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阿德勒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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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超越试读：
译者序
A.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年出生于维也纳郊外，和弗洛伊德同属于精神心理学界大师级的重要人物。他自小患有驼背，行动不便，因此，他觉得自己又小又丑，事事都比不上他的哥哥。五岁那年，他患了一场几乎使他致命的重病，痊愈之后，他便决心要当医生。以后，他说他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克服儿童时期对死亡的恐惧，他的许多心理学上的观点都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的记忆中寻出其蛛丝马迹。
1895年，阿德勒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医药学位。两年后，他和来自俄国的留学生蒂诺菲佳娃娜结了婚。在维也纳居住期间，阿德勒也像普通的维也纳人一样，经常到咖啡馆和朋友及学生们一起饮酒作乐，谈天说笑。他友善谦和，不拘小节，因此和三教九流的人都交上了朋友。
阿德勒曾经熟读弗洛伊德所著的《梦的解析》一书，他认为它对于了解人性有莫大的贡献。他曾在维也纳一本著名的刊物上写文章为弗洛伊德的观点作辩护，结果弗氏写信给他，邀他加入弗氏所主持的讨论会——有人因此而认为阿德勒是弗氏的学生，其实大谬不然。虽然阿德勒的观点和弗氏迥然不同，但是，他仍然在1902年加入弗氏的集团。此后，阿德勒成为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之一，饱受弗氏的赞誉，并继弗氏之后，成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的主席，兼心理分析学刊的编辑。
1907年，阿德勒发表了有关由身体缺陷引起的自卑感及其补偿的论文，这篇文章使其声名大噪。阿德勒认为：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有可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人发愤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但通过奋斗却最终成为美国总统。有时候，一方面的缺陷也会使人在另一方面求取补偿，例如尼采身体羸弱，可是他却弃剑就笔，写下不朽的权力哲学。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历史上或文学上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以后，阿德勒更体会到：不管有无器官上的缺陷，儿童的自卑感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因为他们身体弱小，必须仰赖成人生活，而且一举一动都受成人控制。当儿童们利用这种自卑感作为逃避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借口时，他们便会发展出神经病的倾向。如果这种自卑感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存在下去，它便会构成“自卑情结”。因此，自卑感并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
此时，弗洛伊德认为阿德勒的观点是对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的一大贡献，可是却觉得它未谈及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等部分，而且所谓的补偿作用也只是自我的一种功能而已。这时候，阿德勒的观点尚未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然而，当阿德勒主张补偿作用是其中心思想时，弗洛伊德便与他势同水火了。
起初，两人还彼此容忍对方，可是当弗氏要求阿德勒登在其学刊上的文章要先受荣格(Jung)的检查时，他们便正式闹翻了。弗氏致书给心理分析学刊发行人，要他把学刊封底里阿德勒的名字除掉，否则就把弗氏自己的名字去掉！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为了阿德勒的观点曾经开了许多次会，由于弗洛伊德和其他许多人都坚持阿德勒的观点无法见容于心理分析学派，阿德勒便率领他的一群跟随者退出心理分析学会，而另组“自由心理分析研究学会”，并自称其研究为“个体心理学”。
在和弗洛伊德决裂之后，阿德勒摒弃了弗氏泛性论的心理分析观点，他认为这是对性的迷信，并以社会的概念来解释男性钦羡。他并不否认潜意识动机的实在性，但是他却比弗氏更重视自我的功能。他也不否认梦的解释有其重要性，不过他却认为梦是解决个人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不像弗氏那样，事事都以性来解释。例如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他也认为只是被宠坏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而已。当然，性欲是存在的，不过它和饥饿或口渴一样，这种生物学上的因素只有在追求优越地位时，才能进入心理学的领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德勒曾在奥国军队中服役，充当军医。以后，他又曾在维也纳的教育机构中从事儿童辅导的工作。此时，他发现：他的观点不仅适用于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而且可涵盖师生关系。
在1920年左右，阿德勒已经声名远扬了。在维也纳，有许多学生和跟从者包围着他，他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然后，他便周游各国，到处讲学。1926年，阿德勒初抵美国，受到热烈欢迎。1927年，他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1932年，他又受聘为长岛医学院教授。1934年，阿德勒决定在美国定居。次年，他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学刊。1937年，阿德勒受聘赴欧洲讲学。由于四处争聘，他有时甚至一天之内要分赴两个城市演讲。由于过分劳累，他终于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于苏格兰阿伯丁市的街道上。
阿德勒一生著作丰富，而此书著成于阿德勒思想最成熟的1932年，书中包括了阿德勒最主要的思想。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定有疏漏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一、生活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意义”之中。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事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事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物对我们人类的意义。即使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中最简单的事物，人类在接触它们的时候也是从自己的角度作为出发点来看待它们的。“木头”指的是“与人类自身有关系的木头”，“石头”也是“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如果有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而使自己仅仅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与自己周围的人丧失沟通的基础，他的行为无论是对他自己，或是对其他人都毫不起作用，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一直是以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被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每个人感受到的意义多多少少总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意义”是一个充满了谬误的领域。
假如我们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回答不出来。通常，人们不愿让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问题来困扰自己，所以总是用一些陈词滥调的回答来搪塞；或者，人们干脆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自从人类有自己的历史开始，这个问题便已经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青年，连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会经常为之困惑：“我们为什么而活着？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自然，无数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断言：通常人们只有在遭遇失败挫折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疑问；假如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任何的波澜和起伏，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困难和险阻，那么这个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也不会被诉之于言词。
在一般情况下，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诠释生活的意义，几乎每个人都只把这个问题和它的答案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而完全不管他的言论，我们将会发现：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特征等等，无不体现出他个人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他的行为让我们相信，他似乎对某种关于生活的解释深信不移，他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他似乎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宣告：“我就是这个样子，而世界就是那种型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以及生活的意义。
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也正因为如此，生活的意义多得不可胜数。而且，我们会发现，每一种个体自认为正确的生活的意义可能多少都含有错误的成分在里头，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活意义；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生活的意义，只要有人持这种态度，它也绝不会是完全错误的。所有的生活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然而，这些变化——或者说，不同的人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却有高下之分：它们中有些很美妙，有些则很糟糕；有些错得多，有些则错得少。我们还可以发现：较好的生活意义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而较差的生活意义则都缺乏这些特征。这样，我们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总结，就可以得到一种相对“科学”的生活意义，它是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也是能使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的“意义”。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指的是对人类的真实，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谓“真实”。如果还有其他的“真实”存在，它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法知道这种“真实”，这种“真实”也因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三条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必须随时牵挂于怀的。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不得不受这三条事实的制约，他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这些事实所造成的。由于这些事实无所不在地缠绕着人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回答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个人理解。
这三个事实之一是：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讨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无处可逃，我们必须在这个事实的限制之下，依靠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繁衍生息。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一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逃得过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它们显现出我们心目中认为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这些解答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这一地球之上”等事实所限制。
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性时，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界定我们的答案，以使它们眼光远大而前后一致。这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追求解答。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图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坚定地寻求答案。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然而，我们却必须用我们的所有才能来找出近似的答案。我们必须不停地奋斗，以找寻更为完美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这件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利益和灾害。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种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四周还有其他人，只要我们活着，就必然要和他们发生联系。单个的人是很脆弱的，他要受到种种限制，这使得单个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单独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假如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并且想只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应付一切问题，他只能面对失败和灭亡。单个的人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也因而无法延续下去。个体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无能的、受到种种限制的。个体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为了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联系。因此，我们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我们将自己孤立，我们必将自取灭亡。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和目标就在于：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命脉。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情绪、行为就必须和这个问题与目标互相协调。
人类同时还被另一种事实所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体和人类集体生命的存续都必须依赖于这一事实。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产生了爱情和婚姻这两种联系，这是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类面对这个事实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他对生活给出的某种答案。人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事实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的行为可以表现出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
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这三种事实带来了三种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使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事实上，这三种问题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问题。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所作出的反应，都清楚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举个例子说吧，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他对职业也不够尽心尽力，他的朋友很少，因为他发现和他的同伴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那么，从他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会感到“活下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生活对他来讲机会太少而挫折太多。他的活动范围一定非常狭窄，这与他对生活的意义的判断有关：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讲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因而他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别人接触。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非常甜蜜而融洽，他在工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际范围广泛而成果丰硕。我们可以据此而断言，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生活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过程，生活中充满了机会，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对于他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与同伴携手共进，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为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各种错误的“生活意义”的共同特征，和各种正确的“生活意义”的共同特征。所有失败者——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面对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时，都不相信可以通过合作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他们个人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哪个人能从完成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因而也只停留于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身才有意义。谋杀者在手中握有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很明显地，他只能使自己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只对某个人意味着某些事情的东西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它们唯一的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地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如果他不能认识到人类的重要性是依赖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所作出的贡献而定的，那么他必定会踏上错误的道路。
我曾经听说过一则关于一个小宗教团体领袖的故事。有一天，她召集了她的教友，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了。教友们在震惊之下，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放弃了俗世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星期三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第二天，这些教友汇集在一起，向这位领袖兴师问罪：“瞧瞧我们处境的困难吧！”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最绝对的权威处听来的。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为什么仍然安然无恙呢？”“可是，”这位女先知说道，“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呀！”显然，这位女先知在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准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能够解决一个人所面临的生活问题的好方法，必然也能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些成功的方法对人类来说具有共同的意义，也是可以分享的。即使是天才，也只能用其至高无上的效用来定义，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被别人认定为对他们很重要时，他们才会称他为天才。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为团体贡献力量。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意成就。能够成功地应付人类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人，他的行为方式明显地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发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其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遭遇困难时，他会选择用不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
对许多人而言，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观点，他们也许会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对于自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老是为别人的利益奉献自己，他难道不会感到痛苦吗？如果一个人想要使自己得到适当的发展，他无论如何也应该为自己设想一下吧？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习怎样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或加强我们自身的人格吗？”这种观点看似正确，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因为它提出的问题都是虚假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里，希望对别人能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情感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他自然会把自己的人格塑造到理想型态——一种对他人、对社会都有贡献的状态。他会根据自己的目标调整自己，他会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来训练自己，他也会从练习中获得种种能力和技巧。只要他认清了目标，学习达成目标的能力和技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不断地充实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三种问题，他自己的能力也将不断地扩展。让我们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我们的伴侣，如果我们致力于丰富我们伴侣的生活，我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假如我们没有奉献的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自己的人格，那就只是在装腔作势，只会使自己更不愉快而已。
另外，还有一点足以证实奉献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审视一下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物，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开发过的土地，也可以看到前人建造的公路和建筑物。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以及我们处理人类问题的技能，无不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将生活经验互相交流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们留下来的，其他的人们又怎么样呢？那些不懂得合作和奉献的人，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的人，都怎么样了呢？他们在身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们已经彻底死亡，他们的整个生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们的地球似乎在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抱持的价值观念都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点死亡，快点消失吧！”对于不是以合作和奉献作为生活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最后结论是：“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请你走开！”当然，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完美之处；一旦我们发现了各种弊病，我们就应该致力于改变它，当然，这种改变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福利为前提。
了解这种事实、抱持这种观念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深深地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全体发生兴趣并与之合作为我们的世界作出贡献，他们也正在努力地培养着爱情和对社会的兴趣。在各种宗教思想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救世济人的胸襟。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即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的真实内涵却经常被曲解；除非它们能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工作，它们现有的表现很难让我们再看出宗教在增加社会利益方面还能做多少工作。由于科学使人类对其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它或许比政治和宗教等其他运动更能接近这一目标，也更能让人类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一个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却始终如一——增加对别人及社会的兴趣，促进合作，为我们人类作出贡献。
我们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就好像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一样，而我们赋予生活的错误的意义却像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哪些不同，如果它们犯了重大的错误又应如何纠正等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之所以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就是它能利用对“意义”以及“意义”对人类行为及人类未来的影响等事情的了解，来增进人类的幸福。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在摸索着追寻这种“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会想办法去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环绕着他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在生命开始的第五个年头，儿童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待问题和工作的模式。此时，儿童就已经具有了“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会利用一张固定的统觉表(Scheme of apperception)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已被预先做了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进行的。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只有重新审视造成这种错误解释的情境，找出谬误所在，并修正统觉表，这种错误的生活意义才能被矫正过来。在少数情况下，个体也许会由于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导致的糟糕的结果所迫而修正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这种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没有发现，假如他再我行我素，他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错误的行为方式的修正，大部分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给出一种较为合适的生活的意义。
人们童年时的情境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做出解释。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完全有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不太重视不愉快经验的人，他的经验除了能告诉他做某些防范措施外，几乎不会影响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会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糟糕的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这些不愉快。”另一种人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是占尽了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这个世界？”有些父母则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许多苦难，我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吃苦？”第三种人可能会这样想：“我童年遭遇了不幸，所以我现在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对童年时期经验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只要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解释，他们的行为就不会有所改变。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人们一般不会被经验过的打击所困扰，人们通常只是从其中汲取决定我们目标的事物。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当我们以某种特殊经验来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意义不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则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然而，儿童时期的某些情境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成年人里的大部分失败者都是在这种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首先，我们要考虑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由于先天的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产生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的心灵负担非常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除非有和他们很亲近的人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由他们自身转移到他人身上，一般情况下，他们大都只会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后，他们还可能因为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较而感到气馁。在我们现代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揶揄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这些环境都可能使他们转向自己、丧失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产生自己被这个世界侮辱了的错误感觉。
我想我是第一个研究器官存在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虽然已经相当进步，可是它发展的方向却不是我所想看到的。我一直想找到的是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寻能够证明失败的责任在于遗传或身体缺陷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是一定会导致人们抱持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产生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克服了这种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了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许多对我们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甚至有人英年早逝。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也使他们不停地奋勇向前。只关注他们的肉体，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心灵将会朝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可是，事实证明，器官或内分泌腺有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未被导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没有被他人所了解，结果他们大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因此，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更多的是失败者。
第二种经常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纵宠坏的情境。被娇宠的儿童多会期待别人把他的愿望当成命令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为上帝的宠儿。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众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别人也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即会若有所失而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予，而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与他人相处。别人老是服侍着他，这使他丧失了独立性，他不知道自己也能做事情。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乞求别人的帮助。他似乎以为：假如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如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的处境就会大为改观了。
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严重地破坏善良意志：他们会装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权的机会，可是却暗中打击平常人在日常事务上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还有些人会作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看不到他们所习惯的谄媚和顺从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充满敌意，因而想要对他们所有同类施以报复。假如社会真的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示出敌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会拿这种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不产生效果的道理：它们除了加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就一无所用了。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暗中破坏或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或是以暴力实施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先后使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其目标却始终未变。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是——独占鳌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物，并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只要他们继续将这种意义赋予生活，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很容易造成错误的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样的儿童从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建构了一种没有把这些友善力量考虑在内的生活解释。我们不难了解，当他面临生活中的问题时，他总会高估其中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和旁人的帮助及善意。他曾经发现社会对他很冷漠，从此他就误以为社会永远是冷漠的。他不知道他能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怀疑别人，也不能信任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人物，然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感扩大，直至它涵盖儿童环境中全部之物为止。如果她的第一个工作——即获得儿童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这个儿童便不容易发展社会兴趣，也很难对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被启发、被磨炼，否则其发展即会受到挫折。
假如有个完全被忽视、被憎恨或被排斥的儿童，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很孤单，不能和别人交往，无视于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帮助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然而，我们说过，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足以证明他已经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只考虑那些受到的照顾比一般情况少的儿童，或只在某方面受到忽视，而在其他方面却一如常人的儿童。总之，我们说：被忽视的儿童肯定未曾发现值得他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有种悲哀的讽刺，那就是：有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其出身都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纳于被忽视的儿童之中。
这三种情境——器官缺陷，被娇纵，被忽视——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从这些情境中出来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对待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被帮助以赋予生活较好的意义。假如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这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也曾在这方面下过工夫——我们将能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梦和联想已被证实很有用处：做梦时和清醒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较轻，人格能不经过防卫和隐瞒而表现出来。不过，要了解个人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最大的帮助是来自其记忆。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他回忆之事，不管他能想起的，是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回忆时，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被想起，是因为它在他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这种记忆告诉他：“这是你应该期待之物”或“这是你应该躲避之物”，或“造就你的生活！”我们必须再强调：每件记忆都是值得纪念之物。
对于表现个人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存在多久，以及在指出最先构成其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儿童早期的回忆是特别有用的。最早的记忆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均包含于其中，它是个人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整个概念，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等第一次综合起来的结果。第二，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作记录的开始。因此，在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觉得自己所处的脆弱和不安全的地位，以及被他当做理想的强壮和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至于被个人当做最早记忆的，是否确实是他所能记起的第一件事，或是否是他对真实事情的回忆，对心理学的目的而言，则是无关紧要的。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当做”为何物、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此，我们可以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并看看它们所造成的“生活意义”。“咖啡壶掉在桌子上，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当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开始其自述的女孩子总是无法摆脱孤独无助之感而高估生活中的危险与困难时，我们不必讶异。假如她在心中责备别人没有好好照顾她，我们也不用惊奇。因为必定有某些人非常粗心大意，才会让这样幼小的婴儿遭受这样大的危险！在另一个最初记忆中，也呈现出类似的世界形象：“我记得我3岁的时候，曾经从婴儿车上摔下来。”随着这种最初记忆，他反复做着这样的梦：“世界末日已到。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照得通红。星辰都纷纷往下坠，我们也将和另一个星球相撞。可是，在撞毁之前，我醒过来了。”当这个学生被问道他是否惧怕何物时，他说：“我怕我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他的最初记忆和反复的噩梦构成足以使他气馁之物，从而使得他害怕失败和灾难。
一个由于夜尿以及和母亲不停地发生冲突，而被带到医院来的12岁男孩，说他的最初记忆是：“妈咪以为我丢失了。她非常害怕地跑到街上大声叫我，其实我一直藏在屋子里的一个橱柜中。”在这个记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臆测：“生活的意义是——用找麻烦来博取注意。获取安全感的方法就是欺骗。我虽然被忽视了，但是我却能愚弄别人。”他的夜尿也是他用来使自己成为担心和注意中心的一种方法。他母亲对他所表现的焦虑和紧张，正加强了他对生活的这种解释。像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孩子很早就得到一种印象，以为外在世界中的生活是充满危险的，他只有在别人为他的行为担心时才觉得安全。也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向自己保证：当他需要保护时，别人就会来保护他。
有个35岁的妇女，她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3岁那一年，有一次，我独自走进地窖。当我在黑暗中走下楼梯时，比我稍大的堂兄也打开门，跟着我走下来，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从这个记忆看来，她可能很不习惯于和其他孩子一起游玩，尤其是不喜欢和异性在一起。对“她是独生女”的猜测，结果被证实是正确的，而她在35岁这样的年龄，也依然没有结婚。
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社会感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记得妈妈让我推载着小妹的娃娃车。”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征象显示：她只有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觉得自在，还有她对母亲的依赖。当新婴儿降生时，要得到年纪较长的孩子的合作，最好是让他们帮忙照顾他，使他们对他产生兴趣，并分担保护他的责任。如果得到了他们的合作，他们便不会把父母集中在娃娃身上的注意力当做是对他们重要性的一种威胁。
想和别人在一起的欲望，并不一定是对别人真正有兴趣的证明。有一个女孩子，在被问及她的最初记忆时，说道：“我和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一起游玩。”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她正慢慢地学习和别人交际，可是，当她提起她最大的惧怕是“我怕别人都不理我”时，我们却能觉察到她的挣扎。从这里，我们还能看出她缺乏独立性的征象。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了生活的意义，我们就握有了了解整个人格之钥。曾经有人说：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曾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之钥的人，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说过：假如无法找出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也都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在于训练他们更合作及更有勇气地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防止神经病倾向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儿童应该被鼓励及被训练以合作之道；在日常工作及平常游戏中，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在同龄儿童之间按自己的行为方式做事。对合作的任何妨碍都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例如，只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功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恩宠；他也只愿意听取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当他接近成年时，缺乏社会感觉对他的不利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他这种毛病开始发生时，他已经不再为责任感和独立性而训练自己，而他本身的特质也已经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开始尝到苦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设法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课上取得好成绩；我们也不能期待一个未被训练以合作之道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训练的工作之前，会有良好的表现。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以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方式来予以执行，只有了解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有较大的机会来来成功地克服困难。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了解：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时可能会犯错误，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不断努力，而不能把肩上的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我们应该说：“我们必须开拓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够对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假如每个独立自主的人，都能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对待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无止境的。
二、心灵与肉体
人们对“到底是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控制心灵”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参加争论的哲学家们分为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他们各据一辞。哲学家们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论据，可是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个体心理学可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事实上是在研究肉体和心灵之间的动态关系。亟待治疗的病人都具有肉体及心灵，如果我们治疗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我们便无法帮助他。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它也必须经得起实际应用的考验。我们生活在这些相互关系中，我们必定要接受找出正确观点的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个问题所造成的紧张情势。它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问题。我们认为肉体和心灵二者都是生活的表现，它们都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开始以整体的概念来了解其相互关系。人类的生活，是可以四处走动的动物的生活，只发展肉体对他而言必然是不够的。植物是生了根的，它们停留在固定地方无法活动。因此，发现植物有心灵——只要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任何形式的心灵，都必定会使人惊奇万分。假如植物能预见未来，它们的官能也会使之一无所用。假定植物能想：“有人来了，他马上就要踩到我，我将死在他脚下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植物仍然无法逃开它的劫数。
然而，所有能动的动物，都能预见并计划它们所要行动的方向；这种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都具有心灵或灵魂。
你当然有思虑，
否则你就不会有动作
预见运动的方向是心灵最重要的功用。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心灵如何支配着肉体——它为肉体订下了动作的目标。如果没有努力的目标，只在不同时间激发起一些散乱的动作，这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心灵的功能在于决定动作的方向，所以它在生活中占着主宰的地位。同时肉体也影响着心灵，因为作出动作的是肉体。心灵只能在肉体所拥有的及它可能被训练发展出来的能力之内，指使肉体。比方说，假如心灵想要使肉体奔向月亮，那除非是它先发明一种可以克服身体限制的技术，否则它便注定要失败。
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善于活动。他们不仅活动的方式较多——这一点，可由他们手的复杂动作中看出——而且，他们也较能利用他们的活动，来改变围绕着他们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心灵中，预见未来的能力必将有最高度的发展；而且，人类也必会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正在有目的地奋斗，以增进他们在整个情境中所处的地位。
在每个人身上，我们还能发现：在朝向部分目标的各部分动作之后，还有一个可包含一切的单一动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要达到一种能使我们获得安全感的地位，这种感觉是：生活中各种困难都已经被克服，而且我们在环绕着我们的整个情境中，也已经得到最后的安全和胜利。针对这一目标，所有的动作和表现都必须互相协调而结合成一整体。心灵似乎是为要获得一个最后的理想目标而被强迫发展，肉体亦复如是，它也努力要成为整体。它还向一种预先存在于胚胎中的理想目标发展。例如，当皮肤擦破时，整个身体都忙着要使它再复元。然而，肉体并不只是单独地发展其潜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心灵也会给予帮助。运动、训练及一般卫生学的价值都已经被证实，这些都是肉体努力争取其最后目标时心灵所提供的助益。
从生命第一天开始，至其结束为止，其生长和发展的这种协力合作都一直继续不断。肉体和心灵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两部分，彼此互助合作。心灵有如一辆汽车，它利用它在肉体中能够发现的所有潜能，帮着把肉体带入一种对各种困难都是安全而优越的地位。在肉体的每种活动中，在每种表情和病征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标的铭记。人们各自活动，在他的活动中即有意义存在。人们动他的眼、他的舌、他脸部的肌肉，使得他的脸有一种表情、一种意义，而在此给予意义的，则为心灵。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心理学(或心灵的科学)真正是在研究些什么东西了。心理学的领域是：探讨个人各种表情中的意义，找寻了解其目标的方法，并以之和别人的目标互相比较。
在争取安全的最后目标时，心灵必须使其目标变得具体化，它要时时计算：“安全位于某一特定之点，我一定要走某一特定方向，才能接近它。”此时当然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十分固定的目标和方向，则根本不能有动作。当我抬头时，我心中必然已有这种动作的目标存在。心灵所选择的方向，事实上可能是有害的，但它之所以被选中，则是因为心灵误以为它是最有利者。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是选择动作方向时的错误。安全的目标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但是有些人认错了安全所在的方向，而其固执的动作，则将他们带向堕落之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种表现或病征，而无法认出它背后的意义时，要了解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将它依外形分解成简单的动作。让我们以偷窃的表现为例。偷窃就是把别人的所有物据为己有。首先，我们先看这种动作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使自己富有，并以拥有较多的东西，而让自己觉得较为安全。因此，这种动作的出发点是一种贫穷或匮乏之感。其次，我们要了解这个人是处于何种环境中，以及他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匮乏？最后，我们要看：他是否采取正当方式来改变这些环境，并克服其匮乏之感；他的动作是否都遵循着正确的方向；或他是否曾经错用了获取所欲之物的方法。我们不能批评他的最后目标，但是我们却可以指出：他在实现其目标时选择了错误的途径。
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其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心灵所启发。我们身体的发展则受到我们心灵的指导和帮助。总而言之，人类的表现中到处都充满了心灵的效用。然而，过度强调心灵的分量，却绝非我们的初衷。如果要克服困难，身体的合宜是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心灵参加控制环境的工作，以使肉体受到保护，免于虚弱、疾病和死亡，并避开灾害、意外及功能的损伤。我们感受快乐与痛苦、创造出各种幻想，以及认出环境之优劣等等能力，也都有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幻想和识别是预见未来的方法。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激起许多感觉，使身体随之而行动。个人的感情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肉体，可是它们却不受制于肉体，个人的感情主要是由个人的目标和他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显而易见，支配个人的，并不单单是生活方式而已。如果没有其他力量，他的态度并不足以造成病征。生活方式必须被感情加强后，才能引起行为。个体心理学概念中的新观点就是我们观察到：感情绝对不会和生活方式互相对立，目标一旦订下，感情就会为了要获得它而适应自身。此时，我们谈的已经不在生理学或生物学的领域之内了；感情的发生不能用化学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化学实验来加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先假设生理过程的存在，但我们更有兴趣的，却是心理的目标。我们并不十分关心焦虑对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我们要研究的是焦虑的目的和结果。
依照这种研究方向，焦虑不能被当做是由于性的压抑所引起的，也不能被认为是出生时难产所留下的结果。这种解释都太离谱了。我们知道：习惯于被母亲伴同、帮助、保护的孩子，很可能会发现：焦虑——不管其来源如何——是控制自己母亲的有效武器。我们也不以只描述愤怒时的生理状况为满足，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控制一个人或一种情境的工具之一。我们承认：每一种身体或心灵的表现都是以天生的材料为基础，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却在于如何应用这些材料，以获取既定的目标。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真正对象。
在每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感情是依照他获取其目标所必要的方向和程度而成长和发展的。他的焦虑或勇气、愉悦或悲哀，都必须和他的生活方式协同一致，它们适当的强度和表现，都能恰恰合乎人们的期望。用悲哀来达成其优越感目标的人，并不会因为其目标的达成而感到快活或满足。他只有在不幸的时候才会快乐。只要稍加注意，我们还可发觉，感情是可以随需要而呼之即来或挥之即去的。一个对群众患有恐惧症的人，当他留在家里，或指使另一个人时，他的焦虑感就会消失掉。所有神经病患者都会避开生活中不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征服者的部分。
情绪的格调也像生活方式一样的固定。比方说，懦夫永远是懦夫，虽然他在和比他柔弱的人相处时可能会显得傲慢自大，而在别人的护翼下时也会表现得勇猛万分。他可能在门上加三个锁，用防盗器和警犬来保护自己，而同时又坚称自己勇敢异常。没有人能证实他的焦虑感，可是他性格中的懦弱部分却在他不厌其烦地保护自己的行为中表露无遗。
性和爱情的领域也能提供类似的证据。当一个人想接近他的性目标时，属于性的感情必然会出现。为了要集中心意，他必须放开有竞争性的工作和不相干的兴趣，如此，他才能引起适当的感情和功能。缺少这些感情和功能——例如：阳萎、早泄、性欲倒错和性冷感——都是拒绝放弃不合宜的工作和兴趣所造成的。不正确的优越感目标和错误的生活方式都是导致这种异常的因素。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常常发现：他只期望别人体贴他，自己却不体贴别人；他缺乏社会兴趣；他在勇敢进取的活动中经常失败等倾向。
我的一个病人，一个在家中排行第二的男人，因为无法摆脱犯罪感而觉得痛苦万分。他的父亲和哥哥都非常重视诚实这种品质。这孩子7岁时，有一次他在学校里告诉老师：他的作业是他自己做的。事实上，那是他的哥哥代他做的。以后，这孩子即隐瞒其犯罪感达三年之久。最后，他跑去找他的老师，供认了他可怕的谎言，但老师只是一笑置之。接着，他又哭着去见他的父亲，第二次认错。这次，他更成功了，父亲深以他的可爱与诚实为荣，不但夸奖他，还安慰他。尽管父亲原谅了他，这孩子仍然非常沮丧。我们无法不下这种结论：这孩子为了这样琐碎的小事如此严厉地责备自己，是为了要证明他的诚实和严正。他家庭中高尚的道德风气，使他有在诚实方面超越别人的冲动。在学校功课和社会吸引力方面，他都自觉不如他哥哥，因此，他便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获取优越感。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更因其他各种的自卑而感到痛苦。他经常手淫，而且在学习中也没有完全戒掉欺骗行为。当他面临考试时，他的犯罪感总会逐渐增加。由于他过分敏感的良心，他的负担远比他的哥哥重，因此，当他想和哥哥并驾齐驱而又无法做到时，他便以此为脱身的借口。离开大学后，他计划要找一份技术性的工作；但是他强迫性的犯罪感却变得尖刻异常，他整天都需要祈求上帝的原谅，结果他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工作的时间。
后来，他的情况坏得使他被送到精神病收容所。在此，他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的病况却大有起色。在离开收容所前，院方要他答应：万一旧病复发，必须再回来入院。以后，他即改行攻读艺术史。有一次，在考期来临前的一个星期日，他跑到教堂去，五体投地拜倒在众人面前，大声哭喊道：“我是人类中最大的罪人！”就这样，他又再次成功地让别人注意到他的良心。
在收容所又度过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家里。有一天，他竟赤裸裸地走进餐厅去吃中饭！他是个身体健美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是可以和他的哥哥或其他男人一较短长的。
他的犯罪感是使他显得比其他人更诚实的方法，而他也朝此方向挣扎着要获取优越感。然而，他的挣扎却走上了生活中的旁门左道。他对考试和职业工作的逃避，给了他一种懦弱的标志和高涨的无所适从之感。他的各种病征都是有意地避开每一种能使他觉得被击败的活动。显然，他在教堂中的卧拜认罪和他感情冲动地进入餐厅，也同样都是用拙劣的方法来争取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做出这些行为，而他引发的感情也是完全合宜的。
我们说过，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间，个人正忙着构造他心灵的整体性，并在他的心灵和肉体间建立起关系。他利用由遗传得来的材料和从环境中获得的印象，并将它们修正，以配合他对优越感的追求。在第五年结束时，他的人格已经成形。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趋近目标的方式、他的情绪倾向等等，也都已经固定。以后它们虽然也可能改变，但在改变它们之前，他必须先从儿童期固定成形时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正如他以前所有的表现都和他对生活的解释互相配合一样，现在他的新表现也会和他的新解释密合无间。
个人是以他的感官来接触环境，并从其中获取印象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看出：他准备从环境中获取哪一种印象，以及他将如何运用其经验。如果我们留心他观察和谛听的方式，以及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事物，我们便会对他有充分的了解。这就是举动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一个人的举动可以显示出他身体器官所受过的训练，和他如何运用它们以选择他要接受的印象。一个人的举动是永远受制于意义的。
现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理学定义上再添加一点东西。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对他身体印象的态度，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人类心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造成的。不能配合环境而且也无法满足环境要求的肉体，通常都会被心灵当做是一种负担。因此，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心灵的发展上比其他人遭遇了更多的阻碍，他们的心灵也较难影响、指使并命令他们的肉体趋向优越的地位。他们需要用较多的心力并且必须比别人更集中心意，才能达成相同的目标。所以，他们的心灵会变得负荷过重，而他们也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儿童老是受到器官缺陷和行动困难的困扰，他们便没有多余的注意力去留心外界的事物。他根本找不到对别人发生兴趣的闲情逸致，结果他的社会感觉和合作能力便比其他人差许多。
器官的缺陷造成了许多阻碍，但是这些阻碍却绝不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如果心灵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则个人可能会和原先负担比较轻的人一样成功。事实上，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尽管遭受到许多困扰，他们却经常比身体正常的人有更大的成就。器官缺陷是一种能使人向前迈进的刺激。例如，视力不良的儿童可能因为他的缺陷而感到异常的压力。他要花费较多的精神才能看清东西，他对视觉的世界必须给予较多的注意力，他也必须更努力地区分色彩和形状。结果，他对视觉的世界却比不须努力注意微小差异的儿童有更多的经验。由此可见，只要心灵找出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方法，有缺陷的器官即能成为重大利益的来源。有许多画家和诗人都曾蒙受视力缺陷的困扰。这些缺陷被训练有素的心灵驾驭之后，它们的主人却比正常人更能运用他们的眼睛来达成多种目的。在天生惯用左手而又未被当做是左撇子看待的儿童之中，也很容易看到同样种类的补偿。在家庭里，或在其学校生活开始之际，他们会被训练运用他们不灵巧的右手。事实上，他们的右手是十分不适合于书写、绘画或作手工艺的。但是，假如心灵能被妥善运用以克服这种困难，我们相信他们不灵巧的右手必定会发展出高度的技巧，事实上也是如此。许多惯用左手的儿童都比正常人在书法、绘画和工艺方面更有技巧。找出正确的方法后，再加上兴趣、训练和练习，他们就能够将劣势转变成优势。
只有决心要对团体有所贡献而兴趣又不集中于自己身上的儿童，才能成功地学会补偿其缺憾之道。只想避开困难的儿童，必将继续落于他人之后。只有在他们眼前有一个可供追逐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达成又比挡在前面的障碍对他们更为重要，他们才会继续勇敢前进。这是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指向何处的问题。如果他们努力争取某种身外之物，他们自然会训练自己，使自己具有获得它们的能力。困难只是在通向成功之路上必须克服的关卡。反过来说，假如他们的想法只是担心他们不如别人，而没有其他目标，那么他们就不会真正有所进步。一只笨拙的右手是无法靠凭空妄想而变得灵巧的，它们只有通过练习才会变得较为灵巧。而达到此种成就的诱因，也必须比长期存在的笨拙所造成的气馁，更深刻地被人感觉到。如果一个孩子想要集中全力来克服他的困难，在他身外必须有一个他要全力以赴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以他对现实的兴趣对别人的兴趣以及对合作的兴趣为基础的。
我对患有肾管缺陷家族的研究，可以作为遗传性缺陷被转变运用的好例子。这种家庭中的孩子经常患有夜尿症。器官的缺陷是真实的，它可以从肾脏、膀胱或脊椎分裂(spina bifida)的存在中看出来。而腰椎附近皮肤上的青痕或胎记，也能使人看出他们的这一部位可能有此类缺陷。但是，器官的缺陷却不足以造成夜尿症。这种孩子并不是在他器官的压迫之下才患上夜尿症的，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利用着它们。例如，有些孩子在晚上会尿床，可是在白天却不会溺湿自己。有时，当环境或父母的态度改变时，孩子的这种习惯也会突然消失。假如儿童不再利用器官上的缺陷作为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那么除了心智有缺陷的儿童之外，夜尿症都是可以被克服的。
但是，患有夜尿症的儿童所受到的待遇，大都不会使他想克服它，反倒会想继续保留它。经验丰富的母亲能给他正确的训练，但假如母亲经验不足，这种不必要的毛病却会持续下去。在患有肾脏病或膀胱疾患的家庭中，和排尿有关的每件事情大多会被过分强调，因此，母亲很可能错误地用尽各种方法想消除他的夜尿症。如果孩子注意到这一点是多么受人重视，他就可能不愿治愈自己的疾病。它提供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表明他对这种教育的反对。假如孩子想反抗父母给他的待遇，他必然会找出他自己的方法，来攻击他们最大的弱点。德国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发现：在罪犯中，有相当惊人的比例是来自那些父母的职业是压制犯罪的家庭，如法官、警察、狱吏等。而教师的子女也常常特别顽劣难化。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常发现这些都是真的。我还发现：在医生的子女中神经病患者的数目，和传教士的子女中不良少年的数目，都相当惊人。同样地，当父母过分重视排尿时，儿童就有一条很明显的途径以表明他们已有自己的意志。
夜尿症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利用梦以引起适当的情绪来配合我们想做的行为。尿床的孩子常常会梦见他们已经起床并且走到了厕所。他们用这种方式原谅自己后，便理所当然地尿在床上。夜尿症所要达成的目的通常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使别人听从他，要别人在晚上也像白天一样地注意他。有时，这种习惯是一种敌意的表示，它是反抗别人的方法之一。不管是哪一个角度，我们都可看出：夜尿症实在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这种孩子不用他们的嘴巴而用他们的膀胱说话。器官的缺陷给了他一种表明自己态度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表现自己的孩子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下。通常，他们多是属于被宠惯后又丧失唯我独尊地位的一群。也许是由于另一个孩子的出生，他们发现他们难以再得到母亲的全部关怀。此时，夜尿症即代表了一种想向母亲更紧密接近的动作，虽然它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方法，它却有效地说：“我还没长得像你想象的那么大，我还要被照顾呢！”在不同的环境下，或在不同的器官缺陷下，他们便会采用其他的方法。他们也许会利用声音来建立和别人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到晚上便会哭闹不安。有些孩子还会梦游、做噩梦、跌下床或口渴吵着要喝水。然而，这些表现的心理背景都是类似的。病征的选择，一部分决定于身体的情况，一部分则视环境而定。
这些例子都很清楚地显示出心灵对肉体的影响。事实上，心灵不仅能影响某种特殊病征的选择，它还能支配整个身体的结构。对这个假设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明，而且要找出这种证明也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它的证据看来却似乎相当明显。如果一个孩子是胆小的，他的胆小便会表现在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不关心体格上的成就，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能达到这种成就。结果，他便不会采用有效的方法来锻炼他的肌肉，而且也拒绝接受通常会让人想锻炼肌肉的所有外来刺激。当对锻炼自己肌肉有兴趣的其他孩子在体格健美方面遥遥领先时，他却由于缺乏兴趣而落在他人后面。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可顺理成章地总结出：身体的整个形状和发展不仅受心灵的影响，而且可以反映出心灵的错误和缺点。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有许多肉体的表现是心灵无法找出补偿其困难的正确方法所造成的结果。例如，我们已经确知，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四五年间，内分泌腺本身也会受到心灵的影响。有缺陷的腺体对行为并不会有强迫性的影响，反之，整个外在环境、儿童想接受印象的方向以及心灵在他感兴趣的情境中的创造性活动等等，却能不断地影响腺体。
另外一个证据可能比较容易被了解并被接受，因为我们对它较为熟悉，而且它引起的是身体短暂的表现而不是固定的特质。每一种情绪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到身体上，每个人也都会将他的情绪表现在某种可见的形式中，也许是他身体的姿势或态度，也许是他脸部的表情，也许是他的腿或膝盖的颤抖。例如，当他脸色变红或转白时，他的血液循环必然已经受到影响。在愤怒、焦急或忧愁的状态之下，肉体都会说话。而肉体在说话时，都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当一个人处于他所害怕的情境中时，他可能全身发抖，另一个人可能毛发竖立，第三个人可能心跳加快，还有些人会冷汗直流、呼吸困难、声音变哑、全身摇晃而畏缩不前。有时，身体的健康状态也会受到影响，例如丧失胃口或引起呕吐。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情绪主要会干扰到膀胱的功能，对另一些人来说受影响的则是性器官。有些儿童在考试时会觉得性器官受到刺激；而罪犯在犯了罪之后，常常会跑去找妓女，或去找他们的女友，这也是众所皆知之事。在科学的领域中，我们看到许多心理学家宣称：性和焦虑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另外的心理学家却主张：它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的观点是依他们个人的经验而定的，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之间有关联，对其他人来说就没有。
这几种不同的反应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人。它们很可能被发现多多少少是由遗传得来的，而这些不同的身体表现也经常能给我们许多暗示，让我们看出其家族的弱点和特质，因为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可能作出非常类似的身体反应。然而，这里最有趣的事情是：观察心灵如何利用情绪来激起某种身体状态。情绪和它在身体上的表现告诉我们：心灵在一个被它解释为有利或有害的情境之中，如何作出动作和反应。例如，当一个人发脾气时，他总希望尽快地克服这种情绪，而他找到的最好方法似乎就是：打击、辱骂或诋毁另一个人。另一方面，愤怒也能影响身体器官，它使之僵止不动，或给予额外的压力。有些人在生气时，胃部会出毛病，脸孔也会胀得通红。他们的血液循环改变的程度甚至会使他们感到头痛。在偏头痛或习惯性头痛的后面，我们常会发现有异乎寻常的愤怒或羞辱。对某些人来说，愤怒还可能造成三叉神经痛或癫痫性的痉挛。
心灵影响肉体的方法，尚未完全被探讨清楚，所以我们也无法对它们作完全的描述。紧张的心情对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二者都能发生影响。只要一紧张，自主神经系统一定会有所动作。有些人可能会拍桌子、咬嘴唇或撕纸片，只要他一紧张，他必然会按照某种方式作出动作。咬铅笔或吸香烟也能作为发泄紧张的方式。这些动作告诉我们：他对自己所面临的情境已经觉得受不了了。他在陌生人中间会变得脸红耳赤、手足无措、肌肉颤抖，这也都是紧张的结果。紧张能经由自主神经而传至全身，因此，这种情绪发生时，人的整个身体都会处于紧张状态中。可是，这种紧张的表现并不是在身体的每一点都一样清楚，我们所讨论的病征，只在于其结果能够被发现之点。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检查，我们将会发现：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于情绪的表现之中，而这些身体的表现又都是心灵和肉体活动的结果。我们必须检视心灵对肉体和肉体对心灵之间的相互活动，因为它们二者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从这些证据中得到一个结论：生活方式和与其对应的情绪倾向，会不停地对身体发展施加影响。假如儿童很早就固定下他的生活方式，而我们本身又有足够经验，那么我们便能预见他以后生活中的身体表现。勇敢的人会把他的态度表现于他的体格中。他的身体会长得与众不同，他的肌肉较为强壮，他的身体的姿势也较为坚定。生活方式及其对应的情绪倾向对身体的发展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它可能是肌肉较为健美的部分原因。勇敢者的脸部表情也和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他的整个外形都会异于常人，甚至他骨骼的构造也会受到影响。
如今，我们很难否认心灵也能够影响大脑。病理学的许多个案显示：由于大脑右半球受损而丧失阅读或书写能力的人，能够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来恢复这些能力。有些中风患者，其大脑受损的部分已经完全没有复元的可能性，可是大脑的其他部分却能补偿并承担起整个器官的功能，这样，他的大脑的官能就可以恢复完全。当我们想证实个体心理学所主张的教育应用的可能性时，这件事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心灵能够对大脑施加这样的影响，如果大脑只不过是心灵的工具——虽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仍然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能找出发展或增进这种工具的方法。大脑生来便不合于某种标准的人，并不必在一生之中都无可逃避地受其拘束，他可以找出使大脑更适合于生活的方法。
将目标固定于错误方向的心灵——例如，未努力发展合作能力者——对大脑的成长就无法施加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有许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总显得好像缺乏智力和理解能力。因为成人后的举止能显示出他最初四五年间所建立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影响，而且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他的统觉表和他赋予生活意义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发现他所遭受到的合作障碍，并帮助他矫正其失败。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朝这门科学踏出了第一步。
有许多学者曾指出：在心灵和肉体的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关系。但是，他们之中却似乎没有哪一个人曾经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确实关系。例如，克利胥默(Kretschmer)曾告诉我们如何从身体的结构中，看出一个人是和哪一类型的心灵互相对应，这样，我们就能把大部分的人类区分成许多类型。比方说，圆脸、短鼻而有肥胖倾向，如恺撒大帝所说的：
我愿四周都围绕着肥胖的人，
有圆溜溜肩膀的人，能通宵熟眠的人。
克利胥默认为这样的体格和某些心理特征有关，但他却没有说明其间为什么会有关联。依据我们的经验，具有这种体格的人似乎都不会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身体非常适合于我们的文化。在体格上，他们觉得能和别人一较长短。他们对自己的强壮有充分的信心。他们不紧张，如果他们希望和别人竞争，他们也会觉得能够全力以赴。然而，他们却没有把别人当做敌人看待的必要，也不需要把生活当做是充满敌意般的挣扎。心理学中有一派把他们称为“外向者”，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如此称呼他们。我们认为他们是外向者，则是因为他们未曾因其身体而感到任何困扰。
克利胥默区分出的另一个相反类型是神经质的人。他们有些很瘦小，通常是高高瘦瘦，鼻子很长，脸型则是椭圆的。他相信这种人保守而善于自省，他们患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症。他们是恺撒大帝所说的另一类型：
卡修士有枯瘦而饥饿的外形，
他的计谋太多；这样的人很危险。
这种人很可能因为蒙受器官缺陷之苦，而变得自私、悲观、内向。他们要求的帮助也许比别人多，当他们觉得别人对他关心不够时，他们会变得怨恨而多疑。不过，克利胥默也承认：我们能发现许多混合的类型，即使是肥胖型的人也可能产生属于瘦长型的心理特征。我们不难了解：假如他们的环境以另一种方式加给他们许多负担，他们也会变得胆小而沮丧。通过有计划的打击，我们可能把任何一个小孩变成举止像神经质的人。
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便能从个人的各种表现中看出其与他人合作的程度。人们一直都在找寻这种暗号。合作的需要总是不断地压迫着我们，而我们也一直要凭直觉找出许多暗示，来指导我们如何在混乱的生活中更稳妥地决定自己的方向。我们知道：在每次历史大变革之前，人类的心灵都已认识到变革的需要，而努力奋斗着想要促成变革。然而，这种奋斗如果单靠本能来决定，便很容易犯错误。同样地，人们总是不喜欢有非常引人注意特质的人，例如身体畸形或驼背者。人们对他们虽然还不十分了解，可是却已经判断他们不适于合作。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不过，他们的判断也可能是以其经验为基础的。目前尚未发现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蒙受这些特质之害者的合作程度，他们的缺点因此而被过分强调，而他们也变成大众迷信的牺牲品。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总结。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间，儿童会统一其心灵奋斗的方向，而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他会采用一种固定的生活样式，及与之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它的发展包括了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合作。从其合作的程度，我们能判断并了解一个人。在所有的失败者之间，最常见的共同点是其合作能力非常之低。现在，我们可以给个体心理学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它是对合作之缺陷的了解。由于心灵是一个整体，而同样的生活样式又会贯穿其所有表现，因此，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必定会全部和生活样式调和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某种情绪很明显地引起了困难，而且违反了个人的利益，只想改变这种情绪是完全没有用的。它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正当表现，只有改变其生活方式，才能将之斩草除根。
在此，个体心理学对教育和治疗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指引。我们绝不能只治疗一种病征或一种单独的表现；我们必须在整个生活的样式中，在心灵解释其经验的方式中，在它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在它为答复由身体和环境接受到的印象而做的动作中，找出其错误所在。这才是心理学真正该做的工作。至于拿针刺小孩以看他跳得多高，或搔痒他来看他笑得多响，这些实在不宜称之为心理学。这种做法在现代心理学界中是非常普遍的，虽然它们事实上也能告诉我们某些和个人心理有关的东西，不过这也只限于提供足以证明固定而特殊的生活样式存在的证据而已。生活的样式是心理学最适当的主要题材和研究对象，采用其他题材的学派，其主要部分事实上都是充满了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内容。对那些研究刺激和反应的人，企图找出震惊经验所造成的效果的人，以及研究由遗传得来的能力如何发展的人，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灵魂本身，是统一的心灵。我们研究的是个人赋予世界和他们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他们努力的方向，以及他们对生活问题的处理方式。迄至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了解心理差异的最好方法，就是观察其合作能力的高低。
三、自卑感和优越感
个体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自卑情结”——似乎已经驰名于世了。许多学派的心理学家都采用了这个名词，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付诸于实用。然而，我却不敢断定他们是否确实了解或正确无误地应用了这个名词。例如：告诉病人他正蒙受着自卑情结之害是没有什么用的，这样做只会加重他的自卑感，而不是让他知道如何克服它们。我们必须找出他在生活样式中表现出的特殊气馁，我们必须在他缺少勇气之处鼓励他。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想要以自卑情结的有无来将某一个神经病患者和其他患者分开，是绝对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你正遭受着自卑情结之害”，这样根本无法帮助他增加勇气，因为这就等于告诉一个患头痛症的人：“我能说出你有什么毛病，你患有头痛症！”
有许多神经病患者如果被问到他们是否觉得自卑时，他们会摇头说：“不。”有些甚至会说：“正好完全相反。我很清楚，我比我四周的人都高出一筹！”所以，我们不必问他们，我们只需注意他们的个人行为。在他的行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采用什么诡计，来向他自己显示他的重要性。例如，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能猜测他的感觉是：“别人都瞧不起我，我必须表现一下，让他们知道我是何等人物！”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在说话时手势、表情过多的人，我们也能猜出他的感觉：“如果我不加以强调的话，我说的东西就显得太没有分量了！”在举止间处处故意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我们不得不怀疑：在他背后是否有需要他做出特殊努力才能消除的自卑感存在。这就像是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总要踮起脚尖走路以使自己显得高一点一样。两个小孩子在比身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会挺直身子并紧张地保持这种姿势，以便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高度要高一点。如果我们问他：“你是否觉得自己太矮小了？”我们却很难期望他会承认这件事实。
然而，这并不是说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一定是个显得柔顺、安静、拘束而与世无争的人。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有千万种，也许我能够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子笼前面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抖动的声音说道：“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不能向它吐口水？”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样式，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出他的感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这种感觉。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即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即便他不再认为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够改进他的处境，他仍然无法忍受他的自卑感，他仍然会努力设法要摆脱它们，只是他所采用的方法却不能对他有所助益。他的目标仍然是“凌驾于困难之上”，可是他却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多，因为造成自卑的情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也依旧存在。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都会逐渐将他导入自欺之中，而他的各种问题也会以日渐增大的压力逼迫着他。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动作，而不设法予以了解，我们会以为他是漫无目标的。他给我们的印象里，并没有要改进其环境的计划。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虽然像其他人一样地全心全力要使自己觉得顺当，可是却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举动都带有此种色彩。如果他觉得软弱，他会跑到能使他觉得强壮的环境里去。他不是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壮、更有适应能力，而是训练自己，让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壮。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觉得无法应付这类盘旋不去的问题，他可能会变成独裁的暴君，以此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他的自卑感仍然原封未动。它们依旧是旧有情境所引起的旧有的自卑感，它们会变成他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能称之为“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应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情绪便是自卑情绪。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眼泪和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绪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是会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争取优越感的动作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避开不谈。个人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苦心孤诣地要避免失败，而不是追求成功。他在困难面前会表现出犹疑、彷徨，甚至是退却的举动。
这种态度可以在对公共场所怀有恐惧症的个案中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病征表现出一种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面对它们。”当这种态度被坚决地执行时，个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待在床上不肯下来。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表现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对所有的生活问题都已经放弃了寻求解决之道，他表现出来的信念是他对改善自己的情境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当我们能懂得自杀必定是一种责备或报复时，我们便能了解在自杀中对优越感的争取。在每个自杀案件中，我们总会发现：死者一定会把他死亡的责任归之于某一个人。自杀者仿佛在说：“我是所有人类中最温柔、最仁慈的人，而你却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每一个神经病患者多多少少都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以避免跟整个情境的接触。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于他觉得能够主宰的环境之中。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筑起了一座窄小的城堡，关上门窗并远隔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至于他是用怒吼喝斥或是用低声下气来统治他的领域，则视他的经验而定，他会在他试过的各种方法里，选出最好而且能够最有效地达成目标的一种。有时候，他如果对某一种方法觉得不满意，他也会试用另一种。然而，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的目标却是一样的——获取优越感，而不是努力改进其情境。发现眼泪是驾驭别人最佳武器的孩子，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爱哭的娃娃又很容易变成患有忧郁症的成人。眼泪和抱怨——这些方法我称之为“水性的力量”(water power)——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的有效武器。这种人和过度害羞、忸怩作态及有犯罪感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自卑情结，他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在照顾自己时的无能。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所见的，则是超越一切、好高骛远的目标，和不惜任何代价以凌驾别人的决心。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在初见之下，即会表现出其优越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承认的自卑情结。所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事实上只是神经病患者“窄小城堡”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一个人如果不敢在外界随心所欲地应付其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么他也必须在这范围内设法解决他的性欲问题，这是不足奇怪之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因为他担心这时不能再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愿望是天生就有被实现的权利的，而他们也从不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在成年期的生活里，他们仍然牵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最能使他们安心依赖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我们在任何孩子身上都可能造成俄狄浦斯情结。只要我们让他的母亲宠惯他，不准他把兴趣扩展到别人身上，并让他的父亲对他漠不关心。
各种神经病病征都能表现出受限制行为的影像。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便能看到他犹疑的态度。他残余的社会感觉迫使他和同伴发生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鄙视，他对这种尝试的害怕，却和他的社会感觉互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词中便显得犹疑不决。在学校中总是屈居人后的儿童，在三十多岁仍然找不到职业或一直把婚姻问题往后延搁的男人或女人，必须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者，对白天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显现出他们有自卑情绪，它使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时无法获得进展。手淫、早泄、阳萎和性欲倒错都表现出在接近异性时，由于害怕自己行为不当而造成犹疑不决的生活样式。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害怕行为不当呢？”对这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成功目标订得太高了！”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科学是人类在改进他们的整个情境，在对宇宙作更进一步的探知，在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事实上，依我看来，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假如我们想象一位兴味索然的观光客来访问我们人类的星球，他必定会有如下的观感：“这些人类呀，看他们各种的会社和机构，看他们为求取安全所做的各种努力，看他们为了防雨而建造屋顶，为了保暖而穿上衣服，为了交通便利而修建街道——很明显地，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所有居民中最弱小的群体！”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弱小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的强壮，有许多种动物都比我们更适合于单独地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偿它们的软弱，并成群结队地过着群居生活，但是人类却比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发现的任何其他动物都需要更多及更深刻的合作。人类的婴孩是非常软弱的，他们需要许多年的照顾和保护。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人类中最弱小和最幼稚的婴儿，如果人类缺少了合作，便只有完全听凭其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假如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之道，他必然会走向悲观之路，并发展出牢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了解：即使是对于最喜欢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接近能够完全控制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中的三个现实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出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如何，奋斗总是要继续下去的，但是只有合作的人才会作出充满希望及贡献良多的奋斗，才能真正地增进我们的共同情境。
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我们生命的最高目标，这个事实我想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如果我们想象出：一个人或人类整体，已经抵达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我们必能想象到：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沉闷的。每件事都能够被预料到，每桩事物都能够预先被计算出来。明日不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机会，对未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寄望。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乐趣主要是来自我们缺乏肯定性。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都能肯定，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件事情，那么讨论和发现便已经不复存在，科学也已经走到尽头。环绕着我们的宇宙的只是值得述说一次的故事。曾经让我们想象我们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给予我们许多愉悦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幸好，生活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消耗净尽的。人类的奋斗一直持续不断，我们也能够不停地发现新问题，并制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新机会。神经病患者在开始奋斗时就已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停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的困难也在相对地增大。正常的人对自己的问题会怀有逐渐改进的解决之道，他能接受新问题，也能提出新答案。因此，他有对别人贡献的能力，他不甘落于人后而增加同伴的负担，他不需要，也不要求特别的照顾。他能够依照他的社会感觉独立而勇敢地解决他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的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独有的。它取决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它建立在个人的生活样式之中，并像他自己独创的奇异曲调一样地布于其间。然而，在个人的生活样式里，他并没有把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够简捷而清晰地看出来。他表现的方式非常含糊，所以我们也只能凭他的举止动作来猜测。了解一种生活样式就像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虽然是由文字组成的，但是它的意义却远比它所用的文字更多。我们必须在诗的字里行间推敲它大部分的意义。个人的生活样式也是一种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作品，因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习如何在其表现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欣赏生活意义的艺术。生活的意义是在生命开始时的四五年间确定的：确定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对整体不了解，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作出自己的解释。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绘于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的点。没有哪一个人对他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将之完整无缺地描述出来。他也许知道他的职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被具体化，抵达目标的途径也是千变万化的。例如，有一个人立志要做医生，然而，立志要成为医生也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他不仅希望成为科学或病理学的专家，他还要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特殊程度的兴趣。我们能够看出：他训练自己去帮助他的同类到何种程度，以及他限制住他的帮忙到何种程度。他把他的这种目标作为补偿其特殊自卑感的方法，而我们也必须能够从他在职业中或在其他地方的表现，猜测出他所欲补偿的自卑感。例如，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医生在儿童时期便认识了死亡的真面目，而死亡又是给予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人类不安全的一面。也许是他们的兄弟或父母死掉了，他们以后学习的发展方向，便在于为他们自己或为别人找出更安全、更能抵抗死亡的方法。另一个人也许把做教师当做他的具体目标，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教师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假如一个老师的社会感觉很低，他当教师的目的，可能就是想统治比他低下的人，他可能只有和比他弱小或比他缺乏经验的人相处时，才会觉得安全，才有优越感。有着高度的社会感觉的教师会平等对待他的学生，他是真正想对人类的福利有一番贡献。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提起的是：教师之间不仅能力和兴趣的差异非常大，他们的目标对他们的外在表现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当目标被具体化之后，个人即会调整其行为以适应他的目标。他整个目标的原型会在这些限制之下扶摇前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找出方法来表现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和他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他表面下隐藏的本质。一个人可能改变使其目标具体化的方法，正如他可能改变他具体目标的表现之一——他的职业——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其潜在的一致性，其人格的整体。这个整体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它总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按照各种不同的位置来安放它，那么每个位置都会给予我们不同的三角形的印象。但是，假如我们再努力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始终是一样的。个人的整个目标也是如此：它的内涵不会在一种表现中表露净尽，但是我们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绝对不可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些或那些事情，你对优越感的追求便会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极具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便无路可走了。”
我们不打算轻率地刻划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殊追求，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目标中却发现了一种共同因素——想要成为神的努力。有时，我们会看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按照这种方式表现他们自己，他们说：“我希望变成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理想，而在教育家中也有些人希望把孩子们教育得如神一般。在古代宗教训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圣。变成神圣的理想曾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在“超人”的观念之中。据说，尼采(Nietzsche)发疯之后，在写给史翠伯格(Strindberg)的一封信中，曾经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the Crucified)。发狂的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宣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能用无线电和整个世界联络并聆听他人所有的对话。变成神圣的目标也许会以较合乎理性的方式，表现在变成无所不知而拥有宇宙间所有智慧的欲望中，或在使其生命成为不朽的希望里。无论我们希望保存的是我们俗世的生命，或是我们想象我们能够经过许多次轮回，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人间来，或是我们预见我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永存不朽，这些想法都是以变成神圣的欲望为基础的。在宗教的训诲里，只有神才是不朽的，才能历经世世代代而永生。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的是或非；它们是对生活的解释，它们是“意义”；而我们也各自以不同的程度采用了这种意义——成为神，或成为圣。甚至于无神论者，也希望能征服神，能比神更高一筹。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一旦被具体化，个人便不会在生活的样式中犯错误。个人的习惯和病征，对达到其具体目标而言，都是完全正确的，它们都完美无疵。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病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性变态者，都采取了适当的行动，以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抨击自己的病征，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目标，就应该有这样的病征。在一个学校里有个男孩子，他是班上最懒惰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你的功课为什么老是这么糟？”他回答道：“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学生，你就会一直关心我。你从不会注意好学生的，他们在班上又不捣乱，功课又做得好，你怎会注意他们？”只要他的目标是吸引注意和使老师烦心，他便不会改变作风。想要他放弃他的懒惰是丝毫不可能的，因为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就必须这样做。这样做对他自己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变他的行为，他便是个笨蛋。另外，有个在家里非常听话，可是却显得相当愚笨的男孩子，他在学校总是落于人后，在家中也显得平庸无奇。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是他哥哥的生活样式却和他迥然不同。他哥哥又聪明又活跃，可是生性鲁莽，不断惹麻烦。有一天，人家听到这个弟弟对他的哥哥说道：“我宁可笨一点，也不愿意像你那么粗鲁！”假如我们能够了解他的目标是在避免麻烦，那么他的愚蠢实在是非常明智之举。由于他的愚蠢，别人对他的要求也比较少，如果他犯了错误，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看来，他不是愚笨，他是在装傻。
直至今日，一般的治疗都是针对病征而行。不管是在医疗上或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反对的。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作业总是做不好时，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想要在这些特殊表现上让他有所改进，那是完全没有用的。也许他是想使老师感到困扰，甚至是想使自己被开除从而逃离学校。假如我们在这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途径来达成他的目标。这和成人的神经病是正好相同的。例如，假设他患有偏头痛症(migraine)，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需要它们时，它们便会适逢其时地发作。由于他的头痛，他可以免于解决许多社交问题，每当他必须会见陌生人或作新决定时，他的头痛便会发作。同时，它们还使他有借口对他的部属或妻子和家属滥发脾气。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他会放弃这么有效的工具呢？从他现在的观点看来，他给予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机智的发明，它能带来各种他所希望的报偿。无疑，我们可以用能够震惊他的解释来“吓走”他的这种病征。同时，医药治疗也能使他在这一点上获得解脱，并使他难以再延用他所选择的特殊病征，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保留不变，即使是放弃了这种病征，他也会再选用另一种。“治愈”了他的头痛，他会再害上失眠症或其他新病征。只要他的目标依旧未变，他就必须继续找出新毛病。有一种神经病患者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甩掉他的病征，并毫不迟疑地再选用一种新的病征。他们变成了神经病征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展他们的收藏目录。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许多他们还没有机会一试的神经病困扰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探求的是他们选用某种病征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一般优越感目标之间的关联。
假如我在教室里要来一架梯子，爬上去，并坐在黑板顶端，看到我这样做的每个人很可能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去，或我为什么要坐在那么不雅观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因为除非他身体的位置高过其他人，他便会感到自卑。他只有在能够俯视他的学生时才感到安全。”他们便不会认为我是疯得那么厉害了。我用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来达成我的具体目标。梯子看来是一种很合理的工具，我爬梯子的动作也是按计划而行的。我疯狂的所在，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对优越地位的解释。假如有人说服我，让我相信：我的具体目标实在选得太糟，那么我便会改变我的行为。但是，假如我的目标保留不变，而我的梯子又被拿走了，那我会用椅子再接再励地爬上去。假如椅子也被拿走，我会用跳或运用我的肌肉来攀爬。每个神经病患者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选用的方法都正确无误——它们都无可厚非。我们需要让他们改进的，是他们的具体目标。目标一改变，心灵的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不必再用他旧有的习惯和态度，适合于他的新目标的态度会取代它们的地位。
让我举一位因为受到焦虑和无法与人交往的困扰，而来向我求助的30岁妇女为例。她因为在职业问题上总是无法获得进展，结果仍然要仰赖家庭供给生活所需。她偶尔也会从事些诸如打字员或秘书之类的小工作，但是由于命运不佳，她遇到的雇主总是想向她求爱，这让她感到烦恼，使她不得不离职。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一个职位，这次她的老板似乎对她毫无兴趣，结果她又觉得受到轻视，便愤而辞职了。她接受心理治疗已经达数年之久——我想，大约是8年左右——但是她的治疗却一直未能使她更容易与人相处，或让她找到能够赖以谋生的职业。
当我在诊疗她时，我追踪她的生活样式至童年时期的第一年。没有学会如何了解儿童的人，是不可能了解成人的。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非常美丽，而且被宠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她父母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因此她只要说出她的希望，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当我听到这些时，我赞叹道：“你像公主一样被服侍得无微不至啊！”“是呀，”她回答道，“那时候每个人都称我为公主！”我要求她说出最早的回忆时，她说：“当我4岁时，我记得我有次走出屋子，看到许多孩子在玩游戏。他们动不动就跳起来，大声叫道：‘巫婆来了！’我非常害怕，回家后，我问家里的老仆人，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存在。她说：‘真的，有许多巫婆、小偷和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到处跑。’”从此以后，她便很怕一个人留在房子里，并且把这种害怕表现在她的整个生活样式中。她总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离开家，家里的人必须支持她，并在各方面照顾她。她的另一个早期回忆是：“我有一个男钢琴老师。有一天，他想要吻我，我钢琴也不弹了，还跑去告诉我的母亲。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在此，我们看到她已经学会要和男人保持距离，而她在性方面的发展，也都遵循着避免发生爱情纠葛的目标而行。她觉得，恋爱是一种软弱的象征。在这里，我必须提醒读者，有许多人在卷入爱的旋涡时，都觉得自己很软弱。在某些方面看来，他们这样想是没有错的。当我们恋爱时，我们会变得很温柔，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兴趣也会为我们带来许多烦恼。只有优越感目标是“我决不能软弱，我决不能让人家知道我的底细”的人，才会躲开爱情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人总是要远离爱情，并且也无法接受爱情。你常常可以注意到：当他们觉得有坠入情网的危险时，他们便会把这种情况弄糟。他们会讥笑、嘲讽、并揶揄可能使他们坠入爱情危险的人。他们用这种方式逃避软弱的感觉。
这个女孩子在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也会感到自己的软弱。结果在她从事某种职业时，如果有男人向她求爱，她便会感到惊慌失措，除了逃避外再也无计可施。在她仍然未学会如何应付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相继去世，她的王朝也就垮了。她打算找她的亲戚来照顾她，但是事情可没有那么如意。过不了多久，她的亲戚便对她非常厌倦，再也不愿意给予她所需要的关怀。她很生气地责备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这样，她才勉强地免除掉孤苦伶仃的悲剧。我相信，假如她的家族都完全不再为她烦心，她一定会发疯。达成她优越感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强迫她的家族帮助她，让她免于应付所有的生活问题。在她的心灵中，她存有这种幻想：“我不属于这个星球。我属于另一个星球，在那儿，我是公主。这个可怜的地球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的重要性。”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她就要发疯了，可是由于她自己还有点机智，她的亲戚朋友也还肯照顾她，所以她还没有踏上这最后一步。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被送到我这儿来，她从7岁起，便开始偷窃，12岁起，便和男孩子在外面过夜。当她两岁时，她的父母经过长期激烈的争吵后，终于离婚了。她被她的母亲带到外祖母家里抚养，她的外祖母对这个孩子非常宠爱。当她出生时，她父母间的争执正处在最高潮，因此她的母亲对她的降临并不高兴。她从未喜欢过她的女儿，在她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当这个女孩子来看我时，我用友善的态度和她谈话，她告诉我：“我不喜欢拿人家的东西，也不喜欢和男孩子到处游荡，我这样做，只是要让我妈妈知道：她管不了我！”“你这样做，是为了要报复吗？”我问她。“我想是的。”她答道。她想要证明她比她的母亲强，但是她之所以有这个目标，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比母亲软弱。她感到她母亲不喜欢她，所以她饱受自卑情结之苦。她认为能够肯定她优越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到处惹事生非。儿童犯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经常都是出自于报复之心。
一个15岁的女孩子失踪了8天。当她被找到后，被带到少年法庭。她在那里编了一个故事，说她被一个男人绑架，他把她捆起来后，关在一间房子里达8天之久。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医生亲切地和她谈话，要求她说出真情。她对医生不接受她的故事觉得非常恼怒，便打了他一记耳光。当我看到她时，我问她将来想做什么事，并给她一种印象，让她觉得我只是对她自己的命运有兴趣，而且也能够帮助她。当我要求她说出她做过的一个梦，她笑了，并且说了这样的梦：“我在一家地下酒吧里。当我出来时，我遇见了我的母亲。不久，我父亲也来了。我要求母亲把我藏起来，免得让他看到我。”她很怕她的父亲，也一直在反抗着他。他经常惩罚她，她因为怕受惩罚，只好被迫说谎。当我们听到撒谎的案件，我们必须看当事人是否有严厉的父母。除非实情被认为富有危险性，否则谎言便毫无意义。在另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出：这个女孩子还能和她的母亲合作。后来，她告诉我：有人把她引诱到地下酒吧，她在里面过了8天。因为她怕父亲知道，所以不敢说出实情，但是同时她又希望他能知道这段经过，以使他屈居下风。她觉得自己一直被父亲压制着，只有在伤害他时，她才能尝到征服的滋味。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帮助这些用错误方法来追求优越感的人呢？如果我们了解：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那么这件事情就不是很难了。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便能设身处地同情他们的挣扎。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努力都指向了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一面。在每件人类的行为之后，都隐藏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所有对我们的文化有所贡献的泉源。人类的整个活动都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线——由下到上，由负到正，由失败到成功——向前推进。然而，真正能够应付并主宰其生活问题的人，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也能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他们超越前进的方式可以使别人也能受益。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正确的方向来对待人，我们便会发现要他们悔悟并不困难。人类对价值和成功的所有判断，最后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这是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共同之处。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各种要求，都是它们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合作。我们绝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缺乏社会感觉的人。神经病患者和罪犯也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拼命想替他们的生活样式找出合适的理由，和把责任推给别人等行动中看出来。可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向生活中有用的一面前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在合作中获取成功没你的份。”他们已经避开了真正的生活问题，而和虚无的阴影作战，目的是向他们自己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在人类的分工中，有许多可供安置不同具体目标的空间存在。我们说过，每种目标都可能含有少许的错误在里头，而我们也总能找出某些东西来吹毛求疵。对一个儿童而言，优越的地位可能在于数学知识；对另一个来说，可能在于艺术；对第三个来说，可能是健壮的体格。消化不良的孩子可能以为他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他的兴趣可能转向食物，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便能改变他的身体状况。结果他可能变成专门的厨师或营养学家。在各种特殊的目标里，我们都能看到：和真正的补偿作用在一起的，还有对某些可能性的排拒和对某种自我限制的训练。例如，一个哲学家事实上必须时时离开社会，才能思考，才能著作。但是假如其优越感目标中包含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它所犯的错误便不会太大。我们的合作需要许多不同的特点。
四、早期的记忆
个人企图达到优越地位的努力，是整个人格的关键，所以我们在个人心灵生活中的每一点都能看到它的影像。认清这一点，对我们了解个人生活样式有两个帮助。首先，我们可以任选一种行为表现来开始我们的研究。不管我们选的是哪一种，结果都殊途同归——它们都能显现出可作为人格核心的动机。其次，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变得非常丰富。每个字、思想、感觉或姿势都能有助于加深我们的了解。在考虑某种表现时，由于过分轻率所犯的任何错误，都可以用其他千万种表现来检查或纠正。除非我们把一种表现视为是整体的一部分来加以了解，否则我们便无法对其意义作最后的决定。然而，每种表现都述说同样的事情，每种表现都迫使我们趋向一致的答案。我们就像一群考古学家，搜寻着陶器的碎片、古代的工具、建筑物的断垣残瓦、破败的纪念碑、古本书籍的简叶，然后从这些残余物中推知业已毁灭的整个城市的生活。只是我们研究的并不是已经毁灭之物，而是人类内部结构的层面。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将其本身的意义，以连续的新表现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活动人格。
了解一个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所有的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学可能是最难学习和最难应用的。我们必须全神贯注，找出其人格的整体。我们必须心存怀疑，直至其关键要点已经昭然若揭。我们必须从细微小节中搜集灵感——例如从一个人进入房间的方式，他祝贺我们时握手的方式，他微笑的样子，他走路的姿态等等。在某一点上，我们也许会陷入迷魂阵，但是其他部分必定会马上纠正我们，或肯定我们。心理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的练习和合作的试验。只有我们真正对别人有兴趣，我们才能获得成功。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替他设想，他也必须尽他的力量来增加我们对他的一般了解。我们必须把他的态度和他面临的困难一并解决。即使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了解他了，我们也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对的，除非他也了解了自己。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不是全部的真理，它显示出我们的了解还不够。也许是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其他学派才会提出个体心理治疗从不谈论的“负转移和正转移”(negative and pos-itive transference)等概念。骄纵一个放任成性的病人，可能是一种简单的赢取他的好感的方法，但是这很明显地会加强他想驾驭别人的欲望。如果我们轻蔑地忽视他，我们可能很容易惹起他的敌意，他可能中止接受治疗，也可能希望我们道歉来证明他作风正确，并继续接受治疗。事实上，用骄纵或是用轻视都不能很好地帮助他，我们应该向他表示的，是一个人对其同类应有的兴趣。没有哪一种兴趣会比这种兴趣更真实、更客观。为了他自己的幸福，也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和他合作，来找出他的困难。记住了这个目标，我们便不会冒险等待令人兴奋的“转移”现象出现，或是摆出权威的姿态，或是将他置于依赖和不负责任的境地中。
在所有的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是他随身携带的，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境的意义的载体。记忆绝不是偶然的，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不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肯定是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极具重要性的事件。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地用这个故事来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于自己的目标，并按照过去的经验，准备用已经试验过的行为样式来应付未来。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人们如何利用记忆来调整情绪。如果一个人遭遇挫折，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过去失败的例子。假如他忧郁成性，他的所有记忆都会带有忧郁的色彩。假如他愉悦而富有勇气，他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记忆，他回想起的故事都是愉快的，它们能使他的乐观主义更为坚定。同样地，如果他觉得自己面临着难题，他会唤起各种记忆来帮助他调适好准备应付问题的心境。因此，记忆也能达到和梦一样的目的。有许多人在面临决定时会梦见他们曾经顺利通过的考验。他们把他们的决定看做是一种考验，而想要重新回到曾经使他们成功过的心境。在个人生活样式中的心境的变化，和他一般心境的结构和平衡，都遵守着同样的原则。患有忧郁症的人假如回想起他的成功和他的得意时光，他便不会再忧郁。他如果告诉自己：“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不幸的。”那他就会只选择能被他解释为不幸命运的事件来回忆。记忆绝不会和生活的样式背道而驰。假如一个人的优越感目标要求他感到：“别人总是在侮辱我。”他便会选择回忆能被他解释为侮辱的意外事件。只要他的生活样式发生了改变，他的记忆也会随之改变。他会记住不同的事情，否则他便会对他记得的事件给予不同的解释。
早期的回忆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它们显示出个人的生活样式的根源，及其最简单的表现方式。我们从中可以判断：一个孩子是被宠惯的还是被忽视的，他能和别人合作到何种程度，他愿意和什么人合作，他曾经面临过什么问题，以及他如何对付它们。在患有视力困难，而曾经训练自己要看得更真确的儿童的早期记忆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和视觉有关的印象。他的回忆可能一开始就说：“我环顾四周……”，他也可能描述各种颜色和形状。因行动困难而希望自己能跑能跳的儿童，也会把这些兴趣表露在他的回忆中。从儿童时代起便记下的许多事情，必定和个人的主要兴趣非常相近，假如我们知道了他的主要兴趣，我们也就能知道他的目标和生活样式。这件事实使早期的记忆在职业性的心理治疗辅导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此外，我们在其中还能看出儿童和父母，以及家庭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记忆的正确与否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代表了个人的判断：“早在儿童时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或：“在儿童时代，我便已经发现世界是这个样子了。”
各种记忆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他开始述说故事的方式，以及他能够记起的最早事件。第一件记忆能表现出个人的基本人生观，这是他的态度的雏形。它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见之下，便能看出他是以什么事件作为其发展的起始点的。我在探讨人格时，是绝不会不问其最初记忆的。有时候人们会回答不出，或宣称他们记不清哪件事情发生在先，但是这种表现本身就很富于启发性。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是不愿意讨论他们的基本意义，或是不想合作。一般而言，人们都是很喜欢谈他们的最初记忆的。他们把它当做是单纯的事实，而不会想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意义。很少有人了解最早的记忆，大部分人都会从他们的最初记忆中透露出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和别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看法。我们可以对最初的记忆做大量的探讨，因为其中浓缩大量的信息。我们可以要求一个班的学生写下他们的最早回忆，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解释它们，我们对每个儿童便有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我举了几个最早记忆的例子，并加以解释。除了他们的记忆外，我对这些人都一无所知——甚至他们是成人或是儿童，我也不知道。我们在他们的最早记忆中所发现的意义，应该是可以用他们人格的其他表现来检查的，但是现在我们只把它们作为训练之用，以加强我们推测的能力。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事情可能是真的，我们也必须能够拿一种记忆和另一种互相比较。尤其是我们应该能够看出：一个人所受过的训练是使他趋向合作，还是反对合作；他是勇气十足，还是胆小沮丧；他是希望受人支持和被人照顾，还是充满自信而能够独立；他是准备施予，还是只想接受。
一、“因为我的妹妹……”环境中的哪一个人在最早记忆中出现，是一件必须加以注意的重要事情。当妹妹出现时，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人曾经在她的影响之下，这位妹妹在他的发展上曾经投下一层阴影。我们通常会在他们之间发现一种敌对状态，就像他们是在比赛中互相竞争一样。我们也不难了解：这种敌对状态会使他的发展遇到许多困难。当一个儿童心中充满对别人的敌意时，他绝不会在和别人的合作中扩展对他人的兴趣。然而，我们的结论也不能下得太早，也许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也说不定。“因为我的妹妹和我是家庭中年纪最小的，所以在她长大到可以去以前，我也不能出去。”现在，敌对状态变得很明显了。我的妹妹妨碍了我！她年纪比我小，但我却不得不等待她。她限制了我的机会！如果这是这个记忆的真正意义，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个男孩或女孩会觉得：“我生活中最大的危险，就是有某个人限制我，妨害了我的自由发展。”这个作者可能是一个女孩子，男孩子似乎很少受到这种限制。“结果我们在同一天开始了。”站在她的立场，我们不认为这是对女孩子最合适的一种教育。它可能给她一个印象：因为她年纪较大，所以她必须等待她妹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女孩运用着这种解释。她觉得她是为了要顾全妹妹的利益而被忽视的。她会把这种忽视归罪于某一个人，很可能是她的母亲。假如她因此而更依恋她的父亲，想使自己成为他的宠儿，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妈妈告诉每一个人说：当我们第一天上学时，她感到多么的寂寞。她说：‘那天下午，我跑到大门口好几次，盼望着女儿们。我一直怕她们不会回来了。’”这是对她母亲的描述，这个描述显示出她的行为并不是非常理智的。这是这个女孩子对她母亲的看法。“怕我们不会回来”——很明显，这位母亲是很慈爱的，她的女儿们也都知道她的慈爱。但是，她同时也是紧张和焦虑的。如果我们能和这个女孩子谈谈，她可能会说出她母亲偏爱妹妹的更多事情。这种偏爱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最小的孩子总是很受宠的。从她的整个最初记忆，我可以总结出：这两姐妹中年纪较长的姐姐，因为妹妹的敌对而觉得受到妨害。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忌妒和害怕竞争的讯号。假如她不喜欢比她年轻的女性，也不是件什么奇怪的事。有些人在其一生中总觉得自己太老了，许多妒忌心较强的妇女都会觉得自己不如比她们年轻的女性。
二、“我最早的记忆是我祖父的葬礼。那是在我3岁时。”这是一个女孩子写的。她对死亡这件事存有很深刻的印象。这意味着什么呢？她把死亡看做是生活中最大的不安全，最大的危险。她从儿童时期发生在她身上的各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条原则：“祖父会死。”我们还可能发现：她是祖父的宠儿，他一直很疼爱她。祖父祖母几乎都是很疼爱孙儿们的。他们不像孩子的父母亲那样承担着教育孩子的责任，他们希望孩子们能依附他们，以证明他们仍然能够获得温情。我们的文化很不容易让老人家们感到自己有价值，有时，他们会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肯定自己的重要性——例如喜欢动怒等。在此，我们不难相信：当这个女孩幼小的时候，她的祖父非常疼爱她，他的宠爱使她对他产生深刻的记忆。当他去世时，她觉得受到严重的打击。“我很清楚地记得看他躺在棺材里。脸色苍白，全身僵硬。”我不认为让一个3岁的小孩看尸体是件明智之举。至少也应该让孩子先有心理上的准备。孩子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对看到死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永远无法忘怀。这个女孩子也没有忘掉。这样的小孩会努力设法消除或克服死亡的恐怖。他们的志向经常是要成为医生。他们觉得：医生所受的训练使他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对抗死亡。如果要求医生说出他的最初记忆，通常会包含有关于死亡的记忆。“躺在棺材里，脸色苍白，全身僵硬。”——这是对可见之物的记忆。也许这个女孩子是属于视觉型的，对观看世界特别感兴趣。“然后到了坟墓。当棺材放进墓穴后，我记得那些绳子从那粗糙的盒子下面给拉了出来。”她又告诉我们她所看到的事物了。我们更坚信我们的猜测了：她是属于视觉型的。“这次经验带给我很深的恐惧，以后每当提起我的任何亲戚、朋友或熟人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总会吓得全身发抖。”
我们又再次注意到死亡留给她的深刻印象。如果我有和她谈话的机会，我会问：“以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她可能会回答：“医生。”假如她回答不出或避开这个问题，那么我会给她暗示：“你不想当医生或护士吗？”她之所以说“到另一个世界去”，即是对死亡恐惧的一种补偿作用。从她的整个记忆中，我们得知：她的祖父对她非常好，她是属于视觉型的，而死亡在她的心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从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是：“我们都会死。”这当然是一件事实，但是一个人的主要兴趣却绝不会都在此，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三、“当我3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一开始，她的父亲便出现了。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女孩子对她父亲的兴趣远胜于对她母亲的兴趣。对父亲的兴趣是属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孩子最先总是对母亲比较感兴趣，因为在最初的一两年间，和母亲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孩子需要母亲，他依附着她，他的整个心灵活动都牵系在母亲身上。如果他转向父亲，母亲便失败了。因为孩子对他的处境已有所不满，通常这是更小的娃娃诞生的结果。假如我们在这篇回忆中看到有新娃娃出现，我们的猜测就对了。“我的父亲给我们买了一对矮种马。”孩子不止一个。我们必须注意另一个孩子。“他牵着马的缰绳把它们带来。比我大3岁的姐姐……”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解释了。我们以为这个女孩子是姐姐，事实上她的年纪却较小。也许她的姐姐是母亲的宠儿，所以这个女孩才会先提起她的父亲和两匹矮种马的礼物。“我的姐姐拿过一条缰索，牵着她的马，得意洋洋地在街上走着。”这是她姐姐的胜利姿势。“我的马紧跟着另一匹跑，它跑得太快了，我总是赶不上。”——这是她姐姐走在前头的结果！——“我趴倒了，它拖着我在地下跑。这次经验以兴高采烈为开始，却落得凄惨不堪的收场。”姐姐胜利了，她占尽了上风。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女孩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小心，我的姐姐就总是占上风。我会被她击败，被她打得趴倒在地。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前面领先。”我们也由此了解到：她的姐姐已经赢得了母亲，这就是她之所以转向父亲的原因。“以后，我的骑术虽然远超过我的姐姐，但是这丝毫弥补不了那次遗憾。”现在，我们的所有假设都已得到证实。在这两姐妹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竞争存在。妹妹觉得：“我一直掉在后头，我必须设法赶上。我必须超过其他人。”我曾经说过，年纪较小的孩子经常会有一个竞争的对手，而他们又一直想要击败他们的对手。这个例子就是这种类型。这个女孩子的记忆加强了她的态度，记忆对她说：“如果有人在我前面，我便很危险。我必须永远保持第一。”
四、“我最早的记忆是被我的姐姐带到宴会和各种社交场合。当我出生时，她大约是18岁。”这个女孩子记得她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在这份记忆中会发现她的合作程度比别人高。大她18岁的姐姐对她而言似乎是处于母亲的地位。姐姐是家里最宠爱她的人，姐姐好像曾经用很聪明的方式把这孩子的兴趣扩展到别人身上。“因为在我出生以前，我的姐姐是家中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她当然喜欢拿我到处炫耀。”这看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当一个孩子被拿来炫耀时，她所感兴趣的可能会变成“受人欣赏”，而不是奉献自己所能。“因此，在我还相当小的时候，她便带着我到处跑。对于那些宴会，我记得的唯一事情是：姐姐老是喜欢强迫我说话，例如‘跟这位小姐说说你的名字’等等。”——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方法。假如这位女孩子因此而患上口吃或产生言语上的困难，我们不必为此惊讶。口吃的孩子通常是因为别人过分注意他说的话。他承受不了压力，和别人无法自然地交谈，因而他会过分关心自己，并更加企图别人了解自己。“我还记得，我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回到家总会挨一顿骂，因此我变得很讨厌出门和别人交往。”我们最先的解释必须完全修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她最早记忆背后的意义是：“我被带去和别人接触，但是我发现那是很不愉快的。由于这些经验，从此之后，我便讨厌这一类的合作。”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即使到现在，她仍然不喜欢与人交往。我们可能发现：她对这些事情会感到不自在，她过分注意自己，她觉得必须炫耀自己，并觉得这种要求过分沉重。她被训练得要与众不同，而难以平易近人。
五、“在我的童年时期，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显著的。当我大约4岁时，我的曾祖母来看我们。”我们说过，祖父母通常都宠爱着他们的孙儿，至于曾祖母如何对待他们，我们尚未讨论过。“当她来看我们时，我们要拍一张四代同堂的照片。”这个女孩子对她的门第非常感兴趣。由于她这么清楚地记得她曾祖母的来访，以及和他们合拍的照片，我们可以推论出：她对家庭的依恋非常之深。如果我们说对了，我们会发现，她合作的能力很难超出她家庭圈子的范围之外。“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开车到另一个镇上去，当我们抵达照相馆后，我换了一件白色绣花的衣服。”也许这个女孩子也是属于视觉型的。“在我们拍四代同堂的照片以前，我和弟弟先合照了一张。”我们又看到她对家庭的兴趣了。她的弟弟是家庭中的一部分，我们很可能听到她和他之间更多的关系。“他坐在我身旁一把椅子的扶手上，手里握着一个亮亮的红球。”她又再次记起可见之物。“我站在椅子旁边，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的主要努力目标了。她告诉自己：她的弟弟比她更受人宠爱。我们猜测，当她的弟弟出生，并取代她最小和最受人宠爱的地位后，她可能觉得非常不高兴。“他们叫我们笑。”她的意思是：“他们想要使我笑。但是有什么值得我笑的？他们把我的弟弟摆上宝座，还给他一个亮亮的红球，可是他们给了我什么？”“然后拍四代同堂的照片。除了我，每个人都想摆出最好看的样子。我一点都没有笑。”她对她的家庭表示抗议，因为她的家庭待她不够好。在这个最早记忆中，她并没有忘记告诉我们她的家庭是怎么对待她的。“当要他笑的时候，我的弟弟笑得好甜。他好聪明。以后我便一直讨厌再拍照片。”她的回忆让我们领悟到我们大多数人应付生活的方式。我们得到一种印象后，总是喜欢用它来解释其他事情。很清楚，她在拍那张照片时觉得非常不愉快，以后便讨厌再拍照片。我们经常发现：当一个人讨厌某件事物，而要找出这种厌恶的理由时，他通常会从他的经验中挑选出某些东西来作为解释。这篇最早记忆给予我们关于作者人格的两个主要暗示。第一，她是属于视觉型的；第二，这一点比较重要，她对家庭依附很深。她最初记忆的全部情节都发生在家庭圈子里面。她很可能不适于社会生活。
六、“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在我大约3岁半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帮我父母工作的一个女孩子，把我们带到地窖里，让我们尝苹果酒。我们都很喜欢它。”发现地窖里面有苹果酒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那是一种探险的历程。如果我们现在就要先下结论的话，我们可以在两种猜测中选择其一。也许这个女孩子很喜欢遭遇新环境，在处理生活问题时充满了勇气。反过来说，她的意思也许是：有许多意志较强的人会引诱我们，将我们导向堕落之途。这个记忆的其余部分会帮我们作出判断。“一会儿以后，我们决心要再多尝一点酒，所以我们就自己动手了。”这是个有勇气的女孩，她想要独立自主。“过了不久，我的腿开始不听使唤，它们失去了走动的能力。因为我们把苹果酒都弄倒在地下了，所以地窖也变得潮湿不堪。”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禁酒主义者的产生！“我不知道是否是这次意外让我不喜欢苹果酒和含酒精的饮料的。”一件小的意外又变成了整个生活态度的成因。如果我们只凭常识想象，我们无法看出这种意外的分量是否足以导致这种结果。然而，这个女孩却私下里把它作为不喜欢酒类饮料的原因。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她是个懂得如何从错误中学习的人，她可能富有独立性，犯了错也能勇于改过。这个特征可以描绘出她的整个生活。她仿佛说道：“我犯了过错。但是当我发现过错时，我便改正它。”假如的确如此，她将是一种良好的典型：主动，在奋斗中充满勇气，改进自己的处境，并一直寻找着更好的生活方式。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只是在训练我们一种推测的艺术；在我们断定我们的结论正确无误以前，我们必须多看人格的许多其他表现。现在，让我们举几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从人格的各种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一贯性。
一个患有焦虑性神经病的35岁男人跑来找我。他只有在离开家时才觉得焦虑。他曾经数度勉勉强强地找到职业，但是，只要一进办公室，他便终日呻吟，直到晚上回家和他母亲坐在一起时才停止。当要求他说出最早记忆时，他说：“我记得4岁时，坐在家里靠近窗子边，看街上有许多人在工作，觉得很好玩。”他要看别人工作。他自己只想坐在窗子边看他们。假如改变他的心理状况，我们必须改变他不能和别人一起工作的想法。他一直以为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受别人帮助。我们必须改变他的整个人生观，责备他是毫无用处的。我们也无法用医药或切除分泌腺来使他悔悟。然而，他的最初记忆却使我们比较容易向他建议能使他感兴趣的工作。我们发现他患有重度近视，由于这种缺陷，他要非常注意才能看清东西。当他开始遭遇到职业问题时，他总是继续在“看”，而不是在“工作”。但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当他痊愈后，他开了一间画廊。他用这种方式在我们分工的社会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一个32岁患有歇斯底里亚性失语症的男人，也来请求治疗。他除了嗫嚅做声外，就说不出话来。这种情形已经有两年之久了，开始时是有一天他踩到香蕉皮，摔跤撞在出租车的玻璃窗上，他呕吐了两天，以后就患上偏头痛。无疑，他是脑震荡了，但是喉咙部分并没有发生机体上的变化，脑震荡并不足以成为他不能说话的原因。他完全说不出话达8天之久。他因这起意外事件而上诉法院，现在仍然纠缠不休。他把整个事件归咎于出租车司机，并要求汽车公司赔偿。我们不难了解：假如他丧失了某种能力，他在诉讼中所占的地位将有利得多。我们不必说他意图欺骗，因为他也没有大声说话的必要。也许他在意外事件之后，确实发现自己说话困难，以后他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必须改变的必要。
这个病人曾经找过一位喉科专家，但是这位专家却找不出什么毛病。要求他说出最早记忆时，他告诉我们：“我躺在摇篮里，来回晃荡。我记得看到挂钩脱了，摇篮掉下来，我也受了重伤。”没有人会喜欢摔跤，但这个人却过分强调摔跤。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摔跤的危险上，这是他的主要兴趣。“当我摔下来时，门打开了，妈妈惊慌失措地跑进来。”他曾用摔跤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力，此外，这个记忆还是一种谴责——“她没有好好照顾我”。同样的，出租车司机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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