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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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试读：
孔子的故事
/ 李长之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12（中小学生阅读文库 / 王笑东主编）ISBN 978-7-5695-0251-0Ⅰ.①孔… Ⅱ.①李… Ⅲ.①孔丘（前551-前479）－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Ⅳ.①B222.2-4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1363号孔子的故事K O N G Z I D E G U S H I李长之 著出版人 刘东风责任编辑 高 歌特约编辑 高一尘封面设计 王 鑫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网 址 http://www.snupg.com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开 本 787mm×1092mm 1/16印 张 14字 数 105千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5695-0251-0定 价 36.00元孔子的故事李长之和他的《孔子的故事》
[1]于天池 李 书《孔子的故事》的作者李长之对于现在的读者或许已经陌生了，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李长之，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的故事》出版于一九五六年，是年李长之四十六岁，却已经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种专著。他是诗人，出版有《夜宴》和《星的颂歌》；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的《童话》；他尤其在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出版有《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他的《鲁迅批判》，写于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经过鲁迅过目的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日本有其译本；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热门教材。他勤奋，也有才气，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记录，使得朱自清先生赞叹不已。李长之写作《孔子的故事》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个饱学的秀才，懂英文和法文，又写得一手好古文。李长之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正赶上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他的复古读经政策给李长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经典和古文阅读的功底。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长之撰写《伟大的思想家》一书时，他就有写关于孔子的专著的打算，不过当时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他只写了《伟大思想家的孟轲》，而且即使是此书也没有写完。此后，李长之对于孔子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去观照孔子的。他不同意五四运动简单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五四运动“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所喊的最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见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大公报》）。一九三九年他写《积极的儒家精神》，发表于《新民族周刊》第三卷十八期，后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九四一年他写的《孔子与屈原》一文得到了学术界一致的好评，经宗白华的推荐，他得以担任中央大学的兼任讲师，讲授《论语》和《孟子》；一九四二年他写《孟子所传之孔子》《从孔子到孟轲》，后者发表在《理想与文化》第二期上；一九四四年他写《司马迁和孔子》，发表于《读书通讯》第九十一卷上。一九四八年他和冯友兰、朱光潜等人联名发起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在《大公报》上发表《孔子可谈而不可谈》，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联系当时的形势，痛斥了贪官污吏借祭孔尊孔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丑恶嘴脸。一九五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李长之撰写有关孔子的通俗读物，李长之非常高兴，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一个虽只是部分开花结果的机会。李长之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写孔子——孔子的故事——“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见本书后记）。无疑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讲儒家，就先要讲孔子——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版）但是，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又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争议最大的人物。李长之选取讲“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争议，避开了挑战的尖锐，从而以比较客观地讲述历史的方式，以当时广大读者最容易接受的叙述方式介绍这个伟大的人物。作为批评家，李长之最善于进行传记式的批评，他善于将作家的“人格和风格互相辉映阐发，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吟咏，把创作看作是作家生命的流露，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的生命，把生动的人格形象写下来”（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十一章第三部分“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而讲述孔子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李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优长，绘声绘色地将孔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平事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写孔子的故事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不仅在评价的分寸上，也在于传主史料的零碎和不足上。虽然《论语》《礼记》等先秦典籍对于孔子的言行有较详尽的记录，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勾画了粗略的轮廓，但按照现代人对于人物传记的整理要求，其资料的爬梳辨析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论语》虽然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但基本是语录体且无编年，哪段话是孔子什么时候说的，哪段话是孔子所说而非其弟子所言，后人有时很难判断。再比如，《礼记》《孝经》等书，在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方面用处很大，但传记史料则付阙如。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我们描绘出其生平梗概，却重在精神思想方面，人物则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迷离徜徉。因此。表面上看，文献典籍中孔子的言行记录不少，但真正在写传记时贯穿起来难度却很大。在现代为孔子作传，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即使不能说是白手起家，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也可想而知。李长之由于对于孔子研究得很深，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说做得是相当严谨的。《孔子的故事》是一部通俗的读物，李长之没有因此减弱他斟酌史料的严肃性，相反，他对于相关的史料在取舍拣择上都做到有根有据，一丝不苟。《孔子的故事》几乎每一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全书不过七万余字，而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引书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这些脚注看似不起眼，却凝铸着作者读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作者所引的文献几乎囊括了目前我们所见有关孔子事迹言行的所有史料，同时也包括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些史料的运用反映了李长之史眼的独具，比如第七节“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讲到晏婴和孔子的对立时的脚注说：“见《墨子·非儒》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虽然和墨翟出身不同，但他节用的主张，却是墨翟赞成的，所以就思想渊源上说，晏婴思想可认为是墨家部分思想的先驱。后来儒、墨两派的对立，可以在晏婴和孔子的主张不同上反映出他们最早的分歧来。”第十四节“孔子终于出走”叙述孔子“曾荐举一个赶车的仆人为大夫”，其注曰：“参考《史记·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史记》所说越石父‘在缧绁中’一语，据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是采自《吕氏春秋》，原文‘累之’是因负累作仆，司马迁却误解为‘缧绁’了。”李长之所使用的史料不仅有文献，还有出土资料和实地的考察印象，他写第五节“孔子和老子的会见”，脚注就说“参考汉武梁祠画像，并依照宋洪适《隶续》对此图的解释”。第二十七节“整理诗歌和音乐”叙述孔子向师襄子讲说欣赏相传是周文王所作音乐的感受，脚注就说：“见《论语·八佾》篇，第二十三章。郑注：‘始作谓金奏时，闻金作，人皆翕如变动之貌。’我觉得这样和‘翕如’的意思不太符合，此间以我从前听自祭孔时的音乐印象，意译如此。”这些简明的脚注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李长之在写作《孔子的故事》一书时爬梳史料之细致、勤奋、谨严。不能说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在史料的运用上就完美无瑕，但李长之毕竟通过他的《孔子的故事》把孔子一生基本的轮廓给我们相当翔实生动地勾画出来了。李长之在文学批评上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一九四二年版）这使他对于所评论叙述的人物往往充满感情色彩。他是诗人，又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的笔锋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孔子的故事》中的孔子并不因为李长之在文献上的言必有据而显得古板无生气，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两千五百余年前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经常活跃在字里行间。《孔子的故事》往往引用《诗经》和《论语》上的话，李长之把它们译成流畅生动的现代汉语，不仅准确地转译了原意，而且将口吻神态也传递得惟妙惟肖。尤其是，他的笔锋带情感，传递孔子的原话使人不觉，用得巧妙。他写孔子从事教育时的循循善诱，笔调从容和缓，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写孔子外交上的斗争，其勇毅果决的精神见于笔下，痛快淋漓，慷慨激昂；而写孔子的死，则舒缓安详，不啻是一篇肃穆低回的挽歌：一天清早，子贡来看孔子。孔子已经起身，正背着手，手里拿着拐杖，在门口站着，像是等待什么的样子。孔子一见子贡来了，就说道：“赐呵，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呵？”于是子贡听见孔子唱了这样的歌：泰山要倒了，梁柱要断了，哲人要像草木那样枯了烂了！这是孔子最后的歌声，“哲人”是孔子最后对自己的形容。孔子唱着唱着就流下泪来。子贡感到孔子已经病重了。子贡赶快扶他进去。这时又听见孔子说：“夏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东阶上的，周代人的棺材是停在西阶上的，殷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两个柱子中间的。我昨夜得了一梦，是坐在两柱间，受人祭奠呢。我祖上是殷人呵，我大概活不久了。”孔子从这天起病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经过七天，孔子在弟子们的悲痛中离开了他们。《孔子的故事》总体的行文风格纡徐疏朗，有一种叙事诗的味道。李长之在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评论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时说，“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其中有着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这也似乎可以放在李长之所写的《孔子的故事》上。《孔子的故事》在叙述方式上虽然避开了令人烦扰的争议，尽量客观地讲述孔子的生活，但作为批评家，李长之在叙述之余也不忘随着发表三言两语的短论，其中不乏深中肯綮的精辟之言。他在叙过孔子对于舜的《韶》乐和武王的《武》乐的批评之后，便说：“孔子是反对战争而赞美和平的。这说明孔子对艺术的批评是技巧与内容兼顾的。”在讲过孔子对于《关雎》的评论之后，便说：“这是季札的见解的发挥，同时也代表孔子自己对艺术的要求：适度而不是过分，健康而不是病态。”尤其在“后记”中，李长之集中而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对于孔子的看法。他说：“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的‘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现实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就是‘仁’的学说，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私学）。孔子的进步面之二，就是他在这段过渡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的蓝图，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经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些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他有进步面，有落后面，有软弱处，而进步面是主要的，这就是我对子孔子的估价。概括地谈孔子，就是如此。”“如果仔细考究下去，孔子的进步面、落后面、软弱处，我认为也还是错综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坏的也不完全是坏。”李长之的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相当深刻，相当有针对性，其表述也是需要勇气的。《孔子的故事》的后记，使得这本小册子虽然叙述的是孔子的生活故事，却又有着强烈的学术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故事》正文、脚注、后记是一个整体，在阅读时不可偏废。李长之不仅对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而且崇拜欣赏孔子的人格精神。他说：“孔子的思想有彻底的、激烈的一方面，这可以《论语》为证。‘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九）我不知道什么话比这更彻底，更激烈，更‘力有万钧’了！那老子庄子比起来，简直是蚊子哼哼！”“孔子常讲‘仁’，但仁不是空洞洞的假慈悲，‘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微子》，一），孔子才说‘殷有三仁焉’，这其中有一种忠毅坚贞的积极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版）李长之的人格和精神自然也受到了孔子的浸润濡染。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是他一再强调批评精神和批评家的人格，“伟大的批评家，眼光是锐利的，同时，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一九四二年版）反映在其人格精神上则是他一贯的坚持疾愚妄和刚直不阿。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的岁月里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他没有消沉屈服，依然保持着健旺的活力和独立的观点。“文革”初期，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曲阜扫“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吗！”李长之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去世的，他赶上了粉碎“四人帮”的喜事，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却在迎接新中国进一步昌盛的时候不幸赍志以殁。《孔子的故事》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在李长之的著作中并不是赫赫有名的代表作，从一九五六年出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四十五个年头，但历史是公正的，隋珠虽小，尘埃难掩，读者并没有忘记它。一九七九年日本守屋洋翻译了它，以《孔子的思想与生涯》为书名，由德间书店出版。一九八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编辑《祖国丛书》时特意收录了它。更有意味的是，一九八三年某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石穿的《孔子的故事》，不仅书名雷同，而且毫不掩饰地大段大段地抄袭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以成书。这虽然是一桩文林丑事，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显出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难以磨灭的价值。《孔子的故事》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但在李长之的心目中，它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李长之在书后的跋中写道：“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写毕，八月三十日修改一过。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八日，重改誊抄一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改定。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再改定。”这样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修改，在才气横溢、下笔千言的李长之的创作经历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故事》撰写的难度，反映了李长之的严谨和不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故事》在李长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他希望笔下的孔子的形象完美无缺，无负于历史！一九六二年，头戴“右派”帽子，被剥夺了教书和创作权利的李长之又提起笔来修改《孔子的故事》，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应承改后再版，但终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搁置了。接下来的“文革”使得李长之的修改稿连同修改意见一起灰飞烟灭。现在，国家昌盛，万象更新，《孔子的故事》有机会再版了，而斯人已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记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引 子
两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在希腊有自发唯[2]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公元前六二四—前五四七年）和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五四〇—前四八[3]〇年），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五五〇年），在中国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就中国来说，和孔子同时还先后出现了不少优秀人物：像渊博的季札，政治家晏婴、子产，思想家老子，历史家倚相、左丘明，军事家伍子胥、孙武等。孔子出生的时期，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正当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年）的中期。这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用铁铸刑鼎就是一个例证；一般生产工具—农具、手工工具，大致已用铁制，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黄河中下游广大的土地被开垦了，森林等资源也有被开发的可能了。手工业则逐渐走向专业化。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像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曾为越国上将军的范蠡，都以经商致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整个社会都有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标志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公元前六世纪时，在中原地区和淮水、汉水、太湖流域广大的地域里，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家名义上是周天子的属国，其实是一些自主的或半自主的独立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各国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彼此为了争夺土地或劳动者，不断地发生兼并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许多国家灭亡了，许多贵族没落了，也有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人，由于依附胜利的贵族而上升了。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的下层贵族以及上升的人逐渐形成了“士”这一社会阶层。这种“士”，在频繁的战争中间，在各种军事、外交、政治活动中间，获得了广泛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在当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曾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孔子，正是“士”这一阶层的最早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这以前的文化是被贵族垄断的，但在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时，这种垄断情况就被迫改变了。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的下层贵族在这一改变中就起了桥梁作用。他们顺应了当时人们学习文化、学术和各方面知识的迫切需要，开创了私人教授学生、传播文化的新教育制度。孔子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卓越的教育家。当然，孔子不仅是个教育家，他还是个思想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有一套虽不周密但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见解。孔子思想中最光辉的一点，是提倡“仁”，“仁”就是“爱人”，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反映了由于奴隶制的渐趋瓦解而产生的当时庶人（广大人民）的抬头。孔子首先把文化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就是这种现实以及反映这种现实的人道精神的具体表现。这是孔子进步的一面。但是，孔子又主张用“礼”来制约“仁”，同时主张礼教、礼治，这就是说，孔子主张人跟人还是要按一定的等级、一定的规矩相处，也就是他说的：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所以，他说的“仁”——爱人，便又被等级秩序削弱了。在这一点上，孔子终于没有完全突破阶级限制，终于没有突破旧的思想意识的限制，终于没有突破那时社会还处在过渡期的最初阶段的历史限制。在对当时的政治态度上，也有类似情况。孔子对当时各国诸侯、大夫的互相兼并很不满意，他主张天下和平统一，这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也是符合中国后来成为一个大的封建国家的历史要求的；但是他所主张的统一，是要像西周初期那样，在以周天子为首的旧贵族统治下的统一，这虽然含有新的因素但终于和当时社会变革的现实相矛盾，这也就是孔子在当时不能不碰壁、政治活动不能不失败的根本原因。进步和落后，改革和妥协，孔子兼而有之。这是孔子的矛盾，也是时代的矛盾。尽管如此，孔子能够提出“仁”，而且能够普及文化知识，在教育事业上有很大的贡献，其进步的一面还是主要的。源远而流长的中国文化，孔子正是最早的、最重要的一个传播者。一 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在现在的河南、江苏交界的地方）的贵族，如果再往远里说，他们还是殷代贵族的后代。孔子在临死的时候也曾说自己是殷人呢。但是，到了孔子的前三四代，由于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而逃到鲁国（在现在的山东东南部、江苏西北部）避难的时候，这贵族的世家就日渐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叫纥，字叔梁，是鲁国一个职位不大的武官，他很有力气。有一次，几个诸侯国家去攻打一个叫偪阳（在现在的山东峄县南）的小国，鲁国也参加了。孔纥就在鲁国的军队中。当他们攻入偪阳城的时候，守城的人把一种闸门放了下来，先入城的队伍眼看就要被隔断在城里了，这时孔纥却用双手把闸门一掀，掀起来了，先入城的军队才得以完全退出来。这事发生在公元前五六三年，[4]离孔子出生还有十二年呐。又有一次，孔纥和其他两个鲁国将领，率领三百武士，打退了齐国的侵扰。这事发生在[5]公元前五五六年，离孔子出生只有五年。这就是我们所仅仅知道的关于孔子父亲的事迹了。孔子的母亲姓颜，叫徵在。当孔纥和她结婚的时候，[6]她还很年轻，可是孔纥已经上了岁数了。他们的结婚是没有经过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完备手续的，因此遭到了社会上的奚落。孔纥和颜徵在很希望得到一个儿子，他们曾在曲阜东南的尼丘山上祷告过。后来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便给这孩子取名叫丘，别名仲尼。这就是后人习惯上尊称的孔子。“仲”是老二的意思，这说明孔纥在和徵在结婚以前有过妻子，而且有过一个儿子了。孔子生的这一年是公元前五五一年——周灵王二十一[7]年，鲁襄公二十二年，距现在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光景。孔子父母的结合既不十分符合当时的礼制，而当时的礼制又特别沉重地约束着妇女，所以孔子的母亲过着不很称心的日子。孔子也就从小时候起，多懂得了一些人的脸色，多感受到了一些人情的冷暖，于是养成了谨慎小心的性格，很敏感，很善于应付人，并习惯于遇事有所思索，总之，有点早熟吧。当然，由于孔子后来不断地锻炼，他并没有因此而流入孤僻和冷酷。可是不幸的是，在孔子只有三岁时，父亲孔纥便亡故[8]了。他母亲因为舆论的压迫，连丈夫埋葬的地方也一直没有告诉过孔子。那时，他家正从陬邑（在现在的山东泗水县东南）移居到鲁国的国都曲阜。孔子小时候得不到什么合适的玩具，他只是爱模仿祭祀，摆上小盘小碗，学着行礼玩儿。这就是他常做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游戏了。二 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
在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国那个不肯接受王位的公子季札出使各地，到了鲁国。季札在鲁国有机会听到鲁国所特别保存着的较完备的[9]周朝乐歌。那些乐歌大部分保留在现存的《诗经》里，连次序也和现存《诗经》中的大致相符。这说明鲁国有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季札是一个博学而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对于听到的乐歌都有中肯的、深刻的批评。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呵，这反映出周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有点草创的光景。其中表现着勤劳，可是没有[10]怨意。”以后又听到郑地（在现在的河南新郑县）的民歌，他对于郑地民歌的批评是：“这种音乐为什么这么细弱？很有享乐的气氛。——这个小国有些危险了。”又往下，便听到齐国（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民歌，他很满意，说：“很舒缓，很深远，真是大国的气派，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呵。”再往下，是豳地民歌，秦国民歌，魏、唐二地民歌。他说：“豳地的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秦国民歌还保持周朝原先的歌调。魏、唐两处的民歌，反映了俭[11]朴而有远虑的习俗。”郐地以下的民歌，他是不满意的，但因为身为外交使臣，就不好意思多加批评了。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在鲁国，除周代音乐以外，还见识到了前代的音乐歌舞。他最满意的是相传为大舜乐歌的《韶》，这种音乐的乐器主要是箫。他说：“我已经听到并看到最好的了，再有其他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后来孔子也是很欣赏《韶》乐的。季札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文艺批评家。就《诗经》说，他乃是第一个予以系统的批评的人。当季札到鲁国的时候，孔子还很小，说不上立刻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孔子长大了，他是很佩服这个先辈的。孔子后来对诗歌的批评，也曾采取过季札批评豳地民歌“愉快而不淫荡”的见解而加以应用。孔子在晚年曾经系统地整理过《诗经》的乐歌，无疑是在这种重视音乐的气氛中得到了鼓舞，同时又是在鲁国特别保有这些文化遗产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的。鲁国虽然是个小国，文化遗产却是很丰富的。并且不只在这时吴国季札所见到的是如此，就是过了三年，晋国使臣韩宣子到鲁国时，也因为见到鲁国所保存的哲学书《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而恍然大悟似的说：“周代的政治法律都保存在鲁国了，现在我才明白周公的本领以[12]及周朝所以兴起的缘故了。”孔子所生长的鲁国的文化空气就是如此。三 在挫折中前进
孔子慢慢长大了。因为穷困生活的磨炼，因为父亲原是体格很好的，所以孔子身子也很健壮，这是他日后所以能经受得起各种困难，而精力始终充沛的缘故之一。孔子是有志气的。据他的自述，他在十五岁时已经立[13]下了要好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的志愿。[14]孔子在十七岁时，死了母亲。依照当时的习俗，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道父亲葬在哪儿，他于是把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的街上。五父是五个老人的意思，衢就是街，如果是现在的北京街名，大概就叫什么“五老胡同”了吧。这时一位老太太——一个名叫曼父的人的母亲——便走来指点孔子说：“你父亲葬的地方我知道哇，那地方叫防。”防是指防山，在现在山东曲阜县东面，孔子因此才知道了父亲的坟地，便把母亲也葬在一起。孔子这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虽然小心谨慎，但人事经验是不多的。他单纯地想到有机会就该出一出头，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本领了。有一次，鲁国的贵族季氏欢宴名流，这位十七岁的居丧的孔子便穿着[15]孝服跑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喝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叫花子。你走吧！”孔子便只好退了下来。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16]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呵。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达巷里的一个老百姓就这样说过：“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上名堂来。”孔子听见了，便谦虚地说：“我会什么呀，我会赶车[17]罢了。”原来在这时有六种本领是一个全才的人必须具备的，这就是：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在这六种本领里头，赶车是被认为最低下的，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孔子后来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往日没有得到从政的机[18]会，可是我因此有了学会各种本领的工夫。”孔子大概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他担任的不是行政官，而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一回是当“乘田”，这是管牛羊的官，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大大的。”果然他养的牛羊都很肥壮。另一回是当“委吏”，这是一种会计工作，孔子说：“叫我管会计，我就要让账上不会出错儿。”果然他管的账都是一点岔[19]儿也没有。他在青年时期，工作就是这样踏实，这样负责的。在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公元前五二二年，执政二十年以上的郑国大夫子产逝世了。子产是使郑国社会得到安定的人，是使郑国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而外交上常常获得胜利的人。子产是十分博学的，他也熟悉当时的诗歌，并且善于组织人才、使用人才。他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探询一番，再同善于出计谋的裨谌到郊外去一起研究，同时征求一下老百姓的意见，然后又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才让长于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因为经过这样审慎的步骤，所以子产执行的政策便很[20]少失败了。郑国在公元前五三六年，即孔子十六岁时，[21]把《刑书》铸在金属制的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子产最初执政的时候，郑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提倡节俭，提倡节俭，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整顿军事，整顿军事，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谁杀子产，我们心甘情愿！可是过了三年，便流传起另一首歌：我们子女，是子产教育；我们田地，是子产开辟；子产可别死！[22]死了谁继续？子产一死，郑国人便都哭了。孔子听见这个消息，也[23]哭了。孔子称赞子产是对人们有着惠爱的人。在思想上，子产也是比较开明的。郑国有了火灾，别人都说要去求神，但是他说：“天的道理是渺茫的，人的道理是切近的，[24]我们是讲人不讲天的。”郑国有了水灾，又有人以为是龙神作怪，但是他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25]不相干的。”这种开明思想在当时原是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抱有的，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子产正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孔子的一些健康的见解，无疑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在同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四 教育事业的开端
孔子博学的名气越来越大，有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来给他做门徒。孔子后来说：“我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仿佛对[26]任何事都有个主意了。”就在孔子三十岁左右吧，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孔子后来的著名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孔子另一个著名弟子子路也是属于这第一批门徒的。[27]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开始接受孔子的教育时是二十一二岁。子路那时喜欢把公鸡毛插在帽子上，把雄猪的皮装[28]在宝剑上，为的是表示英武。他欺凌过孔子，但孔子雍容的态度终于折服了他，他于是诚心诚意地做了孔子的学生。子路是一个坦白直爽、忠实可靠的人。他后来跟随孔子差不多有四十年，是对孔子事业最热心的支持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和孔子最没有师生距离的门徒之一。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半是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的。孔子是第一个把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普及给一般人的人。当时的社会条件也已经容许他这样做，并且要求他这样做。孔子曾说：“只要谁拿十条干肉来做入学礼，我没[29]有不教他的。”自然，能备得起十条干肉的，绝不是最穷的人，所以能够获得教育的人，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但是比起以往来，这就是个大进步了。自然，贵族中也有送子弟来求学的，比如鲁国大夫孟僖子（即孟釐子）临死时就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说：“孔丘是圣人（指商汤）的后代。他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被一个叫华督的大将杀了，他的五世祖才迁到鲁国来。孔父嘉的高祖父是弗父何，弗父何的父亲就是宋国的国君宋愍公。弗父何是大儿子，本来有资格继位的，可是他让给了弟弟宋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经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可是他地位越高，却越谦恭。孔丘的祖先是有美德的。现在孔丘年纪不大，就懂得这么多事情，并且熟悉礼节，恐怕又要出圣人了吧。我是眼看要死[30]的人了，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拜他做老师呵。”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后来果然做了孔子的弟子。这时[31]孔子三十四岁了。但是孔子门徒中像这样的贵族子弟毕竟还是少数。五 孔子和老子的会见
南宫敬叔做了孔子的弟子以后，曾向鲁昭公建议派他和孔子一块儿到周的京城洛阳去观光。鲁昭公答应了，便给他们一辆车子、两匹马，还派了一个仆人，打发他们到洛阳去。好学的孔子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历史悠久的京城洛阳有丰富的文化宝藏，而且大思想家老子也在那里。老子这时担任保管文物的工作，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32]馆长或历史博物院院长。老子听说孔子来了，便套上车，到郊外去迎接。又叫他的家童把路打扫干净。孔子也依照当时的礼节，从自己[33]车上下来，把作为见面礼的大雁捧着，送给了老子。老子比孔子年纪大得多，经验阅历也丰富得多，他所接触的文物史料也远比孔子这时所已接触到的广博得多。因此，这一次会见，对孔子是极其有益的。这时孔子还在壮年，在求知和修养方面，积极和热情有余，但是还不免有些急躁、粗枝大叶，仿佛还需要更阔大的胸襟，需要在精神内容上更加丰富一些，还需要从更高的眼界对自己已经获得的学识技能加一番审量。而在这些方面，老子恰是有资格对孔子有所助益的。从老子方面来说，他似乎缺乏孔子那样的积极和热情，好像缺少什么朝气似的，但是和孔子的精神凑合起来，就可以构成一种宝贵的东西了。老子和孔子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其杰出的人物，他们的会见是灿烂的古代文化史上饶有意义的一页。孔子向老子请教了很多东西。甚至就是孔子所熟悉的礼数方面，也证明老子比他懂得多。例如出丧的时候逢见日食怎么办，小孩子死了该葬到近处还是远处，国家有丧事的时候不避战争对不对，战争的时候应该把已死的国王的牌位带着还是不带，等等，老子都根据事实和情理给孔[34]子做了明确的解答。老子也深深器重像孔子这样一个虚心求知的人。孔子在洛阳住了几天，要离开了。老子依依不舍地给他送行，并且根据自己的处世态度，告诉他道：“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是送钱，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的时候是赠几句话。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第一，你所钻研的，多半是古人的东西。可是古人已经死了，连骨头也烂了，不过剩下那么几句话。你不能把那些话看得太死。第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生得是时候呢，固然应该出门坐坐车，阔绰一下；如果生得不是时候，只要过得去，也就算了。第三，我听说有句老话，会做买卖的都不把东西摆在外面，有极高的道德的人都是很朴实的。你应该去掉骄傲，去掉很多的贪恋，去掉一些架子，去掉一些妄想，这些对你都是没有好处的。一切事不要太任自己的性，这样在家庭也不合适，在朝廷也不合适。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话[35]了。”孔子深深地玩味了老子的叮嘱，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洛阳。孔子回到鲁国，见到自己的弟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常被人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只有一种东西，我们不能控制它，它爱云里来就云里来，它爱风里去就风里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没法[36]捉摸老子这个人，老子就像龙一样吧。”六 走向成熟的道路
孔子自从见过老子以后，他自己过去一些偏于主观的做法是有意识地减少了一些了，他遇事也更能冷静地分析了，加上他原有的勤勉和热情，就使得他更为人们所钦敬了。于是他的弟子多起来，而且还有远地来的。他曾从容地和门徒们说：“学会的东西，时常去温习，不是很有乐趣吗？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老远地来讲究学问，不是叫人很高兴吗？自己有本领，可是没有什么人知[37]道，但也没有什么不愉快，这不是有涵养的人吗？”这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心情。这就是他从孤苦伶仃的童年起，经过挫折，经过自我教育，学习了一些本领，经过实际生活的一些锻炼，又接触了有阅历的先辈老子，自己已经从事着教育事业，同时对于从政又有一些希冀时的孔子的心情。孔子这时还不到三十五岁。虽然他说即便人家不知道自己有本领也能沉住气，但对于施展自己的本领——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所谓抱负，作为“士”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孔子，却还是跃跃欲试的。他曾说“不愁没有地位，愁的是自己没有成套的东西；不愁人家不知道，只要自己有了成套的东西，自然会[38]有人知道呵”，也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使他在一生中浪费了很多有用的光阴和精力，使他和人民之间逐渐有了距离，也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直到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孔子的这种心理才多少有些扭转。七 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
公元前五一七年，孔子到了齐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齐国原是东方大国，疆土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并富有鱼盐之利，在齐桓公时代（公元前六八五—前六四三年），又经过杰出的政治家管仲整顿国政，成了春秋时期的一等大国。这时是齐景公统治的时代，也是大政治家晏婴活跃的时代，国家安定而强盛。孔子希望在齐国做一番事业，是有现实根据的。然而事情不是那么顺利。孔子何以不留在鲁国而跑到齐国去呢？这固然由于齐国的局面好像大有可为，同时也由于鲁国发生了政变。原来鲁国有三家有势力的贵族，一是孟孙氏，就是孟懿子、南宫敬叔他们那一家；二是叔孙氏；三是季孙氏，就是孔子年轻时穿了孝服赶去吃饭的那一家。这三家贵族原是鲁桓公的子孙，所以又称为“三桓”。三家之中，季氏势力最大，这时季氏的季平子专政，鲁君昭公很讨厌他。恰巧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郈昭伯因斗鸡发生了纠纷，原来季家的鸡翅膀上加了芥末，为的是害对方的鸡的眼睛，而郈家的鸡爪子上却带了锋利的金属，季平子见郈昭伯不肯退让，便强占了郈家的封地，郈昭伯于是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以此为借口，讨伐了季平子。季平子联合孟孙氏、叔孙氏，进行反击，鲁昭公失败了，逃到齐国。齐国把他安置在郓城（在现在的山东郓城县东），郓城是齐国从鲁国夺[39]去的地方。鲁昭公便在齐国住了下去。鲁国陷在混乱中。对于“三桓”的擅权，孔子本来是不满意的，现在鲁昭公也被“三桓”驱逐出国，他实在看不下去，便也离开鲁国，到齐国去试一下。据说齐景公在五年前（公元前五二二年）到鲁国的时候就见过孔子。那时齐景公曾问孔子：“从前秦穆公国不大，地方又偏僻，可是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孔子当时回答说：“秦国国家虽然小，可是他们的人志气大；地方虽然偏僻，可是他们的人行起事儿来正当。秦穆公又会用人，曾看中了喂牛的百里奚，和他谈了三天话，便能信任他，叫他执政。像秦穆公这样的做法，统治全中国也是够格的；称霸一方，还只能算是小成就呢。”齐景公听了很满意。[40]因此孔子心里有了底儿，以为到齐国可以做百里奚第二。依照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要去投效一个国君，得找一点门路。哪怕孔子已经见过齐景公，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也很好，但如果不打通齐景公的亲信，也还是难以掌握实权的。虽然有百里奚那样的传说，但那究竟只是一般“士”所乐道的美谈罢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不是那样的。因此，孔子先当了齐景公的亲信高昭子的家臣。高昭子果然替孔子在齐景公跟前说了些好话。于是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大道理。孔子说：“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意思是要维持社会上的统治秩序，各人要按其名分办事，用孔子自己的话讲，这就叫“正名”，他后来在长时间内也还是这样主张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尤其在阶级矛盾渐趋剧烈的时候，就更合统治者的口味了。所以齐景公听了，便高兴地说：“对呀，如果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那么，我就是有的[41]是米，还能吃得成饭吗？”过了几天，齐景公又问孔子政治上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孔子看准了齐国当时最大的毛病是奢侈浪费，于是[42]说：“问题在于节约。”当然，孔子的节约主张是不彻底的，因为孔子终究是讲排场的。但齐景公听了还是表示满意，这大概因为齐国当时实在奢侈得不像话了吧。这时，齐景公想把尼溪地方的田地封给孔子。可是齐国的执政大臣、老政治家晏婴，是不赞成孔子所讲究的那一套礼数的，他便向齐景公说：“这班新兴起来的‘儒’（也就是士），他们只会说漂亮话，不能受约束；他们很骄傲，很自以为是，不肯俯就别人。治丧主张铺张，埋葬不惜倾家荡产，这种风气也要不得。他们靠着游说、当食客过日子，国家能依赖这些游民吗？自从周朝衰落以来，不见出过什么贤人，过去的礼节乐章也好久没有人弄得明白了。现在孔子就专讲究这一套。怎么见人，怎么走路，穿戴什么，甚而摆什么面孔，烦琐得要命。多少年也学不完，一辈子也搞不清。您如果让他在齐国实行起[43]来，恐怕解决不了什么最急切的问题的。”因为这话说中了孔子的主要毛病，齐景公动摇了。以后齐景公再见孔子的时候，便不再向他请教大道理，不过表面上还很客气罢了。过了一些时候，齐景公才对孔子说：“如果像鲁国对待季孙氏那样，拿有权的上卿地位给你，我做不到；如果像鲁国对待孟孙氏那样，拿无权的下卿地位给你，我也不肯。那么，我待你在季孙氏、孟孙氏之间[44]吧。”这话自然是冷淡孔子的。而且齐国的贵族也怕孔子真正在齐国当权，便都想陷害他，孔子是有些风闻了。齐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我老了，精力不济，不能任用你来图谋改革了。”孔子听了，便只好收拾行李，干脆离开了齐国。八 孔子在齐国的收获和影响
孔子在齐国的政治活动失败了。孔子只看到在齐国很可以做一番事业的一面，但没考虑到另一面：齐国的执政者晏婴在政治主张上恰是和自己敌对的，孔子的主张也和齐国贵族有矛盾，而他所看重的那一套烦琐礼节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失败是当然的。但是孔子这时在艺术修养上却进了一步。这就是由于他在齐国宫廷里听到了虞舜的古乐，所谓《韶》乐。他不但听了，而且用心学习了一番。他学得这样专心，有三个月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了。孔子自己在这时也说：“我没想[45]到我当时是这样地被吸引到音乐里去了。”孔子在齐国耽搁了一个时期，他的好学给了齐国老百姓很好的印象；齐国的统治者虽然不能用他，却认识到如果孔子回到鲁国并且在鲁国执政，就会增加鲁国的力量，有点不大放心。虚心的孔子在接触了晏婴之后，对晏婴很敬重，他佩[46]服晏婴一件狐皮袍子穿三十年的俭朴作风；他也发现晏[47]婴善于交友，对老朋友能够始终保持着礼貌。孔子在齐国大概住了两年的光景。他出国时三十五岁，回国时三十七岁了。鲁国依然很混乱。逃到齐国的鲁昭公曾经想借齐国和宋国的力量回国复位，但季孙氏却依靠晋国的势力，始终拒绝接纳鲁昭公。孔子仍旧没有从政的机会。在这一年，吴国发生了政变，这就是有名的“鱼藏剑”的故事。原来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最贤，他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季札。寿梦想传位给他，可是他不肯接受，于是寿梦将王位传给了大儿子。老大想让给老四，季札还是不肯接受。后来老大死时便将王位传给了老二，想这样兄弟相传，终会传到老四。可是老二、老三先后去世，季札又躲开了。于是老三的儿子继了位，这就是吴王僚。季札是这样的谦让，可是老大的儿子光不服气，便派刺客专诸扮作厨子。在一次宴会中，专诸把短剑藏在烧好的鱼里，在上菜的时候把吴王僚刺杀了。光就夺取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庐。这时，季札赶了回来，但他不是回来争王位的，而是为了吊祭已死的吴王僚——他的侄儿。然后，他便住到自[48]己的封地延陵（现在的江苏武进县）去，以后再也不出来了。有关季札的故事是很多的。还有一个故事说明他对人很讲信义。当他出使各国的时候，经过徐国（在现在的安徽泗县北），徐国国君很喜欢季札佩带的宝剑，但是不好意思开口。季札却看出来了，只是因为一个使臣是不能不佩剑的，当时便也没有什么表示，可是已经拿定主意当出使完毕后便把剑送给他。后来季札回来又经过徐国，徐国国君却亡故了。季札便把宝剑解下，挂在徐国国君坟旁的树上。别人说：“人已经死了，你这宝剑还送给谁呢？”季札答道：“话不是这样说，我心里曾许过他呵；难道因为他死了就变了心吗？”后来当地便流行这么个歌：延陵季子呵，他真念旧；宝剑值千金呵，[49]他挂在坟丘。孔子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十分敬重的，后来季札死了，孔子还给他题了墓碑。这块碑上的字，据说是唯一的被保存下来的孔子的书法。在孔子三十九岁这一年，晋国铸了铁的刑鼎。这是郑国铸《刑书》以后第二十三年的事。这说明当时铸铁技术已经相当进步，也说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当时的阶级剥削提供了更高的物质基础。因此，当时各国的阶级矛盾，也就进一步地加深。在社会变动中的“士”的地位，这时越来越重要了。这时孔子在学问上又有了进境。他说：“我到了四十岁，[50]就心里更亮堂，什么话也迷惑不住我了。”孔子在等待着再度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九 孔子在混乱的鲁国中的寂寞
流亡在齐国的鲁昭公，在齐国受尽了气，终于于公元前五一〇年死在国外，这一年孔子四十二岁了。鲁昭公的弟弟被立为鲁君，这就是鲁定公。过了五年，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是季桓子。季孙氏依然大权在握。正如季桓子常要威胁鲁定公一样，季桓子的一些得势家臣也威胁着季桓子。同时这些家臣也彼此摩擦，都想吃独份儿。消灭同列的竞争者，夺取更多的权益，这几乎是那时从各国的诸侯一直到卿大夫及其家臣的共同做法。季桓子这时有势力的家臣是：仲梁怀、阳虎和公山不狃。先是仲梁怀和阳虎发生冲突，阳虎想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出来做了和事佬。但因此仲梁怀的气焰大了起来，阳虎就把他囚禁了。季桓子出来干涉，阳虎把季桓子也囚[51]禁了，直到季桓子认了输才被放出来。这样阳虎就挟制住了季桓子，而季桓子则挟制着鲁定公。孔子对这种情形很看不惯，所以就不愿意出来做事。季桓子底下的三个有势力的人物，仲梁怀既被阳虎压服，就只剩下阳虎和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联合阳虎，想更换三桓的继承人，换上接近阳虎的人，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操纵三桓了。阳虎又把季桓子逮捕起来，并要杀掉他，但季桓子想办法逃掉了。阳虎却最终在军事上失败，逃往[52]齐国。季桓子底下只剩下公山不狃一个有势力的家臣了。公山不狃就在公元前五〇一年占据了鲁国的费城（现在的山东费县），想以此为根据地来反抗季桓子。公山不狃打发人来请孔子，因为他晓得孔子是讨厌季家的专横的；同时孔子是既有声望又有本领的人，请到孔子也可以壮一壮声势。孔子呢，寂寞了好久，一直没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又是熟悉历史的，想到从前周文王、周武王就曾以西北的一块儿小地方丰（在现在的陕西户县东）和镐（在现在的陕西西安市西南）做根据地统一了北中国，他是不是也可以将费城作为根据地大搞一下呢？他心里有些活动了。可是孔子的弟子们有的就奇怪他这太热心的态度了。他的最年长的弟子子路便首先表示不高兴。他觉得老师天天讲“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正因为不赞成季氏的专横才不出来做事，现在公山不狃还不是要犯上作乱吗？为什么反而要去帮他的忙呢？孔子解释道：“他们请我，难道是叫我白跑一趟吗？我也不是随便就去的呵。若真的有人用我，我是想建设一个[53]新的东周王朝呵！”子路等才没有话说。可是孔子心里也是矛盾的，他到底冲不破他那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下不了决心，所以也终于没有去。孔子这时便解嘲似的说：“我五十岁了，事情成不成是命呵。”命是一种迷信说法，孔子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常提起命。一〇 孔子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孔子定下心来，还是把全副精神放在教育事业上。孔子经常和弟子谈的道理是“仁”。“仁”主要就是要爱别人的意思，这反映了当时“庶人”抬头的社会现实。他在教育上的开放也是基于这种符合历史要求的思想而来的；虽然由于阶级的限制，他又主张维持等级制度的“礼”，不免对于“仁”的思想有所削弱，然而这终究是他思想中最光辉、最进步的一面。除讲“仁”之外，孔子又经常教导弟子学习历史、学习文艺、关心政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等等。他的高兴、苦闷、愤怒，在弟子中间没有什么隐藏；他的歌声、笑声，没有什么间断。直率而又含蓄，热情而又严肃，活泼而不失分寸，这就是孔子生活在弟子中间的形象。孔子和人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的，就是对弟子也是如此。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气氛，如果是孔子先询问弟子的时候，弟子们也往往再征求孔子的意见，他们是彼此这样互相尊重着的。有一次，孔子向弟子们说：“各人说说各人的志愿好吗？”子路说：“我愿意自己有好车、好马、好皮袄，和朋友们一块儿享用，就是他们用坏了，我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自己有长处也不自满，自己有功劳也不夸耀。”这时子路便转而问孔子了：“听听您老人家的志愿呐。”孔子说：“我的志愿是：老的过[54]安稳日子，朋友相信我，年轻的对我挺怀念。”孔子的志愿是那样平凡，但是那样近人情，那样温暖，这就是孔子！孔子很善于在教育上启发人，也善于尊重人们的个性。孔子在弟子中间往往因为各人爱好不同、了解事物的程度不同而说话很有分寸。有一天，孔子的门人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跟孔[55]子坐在一起。他们的座次是按年龄排的：子路最大，这时有四十二岁了，坐在最前；曾晳有二十四五岁，次之；冉有二十一二岁，又次之；公西华十八九岁，最后。孔子是五十一岁。孔子首先说道：“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受了拘束。别管年纪，有话尽管谈谈。你们平日常说，没有人赏识。现在我倒要问问，如果有人赏识，你们打算怎么样？”子路不假思索就抢着说：“有千辆兵车的这么一个国家，受到周围大国的威胁，并且经过了兵灾，人民在闹饥荒。但是如果让我仲由去搞一通的话，只要三年，嗯，只要三年，我就可以练出劲旅，并且让国内教育也很发达哩！”[56]孔子听了，不觉大笑。这时没有人说话了。按次序，孔子本来要问到曾晳，[57]但曾晳还在弹琴，就问到了冉有。孔子叫着冉有的名字：“求呵，你怎么样呢？”冉有见子路被老师嗤笑了，就把志愿说小了些：“我只要六七十里见方的地方，五六十里也可以。让我冉求去搞的话，三年之内，我让大家都吃上饱饭。至于文化教育，等待更有本事的人来。”孔子这回没说什么。就又问公西华，叫着他的名字：“赤呵，该你了。”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