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总论与量化研究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毕恒达,刘长萱,瞿海源,杨国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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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总论与量化研究法)试读：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

王文中

学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量方法与评鉴博士

现职：香港教育学院心理研究学系讲座教授

吴重礼

学历：美国纽奧良大学政治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杜素豪

学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调查研究专题中心副研究员

林文瑛

学历：日本庆应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

现职：中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心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邱铭哲

学历：“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硕士

现职：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苙云

学历：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毕恒达

学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环境心理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

陈春敏

学历：中正大学心理学博士

现职：成功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陈振宇

学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心理学博士

现职：成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章英华

学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纪

学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

现职：政治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兼选举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员

杨国枢

学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博士

现职：中原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暨心理学系讲座教授

刘长萱

学历：美国匹兹堡大学统计与心理计量博士

现职：中研院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郑夙芬

学历：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

现职：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谢雨生

学历：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乡村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特聘教授

瞿海源

学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苏国贤

学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质性研究法（二）

王增勇

学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

现职：政治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林本炫

学历：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联合大学客家研究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林国明

学历：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柯志明

学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徐振国

学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

现职：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毕恒达

学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环境心理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

汤京平

学历：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博士

现职：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主任

吴嘉苓

学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周平

学历：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学博士

现职：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主任兼所长

黄应贵

学历：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国枢

学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博士

现职：中原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暨心理学系讲座教授

刘长萱

学历：美国匹兹堡大学统计与心理计量博士

现职：中研院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萧阿勤

学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瞿海源

学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蓝佩嘉

学历：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资料分析（三）

于若蓉

学历：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调查研究专题中心研究员兼执行长

王鼎铭

学历：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政治经济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林季平

学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地理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副研究员

邱皓政

学历：美国南加州大学心理计量学博士

现职：台湾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翁俪祯

学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陈振宇

学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心理学博士

现职：成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程尔观

学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毕恒达

学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环境心理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

黄旻华

学历：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学博士

现职：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政治系专任助理教授

黄毅志

学历：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东教育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杨国枢

学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博士

现职：中原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暨心理学系讲座教授

刘长萱

学历：美国匹兹堡大学统计与心理计量博士

现职：中研院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蔡蓉青

学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博士

现职：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谢雨生

学历：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乡村社会学博士

现职：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特聘教授

瞿海源

学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博士

现职：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序言

台湾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在1980年之后，尤其是在1990年之后发展快速，到2000年大体发展成熟。在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正在1980年之前，当时台湾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几乎还在发展初期，如陈义彦（2010）指称：“……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方法，如抽样方法采非随机抽样方式，统计分析方法也只采次数分配、卡方检定，都仅是粗浅的分析，且也不尽正确，所以严格说起来，谈不上是高度科学化的研究。”于是本书第一版许多研究方法还是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撰写，占了作者之六成左右。在发展成熟之后，台湾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学有专精的很多，第二版就有六成的章节是由社会学和政治学者担纲写成。所以全书内容是以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为主，不过心理和教育学者撰写的也还是有17%，因此书名依旧延续第一版，包括社会和行为科学。

在规划出版本版新书初期，先经过编辑小组两个多月的商议，初步草拟了一份主题纲目，列出各章主题。最后汇整成一份问卷，邀请在各大学教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授近二十位评估，就初步提议纳入的主题逐项评分，在“最优先”“优先”和“非必要”三个选项中勾选，同时也推荐各章的撰稿者。结果有王业立、林继文、李明璁、苏国贤、关秉寅、吴嘉苓、蓝佩嘉、吴重礼、黄纪、杨国枢、毕恒达、刘长萱、翁俪祯、黄昱华、黄囇莉等15位教授回复。最后，以最优先给2分、优先给1分、非必要为0分来统计。调查结果，在研究方法方面，依序选出抽样问卷调查、民族志、扎根理论与个案延伸法、访谈法、历史研究法、叙事分析、实验法、焦点团体法、网络分析、个案研究、论述分析、地理信息系统与个体发展研究法等13个主题。在资料分析方面则依序选出测量理论、试题作答理论、因素分析、内容分析与文字计数方法、事件分析、类别资料分析、多层次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式、调查资料库之运用等10个主题。在论文写作和研究伦理方面选出研究文献评阅与研究、研究伦理两个主题。最后再经编辑小组商议，在研究方法方面追加个体发展研究法和建制民族志，在资料分析方面另外再加缺失值处理、长期追踪资料分析、多向度标示法、职业测量和质性研究分析计算机软件。最后，编辑群就全书主题衡量，决定增加综合分析、质量并用法两章。一方面强调针对既有研究从事深度的综合分析，以获致更完整而丰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提倡质量并用法，希望能消解一点量化与质性研究之间的严重争议。

1980年代，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学者人数激增，这些社会科学博士在从事研究时，就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在其博士教育养成过程中，大部分都研习了1980年代以来美欧学界发展出来的新方法，甚至博士论文研究就采用新的方法，在后续的学术研究中大多也就继续采用这些新方法。即使在台湾攻读博士学位，教授也多会教授各种新旧方法，其中就有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做研究的。大体而论，在量化研究方面，比较多更精致、更高阶的统计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从本书新旧两版的差异中看得很清楚，1978年版的量化资料分析只有因素分析和因径分析两章，在新版里就有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式、复回归分析、类别资料分析、多层次分析、多向度标示法分析、长期追踪资料分析以及缺失值处理，增加了六章之多。虽然其中两章，即因素分析和因径分析在两版中都有，但内容也大不相同，新版有更新的分析方法，因径分析也由结构方程模式取代。

在1980年之后，台湾社会科学界从事大规模的全台抽样调查，1983年政大成立选举研究中心，台大成立政治体系与变迁研究室，长期进行选举与政治的研究调查，中研院自1984年在“国科会”长期资助下开始进行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1997年启动台湾家庭动态调查，2000年开始进行台湾教育长期追踪调查和青少年追踪研究，几个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2001年合作进行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都是全台抽样调查，而且也都是长期持续进行。台湾社会科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这么多全台大规模社会抽样调查，显示调查研究在台湾已经很成熟，也显示量化研究是台湾社会科学的主力。大约在2000年之后，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既有的大规模全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几项与其他国家同步进行的调查研究。由于这些大规模的调查逐年累积了大量资料，中研院调查研究专题中心于1994年着手建立学术研究调查资料库，除了汇集上述各种全台大样本调查资料外，也全面收集各种调查资料，包括政府的调查和个别学者的规模较小的调查，建立资料库，供学术研究使用，在中研院、“国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赞助下，到目前为止，这个资料库已汇集了1001个调查资料档。

质性研究方法在过去三十年崛起，台湾学者在1980年初引入扎根理论，随后又陆续引入延伸个案法、历史研究法、访谈法、叙事分析、论述分析、个案研究法等，再加上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法。与本书旧版只有两章相比，增加了六章。社会科学研究加重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不只是显示方法本身的差异，更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歧异，也因此形成了量化与质性研究典范性的争议。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几乎水火不容，或至少互不兼容，相互不了解。也因此，本书在第一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历史中也深入探究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争议的问题，在最后特地约请黄纪教授撰写质量并用法（mixed method）一章，希望调和量化与质性研究对立乃至敌对的状况。

在编辑上，本书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和伦理，列入“研究设计”“研究伦理”和“文献评阅”三章，是为总论的一部分，置于第一册最前面。研究伦理在许多研究方法教科书中都排在最后，或聊备一格，我们把它排在最前面，就在于揭示研究伦理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基本。撰写研究论文，作者都必须做文献探讨，但有不少研究生和少数学者只是做做形式，我们特地列入一章文献评阅，说明进行文献探讨的实质意义和应有的做法。

在全书各章书稿完成之后，编辑小组试图重新编排，最后，提出编辑成上下两册和三册两个方案，经征询全体作者的意见，绝大多数赞成分为三册，因分册逻辑清楚。第一册为总论与量化研究法，第二册为质性研究法，第三册是资料分析。编辑小组和一些作者担心把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分为两册，可能会突出量化与质性研究之争。我们最后还是这样分三册来出版，当然不是要制造量化、质性研究方法之间的对立，反倒是希望读者在深入研习各种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之后，能够对各种研究方法更宽容，更具同理心。我们也衷心建议授课的教授，在研究方法的课程里，一定要兼顾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至少要让学生有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基本能力，也要让学生能欣赏运用各种不同研究方法所获致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本书第一版于1970年底出版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书非常少，当时汇集了学者撰写社会科学、心理学和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大体上很完备，也因此这部书发行三十多年来仍然是研究方法课程和修习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书籍。如今社会科学逐渐成熟，有关研究方法的书籍，不论翻译或编著都为数甚多。我们编辑出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这部书的第二版，除了上述内容上的全面调整外，更强调尽可能汇聚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在各章编写过程中特别加重方法背后的观念，及方法的应用时机，并以台湾本土的例子说明，借以区隔此书与坊间其他方法学书籍的差异。

本书凝聚了台湾社会科学领域一群活跃及具有独特风格的学者共同完成。每位学者在各自的专章中，除了传达专业知识外，也透露各自的学术理念。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可顺便领略社会科学者们所代表的当前台湾的学术文化，这一部分应是这个修订版和原版最大的差异。瞿海源、毕恒达、刘长萱、杨国枢于2011年12月第一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一前言

Alan Bryman（2008）在《典范战争的终结？》一文中，解析社会研究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之争后，在结论中称“有些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研究方法论在主要争论中无法获得解决而感到不安，但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相互竞争的典范性立场的存在是可庆幸的，也提供了从不同的透镜（lenses）检视社会世界的机会”。

在研究方法上，确实继续存在着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之争，在台湾如此，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是这样。若推究这种方法之争的根由，早在现代社会科学创建之际，其实就已有迹可循，有些社会学者主张社会学是一种科学，应该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应该追随自然科学乃至数理科学，但相对地也另外有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社会学不是科学，不应模仿自然科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再拉开来看，科学和人文看起来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甚至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本体论，更有不同的方法论。然而，由于科学在现代人类社会占尽优势，即使人文学界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于科学，但近百年人文研究，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看似颇有突破的最新研究趋势，在本质上仍然是深受科学影响的。余英时（2003）就指称：“如果把后现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他认为这是因为“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量化与质性之争，就直教人哑然失笑！

余英时先生谈的是人文学，社会科学的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同，但是稍加推究，其实也相差不多。只是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社会学，不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甚至在社会科学内部就有严重的对立。在现代社会学创始之时，涂尔干代表的实证论、马克思代表的批判论以及韦伯代表的解释论，就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显著的差异乃至对立（Gordon，1991）。根据Neuman（2003）和Lincoln与Guba（2003）的比较表列，我们可以综合整理出几个主要典范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各方面的重要差异。Neuman列出实证论、诠释论和批判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五者之间的差异，Lincoln与Guba则列表比较了实证论、后实证论、批判论、建构论和参与论五种取向之间的差异。我们以两者都有的实证论、诠释论和批判论来加以综合讨论。

三大研究取向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相异之处在表1-1中已简要列出，不再赘述及引申，倒是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看到同一个方法出现在两个或三个取向中。在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看起来是同一种方法，或是方法名称相同，但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例如，在三种取向中都有民族志，名称相同，但真正的做法和理念完全不同。在实证论之下，民族志是在记录客观的事实，但在诠释论就更重视其意义，尤其是在地的意义；在批判论之下，民族志则侧重权力操弄的揭露。相同地，访谈的目的、策略和资料分析在三个取向中也大不相同。此外，历史研究、内容分析、论述分析也都各自相异。表1-1 实证论、诠释论和批判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点续表

参考方块 1-1

独惜古代学者于纯粹客观的方法，发现颇少；所以他们虽未尝不尽力于观察、记录的工作，而总不能把此等无量数的材料，化为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就不能产生科学。……但是各种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上，都早已经论定；就是有点出入，也不很多；在社会科学上，因为对象较为变动，科学的成立也较晚，所以研究方法，也还多争论；这里边最新成立的社会学，争论尤多。——蔡元培（1924：1）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Alastalo在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指南论集》（2008）时，特地写了一章社会研究方法的历史，又请Bryman写典范战争来分析量化和质性研究之争。Alastalo将西方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改革家和学者开始从事调查，但不是抽样调查；第二阶段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研究者运用现代统计学开始从事抽样调查及分析。第三阶段是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末，抽样调查方法成了主流，甚至全面主导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由于运用了成熟的现代统计从事抽样和统计分析，同时问卷设计技术也有长足进步。到了第四个阶段，即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开始有学者批判量化研究，发展出质性研究法。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所用的是很不一样的方法。这两类研究方法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上都完全不同，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是两种方法的典范之争。1990年代之后，有学者发展了质量并用法（mixed research method）尝试将两类研究整合起来，看似有希望结束研究方法典范战争，但在实际上量化和质性研究的分裂是无可避免的。Alastalo似以量化研究作为西方社会研究法的主轴来探究，但仔细推究起来，质性研究方法自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肇始就一直是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不只是人类学者几乎独尊参与观察与访谈的质性研究，与社会学量化研究分庭抗礼，更重要的是古典社会学就孕育着重大的质性研究取向。只是到了1970年代，尤其是在20世纪末叶，质性研究方法特别兴盛起来，以致酿成量化及质性研究之争，乃至所谓的典范战争，是因为质性研究方法有了更新、更多元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如雨后春笋萌发的新的质性研究方法也颠覆了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

Denzin与Lincoln（2005）在《质性研究方法指南论集》中也整理了质性研究的历史，将之分为八个时期（moments，但在文中又改称periods）。第一个时期是为“传统时期”，自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实证取向，研究在于获取翔实可靠而客观的解释。第二个时期是“现代主义时期”（modernist），是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质性研究努力达到量化研究水平，讲求资料收集和分析的严谨与标准化，建构扎根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三个时期是社会学科学研究范畴界线模糊时期（blurred genres），1970～1986年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研究更为接近，借重符号学和诠释学，社会科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各种新旧的典范蓬勃发展。第四个时期是“再现危机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s），是在1986～1990年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强调实证科学所标榜的客观性，乃至所谓的信度和效度是有问题的。他们开始着手新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和再现。接着是“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时期”（1990～1995年），主要是在探索新的民族志写作，尝试用各种不同方式来写“他者”（the “other”）。第六个时期是“后实验民族志探索期”（postexperimental inquiry）（1995～2000年），Denzin指称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时期，因为AltaMira出版社出版另类民族志（ethnographic alternatives）系列丛书，标榜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线模糊的民族志写作，包括文学、诗歌、自传、批判、影视、演艺种种形式。第七个时期是“方法竞逐时期”（the methodologically contested present）（2000～2004年），《质性探究》（Qualitative Inquiry）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两个质性研究学术期刊出版最新佳作，是一个冲突、紧张和缩减的时期。2005年以后到2008年，布什政权的科学政策倡导新科学主义的研究准则，学界称为Bush Science，即联邦资助研究的机构强调研究必须采用“严谨的有系统的客观研究方法取得可信而有效度的知识”（Ryan & Hood，2004，转引自 Denzin & Lincoln，2005），质性研究在这个时期受到严重挤压（表1-2）。表1-2 Alastalo、Denzin与Lincoln研究方法发展分期对照表

Denzin对质性研究方法在20世纪末再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做了整理和分析，但多是谈论美国研究的情形，似以地方的和局部的现象扩大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到后来以五年为一期，分期愈来愈细，显示质性研究一直在变动，花样愈变愈多，研究方法变幻多端。在第四期“再现危机时期”之后，又有三重危机，即再现、合法性（legitimation）和实践（praxis）危机，即质性研究者不再能直接掌握住lived经验，没有判准来评估质性研究，也就无法影响世界。这三个危机实际上与批判、解释、语言、女性主义和修辞“转向”（turn）有关。在“读了”质性研究的历史（reading history）后，Denzin指出，研究者在以前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典范、探问的策略和分析的方法，以致造成质性研究者选择的困境（embarrassment of choices）。（一）经验研究和现代统计兴起

在19世纪末叶，英国有一些社会改革者主张温和而逐渐地改革社会，他们认为必须先要了解相关的社会问题，而了解问题就必须搜集和问题有关的实际资料。他们开始采用一种很彻底而广泛的调查方法。Charles Booth为了了解贫穷问题，就在伦敦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分成三大部分，即贫穷、工业和宗教影响。调查问卷范围很广。最后出版了17册《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Booth希望这个详尽的调查报告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以改善劳工的生活，解决贫穷的问题，进而避免社会主义的革命。大体上，他的调查确实影响到有关法案的订定。他本人由于从事调查统计的成就，在1882年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颁赠的金质奖章，同年也当选统计学会的会长。不过，这个调查报告其实还采用了其他的方法，包括访问报道人以及实地的观察，Booth本人甚至还与工人同住来了解真实的状况。在网上看这些报告书（http：//booth.lse.ac.uk/），可以发现内容极为丰富，统计表倒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甚至可以说是少的，常常十几二十页才有一个表（见参考方块1-2），有许多章节都是质性的分析报告，甚至这个报告最有名的是根据调查资料绘制彩色的都市小区贫富区域的地图，如参考方块1-2右（似可和当前的GIS相媲美）。于是有论者认为《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这部书可视为英国社会学的奠基巨著，主要是这个调查研究同时在量化—统计方法和质性—民族志方法上有卓越的贡献。这项开创性的调查研究也影响到后来的芝加哥学派有关都市及贫穷的社会学研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韦伯（Max Weber）也曾从事三次农民和劳工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他使用问卷调查和观察法收集有关农民和工人的工作历史和态度的资料。后来韦伯又做过两次有关工人的态度的调查，在后来的调查中使用了比较现代的统计方法。在初期，韦伯认为直接访问低收入农民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说明自己的状况，所以他都去问报道人。Lazarsfeld甚至提出“所有的欧洲国家已经从事经验社会研究近两百年”的意见。事实上，现在被认为是美国式的社会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源自50～100年前的欧洲。这些技术在美国精炼并大量应用之后再输出到欧洲（Lazarsfeld，1962）。

参考方块 1-2：Charles Booth19世纪末的社会调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和德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所从事的社会调查，基本上都不是现代的抽样调查，几率抽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展成熟，在1915年才有研究者应用几率抽样的原理进行调查。于是在策略上，这些调查多是区域性的普查，就是访问在研究区域内的所有相关对象。在资料分析上，当时也都只做计数、分类然后计算百分比，偶尔做交叉表分析，这些都是统计最基本的。虽然当时在统计学已经发展出计算相关乃至回归系数的技术，但社会研究者还没能引进使用。这些调查研究在概念上和理论上也很模糊。只是为了研究贫穷问题，就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资料，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居住状况等所有可能相关的资料都收集，既无理论，概念建构也不清楚。不过，在网上阅读Booth的调查报告，倒也觉得当时他们做的分析已相当细腻，例如，他已经将是否在伦敦出生当作影响工资的变项。（二）个案研究与统计方法的紧张关系（1920～1940）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很重要的发展，个案研究和统计方法逐渐发展成形，但两者间有些紧张关系。个案研究源自医疗、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医生看病要做个案记录，心跳、血压、各种症状、所开药方等，每次就医就做记录，累积久了就成病历资料。人类学多半是做个案研究，去研究一个村、岛、地区、民族的各种状况，都是属个案研究。历史学也常做个案研究，把一个历史的某个事件独立出来做深入研究。社会学就借这种个案研究方法从事研究，最早的是芝加哥学派从事大量个案研究。芝加哥学派在1930～1940年代是社会学发展的重镇，重要的经典代表著作是Thomas与Znaniecki的《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是就波兰的农民或移民的研究所写的巨著，深入了解波兰的家庭、宗教、人际关系及各种价值和行为。这时已不像早期只是收集资料，而是整合了理论和资料，将社会学带进经验世界。

社会学不再只是想象中的一种哲学式的思考，而是实地去做调查，收集资料。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做这一类的研究非常多。他们针对许多个人的、小区的、团体的，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芝加哥学派对整个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有相当关键的作用或贡献。它也开创了量化的研究，早先有人认为芝加哥大学基本上就是做个案研究，如都市中的贫民研究，认为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Lazarsfeld领导的，做很多量化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发现芝加哥大学在个案研究以外，也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寻求通则性模式。

芝加哥学派也创始了现代都市社会学。因为研究都市社会的需要，必须收集大量都市有关的资料。例如，芝加哥大学最有名的同心圆理论，指一个都市像是一个同心圆扩张出去，穷人住在都市中心，有钱人住在都市外围郊区，每个区域都有它的社会特征，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有不同的性质。后来又发展出扇形理论。问题是这样的都市生态的研究，必须把地图画出来，要精确地画出来，才可以看出这个圆是正圆还是椭圆的。所以必须收集都市地区这个点的多样资料。这些资料多半是量化的资料，即便是质的资料也要把它量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都市不同区域的各种质的资料，把它量化以后绘制地图来做研究。这也是促成后来做一些量化研究或统计研究的基础。在这一方面，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显然受到前述英国Booth等人根据调查资料绘制伦敦区位地图的影响。

除了芝加哥学派因为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或者是在个案研究后寻求一般模式或通则性模式之外，芝加哥以外的学校或者一些团体及政府，也因为实际上工作或业务上的需要，大量发展统计方法与测量。譬如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有社会调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都对于抽样统计有高度的需求。尤其是民意调查，要测得精准必须要有好的抽样架构，要问好的问题。精确的市场调查也很重要，需要根据市场调查去部署或规划商业。此外，现代政府必须解决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或是要制定政策，都必须了解实际状况。政府因此也从事各种调查。这种调查研究的大量需求，现代抽样调查研究就突飞猛进。当然，现代统计学发展成熟以及不断地创新发展是极为关键的因子，统计学提供了抽样调查及资料分析重要的科学方法。此外，调查研究者也必须要做好问卷题目的设计，也就是要精研如何问问题。在这个时期，问问题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三）抽样调查方法兴起（1940～1960）

抽样调查研究在1940年代之后逐渐成熟，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根据Converse（1987）探究美国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以及民意的重要学术期刊在1939～1940年到1964～1965年四个时期刊出论文运用抽样调查研究的情形，结果发现社会学在1939～1940年一年间的论文有18%利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的资料来分析，十年后只增加到24%，但是再过十年到1959～1960年，就高达43%的论文是根据抽样调查研究写成，显然在这十年间调查研究方法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上逐渐成为主流。到1964～1965年，超过一半的论文，即55%都运用了抽样调查资料。在经济学方面，也从10%增加到33%，政治学增加得不多，但也由3%增加至16%。只是社会心理减少了，应是实验增加的关系。至于民意研究方面增幅比社会学还大，Converse特别指出原来民意研究期刊刊载的有许多有关公关、广告、宣传等和调查无关的论文，而民意调查结果的论文也多被当作研究纪要而非正式论文。但无论如何，民意研究到了1960年代愈来愈依靠抽样调查资料。图1-1 美国社会科学重要期刊论文运用调查资料之比例（1939～1965年）

资料来源：转引自Converse，1987：403，原统计资料来自Stanley Presser，1984。

抽样问卷调查方法之所以成为社会学主流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实证社会学理论与研究在“二战”之后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而抽样调查必须具备的理论与技术，包括态度测量、测量理论、抽样理论、问卷设计、访谈技术乃至统计分析都已发展成熟，结合起这些理论与技术乃成就了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行为和态度是问卷调查中最主要的两种项目，态度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心理倾向，是无法直接观察或是直接问出来的，需要有一些题目来探测。在1930、1940年代，学者发展出几种重要的态度测量方法，其中例如Thurstone、Likert与Guttman，态度量表的设计以及Osgood的语意分析（semantic differential）。最先这些测量态度的技术多是心理学研究者在使用，后来因社会调查测定态度的需要，在1950年代起就广泛地为社会研究者所采行，其中李克特态度量表（Likert-type attitude scale）现在还在使用，而且很流行。Rensis Likert本人也正是现代社会抽样调查的先驱，他先是在美国农业部推动调查研究，后来则成为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创始者之一。1966年Oppenheim出版问卷设计与态度测量专书即完整地叙介了态度在社会调查中的测量方法。

社会现象，不论是哪一个层次，之所以可以被量化来进行研究，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测量误差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量化就必须要减少测量误差，相对地就是要建立量化资料的可信度，亦即信度。测量理论主要在探究测量误差。Spearman在1904年观察到测量误差的现象，是古典测量理论的起点。测得的原始分数，是由真分数（true score）和误差组成，或是说得分即是真分数与误差的总和。测量的目的即在让误差尽量地小，得分就愈接近真分数。真分数与原始分数相关愈高，测量就愈能代表所要测量的现象。真分数和原始分数之间的相关就是信度。Guttman（1945）将“信度系数”定义为真分数变异数及原始分数变异数的比值。“二战”之后，在统计学、心理测量和教育测量学者不断研究下，古典测量理论在1950～1960年代建构完成，Lord在1952年出版测验分数理论，Guilford（1954）出版《心理计量方法》（Psychometric Methods），在1968年他和Novick出版心理测验的统计理论专书（1968），这些著作都成为测量理论的经典（刘长萱，本书）。直到现在，古典测量理论仍旧是绝大部分量化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问卷设计也是抽样调查研究方法重要的基础，到了1960年代，在抽样理论及其在社会调查上的运用〔Kish在1965出版调查抽样（Survey Sampling）专书〕、问卷设计原理和技术上都发展成熟（Hyman在1955年出版《调查设计和分析：原理、个案和程序》专书），为数众多的学者对抽样调查方法从事深入的研究，逐渐完成标准化的问卷调查的程序和技术，对于设计精确的问卷题目、题目的问法与措辞、变项的量度、回答习惯及反应模式、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乃至敏感问题的问法和题目次序都研究出有效的办法和规范（Kahn & Cannell，1957；Babbie，1973；Schuman，1981）。

量化研究或是抽样调查研究，除了要有测量理论作为基础外，也必须从事统计分析。现代统计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学者的引进社会研究甚至也参与统计本身的研究和发展，是1950年代以后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虽然Booth早在19世纪就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甚至还担任皇家统计学会会长，但当时并未应用比较进阶的统计分析方法。到1920年代，在美国已经有《社会统计》（Social Statistics）书籍出版（Dittmer，1926；Elmer，1926），1950、1960年代已有许多社会统计学的教科书，如Blalock的《社会统计》在1960年出版，此后一直是重要的教科书。在1969年美国社会学会方法论委员会（这个方法论委员会是Lazarsfeld在1960年初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时成立的）开始出版《社会学方法论》（Sociological Methodology）年刊，刊载许多社会学者研发的各种高阶统计分析方法的重要论著。高阶统计方法不断发展是量化研究持续精进的重要根基。虽然在1970年代之后量化-质性研究方法发生严重争议，量化研究备受攻击，然而至今仍屹立不摇，重要活力来源之一就是社会统计本身日新月异的发展。（四）1970～1980年代研究方法典范战争

在1970～1980年代有愈来愈多的社会学者反对量化研究，主张从事质性研究。主张质性研究者和量化研究者水火不容，产生严重冲突，甚至演变成所谓的典范战争。争议的源头最早在于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不能称为科学，而较接近人文学。相对地有人主张社会科学，应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研究。这是最早的争执的源头。

抽样问卷调查在最鼎盛时期就开始遭到一些批判。反对最力者之一是象征互动论的主要奠基者Herbert Blumer（1956）。他认为所有人类的行动是在互动的情况下产生的，互动是产生人类有意义的行为的基础。变项分析完全无法探究互动中自我形成的过程。Blumer在1956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发表《社会学分析与“变项”》，四年后Lazarsfeld也以会长身份发表《经验社会研究的社会学》，两相对照，显示量化-质性之争，甚至相关的方法论、认识论之争于1950年代就已开始（Converse，1987）。

C.Wright Mills（1959）更严厉地批判乃至否定实证，尤其是量化研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批判抽象经验主义者“研究所选取的问题以及问题形成的方式都严格受制于‘唯一的科学方法’”。“社会科学家总是把自然科学的哲学当成纲领和圣典”是极为错误的。他严厉指责“抽象经验论矫枉过正的谨慎与严格，却无疑完全漠视了我们时代中重大的社会问题与人类议题”，终至沦于“形式与空洞的机巧”。

人类学者Geertz认为传统的功能论的、实证的、行为的和整体的研究取向被多元的、解释性的、开放性的观点所取代，比较接近人文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界线愈来愈模糊。Geertz在理论与方法上对社会学的影响，对现代质性研究的崛起有关键性的作用（Denzin & Lincoln，2005）。

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风潮中，年轻社会学者体认到经济社会既有的权力关系的不公正性，资本主义体系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他们不能接受结构功能论保守既有秩序的论点，于是转向接上古典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理论的传统，致力于研究基本的、巨视的社会变迁过程（林国明，本书）。

语言学研究也在1960年代产生了语言的转向（turn），对人文及社会科学产生革命性影响。“语言并不仅仅是描述事实的符号工具而已，它结合非语言的面向以形成论述，从而建构意义和社会实相。意义并不内含于字词本身，也不单单来自说者或听者。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牵涉语言、论述和脉络的交互建构作用”（周平，本书）。

在语言和叙事转向的趋势下，建构论、后实证论、现象学、常民方法论、批判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各种种族/民族论等理论风起云涌。就研究策略而言，从扎根理论到个案研究，到历史、传记、民族志、行动以及临床研究不一而足，但都在利用质性访谈、观察、视觉、个人经验、文献记录进行研究。（五）分裂与多元：1990年以来

在量化和质性研究对立的情况下，研究方法从1980～1990年代开始有多元化发展的现象。虽然后来有质量并用法的推展，但量化-质性方法的对立并没有得到纾解，顶多是彼此攻击，尤其是质性对量化研究的抨击有缓和的趋势。

量化研究虽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它究竟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仍有许多学者持续用此方法。且因问卷设计技术的持续改良、多变量统计分析和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长足进步、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运用之便利、统计计算机软件十分完备并极易施行，量化研究在当前社会科学中仍然极为重要。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调查资料库的建立。由于要完成一定规模样本的调查研究是费钱、耗时又费力的事，个人负担不起所需经费，需要相关单位经费的补助。然而许多个人做调查，所费不赀，每个人做的调查所用的题目别人可能也无法用，也有些缺陷。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资料库，如美国的ICPSR（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就有世界各地的调查资料。英国、德国皆有全国性的资料库。台湾在中研院建立了资料库，至目前为止包含了1000个调查的资料。

在质性研究方法方面，如Denzin与Lincoln指出，近十几二十年来有极为快速的发展。不只是像Denzin等人指出有“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时期”（1990～1995年）、“后实验民族志探索期”（1995～2000年）、另类民族志时期（2000～2005年），乃至自2005年以后是无以名的时期，各期都有日新月异乃至看起来是标新立异的研究方法。这样快速发展出来多样的质性研究方法，一方面显现多元化，但在另一方面确实也是质性研究法至今颇有几分尴尬，甚至可以说陷入了危机。学者任意选择或发展质性研究法，造成社会科学研究的零碎化，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困境，也形成学术沟通的障碍（Denzin & Lincoln，2005）。

近十几年发展出来的质量并用研究法（mixed methods research）或称质量并用法，在同一研究中同时采用质性和量化的资料，对于质性和量化资料有很好的系统性整合，希望能解决质性和量化研究之间的争议和冲突。然而，后来发现这个希望实现的机会不是很大。质量并用研究法基本上是以实证论为核心，本质上是实证论，即使在研究中采用质性资料，还是以实证论为基础。质性研究多半不是以实证论为基础，而是以诠释学或现象学为基础。因此，质量并用研究法实际上并不能终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典范战争（Bryman，2008）。

参考方块 1-3：以资料为基础的理论不容易被驳倒

以资料为基础的理论通常不会被更多资料完全驳倒或被其他理论取代。因为它和资料很紧密地连在一起，尽管会有不可避免的修改和重新修订，但它仍然会继续成立。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韦伯的官僚结构论和涂尔干的自杀论。这些理论已经持续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数十年，激发了许多研究，也不断地让学生和教授们尝试更聪明的方法去测试和修订。相对地，根据不扎实的假定为基础的逻辑演绎理论，诸如有名的“社会系统”或“社会行动”论会让它们的追随者在研究中迷失（Glaser & Strauss，1967：4）。三台湾社会科学与研究方法的发展

为探究台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化，我们选取《台湾社会学刊》《政治学报》《台湾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研究报告/中华心理学刊》三个学刊来做内容分析，探究台湾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技术上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我们也对《台湾社会学》《台湾政治学刊》《台大政治科学论丛》三个期刊做了内容分析，但在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选取这三个学刊来做研究分析研究方法的变迁，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学术期刊都发行了40年以上，拿来做分析比较能显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迁趋势。同时这三个期刊都是学会刊行的，不是机关出版的学术刊物。拿这三个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作为研究分析对象，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是期刊论文无法代表所有的学术论文，有许多学术论著是以专书或是专书论文方式出版，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有可能不同于期刊论文，或许专书会比较多质性的研究。尽管如此，期刊论文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还是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演变

1950～1980年代台湾社会学就研究方法的发展而言是草创期，粗糙不成熟。在1960年代社会学者多从事小规模的小区调查研究，也还不是进行比较严谨的抽样调查研究。到1970年代开始有一些抽样调查研究，在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很少有。1980年代在研究方法的发展上属奠基期，是以量化研究为主，社会学者也多从事实证研究。但在同一时间已有学者对实证研究提出批判。到了1990年代，全台抽样社会调查持续进行，在同时，有愈来愈多的学者致力于质性研究和历史研究。在2000年代，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有分庭抗礼之势。又有几个全台长期抽样调查，而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学者也大量增加。

在社会学刊物方面，我们选取《台湾社会学刊》，这是台湾社会学会的学术期刊，是在台湾发行最久的社会学期刊。在1971～1994年刊名为《中国学刊》，1995年随“中国社会学社”改名为台湾社会学社，也改名为《台湾社会学刊》。前后至2009年一共发行48期，出版284篇论文。发行将近四十年，以十年为期，正好可分为四期。将284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分别归类后发现，利用问卷调查和其他量化资料撰成论文的在1971～1980年占所有论文的37%（不是最多的），到1980年代就突然增加到65%，在1990年代维持相同的高比例（64%），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略微下降到57%。再就统计分析方法的变迁来看，在各个时期，有少数量化研究论文只使用叙述性统计。在1970年代，量化研究论文有73%使用了单元统计分析，接着在后面三十年，大幅下降，到2000年代就只有7%的论文使用单元统计分析。相对地，多元的统计分析在1980年代之后快速上升，到2000年就接近八成了。量化研究在1980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而研究使用统计方法多为复杂的高阶的多元分析，显示台湾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在量化的实证研究。不过，另一份重要的社会学期刊《台湾社会学》（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出版），在2001～2009年间出版的论文，虽然量化研究论文仍然是最多的，占了46%，但足足比《台湾社会学刊》同一个时期的57%少了11个百分点。《台湾社会学刊》量化论文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下降的趋势，而《台湾社会学》的量化研究论文更少了一些。量化研究虽然依旧是主流，但两个主要的社会学期刊显现了量化研究在数量上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台湾社会学》量化研究论文所占的比例已低于五成，同时仅比质性研究论文多了5个百分点而已。《台湾社会学》在2001年才开始发行，显示了最新的状况。在质性研究方面，占了41%，和量化研究在数量上已相当接近。就发行40年的《台湾社会学刊》在质性研究论文发表上的趋势而论，以访谈、观察及分析文献资料为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在2000年以前都维持在12%左右，2000年以后则突然增加到37%。在两个主要的社会学期刊近十年的论文中，将近四成是质性研究。虽然仍然比量化研究的论文数量少，但已与量化研究大幅缩小了彼此的差距。一方面显示量化和质性研究逐渐平衡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也显现了量化与质性研究竞逐的现象，也可能是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代理人战争在台湾发生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迁趋势是，未引用或分析资料撰成论文发表的数量在1980年之后大幅下降。在1970年代，有51%，即一半以上的社会学论文多没有具体的资料分析，有些是引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或概念。到1980年就大幅下降到26%，几乎少掉了一半，主要是量化研究论文增加了26%。可以说台湾社会学在1980年快速兴起，第一批获得美国博士学位返回台湾投入社会学研究的几乎都从事量化研究。到1990年代，单纯的论说下降到20%，到2000年以后，则只剩下2个百分点（图1-2、图1-3）。图1-2 社会学刊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演变图1-3 社会学刊论文使用统计方法的演变

不论是量化研究或是质性研究的大幅增加，都显示了社会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及资料分析上的精进。张苙云教授在“国科会”服务期间，促成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规划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工作坊，使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更为精进。这个与“研究方法和社会学议题相关的研习课程，主要是邀请国际知名的学者教授来台进行为期一周的演讲，针对其所属主题领域上研究方法之专长与台湾学者共同研习”。在2004～2008年间，计邀请了6位美国在研究方法上有重大成就的学者就研究设计、因果推论（谢宇）、质性比较研究（Charles Ragin）、社会变迁趋势的衡鉴（Glenn Firebaugh）、生命历程与事件史分析（Karl Mayer）、量化比较研究（Raymond Wong）方面开设短期课程。此外，中研院调查研究专题中心自1995年起每两年举办调查研究方法与应用学术研讨会，也常常邀请研究方法的重要研究者发表专题演讲，自1997年起每两年举办调查研究方法与应用研习班。该中心的研讨会和研习班全面开放给中研院内外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

陈义彦（2010）将台湾政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分阶段说明时，对前两个阶段政治学者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做了提示，但没有直接说明第三个阶段的研究方法。陈义彦指出在传统阶段（20世纪初至1970年代）多采取“哲学、历史、法制的途径研究政治问题，偏向于文献的静态分析”。到行为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政治学者“企图采用科学方法从事政治行为的调查研究，以建立或验证经验性的政治理论”。在后行为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陈义彦未指明后行为研究阶段的时间，但在讨论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理性选择论研究时，都指称是1980年至今），大体没有特定的新的研究方法。不过，后行为政治经济学是比较巨视的研究，会运用国家乃至国际的资料进行研究，而理性选择论的研究则和行为研究阶段的研究方法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在政治学研究范畴内，关于政治哲学等规范性理论等研究，基本上是探究应然性的基本问题（陈义彦，2010），多为理论性论说，在研究中多不采取实证的方法，甚至也都不做任何经验性的研究。图1-4 《政治学报》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演变

根据对《政治学报》40年361篇论文就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法进行内容分析（图1-4），发现以引用文献进行论说的政治学论文一直是最多的，在1970年代高达66%，在《政治学报》发表的政治学论文都引用了一些文献，但大多没有就文献资料进行什么分析，到1980年代，有一半的论文仍然属于这种性质，再过十年就下降到35%，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再下降到31%，不过仍然是最多的。这类论文数量大幅下降的状况正显示台湾政治学研究开始采用更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其中利用各种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大约从1970年代的3%，逐步增加到2000年代的24%。在论文中，引用国内外机关统计的研究，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增加了8%，但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却又降了8%。在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面，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快速增加了14%，随后十年减少了3%，到最近十年却又少了5%。如果将问卷调查和机关统计合在一起，视为量化研究，则1970年代量化研究占总论文数的23%，到1980年代大幅增加到37%，到1990年代更增加到42%，但增加速率已较前十年要小许多。到了近十年，量化研究又有大幅下降的迹象，降到29%，仅比1970年代多了6%。假如我们不以量化与质性研究做区分，而将是否进行资料分析来评量，也就是将量化研究加上有着资料进行分析者合起来，就会发现进行实质资料分析的论文和未进行实质资料分析的论文在数量上呈相互消长的趋势，大体上是后者大幅下降而前者呈大幅上升趋势。在1970年代两者之比是66∶26，到2000年代则成为31∶53。

在统计分析方法上，40年来《政治学报》的论文也有明显的变迁（表1-3），在论文中运用叙述性统计者虽呈下降趋势，从69%下降到59%，但仍然是多数（图1-5）。这是政治学论文的重要特色。在研究政治时，引用选举统计资料；在研究两岸关系或国际关系时，则引用经济成长、国际贸易和其他与互动有关的统计。在引用这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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