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焰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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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梨白菜花黄试读：
人情就像猴子
人是猿猴变成的朋友A打来电话，在电话中又发了一通牢骚，云太忙；又云领导对他如何如何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的。我回答说，你这是自找的。朋友本在文联，职称二级作家，平日里总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文章问世。正因为如此，被领导看中去当了秘书。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朋友一脸的兴奋，电话那头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不久，朋友真去了机关，鞍前马后地服务于领导，倒也尽心尽力。职称是没有了，被任命为一个副科级秘书。去本来是可以当正科的，但机关不能跳级提拔，便只好如此了。
放下电话，我想起了《袁中郎尺牍》上的一句话：“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
人是由猿猴变的，猴的习性就是人的习性。猴进化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变成人了，但这些习性仍是没有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嫌疑。比较起猴子而言，喜欢热闹的人类似乎更怕寂寞。读香艳故事
读《香艳小品精粹》，里面有一章专门摘录和尚偷情的故事。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老和尚告诉小和尚女人名叫老虎”的小笑话。中国古代有很多促狭和尚情事、偷情的笔记笑话。想这些笑话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百姓尤其是文人的阴暗心理有关，有着“饱汉嘲笑饿汉饥”的嫌疑。
中国古代偷情的故事真不少。看来严酷的礼教还是很难抵挡人的本能。最有名的当属《西厢记》了，红娘“拉皮条”让崔莺莺和张生成就了“鱼水之欢”，因为结局是皆大欢喜，所以那段偷情也就成为经典。《红楼梦》里贾宝玉也是这样，宝玉与半推半就的袭人“初试云雨”，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谁也没有吃亏。当然，色胆包天的，要属《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不仅偷人，而且还杀人，连“绿帽子”也不想让武大郎戴。
偷情是需要色胆的。关于这个，王朔有一番妙语，让人拍案叫绝。王朔说：“年轻时有贼心无贼胆，等贼心和贼胆都有了，贼又没有，只好左手摸右手。”
其实深入想一想王朔的话并不对。现在这年头，只要有钱，不仅胆子壮了，贼也会蜂拥而上。鲍鱼君天下
看有关鲍鱼的资料。在所有的大宴中，如果不是硬比新奇，鲍鱼可能是比较昂贵的一种海鲜了。所以当鲍鱼端上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桌饭已是够档次了。
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鲍鱼会那么珍贵，因为它吃起来是那样稀松平常，只是有着较好的韧劲和口感，如果硬要说它有多么好吃，那就有点勉为其难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鲍鱼的确算是餐桌上的珍馐，名列海味“鲍参翅肚”之首。中国古代的宫廷还专门设有鲍鱼烹饪师，对鲍鱼的烹饪方法极为讲究：烧制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入口要软糯，齿颊要留香，这样的话一般都用炭火瓦煲，用小火煨制18个小时左右，然后配以鱼翅。这样做出来的鲍鱼浓而不腻，异常鲜美。另外鲍鱼扣刺参也是一道名菜。至于鲍鱼捞饭，对于贵人大员来说，基本上属于下脚料范畴的了。
我起先一直对鲍鱼没有一个直接的概念。有一天晚上没事，我坐在电视机前，正巧中央七台在介绍鲍鱼的养殖，我便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正是通过电视，我才真正地看清了鲍鱼：它是硬壳的，肉长在硬壳里面。鲍鱼肉的形状像什么呢？像极了女性的生殖器！
我恍然大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鲍鱼才一下子身价大增。不仅中国，世界上很多餐饮习惯，都是将类似生殖器的东西或者生殖本身的东西当作“大补”的，比如补“阳刚”的牛鞭、胡萝卜、乌龟、甲鱼；滋“阴柔”的牡蛎、蜗牛、无花果等……而这些“相似”的东西也偏偏能起到奇效。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鲍鱼的身价想来是同理，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拿鲍鱼来说吧，现代医学也证明，鲍鱼的确有着极佳的“滋阴”作用，它可以明目、养阴、平肝火，医药作用真的非同小可。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道理，很多就是由“盲打莽撞”得来的，有时候甚至一点逻辑性都没有，完全就是毫无理由的判断。“神农尝百草”，靠的是什么？一部分是经验，另一部分则是完全的直觉。名不副实
晚上下班总要经过一条不大不小的街，总能看到一间间发廊出奇地热闹。如今这世道也挺有趣，因一些事情不能正式定义，所以往往都在玩文字游戏：叫发廊的其实根本不理发，叫小姐的根本不是小姐，叫茶座的会连一张喝茶的桌子都没有，叫卡拉OK的根本没有话筒……
其实很多关于文字方面的东西是不能认真的。什么是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有的买，也什么都有的卖。有卖笑的，有卖唱的、卖肌肉的、卖文的、卖怪力乱神的、卖笑话的、卖情调的、卖雅痞的……只要有卖的，也就有买的；只要有买的，也就有卖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广州，是某名牌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原本在那里给人编杂志，嫌收入太低，后来干脆整天带着罗盘给人看风水，收入大增。前几日到我处来玩，我开玩笑让他也给我看看，他一脸怪样：“我那点妖术，还敢糊你？！”
北京的春天
在段府北京张自忠路上的老段祺瑞执政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所在，那里的建筑都是清末民初的，全是西洋式楼房，规模宏伟，气派非凡。现在这个大院里混杂着很多单位，有人民大学的图书馆，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些机构，还有社科院的晚清研究所等。将晚清研究所设置到这个地方，真是可以直接感受到段合肥军政府的幽魂。
大院里有很多参天古树，傍着那些破旧而有岁月的洋楼，仍显得蓬勃。这个大院总给人一种卧虎藏龙的感觉，不是阴森森，也不是清静，而是威严，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凛凛淫威。
我到这里是来看望朋友Z的。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地方了。Z带我重走了一遍大院。院子里有很多奇花异草，在一栋楼的拐角处，一树的紫花开得灿烂无比，Z告诉我那就是紫丁香，戴望舒曾在那首著名的诗中写到它。我感叹说：“我要是亿万富翁，首先把这个大院买下来，将旧房子装饰一新。”Z说：“你这是第二次说这番话了，上次你就说过一遍。”
晚清史有专家评价段祺瑞，说段祺瑞不贪财不好色，但是工于心计，善玩权术。段祺瑞自袁世凯时期就是北洋政府总理了，在此之后，他一会让黎元洪当总统，一会让冯国璋当总统，一会又让徐世昌当总统，而他自己始终重权在握不肯出头。段祺瑞不肯出头是有原因的：执政乱世，方向不明，前台的人肯定要做牺牲品。段合肥不愿意把自己牺牲掉，就找来一个个替死鬼。但段合肥还是把自己的名声给搞坏了，有些东西光靠玩权术是不行的，权术玩得再好，也是下三烂的事情，只有理想，才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
出了大门，方发现大门边的拐角上写着的“3·18惨案发生处”，才想起来刘和珍等曾来这里闹学潮请愿过的，当时被段祺瑞的军警打死。段合肥也是倒霉，一不小心弄了件人命案在身，便很难再翻起身来。
晚上Z君带我到附近胡同一家“壮士羊肉馆”吃饭。刚进得门来，便感到这家羊肉馆有一种“恶俗”的风格，正面是一个唱歌、跳舞的小舞台，旁边的墙上用毛笔写着一大串“壮士宣言”，粗鲁而亢奋，我掏出笔来抄了一段：
不壮何以应凄风狂雨
不壮何以承艰辛劳累
不壮何以经人间百事
不壮何以行千山万水
不壮必存后患而顾左右
不壮必心气虚而生胆寒
不壮必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壮必力不足而半途废
……
这首不伦不类的诗作极有一种莽汉味，倒像是段合肥韩复榘之流写的。又想当年段合肥也可能极喜欢这些恶俗的景象，说不定总爱溜出总督府到胡同里大吃东北羊肉，或者喝一点合肥的辣糊汤。恶俗在大部分时间里让人觉得舒坦，让人放松无比；不像优雅，总有一点束缚。到了吃饭时间，羊肉馆的舞台上几个东北大妞扯着嗓子唱卡拉OK，台下的火锅则散发着一股羊肉的芳香。我们吃得大快朵颐，那情景就如同参加座山雕的“百鸡宴”。在地坛
早晨起来径直来到地坛。早晨的地坛气场尤其好，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有很多老者在这里锻炼散步，与高高在上的天坛比起来，地坛显得平和得多，也多人间烟火。这是我所喜欢的寻常生活。天坛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光秃秃的地面以及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而地坛呢，有着蓬蓬勃勃的花草树木，有着活泼灵动的昆虫鸟类，当然，更多的则是无所不在的生命之气。
我有滋有味地坐在那里，看表情喜悦的老人在我的面前伸胳膊踢腿，看不远处搽着胭脂的大娘、大婶在狂扭秧歌步。我嗅到公园里飘浮着一种熨帖而微苦的味道，这是一种生命的苟日新，日日新。
我在地坛迟迟不愿意离开，一直坐到正午时分，然后，我来到街头漫无目的地走。走得乏了，我便躺在街心皇城根公园的一条凳子上，悠然自得。我眯着眼睛看着北京上空灰蒙蒙的天，像一个快乐的乞丐。在雍和宫
因为没事，上午到雍和宫转悠了一会。进去之后才发现雍和宫其实不是宫殿，而是皇帝的佛堂。雍和宫的建筑风格和布置也带有很重的王宫风味，佛味少，王气重；并且雍和宫与内地的很多寺院风格不一样，接近于喇嘛教的风味。
佛教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在细微之处见到玄妙。雍和宫门牌上高悬的几个字，让我看得心惊：现妙明心。这是真懂佛的人所写。清朝的几个皇帝中，其实最懂佛法的就是雍正了。但懂佛法又怎么样？有些人是学佛学通透了，看透了佛，反而干些有悖佛理的事情。雍正好像就是这样，不过这也难怪，在君临天下的龙椅上，不可能光讲佛法，不讲世间法，而只要一有动作，受害的往往就是芸芸众生。
总有些人见到佛就乱拜一气。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台湾女子，从一进雍和宫起，看见菩萨就叩头，叩得狼狈无比。有恭敬心当然是必要的，但应该明白的是：佛不在别处，而在自己的心中。国子监的碑文
国子监的一块碑文特别有意思，那是明太祖朱元璋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完全是朱元璋的口谕，半文半白，粗鲁而真实。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希望有人才，于是便办了国子监。国子监严格得像是监狱，朱元璋的训话就像是监狱长：“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国子监待学生非常残酷，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太学士们曾经闹过两次学潮，其中一次是学生赵麟，出了一张壁报（没头帖子），朱元璋听说后，龙颜大怒，把赵麟杀了，把他的脑袋挂起来示众。朱元璋在敕谕上所说的，就是指的那么一回事。
我一直疑心朱元璋有着浓重的自卑心理，他是一个小乞丐出身，从小没读过书，等到当上皇帝，肯定以为学问也不过如此，便觉得可以虐待读书人了。这种感觉有点像一个落魄的小老鼠有朝一日成了精，便将一大群猫关在铁笼子里，因为瞅着不顺眼，便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折磨一番。在这样的“促狭”心理之下，太学士只好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所以后来的《戴斗夜谈》中，北京人将“国子监学堂”和“翰林院文章”列为“十可笑”之列。靠蛮力，是培养不出好人才的。
我在国子监转了一上午，没找到什么感觉。更多的时候，我总坐在辟雍殿边的石阶上，听古树上的鸟鸣。我想，当年国子监那些可怜的太学士在百无聊赖的情形下，唯一的乐趣，大概也只能听一听小鸟的叫声吧。
美丽像花一样凋零
女人像老虎姑娘就像花一样，这是比喻。但花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有的花名贵，有的花就一钱不值。结婚以后的很多姑娘由较名贵的花变成了田野里的红花草，更有一些生了孩子的女人干脆变成让人生厌的狗尾巴花。
我最怕见的就是那些女子。她们在结婚生子之后自己消失了，就变成了男人的老婆、孩子的妈。她们全部的话题就是：我的女儿今天会背唐诗了；我的女儿今天被幼儿园的老师表扬了；我的儿子今天撒了泡尿，尿到我的衣服上……所有的话题她们都能七拐八扭地引向她们的儿女。碰到这样的女人，除了走人，你还能干什么？
今天我又遇见了这样的女人。这个女人曾经是个很漂亮文静的姑娘。当我在长江路碰见她牵着她那个并不漂亮、机灵的儿子时，我只是寒暄了几句，并礼貌性地摸了摸她儿子的头。这下不得了，她关于她儿子的“阿里巴巴宝库”打开了，她开始向我详细地介绍她儿子的成长史，并且她一点也没看出我的不耐烦，话题执着得像“爬山虎”一样。最后我的手机终于帮了我的忙。我没等手机里的人说话，便大叫一声：“我马上赶回来！”然后我对她说，领导急着找我，办公室失火了！
女人像老虎并不可怕，这样的女人才可怕。老油子了
Y和Z算是大学里的旧好，曾有一段故事的。但他们的见面却一点也不尴尬，毕竟是老男老女了。我开玩笑说Z和Y见面前肯定在脸上搽了很多粉。但仔细一瞧，Z脸上根本就没有粉，只有细细的皱纹。这样心态的女人，恐怕见谁也懒得搽粉了。
饭桌上Y和Z竟赛着讲起了段子，这不由得让我感叹生活的残酷。十多年前一对粉人如今都变成“老帮子”了。在酒席上，能说“我最近见到市长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样的人，说明混得不错；能说一口段子面不改色的，这样的人绝对“白道红道黑道”；能说一句根本不幽默的话，却让四周人笑成一团的，这样的人才是“众星拱月”；而什么都说不来，回去却写进日记的人，肯定是一个没用的废物。
我就是这样一个废物。“痛苦”的厨子
作家沈宏非给南方的许多报纸开了一个吃吃喝喝的专栏，说一些吃喝方面的闲话。别人都很羡慕他，吃了喝了还能赚名声、拿稿费。沈宏非一段妙语让大家在忍俊不禁之中心领神会。
沈宏非说：“年轻时最羡慕的是那些拍‘小电影’的男人，既能快活还能拿到片酬。现在自己干了这劳什子，才知道那些男人其实也很痛苦。”
沈宏非的意思无非是指快乐的事情出发点必须是“玩”，不带有功利性，而一旦事情成为自己的工作了，快乐也就“子虚乌有”了。就像“小电影”中的男人，众目睽睽之下一遍一遍地操练，哪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其实比起沈宏非或者像我这样的“烹饪写手”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掌大勺的“厨子”了。在我看来，天下最不幸的职业莫过于厨师了，整天烹饪着各式各样的山珍海味，我想厨子起初看到各种佳肴还会流涎水，但到了后来，我想他连流涎水的本能都失去了。没有了涎水，也就失去了品尝的欲望，吃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味道和感觉。一个失去了食欲味觉退化的人，人生的主要乐趣都在离自己远去，这真是人生中极大的憾事。
幸福总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是一个简单真理。厨子们的“痛苦”，也是说明了这一点。厚颜无耻
上网会让人变得厚颜无耻，这话是莫言说的，好像确实是这样。今天实在无事，我就上网在聊天室里待了一会，真是尝到了“厚颜无耻”的滋味。我起先用的名字是“小是”，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这两个字比较好打一些。我进了一家聊天室后，根本没有人理我。我便问：“怎么没人理我呢？”结果一个家伙回答说：“谁让你长了一个鸡鸡呢？”我顿时无话，气愤起来，索性骂了一句：“你爸爸不是也有鸡鸡吗？怎么你妈理他呢？”这下惹了麻烦，那小子打字飞快，一会我就收到了好几百字的骂人文章，粗鲁得不行。我一看不好，只好匆匆骂了三个字，就赶快逃跑了。
喝了几口水之后，我又进了另外一家网站聊天室，这回我换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小丽”。这下好了，刚刚进去，一个家伙就跟上来，说：“小丽，我们交换一下性感受好吗？”我大怒，随手打了几个字：“你去问你妈去！”这个家伙马上回击道：“死丫头，你还以为你是处女啊，我——”我一看不好，只好再次从聊天室里仓皇逃出。
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不对的，我只想说：上网的人是可耻的。很绝的东西
民间的东西有时是很绝的，比如说这样一首歌词：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这歌词就绝妙，少女怀春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当然，这些歌词都是过去的东西了，当今社会，有些段子也可称为绝妙的“民间语文”，幽默形象，让人忍俊不禁。
晚上吃饭是跟一个美容院的老板一起，这老板先是在南方干过，然后就在合肥自己开了家美容院，生意很好。我问他的服务范围，他回答说有拉皮、割双眼皮、抽脂等等。我问有处女膜修补术吗，他说有，而且生意还不错。我接着问，那处女膜是用什么制成的，他的回答是绝密。于是我便想起了香港专栏作家蔡澜的一段话，蔡澜说：“香港女人从小就幻想把初夜权送给丈夫，有如一件宝贝。”但多数在什么节目中，像中秋的月饼一样，糊里糊涂给人吃掉。如果不是担心一早丧失，便紧张得什么时候才能丧失。愿意一早丧失的，有很多人想要，但是如果太迟了，就恐怕没有人要了。矛盾至极，已到绝顶。
吃完饭之后，到一个古董收藏家那里看宝贝。有一面宋时的铜镜极漂亮，让人爱不释手。朋友开玩笑说那铜镜曾是李清照家的。李清照日日对着此镜“顾影自怜”，便成了一个千古流芳的“怨女”。我想也是，宋朝的铜镜毕竟不太光亮，一照便是个十足的“黄脸婆”。人走进这样的镜子里，肯定会生出诸多感叹来。李清照能写出那么多诗词，肯定是跟照铜镜有关。
晚上回来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女儿身，一副李清照的模样。猛然惊醒，想自己要是个女儿身的话，会不会也成为一个怨女？
王朔一样的痞子
在火车上坐火车。因无事可做，只将一本王朔的《无知者无畏》从头看到尾。与此同时，又听了王菲的一张CD《只爱陌生人》。听时冷眼观车厢周围的人，或者在打扑克，或者拉呱，或者干脆就是睡觉。想国人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时间多的是。而国外人似乎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时间。这样想似乎有崇洋媚外之嫌，不由得又想起上次在北京打的。那司机一手开车，一手拿着手机，穷聊活侃了足足有十几分钟。当时车开得飞快，我在车上心惊胆战。好不容易等司机打完了，我佯作不动声色地说：“在国外司机打手机是不允许的，要被罚款的。”“还不是咱中国人素质差呗！”那司机调侃地回了一句。不是冲着我的，但让我觉得自己也好不了多少。一时无话。
谁比谁差多少。我突然明白我的座位一直空着的原因。在我周围的人看来，那个身穿皮夹克、嘴嚼口香糖、头戴耐克帽、耳朵里塞着耳机摇头晃脑念念有词的家伙肯定是个令人生畏的大痞子，更何况他手中还捧着一本王朔的书！残忍的吃法
在很多时候烹饪是极端残忍的，这是相对于作为菜肴的动物而言。人总是发明一些残忍的吃法。这荒诞的理论前提就是认为动物在受折磨时，生命力会达到高峰，肉味就会格外鲜美。所以就有了清蒸活鱼、清蒸螃蟹之类的菜肴。中国菜烧鱼的绝技是活鱼下锅，到上餐桌时鱼的嘴巴还在动，这些都不算冷酷。更有甚者是先折磨动物，然后再上锅：比如说用有绳结的绳子鞭笞猪和小牛，使它们的肉质软嫩；倒挂鸡，慢慢地放血使之死亡，或者活活地打死一只鸡，然后再去烹饪。在云南，有一种“烤鹅掌”，将活鹅吊起来，让鹅掌正好踩在一只平底锅上，然后在锅下生火，锅慢慢烫起来的时候，鹅就不停地轮流将两掌提起、放下，直到烫锅将它的掌烤干，之后单取这掌来吃。
还是在云南，有一种“狗肠糯米”，先将狗饿上个两三天，然后给它糯米吃。饿狗囫囵吞下，估计糯米到了狗的“十二指肠”后，将狗宰杀，只取这一段肠蒸来吃。说法是狗会调动全部的精力来包围糯米，因而“补得很”。
不仅中国，国外的一些“歪理邪说”也是谈折磨动物之绝技。法国有一本书叫《大厨对经》，专门记载一些烹饪绝活。譬如先将活鹅的羽毛拔光，然后在其四周生火，注意不让火接近，以免烟呛到它；但也不能让火离它太远，以免它逃走。火圈中放小杯的水，掺入蜂蜜和苹果。鹅被烤得难耐，只好喝水，这水既可以增味，又可以令其排粪。在烤的过程中，还要记住用一大块湿布擦拭它的头和腹部。最后鹅整个身子出现痉挛，那就算是熟了，可以立即端上来……
中国的山珍海味中，曾有“吃猴头”一说。那是将猴子锁在特制的餐桌上，只露出个猴头。然后上工具，将猴头敲开，在猴脑里撒上盐，用勺子舀着吃——这种吃法，真是惨不忍睹！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但人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强大而为所欲为。试想假如有一天人沦落到像今天动物的地位，也来一道道清蒸人肉、火烤全人、烤人掌、活吃人脑……我的天，那真是想也不要想！好色而不淫
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十分扎眼的女子。有时看到几个打扮得十分醒目的女子，衣裳也高档，但由于气质跟不上，总觉得那衣裳不是她的，像里面罩了个橡皮人似的。没有漂亮的女人，男人走在街上，便没有幸福的感觉。身为男人，幸福感之一，就是欣赏各式各样的美丽蝴蝶在身边飞舞。而作为女人，是没有这样幸福感的。女人看女人，很难有欣赏，只有敌意。“好色而不淫”是谁说的，孔老夫子？孟老夫子？能说这话的，肯定是个不同凡响的人，能把距离感和人性处理得恰到好处。极度中庸，高人一个。
还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男人只有在七十岁之后，才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欣赏者和体会者，而在此之前，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当一个参与者。这句话我觉得不对，我就不想做一个参与者。稀奇古怪的书
现在读书，老喜欢读一些稀奇古怪的书，好像先前将一些正儿八经的书读完了。今天在街上买了两本书，一是盗版的古代黄色小说，另一本则是有关“迷药”的书。想中国古代也的确有趣，封建纲常那么厉害，却有不少文人正事不做，在那里大写特写“黄色小说”，悉心研究“房中术”。中国写作“黄色小说”研究“房中术”的鼎盛时期，竟是封建礼教最为严酷的明清时期。其他的不说，仅《金瓶梅》《肉蒲团》等黄色小说的出现，就足以让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还有一些比《肉蒲团》之类更黄的，套用现在的术语，《金瓶梅》之类只能属“三级”，而《色空鉴》之类才能称得上“顶级”了。
明清时政府大肆镇压文人，搞“文字狱”，都是就政治而言，怕人推翻他们的政权。至于文人们潜心于“著黄”“贩黄”，也许正是统治者们求之不得的事。看一个个英才玩物丧志，沉耽于“纸醉金迷房中术”，没准儿统治者会在一旁偷着乐。也许正是如此，这个时期造就了一批“黄色小说”“春宫画”以及精通房中术的文人痞子。病态的土壤，就会长出一批病态的苗。
又读《迷药》一书。此书中记载了许多“偏方”，譬如有一种印度的药方：男人如果希望他的阳具强健，就应该用某些长在树上的昆虫的毛来摩擦它……我对于偏方之类的东西一向持半信半疑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偏方之类的东西的确管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照我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催眠术”中的暗示法。患者往往淳朴，笃信之下，往往会调动身上的潜力来达到目的。从本质上不是药方管用，而是自身的“精气神”在起作用，达到了目的。现代社会用这些肯定不行了，人们不再淳朴，疑心病特别重，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愿相信，也缺少精气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偏方也就不起作用了。
我一向认为“医”是两方面的事情，是一种“沟通”，如果只单纯强调一方面，肯定是一个“庸医”。
这道理好像还适合很多东西。看《探戈舞》
看了一部阿根廷故事片《探戈舞》，异常华美，将探戈的神韵发挥到极致。探戈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就是情欲。在《探戈舞》中，我们所看到的探戈是情欲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到了极致，反而变得优雅了。优雅的探戈舞者就像是一只只“狐狸精”似的，漂亮的女狐狸精，健壮的男狐狸精，优雅的老狐狸精，大家共同在舞台灯光上随心所欲，美轮美奂。
不像我们国内的探戈，没有优雅，也不够精致，让人看起来只剩下情欲和性感。性感的通俗解释是什么？就是“骚”。
晚上与一群男宾女宾在一起吃饭。其中一位女子感觉甚好，她问我为什么爱留平头。我开玩笑说因为不能剃光头，所以只好屈就了。她说男人留平头挺“酷”，不笑像葛优，一笑，就像张艺谋。
自己哄自己玩
读《霸王别姬》文章看了一篇有关莫言话剧《霸王别姬》的文章。在话剧中，莫言把“楚汉之争”处理成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夺。在莫言的笔下，虞姬是一个小女人，一个极需要男人爱抚的美丽的小女子；而吕雉则是刘邦所不爱的、没有什么女人味的女人。正是因为这点，造成了项羽和刘邦的不同命运。因为项羽极爱虞姬，所以他几乎没有心思进行政治争斗，“爱美人不爱江山”；而刘邦因为不爱吕雉，便将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政治争夺。在爱情上，吕雉是一个失败者，但在政治上，她夫贵妻荣成了一个得意者。正是因为刘邦和项羽后面的砝码不一样，这才使得二者在较量中分出了胜负。“爱江山也爱美人”当然是一个较为完美的结局，但历史似乎从来没有那么完美过。英雄们往往是得了这头失了那头。世界不是完美的，而是有缺陷的。
这样看来，项羽真不是够聪明的人。他真是应该完全放开，干脆“爱美人不爱江山”。江山有什么要头？整日里累着俗人俗事，还不如做一个完全的“花间鬼”，放弃争斗，带着美丽的虞姬漂流四方。历史上有一个人“聪明绝顶”，那就是携西施逃出宫殿的范蠡。乾坤几许大？尽在阴阳中。
凡是能够抛弃一些重要的东西的人，都可谓是大智者。愚蠢的人是什么都想得到，结果什么也得不到。生活需要“阿Q精神”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就是自己哄自己玩。这道理很简单，你要是不自己哄自己玩，一认真起来，自己生活的“方寸之地”都会失去。你要是不哄自己玩，别人是不会哄你玩的。比如你的上司，他就从来不会哄你玩；又比如说你的老婆，她总是给你平白无故地增添很多麻烦。
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哄别人玩会比较危险。比如说忙人，他在那里忙得一塌糊涂，你却在那里跟他耍幽默，他不烦你才怪呢！比如说穷人，他正在下岗为生计犯愁，你哄他玩，不是找打又是什么呢？又比如说贵人，你跟他幽默，他会认为你跟他不在一个档次，你的幽默是不尊重他，你还不如假装毕恭毕敬。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剩下自己哄自己玩了。
自己哄自己玩，是人们生存的一种安全床。生活中就是需要有点“阿Q精神”，被砍不过碗大的疤，等到生死簿下来签字时，也要努力将圆画圆。所以想一想阿Q绝对算是一个“后退一步”的智者，最起码具有智者的潜在素质。要是阿Q生活在现在，功力进一步深厚的话，说不定就会成为一个王朔似的作家。在书店就自卑
每次进了书店都让人觉得自己的渺小，觉得自己生命的过程可有可无。平日里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进了书店，才觉得有那么多伟人无声无息地挤在那儿，而自己则什么都不是，就像空气中的灰尘。想自己真是白活了，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活着，自己简直就是可有可无。但转念一想，自己的想法纯粹是因为神经过敏。如果书店里的职员有这样想法的话，那么在书店里一天都待不下去。
人类文明史算是五千年吧，经过那么多高人的探索和思辨，人类基本上已尽知这个世界的真谛了。没有了解的，也属于对人类基本生存可有可无的，那都是无法穷尽的东西了。现时混乱的思想，往往是一些人，人为地弄乱一些东西，好浑水摸鱼罢了，而另外一些糊涂者又重复着拾人牙慧。最后的局面就是这世界由各种道理牵涉在一块，“剪不断，理还乱”，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缠下去了。
在书店看到一些作家又在不断地出小说了，几年工夫，就有一些新的小说出版。这些作家一写就是厚厚的一本。香港专栏作家蔡澜说内地作家之所以一写就一大本，是因为他们的闲工夫比较多。我也这样认为，但这样想似乎有嫉妒之嫌，有点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思。地主的饕餮
我曾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看到一本厚厚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第一卷，我粗粗地翻阅了一下，上面记载了从原始社会到西周时期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据书的前言介绍，西周之后的部分正在编撰。我不由得对中国灿烂的饮食文化叹为观止。虽然说法国有一本经典著作《食经》，但我知道，相比较于我所见到的《中国饮食文化史》，那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我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过于发达总有点心存疑惑。中国有三千年的封建史，可以说，这三千年当中，舞台上唱主角的都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地主”。这话说得并不过分，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都是一些有产的“地主”，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所以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地主文化”。而作为“地主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地主的饕餮”。
在我看来，“地主的饕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过于关注生存状态，关心衣食住行这些物质生活，忽略生存中的精神成分。按照现在的说法，重视“物质文明”，忽略“精神文明”。二是由于“地主”们久居一地的视野原因，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纲常束缚，使得他们享受生活的范围比较狭隘，生活的外延比较窄，大都集中在“吃”上。尤其在“食色”这两方面，由于一方面受到限制和压抑，另一方面必然加倍张扬。中国饮食文化的过于发达，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现状和个人心理状况的结果（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论述过）。三是中国的饮食文化也类似于中国其他的东西，形式的成分太多，实质的东西比较少。在饮食的很多方面，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自欺欺人、故作姿态的表演。
我声明我没有丝毫攻击中国饮食文化的意思。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比起西式自助餐的优雅，中国人一堆一堆地围坐在圆桌边大吃大喝，有时候还来一些劝酒划拳，像不像一帮地主在狂欢？千古绝句
晚上和一帮文人在一起吃饭，也放浪形骸一把。有位诗人吟诵一诗，倒是十分有意思：
太阳下山了，
天黑了，
白猫满街跑，
黑猫不见。
同在的都大笑此诗的妙处，有景有形，生动活泼。我也赞叹此诗为“千古绝句”。写此诗的人姓王，真是“唐有张打油，今有王某某”。新世纪来了
到处都在庆祝新世纪来了，好像新世纪的天空随时都可以落下巧克力似的。其实人们不过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点燃的都是些空洞的希望。科学只能给人带来便捷，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幸福在哪里？幸福在人们的心中。没有心灵的人，是没有真正幸福的。
随着年龄增大，似乎心也越来越钝，但仍有一些东西令人难以释怀。下午乘车，用耳机听着罗大佑的歌曲，一边听一边哼。当听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以及《亚细亚的孤儿》时，心中突然就有一种巨大的暖意，不觉泪流满脸。在车角任眼泪从面颊上寂寞地落下。
这是20世纪最后的眼泪。21世纪的我，还会流下如此的眼泪吗？
我的朋友胡适之
在环城公园散步人间的许多忙乱，其实都是不得要领，且大多数为庸人自扰——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简直有点春光明媚了。去环城公园散步，看见湖边三三两两的钓者。蹲在一个钓者边上待了近半个小时，也没有看见他从水里拎出一条鱼出来。倒是不远处的一个老者技艺相对高超一点，隔一段时间便从水中拎出一条鱼。那鱼极小，只有寸把长。老者每拎上一条，都如孩童一般开心。其实按照市面的价格，那鱼是很贱的，简直不值钱。垂钓者加上诱饵等钱财，付出的代价绝对要比得到的多得多。
但垂钓者是不带功利性的。垂钓者的愿望只是等待，等待鱼上钩，它的实质是希望。同理还有摸彩票的，其实有多少人有机会得到大奖呢？但只要买了彩票，就等于买到了希望。而人们更愿意在有希望的等待中打发人生。站在那些垂钓者身边的时候，我还想，这样的情况是人在钓鱼呢，还是鱼在钓人呢？
我突兀地产生了一个想法，真想到菜市场买几桶还活着的小鱼来，倒进银河。这样那些钓者兴奋的机会就大大增多，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无趣的聚会
参加了一个十分无趣的聚会。听当中的一个人在那拼命地吹牛，某某是他的朋友，某某又是他的朋友，说到底，就是拿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来衬托自己的身份。其实吹牛的人都是底气不足，底气要足的话，即使是讨饭的，也是可以让人另眼相待的。比如说在欧洲的一些地铁中，就有不少乞丐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这样的要饭者，离艺术家已是不远了。人家的要饭，是他的一种生存方式。
二三十年代胡适的威信极高，且礼贤下士，见面的就是朋友。所以经常就有人吹嘘：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哪里是在说胡适之呢，完全就是在摆自己的谱。这样的实例太多了，在报纸上，在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听到。小蛮腰
看了一部名片《爱经》，主旨是说光有爱的手段和技艺是不行的，最根本应该是真爱。这些道理已经算是通俗之理了，倒是对片中印度女人的腰有点兴趣。印度女人的腰跟阿拉伯女人的一样，有着完全活力，用阿城的话说，就是“腰部微妙，像脸部一样有表情”。那腰真是有表情的，而最有表现力的地方就是肚脐一带。其实肚脐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腰眼”，可以像眼睛一样顾盼生辉。有表情的腰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可以称为“小蛮腰”。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论女人，只是提到肌肤、眉眼、手足、态度等方面，没有专门谈论腰。东方女子腰一般都比较短，这一点日本女人尤甚。日本女人之所以看起来臀部较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腰短，臀部直连着腰，给人视觉上的屁股尤其大。就名女人来说，好像舒淇的腰长得不错，有着表情和丰韵，是一个完全的“小蛮腰”。相对而言，腰部最有魅力的，还是阿拉伯国家和印度的女人。西方的女子腰太硬，偏粗，好莱坞影星也没有一个腰长得特别好的，比如莎朗斯通以及麦当娜，腰部肌肉粗壮，像男人一般。贾宝玉是女人《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手边书，经常性地读它是流连它的文字感觉。《红楼梦》的文字不带丝毫“暴力”，不像现在我们随处可见的文字，处处渗透着一种“暴力”，富有一种攻击性。《红楼梦》里的文字显得很纯粹和静气，可看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平静和智慧。这是当代作品所不具备的。《红楼梦》里最大的伏笔在于曹雪芹是将贾宝玉当作女人来写的，而大观园所有的尴尬就在贾宝玉自己没有男人意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男人，总以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大观园的女人，又把贾宝玉当作一个男人。所有的矛盾都由于性别的错位。贾宝玉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只是偶尔，一次是与袭人初试云雨之时，另一次则是要娶宝钗之时。
今日翻阅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弹妒意，林黛玉俏语谑娇音》，觉得十分有情趣。这一回写宝玉见麝月一人在外间屋里抹骨牌，便替麝月篦头。原文为：
宝玉道：“咱们俩做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我替你篦头。”麝月听了道：“使得。”说着，将文具匣搬来，卸去钗环，打开头发，宝玉便拿了篦子替她篦。
后来又因为篦头之事，引来了黛玉和晴雯的一番醋意。林黛玉生气是正常的，晴雯生气又是哪一门子呢？丫鬟的命，小姐的心。
为什么说宝玉实际上是一个女人呢？因为只有女人和女人之间才会觉得没事干，而一个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从来就不会觉得无聊。看《破浪》
看电影《破浪》，印象至深的是电影中那个绝痴的傻丫头贝丝。当她与一个采油工结婚时，神父问她能否担当起爱情的职责，她说是的。神父接着问她在爱人身上能得到什么，她想了一想，然后说，音乐。
这是一个绝妙的回答。贝丝的回答是对的。电影《花样年华》就是这样，那一首绝妙的音乐就是流淌在两个人心中的秘密。剪不断，理还乱。冻米糖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除了一日三餐能吃到白米饭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只有在年边上，父母亲才挑着一些冻米，到糖坊里为自己家割一点糖，以对付我们饥饿的胃口。
割冻米糖，米是要自己晒的。就是先将糯米蒸熟，然后放在太阳下暴晒，晒到很干了，就将一团团的糯米掰开，变成一粒粒坚硬的冻米。父母亲便买上二斤白糖什么的，挑着个米袋箩筐，到糖坊里去割糖。糖坊里这时往往人很多了，空气中有一种充满诱惑的甜香味。父母便将米袋放在那里排队，然后到一边去交加工费。糖坊里的师傅先是将我们的米炒出来，然后加入糖稀，当然，高级一点的是要加入白糖的。然后用大铲子将这些用糖稀搅拌过的米放在一个大木框中，用大石头压，最后再用锋利的刀将之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等到稍冷，我们就将冻米糖放进箩筐挑回家，然后放进特制的白铁箱，这样的话不易走气，蔫掉——而这冻米糖，就成了我们整个春节期间的主要零食。当然，每家每户在招待客人时，这也是很贵重的东西了。
我就是吃着这样的冻米糖度过了很多年。到了后来，我一嗅到糖坊的味道就感到恶心，而年复一年的冻米糖让我感到一种厌恶。到了后来，我再也不想去碰那个干燥的、散发着一股异味的东西。终于有一年，我们家没再割冻米糖了，而这时候，五光十色的东西开始进入了我们贫穷的国家。
冻米糖就这样远去了。而我，对于它从没有一种本能的怀念。现在写起它，只不过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一个情结。从彻底的意义来说，我对那个物质和精神匮乏的时代没有一点好感。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像冻米糖，简单，本质上是愚蠢的纯朴。而我一直庆幸的是我终于摆脱了各种各样的“冻米糖”，置身于一种慢慢丰富的生活中去，让我能够满足自己并不太多的欲望。这点该感谢谁呢？我想谁也不要感谢，只是感谢时间，时间就是我们的上帝，它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桃红梨白菜花黄
豆腐的故事这里记一段豆腐的故事。
我家一个亲戚在徽州世代做豆腐，远近闻名。到了老憨这一辈，仍是做豆腐。老憨是从十四岁时正式学做豆腐的，但一直到了十八岁，单独做豆腐仍是不行，不是老了就是嫩了。其实从程序上说，老憨做的都没有问题：先将黄豆、大豆或黑豆磨成浆，放在锅里掺水煮，然后用布过滤，点卤，凝起来的豆腐脑子包在布里，系好，将水挤出——但老憨再怎么折腾，做出来的豆腐总跟他老爸的不是一个味道。
老憨的父亲四十岁得子。独子老憨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他老爸已经是靠花甲的人了，眼看着家传的绝技就要完蛋，他老爸有点急了，但每天仍是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老憨绝技，从磨豆开始，磨得过头了，细豆渣漏过布缝，混在豆浆里，这样做出的豆腐纤维多，不好吃；磨嫩了，就是豆子磨得粗，该成浆的没成浆，留在豆渣里，豆腐做出来就少。这些问题都是出在石磨上，不是磨沟浅了，就是深了……
他老爸的讲解细致入微，但老憨就是领会不了，豆腐仍旧做得很糙。眼见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他老爸对老憨的豆腐手艺彻底失望了，老憨自己也灰心丧气。到了老憨十八岁那一年，他老爸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替老憨在邻村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豆腐虽然做不好，传宗接代还是要的。新婚之后的第一天早晨，老憨起床了，他老爸坐在门口，轻描淡写地对老憨说：“知道了吗？好的豆腐就像女人的奶子。”
老憨大悟。从此之后，老憨豆腐做的远胜其父，夫妻店异常红火。黄梅戏
一种艺术形式往往有着自身的限制和局限。比如说黄梅戏，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动、有情趣、平民化，但要让它承担更多的意义，那就是难为它了。黄梅戏最好的，还是传统小调《夫妻观灯》《打猪草》，透明单纯，有情趣，也有情欲，生动到极致。到了《天仙配》，尽管演员再好，但要承担反封建的意义，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至于《红楼梦》，从题材上说，那已是不堪重负了。退一步说，要才子贾宝玉和佳人林黛玉一口安庆话在那儿谈情说爱作诗词，那便怎么也不是个味道了。更不是个味道的我想可能还有豫剧和秦腔，要是豫剧和秦腔也来一个《红楼梦》，那么……我的天！
地方戏就应该是很俗的东西，是俗的生动，而不是雅的生动。“雅”和“俗”是指它所承载的意义和内容。甚至有时候要带一点高妙的“色”，这样才显得生动而有趣。评剧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很“黄”的一个地方剧种。其实不止评剧，很多地方戏原汁原味时也是带点色的；地方歌谣有很多也是这样，都是从“一摸”到“十八摸”的。后来正儿八经印在纸上的，都是新时代文人加工过的，那早就不是原来的风貌了。地方剧和地方小调的实质就是一种情欲，没有了情欲，也就逊色了很多。
有些菜只能作为小菜，做冷盘，不能拿来热炒，更不能拿过来做大菜红烧清炖。如果硬是把一盘做小菜的细碎品拿来红烧清炖，那便怎么也不是个味道了。
世界上很多道理，一用吃来做比喻，就显得通俗易懂了。
陈村说他能从王朔的小说中读到一股独特的骚味。这话不是贬义，我也有同感。我能从冯小刚的电影中感觉到传统相声的魅力；从葛优身上瞅出五十年前马三立的影子；从田震的歌声中听出京韵大鼓的韵味；从那英的歌声中觉察到评剧的味道，闭着眼睛，可以感觉到那英与赵丽蓉的相同点……很多东西，只是内容不同，时代不同，骨子里的东西却是一样的。今天坐车，窗外遍地黄花，开得一片蓬勃，春天的气息无处不在。司机也似乎受到感染，把依维柯开得跟坦克一样汹涌澎湃。听蔡琴的歌，感觉到连蔡琴的歌中都洋溢着一种怀春的味道。这也不是贬义，的确是这样。都说中年的爱情是一坛老酒，我看蔡琴的歌不只是把别人醉倒，把自己也给醉倒了。
情欲是艺术的本源，说到底，艺术就是荷尔蒙的升华。这话好像弗洛伊德也说过。不管是压抑也好，是扭曲也好，是抒发也好，是升华也好。有情欲的艺术通常是真的艺术，是一种真情流露。而没有情欲的艺术往往是假的艺术，干枯的、不滋润的东西。艺术应该是滋润的和生动的，不滋润、不生动的东西，不能叫艺术，只是产品。敬亭山上
敬亭山上一片春色，桃红梨白菜花黄，非常漂亮。待在林中听鸟语，的确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身体都仿佛被濯洗得透明了。我一直对某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没有语言和意识的结论持不同看法，并且认为那是人类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你只要注意动物之间的交流就可以明白，它们之间的语言是多么的会意和简洁。而人类的语言是些什么呢？只是一些用来装模作样的声音，或者就是一堆无用的符号。
路边有一条狗，那狗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凝视我们。动物的眼神总是清澈见底，很单纯，不像人类的眼神，总是掺杂着种种复杂的成分。而在那只狗的眼神里，分明有戏谑和嘲笑的表情。我不是第一次遇见动物有这样的表情。动物的确是有资格嘲笑人类的。
我一直认为动物要比人聪明，比如说一条狗，它就可以感觉到人对它的想法，感觉到一个人是否具有进攻性。动物的直觉要比人类好，人类本来是聪明的，但太自以为是，就变得愚蠢了。
路上有一堆牛屎伏在那里，上面竟插着一枝映山红，远远地看去，就像是一个谐趣的哑谜。
我嗅不到逍遥津的味道
又去环城公园合肥的最佳去处是环城公园一带。之所以好，是因为有树又有水。有树又有水的地方，比较静谧，像是有着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就像一个人，不光有社会上泛泛的那些东西，也有着自己的心灵和思想。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地方是不能缺水的，没有水的地方，往往只见人的粗犷、人的冷酷，而不见人的细腻，也不见人的灵性。在某种程度上，合肥也是一个缺水的城市，这里的人也像缺水的人。
如果从高空看下来，环城公园如一条柔柔的腰带，轻巧地缠在合肥的身上。而合肥的一丝妩媚和气质，几乎是靠那条腰带帮衬着的，这也衬托了这个男人味十足的城市有着一个女人才有的“小蛮腰”。如果没有了这个腰，合肥便是一个市井里随处都可以见到的乏味的人。
又到逍遥津，公园里随处都是对对双双的人。我拼命地吮吸着过去逍遥津的味道。我感觉到少年时到过逍遥津的味道似乎跟现在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我没有确切地证实这一点。
时空应该是有着味道的。我总是无端地猜测古代的空气有着一种清新的甜味，而现代的空气里总有一种涩涩的腥味。国民性与饮食
继续写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的性格。这种区别体现在各个方面，在饮食上，同样也有着细微的表现。
日本的食物像是供神的，一个个精致无比，有着一种表面的绚丽，也少油荤，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日本人吃饭所用的餐具以及菜肴的分量都小得惊人。小碗小碟的不像是真吃，而像是拿来做做样子的。这一点很多去过日本的人都深有体会。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打工多年，他说初到日本竟有很长时间饿着肚皮，不是没的吃，而是不敢吃。我曾在上海吃过一家日本人开的寿司馆，那些菜量少得惊人，几片黄瓜一碟，几丝菜叶也是一碟，让人都不敢动筷子了。但日本菜是真漂亮，寿司就是米饭团，大概是里面放了东西吧，颜色很缤纷，外面还有一层彩色的表皮。那么漂亮的小饭团，真是人吃的吗？我看是神吃的。
中国菜则不一样，中国菜有着一种世俗的华丽，最像是人吃的。吃中国菜似乎最应该在闹哄哄的场面上吃，菜肴也大红大绿的，散发着热气，有着一种蓬勃的兴旺。光是场面，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十几双筷子你来我往，然后大家叽里呱啦地说着元气十足的话，这种人气，还能找出个第二个国家吗？火锅就更不用说了，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块，热气腾腾的，像是坐在蒸笼上似的，吃的东西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真是一种繁华极致的热闹。中国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将一切东西都能转为世俗化。比如说中国的佛教，跟印度原先的东西相差很远了；又比如说西方高雅的桌球，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了街头“小混混”赌博的工具。中国的饮食也是这样，有着一种世俗无比的繁华和虚荣。
而西餐缺的就是“人气”。西餐给我的感觉是一只野兽在吃“独食”。往往是一个人一支叉一盘食物光吃不说话，那样子就像是一只独狼在品尝着自己的猎物。另外在西餐的做法上还可以窥见游牧民族的影子，比如说牛排草草地煎一下就端上来，中间还带有血丝，明显就是“夷蛮”风格。而且我总认为，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吃饭所用的刀和叉，有着一种明显的兽性和野性，带有浓重的原始社会的影子，这一点无论如论也比不上中餐用的筷子——就那两根细细的竹子，就轻轻巧巧地将满桌子的菜肴给打发了，这多带有艺术的成分呀，真正的“四两拨千斤”！那英们的歌
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共鸣器。那英的歌之所以跟别人的不一样，那是因为她的脑袋长得跟别人的不一样，她的脑袋比较大，产生的共振效果好。同理也适合刘欢，适合李娜。刘欢和李娜之所以音色特别好，绝对跟他们拥有那独特的大脑袋有关，他们的共同之点都是脑袋大，脖子短粗。我想正因为这一点，才产生了非同一般的音色及共鸣。同理还有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庞大的身躯就是一架无与伦比的声乐机器。只有那样的身体，会产生那么好的共振效果。（这道理是不能反推的。）
我这是在用物理的现象解释着音乐上的玄妙。这样说，是不是很大胆，也很无趣？翻《时尚》
有很多人现在是没有愤怒了，只有幽默和荒诞。所以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是一种充满机智和玩世不恭的语体。网络上到处都是“痞子蔡”。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缺乏跟人直接交往时的轻松、随意和真诚，当面对面进行交往时，反而不行了，所以只好在网上大耍“无厘头”。
在办公室里泡一杯咖啡，翻一翻《时尚》，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诸如《时尚》之类的刊物不能读，只能翻；只能饱眼，不能进心。记得川端康成曾经形容一个舞女的家像一个狐狸窝。看《时尚》杂志，感觉就像来到了狐狸精的家，眼花缭乱，美轮美奂。
街头很有点热了。走在大街上，一辆大公交从眼前驶过，车身上的唐国强身穿保暖内衣，一脸灿烂的笑，温暖着一条街。一个再冷酷严肃的人，只要一穿上内衣，也就变得家常可爱了。
对着黄山“洒狗血”
去黄山即使是再能言善辩、文采飞扬之人，在黄山面前也显得木讷笨拙。我认为我读到的所有写黄山的文章都可以说是一堆废话，或者干脆就是“洒狗血”。即使是徐霞客的游记，也就那么回事，丝毫也描述不了什么。据说美学家王朝闻到黄山，只是拼命吼了一声，什么也不敢写。南京林学院有个老院长，六十年代游黄山，心花怒放地走到玉屏楼，回头一望天都峰，一声长叹：“黄山真美啊！”然后气绝身亡。那是被黄山的美击倒的。在黄山面前，画家和摄影家有着优势，而作家只有“洒狗血”。文字是后天的东西，它针对人情和心理还能勉强对付，一面对自然，就显得底气不足了，这也是游记之类的文章从没有产生经典之作的缘故。黄山的美是不可言说的，一说就是弄巧成拙。黄山的美天衣无缝，既然没有缝，就肯定没有诸如“黄金分割”之类的理。至于人们自以为是地说着“巧夺天工”之类，那是不知天高地厚。真理是什么？就是“大道无言”“大巧若拙”“大音希声”，靠人工的，顶多只是一种小聪明。美也是这样“大美无理”，美到极致了，便无理可讲了，只有禅意，只剩和谐和默契，一切都是天造地设，自然在漫不经心当中，最容易鬼斧神工。“五一”来黄山的人真多。新闻说黄山节日期间只达到了百分之七十的接待能力，又说绝不让一个人露宿，那真是能说客气话，能说明黄山的热情。我从黄山的索道大门到索道，几百米长足足花了四个小时；而在百步云梯前，数百米的石阶也“挪”了三个小时。这时候真不知道是人看黄山，还是黄山看人。
在北海一家旅馆里我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黄山山顶的蚊子健壮硕大，泛着绿，就像是一只只小蜻蜓。想来一点也不奇怪，只有具备云雀一样体力的蚊子才能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上生存。
脱下一只鞋子蹑手蹑脚打蚊子，蚊子没有叫，自己一声尖叫。早晨起来看日出
早晨五点起来看日出，运气奇好。远远地在地平线上，一个小红点腾地一下蹦出来，然后慢慢上升，这时候所有人的嗓子里都会感觉到有一个乒乓球在慢慢浮上来。看日出的人一片欢呼。初升的太阳是真漂亮，红得很纯净，不像昨天傍晚看到的西沉的太阳，仿佛一身疲惫，无精打采。
这些只是我主观上的感觉吗？
爬飞来石，爬始信峰，人机械地挪动着脚步。其实哪是看景呢，更多的是看人。看人也是有味道的，来爬黄山的人，几乎都长得很漂亮，平日在城市大街上少见的绝色美女，都跑到黄山来旅游了，也可能是人一到黄山就变得漂亮了。在北海宾馆前的梦笔生花处，人们都说那山峰上的松树是假的，是用塑料做成的笔。仔细地一分辨，那松树的确显得尤绿，很明显，那是一株假笔。“梦笔生花”的“花”是“天笔”，如今这支“天笔”死了，世界上便再也没有绝妙文章了。这个时代，好像真不是出好文章的时代。
下山时索道仍是人满为患，想从石阶上走下去，又没那个气力了。折腾良久，终于到达山脚，竟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是“逃出黄山”似的。“一生痴绝处，无梦到‘黄山’”，当晚，睡得昏天黑地，一夜无梦。“打黄扫非”
现在的女人，由于化妆，一个个的本来的面目都无从推测。谁都像狐狸精一样迷人，像广告一样漂亮，但张张俏脸背后，人人都潜伏着杀机。有人说，男人生下来就是征服世界的，而女人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征服男人。谁是“王中王”？还是女人。
林肯有一句名言，民主政治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女人的化妆，实际上也是女有、女治、女享。“女为悦己者容”是不对的，女人的化妆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女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要靠“假面”来支撑自己。自己给自己信心，然后杀入人群。
对于男人来说，能够欣赏女人应该算是男人的一个优点，男人如果对“女容”感兴趣的话，至少可以分散一部分注意力，以免为了自己的声名和权力祸国殃民。贾宝玉如果当皇帝的话就绝没有暴政，也不会有“文字狱”。景象
乘火车，在一处，见邻近的公路突然逼近，像是追求铁轨似的。并行一段时间后，铁路一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公路只好悻悻地离开，像一个失恋的女孩。
文学变成肯德基
翻《作家》世界万物都在变，文学也不例外。在邮局报刊销售处翻杂志，看到《作家》，疑为天人。这本原先土里土气的文学杂志突然间变得洋气了，并且打出了一个口号，要成为中国的“纽约客”。这种改变看起来是脱胎换骨似的：内页是彩色印制，还有一些精美的高档广告，如伊斯莱斯化妆品什么的，看起来就像《时尚》。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个酷爱文学的广告人作家投资了这家杂志，有了钱，杂志便朝着广告人要求的方向发展。我细细地翻了一下，在这本杂志中，充斥了一些轻飘飘、无病呻吟的文字，郁闷而小资；但排版的确漂亮，文学与辛迪·克劳馥的香唇在一起相映生辉。虽然整个杂志变得雅痞了，但我想，这样的文学是不可能有深刻感的。就如同过于漂亮的女人，是不能承受生命以及生活之重的。
这样的杂志也如同肯德基，很漂亮，也很精致，但商品的气息无处不在。现在好像不仅仅是文学在走肯德基这条路，连新新人类的一代，走在街上，也有一种类似肯德基的风格，精致、雷同，充满着人工的芳香。文凭唬人
现在最想看的就是《一千零一夜》的全版本。想看，是因为那是一本半色情的书。而我在小时候所看到的或者流行的很多版本其实都是“净过身”的。《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作品，而阿拉伯国家一般是很保守的，但出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奇怪。往往是越压抑的国家，越是出现荒淫的作品。比如说《十日谈》，那就是在中世纪宗教桎梏最严酷的时候产生的。《一千零一夜》是一本流传很广的书。之所以流传广，我想肯定跟书中具有很大成分的“味精”有关。《十日谈》之所以久盛不衰，是因为上面有很多偷情男女的故事。中国的古代话本“三言二拍”等，也有很多男女偷情故事。这样的故事总是有着诱惑的，社会上很多敢想不敢干的人，都可以在这种小说中找到慰藉。
街头见到C君，已有好几年未见到她了。站着谈了一会，她这几年好生了得，拿了两个硕士学位，现又在攻读博士。于是倾慕之情溢于言表。她突然一笑，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只好拿文凭去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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