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中山基金会,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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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册）试读：

孙中山思想研究

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论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在百年中的不同阶段上不同的人可能形成各自的辛亥革命论。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和最高领袖，他的辛亥革命论不仅会影响当时和事后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和理解，而且成了他本身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极具研究价值。学界曾着力[1]讨论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这些文章多关注孙中山对革命未能成功原因的梳理，且据此认为辛亥革命完全失败。其实，研究者所论之辛亥革命成败与孙中山之辛亥革命成败有范围大小之别。通过分析孙中山有关言论，可知他对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基本肯定，他所说的失败乃指“二次革命”结束之后的局势变化，而且包含动员国民党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意图。故对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论有必要作整体考察，并对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作进一步分析。一 辛亥革命成功说

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在其生前十几年中，曾多次表达他对这场革命的记忆、诠释和反思，且因时、因境而表述有异。但对于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他从未有过怀疑和否认。而且，在不同历史环境下，随着孙中山认识的变化，他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成功原因有不同方式的解说。

1912年1月1日，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欢庆声中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称“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正是[2]“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充分肯定武昌首义的示范意义，由此而致各省反正。在对外宣言中，孙中山为了强调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期获取“友邦”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与支持，称清朝为专制政府，而中华民国为共和民国。武昌起义树立的[3]是“义旗”，为的是“荡涤旧污，振作新机”。孙中山在祭明太祖陵文中对武昌首义同样褒扬有加，称“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向[4]风，海隅景从”。肯定武昌起义和军事斗争，但重点是强调这场革命的合理性。

从武昌起义到“宋案”发生这段时间，孙中山还多次称：辛亥革命之后，民族、民权主义已达，现宜进行者只剩民生主义。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曾乐观地表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5]的即在此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对广州报界演说时仍持同样观点，“武汉起义，不三月间而全国底定，五族共和，民族、民权目的已达。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6]生主义”。此后直到宋案前夕，孙中山仍称“民族、民权二大主义[7]均经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方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表明他对已完成阶段性任务的辛亥革命的高度肯定，并对民国前途充满信心。

孙中山对革命成功原因的诠释则体现出他多方面的思考。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与记者谈话中，分析“此次革命”之主因“须于民间不平之点求之”，“满洲入关，屠杀残酷，其恨盖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即认为革命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民间以种恨之[8]深，秘密结社极多，要以灭清复明为惟一之目的”。将革命的成功归因于民众中强烈的种族主义，民众对清王朝的仇恨。当然这种情感也影响到广大的海陆军将士，“吾国成功之迅速，为从来所未有，文独有以知吾海陆军将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种之大义，故能一致进行，[9]知死不避，以成此烈”。他有时又将革命成功称为“自然发生之结[10]果，亦即吾民国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孙中山对革命成功原因的分析虽然时有差别，但显然不是无原则的应机说法，而是客观表明这场革命顺天应人，因而得到多方面的响应和支持。

孙中山对革命成功原因的解释具有某种策略性，这在他解职后到各处的演讲中表现得极为明显。面对报界时他说：“此次革命事业，[11]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面对军界又称“此次革命之所以成功，民国之得以成立者，全靠军人之[12]力，兄弟特代同胞感谢”。当军警界一同集会欢迎时，他则称“我国去岁起义武昌，各省响应，亦皆由军警界同胞热心向义，始得将专制政府推翻。今共和告成，外侮环伺，所赖于军警界同胞较革命时为[13]尤甚”。在山西演说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14]谢”。孙中山针对不同对象而言论各异，似乎成了对欢迎他的团体或个人的应景客套与恭维，但也体现了孙中山不居功，而归美于人，尤其是归功于大众的广阔襟怀。1912年8月25日他在对北京同盟会演说时强调：“吾国此次革命，非系一党之功，乃全国人之功。即我同盟会奔走十余年，流多少热血，提倡革命，苟不得全国人心之赞成，[15]其成功必不致如是之速。”则意在告诫同志不要居功自傲，而强调全国人民的作用，且为对“内部”同志讲话，可视为肺腑之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此时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孙中山心中逐渐褪色。他在与革命同志的通信中写道：“前年之革命，武昌一起各省响应，其成功多不在吾党，故弟亦不过因依其间。而吾[16]党之三民主义，只达其一，其余两主义，未能施行。”意思是说在武昌首义和各省的军事斗争中，同盟会作用有限，清朝政权的覆灭，固然是民族主义的完成，但袁世凯统治下的共和制度成了空名，所以民权、民生两主义仍然有待再次革命来争取。不过孙中山虽然认为辛亥革命成果有限，却依然重视这场革命所体现的革命精神的巨大意义。1917年10月10日孙中山发布《纪念双十节布告》，说：“辛亥八月，鄂渚首义，而海内群起应之。时不数旬，遂覆清祚，成功之速，振古未有。斯不惟天夺虏运，亦以诸先烈百折不挠之概，深有感于国人。正义既昌，势不反顾”，且“知民国缔造之由来，暨夫诸先烈之[17]耿光伟业，为吾人所宜拳拳服膺，致其诚敬”。肯定辛亥革命，尤其强调革命精神对国人的鼓舞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使孙中山开始注意辛亥革命的国际意义，此无疑为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意义的崭新认识。他认为俄国革命乃深受辛亥革命之影响：“共和成立六年，其成绩似殊无足观”，然而其对于世界“为力之伟大，则真令人不可思议”，在世界这个“最强大之国家，最腐败之国家，最不易受外潮激动之国家，其执政诸人威力之猛，积数百年如一日”的俄国，如今将“牢不可破之专制国，一举而倾覆之，成立一新共和国，与中国作佳邻”，“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18]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稍后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对此意亦有阐发，他在1923年10月10日国民党恳亲大会上代孙中山致训词：“回思民国十二年过去，究竟是否三民主义已经完成，吾主义已经得达目的否乎？此为极有价值之问题。观乎李宁（今译列宁）之以实行革命相号召，迹其所为，亦有与我三民主义暗相吻合。其党员能为其主义而奋斗，故能以最促之时间，奠俄国巩固之初基。”他甚至说俄国革命之成功，“由于能力行信仰三民主义之真精神，一旦时机可乘，一[19]举之劳，将万斤压力翻掉”。人们历来受制于只有先进影响后进，大国强国影响小国弱国的潜意识，几乎绝口不谈中国影响俄国的问题，甚至怀疑孙中山是否在自夸，所以从未对此加以研究而不置一词。但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国际意义的观察似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影响，而且这场革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

最后，由于武装革命的需要，为振奋士气，孙中山晚年特别强调对辛亥革命精神意义的发挥。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演说时表示：当时之革命之所以产生，乃因“革命精神，渐次膨胀”，而民族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则由“革命党人以革命精神铸成之”。孙中山在对辛亥革命进行事实性回忆之后说：“以为打破武昌者，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兵法云，先声夺人。所谓先声，即精神也。准是以观，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于武昌一役决之。”[20]对精神意义的诠释与发挥，是孙中山晚年肯定辛亥革命的最重要表现。二 辛亥革命失败说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起兵反袁，进行“二次革命”，不幸很快失败。客观现实迫使孙中山开始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总结原因。有学者统计了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段时间里，孙中山论及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讲话和文章，竟然多达166处，[21]可制作成统计表如下：孙中山有关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教训言论分类统计表续表

用数字反映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认识，不一定能说明所有问题，但能反映出其记忆的频繁之势和诠释的明显深化。

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的分歧，使孙中山回忆起同盟会军事斗争时代的多次失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的意见分歧，尤其是“二次革命”时党内的举棋不定等，这使得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首先把原因归结为党的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孙中山说：“第一次革命之际及至第二次之时”，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在南京临[22]时政府内，他“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其主张。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显然，革命派缺乏统一的组织纪律是事实，但孙中山本人当时是否毫无实权，恐怕要另当别论。更重要的是，总结此类教训时如果不能科学划分党内民主和思想分歧的界线，很可能为纠正一种偏向而导致另一种偏向。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首以服从命令为〔惟〕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23]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且在入党时要求党员[24]加盖指模，在“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模为证据”。此为孙中山对“绝对自由”的防范措施，但他把党员服从主义的要求落实为服从领袖个人，自然遭到了不少党员的抵触和反对。

当然孙中山因此高度重视“党”的作用的认识是不错的。由此他对武昌起义后章炳麟、黎元洪、张謇等人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作过反复批判。1914年他就指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25]说，造成革命派“沮抑过甚”之气氛，影响革命事业发展。此后，孙中山越来越清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危害。在1920年对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中，他强调当年武昌起义后的“十二月间”，上海出现“一种很可怪的空气”，那就是“一般［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党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这种言论的空气充塞四周，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后来革命的失败，几乎都在[26]这句话上面。此后他还多次谈及。如1923年10月10日《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还说：“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如本党党员黄克强、宋渔父、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影响到革命党成为政党后，[27]“革命精神遂以消失”。其演讲或谈话皆针对国民党员，意在警醒党人，希望从中汲取教训，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和态度。

除了革命党自身的原因之外，孙中山也认识到辛亥革命后武人、政客等的投机、捣乱亦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比喻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像盖建筑物一样，必须将地基打牢，而打地基则须将“陈土”挖出，远远搬开。中华民国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没有改造好，就是因为地基打得不牢固，这与几种陈土有关系，一是“旧官僚”，一是“武人”，一是“政客”。所以，“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的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28]国的第一步”。革命党人原本是出于“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旧势力打着“咸与维新”的旗号，固守或窃取了权力，武人、官僚对政权的把持，使得“武昌革命而后，所谓中华民国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切政权，仍在腐败官僚、专横武人之手”，“革命未竟全[29]功，因而难收良果”。至此，孙中山的思考已经与共产党人的看法相近。当时的陈独秀就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资产阶级不成熟所造成，因为“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30]然分化的程度”，所以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不同的是陈独秀采用的是阶级分析，而孙中山终其一生对阶级分析持保留态度。

晚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认识更有深化，即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扰和破坏是一重大因素。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撰稿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结“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称“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31]帝国主义相调和”。在1924年3月2日的致全党同志书中，将袁世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归因于“有外国帝国主义为之后援”，从而使得[32]此后“十年大乱，不能平治”。在1924年年底发表的《北上宣言》中也说：“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翻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

[33]行”，把矛头指向自辛亥革命以来与军阀勾结，阻止国民革命进行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的认识逐步清晰，显然是受当时共产党人的影响所致。三 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论

人们的思想认识，既受到自己的立场、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指导和制约，也受到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上也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验证，其历史地位和得失成败等意义才能充分体现。

在“二次革命”以前孙中山乐观地宣讲辛亥革命成功论的阶段，他不仅充分肯定这场革命的“顺天应人”，符合时代潮流，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根源，以革命的必然发生暗中批判形形色色的“偶然论”，而且针对少数西方人把这场革命视为局部地方“叛乱”的观点，指出武昌起义后“由全国各地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及其响应的快速看来，可以显示这不是一种局部性的叛乱，而是一种事先经过长期准[34]备，且有完善组织，旨在建立一联邦式共和国的起义”，初步揭示了辛亥革命的现代性。尽管孙中山在建立临时政府后常把清王朝被推翻视为“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经达到目的”，但是他的辛亥革命成功说显然不是仅限于这场军事斗争，而是包含着共和政府的成立所体现出的路向意义。

孙中山所理解的革命包含“破坏”和“建设”两部分，而他对后者之“难”具有足够的预计，所以他说，“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35]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所谓建设，既包括政治方面的民主制度，更包括经济方面的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为了抗拒外来侵略，还要有强大的军力和国防。因此他感到，“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36]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在孙中山的思想中，革命是为了“救中国”，而要救中国，必须使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都走“上轨道”，通过长期奋斗，才能达到目的。

因此，在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发动“二次革命”之前，孙中山还是竭力维护全国统一的北京政府。当时社会上和革命派内部已经有人抱怨民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孙中山视之为“少数无意识者”“不满意于政府”，这是不知民国肇造之艰难，中国由千年专制进为民主共和，“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37]所及，非十年不为功”。因为一方面虑及各项建设之难，另一方面鉴于民主共和制度的来之不易，所以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成果非常珍视。

但冷酷的现实一直不断地刺激着孙中山，历经“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张勋复辟，北洋政府毁弃约法，政坛上翻云覆雨，大小军阀连年混战之后，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民国成立多年，但“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38]“辛亥年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39]名，毫无民国之实。关于民国的幸福，人民丝毫没有享到。”他有[40]时甚至激愤地说，民国“一切政治等，还不如满清”。当然“民国不如满清”一语的发明权不属于孙中山，其最先的说法“民国不如大清”出自不满辛亥革命的遗老们，接踵而来的混乱和黑暗又引发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怀旧之情，这种现象在古今各国历史上也不少见。

然而应该注意和强调的是，孙中山和遗老、守旧派乃至怀旧者根本不同，他对辛亥革命之后的现状不满意，但丝毫没有回过头去美化王朝时代的一切，更不能容忍专制复辟一类的事情了。坚持并维护辛亥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也就是肯定辛亥革命的价值。他说“在大家看来，都以为共和是不祥之物，还不如满清专制的好。革命党当日所说的幸福太平的话，全是骗人的”，“共和之政治果如何？我们还未曾[41]见及”。但这一切绝“非共和之罪”，根本原因在“一般官僚武人辈”，他们或是“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42]段”；甚至“欲自根本上推翻共和国体”，致使“数十年革命事业之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国本动摇，[43]大乱无已”。这才是中国人民未享共和之福的问题所在，不能颠倒是非因果，把问题的根本原因归咎于革命与共和。

不仅如此，孙中山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向黑暗的旧势力屈服的。“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尚有待于后起者之继成大[44]业”。直到临终时他念兹在兹的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要动员和鼓舞革命同志和人民大众继续革命，辛亥革命中革命志士们的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事迹和精神，就是最切近最生动的教材。孙中山说，“三月廿九广州之役与武汉起义继续发现，卒底于成。然当时武器缺乏，革命军之所恃者决心而已。即如河口、镇南关诸役，革命军以少数与多数战，以手枪、炸弹与长枪、大炮战，虽归失败而相持甚久，亦可见革命之精神不懈，到底终能成功也”，如今[45]“各人具有大决心，有较多之武器，建国目的何有不达？”他总结说，“革命党推翻满清政府，究竟是靠什么本领呢？简单的说，就是靠一个人能够打几百个人。那时的革命党因为有那样大的胆量和牺牲[46]精神，所以能够成那样大的事”。从孙中山类似的讲话和文章中，显然能感到他对辛亥革命中革命者的奋斗目标和牺牲精神的高度肯定。

此外，孙中山一直都比较关注民众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但他对民众的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民国初年，他曾高度赞扬民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在给南京参议院的解职辞中说：“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47]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并对国民寄予厚望：“将来国家政治之[48]得失，前途之安危，结果之良否，皆惟我国民是赖。”但随着“二次革命”失败和革命低潮的到来，孙中山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当初将全国人民都称之为“国民”并不妥当，故1918年写给陈赓如的信中称：“夫民国既为国民所公有，则关于民国一切设施，不可不以国民为之基础。不幸当时国民于此责任，尚未了解，于是少数为民请命[49]之党人，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况”。在1919年致友人信函中甚至表现出对国人的失望：“民国成立以来，以国民习为因循敷衍，故专制瑕秽，不克根本上荡涤廊〔廓〕清，以致国事飘摇，共和仅为虚名”。[50]但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快使孙中山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此后更受到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人影响，感受到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以为国民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51]可以决胜”。从而肯定民众力量，赞之为国民革命主力军。他在1924年年底受邀北上，绕道日本时在长崎与人谈话中说：“在十三年前，中国国民即有国民自身力量成立民国。现在中国国民之能真团结，实出外人意想之外，定能在巩固基础之下建立事业。……中国决不望[52]任何友邦帮助，将以国民势力收拾时局”。将政治问题的解决、民国的前途全部寄托在国民身上，显示了对民众力量认识的最后升华。

晚年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价值有过中肯的阐述：“此役斯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刬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53]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这应该是孙中山先生经历了反复思索，结合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而总结得出的定论。对比毛泽东的有关评论，如他说孙中山“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54]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除了点明辛亥革命的阶级属性之外，两者的大意并无参差。由此可见晚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建构革命新传统上两者思想的连续性。作者单位、职务：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注解：[1] 如李侃、陈东林《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认识过程》，《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李益然：《论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徐万民：《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徐万民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第47～64页。[2]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2页。[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8页。[4] 孙中山：《谒明太祖陵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96页。[5]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319页。[6] 孙中山：《在广州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354页。[7] 孙中山：《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35页。[8] 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第562页。[9] 孙中山：《通告海陆军将士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页。[10]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8页。[11] 孙中山：《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337页。[12] 孙中山：《在广州军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345页。[13] 孙中山：《在北京军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28页。[14] 孙中山：《在太原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70页。[15] 孙中山：《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06页。[16] 孙中山：《复黄芸苏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129页。[17] 孙中山：《纪念双十节布告》，《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第215～216页。[18]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第114页。[19] 〔美〕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第224～225页。[20]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第11～13页。[21] 统计表参照李侃与陈东林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认识过程》（《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一文，并略有改动。[22] 孙中山：《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82页。[23] 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92页。[24] 孙中山：《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141～142页。[25] 孙中山：《致吴敬恒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151页。[26]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第262页。[27]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第268页。[28] 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第125～126页。[29]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第10页。[30]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48页。[31]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第114页。[32]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第541页。[33] 孙中山：《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第294页。[34] 《1911年11月23日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的谈话》，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11，第582页。[35] 孙中山：《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06页。[36] 孙中山：《致宋教仁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04页。[37] 孙中山：《在北京袁世凯欢宴席上的答词》，《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419页。[38] 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第290页。[39]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第280页。[40] 孙中山：《在上海民治学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第173页。[41] 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第111～112页。[42]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第114页。[43] 孙中山：《复头山满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第421页。[44] 孙中山：《八年今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第132页。[45] 孙中山：《在帅府欢宴各军政长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第12页。[46] 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第500页。[47] 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317页。[48] 孙中山：《在广州耶稣教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第361页。[49] 孙中山：《复陈赓如函》，《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第537页。[50] 孙中山：《复伍肖岩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第15页。[51]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第121页。[52] 孙中山：《在长崎与欢迎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第366页。[53]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第66页。[54] 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45～346页。

新形势下管理思想的应用

孙中山先生深究其民族主义的意涵，认为其本意是根源于人类天性之族类意识感，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从人类种性出发的，他说：“凡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父母总是认得，绝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绝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以种性发展出来的，人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民族主义[1]的根本。”

他对于民族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形塑中华民族，关于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曾说过：“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五十六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五十六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散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经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2]感情和道义。”费孝通先生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国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要认为中国每个族群各自就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的提法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对民族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意义，他们认为中国存在几十个民族，但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3]

他也曾经说过：“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又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民族主义就是人[4]类图生存的宝贝”、“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以及“民族主[5]义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这些都是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本身所下之定义；那么民族主义的目的何在？依学者周世辅的看法认为可从三个角度来看，一是消极的目的与积极的目的，消极的目的在于推翻清朝统治，积极的目的在于各族同化；二是对内的目的与对外的目的，对内的目的在于追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民族解放；三是对世界人类的目的，消极方面在追求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得到解放，积极方面则是追求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6]以求世界大同。

今年是辛亥百年，对于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有研究上时间点的意义与价值，对于中山思想研究，也应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转化、调整及应用，故激发笔者对于研究中山学说的兴趣及动机；中山思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变迁而产生不同的时代意义与生命力。

政治的本质便是管理，三民主义更是管理之学，笔者之所以选择管理思想作为研究主题，一来其在当代世界各领域中皆是十分重要的研究主题；二来管理思想对于现今社会扮演非常重要且关键性的角色，但由于管理思想太过广泛，特别是在三民主义思想中范围尤其宏大，故选择以民族主义为研究范围，希望能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思想里，找出对于新形势下管理思想的应用，以提供后学参考研究之用，更能从中找出其现代意义与时代价值性。至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文献分析法，透过对于三民主义相关文献的研读，使其找出对于现代管理之新义，从中发现其应用性之价值意义。

从西方管理（Management）的意义来探讨，多半学者认为不容易加以说明，因为它是一种功能，也是指担负管理功能的人员，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地位和阶层，它更是一门学问，一种科学的使命，也是一种艺术。

企管学者多半认为管理系指有效地运用人力、财物及方法，以达成企业之目标，同时管理亦指管理人员之探讨，如高层、中层及低层管理，现代管理趋向于整体观念的发展，以决策理论与技术为核心，[7]并寻求目标的确立与达成；此外亦有学者认为管理乃指有系统地推动组织内人力与物力朝向既定目标，以期顺利达成任务之整个行为过[8]程，此管理乃以人为中心；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管理代表人们在社会中所进行的一类具有特定性质和意义的活动，其目的借由群体合作，以达成某些共同的任务或目标，亦是管理乃是人类追求生存、发[9]展和进步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综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西方管理视角及企管学者对于管理之见解，这使我们将其内涵摆放在理解三民主义中。二 三民主义管理思想兴起原因之探讨

三民主义本身其实能充分体现出管理的思想，那么三民主义的管理思想，其兴起的原因究竟为何？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顺应世界潮流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上称“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从上述这段话，可以得知三民主义的思想，是从世界进化的事实所产生的。

从三民主义中可知，孙中山重视方法，就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如何能够提高效率，以增进人民福祉，孙中山期勉我们能够顺应时代趋势，提倡建立适合中国的管理方式，使其能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至于这个方法，恐怕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二）适合中国国情需要

三民主义不但要合乎世界潮流，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活在中国的环境，针对中国的问题及现实需要，从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就可以看出，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从此可知三民主义是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它所涉及的内容是适合中国的国情，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10]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

综上所述，三民主义的管理思想，其兴起的原因，我们可以从顺应世界潮流及适合中国国情需要两方面来理解。三 民族主义下的管理思想及其应用发展

关于民族主义中的思想，笔者从几个面向来研究其对于管理思想的应用，以提供现代世界人民所参考。（一）伦理本质引申社会生活之人际管理学

蒋介石先生曾说：“民族主义的本质，与其说是救国，或者说是文化，还不如用我们民族可大可久的特点伦理来代表民族雄厚的基[11]础，较为完备”，蒋介石先生并说“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申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对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也就是个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该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订出的行为标准，伦理与法制不同，[12]就是伦理是从人类本性上启发人的自觉”，因此伦理就是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而此行为准则，就是诉之于人类理性订出来的，故伦理就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民族主义就是伦理高度发扬的结果，伦理的基本精神就是仁爱，大同思想便是伦理的极致表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主义的伦理观，引申成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管理学，包括亲子间的伦理，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伦理；政治层面上的政治伦理，变成民主政治及政党政治发展中资深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上的伦理，变成维持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秩序，这些伦理思想的应用，都与人际关系有关，也都与仁爱的精神有关，民族主义中的伦理已经在新形势下成为人类生活的道德伦理观与人际关系之管理思想，倘若这种伦理思想能够充分发挥，那么现今社会上所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二）民族国家观引申世界上之国家自主管理性

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都是[13]由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也就表示，民族就是国家；嗣后蒋介石先生亦指出“中华民族是多数民族所融合而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文化而非武力，融合的方法为同化而不是征服”，他同时也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14]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从上述都可以看出民族与国家的等同关系，并且要以文化来创造国家民族的价值。

我们更可以从孙中山先生曾说的一段话，来看出中华民族自秦、汉以后都是靠着一个民族造就一个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观来发展国家自主管理，那便是孙中山先生曾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大的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15]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张”。（三）民族主义人口观引申现代人口政策中的质量并重管理学

孙中山先生曾说“夫聚人以为群，群之盛衰，则常视乎其群之人以为进退，国之大群于部落，亦犹是群也，故国之兴衰治乱，视其民而知焉，国之藉以胶固者，其力常在于民，主治者其末矣。脆弱之群，得贤明之元首，非不足以维持其态度于一时，然其敝也，则终至失其扶衰集散之力，西方之人，其心目中有天国，庄严华妙，而居之者皆天人，盖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以无良民质，则无[16]良政治，无良政治，则无良国家”，从上述孙中山先生这段谈话，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及生存发展，乃在于国民的素质与数量，人口的质与量，对于一个民族及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口的质与量，就不可能有管理思想的产生。

此外，蒋介石先生也对于人口的质与量有清楚的提及，他曾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中指出，人口的问题不但是要量的增加，而且还要质的提高，因为健全的人口才是伟大的力量，总的来说，民族主义的人口观，追求的是质与量双方面的成长，这对于管理思想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四）民族平等思想引申现代管理的重要精神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平等思想，就是主张各民族间一律平等，而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来自于中华文化，就三民主义来说就是王道文化，王道文化就是仁义礼智的文化，王道文化中就是爱和平及求平等，更是济弱扶倾，将中华文化的道德观与西方的民主科学观结合，以求国际间的平等和平相处，追求天下为公及世界大同的理想。

民族与民族间，国家与国家间，所追求的平等思想，便是管理思想中很重要的精神，平等对待各民族，尊重国家与国家间、区域与区域间的差异，便是管理思想的重要元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几项民族主义下的管理思想，包括伦理本质引申社会生活之人际管理学、民族国家观引申世界上之国家自主管理性、民族主义人口观引申现代人口政策中的质量并重管理学、民族平等思想引申现代管理的重要精神等，都对现代社会及公民们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五）民族主义伦理群与关系中的企业伦理

关于民族主义伦理群与关系发展成为企业伦理，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深思，家族观如何扩充至整个企业，使企业中的每个人对于公司都有向心力，愿意替公司效命，民族主义下的伦理群与关系无非是把国家当成个人的大家长，进而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家族关系，对于整个企业能够全心全意服务，特别是在今日科技快速发展与变迁的时代，我们对于维持正常的企业关系及其对于社会之责任十分看重，因此我们必须要发扬民族主义伦理群与关系中的企业伦理精神，以建立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厂商与客户间的互信亦能建立，而同业之间更要避免恶性竞争，以发扬良好的社会美德。（六）民族主义道德观使管理者有遵循的方向

民族主义中的特点是伦理道德，良好道德的养成是我们每个人修身处事的根本，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身为管理者，本身都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方能以身作则，否则又如何能带领部属？就以“八德”中的信来说，管理者当然要有信用，一言九鼎；又以“八目”中的诚来说，倘若管理者能够诚，那么下属必然会诚服。

在企业经营上，虽然必然是以营利为目标，但在营利的基础上，仍需要道德为支撑，如《大学》中所谓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也就是人如果有德，则财富自然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只有道德才是真正的根本，而财富只是技末而已，没有财富并不是可耻之事，但如果没有道德，那才是真正的耻辱，这正是民族主义给管理者及企业一个最好的启发，它将方向指明得很清楚。

此外，“四维八德”一向是中国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正是民族主义道德观的核心，从这些规范中，给予管理者一个遵循的方向便是要守信笃实，要能够济弱扶倾，要能够公平竞争，更要能推己及人，同时也要维护公益，并尽己所能，这些道德影响着管理者，使企业家对自己、员工、股东、消费者、政府以及社会大众负责。（七）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文化管理

中华文化备受世人肯定，蒋介石曾经说过“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它全部的机构就是他生活的史实和精神的产果。每个国民就是构成这个生命全体的一个细胞，而全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他生活的史实和精神的产果，而此种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就是国家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强弱兴替，就直接影响这一个国[17]家的兴衰”；故民族文化非常重要。

而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与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因为伦理所以尽己之性，其根本在于仁，因此民族主义在文化管理部分便是行仁。

文化是一切社会价值、民间神话、习俗传统的典范，再加上社会组成分子创造与分享的结果，它是人类生活人为的整个环境，也是人类所创造一切事物的总体；若分析文化特质，可以得知：①文化是有意与无意之间形成的，②文化是学习的行为，③文化具有分享性，④文化是人类生理的上层建筑，⑤文化具有普遍性，由此可以归结文化的普遍性、特殊性与选择性；民族主义的文化就是王道，王道谈的就是仁义道德，主张仁义道德就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也是民族主义的精华。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国家的建设都必须以维护民族文化与凝聚民族精神为前提，在国家建设上所面临的几项挑战，一是民族生存的威胁；二是西方文明挟带着科技威力与力求现代化，这使得国家更要认清，在致力于经济发展之时，更要努力文化建设。（八）民族主义下开启国族观念与团结合作管理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指出我国的民族只有家族和宗族团体，应结[18]合成民族国族团体，因为家族主义只是中国民族互助协力的表现，不能扩大造成整个群力，这是致弱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希望我们能以家族观念为基础，扩大联合成一个国族，以各部分的协力为基础，创造整个民族的群力，因此中华民族必须同心协力，团结一切力量，创造一个伟大的群力。

在现代社会之一般组织中，常常出现的是冲突情况，而不是合作，因此现代管理的重点在于需要应用行为科学知识，有助于增进团体间的相互关系，而达到协力合作的组织文化，这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域中所探讨之“组织发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D）；特别常常在中国社会中缺乏合作精神，因此我们必须从民族主义中找寻经验，加强团队合作的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上或是个人层面上，也都应该发挥团结互助之合作精神。四 结论

三民主义不是死学问，它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对于现今社会，是具有启发意义与时代价值，在辛亥百年当下，重新检视孙中山思想，格外有时间点的意义与价值；另外从本文的探讨中，也可看出管理思想在当代世界各领域中皆是十分重要且突出的地位；管理思想亦对于现今社会扮演非常重要且关键性的角色，特别是在三民主义思想中的应用，从民族主义中，管理思想更可以提供后人许多启发与教育意义。

当然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一门管理之学，它也没有脱离西方管理学所探讨的领域，但它却有更多的应用性，这些包括：伦理本质引申社会生活之人际管理学、民族国家观引申世界上之国家自主管理性、民族主义人口观引申现代人口政策中的质量并重管理学、民族平等思想引申现代管理的重要精神、民族主义伦理群与关系中的企业伦理、民族主义道德观使管理者有遵循的方向、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文化管理、民族主义下开启国族观念与团结合作管理等，透过上述笔者粗浅不成熟的观察，希望能够带给中山思想研究新的面向，以迈向第二个辛亥百年，迎接新的契机。作者单位、职务：台湾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法学博士注解：[1] 孙文：《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载于秦孝仪编《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第一编，（台）正中书局，1976，第122页。[2]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第80页。[3] 孙文：《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4] 孙文：《民族主义第三讲》，1924年2月10日，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5] 孙文：《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4年4月4日，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6] 周世辅：《国父思想要义》，（台）三民书局，1976，第47页。[7] 王德馨：《现代工商管理》，（台）三民书局，1982，第3页。[8] 郭昆谟：《现代企业管理学》，（台）华泰书局，1978，第187页。[9] 许士军：《管理学》，（台）东华书局，1982，第1页。[10] 孙文：《孙文学说》第八章，1919，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11] 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本质》，1952年7月7日，收录于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一至三册，（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12] 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本质》，1952年7月7日，收录于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一至三册，（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13] 孙文：《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14]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发表，收录于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一至三册，（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15] 孙文：《三民主义》，1919，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16] 孙中山此段谈话在1911年9月之《中国同盟会为团结同志宣言》中所提到，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17] 蒋介石在1934年7月16日所演讲之《中国魂》，收录于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一至三册，（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18] 孙文：《民族主义第五讲》，1924年2月24日，收录于《国父全集》第一册，（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孙中山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及其他有关遗教中，曾经提到民族的意义与形成，他认为“民族是由于天然力所造成，国家是由武[1]力所造成……自然力便是王道，由王道所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此外，孙中山先生又说“造成种种民族的原因，概括来说就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杂，当中最大的力量就是血统……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个大力是语言……第四个大力是宗教……第五个大力是风俗习惯……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够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五种

[2]力”。因此从上述孙中山先生谈话可知民族的意义及形成。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其本意是根源于人类天性之族类意识感，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从人类种性出发的，他说“凡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父母总是认得，绝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绝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以种性[3]发展出来的，人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4]

关于探讨民族的意义，主要是在下列几种意义上使用：①与国家观念相联系的民族，这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其含义与现在人们所说的国族概念相一致，例如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等，此等于英文中的Nation。②作为国族组成部分的民族，此便是狭义的民族，例如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说法，此等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③指小民族、不够发达的民族、血缘和人种意义上的群体，如部族、种族、部落等，此等于英文中的Race或Tribe。④指历史演进中的人类群体，例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及现代民族的说法。⑤指人们与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例如土著民族、外来民族等说法。⑥指具有共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某种类别的群体，例如农耕民族等。⑦作为一种习惯法，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民族地区。二 孙中山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现象之关联性探讨

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现象，可以从下列几个面向来探讨。（一）对内求取民族平等

民族主义主张民族间的地位一律平等，孙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者，打破种族不平等阶级也，如满清专政，彼为主而我为奴，以他民[5]族压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种族革命因之而起”，这是孙中山先生明文点出反对国内种族的不平等。

总之，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以单一民族宰制全中国，因为这是非民主的，所以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国内各个民族必须皆能以平等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权者，皆能平等参与国家政治，并且在法律上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如此方能逐渐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国族建构）。此外，孙中山先生在求中国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理念下，也提倡“民族自决”，也就是“对外在求中国民族能独立于世界（独立权），对内则求中国之内各民族能自治（自治权）”。换言之，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自决原则不仅在使中国对外拥有独立行使的主权，也就是中国人决定自己民族的一切事务，不容他人来决定或干涉，并且国内各民族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加以统一团结，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使文化共同体等于政治共同体）。诚然各个民族皆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之客观因素及“民族意识”之主观因素的文化差异性（文化共同体），但是为了使各民族的“文化得以延续发扬”（教民）、“生存得以维持”（养民）、“安全得以保障”（保民），即有必要在尊重各民族平等与自治的前提下，将各民族所汇聚定居于同一土地上（领土）的一群人（人民），利用统治组织（政府）以行使对外独立与对内最高的权力（主权），以形成一个复合民族国家。此等复合民族国家组成后，随着时间的演进，各民族血统与文化相互融合下，自然又会凝聚成一个新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国家才能较为团结、稳定与和谐。此等强调国内民族平等的精神，即可促进民族融合与国家进步。（二）对外求取国际地位平等

孙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打不平的，如果外国人和中[6]国人的地位有不平等，中国人便应该革外国的命”。这是孙中山先生反对国际间的民族不平等，他认为只有各民族间达成确实的平等，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而世界上的和平，要能维持长久，有赖于各民族间的互助合作，透过彼此的互助合作，使战争不会发生。

因此，孙中山先生主张世界上任何民族不受其他民族的控制与压迫，各个民族都有平等的地位和同等的生存权。此外，孙中山先生并主张要发扬“济弱扶倾”的精神，对于弱小国家要加以扶持，对于世界列强要加以抵抗。最后，在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要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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