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振武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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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试读：
他乡的归化与异化
朱振武中国文学英译中，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理雅各、翟理思、阿瑟·韦利、霍克思、杜迈可、闵福德、韩斌、彭马田、狄星、蓝诗玲和米欧敏等，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巴顿·华兹生、威廉·莱尔、芮效卫、罗慕士、葛浩文、赤松、金介甫、白亚仁、徐穆实、金凯筠、安德鲁·琼斯、罗鹏和白睿文等，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加拿大的蒲立本、白光华、王健和卜正民等，他们除了对《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小说进行英译外，还对鲁迅、茅盾、沈从文、萧红、郭沫若、丁玲、老舍、王蒙、莫言、贾平凹、姜戎、余华、王安忆、阎连科、韩少功、残雪以及麦家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译介，其相关研究也成绩斐然，直接涉及三百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展而递次展开，到新千年始呈突破之势。从1935年第一个由官方创办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杂志《天下》，到20世纪90年代由杨宪益主持的“熊猫丛书”，再到新世纪以来启动的中国文化典籍外文版“大中华文库”，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渐闯入外国读者和学者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英译现状的研究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类讨论。但对目标语翻译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活动始终还没有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有针对性地直接探讨这一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但从我国作家角度出发来研究梳理相关活动的成果比较丰硕，质量也都较高。最早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专著是1976年由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英译絮谈》，作者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沙枫。他的另外两部专著《中国文学英译絮谈》和《中诗英译絮谈》也相继出版，并沿用了原译文节选加简要分析的形式。沙枫的三部《絮谈》拉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研究著作的序幕。截至2015年12月，这类研究专著已达43部。1980年至1989年出版的四部专著均为“在国外”系列，以1981年戈宝权所著的《“阿Q正传”在国外》为首。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全书以单个现当代作品为研究中心的专著。作者选取了鲁迅最早被译成外文的《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在书中分别就英、法、日、俄、德等译本进行评析。此后十年又出版了六部专著，其研究角度从单个作品和作者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学的主体，如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和施建业的《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前者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分别论述了英国各时期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最后作者还分析了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前景。
从2010年到2016年仅六年的时间，专著数量就有22部之多。研究重点有的是单个作者的作品英译情况，有的是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其中书名含有“传播”或“接受”的专著就有四部，分别是姜智芹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宋绍香的《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刘江凯的《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和杨四平的《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姜智芹主要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入题，探讨八位作家（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王蒙及残雪）和一部作品（《狼图腾》）的海外接受程度，对其受欢迎的原因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但纵观各专著的研究对象，极少有针对英美等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的。
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相比较来说微观研究占主体。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研究包括对整体的宏观把握以及对特定作家和作品的具体分析。根据对中国知网的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宏观上研究中国文学英译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论文高达155篇。从时间上看，2000年以前的仅有1篇，为梁丽芳1994年发表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选本》，对英译的中国当代小说选本做了概述。2000年到2010年也只有10篇论文，其余的都发表于2010年以后，可见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热衷起来。
这些年来，国内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文章并不少，但大都集中于对中国单个作家作品的英译研究，而重心在译作，不在汉学家，很少有人探讨汉学家们的成长历程、求学历程及其中国文学英译历程。截至2016年，对莫言作品英译研究的论文共计114篇，对鲁迅作品英译研究的文章共有105篇，对贾平凹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48篇，对老舍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43篇，对茅盾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20篇，对余华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21篇，对萧红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15篇，对王安忆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10篇，对毕飞宇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10篇，对苏童作品的英译研究论文共9篇，对姜戎的小说《狼图腾》的英译研究论文共有48篇。在这些论文中，仅有3篇对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情况做了评述。朱振武、袁俊卿发表的《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现状透析》，梳理了近些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状况；陈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状况，探讨如何将中国优秀的现当代作品向外译介；许诗焱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评析》介绍了中国文学英译期刊的情况。
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文学英译的现状、挑战与机遇以及“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等问题展开研究，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研究较少，对汉学家们在我国文学外译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也缺乏梳理、评述和总结。另外，对译者的生平、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以及宏观的翻译策略，特别是这些翻译互动给我们的启示探讨则更少。
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而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的个别汉学家也对此做了一些研究，并出版了研究成果，主要有澳大利亚汉学家雷金庆的《中国当代（1945—1992）小说的翻译与批评》和杜博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官方操作与版权交易》等，均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市场进行了观照。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在国外研究的逐渐兴起离不开国外文学评论界与汉学家们的推介。宁明的《莫言研究书系：海外莫言研究》对此有过系统的评述和研究。但这些研究者大都不太懂中文，基本上都是将葛浩文的译本当作源文本，而且更少涉及翻译问题。截至2013年12月，在西方世界（以英文写作，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莫言小说研究的文章就接近100篇，包含专著或论文集中的相关章节，其中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上有近50篇，国际权威数据库EBSCO上面有近30篇，尤以《今日世界文学》刊登最多。就内地以外的大中华地区而言，中英文报纸上登载的有关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的文章报道有接近100篇，对其他当代中国作家也有或多或少的关注，但这些文章的侧重都不在汉学家的译介历程、译介策略和理念及其学术贡献等问题上，至于这些翻译活动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的启示意义则更是鲜有人问津。
得到的启示
对汉学家们进行研究与介绍，其意义应该是毋庸讳言的。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翻译活动，首先一点就是能够为我们的文学走出去指明方向和路径。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文化差异巨大，思维方式迥异，意识形态不同，人生信仰有别，我们在译介时光是自说自话当然是难以被接受的。要想让外国人也就是目标语读者认可、接受、喜欢和吸收我国的文学文化，我们就要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接受语境和阅读习惯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质性研究，以便采用相应的译介策略。而这些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成功英译就是鲜活的例子。同时，这也能更加激发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热情，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更大贡献。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他讲的“中国故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当然要感谢那些汉学家，感谢他们出色的译介工作。世界各国读者有机会读到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故事，他们当然功不可没。我们更注意到，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目标语翻译家从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实现中国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助推中国梦实现的重要一环，充分发挥具有独特优势的汉学家们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搜集和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译介之路和译介理念，我们得出这样一些结论：(一)要向海外有效介绍中国文学，目标语国家译者非常重要，但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源语国译者，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相关工作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文化自觉、创作自觉和翻译自觉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同时，要做到与目标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的通力合作，因为目标语水平和思维方式往往决定着译作能走多远。(二)文学翻译不光是翻译问题，还与国家影响力、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及认知惯性有很大的关系。认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能走出去，这是不切实际的。(三)优秀的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助力，但选译对象更是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出去的关键。劣材成不了精品，曲意逢迎西方人等目标语读者的作品更不是我们译介的对象。(四)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这点已成为当代国际翻译界的共识，因此要在跨文化和跨语际的框架下讨论文学翻译，重视翻译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可传播性和影响性，同时还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市场因素等非文学因素，让文学翻译从概念走向生命。(五)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和不可译现象的存在，译者有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改头换面式”的处理。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精髓的误读。面对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表达方式及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对译作的评判要摒弃单一的语言层面，而要从深层的、心理的、审美的、文化的因素来进行。(六)在文学作品外译中要注意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也要照顾到翻译赞助人和译者的选择及培育。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应优势互补，精诚合作，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力和传播中介，保证译品在目标语语境的可接受性。
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汉学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纯文学思维不仅在许多翻译学者中存在，在文学学者、新闻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中也普遍存在。但要匡正这一思维方式十分困难。具体而言，这种思维表现为四种形式：(一)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的“质量”，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情况之所以不理想，就是因为中国文学的总体质量还不高，其中又特别表现在思想性方面。(二)单纯强调译作“质量”及译者，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之所以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译文的质量不高，而那些在西方取得成功的作品，则主要是因为选对了译者，没有意识到译作能否流行，能否产生广泛影响，文本外的因素也至关重要。(三)片面强调译作接受过程中的文学因素，过高估计目标语读者的文学趣味在作品传播中的作用。(四)忽略或否定译本的政治经济因素，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平等性、文学的自治程度和世界文学空间中普适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仍然在文学这个小圈子里打转。另外要厘清单纯文学思维的弊端。首先，文学作品的质量并无绝对标准，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当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一些西方价值观。麦家等人的通俗作品在英国很受读者欢迎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次，译作质量高低也没有绝对标准。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一些翻译质量评估（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方法，虽然克服了传统标准的一些缺陷，但也只适用于某些非文学翻译，对于文学翻译并不适用。第三，目标语读者的文学趣味未必有那么重要，适时适当地引导其阅读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文学英译有两类读者值得注意，一类将译作当作社会文献来读，希望从中了解中国，另一类则完全抱着猎奇的心态来读，想从中体验东方的神秘。这两类读者阅读中国文学，都不是出于纯粹的文学审美考虑。第四，尽管目前英语世界处于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文学不太重视，但仍然有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英美成为畅销书。
第二就是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我们应该认识到下列问题。(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历来都是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文化行为，政治因素贯穿于翻译行为的全过程。(二)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同样不能避免政治因素，而具有政治因素在世界文学的翻译中历来就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文本选择表面上遵循的是市场运行规则，似乎是“脱政治的”（apolitical），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至于一般的读者，甚至是出版界，就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因此，要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样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三)勇敢承认政府在文学外译中的作用。政府支持已是各国文学走出去的普遍做法，中国为什么不可以？美国政府可以把文学作为文化外交的工具，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同时，我们也可以提醒西方人士，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文学接受中的政治偏见，从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去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
第三就是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我们应该认识到下面的问题。(一)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大都重视目标市场：从英美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他们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行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由此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重点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二)国内出版机构在引进图书上大都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从国内出版翻译图书来看，不做赔本买卖是共识。因此，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译介我国的文学作品当然更是如此考量。(三)市场运作很重要。不要对市场运作抱有成见，不能从本质上忽视市场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国内出版社，能够像推销《狼图腾》和《解密》这样对外推销文学作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日子就不远了。(四)对通俗文学作品要有足够重视。麦家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走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要认识到，无论是文化势差、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还是所谓精英主义态度和学院做派，它们合力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对于翻译及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做到下面几点。(一)在汉学家们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建立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与汉学资源相结合，着力培养我们自己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二)有了汉学家们的助力，我们还要考虑其翻译作品的有效传播问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能无视当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翻译市场和语言服务行业的急速变化，在译介模式的探索方面，需要兼顾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以及译者翻译模式和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立体地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三)在翻译选材方面，则应当具有更宽阔的文学视野，同时兼顾市场特点，适当减少官方色彩，但可以充分体现分类、分级的选材与审查机制。(四)尊重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同时充分考虑译入语语境文学市场的接受能力。无论是传播机制还是翻译选材，都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和目标读者，实施多元并举的立体推进模式，从而实质性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实际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五)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唯他人的喜好和价值观马首是瞻。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是走不出去。
注意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译介活动、翻译研究还是翻译教学，成绩都相当显著。但我们也同时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一味地外译中，却殊少中译外；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文化，如何在译进时要忠实外来文本，如何在译出时要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文化典籍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重视源语文本是第一要务。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外译时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早已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觉，甚至忘记了守土有责的起码担当。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和不接地气。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是翻译中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许多译者在对待英译汉和汉译英时采用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让外国观众和读者接受和理解是头等大事，而将英语文学译入时则较少考虑中国读者。这点从探讨受众意识的论文的重心和数量上就可看出，讨论中国读者受众意识往往是一笔带过，一言以蔽之。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和研究资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许多学者对西方的各种学说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其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成了简单的传声筒，成了“奴译”或曰“仆从译”。从这点来说，当年梁启超等先辈们为了社会改良的目的所采取的以实用和需要为目的随心所欲的翻译方法，也就是后人名之为“豪杰译”，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赵彦春式对“三字经”“千字文”等传统文化的逐字逐句“硬译”的做法称之为“豪杰译”。
得出的结论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走出去，是要首先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要改头换面，要曲意逢迎，要削足适履，要委曲求全，要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等等。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是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绝不是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我们首先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
可以说，正是葛浩文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但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是，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都应多几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都应该有起码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我们研究、关注这些英语汉学家，正是希望起到上述作用，认识到这些问题。2017年1月末写于上海心远斋[英 国]翟理斯（1845—1935）霍克思（1923—2009）闵福德（1946— ）韩斌（1950— ）白亚仁（1954— ）狄星（1971— ）蓝诗玲（1975— ）米欧敏（1978—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聊斋志异》
Alas! I am but the bird, that dreading the winter frost, finds no shelter in the tree; the autumn insect that chirps to the moon, and hugs the door for warmth. For where are they who know me? They are “in the bosky groove and at the frontier pass” — wrapped in an impenetrable gloom!—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 by Herbert. A. Giles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华夏文章——翟理斯的译介历程
1867年3月，随着一声汽笛遽然响彻雾都荫翳的天空，一艘远洋客轮徐徐驶离码头，开往远隔重洋的华夏之邦。轮船渐行渐远，英伦三岛的轮廓在水汽氤氲的薄雾中愈发模糊，甲板上与亲人挥别的人群也已散去，海天之间只有空旷与寂寥笼罩着整个航船。
客舱里的一个年轻人却没有初踏旅途的愉悦。和大部分船伴不一样，他不是养尊处优到东方休闲度假的达官显贵，也不是腰缠万贯远赴海外淘金的生意人，他只是一个屡试不第，无处投身，前程未卜的落魄青年。他到中国并非出于什么宏伟理想，也没有遍地黄金等着他来囊取。他只想谋一份公职，不再拖累每况愈下的家庭。他最想做的职业，是效仿他的父亲，做一名作家学者，而家庭的变故却让他的梦想岌岌可危。海洋似乎无际无涯，而他的未来，是不是也像这航行一般，看起来渺茫无期？
这位忧郁的年轻人不会知道，他一去故国三万里，宦游异邦廿余年，待他归来时，已是一位成就等身的汉学家，在他的母国，他的名字将会和《聊斋志异》《三字经》和《庄子》等中国古典名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被誉为“19世纪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的翟理斯。一、少年颠沛
翟理斯[1]（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音译为赫伯特·艾伦·贾尔斯）也许鲜为大众所知，但在西方汉学界，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翟理斯浸淫汉学数十年，著作等身，成就非凡，两度斩获西方汉学界的最高荣誉“儒莲奖”。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东学西渐，其研究范围遍布文学、历史、民俗、哲学、宗教和艺术等领域，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筚路蓝缕，开垦拓荒，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狂放不羁，生性好斗，往往“兴之所至，就提笔为文，将同在汉学领域辛勤耕耘的汉学家批得体无完肤”[2]。他和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等汉学家都有论战，树敌颇多，甚至被称为“西方汉学界的公敌”[3]。然而，正是因为他卓越不凡的汉学成就和特立独行的性格，翟理斯的人格魅力在岁月的流逝中也历久弥香，吸引着愈来愈多研究者的目光。
翟理斯的家学渊源是他一生醉心汉学、甘做中西文学文化信使和桥梁的主要诱因。翟理斯于1845年12月18日出生在牛津北帕雷德（North Parade, Oxford）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约翰·艾伦·贾尔斯（John Allen Giles，1815—1884）是一位牧师，同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久负盛名的作家。贾尔斯牧师编著的宗教书籍、历史书籍、系列译著以及青少年读物在19世纪的英国流传广泛，经久不衰。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翟理斯“在十八岁之前，接受了完全古典式的教育”[4]。少年时他就熟练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博览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奠定了牢固的西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为他致力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翟理斯的少年时期可谓命途多舛。他尚不满周岁时就险些夭折在从欧陆返回英国的路上，九岁时又大病一场，性命垂危，此后欠佳的身体状况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甚至影响了他的外交生涯。几乎与此同时，由于贾尔斯牧师的《希伯来档案》（Hebrew Records，1953）和《基督教档案》（Christian Records，1854）两部研究《圣经》的学术著作包含了“不合时宜”的叛逆精神，引起了教会恐慌。牛津主教担心这两部作品可能会动摇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要求贾尔斯牧师收回该书。被拒绝后，牛津主教怀恨在心，借口贾尔斯主持的一桩婚礼违背了教会规定，将他告上法庭，欲将其置于死地。幸亏得到坎贝尔大法官的同情，贾尔斯才死里逃生，只被判处12个月监禁，并为本案缴纳了高达3200英镑的保释金。原本饫甘餍肥 、无思无虑的家庭瞬间陷入困境，翟理斯也不得不从牛津基督文法学校（Christian Church Grammar School）辍学，直到贾尔斯出狱后，举家迁往诺丁山，他才得以在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 School）就读。突逢变故，家道中落，这在翟理斯的内心中埋下了对牛津主教的仇恨的种子，也成为他一生性情激越、好斗不羁的滥觞。
毕业后翟理斯本可以进入牛津大学深造，但他自知家里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于是选择参加印度行政参事会考试，但事出不巧，考试前夕翟理斯再一次病倒，严重影响了他的发挥，最终以26分之差落榜。后来，贾尔斯牧师的朋友又先后为翟理斯争取了印度行政参事、英国外交大臣推荐人员和英国内务部等职务的提名资格，可惜都未能如愿。其实，无论是汉学界还是翟理斯都应该感谢这些努力没有成功，否则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学研究就会失色不少。1867年1月，翟理斯由英国外交大臣提名，参加了英国外交部中国司的考试并通过，被任命为翻译学生，同年3月20日，翟理斯启程前往中国，开始了他长达26年的外交生涯。二、初窥门径
翟理斯到中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语言。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汉语仍是世界上最遥远最陌生的语言，而且由于构词形式、语法规则的巨大差异，对于英国人来说，能熟练掌握几千个汉字的字形、读音、音调、含义并能够地道使用，花费的时间比学会数门欧洲语言更多。“掌握汉语说起来十分轻巧，但要真正做到，除非你像玛士萨拉[5]一样长寿”[6]。英国政府也注意到了语言问题为外交事宜带来的不便，于是采纳了威妥玛的建议，建立了使馆翻译学生制度，规定新录用的外交官到中国后第一要务是在北京学习一年汉语，其后才能进入领事馆工作。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英国在华外交的进展，也使英国驻华公使馆成为大批汉学家的摇篮，翟理斯即是其中的翘楚。
虽然有了学习汉语的激励体制，但对于翟理斯来说，这一任务并不轻松，其原因主要在于教材读物和既有经验的严重匮乏。当时仅有两本汉字入门读物，分别是马礼逊的《五车韵府》（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1819）和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A Progressive Course, 1867）。福开森曾经描述翟理斯学习汉语的场景，“方是时也，翟理斯孤处一室，习修华文……略有慰助者，唯马礼逊《五车韵府》一书”[7]。除了教材读物的短缺，英国公使馆汉语教学法的僵硬和庞杂也是翟理斯等翻译学生熟练掌握汉语的障碍。彼时威妥玛等人认为汉语中偏旁部首的地位相当于西方文字中的字母，因此学习汉语要从部首开始。《语言自迩集》中罗列了214个部首，供翻译学生最先学习。但翟理斯很快发现此举无异于浪费时间，“中国孩子学习汉语时，没有一个从部首开始，部首只适合查字典”[8]。通过摸索，翟理斯发现学习汉语不能像欧洲语言那样死抠语法，而是要大量阅读。每天接触到的中国官方信函、电报、传单甚至设法获得的一份遗嘱都成了他正式教科书外的补充。有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后，他依据里雅各的《儒家经典》英译本研读了儒家典籍，并把目光投向了世俗小说和文人选集，《聊斋志异》《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金瓶梅》和《三国演义》等名著他都曾涉猎。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翟理斯没有按照使馆要求亦步亦趋，而是通过阅读的方式，广泛涉猎自己感兴趣的文本，逐步摸索出了捷径。为了提高自己的华文素养，在华二十余年，翟理斯几乎是拿到什么就看什么，史传、散文、诗歌、小说和公告，无不细读。正是广泛阅读的积累为翟理斯的翻译实践和汉学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他的汉学事业就始于编写汉语学习教材。经历了最初学习汉语的困难，翟理斯深深认识到当时英国人学习汉语方法的不合理。因此，他于1872年出版了《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这本小册子实则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向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的挑战。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严格按照英语的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9]，这在汉语学习教材中尚属首次。该书出版后以其简易性和实用性在西方汉语学习者中大获好评，随后一版再版，经久不衰。此后，翟理斯又于1874年出版了《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1874），为西方人学习同形异义或同形异音的汉字提供方便；1877年，出版了《汕头方言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这本书的体例和《汉言无师自明》相似，以英语元辅音做音标，并收录一些简单的汕头方言句子。直至晚年，翟氏还在为探索汉语学习的最佳途径而不懈努力，他于1919年出版了《百个最好汉字：汉字入门》（How to Begin Chinese: 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列出汉语口语中最常用的一百个汉字，随后，他又于1922年出版了《百个最好汉字》的续编。
翟理斯并不是位成功的外交官，抑或他不愿被冗杂繁复的外交事务拖累，影响他的汉学事业。翟理斯于1867年来华，1893年辞职返英，这一时期正值满清末年的“同光中兴”，虎门和圆明园的硝烟业已散尽，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起义也落下帷幕，而他离职后两年，甲午海战的炮声才在黄海响起，八年后，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才遍地开花。翟理斯在华的二十七年间，中国虽然算不上海清河晏、四维昌平，但至少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外交官的生活自然平淡无聊。在北京公使馆的学习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天津领事馆助理，日常工作不过是充当英国公民和本地人之间的和事佬，仲裁协调各种纠纷。但翟理斯却是求之不得，甚至还曾主动要求调往宁波或镇江等工作更为清闲的地方，如此一来，他就有更多闲暇遍览群书，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学，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并着手进行语言教科书和词典的编写。翟理斯来华二十多年，从对中文一窍不通的翻译学生到著作等身的汉学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聊”的领事馆生活给了他充裕的时间研治汉学。
翟理斯在中国的生活也绝非一帆风顺。巨大的气候差异使本就孱弱的他长期水土不服，体弱多病，需经常服药调理。翟理斯已经是来华外交人员中的幸运者：英国于1843年任命的13名领事馆助理，有8位在45岁之前就病逝。他1870年回国休假半年，期间与凯瑟琳·玛利亚·芬（Catherine Maria Fenn，1845—1882）结婚，但他们的头两个孩子都在出生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夭折，结发妻子凯瑟琳也在和他生活12年之后撒手尘寰，这对于宦游于异国他乡的翟理斯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在官场上，翟理斯也同样不顺利。他好与人斗的性格在外交生涯中并无收敛，他作为一名外交官，却缺乏必要的外交手段。他好与人一争高下的性格使他行事过于鲁莽，刚愎自用，与中国官员甚至他的上司之间频频发生冲突和争执，因此他外交生涯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他曾历任天津领事馆助理、台湾府助理领事、天津代理领事、汕头代理领事、广州副领事、厦门代理领事、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英国陪审官、淡水领事和宁波领事，足迹遍布整个中国沿海，而始终不见显著升迁。1884年到1885年他在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英国陪审官时，更是发生了沸沸扬扬的会审风波，翟理斯屡屡和公廨英国的中国官员黄承乙发生冲突，在处理一时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丧失了外交官应有的沉稳和冷静，最终使事态一再扩大，英方不得不将翟理斯调离上海。此后翟理斯灰心官场，一心研治汉学，最终于1893年以健康状况欠佳为由辞职归国，告别了他的外交生涯。在波澜壮阔、暗涌纷繁的外交界看来，翟理斯的离开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英国汉学界而言，汉学史上的光辉一页才刚刚开启。三、译事千秋
在翟理斯的年代，英国汉学还处于发展的早期。欧洲传统的汉学重镇是法国，以雷慕沙、儒莲为代表的一批法国汉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为欧洲汉学的繁盛做出了先驱贡献。反观英国，19世纪之前英国对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了解，这一情况直至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才有了改观。其后半个世纪，英国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锁几个世纪的国门，中英两国的政治和贸易往来日渐频繁，但在文化上，英国对中国还处于几乎一无所知的境地，更遑论汉学研究的发轫与勃兴。威妥玛、翟理斯等久居中国，熟谙中华文明的外交官就成为汉学研究的拓荒者。
1895年，翟理斯的老上司威妥玛病逝，由他担任的剑桥大学汉学教授职位出现空缺，两年后，翟理斯全票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至此，他走上了职业汉学家的道路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自1867年远赴中国直至逝世，翟理斯近70年浸淫于中国文学，留下了60多部著作。他等身的汉学著作可以分为四大类：翻译、工具辞书、语言教材以及关于中国文化的杂著。
翟理斯的翻译成就奠定了他作为汉学家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第一部译著是《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1873），其中收录了《三字经》和《千字文》的译文。翻译的缘起颇为荒诞：一位传教士朋友说这两部作品是不可能译成英语的，翟理斯非要译给他看。对于这两部儿童识字开蒙读物的译文，评论界也褒贬不一。有评论者引用英国诗人蒲柏的名句“Fools rush in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天使望而却步的地方，傻瓜却勇往直前）予以嘲讽，[10]但也有人对这一行为表示激赏。翟理斯又于1900年推出了《三字经》和《千字文》的重译本，他认为，1900年的译本算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11]。
自首部译作付梓之后，翟理斯一发不可收拾，又于1874年在《中国评论》上相继发表了《闺训千字文》（A Thousand Characters of Girls）和《洗冤录》（Hsi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直译为“洗冤录或验尸官指南”）的英译文，其中《洗冤录》的译文被西方医学史家誉为“伟大的文化里程碑”。1877年，他又翻译出版了《佛国记》（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并完成了他的代表译作《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于1880年交付伦敦德拉律公司（De La Rue Co.）出版。《聊斋志异》是中国最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之一，它是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中国小说，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译本最多的一部作品。在《聊斋志异》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翟理斯可谓功不可没。翟氏译本选译了164篇“最具代表性”的《聊斋》故事结集出版。他的译笔优美典雅，最大限度上保存了蒲氏原本的文风，因此，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者和评论家的一致赞扬。与翟理斯同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的著名汉学家理雅阁（James Legge）在《学术》（The Academy）杂志上发表书评，称赞“翟理斯先生的译文质量很高”[12]。当代著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充分肯定了翟氏的翻译成就：“迄今尚无译者能超越翟理斯。翟理斯毕生浸淫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对蒲氏古雅简约的文风颇有领悟，并诉诸其英文行文中。”[13]翟理斯的《聊斋》译本获得了空前的欢迎，这在中国文学英译史上是罕见的：翟理斯译本数度重刊，拥有大批拥趸，欧洲很多语种的《聊斋》译本都由翟本转译而来。这一译本“于西方代表蒲氏百年之久”[14]，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译本。
在《聊斋志异选》出版之后，翟理斯又把目光投向浩如烟海的诗文领域。1883年，翟理斯自费出版了一本《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选译了“不同时期中国著名散文作家的美文片段，所有文章均为首次翻译”[15]，1923年，他推出了《古文选珍》的第二版。1898年，翟理斯又出版了一部《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选译了大量中国古诗。在此之前，英国虽然已有了不少中国作品的译本，如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已经相当系统，但儒家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文学，关于中国文学整体状况的著作一直付之阙如，甚至连介绍性的文章都难觅踪迹。翟氏的这两部译作无论是选材范围还是编纂体例，都采取了当时流行的“总体文学”的概念，让读者得以一窥几千年中国诗文的奇珍异宝，这无疑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除了翻译小说、散文和诗歌，翟理斯还踏进了哲学的畛域。1889年1月，他翻译的《庄子：神秘主义者、伦理学家、社会改革家》[16]（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1889）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二个《庄子》的译本。但是翟理斯对巴尔福于1881年推出的译本颇为不满，他声称“译者的中文能力实在太差，根本不足以胜任翻译”，“我的译本才算得上是这部杰作的第一个英译本”[17]。翟氏的译本文笔流畅，语辞典雅，将庄子思想的精华传递给英语读者，让他们得以亲近中国哲学的魅力。译本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关注。王尔德和毛姆都曾阅读过翟译《庄子》，毛姆对翟理斯的传神妙译颇为嘉许：“在身心俱懒的时候，我只有拿起翟理斯教授翻译的庄子来读……这本书特别适合下雨天，你在读庄子的时候，时常不期而同碰到使人心绪飘摇的思想。但它会像潮涨时激起的浪花，霎时冲刷而过，然后在情性里油然而生种种意味，任你独自在老庄的世界里沉浮。”[18] 翟理斯逝世后《剑桥大学评论》刊载的讣告也专门提到了庄子：“《庄子》译本是非常杰出的译著，它的魅力远远超出了汉学界。”[19]
1911年，翟理斯编译了《中国神话故事》（Chinese Fairy Tales），此后多年，翟理斯没有出版新的译著，而是将精力放在了系统介绍中国文化上。翟氏的最后一部译著是出版于1925年的《笑林广记》（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Book）。该书缘起于1923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刊载的一篇《古文选珍》第二版的书评。书评者高度评价了译本的选材和质量，但唯一“感到一点点失望的”，是这部作品不那么幽默。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普遍印象是性情沉闷，不苟言笑，而翟理斯认为中国人“事实上是最乐天的民族之一”，于是他“几乎马上”开始选译《笑林广记》，“展示中国人智慧与幽默的一面”[20]。
翟理斯翻译思想的核心是译笔的洗练优美，这也是他作为文人的气质使然。他的译品，无论是《古文选珍》和《古今诗选》中的诗文，还是《聊斋志异选》收录的故事和小说，都典雅华瑰，扬葩振藻，即使放在最纯正的英语文学中，也并不逊色。这样的翻译当然也有其弊端：在“达”和“雅”的层面太过用功，“信”就稍稍打了折扣，这也是不少力主忠实的翻译研究者对翟氏译品颇有微词的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翟理斯保证了译本的可读性，起到以读者为中心的作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四、等身著作
翟理斯的翻译成就让他的名字伴随着《聊斋志异》和《庄子》等作品的流芳百世而彪炳千秋，但他在其他汉学领域的成就也不遑多让。他的辞书编纂工作始于1878年出版的《远东问题参照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这部工具书收集了远东地区时兴的短语，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并给予简短的解释。《远东问题参照词汇表》可以被视为一部字典的雏形，它也预示着更为厚重的辞书《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问世。《华英词典》第一版问世于1892年。编撰一部英汉字典殊非易事，尤其是在图书资源和通信手段都紧缺的19世纪。翟氏为此准备了20年。编写字典最重要的是拼音系统，这也是翟理斯反复思量的地方。中国并无自己的拼音系统，一般读书人遇到生字，一般采用“音切”的方式，以两个汉字相拼，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如“翟”为“周来”切。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宜于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很多西方汉学家都建立了一套基于英语拼读方式的拼法，如威妥玛、梅辉丽、庄延龄等人，结果导致个个都使用自己的拼音方案，整个音译体系相当混乱。因此创立一套通行的汉字拼音方案就势在必行。翟理斯经过综合考虑，在《华英字典》中使用了最为普遍的威妥玛拼音系统，但对之进行了力度不小的改进，使之更科学化和系统化。最终，这一拼音系统随着《华英字典》的热销而得以普及，被命名为以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成为20世纪最为通用的汉字拼音系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制定的汉语拼音在全世界取得通用地位，威—翟拼音法才被逐步废止。但时至今日，一些大学和品牌的名称仍沿用威—翟拼法，如北京（Peking）大学、清华（Tsinghua）大学、苏州（Soochow）大学和张裕（Changyu）葡萄酒等。
1909年，翟理斯又推出了《华英字典》的修订版，纠正了初版的不少错谬之处，新增了大量词条。第二版《华英字典》收入13 848个单字，近10万词条，总厚度达到1 711页，实是当之无愧的巨型词典。翟理斯还为每个汉字都编了号，后来被外国驻华领事馆广泛地作为汉文电报代码。《华英字典》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编排体例也为后世学者所沿用借鉴，在汉英字典的编纂史上，它是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巨著。因此，1911年，法兰西学院将汉学界的最高奖项“儒莲奖”授予了翟理斯。这是他第二次荣膺这一殊荣，他第一次斩获“儒莲奖”的著作，是1897年出版的《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古今姓氏族谱》同样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比中国第一部同类的人物传记辞典书籍早面世十年。全书共1 022页，收录了中国历代名人的传记2 579条，堪称是一部小型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1897年翟理斯受聘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不能不说与这部鸿篇巨制的问世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翟理斯研治汉学数十年，其治学习惯也与中国文人有相似之处。他涉猎极博，无书不读，又遍游大江南北，所见甚广，往往有所体悟，便援笔为文，年复一年，所积益夥，在这些随笔和札记的基础上进而详加著述，分章理结，整理为一部部杂著或专著。翟理斯的著作有不少都属于这种类型，如1875年出版的《中国札记》（Chinese Sketch），1877年出版的游记《从汕头到广州》（From Swatow to Canton），1878年的《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1880年出版的《中国的共济会》（Freemasonry in China），1882年的《历史上的中国》（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1902年的《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1905年的《翟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同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和《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Chinese Pictorial Art），1911年的《中国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1912年的《中国和满人》（China and the Manchus），1924年的《中国之动荡：狂想曲》（Chaos in China: A Rhapsody）。其中成就最高、意义最大的当属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Literature）。
1901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 & Co.）筹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简史》，邀请翟理斯撰写其中的中国卷。正是值此契机，翟理斯撰写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翟理斯对此颇为自豪，在全书的第一页，他就不无骄矜地宣称，“在任何语言里，包括中文，这都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21]。
而翟理斯不会知道，早在1880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就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因此他甚为得意的“第一”名号，实际上早已名花有主。但翟版《中国文学史》为第一部汉语文学史著作的说法得到了郑振铎的确认，长时间以来，学术界都认可了这种说法，直到2002年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钩沉考证，才重新发现了瓦西里耶夫的版本。[22]但翟理斯版本最为流行，使很多英国学生领悟到汉语文学的独特魅力，其在中西文学交流中起到的历史价值不容低估。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基本沿用了西方文学史编纂的传统体例，以朝代更迭为断代依据，把中国文学分为八个时期，系统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堪称是翟理斯汉学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它“第一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国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的悠久发展过程中的概貌——虽然尚有欠缺与谬误，但它无异向英国读者指点与呈现了一个富于异国风味的文学长廊”[23]，因此，出版之后即大受欢迎，受到了汉学界的一致好评。
在《中国文学史》中，翟理斯立足于19世纪西方的史学传统，运用“总体文学”的观念，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建构。他所持有的“史的意识”是此前的中国学者所欠缺的，而这一点也正是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相交融的产物。翟理斯不像传统的中国学者，把文学看作孤立作者的创作成果，而是在西方“总体文学”概念的引导下，把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看作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历史图景，其目的便是勾勒出中国数千年文学的发展脉络。这一点对中国学者影响深远。
翟理斯的另一个贡献是打破了中国学者对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长期轻视的局面，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学体裁；此外，他还注意到了佛教的传入对文学的影响。但这部文学史毕竟是没有前例可循，“很多中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尚未移译过去的情况下”[24]进行的，因此，缺陷错漏之处在所难免。郑振铎先生曾指出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一方面疏漏过多，对于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一派开山之祖或作品精粹的大家都没有收录，另一方面又滥收二流作家作品和许多非文学作品的读物，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和道教的《感应篇》等；此外，翟版《中国文学史》还存在详略不均的现象，如叙《诗经》不过九页，《史记》不过六页，李杜诗篇加一起只有六页，而《聊斋志异》则占了二十二页，《红楼梦》甚至多达三十余页。[25]郑振铎作为一代文学史大家，对其理想中的文学史著作自然要求甚高，他的评骘多少有点求全责备的意味。虽然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还有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作为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翟著理应在汉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翟理斯以朝代更替断代文学史和平等对待各种文学体裁的做法也被后世的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沿袭，为后世学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翟理斯是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尤其是英语世界读者展示中国文学的全貌的第一人，让中国文学得以在欧洲释放无穷的魅力，从这一点看，翟理斯居功至伟。五、尾声
翟理斯自幼身体羸弱，成年之后病痛更是常伴左右，而居然寿至耄耋，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翟理斯晚年回首尘路时说，“自1867年起，我主要有两大抱负。第一，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第二，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哲学和风俗的更广泛深刻的兴趣”[26]。而他确实做到了，他无须多言，他的等身著作是最好的回答。
随着翟氏年事渐高，晚年的他也余力不逮，疏于著述，只在家中颐养天年。他位于剑桥塞尔温花园的住宅完全是中国书斋的装饰，琴棋书画，应有尽有。他弱冠之年就远赴中国，直到临近天命才返回英国，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经历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而那篇重洋之外的古老土地也已是他精神上的故土。若非年少时突逢变故，家境一落千丈，翟理斯也许不会与中国结缘，而是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作家或是牧师，又或者在政府谋到职位，踏上仕途。他是否曾后悔走上这条人迹罕至、幽寂冷清的汉学之路呢？斯人杳矣，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想，他会感谢上天的安排。
附：翟理斯汉学著译年表
1872 ● 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 (《汉言无师自明》)，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1873 ● The San tsu ching or Three Characters Classic and the Ch’ien tsu wen or Thousand Character Essay Metrically (《〈三字经〉与〈百家姓〉》)，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 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1874 ● A Thousand Characters of Girls (《闺训千字文》)、Hsi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洗冤录》)，Hong Kong: China Review
● 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字学举隅》)，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1875 ● Chinese Sketch (《中国札记》)，London: Trubner & Co.
1877 ● 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Overland (《汕头方言手册》)，London: Thos. De la Rue & Co.
●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佛国记》)，London: Trubner & Co.
● From Swatow to Canton (《从汕头到广州》)，Shanghai: Kelly &Walsh
1878 ● 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 (《鼓浪屿简史》)，Amoy: A. A. Marcal
● 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远东问题参照词汇表》)，London: Trubner & Co.
1879 ● On Some Translat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Dr. William’s Syllabic Dictionary (《论卫三畏博士的〈汉英拼音字典〉的某些翻译及误译》)，Amoy: A. A. Marcal
1880 ●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聊斋志异选》)，London: T. De La Rue & Co.
● Freemasonry in China (《中国的共济会》)，Amoy: A. A. Marcal
1882 ● 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历史上的中国》)，London: T. De la Rue & Company
1883 ●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古文选珍》)，Shanghai: Kelly &Walsh
1889 ● 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 (《庄子：神秘主义者、伦理学家、社会改革家》)，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92 ●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华英字典》)，Shanghai: Kelly &Walsh
1897 ●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古今姓氏族谱》)，London: T. De La Rue & Co.
1898 ●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古今诗选》)，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00 ● Elementary Chinese: San tsu ching (《三字经》 (第二版))，Shanghai: Kelly & Walsh
1901 ●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史》)，Rutland: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02 ● China and the Chinese (《中国和中国人》)，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5 ● Adversaria Sinica (《翟山笔记》)，Shanghai: Kelly &Walsh
● 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宗教》),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中国绘画史导论》)，Shanghai: Kelly &Walsh
1911 ●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中国的文明》)，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 Chinese Fairy Tales (《中国神话故事》)，Glasgow: Gowans and Gray
1912 ● China and the Manchus (《中国和满人》)，Cambr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 How to Begin Chinese: 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百个最好汉字：汉字入门》)，Shanghai: Kelly &Walsh
1924 ● Chaos in China: A Rhapsody (《中国之动荡：狂想曲》)，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25 ● 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book (《笑林广记》)，Shanghai: Kelly &Walsh霍克思 David Hawkes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