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菊与刀--国民阅读经典(平装)试读：
引言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赴欧洲游历。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选修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F.博厄斯的课程时，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专攻文化人类学，并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出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学者。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开创人之一，其代表作《文化模式》被公认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致力于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进行民族性研究，而《菊与刀》就是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杰出成果。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并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乃至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迫切需要制定战后的对日政策。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能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来对付日本？如果日本投降，美国要不要保留日本政府机构及天皇？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决。于是，在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进行研究，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采访当时生活或被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观看日本影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以及在旅日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份报告。报告指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留并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来对付日本。战争结束后，她的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事情的发展也进一步印证了她的预见和推断。因此，可以说这份报告是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重要参考文献，文中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体现着日本民族谦和、文雅的一面；“刀”却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战的另一面。因此，融合了菊与刀的日本民族，形成了矛盾的双重性格——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和善；尚武又爱美；傲慢又懂礼；顽固又善变；驯服又桀骜；忠诚又叛逆；勇敢又懦弱等等，所有这些矛盾都共存于日本文化中，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其等级制度、战争观与名誉观、情感世界、受恩与报恩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分析和考察，指出日本人的双重性格都是由其童年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造成的，并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以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被称做现代日本学的鼻祖，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之作，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自《菊与刀》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受到各国读者追捧，书中所提及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近年来中日关系不断成为国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本分析日本人思维习惯、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文化生活的典范之作，更值得我们关注。胡新梅2014年4月 第一章 战时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全力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令人琢磨不透的。由于日本人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慎而待之。这和此前（1905年）沙皇俄国在对日作战中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又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很显然，西方国家所普遍接受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行不通的，这使得太平洋战争变得异常艰难，不仅要面对一系列的岛屿登陆作战、后勤补给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敌人的特性，以便更好地对付他们。
要想做到这点并非易事。自日本国门被打开的75年间，由于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人们总是会用一连串的转折词，比如“但”或者“又”来形容他们，而从来不用这些词去描绘其他民族。一个严肃的学者在描述其他民族时不会说这个民族既彬彬有礼，但又粗野蛮横；既顽固不化，又乐意接受极端的变革；既谦卑温顺，又不愿受制于人；既忠心耿耿、心地宽厚，又背信弃义、睚眦必报；既勇敢善战又生性怯懦；既善解人意又不愿愧对内心；既纪律严明又难以管束；既兼容并蓄又固步自封；既醉心于菊花的美，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所有这些矛盾都共存于日本文化中，就像菊花与刀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和善；尚武又文弱；傲慢又知礼；顽固又善变；驯服又桀骜；忠诚又叛逆；勇敢又懦弱；保守又开放；敏感又刚强；士兵们恭顺服从又高傲不屈。
目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思考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这对日后的战争走向以及战后问题的解决都至关重要。随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日本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有没有可能不入侵日本本土就能迫使他们投降？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如何对待日本战俘？对日本士兵及对日本国民做怎样的宣传才能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并且能动摇日本军队战斗到底的决心？熟知日本文化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平到来后，是否要对日本人实行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军是否要与那些负隅顽抗的敌军战斗到底？在国际和平到来之前，日本本土是不是也会爆发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是消灭日本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出准确的判断。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可以利用所有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手段来研究日本的民族特性。那年初夏，我们发动了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当时，美国很多同胞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许更长。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他们认为虽然美国人取得了战争的局部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官方公报拒不承认其海军的失利，日本民众也认为他们在打胜仗。
但是6月以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考虑也初见成效，对德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在塞班岛的胜利登陆也预示着日本的战败。自此，双方展开了肉搏战。通过新几内亚、瓜岛、缅甸、阿图岛、塔拉瓦和比亚克战役，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日本军队的强大与可怕。
因此，到了1944年6月，我们迫切需要回答有关日本的很多问题，不管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不管是高层决策的要求，抑或是向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单的需要，我们的意见都至关重要。在这场对日的全面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日本的漫长历史，对日本经济与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日本政府想让他的民众做什么。我们还得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及模式，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还得抛开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艰巨。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方很容易，但要弄清楚敌人的所思所想却很难。但我必须迎难而上。当前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判断他们会怎样做。由于无法对日本本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我只能利用日本人战时的行为来理解他们，而这并不能成为我研究的障碍。我要把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当作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独特性。他们独特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又是怎样影响战争进程的？他们的领袖又是怎样鼓舞士气，怎样安抚民众，怎样在战场上点兵遣将，所有这些都能暴露日本人的作战方式。我必须认真研究作战细节，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
可是目前两国正在交战，这使得我不得不放弃对日本的实地考察，这对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为实地考察对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到日本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亲自体验他们的生活，更无法亲眼验证对他们的判断。我也无法观察到他们是怎样做出决定的，他们又是怎样抚养教育孩子的。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是唯一一本经过实地考察撰写出的有关日本村落的书籍，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书中不可能涉及。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尽管困难重重，我仍然相信我可以通过一定的技巧和手段来进行研究。最起码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利用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对他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调查，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判断事物的，以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很多空白。我相信这种方法对了解任何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研究日本时倾向于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研究日本的宣传文字。我深信他们所要寻求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之中，只有通过接触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才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就可以不阅读文献，或者说不需要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的帮助。相反，这两者对我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有关日本的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优秀学者都为我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这是在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研究原始部落的人类学家所没有的优势。由于这些部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生活也无法记录下来，这就导致西方人对他们的评论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肤浅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因此，一些实地调查者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只能孤身作战，努力去探寻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等级的划分以及他们的宗教最高信仰。对于日本研究，我是后来人，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前辈对日本人的生活做了细致的研究。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欧美人士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而且更令我欣慰的是，日本人也非常喜欢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跟许多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愿意自我表露，在这些文字中，既包含他们琐碎的生活细节，也有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诚实在令人吃惊。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展露自己，任何民族都如此。日本人在描绘日本时会略去许多他们熟悉的东西。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会如此。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日本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民族。
在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会特别留意一些无法从表面了解的事情，就像达尔文当初创立其物种起源理论一样。怎样才能理解日本国会演说中的纷杂思想？他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对一些蝇头小事大肆谴责，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轻易饶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态度？我边读边不停地问自己：“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怪异？”怎样做才能了解这些现象的背后？
我还看了很多日本人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表现当代东京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影片，然后我会与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进行讨论。他们对影片中男女主角以及反面人物的看法和我有很大不同。当我看得一头雾水的时候，他们却看得津津有味。对电影的情节以及创作动机我们的理解也不同，但他们的解释听起来却言之有理。就像读日本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会有很大不同。对于日本的一些特有习惯，日本人内部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些人会急于为日本的习惯进行辩护，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学到更多。无论他们是热爱生活抑或是憎恶生活，但他们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却很相似。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资料，那么他所做的工作和所有旅居日本的西方学者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他们只能做到这些，也就无法对此项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通过一定的方法为该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人类学家，我了解亚太地区的很多文化。日本的很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同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等。当然，据此推测在远古时期他们中也许有过移民或相互接触的研究是很有趣的。然而，对于我来说，了解这些文化的相似性，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何种历史关联，而在于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去找寻研究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有所了解，因此，我可以把日本与这些邻国进行比较，毕竟他们的文化有很多相似性。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人类学来说意义非凡。一个部落的习俗可能与其邻国大致相同，但他们也会做些变更，以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变更过程中，他们也许会抛弃一些习俗，尽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却能使这个民族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研究这种具有很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适应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经验告诉我们，文化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遇到以血缘关系或以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不仅要研究这些血缘关系或金钱交换的细节，而且要弄清楚这些习俗对部落成员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习俗是如何代代相传下来的。
这种差异性研究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日本研究。我们深知，美国与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美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凡是我们做的，日本人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就此认为我们无法深入了解日本，那么这种想法就很危险了。经验表明，客观的一些差异并不能阻碍对一个民族的研究与了解。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差异。尽管表面上看来这个民族很怪异，但我们所要探寻的是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在研究部落生活时，我们不能忽略细微之处。一个不懂得比较研究的人，在研究民族文化时，总是会忽略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小但具有整体性的生活习惯，而正是这些细小习惯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外交官们所签订的条约。
人类学家应该学会研究日常琐事，尽管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却不那么简单。当他试图去理解一个部落的穷凶极恶或者是另一个部落的胆小怕事时，当他试图描绘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这些人会有怎样的反应与感受时，就会发现，他平时对一些琐事的细微观察有多必要。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琐事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去发掘他们。
在研究日本时我们应该尝试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只有充分观察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才能认同人类学家所说的前提条件：任何原始部落或先进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想法有多怪异，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特殊因素。如果这个发现能够使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一些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获取经验。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刚开始还有一个假定，即认为那些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一定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联系。我经常在想：那些纷繁复杂的单项行为是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的呢？人类社会总是会为自己制定一些生活规则，作为处理问题以及评判事情的标准，一旦这些规则得到人们的认可，就成为普遍真理。即使面对再大的阻碍，他们都要把这些真理融合成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人们一旦接受了某种价值体系，就会按照这个体系去思考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努力追求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他们会尽力维护这种状态。对于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说，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要的，如果和谐消失了，这个体系也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都在这个体系的支配下相互交织、运作起来。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在史前社会，人们追求权力统治，这种对权力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和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更体现在其宗教活动中。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民族，他们的教会自然会记录其千百年来的历史，但对于一些原始部落来说，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无法做到这一点。随着经济与政治的不断发展，教会的权力也在不断缩小，这体现在很多历史记录中。因为一个社会的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互相掺杂，互相影响。如果一个学者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育儿等领域，他就会对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更为透彻，并能从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取资料，著书立说。同时，他还能够判断任何一个民族在经济、政治以及道德上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都是该民族在社会经历中积累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现。因此，本书并非一本专门论述日本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生活的书，而是考察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固有观念，从而探讨日本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
现在，我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依然存在着偏见，这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不光是针对日本，也包括法国、俄国甚至我们自己。由于彼此缺乏认识，才会导致误解与纠纷。有时候只是一些很小的争端，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与价值体系，有时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研究他们的习惯与价值观，如果我们真正去了解的话，他们的某些行为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邪恶。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民族的自身描述来深入理解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全面描述自己的国家，但这并非易事。由于视角不同，再加上人们在观察生活时都会不自觉地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因此对待同一件事，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可能会认为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就像一个戴眼镜的人从来不会自己去测量镜片的度数，他需要眼科医生的帮助。同样，在研究一个民族时，我们也不能单单依靠这个民族对自己世界观的分析，我们需要借助第三者，即通过社会科学家来研究。
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应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对于这一点，需要具有坚定和宽容的态度。有时所谓的善意人士会批判这种态度。这些信奉“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并向各国人们灌输一种思想：无论“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差异，想法也很相似。有时，这一观点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能理解为何提倡天下一家就不能承认各个民族的特性呢，比如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软心肠的人推崇各民族的共同性而抹杀差异性，这样做是很荒唐的，就如同一个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和自己一模一样。而态度坚定的人会认同这些差异，并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日本都能够各行其是而不威胁世界和平。不要妄想去阻止这种想法，也不要担心采取这种态度就会使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上的差异是有利于世界发展的。英国在历史上虽然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这些时代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依然保持着英国的民族特性。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有坚定的决心，又要有宽容的态度。只有具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拥有宽阔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宗教学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者有可能是耶稣会成员，或者是不信教的阿拉伯学者，但他们绝不会是宗教偏执狂。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只是固守自己的生活并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处理问题的话，就无法进行研究。其实，对其他生活方式了解得越多，越能增强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他们自我封闭，不愿接触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由于太自我，他们必会要求其他民族接受他们的处事方式。抱有这种态度的美国人必然会把自己的原则强加给其他民族。我们无法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来计算，也无法像东非某些土著居民那样用金鸡独立式的方法睡觉。同理，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生活。
本书所要谈论的就是日本民族自身所固有的习惯和社会行为。比如，日本人什么情况下希望得到恭维，什么情况下又不想；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身的要求等等。本书论述的内容都是日本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虽然书中说到的情况，他们不曾全部体验过，但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他们处于那种情况下，会怎样做。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日本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尽管很难做到，但依然是我奋斗的目标。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很快发现对于他们的很多行为习惯我们不需要采访很多人来论证。比如，某人应该何时向谁鞠躬，就没有必要进行大范围的抽样统计。对于这些公认的行为习惯，只要任意选取一个日本人就可以得到证实。
日本人靠这种固有的习惯和行为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因此，研究者需要对这种模式进行深入的阐释，这比任何简单的统计论证都要难。他们还需要说明那些公认的行为和习惯是怎样影响日本人观察事物的。他们的阐释还要确保美国人也能明白，因为美国人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生活。因此，这项任务并不是普通日本人能胜任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阐释。
美国人研究社会，并不会去关心那些文明民族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总是用统计的方法来分析数据。他们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进行统计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和相关性。如果进行舆论调查的话，我们通常利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进行民意测验，这种方法在美国已被普遍利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统计出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我们还可以对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分类：比如他们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方法是最具有实践意义的。
美国人之所以用投票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并能理解其调查结果，是因为美国人拥有共同的固有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民意调查的结果也为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要想了解另一个国家就要对那个国家国民固有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的统计才有可参考的价值。通过抽样调查，我们能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尤其要弄清楚国民的国家观念，否则统计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有弄明白他们对于政府的传统认识，才能真正了解各个党派的主张。一个民族的国家观念远比各个政党势力的大小重要得多。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总是干涉个人自由。除了在战争时期外，政府官员并不比私营企业主地位高。这种国家观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去甚远，甚至不同于许多欧洲国家。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日本人的国家观念是什么。他们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对成功的定义、历史神话传说以及节日的祝词中。如同我们在选举时要对赞成票反对票进行研究一样，一个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念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值得我们去深究。日本就是这样的民族。当我们懂得西方人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有很大不同时，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那些看似矛盾的做法。我也慢慢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日本人会在态度行为上发生巨大变化，这和他们的整个价值体系有关，我将会一一说明。刚开始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会对他们的一些用词和想法感到奇怪，后来才发现这些词都寓意深刻并有一定的渊源。他们的道德观与罪恶观与我们的相差甚远。日本有着独特的价值观体系，既不属于佛教，又不属于儒教。这就是日本——优劣并存的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战争观。西方国家对战争的认识有共同之处，尽管有些小小的差异。由于西方国家文化传统十分相似，所以他们在战争中的任何行动和表现都是可以预测的。比如，战争中，如何号召国民全力作战；战争局部失利时，如何让战士重拾信心；阵亡与投降人数的比例；如何对待战俘等。
日本人的战争观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以及他们的战争罪责。我们的目的是对日本的文化和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我们并不关心他们的战争观对军事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的战争观是如何反映日本人的民族心理和社会文化性格的。
日本为其发动战争所进行的辩护理由就和美国截然相反，对国际形势的解释也不同。美国认为这场战争是以德、意、日为主的轴心国对于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的侵略战争。他们的野蛮行径严重破坏了国际和平。他们对伪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的侵略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已踏上了一条用武力欺压弱小民族的罪恶之路。他们违背了全世界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即“国与国之间互不干扰，不侵犯他人的生存权利和限制贸易自由”。日本人对战争原因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国际秩序必然混乱。日本有必要通过战争建立新的等级秩序，使每个国家都处于这个等级中适当的位置，因为只有日本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他们最了解“各安其位”对于国际秩序来说是多么重要。日本人认为，自己国家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道路、电力设施以及钢铁企业也已兴建起来，青少年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那么，根据其等级制度的设想，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帮助其落后的邻国兄弟——中国，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属于大东亚人种。他们划定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这个共荣圈里，以日本为中心，提携各邻国。但应把美国、英国以及俄国从这个区域内驱逐出去，让他们“各得其所”。这样，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国际等级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讨这种被日本人极度推崇的等级制在其文化中的含义。尽管日本人梦想着建立这种制度，却遭到被占领国的猛烈批判。即使最后战败，他也没有抛弃他的“大东亚”理想，甚至连日本战俘中最不好战的那些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对亚洲大陆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日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自己的一些固有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心。这与爱好平等的美国人的态度背道而驰。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日本人心目中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以及有何意义。
同样，日本人对于战争胜利的基础的认识也和美国人不同。他们宣扬日本必胜，精神一定会战胜物质。美国固然强大，军备充足，但那又算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根本不值一提。日本的《每日新闻》曾刊登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害怕美国的实力，这场战争就不会开始。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场战争创造的。”
即使是在打胜仗时，日本的政治家、最高司令部以及士兵们也都强调：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念与日本人对精神信念的较量。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不断地重申，精神力量必定会战胜物质力量。毫无疑问，在塞班岛、硫磺岛溃败时，这一信念很可能成为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但这并不是他们专门为失败准备的借口，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信念，而且永远也不会改变。这是日本人获取战斗胜利的精神口号，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这个口号就已深入人心。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贞夫大将在一本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手册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将皇道宣扬四海发扬光大，力量悬殊有何忧，区区物质又何惧？”
当然，与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也会有所顾虑。这些都表现在他的军事准备上。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直线上升。到偷袭珍珠港时，将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被用于陆海军的军备上，而民用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七。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并不在于他们不重视物资装备，而是这些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不死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这就像是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正如美国追求物质强大一样，日本追求精神强大。日本虽然也要像美国那样全力发展生产，但他们的观念和美国是不同的。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却是次要的、稍纵即逝的。日本的电台经常大肆宣扬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依赖贯穿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的战斗手册里有这样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英勇对抗敌军之强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刀。”这句口号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而不是这次战争的产物。打开他们的军事手册，我们会赫然发现“必读必胜”四个大字。他们的飞行员敢驾驶小型飞机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极端事件。日本人称这些飞行员“神风特攻队”，因为13世纪成吉思汗入侵日本时一场被称为“神风”的飓风掀翻其船队，从而拯救了日本。
日本人甚至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也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决定作用。例如，连续工作了一天，加上整夜的轰炸，人们肯定会感到身心疲惫。这时，他们就会大肆宣传“身体越疲惫，意志就越坚强，精神越高涨”。“疲劳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冬天人们躲在防空洞里感到很冷时，大日本体育协会则会在广播里号召大家做保暖体操。他们宣称这种体操要比取暖设备和被褥好得多，甚至还可以代替匮乏的食物。如果有人反驳说，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做什么体操？他们便会解释说：“食物越匮乏，我们越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食物问题，只有通过锻炼才能提高我们的体力。”美国人认为人的体力取决于一个人的睡眠质量、均衡饮食、保暖情况。日本人认为这种观点太物质化了，精神力量应该战胜物质力量。
战时日本的广播大肆宣传精神能够战胜死亡。一家广播电台曾播报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空战结束后，日军战机开始陆续返回基地。一名空军上尉是最先返回的人员之一。他走下飞机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用望远镜注视着远方，并不停地数着返回的飞机。他脸色苍白，但神情却非常镇定。等到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他完成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颓然倒地。在场的军官大惊失色，急忙去施救，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身体是冰冷的，胸部中了致命的一弹。刚死的人不可能像这名上尉一样浑身冰冷。他肯定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做完汇报。可以断定，正是上尉的这种高度责任感才使他创造了奇迹。
美国人当然会觉得这个故事太荒诞离奇，但日本人对此却坚信不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在收听这一广播时也会相信这是真的。况且广播员一直在强调，是这个上尉创造了奇迹，人为什么不能创造奇迹呢？人的精神是可以修炼的，上尉就是自我修炼达到最高境界的代表。日本人坚信人的精神是不死的，难道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上尉就不能使他的精神多停留几个小时吗？通过某种修炼，人的精神可以达到至高境界。很显然，上尉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美国人，我们可能会鄙视日本人的这种极端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就无法真正了解战时以及战后的日本。日本人的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了，只有深入了解这些信仰，才能明白他们在战败时的言论。比如，他们投降时会承认“单靠精神是不够的”，“想用竹枪守卫阵地也是不可能的”。在精神受挫之后，他们也会进行自我反省。比如，他们会承认在战争中低估了美国人的力量；在战败后也坦承，他们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等。
日本人在战时的各种言论（包括等级制以及精神至上论），为比较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为了不削弱日军的士气和国民的斗志，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像平民遭到轰炸、塞班岛溃败或菲律宾失守等，日本政府都会告诉国民这些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同时，广播也在不停地进行宣传，使民众相信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虽然美军攻占基什卡岛使日本暴露在美军轰炸圈内，但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事，并做好了迎战准备”。“敌人肯定会海陆空联合向我们发起攻击，但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连那些悲观的战俘们也认为对日本的轰炸并不能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因为他们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广播里发表讲话说：“大敌当前，我的同行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日本人坚信万事都在预料之中，他们所遭受的打击并不是被动的挨打，而是他们故意诱使的结果，没有人能强迫他们做什么。在国会演说中，海军大臣引用了著名的叛乱军首领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的，一种是自己创造的。面对困难，我们只有自己创造机会，才能获得胜利。”另据电台报道，当美军攻入马尼拉时，山下将军只是大笑道：“敌人已经上了我的当了。”“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迅速陷落。这些都在山下将军的预料之中，可以说，越是失败，越是符合将军的推算”。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不过走的是另一个极端。美国人只有遭到了攻击才会进行反击。在安抚民众时，我们绝不会说“珍珠港事件或巴丹岛溃败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而是说“既然敌人自讨苦吃，也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美国人总是时刻处于迎战的状态，而日本人却总是觉得一切都在计划安排之中，那么，他们最怕的就是未曾预料到的突发事件。
日本人在作战中的另一面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总是认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其大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军官便下令说：“现在我们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大日本精神永垂不朽。”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戒令，在遭到鱼雷攻击被迫弃船时，他们必须镇定自若地逃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到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他们非常看重自己在外人面前的表现，这一点也深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中。
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于天皇的态度。天皇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近七百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天皇就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每个日本人直接效忠于他的领主，即“大名”，还要效忠于大名之上的幕府将军。对天皇效忠与否，并不重要。天皇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制于幕府，有严格的限制。即使一个封建大领主想要直接拜见天皇都被视为背叛，所以对于日本百姓来说天皇几乎就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了解日本应该从其历史入手，要弄清楚，为什么一向对天皇感情淡薄的日本民众会突然拥护天皇了。这些学者认为，天皇的地位是被日本评论家给夸大鼓吹起来的；而他们越鼓吹，越表明其言论不堪一击。因此，美国在制定对日政策时，不用特别顾虑天皇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猛烈抨击其天皇至上的言论。天皇是现代日本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能瓦解天皇的权威，整个日本也就随之崩溃了。
但是许多了解日本，并看过来自前线的有关日本的报道的美国人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任何对天皇的蔑视和挑战都会刺痛日本人的神经，激发他们的斗志。在他们眼里，天皇并不等同于军国主义。他们拥护天皇，却痛恨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呼唤民主，军国主义则成众矢之的，一些军人甚至都不敢穿着军装上街。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却丝毫未减。那些旅居在日本的美国人坚持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不能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相提并论，后者是纳粹党蛊惑的结果。
日本战俘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与西方国家的军人不同，日本军人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所以一旦被俘，他们不会选择性地回答问题，而是随意应答。由于日本人奉行不投降政策，所以他们不会有此种训练。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只限于少数军队。这些战俘的证词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们具有代表性，并且反映了日军普通士兵的态度。大多数的日军战俘都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他们被俘时，几乎都身负重伤并失去了知觉。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战俘认为这场战争是对天皇意志的效忠。他们在“尊奉圣意”，“让天皇无忧”，“尊奉圣令而献身”，“天皇率其子民作战，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然而，反对这场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则把和平的理想也归于天皇。厌战者称“天皇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他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是反对军部的”。“战争开始时，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批准战争。他反对战争，所以也不会让国民卷入战争。对于自己的士兵在战争中受到的虐待，他毫不知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认为尽管希特勒的手下将军和高级指挥官们背叛了他，但他仍然是煽动这场战争的终极源头。而日本战俘却认为军部才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对天皇的效忠要完全和侵略与军国主义分开来，天皇不必为战争负责。
对他们来说，天皇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也就没有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宗教文化的象征，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战争失败并不是天皇的责任，政府和军部应该受到谴责。即使最后战败，所有的日本国民依然会全力效忠天皇。
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这种对于天皇绝对的效忠感到怀疑，难道他们对于天皇没有任何的不满吗？但事实是，即使战败，天皇都没有受到任何指责。那些审问战俘最有经验的美国人也认为没有必要审问所有人，因为审问的笔录上都写着“拒绝毁谤天皇”，就连那些愿意与盟军合作、通过广播向日军传话的战俘都拒绝批评天皇。在所有审问战犯的记录中，只有三个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人说：“让天皇继续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个人说：“天皇意志薄弱，只是一个傀儡而已。”第三个人只不过推测说：“天皇也许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日本妇女也许会像美国妇女那样获得自由。”
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国民对天皇的忠心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为了笼络人心，在战争中，他们会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皇诞辰时，他们会带领军人面向东方三叩首，并高呼“万岁”。“在部队遭到日夜轰炸时”，他们则会和部下一起早晚吟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布的“圣旨”，“吟诵声响彻丛林”。军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要士兵效忠天皇。他们号召部下“实现天皇意愿”，“为天皇分忧”，“向天皇报恩”，“为天皇献身”。但是，让日本军部想不到的是，如果天皇宣布停战投降，日本军人就会立刻放下武器。正如许多战俘所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只有竹竿，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如果天皇命令停战，我们会立刻停止战斗”。即使是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谕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并为重建家园而苟活。
日本人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天皇，但对于其他人完全是爱憎分明。在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随处可以看到他们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判。对于在前线不能与部下共患难的军官，尤其是那些自己驾机逃跑而丢下士兵浴血奋战的军官们更是深恶痛绝。他们通常称赞一些军官，痛斥另一些军官，他们完全具有分辨善恶之能力。连本土的报刊杂志也批评“政府”。他们呼吁更强有力的领导，更好地协调军民关系。最令他们不满的是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会议记录。参会者包括报刊编辑、前任议员以及极权主义政党领导人。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要唤醒日本民众有许多方法，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有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自己的某些言论会引起事端。他们畏首畏尾，胆小怕事。这样下去，国民的斗志会大大削弱。”另一位发言人补充说道：“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与选区的民众交谈，就许多事情征求他们的看法，但他们都沉默寡言。连言论自由都丧失了，也就无从谈起如何激发他们的斗志问题了。在《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管制下，国民变得像封建时代那样怯懦，怎么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呢？”
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会对政府、军部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进行批判。他们并不是完全认同等级制，但天皇是个例外。尽管天皇所获得的这种崇高地位只是近代的事情，但日本人会绝对地听命于他。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神圣不可侵犯？日本战俘曾说过，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会战斗到死或立马放下武器。这会是真的吗？还是在故意误导我们？
从信奉精神至上到对天皇的态度，日本人的这些民族观念在日本本土以及前线都有所体现。还有一些观点是和军队相关的，那就是日本人对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海军上将约翰·麦凯恩因救援被损毁的美国军舰并撤出台湾海峡而被授勋时，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惊也充满了质疑。一家日本电台是这样报道的：约翰·麦凯恩上将授勋的官方理由竟不是他击退了日军，而是他拯救了两艘战损的美国军舰并将其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则消息真不可思议！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是因为确有其事。我们并不否认麦凯恩上将的确救了两艘军舰，我们惊讶的是他们竟然会因为这点小事而授勋。
美国人乐于参加一切救援行动，他们愿意帮助那些陷于困境、需要救助的人。救助伤残者的行为被视为英雄壮举。相反，日本人却蔑视这种行为。就连我们为B-29轰炸机和战斗机安装救生设备都被他们斥为“懦夫之举”。日本的报刊和广播也反复强调，要坦然接受生死考验，一切预防措施都是多余的。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他们怎样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在他们眼里，伤员就是残缺的物品，所以，日本人在战场上并不配备太多的医疗设施，医疗服务连正常的战斗都无法满足，救助伤员更无从谈起。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日本人对物质的极大蔑视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的士兵被灌输的思想是：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战死则是伟大的英雄。对伤员的救助就好比在轰炸机上安装救生设备一样，阻碍了他们成为英雄。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光顾医院，他们更相信精神的力量。我们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胜过对其他福利事业的关心。就连那些在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对此都大加赞赏。日本人绝不会这样做。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从来没有一支专业的救护队能够抢救战火中的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以及后方也没有正规的医疗体系，更没有远离战场的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救助的漠视真是令人咂舌。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他们干脆把伤病员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战役中，日军经常不得不仓促地从有医院的地点撤离。他们从来不预先转移伤员，只有在执行所谓的“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敌人将要攻占医院时，他们才会想到如何处置伤病员。那么，军医在撤退前要么枪杀伤员，要么让他们选择自尽。
日本人对待自己的同胞都如此，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于我们来说，日本人无论是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还是对我们的战俘都非常残暴。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德·格拉特里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三年。他说：“美军战俘所得到的医疗护理要比日军好得多。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一个军医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仅有的医务人员是一名下士，后来换成了一名中士。军医很少露面，一年也只能看到一两次。”
日本人最为极端的表现便是宁死不降。西方军队在经过艰苦卓绝的苦战后仍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时，他们都会选择投降。投降后，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家人会接到通报，知道他们还活着。作为军人、公民或者对于他们的家人并不觉得为此而丢脸。但日本人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光荣意味着战死沙场。深陷绝境时，要么选择自杀，要么与敌人同归于尽。如果因受伤昏迷而被俘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简直生不如死。
当然，这和日本的军规密不可分。但这已成惯例，日军会严格遵守军令，以至于在北缅战役中，被俘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也就是1:120。而在这142个被俘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受伤昏迷后被俘的，一个人单独投降或两三人集体投降更不多见。西方的军队如果阵亡人数达到全部兵力的1/4或1/3时，他们通常会选择投降。西方军队投降人数和阵亡人数的比例大约是4:1。日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投降是在霍兰迪亚战役中，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为1:5。相对于北缅战役中的1:120，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对日本人而言，投降的美国士兵就是美国人的耻辱，这些战俘即使没有受伤、没有感染疟疾或痢疾也和“废人”没有什么区别。许多美国战俘曾提到，在战俘营里不要让日本人听到笑声，因为这样会激怒日本看守。他们会认为美国人不知羞耻，令人难以忍受。许多美国战俘必须遵守的规定也是日本军官要求看守必须遵守的。在战俘营中，经常会遇到急行军或将战俘塞进密不透风的战船中进行转移的情况。美国战俘还提到，在战俘营里，日本哨兵要求他们要学会掩饰自己的违规行为，一旦战俘公然地违反规定，就必定受到严厉惩罚。按照规定，战俘们白天出去修路或去工厂做工不得从村子里带回任何食物。如果带回来的蔬菜和水果不被哨兵发现则罢，一旦被发现则难逃厄运。因为这是对哨兵的公然冒犯，决不饶恕，哪怕只是一句辩解，也会受到严惩。顶嘴是日本人最厌恶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严厉地对待顶嘴，更何况军营中。战俘营中确实存在很多虐待战俘的暴行。我们分析日本的文化习惯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饶恕他们的罪行。
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日本士兵认为敌人一定会残忍杀害或虐待战俘。日军中曾广泛流传着一个谣言，说美军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俘活活用坦克碾死。也有一些日本士兵试图主动投降，但考虑到也许其中有诈，我们都审慎地把他们杀掉了，后来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试想一个垂死挣扎的日本兵经常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荣，怎么会轻易投降呢？正如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战死，如果不是壮烈牺牲岂不是奇耻大辱。”日军的这种行为使我们提高了警惕，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他们的投降，这也使得他们的投降人数大大减少了。
投降是可耻的，日本人对此已铭记于心。他们的思维习惯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格格不入。当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通报本国政府以便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时，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惊并对此嗤之以鼻。巴丹半岛战役中，日军上下都认为美国人肯定会誓死抵抗，但没想到他们竟然投降了。他们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不把投降看成一种耻辱。
日军士兵和西方士兵有很大不同，但最让人感到离谱的是，日军战俘竟然愿意与盟军合作。他们被俘后，不知怎样去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被俘已经让他们感到颜面丧尽，活着已没有什么意义。直到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才有少量战俘要求回国，他们并不关心战争结果如何。有些战俘要求赐死，并表态说：“如果你们没有杀死战俘的习惯，那我只能全力为你们效劳了。”他们确实做到了。有些老兵和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帮盟军寻找弹药库，认真地描述日军兵力配置情况，为盟军做宣传，甚至为飞行员做向导轰炸军事目标。好像他们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虽然生活改变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会这样。也有少数人冥顽不化、毫不妥协。不管怎样，都要提供些好处他们才愿与盟军合作。刚开始，美军军官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接受日军战俘表面上的合作，有些战俘营也不愿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这当然可以理解。随着接触的深入，美军渐渐打消了疑虑，也慢慢对他们产生了信任。
美国人并没有料到日本战俘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这与我们的行为准则完全不符。但是，日本人确实会这样，他们认为选定一条道路就要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则另选他路。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我们能不能在战后的对日政策中加以利用呢？
还是说这些行为只是个别士兵在被俘后的特殊行为呢？战争中我们还发现日本人许多其他独特的行为，这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日本人怪异行为背后的整个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行为准则。 第三章 各安其位
要想深入了解日本人，首先要明白他们所谓的“各安其位”是什么意思。他们信奉秩序和等级制，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平等和自由是完全相悖的。因此，我们很难把这种等级制度看成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赖是他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家关系等一切关系的基础。只有对日本人的家庭、国家、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生活有了全面了解，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用等级制的观念来看待国内问题，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他们也宣扬同样的立场。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自认为已站在国际等级制金字塔的最顶端，而现在这个位置被西方国家所取代。他们不得不接受现状，并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恢复国际社会原有的等级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很多外交文件中看到。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为“三国同盟”。同盟条约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世界各国‘各安其位’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在签订条约时所发布的诏书也重申了同样的观点：
弘扬大义于八方，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之所念。而今时局动荡不知何时止，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惟愿早日平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已成，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在偷袭珍珠港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的声明中也明确提道：
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乃日本政府坚定不移之国策……我们断不能容忍现状之长期维持，这与帝国之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力求现状之改变。
这项声明是对几天前赫尔的备忘录做出的回应。如同日本人对等级制的推崇，在备忘录中，赫尔也引用了美国人所尊崇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通过合作与沟通解决国际争端；平等原则。无论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平等是我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实现了平等，才能真正消除专制和压迫。这就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改善生活的权利。平等是我们追求人权的基础。即使有一天我们违犯了这个原则，我们依然会拥护平等，鞭挞等级制。
美国自建国之初就确立了平等的价值观念，杰斐逊将其写进了《独立宣言》，而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也以此为基础。这种价值观之所以能被纳入宪法，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19世纪30年代初，法国记者阿历克斯·德·托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