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宗麟
出版社：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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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英雄的杰出代表冯子材试读：
前言
在中国近代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民族英雄。由于中外军事水平的巨大差距，因此，这些民族英雄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关天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定海三总兵、中法战争中的杨玉科、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抵抗八国联军战争中的聂士成等，都因战败而英勇牺牲，壮烈殉国，永受后人尊崇；也有一些民族英雄曾经英勇抵抗外敌，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而先胜后败如中法战争中的刘永福，或先败后胜如中法战争中的刘铭传，他们为保卫祖国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一直为后人们肯定。而像冯子材那样，在湘、淮、桂、黔、滇等省军队都先后被侵华法军战败的不利情况下，率领新募而成的萃军，勇当前敌，指挥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完胜猖獗一时的侵华法军，迫使法国内阁倒台，法国政府放弃对中国“踞地索偿”的侵略野心，从而创造了中国近代抵抗外国侵略战争的奇迹，同时代无人可及，鲜有可与之比肩者。因而，称冯子材为中国近代民族英雄的杰出代表应该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冯子材的历史贡献并不止此，他1865年赴任广西提督，战斗在广西边疆近20年，先后平定吴亚终、梁天锡、李扬才等多起动乱，至1885年大败侵华法军。中法战后，冯子材回防粤西海疆12年，法军不敢越雷池一步。1897年，冯子材被清政府调任云南，他走后第二年，法军即强占粤西海疆要地广州湾（今湛江市）。在云南，冯子材除了极大地镇摄横行滇边的法国殖民者外，还于1900年逼退入侵腾冲的英国侵略军，避免了法占广州湾的悲剧在云南重演。当八国联军入侵时，冯子材主动上书清政府请缨抗敌，信心十足地称：如由他来主持战事，“敢保必胜”！30多年来，冯子材不辞劳苦地驰骋在粤、桂、滇三省崎岖难行的边境线上，为治理三省的边疆危机作出了杰出贡献，冯子材还因参劾妨碍治理边疆危机的湘淮系贪腐官员何元凤、张凯嵩、徐延旭、赵沃、吏部书办及崧蕃，而与张凯嵩、苏凤文、刘长佑、张树声、潘鼎新、李秉衡等六任广西巡抚及云南巡抚崧蕃，还有举荐徐延旭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共八位巡抚，其中张凯嵩、刘长佑、崧蕃都升任云贵总督、张树声、张之洞都升任两广总督，以及直隶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刘坤一共七位总督龃龉，还受到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派言官、吏部官员乃至军机处等权贵的压力，虽然曾被迫辞职而去，却并不稍屈服。在约35年的时间里，他以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武将之身，在对外力抗外敌侵略的同时，对内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顶住了巨大压力，坚持反对妨碍治理边疆危机的贪腐官员，可谓是一个不畏权贵，坚持反对贪腐的“强项将军”。这不但在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即使在二十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单凭这一点，冯子材就应该留名青史。而在强调反腐倡廉的今天，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尊崇冯子材的爱国业绩，长期搜集资料，潜心研究，在出版《冯子材史事撷奇》的基础上，终于完成国内首部详尽的冯子材传记，可以告慰九泉下的爱国英雄了，是为记！
在研究冯子材的过程中，得到冯子材的后人和冯子材故乡广西钦州的文史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廖宗麟2011年12月1日于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第一章 家族之痛
冯氏，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排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后的第九位。关于冯姓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毕公高名高，是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被周武王封在毕，所以姓毕。到春秋时期，毕公高的后裔毕万在晋国做官，晋灭魏国以后，毕万被封在魏。毕万的后代中有一个叫长卿的被封在冯，长卿的后代用邑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就姓冯。冯姓来源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冯简子。冯简子是郑简公的重臣，被封在冯，他的后代也用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姓冯。冯氏在历史上曾出过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春秋战国时的郑国冯简子，韩国的上党守、华阳君冯亭，西汉文帝时的郎中署长、景帝时的楚相冯唐，宣帝时曾出使大宛国、莎车有功的关内侯冯奉世，东汉名将、史称“大树将军”的冯异，南北朝时前燕的将军冯安，后燕天王冯跋、冯弘，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孝文帝时的冯太后等。
至南朝时，宋文帝刘义隆封冯邺为归化侯，授职新会守牧、罗州刺史，从此冯姓开族岭南。南梁时冯宝任职高凉太守，与高凉俚族首领冼氏女冼英结为夫妻，因平李迁仕功，被封为护国侯，冼氏封为护国夫人。隋文帝统一中原后，冼夫人因率岭南归顺有功，受封为宋康郡夫人，孙冯盎被任命为宋康郡守。后来，冯盎因讨伐造反的王仲宣有功，晋为高州刺史；冼氏夫人的另一孙子冯暄则为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冼氏夫人为谯国夫人。冯盎在隋场帝时升为左武卫大将军，隋亡，唐高祖称帝后，冯盎率部降唐，授封上柱国、高罗总管，辖境有8个州，疆域除今粤西、海南岛外，还包括广西的一些地方。后晋封吴国公，又改封越国公、耿国公。冯盎子冯智戴为春州刺史（今广东阳春县），后授卫尉少卿，迁左武卫大将军，卒赠洪州大都督、武勇大公。从此冯氏支脉不断繁衍发展，迁延两粤、两湖、海南、台湾，以至清末的冯子材。
冯子材家先世贫寒，所以没有族谱流传。冯子材发迹后，生前曾经主持修订过《冯氏族谱》，但原稿在抗战期间日军登陆钦州的兵荒马乱日子里已遗失。现在钦州冯子材后人所掌握的《冯氏族谱》，据说是由冯子材的第六子冯相钊于抗战将近结束时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以后主持编写的。其中，开头收有冯子材手书的“前言”，关于冯氏的祖籍有这样的记载：“余籍本南海，其先远诚不可考。曾祖广运公业红单船，由海港行粤省钦廉、安南等处，往来贸易。乾隆间，忽西水冲圩四十余处，……乃奉高祖母赴钦州东门外，家于沙尾村贸勚。……高祖遂运……”云云。又收有冯子材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十四日亲笔所撰《冯氏家庙蒸尝产业碑》的训示称：“我家上代由南海县沙头墟贸易而来钦”。冯氏家仆于光绪二十四年（1998）四月初二日向官府上的《冯氏家庙蒸尝产业奏准立案碑》报告就提到：“冯子材始祖冯遂云，由南海县到钦贸易”。冯子材生前主持，由其幕僚都启模所写的《冯宫保事绩纪实》载：“公先世自乾隆末由南海贸迁，始家于钦州。”只是在《冯氏族谱》的“凡例”中，冯子材对祖籍是否在南海曾表示存疑，希望日后能够前往“探访确实”称：“吾宗向隶南海县籍，自曾祖遂运公迁于钦州东门外沙尾村。其上世宗派未能详考，谨以高祖遂运公为始祖，以昭传信。俟后至南海故里探访确实，再将先远宗支纪入。”而在由博白柯木镇（绿珠镇）冯明俊保管的《冯氏族谱》，也对此说表示存疑称：“我本支世由福建省赣州府珠褚街瓦子巷来焉，一说由广东南海县来，朱知孰是？”
但冯子材以后“至南海故里探访（祖籍）确实”一事，因为各种原因耽搁下来，直到2005年7月，才由冯子材后人实行。但南海县沙头镇的姓冯的居民都没有听说过与冯子材有亲戚关系的事情，南海冯氏的族谱和沙头镇方志办公室的资料都没有冯子材的祖籍在南海的记载。据此，冯子材后人对“冯子材的祖籍在南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并且认为：冯子材虽然提过“至南海故里探访（祖籍）确实”，但冯子材生前却没有亲自或派人做这件事，尽管有记载说他曾多次到过南海县附近的广州市，如同治三年（1864）底冯子材从镇江回钦州时就路过广州；光绪十二年（1886）奉命清剿粤越边境时，也曾到广州与两广总督张之洞“屡次面商”。“按照子材公当上清朝高级武官的三四十年中，要派人到广东南海县去访查自己的祖籍是易如反掌的事，却没有去到，这说明子材公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的祖籍不是广东南海的。”
解放后，钦州冯家一度因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被打成地主分子，家产被没收，冯子材后人被打入另册，遭受了不少坎坷和苦难，所以更没人敢出面追寻冯子材的祖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冯子材后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恢复和提高，冯氏族人对于爱国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崇敬和怀念日益加深。于是，博白县柯木镇顿谷大塘狮子头村的冯开辉，在1986年就亲自来到钦州访寻冯子材的后裔，据他说曾找到冯子材的孙子冯承文、第四代孙冯树沛、冯树宽、第五代孙冯德博，但他们都表示不相信冯子材的祖籍是在博白。
到2005年5月，博白县的冯氏宗亲曾带着许多资料，来钦州找冯子材后人探讨冯子材的祖籍问题。冯子材后人收集到博白、上思、钦州、防城、高州等地冯氏族谱编修组织编撰的《冯氏族谱》、广西博白县江宁镇道根村匡泰公支系、下龙湖儒典公分支系编撰的《冯氏族谱》、始平郡元淑公支系于1990年8月修订的《冯氏族谱》、浦北官垌冯远贵提供的解放前修订的《冯氏族谱》、解放后于50年代修订的《冯氏族谱》、2005年6月在博白柯木镇（绿珠镇）顿谷大塘村狮子头小村出土的本支《冯氏族谱》、博白柯木镇（绿珠镇）冯明俊保管的本支第七代新庄、八代应瑞敬录、第十六代昆田复抄的《冯氏族谱》、高凉冯氏宗亲汇编的《冯姓考略》共11部《冯氏族谱》，其中都提到谱中的冯姓来源与广西博白县的冯姓有渊源关系。据此，冯子材后人校对了冯相钊编写的《冯氏族谱》。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民重视宗族关系，同一宗族的族人，只要条件具备，就会修订族谱，记录族人的情况，目的在于纠合宗族，强调同宗意识，互相帮助，共同抵御天灾人祸。有条件的家族的族谱一般都是模仿欧阳修、苏东坡所创立的方式，“欧阳修世经人纬法史事之年表，苏以系联派属如礼家之宗图。”欧阳修所撰的《欧阳氏图谱》，包括了序、图、传三大部分。序，叙述本支自得姓以来的源流概况。图，是指世系图，它以支派为经，世次为纬。由一世祖以下，按长幼顺序横列子辈，如此五世一幅，以此类推。传，就是家谱中的小传，依世次列各人小传，内容为名、字、科举、仕宦、迁徙、婚姻、生卒、墓地及值得称道的事迹。五世一断，上起高祖，下至玄孙共为九族。苏谱出自苏洵所作的《苏氏族谱》。由序、表、后录上、下两篇组成。序，为凡例，说明修谱的原则。表，即世系表，和欧氏图相似，以支派为经，世次为纬。后录上篇相当于欧氏之序，后录下篇，述高、曾、祖、父事迹。一般百姓则只是在族谱中简单记载同祖族人的谱系，如族人的辈分、姓名字号、生育子女、生卒时间、下葬地点等内容，对于比较亲近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还会有一个简单的小传。据钦州《冯氏族谱》的凡例所载，它主要是模仿《欧阳氏图谱》的体例修成。
由于这些族谱一般是隔了相当时间才修一次谱。条件好的可能每年或几年小修订一次，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条件不具备的则可能是几十年甚至百余年修订一次。如冯子材家族的前辈先人就未立有族谱，到冯子材时才开始修订，其间已隔了多代，以致冯子材本人也只能勉强记到高、曾祖父一辈，更早的就不能记忆了。冯子材以后，其第六子冯相钊隔了几十年后，才于抗战胜利前后再修族谱。此后至今又已几十年了，而冯家修订新的族谱一事还未提出。加上修订族谱的执笔人水平参差不齐、对族谱写作知识的缺乏、对族谱涉及的对象缺少了解或各种不可明言的原因如为长辈避讳等，所以各种记载往往会有所隐瞒或错漏，特别是对疏远的族人的记载可能会不完全，或因某种顾忌而缺失，并不完全准确相同。所以，我们在参考各种族谱时，只能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多考虑其相同点，而不要过多拘泥于其差异。
在上述提到的各种冯氏族谱中，都奉南北朝时的冯邺为始祖，传至二十一世祖冯元淑，于南宋壬子科考取武举，任职广东南雄。生二子，长子冯法食、次子冯法宋。冯法食也是武举出身，任职博白。元延祐二年（1315），冯法食的裔孙迁居柯木堡牛路头，冯法宋的裔孙迁居水明堡浪马江口甲岭等地，逐渐分支到钦州、合浦、灵山、浦北、北海、玉林等地及海外。
在博白的族谱上记载：博白顿谷镇大塘村狮子头小村的第一代始祖名冯自言，字雾涯，他曾撰有一首对联：“自、宣、文、明、育、富、贵，子、相、承、永、树、德、开，”要求子孙按照这副对联的十四个字排行论辈。在钦州《冯氏族谱》的《凡例》中，冯子材亲撰子孙的排辈为“相、承、树、德、保、国、必、昌，家、业、骏、茂、世、远、传、芳”十六字，其中的“相、承、树、德”字样与博白的排辈基本相近。所以有不同和舛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辈分排行是冯子材童年时听长辈们口授的，到能笔记时已时隔多年，以致有所遗忘。当然，也不排除冯子材因某种需要避讳的原因而要另行排辈，例如，这个排辈就少了冯子材自己的“子”字辈，明显不合理。
据浦北官垌冯远贵提供解放前修订的《冯氏族谱》记载：与冯自言其他子孙族人排列在一起的冯子材先人有：十四代明荣是文启公之长子，字遂云，生有育焕等二子；十五代育焕字广运，生富裕等三子；十六代富裕字文贵，生贵庭等二子；十七代贵庭号翰廷，是富裕公之次子，其妻蔡氏，生子清、子材等二子。
博白顿谷镇大塘村狮子头小村出土的《冯氏族谱》、始平郡元淑公支系修订的《冯氏族谱》的记载，则不约而同地略去各人的字，而简单记为育焕生富裕等子，富裕生贵庭等子，贵庭生子材等子。
博白等地诸多《冯氏族谱》有着这么多关于冯子材先辈的记载，而且他们的排辈与博白冯氏先辈的排辈相同，说明冯子材的先辈特别是冯子材父子虽然已定居钦州，但与博白冯姓的仍有一定的联系，这都是他们同祖的有力证明。
这些博白等地的《冯氏族谱》与钦州《冯氏族谱》在记载上的区别，除了钦州《冯氏族谱》对先辈各人只记字而不记名，如明荣字遂云，则只记遂云而不提明荣；育焕字广运，则只记广运而不提育焕；富裕字文贵，则只记文贵而不提富裕。这可能也是冯子材忘记了或有意所为，因为按惯例，冯子材既然谈到子孙辈的排辈，则也应该交代前辈人的排辈才对，而冯子材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这点，这说明他或是忘记或在竭力掩盖钦州冯氏与博白冯氏的关系。此外，主要就是博白族谱记冯子材的祖辈十分清楚，特别是记其祖父为冯文贵，父亲为冯贵庭；而在冯子材生前所参与撰述及其后人所撰的有关先世的资料，对其祖辈和父亲的记载则有些混乱。在前引由冯子材亲笔撰述的钦州《冯氏族谱》的前言，就称广运为曾祖，称遂云为高祖，由曾祖广运公奉高祖母从南海迁往钦州；而在凡例则先称遂云为曾祖，后称为高祖，冯家是在遂云时从南海迁往钦州的，则从南海迁往钦州的祖辈由曾祖广运公改为高祖遂云公，提前了一辈。与前言对照，凡例所称为曾祖的遂云显然为广运的笔误，至于冯家究竟是从高祖遂云时还是曾祖广运时迁到钦州的，就不知以那种说法为准了。但在这数百字的短文中即出现如此明显错误而不能及时更正，也可能是冯子材自己除了搞不清楚冯家究竟是从高祖遂云时还是曾祖广运时迁到钦州的外，也搞不清楚应该算遂云的排辈是曾祖或是高祖？因为如算为高祖的话，则除广运是曾祖外，冯子材还要提到祖父和父亲的两个名字；如果算是曾祖的话，则广运为祖父，再有一个父亲的名字就得了。这样，冯子材就给后人留下的两个悬念：冯家究竟是从高祖遂云时还是曾祖广运时迁到钦州的？前人的排辈是怎样的？更为奇怪的是，在这两份有关族谱的重要文书中，都只提到高、曾祖的名字，却只字没有提到冯子材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因为由于高、曾祖一辈的岁月较远，一般人在撰写族谱时偶有遗忘是常有的事；而父、祖一辈特别是父亲，则因年代相隔较近，一般人都不会遗忘。但冯子材却多次提及高、曾祖一辈的名字却遗忘父、祖一辈的名字，是不大符合情理的。
在由他人撰述但经冯子材过目的一些文稿中，却任由他们撰写冯子材祖父、父亲的名字。如在前引冯氏家仆于光绪二十四年向官府报上的《冯氏家庙蒸尝产业奏准立案碑》报告就提到：冯子材始祖冯遂云、二世祖广运、三世文贵、四世子清，似乎冯子材的父亲就是冯文贵。其实，这份报告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冯遂云如果是冯子清兄弟的高祖的话，则从冯遂云到冯子材就为高祖、曾祖、祖、父、子共五世，而这份报告却只列了四世，就少了一世。当然，由于呈报给官府的辈分不是这样排行法，而按始祖、二世、三世、四世来排行，官府是不知道其中曲折的，但也反映出冯子材在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些心思的。而在由其幕僚都启模所撰的《冯宫保事绩纪实》中，则多次提到冯子材的父亲的字“先将军质庵公”，但也不提其名。
在由冯相钊根据冯子材亲手所撰底本撰写的钦州《冯氏族谱》的世系表，则称遂云为高祖、第一世：字兴岳，号作霖，生一子广运。广运为曾祖、第二世：字锡九，号伯延，请封名启龄，生二子：文涛、文贵。祖文贵、第三世：字质庵，号效良，生二子：子清、子材。
这段记载称遂云为高祖，广运为曾祖，祖文贵，其实，冯相钊所撰的《冯氏族谱》在这里有一个大漏洞，因为“称遂云为高祖，广运为曾祖，祖文贵”乃就冯子材一辈而言，到冯相钊则已低了一辈，所以冯相钊在撰族谱时，就应该将以上先人各提高一辈，如称遂云为太高祖，广运为高祖，文贵为曾祖。现在仍照冯子材那样“称遂云为高祖，广运为曾祖，文贵为祖”，就已错了辈分，缺了一辈，即冯子材的父亲这辈。
为什么那么重视族谱的冯子材不敢记载父亲的名字，而其儿子也不敢记载他的名字呢？这种不合人情的做法，显然隐含着一件家族的巨大秘密。
冯子材后人则从冯子材的父亲长期不在钦州生活及冯子材突然被卷人刘八的反清武装中去等蛛丝马迹中猜测：有可能冯贵庭曾长期参加反清组织，并可能是将年青的冯子材带去博白参加反清组织，是属于犯了“反逆”大罪的人。特别是以后他的下落不明：是战死了？或是改名换姓后被清政府逮捕囚禁在监狱？抑或是改名换姓隐藏起来？并有可能仍列名清政府追捕的黑名单上，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逮捕，审出真情，从而连累了冯子材及其家人。按照清朝的法律，反逆罪属十恶大罪之首，处刑很重，除规定凡谋反、谋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株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其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外。还规定即使子孙确不知情，年十一以上，也要阉割发往新疆给官为奴。如年在十一岁以下者，则先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而在冯子材亲撰的“凡例”中也指出：“子孙有犯大罪、灭伦理及与匪类而婚者，削其行与字，示贬也。其子若孙仍得书，不以一人之故而弃纪其支承也。”即是如父亲犯了谋反等大罪，就不能载入族谱，但其子孙则仍可载入族谱。这些条款虽然也是一般人家族谱中必有的条款，但冯子材郑重其事地将这一条款写入“凡例”中，是否也暗示着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其父亲不能载入族谱的问题。特别是在冯子材当上清朝的高级武官以后，因功得受褒奖三代，就更不敢承认这个父亲了。而且冯子材在长期担任广西提督期间，曾陷入官场倾轧的漩涡之中，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名列叛逆”的父亲，则会“有玷名誉”，很容易会受到政敌的陷害。所以冯子材的族谱上的世系图排到父亲这一辈，就不敢写上父亲的名字，而是留空着。
关于冯子材有意少记或漏记父母一代的线索，我们还可从冯氏先人妇女的生育年龄上推算出来。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女子结婚年龄的下限定在14岁，即使因为各种原因而耽误，结婚也不会太迟，头胎子女的生育一般也不会超过20多岁。但从钦州《冯氏族谱》得知：遂云妻潘氏生于1712年，到1753年，即41岁时才生子广运；广运妻黎氏生于1759年，于1786年即27岁才生子文贵；文贵妻黄氏生于1790年，于1812年即22岁时生子子清。如果将这三代妇人的头胎生育年龄相加则为41＋27＋22＝90岁，是一般正常情况下四代妇人的头胎生育年龄。那么，钦州《冯氏族谱》是不是隐瞒了其中的一代呢？我们将博白诸族谱与钦州《冯氏族谱》相对照，发现它们都记载遂云妻潘氏、广运妻黎氏、文贵妻黄氏，但却比钦州《冯氏族谱》多记载了贵廷妻蔡氏，即冯子材的母亲实为蔡氏，但因为钦州《冯氏族谱》隐瞒了冯子材父亲贵廷的情况，则其妻蔡氏被隐瞒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如果加上蔡氏，则冯家四代妇女的头胎生育年龄相加为90岁，头胎的生育年龄分别为20余岁，就比较符合实际了。
如果冯子材的父亲真的是冯贵廷，但因参加反清活动而被从族谱除名的话，这就成为冯子材家族之痛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猜测之言，还有待更可靠的史料的证明。
从南海的《冯氏族谱》没有记载冯子材的资料，而博白等地的《冯氏族谱》所记载冯子材的世系与钦州《冯氏族谱》基本相符，可以推断冯子材的祖籍不在南海，而在博白。那么，为什么在冯子材生前从不提其祖籍在博白，并没有派人到博白认祖呢？其原因除了不敢认冯贵庭这个父亲外，可能还与冯子材在咸丰元年卷入了博白天地会刘八的反清活动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这里就从略了。但这事一直成为冯子材的一块心病，更何况在日后的官场争斗中，冯子材不可避免地结下了一些对头，一度拿这些事情来影射攻击他，直到被逼称病辞官。情势如此，难怪冯子材一直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在提到祖籍时故意称是南海等，钦州《冯氏族谱》对先辈各人只记字而不记名，从而与博白族谱排行不同，都是一些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以免人们注意到他的祖辈与博白的关系，从而扯出其他间题来。
综上所述，从广西博白冯氏的各种族谱中不约而同地记载了冯子材祖辈的情况，而广东南海的冯氏族谱却没有相关记载的情况来看，说冯子材的祖籍是广西博白，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至于冯子材生前有意回避了这点，但同时又留下许多谜团如不提其父亲的名字等让后人去猜想，可能与他的父亲曾参加反清组织，而他自己也曾在博白被掳入反清组织的经历，因而在清朝当官时忧谗畏讥有关，其中的苦衷，值得我们体谅。 第二章 漂泊岁月
关于冯子材青少年时期的情况，现在我们能够了解较多的，是广西钦州市政协文史委1998年编印《钦州文史》第五期《民族英雄冯子材纪念文集》（以下简称《冯子材纪念文集》）时，收入冯子材的亲信幕僚都启模所撰的《冯宫保事绩纪实》，及被怀疑是由林绳武所撰《冯宫保神道碑文》改写的《冯子材传》等资料，至于《清史稿》上的本传，则错谬太多，如将冯子材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九年（1883）一直任广西提督，错为“光绪改元，赴贵州提督任，七年，还广西。明年，称疾归。”可见撰述者甚至连冯子材的基本经历都未搞清楚，就率然下笔，难免令人不忍卒读。
关于都启模和冯子材的关系，都启模在《冯宫保事绩纪实》的结尾有这样的记载：“余于同治辛未十年（1871）季春始参公幕，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内，因剿办李逆扬才股匪，蒙公札委总理关外全军营务处。十年（1884）十一月内，因剿办越南法匪及光绪十二年（1886）剿办琼州黎匪，均蒙公札委充当前敌督战委员。总计随公左右迄今二十余载，承公推心置腹，遇事指示，开余茅塞不少。惟余素性鲁钝，且又直率，未尝学问。幕府文字，仅能依命铺叙，据实直书。今作此编，系就公之勋业及平生一切事绩走笔。及之前半幅，余未在事，莫窥全豹，仅据公之履历，及余之所闻者略为表出，实未能颂扬万一。至后半幅，余虽在事，见闻较确，然笔墨不足以副之。知难免挂漏，诮矣。所冀文人、学士、硕彦、鸿儒，将余此编酌加润色，俾公之盛德武略，与金石而同寿矣，余能无厚望焉。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次乙未季夏月之上浣，三品衔花翎广西补用道从事都启模，谨汇编于江苏镇江府北固山甘露寺之南窗。”
从这里我们知道都启模曾在同治十年后追随冯子材二十余年，亲知亲见亲闻冯子材的事情极多，而且都启模此书成稿于甲午战争随同冯子材二次出守镇江期间，书中的一些篇章应该是征询过冯子材的意见或经过冯子材过目及提出修改意见的。将其所记与其他文献相对照，可知多半是根据文献资料而记载的，真实程度较高，对于我们了解冯子材的经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都启模也声明，在同治十年前的事情，“仅据公之履历，及余之所闻者略为表出，”即并非亲知亲见，而多为耳食所得，难免有道听途说，无法核实等缺陷。如他所记冯子材第一次守镇江时，为解决将士缺饷闹事问题，曾想出叫将士到北固山挖宝，就有镇江籍人认为是张冠李戴，有掠人之美的嫌疑。至于“后半幅，余虽在事，见闻较确，然笔墨不足以副之。知难免挂漏，诮矣。”虽然对于冯子材这段时间的经历，他是亲身参与其中，但由于个人的见识及地位和时代的限制，有许多内幕东西就不一定知道得全面详细和记载得准确无误。如冯子材因与任两广总督的湘系大官僚刘坤一龃龉，曾上奏参及刘坤一，都启模应该是参与其事的人。但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后圣眷甚隆，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取代李鸿章任督师，以后更俨然是各省督抚之首。都启模可能为了避祸，就不敢多谈其中经过，甚至连相关文件也作了销毁处理，以至我们今天无法搞清其中的详情。而其他一般为尊者作传所不可避免的缺点：如报喜不报优，只记冯子材立功的事迹，而漏记其因打败仗而受处罚的情况等，就更是必然的了。
至于《冯子材传》，则可能是由钦州人林绳武所作《冯勇毅公神道碑》改写而成的，该文由于写作时间较后，可能大量参考了都启模所记，因而所载与《冯宫保事绩纪实》大同而小异，只是所记事实详略侧重有别，指导思想及用词风格不同而已，但错误也很多。林绳武有个头衔“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众议院议员”，可见是个在清朝灭亡后活跃的政治人物，也许自身就是一个反清人物。他在撰写《冯子材传》时，清政府已经灭亡，成为反清革命者批判攻击的对象，因而作者就不免将这种情绪带进到《冯子材传》中。如革命者在进行反清宣传时，原来反对清政府的太平天国就成了“革命者”和人们同情的对象，《冯子材传》的作者可能自己原来就是同情太平军的，或是受时代的影响而同情太平军，这时，再写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冯子材是如何与太平军作战，就未免不合时宜了，所以作者就适应时代的发展，将靠追剿太平军起家的冯子材塑造成同情太平军的“准革命者”，这无疑会提高了冯子材的声誉。但这是靠依附时尚歪曲历史得来的，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并不可取，也影响了《冯子材传》的可信程度。我们在写到有关章节时，都会一一指出。《冯宫保事绩纪实》记冯子材出生的时间称：“公以嘉庆戊寅年（1818）六月二十七日未时，诞於钦州东门外之沙尾村。”钦州市地处西南沿海，位于北纬20°54′至22°41′，东经107°27′至109°56′之间，滨临北部湾，与广东的湛江市、广西的北海市、防城市、南宁市相近。钦州市的历史悠久，先秦时期属百越之地，秦统一后隶象郡，两汉三国至两晋时隶交州合浦郡，南朝陈元嘉年间分出设末寿郡，后称安州，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为钦州。入清先为广东省相当于县一级的散州，隶廉州府（今广西合浦县），也是先为高廉道后改钦廉道的治所。光绪十四年（1888）升为相当于府一级的直隶州，民国时改为县一级的钦县。解放后相当长时期仍为县一级的钦县，先隶广东省钦廉专区。1951年划归广西，隶广西省钦州专区，为行署驻地。1955年复划归广东，先后隶广东省钦州专区、合浦专区、湛江专区。1965年改为钦州县，又再划归广西，1983年改设县级钦州市，隶广西钦州专区，为行署驻地，1994年升格为地级钦州市。现在已建成10平方公里的保税区，经济发展前景无可限量。所以，冯子材在世时应该是广东省人。《冯宫保事绩纪实》关于冯子材童年的情况称：“公气体凝重，眉高逾寸，日角丰准，声音清越，愈远愈洪。童年，曾有同邑李某，具知人鉴，常手按公头而顾诸子曰：此子将来远大，汝辈下流，可善事之，庶几藉庇以免饥寒耳。诸子腹诽不悦，以为妄谈。”《冯子材传》也载：“声洪闻数里外，目力可逾人数倍。”这里关于冯子材童年时情况的描写，都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如儿童童年时眉眼尚未长成，何以辨其为“气体凝重，眉高逾寸，日角丰准”之貌？幼儿善哭，本是常情，至于说他“声音清越，愈远愈洪，”“声洪闻数里外，目力可逾人数倍。”就不知如何辨别了。至于那个“具知人鉴的同邑李某”的预言，更不足凭信。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固然与自身的身体禀赋如是否聪明能干、健康强壮、别有天赋等先天条件有关，但主要还是要看客观条件，除家庭的贫富等情况外，社会发展趋势是否提供了独特的个人发展机遇也是重要的因素，即所谓的风云际会，时来运转。如果家庭特别是社会没有提供这种机遇，先天条件再好也无法得到个人发展的机会。如在和平年代，有军事特长的人就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反之，在战争年代，文化人士也难得发展机会。冯子材出身贫寒，无产无业，靠流荡社会打散工为生，以致穷困潦倒，到30多岁都娶不上妻室。假如后来不是从军并参加与太平军作战和中法战争，并被赋予治理粤、桂、滇三省边疆危机的重任，从而得以成长为一个高级将领和民族英雄，也许到老也不过是钦州城中的一个无业穷汉子罢了。所以“具知人鉴的同邑李某”关于冯子材将来会前程远大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只不过是老年人对于年轻人的一种期许，用作教训他人的一个事例而已。说对了，不是他的什么功劳，显示他有过人的预测功能；说不对，也没人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关于冯子材早年情况的这些描述，大概都是给名人撰写传记都会有的谀词，不足凭信。以当年冯家的贫困凄苦情况而言，首先是父亲是个不顾家不归家的人，应该不为家族乃至乡里所看重；前面生的一个大儿子，即冯子材的哥哥冯子清，可能是个弱智儿，“不善谋生”；所以现在生的第二个儿子冯子材，应该不会是让人觉得是值得惊奇和羡慕的事情。《清史稿.冯子材传》则记其晚年情况：“子材躯干不逾中人，而朱颜鹤发，健捷虽少壮弗如。”可见冯子材的身材生得不是很高大，再从冯子材日后曾先后娶过5房妻妾，生过子女18人，70岁时连生两女，74岁还生了最后一个儿子冯相炎，并在85岁时仍能担负军事任务等情况来看，他个人的身体素质，确实可以称为“生有异禀”的评语，只不过是在童年时还难以看出来罢了。
据说冯子材排行第四，由于肤色较黑，所以小名叫黑四。事业有成以后，加字叫南干，一字萃亭，但他经常使用的字是“萃亭”，如他的嫡系部队就叫“萃军”，特别是在官场上，他与其他官员的来往信件，都是这样称呼，而从来没见用过“南干”的。《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生四岁，母黄太夫人弃世，即随先将军质庵公泛舟为鹾贾。”冯绣娟则根据一些口碑材料，认为当时冯家长辈主要靠航运贸易为生，全家老小长年累月都是在船上劳作和生活，并不是靠种田谋生的农民。当时的商船主要靠人力划动，所以行速缓慢，航行一次，需要相当时间，而且要沿途停泊上落货或购买生活资料，因此，可能冯家除在钦州有住家外，在沿途的停泊地如博白、湛江也会有简单的住家。冯子材就是在红单船刚泊在博白的南河村，冯母回岸上的住房时生下的，满月之后才抱下船载回钦州的住处。当时，冯父才21岁。冯子材未满一周岁，冯父就外出干事。冯子材3岁时，母亲即在一次上山劳作时，不幸死去。由于冯子材的曾祖和爷爷都做红单船运输兼贸易，常在海上生活，就把他带到红单船上来由曾祖母和奶奶抚养。后来，冯家的长辈又先后去世，其父亲因为事业无成，无脸回家，只是将在椹川（今湛江）住房修好锁起，准备留给冯子材有朝一日回来居住。
但这样的生活也很快就不能维持下来了，《冯宫保事绩纪实》记其家庭经济状况称：“其时，家道业已中落。”并详述其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称：“十岁，而质庵公又卒，生计益窘。公同胞兄澄甫公，虽长公数岁，然为人拘谨，不善谋生，无可倚赖，幸祖母黎太夫人护养。公正以奉膳无资，遂习水性，日捕鱼虾蚝蚬，以供甘旨为乐，稍可度日，相依为命。”《冯子材传》也称：十岁，父逝，……家计顿窘。这里所说的“家道业已中落，生计益窘”，指的可能是冯家原来“泛舟为鹾贾”的生意已经破产，连全家赖以维生的航船也不能再保留了，所以到冯子材时，已不能再靠“泛舟为鹾贾”而谋生了，而走进无业游民的行列。
同治三年江南与太平军的战事结束时，冯子材仍驻守镇江，但准备奏请朝廷请假回籍修墓。在这封奏折中，冯子材提到祖坟的情况：“……臣幼而孤露，家本寒微，从前祖父坟茔皆臣手自经营，不封不树。
时胞兄贸易在外，未及躬亲。迄今多历年所，加以风雨摧剥，沙土倾圮，几无遗址可寻。屡接家信，寸心如割，只以军务至重，未敢陈情乞假。三茔两墓已因年久，莫分昭穆，余恐迟之又久，更复不能记忆。”而按一般惯例，先人入葬时，后人都要在墓前树碑以作标志，碑上简单标明树碑者与死者的关系、死者的生卒年月及生育子女等内容。因此，只要有墓碑在，则昭穆应该是分明的。这些墓碑的材质，按各人家庭富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贵人家可用昂贵的大理石墓碑，但再穷的人，也可以用木材做一个简陋的墓碑。出现冯子材先人墓茔“莫分昭穆”的情况，就说明这些先人在入葬时，冯家穷得只有极其简陋的坟墓，可能连墓碑都树不起，即所谓的“不封不树”，经过几十年岁月的风吹雨打，这些简陋的坟墓很容易就毁坏湮没了，以至“几无遗址可寻”。而如果《冯宫保事绩纪实》所载可信的话，则冯子材这次修墓时，先人坟墓只剩下祖母黄氏的墓可辨了：“抵家后，即选择吉期，将黄太夫人奄穸卜地迁葬。及启视金埕，而埕下已生异草，由埕底孔内穿人，将及埕顶。公泣然流涕，谓所亲曰：倘吾再迟数年不归，吾亲金骸必将为草塞满，则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所亲皆为之恻然，极尽典礼。”这种情况反映了冯家在钦州长期来“贫居闹市无人问”的窘迫情形，以至祖坟也无人帮助照看。这样，冯子材可能不会记得高祖以下各位先人的生卒年月。因此，其族谱上所载三代先人的生卒年月，可能是后来为了请封而拼凑出来的。
但据钦州《冯氏族谱》所收的《冯氏家庙蒸尝产业奏准立案碑》，却有另外的说法：“冯子材始祖冯遂云，由南海县到钦贸易，积下本息共铜钱一千余串。至二世祖广运贸易，共积铜钱数千串。传三世文贵、四世子清，共积铜钱三万余串。遗嘱所积铜钱均置产业，每年出息以为祖祠蒸尝及拜扫坟之用，其余给子孙衣食。”如果冯家到冯子材长兄冯子清时即已有“铜钱三万余串”，则冯家已是“万贯家财”的富翁了，何以至于像前面所述那样的窘境呢？其实，这是为了隐瞒冯家在自己当官后突然暴富起来的事实，冯子材才对外声称家产是祖辈留传下来的，而对自己的子孙才说了实话：“此项产业是我将身体挡枪炮换来”，即他投军并逐渐升官后挣来的。《冯宫保事绩纪实》记载了少年冯子材的几件逸事：“常有埠中贩夫，私窃先公盐，适众人以故他往，公见之，阴念力难与敌，不言则空耗多资，声张又虑遭毒手，非计之善。于是尾贼后，遇有同伴始大呼贼，贩夫骇，弃盐而逃。众诘其情况，无不惊异。”从这件事中，可见冯子材的一些性格特点：一是忠于职守和做事认真的强烈责任心。他跟长辈一起“泛舟为鹾贾”，这大概是一种与他人合伙做的贩盐生意。这天恰好其他人上街办事去了，只留下4岁的冯子材一个人在船上，大概大人随口说了“在家好好看船”之类的话，而并非真要年仅4岁的冯子材承担什么责任。这时有人来偷东西，小小的冯子材认为自己责任在肩，所以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职守，任由对方偷窃船上的东西，而是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夺回自己家的财产。二、是善于衡量敌我实力对比，在力量不足制敌时，不强与对方决战，而是远远地跟踪贼人，巧妙地等待形势的转变，“遇有同伴始大呼贼，贩夫骇，弃盐而逃。”这表现了他待时而动的善守特点。三是善于用计，无法力敌则用智取，使对方无法奈何他，最后以弱胜强。其中，特别是忠于职守和做事认真的性格，以后伴随冯子材的终生，他的许多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得力于这种性格。《冯宫保事绩纪实》又记：冯子材“十五岁，黎太夫人又复弃养，公与兄澄甫公竭力营葬，曲尽典礼。”这里的记载有过誉之嫌，因为据前引冯子材的自述，前人的坟墓“皆臣手自经营，不封不树。时胞兄贸易在外，未及躬亲。”又何来“与兄澄甫公竭力营葬”的事情呢？至于穷人家的葬礼，“不封不树”，显然十分草草，各种仪式甚至起码的奠礼都因经济困难而可能不一定准备得周全，又如何做到“曲尽典礼”呢？《冯宫保事绩纪实》又记：“自是零丁孤苦，依兄澄甫以居，往来钦廉两地。身虽贫乏，然一介不轻取，如有财囊橐稍裕，则资助贫乏，在所不惜。不独慷慨好义，而且性益强项，疾恶如仇，不畏强御，痛惩土棍，难以枚举。同乡远近，无不服公之威，佩公之直，而名亦从兹起矣。时郡城有优伶多人，恃众横行，每以微末细故，必百倍报复。乡人患而恶之，谋之於公，公曰：此易与耳。汝辈肯出力否？若肯出力，须各备器械从我，相逢即打，纵打死多人，均惟我是问，不与汝辈涉。众遵命唯唯。诸伶闻之，莫不震慑而避，其祸遂平，众於是益服公之伟度。”都启模在这里记载了冯子材的生活的一些情况：当时钦州隶属于廉州府，廉州府城在今广西合浦县城，距钦州约一百公里。说冯子材“往来钦廉两地”，实际上是在廉州府辖区到处找工作做，属于无业游民性质。这时，逐渐长大的冯子材也形成了一些影响他一生的性格特点，如“身虽贫乏，然一介不轻取，如有财囊橐稍裕，则资助贫乏，在所不惜。”后来他当上将官后，廉洁奉公，且能尽量体恤部下，都是这种性格发展的结果。至于对郡中恶人，“相逢即打，纵打死多人”也不怕的说法，恐怕只是冯子材激励众人的说词，不一定就是他的真实想法。因为纵观冯子材的一生，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假如在他年轻时即已无视法纪而有随便打人杀人之心，则可能已成为横行乡里的恶人，而不会有以后的冯子材了。至于说他“性益强项，疾恶如仇，不畏强御”，这里所谓的“强项”，典出东汉初年，洛阳令董宣不畏权贵，惩罚行凶杀人的湖阳公主的家奴。事后，湖阳公主向光武帝刘秀告状，刘秀要董宣向湖阳公主低头服软，董宜以死相抗也不愿低头，史称为“强项令”。因此，“强项”就用于形容官员不愿向邪恶的上级低头的情况，泛指人们不与邪恶的现象妥协。冯子材的这种“强项”性格发展下去，在官场中，就成了能顶住各级上司的压力，坚决反对和弹劾干扰和破坏治理边疆危机事业的贪官污吏的动力；在抗御外国侵略的时候，就会成为不畏强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冯绣娟所撰《冯子材的故事》中，提到冯子材年轻时曾跟随一个浪游天下的武师习武，有一定的武功底子，后来，他所娶的第五房夫人黄氏就是这个师父的女儿。《冯子材传》提到：冯子材失学零丁。《冯宫保事绩纪实》则记载得比较详细：“公自幼因贫不能读，仅从师数月而止。公虽资品高迈，然素性谦抑，不论老幼，每遇一事一物，亦必咨询，积久而世故人情闻见既多，识力弥大。”又说他：“至于行军用武，虽未诵习韬钤，然布置指挥，动合机宜，出人意表，即古之名将亦不多让，其聪明特达，实由天授，本非凡庸所能窥其底蕴。”曾为冯子材做过幕府的方德骥也记冯子材无师自通许多兵法韬略称：“夫士君子遭际时艰，则以平日所学一切制胜攻坚之术，济以精忠百炼之心，则其成功于行间者较易。至公则未闻习韬钤者始于何年，讲步伐者始于何日，乃其御大敌决大谋靡不动与古合。”《冯子材传》则记冯子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情况称：“惟负学望者，虽一第之士，延送必大门外。藏书之富亦冠郡邑，暇与幕士评古今得失，炯眼恒过于学者。所嘱章奏书牍，幕府起草，必先命意，后加修正。某营司书郭怀仁以诸生佣书，子材器其才，强之解职，赀其修学，五年竟成进士，十年出任广西学政，就广西提督署，纳蛰为门下士，时论美之。”不过，从冯氏后裔所保存的冯子材亲笔撰写的信件来看，他的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底子，字句通顺，会用一些常见的典故，而且书法也可见人，并不是斗大的字不识两担的粗人，只不过是读书写字比文人较少罢了。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记称：“冯常喜写字，仅书天地正气四字，亦署上下款，足见此老胸中只一团正气。”现在钦州市博物馆的展品中，珍藏有冯子材晚年书写的一幅“天地正气”的中堂遗墨，纸质，长176厘米，宽75厘米，上款书“孝达仁弟大人”，下款书“萃亭兄子材”，并钤印两方：一方是“萃亭”，一方是“冯子材印”。经文物专家鉴定，属国家二级珍贵文物。
陈秀南记称：在广西灵山县烟墩镇龙塘村吴维英家曾挂一块棕底黑字阴刻的木质楷书匾额，匾心横书“道贯三才”四字，每字500×600毫米。上方嵌70×110毫米方块绛红篆、满两种文字的“钦差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前广西提督之关防”印；匾尾两端落款分别为每字70×40毫米的“翰林院待诏月亭昊先生雅鉴”，题款为“钦差太子少保（单行）督办钦廉防务兼办善后、前广西提督军门、世袭轻车都尉、一骑都尉、加一云骑尉、色尔固楞巴图鲁（双行）冯子材题赠（单行）”，单行每字80×20毫米，双行每字40×20毫米。从这块匾的题款来看，应该是写于光绪十一年（1885）冯子材战胜法人后，回到广东“督办钦廉防务兼办善后”的期间。光绪十二年六月起，因奉命平定海南岛动乱，冯子材又有了“督办琼州事务”的衔头，光绪十三年（1887）闰五月更被任命为“云南提督”，但这些衔头都没有反映在该匾上，可见是写于其前。
文化知识的缺乏无疑会给冯子材带来消极影响，以致他热爱国家和民族的深厚爱国情怀不能积淀成系统的并充满哲理性的思想和理论，不能通过深刻睿智的文字或语言表达出来，以影响和鼓动他的子孙及同僚部属百姓等，从而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在军事上的感悟特别是抵御外侵的战略战术也不能升华成更系统更深刻的军事理论，从而对全国的军界发生影响，以改变中国军队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被动挨打的状况。文化水平低，不利于冯子材接受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成就和文化科学成就，这从他在抵御八国联军入侵时，上书清政府建议大量使用落后的抬枪；以及他在教育子孙后人时，只要求他们懂得算账和写书信，而不学先进的声光化电知识等事情上看出来。文化水平低，也不利于冯子材在官场上与总督、巡抚等文官交往，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和政治作用。特别是在和平时期，除张之洞等少数人外，他与多为文臣出身的多任广西巡抚、两广总督及云贵总督的关系都不甚融洽，更难以在诡秘复杂的官场中周旋，他的一些有关国家与民族的政治见解如关于国防建设、治理边疆危机、应对外国侵略等方面的意见，难以上达天听或获得上司的支持，他弹劾贪官的斗争也不能顺利进行，并最终被迫辞官而去。由于文化素养不高，也限制他所交往的官员，多为文化素养不高的武员，或见识短浅的幕僚文人如都启模等，以至不能结集成一个像湘淮军那样人才济济的武装集团，最后蜕变成占据一方的一代军阀。同样的，由于文化素养不高，冯子材就无法在日常交往中让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受，也缺乏文化修养深厚的人来宣传他的事迹和思想，因而世人也就难以真正了解他，以至以讹传讹，变成一个神话化了的人物，真正的事迹和思想反而不为人所知道。
但文化水平低也有好处，就是使冯子材少受清末那种末世陈腐没落的思想感情的影响，要做什么事情常常从直觉出发，而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忠君爱国”思想顾虑的牵绊。如他碰到妨碍他治理边疆危机的贪腐官员就必定会进行斗争，而很少考虑这个贪腐官员的派系或后台如何，会对自己的仕途造成何种影响？他在广西边关，认为要当前敌就带着广东援军前去关前隘设阵，而不会顾虑其他曾屡战屡败的湘、淮、滇、黔等军会不会因此产生什么想法。
我甚至怀疑文化水平低也影响了冯子材对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清政府的认识。终其一生，冯子材当高级将领前后约四十年，但只在光绪七年（1881）进京朝觐过一次，与最高统治者直接见面和交谈过一两次。因此，我估计他心目中的清政府应该是十分空洞抽象的，只不过是包括他的家庭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庇护者罢了，不像饱读诗书的文人那样有如何深奥的想法。而一旦他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发现清政府其实在保卫百姓方面作用很小的时候，冯子材就产生抛弃清政府而依靠民众的力量来自救的想法。我们看到，在经历了清政府在中法划界之争中的妥协后，他就已经不相信依靠清政府的力量能够保卫家园了，而宁肯摆脱当官的身份，以便不受朝廷束缚调遣地依靠民众的力量，自发进行反抗外国侵略以保卫家乡的斗争。《冯宫保事绩纪实》又记：冯子材喜欢风水学说，“于阴阳地理尤为嗜好，所遇某山某水，必究其峦头理气，并无师授，无不妙契於心。年三十岁，改葬质庵公於匾柑尖岭。开穴时，遇一老人频频回顾，因问公：此乃谁氏之墓？何人点穴？公答曰：先父之茔，本日方葬，系延吴师某点穴。老人因语公曰：此地实乃吉壤，汝既得之，福份不浅。但三四年后，汝宜速往外省，另图事业，不可在此担搁，误汝前程。言毕而去。公回，细思老人言，不解所谓，亦姑置之。”又称：“而于地理一道，尤心藏而心写，并无师授，妙契独深，每遇事务稍暇，时与宾朋谈论他事，亦必及之。是以自逞佳城，多得吉壤。”
在由冯子材亲手制定的《冯氏族谱.凡例》中，也特别强调在修筑冯氏家人的坟墓时要注明风水情况：“坟墓形势绘成图状，载入卷内，使后世知佳城之发籍。凡山水之来脉，岸址之周围，皆得永远修培，不致荒废。”其中，高祖遂云及妣潘氏的墓是“癸山丁向”，曾祖广云的墓是“辰山戍向”，妣黎氏的墓是“乙山辛向”，祖文贵的墓是“申山寅向”。
冯家对于家族的住宅也注意记载其风水，如建造白水塘府邸时就曾请一个叫香锦安的人看过风水，并收录其文：冯宅寅龙入首得穿山庚寅，二节丑龙得穿山辛丑，三节戍龙得穿山庚戍，四节丑龙得穿山辛丑，五节子龙得穿山戊子。立壬山丙向，兼子午坐危宿度分金，现行巽门外引巽气，且合木入坎宫。凤池身贵，文笔建于巽辛方，巽辛为文章之府。珍赏楼建于甲卯方，与来龙合催官贪狼格。池塘在离方，正受运气，得水火既济之妙，应发六十五年大富贵。至六十五年后，值癸巳年，急开离门，封巽庚门，并填离方池塘，左边开巽塘，右边开坤塘，必大兴旺九十年。此后值癸亥年，复改转巽庚门，开离方池塘，即成三元不替之宅也。但二、三，四、五节龙不合局法，今计至四十六年系乙亥年，巽辛方文笔与甲卯方珍赏楼概作尖顶红色火形，少祖山加作尖秀文笔，定卜科甲蝉联，丁财鳞集矣。管见如此，尚祈卓裁，沐恩香锦安谨呈。《冯宫保事绩纪实》记冯子材甲午战争期间赴江南助守镇江时，随员中就有一个“州同香锦安”，可见这个香锦安就是冯子材同乡部下中的一个精通风水地理的人，或者是由于精通风水地理而被冯子材搜罗到部下中来。当然，香锦安所预言冯家多年后的命运，多没实现。
风水地理学说，是中国的一门古老文化遗产，其中既包含着中国先民几千年来对于建筑学和居住条件的丰富经验总结，当然，也不可否认有相当大的迷信成分在内。在古代中国，许多人都关心自己家族的安全和发展，因而讲究家居的建筑情况和生态条件，这是风水地理学说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冯子材“嗜好阴阳地理”学说，其中固然不乏迷信思想的因素，但也表现了他关心家族的安全和发展的心情。
从以上我们所知道冯子材青少年时代的点滴情况来看，青少年时代的冯子材其实应该算是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中的一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称中国的“流氓无产阶级”为“游民无产者”，“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我们在冯子材的身上却没有看到诸如此类缺点的明显存在，却看到一些相反的东西。如一般的无业游民出于谋生的需要，往往学得油嘴滑舌，随口撒谎；而冯子材却“其言呐呐，若不能出诸口”，诚信待人；一般的无业游民都为私利好勇斗狠，冯子材却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他不愿参加刘八一伙就是个明证；一般的无业游民贪财，冯子材却廉洁等等；而“很能勇敢奋斗”一语用在冯子材身上，则最适合不过了。
许多关于冯子材的传记著作都忘记谈到一点，即冯子材在年仅20出头的青年时代，恰逢是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广东地区是这次抵御外国侵略战争的主战场，虽然战火燃烧的广州一带离冯子材的家乡钦州还很远，但长年走南闯北的冯子材，不会不知道和感受到这次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从而在他正在成长定型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他日后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思想基础。
冯子材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一些性格如忠于职守，做事认真，衷情家族和乡人，嫉恶如仇，不畏强梁，身虽贫乏，然一介不轻取，慷慨好义，能得众心等性格，对于铸成他的人生道路，成就他未来的事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以致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性格，也就没有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冯子材。这些性格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命运的抗争：他守船时不愿让小偷偷走家里的财产是一种抗争；不愿过继给舅氏也是不服冯氏家族运数就那么差的抗争；后来与刘八斗、苦守镇江、与贪腐官员斗、与外国侵略者斗，无一都是一种种对命运的抗争的表现。抗争，成了冯子材人生轨迹的主旋律。
但是，冯子材身上的这些性格都只不过是一些潜质而已，就像是种子中蕴藏着生命的因素，如果没有适当的气候土壤水分等客观条件，这些生命的潜能就不能爆发出来。同理，冯子材身上所具有的这些潜质，如果没有适当的客观环境，就无法发挥出来，他就始终是钦州城中一个终日为贫困生活奔波的穷汉子罢了。 第三章 从勇目到总兵
咸丰元年（1851）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为冯子材发挥自身的潜质提供了客观条件。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本书的任务，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与冯子材的关系密切，甚至密切到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就没有冯子材这个历史人物的地步。但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是还未到能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好处说的学者把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一场革命，人为地拔得很高；往坏处说的学者则把它说成是邪教运动，一无是处。而本书则只把它看成是说明冯子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条件或环境，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冯子材后来治理边疆危机和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战术，只能通过参加与太平军作战等国内战争的方式来锻炼和提高。
冯子材的青少年时期虽然过着漂泊贫寒的流民生活，但由于当时当兵被看成是一种贱业，可能受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影响，所以即使他学了一身武艺，却从未有过投身行伍，以当兵求个人出路的想法；加上当时清朝的绿营军队实行“军户世袭制”，即一旦投入军伍，就得父死子继，世世代代当兵，而一般的局外人则无法进入军队中去。使他投入清军的诱因，是无端地被卷入了刘八的反清武装。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两广因种种原因已经纷纷发生各种社会动乱，出现许多反清武装，其中就有影响冯子材生活道路的刘八反清武装。关于刘八反清的情况，现存的资料很少，难以说清其来龙去脉。清《文宗实录》载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旨称：贼首刘八，先充（博白知县）游长龄轿头，本年春间曾用“愚弟帖”告该知县称：素有交情，断不进城。即刘八原为博白知县游长龄的轿夫头子，是当地天地会组织的头目。当由太平天国掀起的反清运动爆发时，他先在广东石城一带起事，后来发展到广西博白。咸丰元年三月初八日有旨称：“石城匪徒刘八等，被东省击败，窜至博白之大峒圩，人数亦有万余。”四月初三日有旨，指示广西当局设法阻挠刘八等与正逗留在武宣等地的太平军会合：“至陆川县一带各股贼匪，尤当严饬该文武督带兵勇，分投防剿，勿令凌十八及刘八等，与武宣、贺县大股逆匪合而为一。”
至于冯子材为什么会卷入其中，由于此事牵涉到他与博白关系，所以冯子材长期来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也影响了各种有关的记载。首先是改动了事发的时间。在《民族英雄冯子材纪念文集》中，收有黄学成等人所撰《冯子材年谱简编》，就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定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是年，与友外出贸易，于灵山县路遇天地会刘八所部，皆被劫持上山，嗣后逃脱。”在《冯宫保事绩纪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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