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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中山学社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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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第二十五辑试读：

一、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2015年中山论坛述评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博大精深，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包括其生平、事业、思想、言行、历史地位、社会影响，等等，在国内外历来都受到高度关注。孙中山年谱、全集和各类资料，以及研究孙中山的论文、专著等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在大陆、台湾还是在国外，研究者队伍庞大，成果也堪称丰硕。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孙中山研究，并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值，就是当代学人的学术担当和学术自觉之所在了。

上海中山学社秉承这样的宗旨，积极开展孙中山研究。2015年的中山论坛，得到学社成员的积极响应，提交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的论文共计12篇。本文谨对这些论文作一简要的归纳和评析，以飨读者。一、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

根据学社征文要求，这次提交论坛的论文中，有5篇直接围绕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展开。

陆兴龙的《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认识》赞同学界共识，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个发展过程，从早期的“反满”，即“排满兴汉”这种汉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发展为“反清”“反帝制”，同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新的民族主义。陆兴龙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超越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夷夏之辩”，相对于章太炎、邹容等人极端的“排满”主张而言，孙中山显示出更多的理性，这是因为在他的理念中“蕴含两个源自西方制度思想的内涵”，即民族独立的国家意识和平等共处的国民意识。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即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全新意识。陆兴龙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他把反对帝国主义定为民族主义的新目标。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动荡加剧，外国侵略势力利用中国的政治乱局，扶植傀儡，制造边疆危机，中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特别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直接危害中国的和平统一。而外国在华租界、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卖身契”。鉴于这些认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必然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度。陆兴龙在梳理孙中山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归纳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三个特点：一是提倡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二是反对民族分裂，谋求国家统一；三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笔者认为，这在历史事实上和历史逻辑上都是十分贴切的。

郭绪印的《孙中山民族思想的现实意义》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发展的分析同陆兴龙可谓异曲同工。郭绪印更为明确地将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列为孙中山民族思想三个发展阶段的两个关节点，并且用“与时俱进的民族复兴梦”对其民族思想加以概括。显然，这是强调孙中山主观上具有爱国家、爱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理想与情怀，客观上受到社会局势演变和革命任务变化的催迫，因而其民族思想必然会有进步与发展。郭绪印的论文还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指出孙中山区分两种世界主义：列强的世界主义是用来压迫弱小民族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要强调民族主义；二是指出孙中山主张用“王道”反对“霸道”，恢复和弘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济弱扶倾，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对于列强要抵制；三是强调孙中山的“大中华民族”与“和平统一”的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海峡两岸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看来孙中山思想确实是个伟大的宝库，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应对现实问题的启示。

戴鞍钢的《孙中山的民族独立奋斗精神》，从孙中山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激发的奋斗精神，为我们揭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和无私的人格魅力。戴鞍钢指出，孙中山投身革命，“就是要结束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在中国的黑暗统治”。笔者觉得，以目标和动机的正义性来解释历史人物行为的合理性，这是在人物研究中作出价值评判的重要依据之一。戴鞍钢分析了1924年孙中山对北方时局的态度，孙中山对于表现出进步倾向的冯玉祥发动政变做出“积极的响应”，并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北上，谋求“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孙中山发表的《北上宣言》和在北上途中多次发表演说，强调要铲除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并认为这是中国和平统一和长治久安的前提。孙中山北方之行，是同奉系、皖系军阀作斗争的征程，既作出了和平统一的不懈努力，又大力张扬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理念。最后孙中山赍志以殁，在北京行次病逝，其为民族和平统一大业而奋斗的精神诚为可赞可叹。戴鞍钢所揭示的孙中山的奋斗精神，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郭绪印在上述论文中提到，孙中山了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宗法家长制形成的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的特点，认为各姓别家族可以结成很大的宗族团体，最后结成“国族团体”，就有力量抵抗外国的侵略。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丁凤麟的论文《略论孙中山的谱牒观》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阐述。丁凤麟认为，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一的家谱纂修及其功能，在思想上是认同的，并在行动上予以支持”。因为中山先生尊崇中国民间纂修家谱的传统，认为这是“励志合群”的举措，是中华民族“自治精神”的体现，是值得大力弘扬的难能之举。据丁凤麟收集的资料，孙中山应革命同志之请，曾作《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五修詹氏宗谱序》，在这些序文中，他把家谱的功能和意义提升到了实现民族主义的高度。在他看来，倘若每个家族皆能修纂“光大先烈”之谱牒，那么，“以亲亲之事”入手，不仅能“革民族相食之陋”，而且能实现“树天下一家之基”的远大理想。孙中山对于修纂谱牒的中国传统所赋予的新意，具有强烈的启迪性和感召力，民国时期众多有识之士纷纷仿效，如程潜的《沈氏四修族谱赠叙词》、方本仁的《周氏创修宗谱序》、张继的《武进梅里张氏续修家谱序》、牛公勋的《牛氏族谱修序》、刘名隅的《序大汑刘氏族谱》、路星海的《重修族谱序》，等等，无不着眼于“建树民族精神”“国族团结以之御侮”。这岂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发扬光大吗？

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俞慰刚则另辟蹊径，他的论题是《戴季陶对孙中山民族精神思想的传承、弘扬及现实意义》，他力图以戴季陶的思想和行状来反映孙中山的思想伟力。他认为，戴季陶是辛亥以后孙中山“十分器重和重用的年轻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虽然在联俄联共等问题上戴季陶与孙中山有严重分歧，但是直到孙中山去世为止，戴季陶都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关注着孙中山的理论思想，在孙中山去世之后，更以弘扬孙中山的思想为己任，做了大量工作。俞慰刚显然认为，戴季陶传承和弘扬了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所以从戴季陶入手，就可以从侧面“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论文以戴季陶早期民族精神思想的萌芽，说明其接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加以解说和宣扬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在孙中山去世以后戴季陶发表过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言论，俞慰刚认为，他很好地弘扬了孙中山的思想，并付诸到社会实践中去，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思想”。概括起来，其内容有五个方面：（1）民族自强；（2）民族传承；（3）民族自信；（4）民族差异；（5）中国各民族同根同源一家亲。笔者认为，俞威刚所归纳的这五个方面基本上符合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并且涵盖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具有强大的历史生命力和重要的当代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论文中所使用的概念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精神思想”、“民族独立奋斗精神”，等等，似乎内涵并不完全一样，但是通过对这些不同概念的阐述，从各个角度诠释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英国政治学家米纳格在《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的。”按照这个定义来看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显然，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民族自强精神，另一种是强权国家奴役和侵略其他国家的藉口。那么孙中山显然持有前一种民族主义，无疑是站在振兴中华的历史制高点上，用民族主义感召亿万民众，使其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力量源泉。这种民族主义是正义的、进步的民族主义，因而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努力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二、关于孙中山与其他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

孙中山是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结识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同志和事业上的同路人。对于孙中山与其他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研究，常常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于孙中山的认识。这是近年来孙中山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前景广阔、大有拓展余地的领域。本届中山论坛，这个方法和这一领域，同样受到论者的重视。除了上述俞慰刚论述戴季陶和孙中山的关系以外，还有廖大伟的《关于廖仲恺与孙中山关系的两个问题》、刘盼红和高红霞合写的《

邹鲁与孙中山关系研究

廖大伟不是泛论廖仲恺与孙中山关系，而是抓住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展开探讨。廖仲恺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的？廖仲恺心目中的孙中山是怎样的，有什么变化过程？廖大伟通过具体资料的分析，说明廖、孙关系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成中华革命党成立前，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中国国民党复名，及1922年以后四个阶段”。廖、孙之间，从相识、相知，到敬仰和信任，关系“层层加深”，到最后阶段，廖才成为孙“最亲信的人”和“最得力的助手”。廖仲恺“凭借了他的信仰和忠诚，凭借了他的才能和勤奋，但同时也是革命过程大浪淘沙的结果。孙中山之所以将廖仲恺引为知己，大事相派，出席相代，要职相委，同样也基于此。廖仲恺已经将对革命事业与对孙中山的忠诚与信仰合而为一。由此也证明了孙中山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

刘盼红和高红霞把邹鲁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划分为四个阶段：1911～1917年为初识阶段，1917～1921年为深层接触阶段，1921～1924年为协作阶段，1924年至孙中山逝世为准分手阶段。两人从最初的上下级关系逐步由浅入深，孙逐渐委以要职，孙中山是邹鲁在教育事业上施展才华的“伯乐”，邹鲁则是孙中山的“宣传助手”。除了上下级关系，两人还建立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方面，邹鲁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对孙中山及其思想敬佩不已，孙中山则对邹鲁的宣传才能很欣赏，因而两人具有相似性和互补性；另一方面，由于邹鲁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思想上与新三民主义背道而驰，所以一方面依然是孙中山的忠实助手，但是，按刘盼红、高红霞的说法，两人已经成为“思想上的敌人，行动上的朋友”，因此把这一阶段称为“准分手”阶段，其实这也预示邹鲁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刘盼红、高红霞的论文列有三张图表，分别罗列不同时期孙中山任命邹鲁的职务和任职国立广东大学期间邹鲁致孙中山的信函。通过资料的梳理，归纳成图表，清晰明了。以史料说话，肯綮有力。

邵雍、沈亮选择黎照寰为研究对象，旨在说明“孙中山有着独特的领袖气质、个人魅力与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该文说，黎照寰早年留学美国期间，初遇孙中山即被这位伟人所折服。论文描述黎照寰的人生轨迹，证明“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三民主义的笃信者与践行者”，“他在政治上的成长，从业道路的选择乃至亲朋好友的交往诸方面均有孙中山影响的因子在内”，同时“他的人生历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比较可贵的是，论文不仅引用了黎照寰发表的各种著述，而且引用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的有关黎照寰的资料（已辑录入《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与数据库建设研究》），如黎撰《六十四自述》，以及大量黎照寰致宋庆龄函。史学研究贵在追求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所以非常推崇采用第一手资料的做法，因为史学研究创新的基础往往就在于发掘出新的资料。以此而论，邵雍、沈亮的论文值得称许。三、关于孙中山的其他论题

史学研究离不开问题导向，即史学工作者往往从当代人关注的问题出发，去寻找历史借鉴。所以孙中山研究也常常随着研究者新的关注点的出现而提出新的课题。

本届论坛上，唐国良的《孙中山的浦东情缘》就以浦东区域发展为关注点，将浦东地区的先贤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浦东人士与孙中山的交往等等作了细致的梳理，具体罗列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如武昌起义后黄炎培电请孙中山回国、袁希洛出席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叶惠钧护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叶汉丞被任命为大本营技士、姚锡舟参与中山陵建造，等等。对孙中山建造东方大港的设想与浦东的关系、浦东为纪念孙中山而以中山命名道路学校等事例，也作了简明扼要的铺陈。总之，唐国良情系浦东，站在浦东的角度看历史伟人孙中山同浦东的关联，强调孙中山的浦东情缘，诚可谓用心良苦，却也实事求是。

严泉的《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理论透视与实践价值》体现了作者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关注。严泉认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汇聚了中西智慧。既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学说，又秉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和考试权就是中国特色的体现。论文说：“作为一位政治家，在对待中西政治传统时，孙中山的立场是非常理性务实的，较为重视历史经验与中国国情，而不是一味地重视政治宣传，作不切实际的制度设计。”论文围绕“五权宪法”思想的实践和这一政治体制在实践中的转型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涉及1928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训政”，实行“以党训政”；1936年5月5日颁行的“五五宪法草案”；抗战胜利后短暂的民主化进程；以及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论文指出：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乃是民主制衡的基本要求，而五权宪法却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关系，因而“五权宪法体制在大陆与台湾地区民主化政治实践中，最终还是演变为三权体制”。可见，论文既高度肯定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推动作用，又指出了中国国民党在政治实践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和种种偏差。

袁哲的《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认为，孙中山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所期望联合的政治势力”发生过四次变化。第一次是“当权汉族权臣”，第二次是“帝国主义势力”，第三次是“地方军阀势力”，第四次则是“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论文围绕第二次联合其他政治势力的努力，以英国外交部所藏档案为主要依据，通过分析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力求阐述孙中山试图联合英国势力，冀以推进革命和稳固政权的“革命方略”。“孙中山的英国之行，感受到英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漠视和隐约的敌意，也让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无法成为革命应该联合的政治力量。”论文以第一手的资料阐明，为了说服英国政府，孙中山曾经拿出最大的诚意，可是他的一腔热忱得到的却是“帝国主义国家默契的冷遇”。论文论述武昌起义后一段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揭示了孙中山赴英外交活动所遭遇的挫折，笔者觉得，如果结合本届中山论坛的主题，论文倒是可以说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度，乃是革命实践的必然。这一点显然是对上述陆兴龙、郭绪印观点的补充。

易惠莉为论坛提供的是《最新研究孙中山力作〈科学的人：孙文——思想史的考察〉介绍》，让我们了解到日本研究孙中山的最新成果。易惠莉逐章介绍了武上真理子新作的内容，涉及孙中山与医学、“实业计划”、“东方大港”、科学思想等诸多方面，认为其“研究视角是崭新的、独特的、充满个性的”。这部著作以“孙中山与科学”为主题，这个“科学”指称的是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孙中山并非科学研究者，而是一个好的“科学利用者”，在此基础上，他还“试图构建一套后人所谓的‘科学哲学’”。孙中山的科学观，原点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的“格物致知”，而是西式教育背景下接触到的英语词汇中的“科学”，而其终点，即“到达点”则是《孙文学说》提倡的“生元”，这个“生元”生命体的调和，形成有机的身体，无论国家、社会、人类的关系均是如此。据易惠莉介绍，该书中译本不久将在中国出版，相信很多读者会对此充满期待。

本届论坛重温孙中山的革命业绩，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正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当代价值的最好体现。（沈祖炜　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

试析孙中山1912年“社会主义”之主张

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先生言：“孙中山思想的主题建筑——三民主义，其思想资料有‘因袭’，有‘规抚’，‘规抚’又多于‘因袭’，(1)由此形成他特有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创获’。”陈先生之观点是基于对1923年孙中山所云“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的理解和诠释，事实上，“创获”的三民主义自其提出之日起(2)便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至今时间跨度已逾百年。在如此长的被提及和讨论的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和层面不可为不可观，然而缘于种种现实与历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研究便层出不穷，以至于“要想恰当认识孙中山自认以及同时代各方他指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常常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所以桑兵先生有鉴于此乃提出“凡此种种，表明用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的方法来研究孙中山的思(3)想政见，仍然大有可为”的观点。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主张研究中的不可回避的重(4)要部分，学者们从其内容入手进而在其性质上各持观点，然而与之(5)有悖常理却符合现状的是孙中山研究“繁荣有余，争鸣不足”，此般现象除去显而易见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以论带史——以论点、理论加诸史料——史海撷宜，以就其言挂一者何止漏万。笔者在爬梳孙中山有关“社会主义”言论的过程中发现，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即集中于1912年和1924年，而前者又较后者丰富。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主义”，期间发表了众多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而这些演讲有被后来者言之为“主观”甚至“空想”，这种以历史的结果作历史过程的解读，笔者认为有失得当。诚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主张不是完美的，同时也未必能够完全实现，但以国家建设的起点和归宿来考察，其主张同当时很多探索国家出路的言论一样，是一种学说和学问，它未必有益于时，但必有益于事。这需要立足于当时，同时需用长远的目光和联系起来的思来地看待民生主义本身以及“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

略览孙中山有关于“社会主义”言说，常有纠结复困于社会主义之于民生主义的关系。具体言，孙中山为何提倡社会主义？而在主张的过程中时人对其态度如何？这对孙中山的影响又是怎样？诸多问题，或显或隐，或明或暗，杂乱无序。本文仅将1912年孙中山“社会主义”言论作一剖析，以求教于学界。二、载籍规抚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29日，在各省联合会议上被十七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0日，在胡汉民、蔡元培等人陪同下于寓所会见了时任中国社会党部长的江亢虎。江亢虎讲述了社会党建党史，同时强调“今日鼓吹社会主义之必要”，孙中山就此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及看法：“余对此主义竭力赞成之。此主义向无系统的学说，近三五年来研究日精，进步极速，所惜吾国人知其名者已鲜，解其意者尤稀……余意必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因时制宜可耳。”江亢虎进一步谈到阅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后，觉得“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而孙中山则坦言，“不但此一端而已。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此一端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甚夥”，并将“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多种”，如《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等从国外带回的书籍赠予，希望社会党“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并且许诺“一(6)俟军事初定，吾辈尚当再作长谈”。在这段谈话中有趣的不仅是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身份认为需要鼓励和宣扬“社会主义”，而且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此外，江亢虎谈及民生主义而孙中山对之以“此一端较为易行，故先宣布”作应，从这点而言，此时孙中山有民生主义从属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倾向，他此时的思想中确实潜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再者，孙中山接见社会党人以及赠送此次回国所携带的书籍，今人虽不能窥其谈话全貌，实可断言此时的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关切。

次日，《申报》以《孙总统之政见》为题，刊载了对孙中山关于中华民国创建的时评。该时评作者认为“国犹舟也，大总统则航海师也”，而此时的中国是一破舟，要“由破而建设，惟总统任此重大之仔肩”。而此时“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最大的责任，倘(7)若“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该文虽是作者对孙中山在“东京锦辉馆之演说，摘其政见之大概”的评说，但也可以看到在中华民国即将成立的前夕，舆论对孙中山建设国家的思考和支持。

孙中山与江亢虎的对话载于1912年1月1日的《民立报》，以《大总统于社会党》的标题刊行。或许是对舆论在特殊日期炒作的不满，抑或就基于对内容本身的反对，报道旋即引来非难之声。宣布脱离同盟会而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章太炎，在其主编的《大共和日报》中刊载了其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的言论，云：“近年对于民生问题，颇有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者，在欧洲程度已高之国尚不适用，(8)何况中国？”章太炎的理由在于“社会主义”不适合当时之中国，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与《民立报》报道孙中山言论相争，但这却与孙中山希望社会党“刊为鼓吹”“社会主义”的意见相左。章太炎提出异议有民国初期党派之争的诱因，同时也有基于对当时国内条件理解不同的缘故。孙中山可能是政务的原因，在其担任临时大总期间没有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说或者言论，同样也没有对章太炎的言论给予正面的回应，但从蔡元培同年3月14日以专使身份到汉调查兵变之事，并于翌日早上回答《强国公报》记者问中可以间接地揣摩其一二分状况。记者问：“孙总统对于民国其功莫大，退职后政府将如何安置？”蔡元培答曰：“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常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9)孙中山于2月13日向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推荐袁世凯继任，作为记者自然会问及孙中山请辞后的安排和打算。而从蔡元培的推测看，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虽与社会党实际接触上较少，但在思想上的共鸣应为不少。孙中山明确提出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中较为容易实行的一项内容，然而，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三者的出现，究竟他们有何不同？又存在怎样的联系？由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未有更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故实难明了，但在其请辞得到批准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几乎逢人必讲“社会主义”，这就为理解民国初期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便利。三、因袭融通

1912年3月31日，南京同盟会本部会员召开大会公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借“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向本部会员阐释解职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需要和大家一起去做的事。他认为，如果革命后仍会产生专制，那么“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并由此延伸至同盟会的三大主义，认为同盟会所主张的“三大主义”中“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致力的，即在(10)此事”。

孙中山在此次演讲中引入英美诸国的社会现状提醒大家说，“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还有甚些”。因此他认为惟有在当下中国社会革命较容易的时候着手，倘若“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借用外债的两种办法。他指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而“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在考虑到“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以发展生产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因而他主张应借资本发展生产力，但同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乘此以出是也”。为此要“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11)策，亦即此事”。此次演说，孙中山意在说明其信仰和遵从的三民主义，尚有民生主义未完成，而欲完成民生主义势必行社会革命。然而社会革命以革新当时之社会而造将来之社会，故需要实行平均地权、借用外债，可是他又担心产生诸如欧美之贫富差距、资本垄断等社会问题，为预防中国重蹈欧美国家的覆辙，因此他认为中国必行“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孙中山此时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一种补充和完善，而社会革命则是实现民生主义的手段，具体方法是平均地权、借用外债。

4月4日下午，孙中山在上海接见《文汇报》记者，重申中国“政治革命现今已告成”，但“政治革命虽告成功，犹未能谓余之目的(12)已达也”，为此孙中山“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这次谈话中孙中山申明自己“实一完全之社会党，颇信服亨利乔治主张之学说”，但考虑到中国与“英国及欧美各邦”不同在于“富源大都未曾开辟”。基于此，孙中山提出“今后拟以改革之纲领，普传于全国。未复论及中国之财政，谓中国国民实已贫困，故新政府对于铁路、轮船及种种大商业国有问题，将加意办理”。而“社会革命事体重大”且“非一二年可收效，须有百年之功”，因此“非倚赖武力可以成事”(13)只能用“和平之方法推进之”。孙中山在此次谈话中已明确表明了自己关于社会革命的内容的初步规划。次日，他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的座谈中进一步指出：“平生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功，此后中国将采用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同时还认为在“筑造铁路，使内地与各口岸航线链接，实为入手要图”。在谈话中记者问及是否会去海外动员外国资本家投资实业以及造铁路及航业，孙中山认为国内的实业可以依靠团体筹款，而铁路航业则须有同外国资本组建联合(14)公司，待一定期限后将属于共和政府。显然，两次密集的谈话表露出孙中山对于社会革命的和平方式的初步思考：一方面，较之欧美诸国，中国的社会革命将以和平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在使国民生计优裕而采用“社会主义”的同时，可以有分别地利用国内民间资本及国外资本。由两者而言，发展实业可以等同于社会革命。

4月10日，孙中山在武汉各界欢迎会上进一步阐述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思考。孙中山从观察欧美社会现状的诸多问题入手，认为欧美发展的失误在于“以为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于社会事业”，因此产生了无良心的资本家。“倘欧美早百年注意社会问题，而今日补苴罅陋之政策可不发生”。“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富革命，拥护国利民富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富，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此次演讲，孙中山对工人罢工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世间颇误认同盟罢工为社会主义，而实非也。罢工一事，乃无法行其社会主义而始用之，以发表其痛苦，非即社会主义也。”并希望在(15)社会革命着手伊始，“各团体复以其一致之精神，从事斯业”。孙中山认为社会革命是为了使今日不再有流血之革命，“非谓今日再将(16)流血，实谓今日及早预防，莫再令其流血耳”。此次演讲是对社会革命和平方式的进一步充实，而较之前的言论最大的不同在于明确提出了工人联合罢工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质，而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其痛苦。此时，笔者虽无法判断孙中山是否已经阅读了马克思著作，但这已是“可思马克思之意，不可用马克思之法”的前奏。

期间，孙中山倡导社会革命极为热切，以至于在武汉与初次见面(17)的黎元洪便“畅谈民国建设政要及社会革命之手续”，向黎讲述自己有关社会革命内容与方式的思考。4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于16日、17日分别在上海同盟会和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继续鼓吹“社会主义”。他提出“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民生主义者，非以社会主义之不能完全”，“仆之宗旨在(18)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孙中山在这两次演讲中提到了时人对其演说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甚至民生主(19)义的争论和非难。孙中山基于民生主义而提倡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言论，在这两次演说中得以将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进行总括性的概述，直指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天然的联系，这显然是孙中山对社会舆论的一次直接回应。鉴于各种分歧和争论，孙中山在接下来演说的内容也作了较大的调整，着重阐释了他对社会革命方式和内容的设想和设计，即“当脱离政界关系”，“此后即专(20)心致志，办理实业”。后来在与社会党接触的过程中，孙中山则直接以“弘道致远，我道为不孤矣”表达了在提倡“社会主义”上的(21)无奈与欣慰。因此，面对政党他仍然将“社会主义”作为演说的重要内容，而对于非政党则言实业，这种调整也是他思想和言论趋于理性的表现。四、初步创获

在1912年的下半年，孙中山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演说中，目前所见仅有两次。一次是9月在北京共和党欢迎会的演说，另一次则是在10月上海社会党党员大会的专题演讲。前者可视为是与黎元洪在武汉会面畅谈国家建设与社会革命的继续，因为该党的理事长正是黎元洪；也有孙中山调整演说对象与内容的考虑，希望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鼓吹在政党领域得到认可。此次演讲是孙中山调整后的选择性演说，他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和共和党完全具有政党能力，希望发挥政党作用，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以固民国富强之(22)基。此时的孙中山依然坚信“社会主义”能使国强民富，并以基石视之，可见他更加笃信“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后者，在上海社会党党员大会的演说，持续三日，可谓是孙中山提倡一年之“社会主义”主张的总结及其创获的阐述。孙中山考察中外社会发展，国外社会主义学说的演进与“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等诸层次，认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而“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23)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诚然，“社会主义虽为拯救社会疾苦之学说，其希望见诸实行，乃必根据经济学之分配问题而(24)(25)研究也”，因此“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他总结了亨利·乔治和马克思学说，认为“二氏之学说，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其一分子之利益……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之原理，而从(26)根本上以解决也”。并且指出：“研究土地支配之方法，即可得社会主义之神髓”，而“规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税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27)之政策”。对此，孙中山抱有极大之乐观，认为“鼓吹一种和平完(28)善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的方式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使得“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进而“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29)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的愿望必然得以实现。孙中山此次演说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内容、方式和作用较系统地进行了阐述，而其中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在上述内容的思考(30)和创获则更值得我们关注。五、结语

1912年，孙中山通过演说证明自己“实完全社会家也”“实一完全之社会党”的认同。纵观孙中山近一年的“社会主义”言论，整体表现是主义之下的内容在不断地具体化，如逐渐涉及铁路建设、土地等具体问题，这为实业计划宏图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孙中山建构民生主义时援用“社会主义”学说，在处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时有不同的表述，但总体而言，他鼓吹“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民生主义，即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民生主义。从这点而言，“社会主义”是作为民生主义的一种补充而被提倡。然而在演说的过程中孙中山又常将“社会主义”同民生主义等同视之，其中除希望得到一定政党的支持外，尚是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处于初识的学理阶段，理论认识尚待完善。此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是基于其自身经验采诸家之说的诠释，可以说这种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学问或学理。学问、学理是可以讨论的，它可以成为政府主导的内容，也可以是政党努力的政策，甚至也可以仅仅是少数人认同的一项主张。诚如孙中山1912年在广州岭南学堂由革命而言及建设时所说“益见非学问无以建设”(31)，它未必能收立竿见影的成效。学问、学理的倡导未必要有益于时，但这必然有益于今后的事业建设。此外，因讨论甚至争论所引发的社会反应，诸如支持者、误解者，甚至反对者的言论，成为促使孙中山不断细化和深化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正是对这一社会反映的具体回应。

民国草创，孙中山不希望它走欧美诸国的旧路，然而环视全球亦无成例可循。而此时不管是否具有民国总统光环，但作为一名爱国者，他的答案是完成三民主义——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只有民生主义尚未完成，因而极力主张民生主义。而其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或思想，套用陈旭麓先生的话，“因袭—规抚—创获，是人类文(32)化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因此，正如民族、民主“规抚欧洲之学”一样，民生主义既是“规抚欧洲之学”的“社会主义”，又因袭“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和“本又有一社会政策”(33)，而逐渐创获孙中山特有的民生主义。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很可以令我们猛省，知道实行这种主义，必要有各种的研究。不是随便拈出几句话头，鼓吹鼓吹，就有希(34)望的。”而孙中山此时的民生主义便是这种“必要有各种的研究”之一。（章扬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熊飞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1) 陈旭麓：《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陈旭麓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2) 王杰、杨新新将民生主义的探讨分为：辛亥前民生主义之探讨、民国年间民生主义之研究、1949年之后民生主义之拓展三个阶段。参见其文《孙中山民生主义学术回眸》，“辛亥革命与民族振兴”论坛交流材料。(3) 桑兵：《提升孙中山研究的取经》，《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4) 沈渭滨在其文《“民生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一》中检视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本世纪初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5) 马敏、王杰等：《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归与前瞻》，《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6) 黄彦、萧润君主编：《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应在中国广为鼓吹社会主义：在上海与江亢虎的谈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7) 《记孙总统之政见》，《申报》1911年12月31日，第3版。(8) 《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5日。(9) 《蔡代表在汉一席话》，《申报》1912年3月20日，第2版。(10) 《孙中山先生饯别会之演说词》，《共和言论报》1912年第1期，《演说》，第75页。亦可参阅黄彦、萧润君主编：《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个别字词略异，本文援引均以前者为准。(11) 《孙中山先生饯别会之演说词》，《共和言论报》1912年第1期，《演说》，第76～82页。(12) 《西报记孙逸仙之革命谈》，《时报》（二）1912年4月5日。(13) 《孙中山将从事社会革命》，《申报》1912年4月5日，第3版。(14) 《孙中山与西报记者之答语》，《申报》1912年4月6日，第3版。黄彦、萧润君主编：《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广东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3页。(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下称《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2～333页。(16) 《中山先生社会革命谈》，《申报》，1912年4月15日，第3版。(17) 《鄂垣欢迎孙中山续志》，《申报》，1912年4月14日，第3版。(1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7～341页。(19) 相关争论可以参见杨天石：《杨天石近代史文存·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34页。(2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1页。(21) 黄彦、萧润君主编：《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复中国社会党崇明支部地税研究会告无暇往演讲函》，第55页。(2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0～442页。(2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24) 黄彦、萧润君主编：《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第123页。(25) 同上书，第120页。(2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5页。(27) 同上书，第522页。(28) 同上书，第509页。(29) 同上书，第523页。(30) 笔者限于能力，未对孙中山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相关成果可参见敖光旭：《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林家有、黄彦等：《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2页等。(31) 黄彦编：《孙中山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32) 陈旭麓：《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陈旭麓学术文集》，第323页。(33) 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号，第259页。(34) 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号，第260页。

略论孙中山的谱牒观

在历代爱国志士群中，孙中山先生堪称最为耀眼的人物，关键在于他处于中国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高举革命排满，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旗帜，勇于推陈出新，终于将皇权专制的中国推到了实现民主共和的历史新阶段。

中山先生的推陈出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推陈”不是盲目、简单地否定“陈”，而是在因“陈”的基础上“开新”，使他开出的“新”，更具有切合中国实际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关于这一点，学术界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索与阐述。笔者精力和水平有限，仅从中山先生的谱牒观着眼，做一些粗浅探求。一

笔者近年有幸参与了上海图书馆发起并组织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的工作，具体承担中国家谱序跋卷的编纂整理。在编纂过程中，发现了中山先生生前为战友写就的家谱序言及有关资料，从中体会到中山先生独具特色的谱牒观，颇受教益。

中山先生谱牒观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我认为在于给中国传统的家谱赋予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意。众所周知，家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天下出现后，逐步形成的以记载家族血脉传承的历史文献，在正常状态下，二三十年纂修一次，旨在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使子孙后代不忘本源，更好地继往开来，光宗耀祖。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一的家谱纂修及其功能，在思想上是认同的，并在行动上予以支持。比如，1920年4月上旬，他接到“从余治军有年”的革命同志阚兰溪为其阚氏家谱作序的恳请，“欣然”首肯。首先将其“新纂谱稿”认真阅读一遍，方才书写下《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一文掷还。在这篇谱序中，中山先生首先回顾了合肥阚氏的家族历史，指出他家乃“古蚩尤之后裔”，充分肯定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首创开矿铸械之法”；而且阚氏子孙，“历代多好义尚武之士”、“修文讲武”、“皆能不失其远祖蚩尤氏雄迈忠实之流风”。对于阚兰溪偕其族人“新纂谱稿”的举措，中山先生也“欣然嘉许”，并明确对他们说：“励志合群二事，吾民族首要之方针也。今诸君一心以改良风俗为任，注意教育，组合群力，皆为民治最优秀根柢，又能守其祖先发愤自雄百折不挠之心志，以出而效力于国家，则将来阚氏之立功业于宇内，著勋绩于史册，必能接踵而起，为世钦仰。余不禁睪然望之，而愿有所助力(1)尔！”在这篇序文中，中山先生尊崇中国民间纂修家谱的传统，认为这是“励志合群”的举措，闪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治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值得大力弘扬。

如果说，这篇《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主要显现中山先生谱牒观中尊崇传统的一面，那么，他在1923年初应邀为革命战友詹大悲家族撰写的《五修詹氏宗谱序》中，则将家谱纂修的意义和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体现出中山先生谱牒观开新的一面。在这篇谱序中，中山先生从“欧政使国与民相系而不离”的原则着眼，明确指出：“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存，以共趋于极治之域。今欲甲乙或丙无强弱不更为敌，异昔之人相食，则必先使之各去敌意而互谋亲爱。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余稽詹氏先代时，有人能为天下之人尽瘁，今兹家乘之作，其将于是萃族人谋所以光大先烈者，而姑以亲亲之事为犒矢也。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益惟是。若是，固亦吾同志无尽之责也，愿共勉之。余尤愿贵族诸君子闻余言而皆有(2)所以共勉也。”

显而易见，中山先生不愧为高举三民主义旗帜改造中国的伟大革命先行者，他将家谱之功能和意义提升到实现民族主义的高度。在他看来，倘若每个家族皆能修纂“光大先烈”之谱牒，那么，“以亲亲之事”入手，不仅能“革民族相食之陋”，而且能实现“树天下一家之基”的远大理想，并将这一理想视为“吾同志无尽之责”。二

中山先生将纂修家谱视为实现民族主义理想之重要环节的谱乘新义，具有很强烈的启迪性和感召力，为民国时期的众多有识之士所传承，并得到进一步阐扬。比如，1936年春，奉命“出巡百粤”的程潜，在其《沈氏四修族谱赠叙词》中明确指出：“人相群而成社会，社会相群而成国，故国以民为本。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厘定学说，手创三民主义，亦先决民族。原以观察姓族上固定之习惯性，有最好之观念点、亲近性、团结力，相信民本无乖，基本是肇，以而合乎族。族麇至，则是类。以类聚群，策群力，建筑良好之民族国家，理势必然……况革命尚未成功，当抑可以从斯谱而更加团结。(3)其不愧为建树民族精神，党国之幸有可必也。”又比如，民国政府主政湖北的方本仁，于1932年在《周氏创修宗谱序》中提出：“余三十年来，两续家谱。诚以谱者，吾国家族制度精神之所寄，虽义在敬宗收族，序昭穆而别尊卑长幼，敦于一家之孝友，而兴让兴仁，效可及于全国，有未可随专制政体以俱废者。”他在将家谱同专制政体严加切割的同时，还依据自家的修谱实践体悟到：谱乘可以“挽回一世之颓风，使一族倡之，百族和之，则举世之人，将咸知以爱一家一族之心推而爱国，治平可以立致，孰谓家族制度之无补于民族主义(4)哉？！”再比如，民国要员张继在其《武进梅里张氏续修家谱序》中，也明确指出：“立国于天地之间，其能维系久远，虽遘变故而卒能使其民追维先烈，起而光复，以自保其族类；而不同野蛮生番矇然不自知其先世之历史，而受人宰割，不知所以振兴，日沦于奴隶，万劫而不能复者；无他，文与野之分，有史与无史之别也。惟家亦然……中山先生揭橥民族主义，特谆谆赞誉我人民之宗族观念，使发(5)扬为国家观念，以恢廓我民族精神者，亦良由于是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更将中山先生的谱乘新义注入增强民族团结、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新命题。比如，抗战前夕，牛公勋在其《牛氏族谱修序》中大声疾呼：“迩者外患日亟，谋国者盛唱国族团结以之御侮。家族者，国族单位也。国家之富强基于斯，民族之精神寓于斯。弱肉强食天演公例，岁不我与，稍纵即逝。此时此事，不但吾牛氏亟宜联合一致，四万万同胞盍兴乎来！”基于此，他依据“国族团结以之御侮”的原则，强调“此吾谱之所以叙修，而不容稍(6)(7)缓也。”又比如，刘名隅在其1932年书写的《序大汑刘氏族谱》中，目睹“我国日受列强之侵略，岌岌乎有种族灭亡之忧”的严酷情势，提出“何以图民族之生存乎？”的时代命题。他思考的答案是：“中华民族之繁殖宜为世界冠，然人心离散，幸有家族以团结之。黄炎帝胄一脉流传，渊源有自，精神不隔，则更赖有家乘以纪载之……然则所修之谱牒，视为中国民族自救之唯一要素，恶乎不可？！”径直将修谱与“民族自救”画上了等号。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就在抗日烽火弥漫之际，山东绅士路星海在其1937年书写的《重修族谱序》中，发出强烈呼喊：“嗟嗟！吾中华民族岂尽亡国之奴？特无道以联属之”；“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之讥诮，宁无因而至耶？我路氏今因族谱之修，推家族之爱而施于氏族，推氏族之爱而施于种族，更推种族之爱而施于民族，联个人之私成为天下之公，俾总理民族主义实现(8)于中国，安见黄帝之子孙不可称为世界强族耶？！”这一铿锵有力的呐喊，不仅凸显出中华民族子孙不屈于外来侵略的坚毅决心，更将中山先生的谱乘新义注入了时代特定的新内涵。

如今，历史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举国上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直前。然而，现实是历史的继续与传承，在国家与社会仍以无数个家庭所组成的现实状态下，如何正确理解与阐扬中山先生的谱牒新义，将家庭的教育与功能同民族的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似乎也是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丁凤麟　上海中山学社理事）(1) 丁凤麟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序跋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22页。(2) 丁凤麟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序跋卷（下）》，第922～923页。(3) 同上书，第998～999页。(4) 丁凤麟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序跋卷（下）》，第966～967页。(5) 同上书，第1031～1032页。(6) 同上书，第978页。(7) 同上书，第967页。(8) 丁凤麟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序跋卷（下）》，第881页。邹鲁与孙中山关系研究刘盼红　高红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相继编辑更加完整的孙中山全集、年谱、年谱长编和各种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史事编年等也陆续问(1)世，各种论著更是数量惊人，孙中山研究成为显学。尽管如此，孙中山研究仍可再拓展。比如孙中山晚年与冯自由、邹鲁、谢持、田桐、陈炯明等人的交往等，其中孙中山与邹鲁的关系研究尚未有人涉及。邹鲁十几岁的时候，就接触过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05年经人介绍(2)(3)加入尤烈先生所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和堂），尤烈与孙中山是密(4)友；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继而担任同盟会的主盟人；1911年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3月29日起义的宣传工作，创办《可报》。邹鲁一生基本上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却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主持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本文将邹鲁与孙中山从初识到深层接触再到亲密无间，最后分道扬镳的过程作一梳理，力图分析出两人关系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一、初识阶段

邹鲁与孙中山的关系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初识阶段（1912年1月1日～1917年）；深层接触阶段（1917～1921年）；协作阶段（1921～1925年3月12日），准分手阶段（1924～1925年3月12日）。

1912年1月1日～1917年是邹鲁与孙中山的初识阶段。1912年1月1日，邹鲁出席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盛会，两人第一次见面以后并互相了解，为日后相互信任奠定了基础。1914年，孙中山提议邹鲁编写《民国杂志》，1916年，邹鲁听取孙中山演讲新思想。但在此阶段是两人关系尚浅，孙中山尚未亲自任命邹鲁职务，邹鲁亦抱着对领导的敬意行事，两人为最初的上下级关系。

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没有明确提到邹鲁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邹鲁年谱》里最早提到两人见面是1912(5)年1月1日，邹鲁出席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盛会。邹鲁回忆里第一次提到与孙中山直接见面也是在这一天：“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总理在南京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职；组织临时政府，改元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推翻帝制的素愿，完全实现，并且得(6)躬与其盛，内心快慰，自不待言！那时我二十七岁。”因此笔者大致可推断两人首次出现在同一场合不会晚于1912年1月1日。

1913年2月，邹鲁进京担任议会党籍议员领导人进行讨袁，同年7月24日，孙中山命令邹鲁协助陈炯明讨伐龙济光。两人开始了“角(7)色性接触和交往”。两人由相识，逐渐成为最初的上下级关系。据邹鲁回忆，有一天（1914年5月初），总理派人来叫我。我立刻去见总理，他说：“本党决定创办一种杂志，作本党宣传的机关，你可否腾出一部分读书的工夫来做文章？”我答：“先生（当时我们称总理都称先生）命我做的事，决没有不乐从的道理。”总理说：“那末很好，不过我先要告诉你关于目前本党宣传的方针。现在本党宣传的对象，要在推倒袁世凯。你在北京的时间较久，对于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情形比较熟悉，应该把他尽量揭发出来。如时间许可，每期你要担任两篇，至少也该有一篇。至于党义的宣传，可暂从缓，因为国贼未除，(8)什么主义都行不通。”我答：“我当尽力为之。”邹鲁“概不干预他

(9)事”，5月份在《民国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两篇文章：《袁世凯之约法会议》《中俄协约之结果》；6月份以笔名“亚苏”在《民国杂志》第二号上发表两篇文章：《袁世凯对内政策》《今之所谓约法》；7月份以笔名“亚苏”在《民国杂志》第三号上发表两篇文章：《中华民国之约法》《说经验》；8月份以笔名“亚苏”在《民国杂志》第四号上发表1篇文章：《列强监督财政问题》；12月份发表1本著作：《袁世(10)凯阴谋帝制之真相》，半年内邹鲁共发表讨袁文章7篇，著作1本。孙中山指定《民国杂志》为中华革命党的宣传机关。此时孙中山与邹鲁接触渐多，尤其看中邹鲁的宣传能力。邹鲁鉴于讨袁讨龙失败，更加竭尽全力完成好孙中山安排他的任务。1916年7月，孙中山叫邹鲁约议员们谈话，并与邹鲁商量议员们最关注的问题，邹鲁建议孙中山讲世界上现行最新式的民权制度，继而孙中山在尚贤堂演讲《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又在张园演讲《地方自治制》，最后在欢送议员大会上演讲《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听众们咸讶为得未曾有”(11)。孙中山主动听取邹鲁的意见，并以邹鲁为中介，联络北京议员。邹鲁表达己见，对孙中山及其新思想敬佩不已，并服从领导指示，上传下达。该阶段两人为最初的上下级关系，但也透露出孙中山对邹鲁宣传才能的欣赏和对邹鲁建议的重视，为今后的关系进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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