图改变内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首先设法裂解意义系统本身：我们必须超越西方封闭区，如我在关于日本的文章中提出的。

作为结束，让我来谈一下这篇导论：它是被一个我所说出的。自然，这个第一人称是想象的（在此词的精神分析学意义上）；如果他不是这样，如果诚挚不是一种误解，就不值得去写作，只说话就够了。写作正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语法的人称和话语的始原，相互融和、缠结，并消失在不可辨识的状态中：写作是语言的真理，而不是个人的（作者的）真理。因此写作永远比言语走得更远。同意把自己的写作说出，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这就只是在告诉他人，他的言语是被需要的。[1]此为罗兰·巴尔特在第一届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大会（意大利米兰，1974，6月2—6日）的讲演稿，重印于Le Monde，1974年6月7日。中译者根据法文版《罗兰·巴尔特全集》第4卷第526页作了增补。

Ⅰ.原理篇

旧修辞学——记忆术

此处讨论的修辞学是西方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期间所流行的那种元语言（其语言对象是“话语”）。我们将不讨论时代更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