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智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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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试读：
前言
本书所研究的滇藏川毗连地区是指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跨界毗连的区域，主要包括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川西南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昌都和林芝地区构成的区域。这个区域与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相交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区位条件。这个区域是中国西南边疆最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区内主要有藏、纳西、汉、白、彝、傈僳、普米、羌、独龙、怒、回等民族，同时也是“藏彝走廊”和康巴藏区的核心组成区，自古以来这个三省交界区域对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历史上，虽然这个区域的行政区划分属不同，但是由于族源、地缘、多民族互动发展及文化传播交融等原因，滇藏川毗连地区逐渐成为一个内向联系较为密切、彼此发展关联度较高的西南边疆民族区域。近代以来因这个区域特殊地理地缘的关系，在英法等外国势力的侵略渗透下，中央政府被迫对其进行整体治理开发，在多重历史因素的激荡下引发了本土社会的剧烈变迁，使该区域成为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经济社会变迁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维系发展影响最显著的多民族地区之一。
自2008年拉萨“3·14”事件发生之后，中央对于边缘藏区的发展高度重视。在2008年10月15日国务院专门下发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支持青海、云南、四川等省区藏区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滇藏川三省区毗连地区这个自古以来就内向度联系紧密，兼跨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毗连藏区的特殊区域，如何实现跨省区的治理和合作开发，从而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就成为目前十分重要而现实的边疆治理问题。
在近代历史上，由于边疆危机的逐渐加深，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在特殊而又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对滇藏川毗连地区进行过重点的治理和开发。这些经营开发活动对于缓解西南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治理政策的一些缺陷，也遗留下一些问题。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以史为鉴，为滇藏川毗连地区这个西南边疆特殊而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治理经验和开发路径，就成为本书研究设计所遵循的基本导向。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欧美学者为主体的西方学者对滇藏川毗连地区这个三省区边缘地带的关注度不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一些相关记载散见于20世纪上半叶游历考察性质的游记当中。早在19世纪，英国学者H.R.戴维斯就将云南西部形象地称作“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在其《中国西南的纳西古王国》一书中全面论述了滇川地区纳西族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俄国人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1992）和《彝人首领》（2004）也以游历笔述的方式描述了丽江、康定等地区的人文风貌。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包括康巴藏区的研究，逐渐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艾普斯坦主编的《康巴历史——人民、地方、权力的视野》（2002），美国学者葛维汉对川康地区羌、藏、彝、苗等民族进行田野调查后编的《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集》（2004），美国学者彭文斌博士主编的《康巴研究的新视角：空间、历史与族群》（2006）等皆为相关学术研究的代表之作。这些研究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研究地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历史演变、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等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索。这些侧重于以康巴藏区为研究视点的研究，构成了藏彝走廊地区海外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发展动态。
国内民族学界自20世纪上半叶起，以任乃强、谢国安、李安宅、马长寿、方国瑜等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先贤对滇藏川毗邻地区边区开发与民族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国内学界对该区域边疆问题研究的坚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以藏族、纳西族、羌族、彝族等民族源流史、区域专题史、民族关系史等分专题的系统研究也涉及了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史问题。如郭大烈的《纳西族史》（1994），格勒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4）和《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1988），石硕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994），王恒杰的《迪庆藏族社会发展史》（1994），李光文等的《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2000），欧泽高、冉光荣的《四川藏区的开发之路》（2000），赵心愚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2004），杨福泉的《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2005），王川的《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2006）和《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2009），曾现江的《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2007），王铭铭的《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等。上述分专题的系统深入研究，从族际关系、民族源流、地方史等视角触及了滇藏川毗连地区历史上的治理开发问题，形成了跨区域整合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
除了以上学术著作，近年来的相关学术论文也逐渐丰富起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赵云田的《清末川边改革新探》（2002）对清末川边改革的原因、过程和意义作了分析；吴建国的《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现代化》（2003）考察了西康建省的曲折历程，并着重分析了建省与康区早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孙宏年的《20世纪的西康建省与藏彝走廊地区的发展初探》（2003）分析了西康建省的曲折历程以及西康建省后对藏彝走廊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孙宏年的《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稳固为中心》（2008）论述了民国初年在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特殊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政策措施和对西南边疆后来的影响；杨健吾的《民主改革前四川藏族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2005）以典型的个案描述了作者所认为的该区域“政教合一”的政治生活特征；马玉华的《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2008）对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观念与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范召全的《民国时期康区农业治理考略》（2010）对这一时期主政西康的刘文辉为促进康区农业发展而采取的措施作了详细论述；马菁林的《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2001）通过一系列考证说明清末“改土归流”事件在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发生是必然的；土呷的《“朵麦基巧”沿革考》（2009）将研究对象指向清末民初在西藏昌都设置的“朵麦基巧”（昌都总管）这一行政建制，对其设立时间、设立背景、管辖范围、职责、制度、财政收支和历任总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范召全的《1939～1944年西康省康属各县宗教样态的社会学分析》（2009）以社会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1939～1944年的宗教样态作了探讨，而他与陈昌文的《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1928～1948）变迁研究——兼论国民政府宗教政策和西康早期现代化》（2010）则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28～1948年西康地区宗教的样态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四川大学王春英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2004）通过对20世纪20～40年代四川及西康两省县级行政机构运作情况的考察，着重探讨了国民政府基层控制能力的发展与地方社会传统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四川师范大学阿牛曲哈莫的硕士论文《试论抗战时期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的夷务治理》（2004）对抗战时期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夷务治理的活动内容和效果作了深入探讨。
从目前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系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族别史，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社会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区域经济史等方面；而对于这个区域历史时期的治理开发研究，特别是近代特殊历史形势下，中央政府与本土势力相交错的视域中边疆开发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相关的系统整体研究成果则较少。综合而言，目前基于区域整体性基础之上的近代滇藏川毗连地区治理开发的系统研究，从国内外相关学术界来考量，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和突破的研究新专题。
我们认为，缺乏基于滇藏川毗连地区整体性把握下的治理开发研究是单向度的，难以体现出这个多民族交错聚居区在近代西南边疆历史舞台上的特殊性和影响力；而忽视晚清民国时期这个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也难以真正探寻出切合当代西南边疆这个特殊而重要区域治理开发与民族发展间良性互动的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基于这样的一个研究导引，我们将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站在整体史观的高度，既重视滇藏川三省毗连地区历史研究的区域整体性，同时也要站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与边疆稳定的整体高度来审视，力求客观真实地辨析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治理开发的历史变迁风貌，科学公允地作出分析和评价，结合国家稳定发展与民族团结共荣的发展需要，深度汲取历史经验。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打破了以往研究滇藏川毗连地区单纯地以地域或省级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研究视域，在揭示滇藏川毗连地区历史形成的内在聚合性和联动性的研究基础上，借鉴长时段整体史观研究理论和历史人类学重视本土基层研究的理念，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方法为指导，既重视中央政府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自上而下调整布局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研究，同时也重点关注基层民族社会对于国内外形势变动和国家开边治边实践的适应和响应，并根据历史研究语境的变化将二者有机穿插整合起来研究。此外，笔者还较为重视现实存在问题的实地调研，力求将现实问题与历史研究有机联系起来，从而让历史研究的深度因有具体问题导引而得以进一步拓展，历史发展经验的获取也因此而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希望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采撷历史经验，针对具体现实问题提出发展优化路径，能够为党和政府更好地重视滇藏川毗连地区，更好地实现这一西南边疆重要而特殊区域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服务。第一章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发展依存环境第一节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一 地理地貌复杂多样
本书所研究的滇藏川毗连地区主要包括川西南、藏东南和滇西北地区。从具体的行政区划而言，主要包括滇西北的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川西南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东南的昌都地区和林芝地区。从地理分区而言，主要指今天的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这一区域大致范围包括川西南高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该区域高山和峡谷相嵌，平坝和山区交错，构成了立体而复杂的地理地貌特征。
滇藏川毗连地区内南北纵深的山脉和深切的大峡谷并排而列，形成山谷纵横、大河深切、山区坝区相间、河谷遍布的复杂多样性地理格局。河谷纵深和高山林立，致使这一区域垂直地带性气候异常明显，有这样一句俗语可以用来描述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气候状况，即“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复杂多样性气候客观上使滇藏川毗连地区大部分区域形成了植被和物种立体分布的格局。一方面立体植被和物种在崇山峻岭间遍布，使这一区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主要的多物种中心之一；另一方面立体的物种分布为不同的民族群体找到适合本族群基本生活的生境提供了客观的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民族文化并存提供了地理基础。二 自然资源丰富
滇藏川毗连地区因其特殊的地形和复杂的地理环境，客观上形成了该区域内气候多样、垂直地带性明显的特征，同时，这一地区是横断山山脉主要区域，处于南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镶嵌交接带的东翼，是中国东部的太平洋与西部的古地中海之间的过渡地带。强烈的地质活动形成了特殊的山脉走向和大面积高大山体和峡谷，这些高大山体与峡谷与大江、沼泽和湖泊等地貌类型相辅相成，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特征。复杂的气候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滇藏川毗连地区蕴含了丰富的矿产、水能和动植物资源。
滇藏川毗连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地，这些区域的金属矿产和化工原料矿产在我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区域的总体情况来看，黑色金属中锰矿的储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铜矿储量占全国铜储量的14%，川西、滇西的铅锌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24%以上（见表1-1）。表1-1 滇藏川毗连地区主要矿产资源概况续表
滇藏川毗连地区水能资源丰富，“六江流域”中的六条河流是世界少有的水能集中河流。其中仅迪庆州水能的储量就达到1.37×710kW，占云南省的13.4%。怒江的水能资源储量占全省的20%，装7机容量达1.7×10kW。而且各大河流的梯级开发正在规划实施当中，有的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表1-2为主要河流电站规划建设，这些电站建成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电力工业将得到极大的发展。表1-2 主要河流的水能梯级开发
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之外，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奇特的山脉走向、高差较大的纵深峡谷、因底层褶皱而形成的壮观而独特的三江并流区，使这一区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物种中心和生物最具有多样性的区域之一。这一区域植物生长差异性极大，北纬27°40′以南的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西部受西南季风影响，多地形雨，湿润温和；云岭一带湿度降低，背风谷地较为干旱。山地植被以云南松为主。北纬27°40′以北垂直分带明显：海拔2800～3800米为高山松林、云南松林，阴坡为云杉林；海拔3800～4200米为冷杉、红杉林；海拔4200米以上为高山灌丛、草甸带；海拔4800～5200米植被稀疏，为高山荒漠带。北纬30°以北，海拔3200～4200米为寒温带针叶林，以云杉林为主，是中国重要林区，但由于山势坡度大，交通不便，开采难度大，若采伐不当易导致水土流失。农业区主要集中在海拔2800米以下，最高上限约海拔3900米，主要以生产茶、油桐、核桃、板栗等为主，产贝母、冬虫夏草、天麻等珍贵药材。兽类、鸟类和鱼类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珍贵稀有动物有受国家保护的大熊[1]猫、金丝猴、黑金丝猴、白唇鹿等。第二节多民族共生和文化多样性并存一 民族众多并形成多民族共生格局
滇藏川毗连地区民族众多，主要有汉、藏、纳西、彝、羌、傈僳、傣、白、普米、回等十余个民族。表1-3是2010年末各主要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区总人口的比例。从表1-3中可以看出，这一区域少数民族众多，占整个区域总人口的78%左右。
与此同时，特殊的地形和气候对滇藏川毗连地区有重大影响。在自然环境上表现为多地形、多气候、多物产、多河流的格局；在人文环境上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分布、多边缘的特征，这样的特征造就了滇藏川毗连地区立体多元的各民族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共生形态。这一多民族共生的形态通过漫长的人口迁徙、经济上的交往、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族际间的争夺博弈、自然资源的共享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认同与尊重而逐渐形成。表1-3 滇藏川毗连地区面积及人口（2010年）
各民族间互相尊重和认同是共生格局形成的基础，他们之间的尊重和认同是在不断的竞合博弈中确立的，也即这一区域内的各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他们为了各自的生存、生产、生活，通过不断迁徙或者与其他民族交流、斗争、融合等过程逐渐明确本民族的地位和完善自身的文化，从而在这一地区确立了本民族的“生态位”，进而众多的“生态位”形成了各民族共生的格局。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多民族共生在政治上表现为互相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彼此团结稳定的民族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互通有无和不同地理单元之间商贸交流的依赖关系；在文化上展现出彼此之间文化边界的模糊与各民族文化的不断渗透、排斥、整合的过程。二 文化多样性并存
滇藏川毗连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族众多，在这里生活着20多个民族。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居住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民居建筑、服饰、音乐舞蹈、节庆习俗等，造就了该区域民族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并存的格局。李星星教授将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概括为：母系文化带、猪膘文化带、牦牛文化带、笃苯文化带、重屋文化带、石棺葬文化带、藏缅语系多元语言文化等文化
[2]现象。事实上，这里既是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连接川藏、川滇、滇藏的贸易通道，也是中国西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国际贸易通道，同时又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大“走廊”。这里多种宗教并存，藏传佛教覆盖整个滇藏川毗连地区，同时道教、基督教也拥有众多的信徒，各民族自身拥有的原始宗教亦同样可见，如纳西族的东巴教、白族的本主崇拜、藏族的苯教、彝族的毕摩等。在滇藏川毗连地区多种文化并存，多种历史遗产叠加，不同宗教和谐相处，可以说是这一区域文化上的重要特征。
关于这一文化多样性并存的形成原因有多种解释，但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滇藏川毗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力比较落后、可通达性较差等原因，导致同一南北走向的河谷与其他河谷地带联系较少，因此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同一区域文化的连续性。山陡谷深、地形险要阻隔了民族之间的交往。由此，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遗产的复合叠加，其主因在于横断山区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的自然区域，横断山区间的自然带分布，既受纬度地带性的控制，又受垂直地带性和山地坡向的控制，这种多重控制的结果，就是在横[3]断山区中造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然区。其他解释也都不无道理，但这种地理学角度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观整个滇藏川毗连地区，这一区域民族文化，呈现出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多种婚姻方式并存，也存在不同的家庭制度；同时这里有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如农耕、半农半牧、渔猎等。由于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地理环境对这些区域的影响较大，人们面对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耕作方式，加之与外界较少的联系，其面对的地理环境更是限制着其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影响着其对自己和自然的认识。第三节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区域功能定位
从古至今，滇藏川毗连地区便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集商道、多民族族际经济交流、民族共生、民族迁徙走廊为一体的整体性多功能富集区。历史上，这里是中央政府与西藏相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汉藏及各民族间贸易的主要商道；这里是明代少数民族治理边疆的典范，是木氏土司重点开发的藏区，同时也是协调多宗教和谐共生的重要区域；这里曾经是军阀混战进犯蜀地的缓冲区，也是近现代西康省的辖区。近年来，随着边疆非传统安全和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客观认识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区域功能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一 维系中国稳定和边疆安宁的重要区域
滇藏川毗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国西部南北两大区域的重要地带，是连接中国西部与内地的链环区域，也是沟通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中间地带，是中国西南部一个重要的地理区域。同时，这一区域作为“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康巴藏区和东女国的核心区，除汉族外，还容纳了藏、彝、白、羌、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等多个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国西南部多个少数民族交错聚居、互动发展最为典型的区域，而且也是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最广泛的区域。这一地区以多种文化的交融、多种宗教信仰的并存为特色，不仅是多民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文化和信仰最具多样性的地区，而且也是多重价值观、多种政治因素交互作用的区域。有史以来，这个区域民族关系动荡，政局混乱，给整个国家的政局稳定和边疆安宁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该区域的长治久安，不仅是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的重要屏障，而且也是我国维护和巩固西藏稳定、边境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因地方社会快速转型导致各民族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再加上处于三省区边缘且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外向联系程度低等这样的特殊环境，西方反华势力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都千方百计地想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这一区域，由此滇藏川毗连地区也不断受到波及和冲击。2008年以来在这一区域不断出现的一些群体性骚乱事件，使区域安全的维护任务更加重要。二 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南亚开放的关键区域
从民族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滇藏川毗连地区，其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都有较密切的族源和亲缘关系。从世界藏缅语族的分布来看，在我国境内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滇藏川毗连地区，而境外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与滇藏川毗连地区南端相邻近的缅甸、泰国、越南、孟加拉国、[4]老挝、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共同的族源和相近的地缘关系是滇藏川毗连地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合作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条件之一。
滇藏川毗连地区与南亚的联系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开通了从成都进入大理，经保山到达南亚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因此，大理、保山成为这条古道上的商业重镇和文化中心，腾冲也成为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在这条丝绸之路上，我国的丝绸和南亚各国的木棉和宝石成为互相交换的主要商品，在这样不断的联系中也孕育出了具有明显特色的“哀牢文化”“永昌文化”等边地文化。到了唐代，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中国与南亚的交往更加频繁，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也有来往。南诏王异牟寻派使节到四川，并邀请骠国（缅甸）使臣一同前往，骠王派遣王子献其国乐到成都，后于长安表演，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唐代之后，虽然出现政治动乱，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量的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茶叶、食盐、金银、首饰等输往东南亚、南亚地区。
抗日战争期间，修建了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和中印输油管道，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这也开辟了由印度雷多通向我国内地的陆上通道，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间的重要交通枢纽。
而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资源合作日益成为中国与南亚双向合作新的增长点。我国对东南亚、南亚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医药原料、生丝、焦炭、煤、钢材、水泥等，从东南亚、南亚进口的主要商品有铁矿砂、铬矿石、皮革、纺织原料等。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开展合作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双方将在旅游、文教、经济等领域进一步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滇藏川毗连地区作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地位将显得更加重要，将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双边合作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做出重要的贡献。三 连片扶贫攻坚的重要区域
由于地形陡峭、山谷纵深，该区域多数地区相对而言人口密度较低，工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在2000年调整后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滇藏川毗连地区有31个（其中包括剑川、洱源、鹤庆），占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19.1%。贫困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造成贫困的因素很多，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贫困的反复一般用最直观的贫困发生率来衡量，即直观地通过有多少人由于经济发展或专项扶贫越过了贫困线或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从这一衡量指标来看，这些区域贫困发生率较高，其中四川为2%～5%，属于基本脱贫区，但这是平均数字，如果将川西高原的各个地州县单独考虑，贫困发生率将远远大于这个数[5]字。云南平均的贫困发生率为5%～10%，西藏是10%以上。贫区地处高原和山地，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一方面这些地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另一方面生产力低下，平地少，农产品产出低，人们的经济收入极低。最主要的是在这些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工期长、效益低，交通的可达性较低，这就严重阻碍了这些地区与外界交往的顺畅性。同时滇藏川毗连地区区域内各个分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区，远离大中城市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到的城市服务功能辐射较弱，因此这些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处于自我封闭状态。
总体而言，滇藏川毗连地区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贫困人口较多，贫困面大，致贫因素复杂，返贫率高，人口总体素质较差。这一地区的扶贫不仅关系到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开展，而且也是我国最主要的连片扶贫攻坚区之一。四 我国重要的生态平衡区和能源储备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基础，是对生物和其他自然资[6]源的永续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滇藏川毗连地区不仅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物种中心之一，而且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因此，一方面滇藏川毗连地区丰富多样的物种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态功能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滇藏川毗连地区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的物种中心之一，其生物多样性明显，它不仅为我国物种和自然群落的永续生存提供了保证，而且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为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滇藏川毗连地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重要生态平衡区。与此同时，能源的短缺、资源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乃至世界发展的主要问题。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极其重要，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这些丰富的资源完全能够被我们合理利用并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换言之，滇藏川毗连地区完全可以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区，对这一区域的发展和保护是我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第四节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整体研究价值和意义
滇藏川毗连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民族区域”。虽然受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治边开发和汉文化的不断影响，但是这一区域的民族文化、宗教等依然表现出很强的多元性和共发性。与此同时，这一在历史上地理分割的区域曾因“茶马古道”“藏彝文化走廊”和“南方丝绸之路”而有机联系在一起，也曾因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而成为一直与南亚、东南亚交流的主要区域。当前这一区域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但是从其区域特征和多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和发展来看，该区域的各民族间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并通过长期以来的交往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滇藏川毗连地区作为独特的“历史—民族”整体区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研究的整体价值主要表现在：从古至今，这一区域的主要民族就有共同的族源关系；这一区域主要受到以[7]西藏喇嘛教为主体的神权政治体影响，文化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生产和生存的需要，各民族主体沿着民族迁移的道路展开族际经济互补交流，这种民间的经济交流使滇藏川毗连地区成为各民族相互依存的经济共生体；明代以来木氏土司开始将该地区作为统一的区域来治理，促进了该地区区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开始重视滇藏川毗连地区，逐步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整体化治理开发力度。一 藏缅语族族群的迁徙聚合区域
滇藏川毗连地区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等山系，其范围主要是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峡谷纵深、坝子和高山相间、河流平行排列是这一区域的主要特征。从整个区域而言，区域地貌特征有很大的相近或相似性。坝区和河谷地带是各民族主体主要居住的地方，以农耕文明为主；山区和半山区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散居其中，以游牧和渔猎为主。滇藏川毗连地区民族众多，其中以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为主，该地区的各主要民族在族源上具有共同的起源。石硕先生认为，该地区不仅是藏缅语民族分布的中心区域和主要活动舞台，同时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分[8]化及其迁徙流动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具体而言，滇藏川毗连地区是我国藏缅语族主要的分布区，全国17个藏缅语族中有16个分布于[9]该区域。《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古羌人自河湟地区向南迁徙的记载是滇藏川毗连地区各主要民族主体同源的最早证据。与此同时，自20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藏族和彝族这两个滇藏川毗连地区的主要民族的主体族源问题的认定与讨论是这一观点确立的主要基础。从历史的发展和学界的大量研究来看，滇藏川毗连地区大部分民族主体属于氐羌系统的各民族分支，这些民族群体由于历史上长期的迁徙和分化而形成了如今各不同民族在滇藏川毗连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
相似的地理特征和相近的族源是滇藏川毗连地区成为一个内聚度较强区域的客观基础和重要保障。同一区域立体的地理特征形成了生产、生活的相近性和互补性，为不同民族交往提供了可能；相近的族源为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和信任打下了基础。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滇藏川毗连地区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客观基础之一。二 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复合并存格局
滇藏川毗连地区有汉、藏、彝、纳西、白、傈僳、独龙、普米、怒、羌等十多个世居民族，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存的地区。这里也曾经是民族迁徙流动、多种民族文化交融频繁的区域，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源流错综复杂。石硕教授指出“藏彝走廊”从宏观的角度看“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走廊；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和分化演变的重要的历史区域；‘藏彝走廊’同时是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民族文化现象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汉、藏和汉、[10]彝民族的边缘，同时也是西北和西南民族文化交接的边缘”。这一概括指出了“藏彝走廊”是“历史—民族区域”，在这一区域内拥有不同人类群体的发展形式、生存方式以及延续性的人类遗迹等，对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李星星教授将该区域历史文化概括为：母系文化带、猪膘文化带、牦牛文化带、笃苯文化带、重屋文化带、石棺葬文化带、藏缅语系多元语言文化等，并指出这一区域的文化具有古老性、残存性、变异性、流动[11]性等特征。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可通达性较差等原因，民族间联系较少，因此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及同一区域文化的连续性。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南北走向的山势，山陡谷深、地形险要阻隔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有的学者也认为最主要原因在于横断山区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的自然区域。横断山区间的自然带分布，既受纬度地带性的控制，又受垂直地带性和山地坡向的控制，[12]这多重控制的结果，造就了横断山区中一个个独立的自然区。在地形地貌和区位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个独立的自然区孕育了不断迁移过来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沿着民族迁移走廊，不断分化、演变，形成了今天滇藏川毗连区域内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同时也因特殊复杂的地理地貌，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地域文化。三 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突出
滇藏川毗连地区是我国民族交流最频繁的区域之一，该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族际经济交流极具代表性，民族间的这种经济交流活动至今仍对区域内各民族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该区域地理地貌上的特殊性，造就了这里极其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气候，垂直地带性气候导致相应的立体植被分布格局的形成，不同的植被在不同高程的分布能够让不同民族在不同生境中找到适合本族群的生计方式，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多民族立体的分布和多元生计方式并存的格局。垂直地带中的各民族体为了自身基本生存的需要，不断与其他族群展开经济上的交流，因而各民族体之间构建了长期持续不断的族际经济联系。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就是这种族际经济联系不断强化和壮大的结果。
气候的垂直地带性分布同样导致农耕、游牧与渔猎文明的并存。因生产生活的局限性，游牧民族的食物结构中缺少蔬菜等食物，这就客观上要求他们必须通过武力争夺、族际通婚、商贸交流等形式与农耕区进行物资的交换，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些形式在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人类迁徙交流中都存在，但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滇藏川毗连地区各民族间的物资、经济交流，其实是不同民族间为达到自身目的而展开的不断试错的演化博弈过程。在此过程中，山坝之间、山区之间、牧区与河谷之间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开了各民族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互动和交流；这一过程客观上催生了民族商人的产生。随着商人的不断涌现，他们将散落在滇藏川毗连地区高山深谷间的各民族聚居区连接成一个整体，而滇藏川毗连地区的重要集镇成为该区域族际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各民族间这种族际经济交流主要以物物交换和商贸交流为主要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产生需要以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作为基础，也即离不开族际互动基础上造就的心理[13]认同和社会连带关系。各民族间彼此的认同和信任是族际经济互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族际商贸交流的发展过程来考量，其实这一商贸活动形式复杂多样，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而最终这一族际经济交流过程在复杂的多民族间交易中能够得以长期延续，离不开各民族间长期交流中不断深入的了解和长期建立起来的对彼此的信任。四 清代以来中央政府逐渐重视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整体治理
历史上对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整体治理在清代之后才开始，之前历代虽在这一区域有一定的治理和开发，但仅限于该区域的部分地区，没有从区域的整体性中探寻治理的策略。
清代之后，清政府意识到滇藏川毗连地区治理的重要性，并在雍正初年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行政区划管理归属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但是西藏局势的逐渐安稳屏蔽了滇藏川毗连地区整体治理经营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清末边疆危机加重，西藏局势在英俄等国煽动下不断出现分离势力干扰的局面下，清中央政府才逐渐意识到“治藏必先安康”的重要性，以及治康必须滇川联防共治的必要性。1906年清政府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一职，任命平叛巴塘事件的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设置流官管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突出了滇藏川毗连地区整体治理开发的显著影响。
1911年赵尔丰被杀，1911～1927年，滇藏川毗连藏区在军阀、十三世达赖、英国殖民者等混战和争夺中纠纷迭起，战乱频繁，但是在如何实现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整体性经营上中央政府始终保持了一贯的关注。1912年9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西征有功的四川都督尹昌衡兼任川边镇抚使。1913年6月13日，北京政府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14]使。1913年底，北京政府设“川边特别行政区”，并以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裁撤原有府、厅、州，一律改设县[15]（共34县），改西康度支局为川边财政分厅。1925年，北京政府裁撤川边镇守使，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摄民政，下令改“川边特别行政区”为“西康特别行政区”。1927年刘文辉接管川边地区后逐步推动西康建省，最终促成了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立西康省。长期纠缠于或滇或川或藏的地域行政归属问题才最终通过西康建省，确定并确认了川边的行政地域主体性和康人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这一统一行政区是在长期的摸索与实践中形成的，借助历史的经验用统一行政区的视角来审视该区域，对于处理我国当前面临的民族问题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1] 张祖荣、郑度等：《横断山区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7，第5页。
[2]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2期。
[3] 单之蔷：《山河不是流水线》，《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7期。
[4] 石硕：《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5] 陈秀山主编《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308～317页。
[6] 伍光和等编著《自然地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346页。
[7]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第6页。
[8] 石硕：《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9]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522页。
[10] 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28页。
[11]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2期。
[12] 单之蔷：《山河不是流水线》，《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7期。
[13] 周智生：《藏彝走廊地区族际经济互动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4]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合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第3页。
[15] 杨仲华：《西康纪要》（下），商务印书馆，1937，第365页。第二章近代以前滇藏川毗连地区治理开发的历史发展轨迹明代之前的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特别是元代，曾在一定程度上对滇藏川毗连地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治理开发。此外一些地方民族政权，如吐蕃、南诏、大理国也对该地区进行过经营管理。但是，由于滇藏川毗连地区处于三省边缘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民族政权，对于这个区域的控制都比较有限，特别是中央王朝对这个区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动性治理开发踪迹难以清晰展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有效控制的实现、四川西部开发力度的逐渐增强，以川滇为治藏依托的战略逐步深入实施，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节明代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一 明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经营背景
1368年，明朝为了继承元朝对藏区的行政管辖权，“庚子，邓愈[1]为征西将军，征吐番”。由此设立了管辖藏区的行政机构，对藏区的宗教领袖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改善与藏区的关系，促进了中原与藏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是年，琐里、占城、高丽、[2]琉球、乌斯藏入贡”。与此同时，明廷又面临着北退到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南下的威胁，非常担心“北虏”（蒙古势力）与“南番”（西藏势力）的联合，明政府因此在其所辖领土边域的北边设置了“九边”防御体系，在北部边域屯驻了大量军队。“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3]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因此造成了明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的驻军数量不足，尤其在滇藏川毗连地区的驻兵缺口数较大。明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策略是寻找该地区新的代理人。正是在这种策略指导之下，明朝政府继承了以往中央王朝“以夷治夷”的策略，视与藏区交界的滇西北、川西南地区的丽江纳西族聚居地为战略要地。明政府对势力强大的纳西族木氏土司非常信任，将其视为防御西藏地方势力的依托力量，视滇藏川毗连地区为战略缓冲区，因此对木氏土司不断封官赏赐，大力扶植。二 明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设置
自汉代以来，中央政权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内地不一致的西南地区采用与内地不同的政治措施治理。如唐代时，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元代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到明代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土司制度。终明一代，中央在整个滇藏川毗连地区大都实行了土司制度。中央政府任用各少数民族中的贵族或头人为土官，间接对滇藏川毗连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4]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丽江军民府（元丽江路宣抚司），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三十年十一月升军民[5]府，领州四。东南距布政司千二百四十里。”明代丽江军民府所管辖四州为通安州、宝山州、兰州和巨津州。“洪武三十年……十一月……乙亥，改云南鹤庆、丽江二府为军民府。时，西平侯沐春奏：‘二府地属远方，州县人民多义兵土军，聚则为兵，散则为民，卒难[6]调用，宜立百夫长领之，改为军民府便制。’可。”
在扶植木氏土司藩篱西藏的同时，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势力也进行了积极的直接管理。明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来确立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各教派和各势力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又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使其地，令举元故官赴京授职。于是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贡。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赐红绮禅衣及鞋[7]帽钱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举故官六十人。”而终明一朝，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正常交往也从未中断过，“明万历时，太监杨英至其地，敕封楚布寺、业郎寺之红帽、黑帽呼图克图噶玛巴、沙玛纳二人，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如来大宝法王、灌顶大国师，赐予印册”[8]。
在处理西藏地方问题上，元中央政府主要以军事武力为后盾，而明中央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方式来控制和联系西藏。自唐代以来，中央王朝把茶马互易视为控制周边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明中央政府强化了这一策略，“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马市，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9]。茶叶是明中央政府控制藏区的经济武器，“西藏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燥，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10]以茶为主”。
明太祖朱元璋还派遣以僧人克新和通事舍人巩哥锁南为首的两批[11]人员出使藏区，交代“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克新奉命沿途考察，绘制沿途山川地形图，反映了明初统治者了解西部边陲、锐意于天下统一的强烈愿望。在滇藏川毗连地区中的察木多一带，明中央政府也建立了军卫制度，设置了朵甘卫，“朵甘卫辖境大体上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阿坝、甘孜地区，青海玉树和果洛地区。其治所地望不明，难于考订”，而且“朵甘卫有可能早于乌斯藏卫的建
[12]立”。永乐五年（1407）三月，明成祖封尚师哈立麻（及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四月，封馆觉（贡觉）灌顶国师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主，灵藏（林葱）灌顶国师着思巴儿监为善赞王。他们分别辖属昂曲、杂曲、金沙江流域等一带，即今[13]天的昌都地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
1371年，明军进入四川，消灭了当地的割据政权，元政权在阶州、文州、茂州、威州、松潘等地的残余蒙藏官吏纷纷投降。明中央政府在西南藏区沿袭了元代的土官制度，安抚归降的土官。在临近内地的汉藏杂居地区，概由朝廷设立军卫，管辖当地事务。明朝中央政府在四川的甘孜藏族地区的统治措施可以用朱元璋的一句话来说明，这就是“固实封疆，防其侵轶”。明成祖时，该地区被划为四川布政司使司的雅州府管辖，“明永乐初，合（打箭炉）为长河西鱼通宁远[14]宣慰司，隶属雅州”。明朝政府沿袭元朝政府的统治措施，依然对甘孜藏区实行“以土官治理土民”的土司制度。不过，明朝政府实行的土司制度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是把以前的土司官职纳入地方官体制内。“朵甘，在四川徼外，南与乌斯藏邻，唐吐蕃地。元[15]置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分统其众。”明中央政府在甘孜地区西北部设置了朵甘思都指挥史司，其中包括白利、林葱、德格等宣慰使和万户、千户，受河州的西安都行指挥使司管辖。南路的理塘长青春科耳寺藏有铁印一颗，上面刻有“札兀东思麻千户所”，[16]印有“大明洪武二年二月”字样，足见理塘在明初已内属中央。“明洪武十五年置建昌府，属四川布政使司，又置建昌卫，属四川都司，后废府改建昌卫，为军民指挥使司，二十七年又置四川都指挥使[17]司。”
综上所述，明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特点为：扶植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土司来防范西藏势力；茶马贸易作为重要经济手段间接控制藏区；以怀柔手段拉拢藏区各教派。三 明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
明代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设置是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和保障，而经济开发的逐步加强为中央政府对滇藏川毗连地区进一步控制和稳定格局创造了条件。（一）商贸交流
元亡后，蒙古统治者退回漠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明中央政府对峙，所以马匹成为明中央政府的战略物资。为了实现藏区马匹与内地茶叶的贸易互换，明初，“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18]。明廷将通过茶马互易从藏区得来的马匹大都直接运往北方边境。而饮茶是藏区人民的生活习惯，为生活需要而以茶易马，“实以[19]系番夷归向之心”。尽管明廷多方禁止“私茶”民间贸易，但[20]“到明朝中后期竟取代官办贸易而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形式”。内地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经济往来增多，“将内地茶叶、丝绸、布匹、僧服、纸张及金银等等源源不断地流进西藏，将西藏的马匹、氆氇、[21]皮张、药材及铜佛、舍利等输入内地”。这种内地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经济贸易不仅促进了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内地化进程，而且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滇藏川毗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22]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作用。
除民间的茶马贸易外，明中央政府还与西藏地方势力建立了贡赐贸易。永乐五年（1407）三月，甘朵司指挥使司下辖的诸藏族头人遣人到明廷贡马，而明廷给予了丰厚的赏赐。明代的贡赐贸易虽然在经济交换上“薄来厚往”，进行的是“不平等”物资交换关系，但它不仅加强了滇藏川毗连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还有利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稳定，因此贡赐贸易对滇藏川毗连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二）交通建设
在今甘孜一带，明王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曾多次下令恢复和修建连接内地和西藏的驿站。从明永乐五年至十二年（1407～1414），明中央政府在维护已有的自甘肃至乌斯藏的驿站畅通的基础上，还新修通了从雅安到西藏的驿路。“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23]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修通内地到藏区的驿路不仅加强了内地与滇藏川毗连地区的经济联系及文化交往，而且在政治上有更深远的特殊意义——从此西藏与中央的“距离”缩短了。在修筑驿路的同时，一些内地汉族居民逐渐进入康区，“经过汉藏两族的共同努力，整个明代出现了和睦、安定的局面。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给藏族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藏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康定一带开始[24]种植‘水陆田’”。（三）对大理等地的局部改土归流
在大理以北的广大区域即今丽江一带没有被明王朝直接进行行政化管理以前，经营大理并以此为基地逐渐控制大理以北地区，就成为以滇治藏战略实施的现实选择。明中央政府于1382年进兵大理，平定了蒙元政府在此设置的大理路总管高氏和鹤庆路总管段氏后，在大理地区实行了彻底的改土归流，废除了大理地区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大理地区改土归流后，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该地区的大量农奴成为个体自由的自耕农，较好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的热情和能力。随着封建地主制经济代替封疆领主经济，该地区的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也逐渐普遍。封建地主制经济较为发达的大理地区，到明朝后期已是“膏腴尽入巨室”。因为丽江地区与大理地区相接壤，大理经济的发展也间接带动了丽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正德《云南志·丽江》记载：“（户口）户二千三百二十八，口五万七千七百一十三；（田粮）官民田地三百一十八顷一十六亩八分，粮夏税小麦正耗一千六百三十九石[25]五斗六升六合，秋粮米正耗七百七十六石四斗六合六勺。”万历《云南通志》卷三六《赋役志第三·丽江》记载：“（课程）盐课六十九引一百九十六斤，酒课米六石六斗六升；（差发）米一百六十六石一斗六升二合五勺，花斑竹银一百两，马三十一匹；（民役）均徭本府并所属俱系夷方，原无审编均徭，凡遇除授流官，于各夷民征办。[26]辅兵本府各辅司兵共四名，富州州前辅司兵二名。”四 明中央政府的治理开发特点（一）在政治上实行“多封众建”，在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上实行“多教扶持”
为了尽可能地利用藏区各教派之间的博弈关系来巩固和保持对藏区的统治，明政府在实施“多封众建、以教治教”的治藏政策时，充分注意了分封宗教教派的地区性和代表性，以期通过藏区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努力构建来减缓一派独大对自身统治的冲击和威胁。在明成祖分封的三大法王和五大教主中，基本无一遗漏地囊括了藏地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康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地方政权扶持下[27]异军突起的格鲁派。终明之世，滇藏川毗连地区群封众建，互不隶属，统一隶属于中央的制度设计，造成了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分其势而杀其力的结果，最终使“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28][29]患亦益寡”，“总的来讲是收到了预期目的的”。但是明王朝的这个政治策略，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区域对于大一统格局内属力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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