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问增飞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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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元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试读：
引子
最初了解许金元烈士，是从他的文章开始的。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众多评论文章文笔犀利、切中时弊、引人共鸣，使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便一步步走进了许金元短暂而又充满传奇的革命人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对许金元生平资料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也践行了历史学家傅斯年查询历史资料的经验之谈。许金元留下的大量作品和时人与他的交往记述成为我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但总体而言，这些资料是很有限的，无法呈现许金元丰富的人生历程。好在研究像许金元这样的近代人物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是我们可以去探寻他曾经出生、成长、学习、工作和牺牲的地方，结合文献资料，踏着他的足迹，去感悟他所留下的历史气息，让他更加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许金元一生经历的几个重要城市有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南京等，这些城市中曾留下他足迹的地方虽历经百年，却似乎还存在着当年的气息，让人沉思冥想。
苏州是许金元出生和生活最久的地方。苏州古城自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城以来，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位置至今未变。隋代改吴州为苏州，因城西有姑苏山而得名。至宋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不胫而走，传诵至今。近代以来，苏州的古街、小巷、古桥、河道、园林保存得较为完好。许金元便出生在这样的苏州，那时正值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他生于斯，长于斯，革命于斯，至今虽已历经几代人的生生死死，但他出生时的山塘、学习过的萃英中学、革命时的独立支部等地，依稀还保存有当初的面貌。这里有他深爱的家乡，有他成长求学的青春记忆，也有他踏上工作岗位的精研学问，更有他领导革命的轰轰烈烈。
杭州和广州是许金元的大学追梦之地，也是他革命思想形成和成熟之地。他曾就读的之江大学校址尚存，建筑依旧，仿佛一眼便可看见这百年的沧桑。广州的中山大学是许金元深入学习革命理论的地方，他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逐渐成熟，为成为整个江苏地区的革命领导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是许金元激扬文字、号召革命的文化舞台，他挥笔如剑，向黑暗和腐朽宣战，激起了革命的层层波浪，影响深远。
南京是许金元被捕和牺牲的场所。大纱帽巷里他废寝工作，珠宝廊看守所见证了他的坚贞不屈，九龙桥为他唱起悲壮的挽歌，秦淮河水安葬了他至死不渝的英魂。
走在这些地方，想着文献资料的记载，许金元的形象便鲜活生动地展现在我的脑海，似乎我们正在遗迹与文献之中神游，浓浓的情感蕴育其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若是了解一个人，读其文，行其路，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就让我们一起来尝试了解一下许金元——这位青年才俊，信仰坚定、不畏牺牲的革命家吧！第一章殆将有变世姑苏小商家生在晚清
晚清政府风雨飘摇，饱受列强欺凌，步步陷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深渊。1894年，许金元出生前十二年，甲午战争清廷败于日本，次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一条约除割地赔款之外，更是将列强的特权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条约增设湖北省荆州府沙市、四川省重庆府、江苏省苏州府、浙江省杭州府四处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1896年，即许金元出生前十年，苏州正式开埠，对外开放。清政府在苏州城东设立海关，以江苏督粮道陆元鼎兼任首任苏州关监督，由英国人孟国美首任税务司。1897年，江苏布政使聂缉椝、江苏督粮道兼苏州关监督陆元鼎与日本代表珍田舍己签订《中日通商苏州日本租界章程》，在城南盘门外设立日本租界，后清政府又在日租界的东面开辟通商场，对各国开放。苏州的开埠与设立租界，使世界大潮涌入苏州，注定了一个大变局时代的到来。苏州青旸地日租界
许金元出生前六年，即1900年，晚清政府再遭凌虐，八国联军进犯京师，实际掌权者慈禧携傀儡皇帝光绪仓皇西逃。次年，签订《辛丑条约》，曾经创下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在现代列强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刚刚镇压戊戌变法不久，沾满维新人士鲜血的双手尚未拭干的慈禧老佛爷，却又不得不走上自掘坟墓的清末新政之路。变革之大，更有甚于百日维新。1901年，科举考试取消八股文，均试策论，取消武举，并命各省建立大、中、小学堂，多建蒙养学堂。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1905年，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中国的新式学堂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各式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同时，清政府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新式学堂的兴建和留学生的派遣，使广大知识青年开始全面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
在推行教育改革的同时，晚清政府加强经济改革。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后来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陆续颁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等。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清政府亦主动推动民间商会的发展。这些改革措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诸多新政措施推动了整个时代的变革，人心思变，曾经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士人阶层逐渐瓦解，清政府统治的社会根基有崩塌之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逐渐将清政府的制度落后作为限制发展的束缚。新政变革虽大，却愈加难以满足人们急切变革的心理，革命的土壤越来越肥沃，土壤冒出的新苗茁壮成长。1905年，许金元出生的前一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革命党人的起义此起彼伏，声势愈大，大清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四面楚歌。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试图挽救这个行将倾覆的王朝。江苏都督程德全
许金元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殆将有变的时代。1906年，他出生于苏州山塘街渡僧桥堍一户小商人家庭。在许金元童年时代，似乎清王朝所有的努力只会将它更快地推向灭亡。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王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11月，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如此兵不血刃、民不受惊，苏州光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瓦解，一时间，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独立强大，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迫于现实压力，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来袁世凯慢慢背离了革命党人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初衷，于1915年企图复辟帝制。但他的“洪宪”帝制丑剧刚刚开场，便遭到全国人民和各政治派别的强烈反对，结果他在愁苦之中一命呜呼。此后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愈演愈烈，列强侵略干涉无休无止，这些对幼年时期的许金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家在山塘
有“姑苏第一名街”之称的山塘街，始建于唐朝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长约七里，水陆并行。街上店铺、住家鳞次栉比，多是前门沿街，后门临河，房屋沿河均有石阶，旧时常可见妇人在此洗衣洗菜场景。街的东段从渡僧桥至半塘街，多是商铺，是姑苏最为繁华热闹场地之一。山塘街渡僧桥
1906年的某一天，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十六号的一户姓许的人家传出了喜讯，许家的长子出生，取名许金元，这一年正好是农历的羊年，因此许金元又名肖羊。许金元的父亲许公知书达理，能画国画，在山塘街开了一家名为“两宜轩”的笺扇庄，经营一些书画、笺纸和扇子，兼营礼品、装裱、文具等。许金元的母亲华氏出身无锡农家，她淳朴忠厚，心地善良，明辨是非，正直无私，通情达理，不敬神，不怕鬼。许金元妹妹许宪民的女儿彭令范在回忆外婆华氏的文章《和外婆一起度过的日子》中记到：
夏天的夜晚，外婆总是在前天井乘凉，我搬一张小椅子坐在她身旁。一次，她叫我进屋内去拿把扇子。一般情况下，人在外面乘凉，房里的灯都关掉了，一片漆黑。我走了几步，说：“我怕！”外婆问：“怕什么？”“怕鬼。”“鬼？你看”，她举起手臂，伸出大拇指，威严地说：“外婆有铁指甲，大头小鬼全掐杀！”我一下子高兴了，直往里面走；可是走到一半仍有些怕，于是我大声叫道：“外婆！”她在外面给我壮胆，道：“我在这里。”我再叫，她再答，“嗳，快点拿了出来，看月亮出来了。”从此我再也不怕鬼了……
当时我们的邻居沈太太，住在右厢房，占有大客厅，人很古怪，不许别人碰她的红木家具。有一次我好奇地走到客厅，大概手臂碰到了桌子，她连忙用抹布擦。我本能地感到她不喜欢我。外婆看到后马上叫我回去，关照我：“以后最好不要到她那里去，她认为她有钱，我们穷。其实她也很痛苦，她是人家的姨太太，又没有孩子，所以变得古怪。”我问：“是不是有钱的人都是坏人？”外婆想了一下回答我：“你问题真多。有钱人并不都是坏人，也有好人；穷人并不都是好人，也有坏人。富要宽宏，穷要清白。但一定要读书懂道理，做好人，有力量的话多帮助人。”外婆的话简练明白，具有哲理，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牢牢记着。许金元家人合影：后排右为母亲华氏，左为妹妹许宪民；前排右为外甥女彭令范，左为外甥女林昭。许金元“不敬神，不怕鬼”“富要宽宏，穷要清白”“读书懂道理，做好人”“多帮助人”，这些道理相信也是华氏教导许金元的做人准则。家庭的熏陶，父母的教导，也造就了许金元正直无私、明辨是非的优良品格。
许金元有一个妹妹叫许宪民，还有一个弟弟叫许润元。五口之家，经营小商铺，前面是卖东西的门店，后面是住宿的民房，生活安定，其乐融融。许公对这几个孩子格外疼爱，尤其喜欢女儿许宪民，“四岁了还经常让她骑在背上玩，还教她在青砖上写大楷，总是夸她如何聪明，将来有出息”。许公在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许宪民，他拉着华氏的手叮嘱：“宜囡妈，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去后，你千万不要亏待她。”
许公去世时，许金元才8岁，家庭重担全都落在母亲的肩上。母亲靠替人裁剪衣服，勉强维持着小店铺。她省吃俭用，在亲戚帮助下让子女都上了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成长在此环境中的许金元目睹了母亲的辛劳，体验了生活的不易。他懂事、独立，有着奋斗与吃苦的自觉，学习勤奋刻苦，颇有所成，且不惧世俗，有着坚定的求学信念。第二章萃英优学子博文志向高萃英志学
许金元的中学时代大部分是在苏州萃英中学度过的，时值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那是一个民众觉醒，思想激荡的时代。由于辛亥革命的冲击，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全国上下普遍兴办学校，废除读经，提倡男女同校，新式教育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共和、议会、选举等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与专制、尊孔与复古，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并企图以此来改造国民性，提倡新道德，发展新文学。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1919年1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然而和会的操纵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要求，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自5月4日起，一场由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工人等社会各阶层成员组成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苏州各界也迅速响应，《苏州日报》《平江日报》等报刊进行报道宣传，苏州人民纷纷以通电声讨、示威游行、宣传演说、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等方式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9日，苏州各校学生在体育场集会，声援五四运动。
苏州学生首起响应，就读于萃英中学的许金元也深受影响，积极参加。5月6日，苏州学界吴研因等向北京总统府、广州军政府、各省教育会、全国学生及上海报界通电，怒斥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5月9日，是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苏州各大中小学将国耻纪念活动和声援五四运动结合起来。当天下午，萃英中学与东吴大学，省立二中，桃坞、晏成、英华等校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会后，学生手持写有“人心未死”“国民速起”“力争青岛”“勿忘国耻”等字样的标语旗帜在城内游行。随后几天，各校学生相继于课后上街游行，“随地演说，沿途听者甚众，颇能令人油然而生爱国之心”。5月18日，苏州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从此，苏州学生运动由学校自发行动进入到统一组织罢课斗争的新阶段。5月24日，苏州学联组织2500多名学生集会，通电全国，表示“愿联络全国学界共策进行”。5月27日，苏州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次日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罢课决议被印成通告广为散发和张贴。通告指出：“外交失败，内政日紊，学生等呼吁无效，杞忧难已，忘绝路穷，痛深虑切。谨于5月28日起一律罢课。“28日当天，全市20多所学校一万多名学生列队前往观前街、阊门等闹市区游行。沿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争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等口号。学生的罢课斗争和爱国热情深得苏州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通电北洋政府和南京督军，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6月1日，北洋政府下令取缔学生一切爱国行动，并公然表彰被民众斥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激起了全国学生及其他一切爱国群众的愤怒。6月3日，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了800多名学生。6月5日，上海六七万人举行罢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五四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苏州各界爱国群众的声援活动随之掀起新的高潮，学界、商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罢免卖国贼的职务，并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萃英中学与东吴、晏成、桃坞等教会学校校方下令学生限期复课，并威胁如不复课，将一律出校，不准停留。6月6日，全市19所学校的代表针对教育当局提前放假、破坏罢课的阴谋，决定各校学生在放假后，都得在本籍组织学生联合会支会，互通声气，并派代表去上海同全国学联取得联系。6月8日，吴县教育会发动小学总罢课，已经宣布罢课的苏州中等学校数千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在学生运动的促动下，苏州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也迅速发展起来，融汇成一股洪流，与全国的爱国运动相互呼应。最终，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获得了初步胜利。6月下旬，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苏州各地，城乡一片欢腾。许金元也在这场运动中目睹了群众力量的强大，增强了爱国情怀，他幼小的心里渐渐埋下了救国救民、立志革命的种子。萃英中学迁至上津桥后辟建的校门
许金元所就读的萃英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1892年，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海依士博士创办，初名萃英书院，1911年改名为萃英中学。萃英书院初创于葑门十全街彭宅，当时仅有教员3人、学生3人，后几经易址，规模愈大。1904年，校址迁往阊门外上津桥石排巷，1923年于校园东南处购民房改为通道，新辟校门于阊门义慈巷。
许金元就读萃英中学期间，有两任校长先后任职，一是学校创始人海依士，另一是白本立。海依士治校期间，以“振兴萃英、施行健全”为治校之策。他一方面利用北长老会的拨款和社会的捐款购买土地、兴建校舍，如兴建了首幢欧式风格的教学楼“思米堂”，并入了原中西学堂校园与萃英中学组成一体，相继建造了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厨房、操场、门房等，这些建筑具有典型的西方欧式风格。还将学校通往思米堂的通道命名为思米路；又建造一个融中西风格的拱门，称为“云门”，在校园中心位置建造一砖砌门楼，命名为“入德之门”，寓意学生进校就要接受道德熏陶，向成为有德之文明人迈进。在海依士的精心营造下，学校环境沟通中西，优美异常。另一方面，海依士按照美国的学校机制加强管理，设立教务、训育、事务等管理机构，制定了“修道为教”“以布道而造就学生的灵性引导学生归主”的办学宗旨，学校课程中西兼备，与美国大学预科相当，除国文一科外，还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制图、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美国历史和美术课本，甚至全部采用美国出版的英文原版教材。萃英中学全景（1925年）
1921年，美国长老会任命美国人白本立为萃英继任校长。白本立推行学制改革，将学校体制改为初中、高中两级中学，小学部改为附属小学。新学制为六、三、三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实施课程教学改革时，白本立校长既突出英语教学，又重视中国传统教育，将学生分为中文和英文两种班级。中文班课程以古典文学教学为主，科目有：诸子、诗歌、古文、书牍、中国历史、中国地理、法制、经济、珠算、书法、图画等；英文班课程以英文教学为主，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制图、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学生必须轮换参加中文、英文两个班的学习。因为是教会学校，学生还必须完成听布道、早祷、主日学、默祷、唱诗等宗教教育。所有课程修业期满，取得两张结业文凭，才能正式毕业。由此可窥见许金元就读萃英时每日学习之情况。1922年，萃英中学建校30周年时师生合影海依士白本立
许金元就读萃英时的教职员有：海依士（兼宗教教学）、白本立（兼文学商科教学）、杨倬云（庶校长兼算学教学）、蒋文达（教务长）、卫女士（历史教学）、海依士夫人（英文教学）、白本立夫人（历史教学）、支吟棠、诸辛生、沈子勃、李仲芬、邬萝楼、王庆云、严健沧、许凤声、邓伯明、李惕庵、冯子祯、张落英、王介山等。基于萃英中学现代的课程设置，以及中外教师的多元培养，许金元中西兼学、勤奋刻苦，成绩名列前茅，为培养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许金元的记述，他在萃英读书时成绩多是八九十分，成绩报告单上操行等第列入甲等。他尤爱文学，作文上佳，经常受到老师及邻居的称赞。这使得含辛茹苦的母亲深感欣慰，对他寄予厚望。转学博文
许金元并不是一个只顾埋头学习、墨守成规的学生，他学而生疑，渐渐对萃英的教育产生了质疑。最终在1923年初转学至博文中学，并因转学一事写信给共产党员、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对苏州教育界的怪事评论了一番：力子：
我本是苏州V中学底一个学生，现在已肄业博文中学了。我觉得在我转学的当儿，有两件事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于我，也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最良，请你登入觉悟栏，给大家看看：许金元《教育界的怪事》一文
本学期初，我去投考本埠Y中学。不料V校校长竟用了不使我转学Y校的口气通函V校。自然，我不能肄业Y校了，我当下便很希奇：我既不是V校的开除生，成绩也有得八九十分（我本是不为了分数做奴隶的，只是尽我底力做学问便了，所以我底分数观是很淡泊的。但多数学校是以分数做学问标准，所以这里也讲分数了），并不算得坏；且V校成绩报告单上，我底操行又是列入甲等的。今V学竟有这种通函，实在莫明其妙。入了V后便该永远肄业V校而不准转入他校了吗？还是教育界中有这种通例呢？
听说还有一位在V校高二级肄业的同学，去投考本埠Y校，行李都挑进了S(Y)校了，只是V校校长不肯与以转学证书，行李只好挑回。此外遭得同样境遇的，V校同学还有好几位。唉！教育界中竟有这样的事发现。
前日我和几位同学到V校去，不料门房上早已高贴以上诸生，不准入内的字样。所谓以上诸生，都是本学期不肄业V校的同学；我呢，不用说，当然是取得以上诸生的资格的了。我们不肄
业V校，便连V校校门都不能进了。这怕又是这贵校底创例吧！唉！教育界中竟有这种事发现。力子，请你批评吧！许金元一二·三·二八·于博文·苏州邵力子
V校在此应指萃英中学。究竟许金元为什么要转学，原因已无从得知，但从许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对苏州教育界尤其是萃英中学的教育管理颇有批判之词。纵不论萃英中学的管理是否得当，单就许金元的敢于发现问题、勇于著文发声的精神，也是一般中学生所不具备的。其文章能被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也见其文学功底所在。力子，即邵力子，1916年和叶楚伧创办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辟副刊《觉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尤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特色。许金元读书期间深受上海《民国日报》的影响，思想进步、觉悟渐开，其对苏州教育界的批判意识也来源于此，为其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博文中学位于苏州景德路黄鹂坊桥北的赛尔巷，许金元在这里学习了半年。虽然学程很短，但博文中学却是他认真读书、精研治学、发表社会评论的重要场所。许金元不但自己嗜书如命、认真研读，还向经济困难的同学建议如何能够经济实惠地读到又多又好的书。他说：“我对经济困难的智识饥饿者，有个介绍。就是向上海通信图书馆里借书，可以只出寄书的邮费，不出租费。他们所有的读物，大半是新出版的。他们有书目可以函索。通信处是：上海天津路四十四号胡静秋先生收。我也是个经济困难的智识饥饿者。去年从《觉悟》上得了这个消息后，快活的几乎跳起来。我很愿意同志们知道这消息，并希望各地多有这种图书馆发现。”
在博文中学，许金元视野越来越宽广，更加关注时下的教育问题。他不仅发表了《教育界的怪事》一文，还精研自学问题，写就《自学问题杂论》一文，发表于《学生杂志》上。在《自学问题杂论》一文中，许金元首先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腐败、死板和效率低下的现状，提出了“为什么要自学”：
我自入学校以来，无时不在苦恼中。学科底不调剂，课程表底死板，使我头昏脑涨。讲教材罢，大半是陈旧的，形式的，不适用的；读国文止读些“古先王之治天下也……”一类的文章；读物理止读些“牛顿三律”……相对论便没有了。讲教授法罢，多半是注入式的，重死记的。专制式的教员，止晓得要学生服从。虽然挂着博士学士的招牌，但一些不会教书的也有。混饭主义的滑头教员，则时常缺课。不知教育原理的胡涂教员，则信口乱道。好教员虽不是没有，但是太少了。还有，一本用二三星期便可看完的书，学校放在课程里，要用到半年或一年。且因为“一曝十寒”，所得的反而很少。这种学生生活，非但不能有益于学生，实有断送学生生活的可能。诸君啊，我们是学生，并不是学死。处此腐败的教育环境中，还想专靠教师的诱导（？）而读书吗？牛顿、林肯、富兰克林……谁不从自学而成功？
黄维荣君说得好：“学校中所教的，只是几本死书……所以能自己努力而得到的，才可算是学问……受了学校这种被动的教育，最多不过得到一些普通智识罢了，学问二字是谈不到的。”诸君啊，我们不欲读书也罢；若欲读书，那末非自学不可。
其次，许金元对读书的步骤和增强记忆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读书的步骤方面，他认为：读书要有兴趣、要寻出要点、要深究内容，要学会批评、表解和摘录、默忆和运用；在记忆的方法方面，他认为：“难记的不必强记，可用笔代”“记忆重要的部分，零星的小部分可不记”“用脑以清晨为最宜”“应该研究脑系的卫生”“宁可朗诵不可默读”“集精会神”“前后联想”等。
最后，许金元阐明自学的方法，尤其是分别论述了国文、诗、英文、理科、算术、历史、地理、图画、体育九门不同学科的自学方法，取法中外，论述精当。他认为自学应该注意：
1.勿迷信
a.勿迷信分数主义不要为了多得分数，致将研究真学问的时间占去。请睁大些眼，看看到底什么是世界上的真学问。
b.勿迷信教师和圣贤我们于教师和圣贤固当尊重；但从尊重而至迷信，那便不对了。亚里士多德说：“我爱夫子，我更爱真理。”
c.勿迷信教本我国今日的教育界还是牢守着几本教科书，强迫全班学生诵读。其实比之从前的读四书五经，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真要研究学问，须得留心课外书报。
2.发问
a.不论对于师长对于同学，非至必要时，不该求助。
b.发问最好经过相当的思索。那末，对于答复也可格外明白些。
c.既经相当的思索，若真遇疑难，立即发问，不可以发问为羞耻。
3.求学之工效，不在乎日夜乱忙，在乎时间支配的适当而营有统系的生活。我们要认定一个时间来用功，每日不移；不可有例外的变更。时间既到，不可留滞延迟。且要认定每天读若干页数，用若干量的时间，将这书读完。
4.常有许多学生，把学问分为中外，因而生出偏视。这是大错，大错。要知道学问是没有国界的。政治上虽属敌国，论学时，却不分畛域。若先存了国界的心来论学，那末，外国文字亦不用读了。学问没有什么中外，只要彼此有价值，对于我们研究的目标认为需要，便该加以注意。要研究真学问须把国界观念打破，把任何狭义的观念，一齐打破。罗素说：“我爱真理，甚于爱英国。”听啊，这是世界学者的声音。
5.逻辑（即伦理学）能教我们寻出真理的方法，能指示我们思想的错误。故要证明思想的正确，就不能不学逻辑。有许多教会学校里的学生（据我在苏州所知道的。不知别处的教会学生是不是这样），连逻辑二字都没有见面过。这亦许是他们的不行罢！
6.一书未完，勿看他书。否则如猫头上抓抓，狗头上拉拉，反致一无所得。
7.书中或篇中紧要的句子，可用笔——最好用红墨水笔——圈出，以便下次阅看。
8.言论的有价值与否，须把言论的本身作标准来评定。杜威、罗素、杜里舒……的言论固然比较的有价值，但我们不可说他们的言论绝对有价值。我们也不可说平常人的言论，绝对没有价值。我们看杂志和报章也要这样；我们不能断定常有著作的人的文章，一定不行。我望大家不要“以人废言”。
9.世界是所大学校，我们都是这学校里的学生。我们感官所接触的，都是供给我们研究的材料。
10.我们要温故知新，读新书的不要忘却旧书。研究新思想的，不要把旧的看得一文不值；须将许多旧思想用科学的方法去批评一下，用公平的眼光去研究一下。
11.应把研究学问做唯一的目的，勿怀挟他种目的（如金钱、权利……）而以研究学问做手段。
12.一番剧力用功后或科目变换的中间，应有适量的时间供休息，或静坐，或呼吸，或散步之用。在这休息时间内，应完全将所事忘却。
13.有许多人们太自负了。闲时看了几本杂志后，便摇头摆尾地自命为新人物。这种，不过是自欺罢了，不配谈学问。
14.吃饭前后十五分钟内，不可用脑。
15.勿懒查字典。
16.不可虎头蛇尾而当持之以恒。
17.认定一所地方来用功。
18.教育的目的在使个人完全发达。所以我们不应偏重智育或体育，我们要同时注意到德育（广义的）、智育、体育、群育和美育。
19.许多用功的学生，虽在暑假期内，也不肯离书一步。这种克（刻）苦的精神，实在可佩的很。但在体育方面讲，最好也请他们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六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十小时游息（暑假期内太热，所以行六小时制；在寒假期内，可行八小时制）。《自学问题杂论》一文写就于1923年4月，洋洋洒洒五千余言，许金元当时才17岁，很难想象这是一名中学生写出来的。许金元这种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和其本身的努力自学分不开。同样，也和其在萃英中学、博文中学接受中西兼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已根植于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心中，激励着他们去追求民主、科学、博爱，反对专制、愚昧、盲从。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也正是他们的追求，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许金元就是这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他更是以激扬文字、启他人所思的形式，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而不仅仅做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1923年夏，许金元从苏州博文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杭州的之江大学。从博文中学发的通讯中可知，和许金元一同毕业的博文学生共有14人，除考入之江大学外，还有“考圣约翰者、有考唐山者、亦有服务小学者”。学校还特意出《毕业》一本书，分赠各地。可见学校对许金元等毕业生的器重之情。
进入大学，也预示着一个更广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他，等待着许金元去抒写更为精彩的人生篇章：精研学术、志向革命。博文中学近讯第三章不为教会束身为革命生之大向学
许金元进入之江大学的1923年，已历经十二年的中华民国在勉强地维持着，军阀派系林立，列强威逼迫害，国已非国。巴黎和会给国人带来的耻辱尚未完全消退，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又再次将中国作为宰割之鱼肉。会议无情地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却确认了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因此，从一战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不断加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为挽救中国于危难，救民众于水火，国内新兴的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并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走向了联合，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地址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旗帜鲜明地指出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后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特别会议，经过两天激烈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使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在孙中山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加入国民党时一不打手印，二不向孙中山宣誓永不叛党。而在国民党方面，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中华民国政府，并于5月就任大总统。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穗赴沪。在上海，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建议，对军阀的认识更为深刻，并重新振作起来，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合作。1923年1月，陈炯明叛乱被粉碎，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为谋求与北方的和平统一，孙中山不再设立政府，而于3月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随后，国共两党在苏俄代表马林、越飞等人的联系下，逐渐认识到两党合作的重要性，相继调整政策。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肯定了之前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明确规定：中共在加入国民党后，必须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9月4日，经国民党员张继介绍，李大钊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0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各地代表210人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还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经此会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国共合作自此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全面高涨揭开了序幕。在这种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许金元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和民生，并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的之江大学
许金元就读的杭州之江大学位于钱塘江畔的秦望山上，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和南长老会在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前身是1845年创设于宁波的崇信义塾，1867年迁入杭州，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1911年2月正式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弯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校讲话，并同师生合影留念。1914年因办大学计划实现，改名为之江大学，由美国传教士王令赓为校长。之大共有建筑40余幢，主要有慎思堂、同怀堂、都克堂、上红房、下红房、灰房子、白房子、绿房子、东斋、西斋、韦斋等教学用房和宿舍用房；另有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小桃源、情人桥、游泳池、上清池、天文台等“之江十二景”。学校依山势而建，与秦望山融为一体，碧水青山，环境清幽，建筑风格融合中西，红砖洋瓦，造形优美。1911年建成的西斋
许金元在之大学习期间便住在西斋，西斋又名惠德楼或吴窦堂，由美国三位夫妇共同捐资兴建，1911年建成，占地面积526平方米，建筑面积1579平方米。建成后为大学部男生宿舍，斋前有四个网球场和一个篮球场。由此可见学校对现代体育的重视程度。这些运动场上或许也留下了许金元的运动身影。建成于1911年的办公楼慎思堂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之江大学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部分教职人员
许金元就读之大时的校长是费佩德。费佩德继续推行前任校长司徒华林的新学制，实行文理分科，分设天文、地理、生物、化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数学、现代欧洲语言、哲学、物理、宗教、社会。并于许金元就读大学的那一年实行课外活动学分制，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
清幽美丽的校园环境，现代先进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增进了许金元的治学功底，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许金元的批判意识，不为教会学校所束缚。许金元在刚入之江大学不久便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一篇《警告一般所谓教学者》的文章，以为“促醒这辈教育当局们，不致使未来的同学们受和我们一样不幸得影响”，他认为：
五四以后，学生已不是奴隶性的了。学潮底澎湃，确是近来教育界的好现象——虽然有些是不良分子所酿成的，但学校好了，怎会有不良分子，若说“天性不良，没法管理，”便是教育者自示弱点。我愿学校的当局们于风潮起时，训诫学生之前，先该将自己本身反省一下。
文科举业的，教理科的书，我以为未免太不称职了吧！自己还要饮酒吸烟，反教训学生说，“烟酒是人类底大敌”，未免太矛盾了吧！一切不称职的，言行矛盾，滥竽充数的，滑稽不过的教员们呀，你们该快快改变方针；否则引退，切莫把神圣事业的教育小看了啊。“大佛得得拜，小佛跌一脚”，见了聪明些的学生，就青眼相看；愚蠢些的便加以白眼，这许是教育界上数见不鲜的吧！朋友，你错了。教员原是学生的指导者，聪明些的，或者不必要你们十分用力；愚蠢些的可就是用着你们了。你莫弄错了呀，你是为愚笨的学生设备的；否则，又何贵乎要“教员”呢？“中国的教育近来真有欣欣向荣的气象了！你看，东也一座大学，西也一座大学，好兴旺呀。”这话粗看去，好像是很对的；但是仔细一思量，可就“不”了。大学固然多了；小学呢？幼稚院呢？苏州，总算是很著名的文绉绉的地方了。但是以最兴盛的阊门，竟没有几只（所）小学——而且多半是腐败的；——遂使许多儿童，陷向私塾中去读那“子曰”“诗云”。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幼稚院更不必说了，据我所知道的只有三个。苏州如此，别地也就可推知了。总之，大学多，幼稚院少，是造成虚伪的智识阶级，绝不是真正的平民教育。望□（办）学校的人们留意这一点。
从小学进中学，从中学进大学，正像隔着两层高墙似的。我这次考杭州之江大学□（以）前，在暑假内，没有一天不心惊肉跳地担心着“之大能否考取？”的。问题——想考大学的同学一定都尝过这味儿的。现在我虽侥幸被取，但落第的正多着；他们将怎样呢？中学和大学间——小学和中学当然也是一样关系的——太隔膜了；……急需改良。
好了，各校都行新学制了；有的说“采用”，有的说“试用”。但是我相信大半的人们还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改用新学制”——这话并非“言过其实”。朋友，你明白吗？许金元《警告一般所谓教学者》一文“教员学生无非混时间吧了；教员为薪水而混时间，学生为毕业文凭而混时间，此外还有什么教育上的意义呢！”沈仲尼先生这话是沉痛呀！（话见教育杂志道尔登制专号。）你也是“为薪水而混时间”的吗？
不知为何故，教学者□□（育人）职业上竟一些也不注意，学生们都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谬见，生活技能一些也没有；我想，除了做文书会计外，还有什么本领呢？这种“茶来开口，饭来伸手”的老爷学生底造成，教学者能说不负责吗？“不平则鸣”，激刺受的太深的我，不能不极诚恳地向一般教学者鸣了。拉杂写来，错误自是不免的，惟望大家不要以辞害意才好。末了一句总话，我始终希望一般教学者□（能）在在为年青的学生方面着想。——九月一日杭州句句切中教育时弊。“文科举业的，教理科的书”的教员大有人在，己身不正、言行不一的教员大有人在，势利偏见、混混薪水的教员亦大有人在；教育体制方面大学多而小学和幼稚院少，新旧教育混杂不清、腐败多生，缺乏平民的教育；读死书、不求实际学问的学生，“茶来开口，饭来伸手”的老爷学生屡见不鲜。许金元“不平则鸣”，发声疾呼，警告教育当局和一般教学者为青年学生着想，改变奴隶性、腐败性的旧式教育，实现真正的新式教育。杨贤江
许金元就读之江大学期间，不局限于学校所学，积极阅读各类新式报刊，并与社会进步人士鱼雁往来，参与社会运动。除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之外，许金元以《学生杂志》为基地，与中共党员、《学生杂志》的主编杨贤江多次通信，讨论时事。许金元在1923年9月给杨的信中首先谈到了与《学生杂志》的感情：“我和《学生》正式的交友，虽然不过二年，对伊的感情却比从前《英文杂志》的还要浓厚些。这或许是你们富于改进的精神所致罢！”随后，许又展开他的批判意识，对《学生杂志》“缺憾”之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编辑余谈”“投稿者小史”等常是没有一定地位的。找他时因为不知在第几页的缘故，总要费许多时间才找到。我想，不知可否在“目录”上仿《妇女杂志》的办法，示明某题在第某页。这事在你们是不甚费什么的，在读者的时间上却经济不少。（二）不知有何等的困难，本志竟常常不能按期出版——尤其是特刊号。譬如书上是八月五日出版的，起码要到九月初才得见面。我于书业方面是门外汉，倒要发个门外汉的疑问。《学生》，你要知道你底爱者正在对你“昂首而望”呢，你为什么还是这样越“姗姗其来迟”？（三）我十二分佩服“青年讨论会”里的会员，因为他们肯把讨论所得公开给中国全国的学生读；我并且也很喜欢读他们所讨论的。但是，说句迷信的俗语，“送佛要送到西天”，你们既然肯公开给大家读，总要使大家“得读全璧”才是。前回——十卷一号里——讨论过的寒假中作（做）事问题，会里因为来不及全把所讨论的在《学生》上发表，而把所未载的载在十二年一月的《觉悟》上（现在我手头没有该号《觉悟》，登载的日子不记得了），并且，《觉悟》上的比《学生》上的更要讨论的详细些。我以谓（为）讨论会里至少得把这事在《学生》上申明几句，免得大家都只读得半载。（四）伟人传记对于青年人的感化力确乎是很大的。只要兴味浓厚。像前回所载过的爱迪生的传记等，都为我所爱读的。本年来，何以一篇传记都没有载过？（五）有些志士为了校里了解新思潮的同学太少而叹息。不错，太少诚然太少，而实在说来，新名辞的太难懂实为“太少”的一大因。我以前何尝不是这样，唯物史观、逻辑等名辞我完全一无所知。后来读《新青年》而稍微有些了解，及去年读本志“新名词解释”而大悟。本年来，新名辞解释竟没有出现过，未免使我失望。（六）长篇小说或戏剧，我信决没有多（少）人留意到的——万一有留意到的，也在少数中之少数。九卷里的《同学的信》，十卷里的《船》都是太长的作品。这类作品，载在日刊上，或者还能引起读者的回忆；在出版时距较长的月刊上，可实在难引起得很。与其载这种长作品，何不多载几篇兴味浓厚的短作品呢？最好，每篇都一期完成。（七）我信有许多人久慕你的大名了。你何不将你的照片并历史都在本志上登载一过，给大家知道知道呢？……不要客气。
以上所说的，也许不单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大家所希望的。愿你允许我的要求。
我“不文”，有些地方不免因爱本志故而“言之过火”；想你总能鉴谅的。祝你健康！许金元九·二三于之大西斋
许金元对于《学生杂志》的关注可谓细致入微，其建言也不无中肯之处，句句在理，反映了青年读者的呼声。许对《学生杂志》的“缺憾”虽指出甚多，但从其言谈之中却可看出这是爱之深、责之切的钟情，其对杂志主编杨贤江的敬慕之情也是溢于言表。杨贤江收信后，对许金元的建议“敬谢厚意”，并逐条进行了答复，或作解释，或作解决。而对于许金元建议的登载照片和历史，杨贤江则谦虚地说：“实在不值得登载，请宽恕了我罢！”并希望许金元以后“时常指教”。二人虽处杭州和上海两地，却通过《学生杂志》执笔相谈，以文会友，逐渐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对许金元的成长帮助颇大。
杨贤江从1921年至1926年主编《学生杂志》六年，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译作共有180多篇、通讯100多则、答问1500多条。广大青年学生十分喜爱这份刊物，称它是“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许金元与杨贤江的鱼雁往来就来源于杂志的创办宗旨和对杂志的这份喜爱。因此，杨贤江也被尊为“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许金元在《学生杂志》的影响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路线，逐渐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认识到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学生运动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通过“青年问题讨论会”和杨贤江对很多学生的答问，学生们所面临的问题诸如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健康以及为人处世、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关心和指导。对此，许金元也受益匪浅，感悟良多。
1923年，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青年学生在党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这一进步行动却遭到了顽固派的非难，他们极力反对学生过问政治，反对学生从事革命活动。针对这一情况，杨贤江组织青年学生批判学校脱离政治，提倡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学生杂志》先后发表了《学生与政治》《再论学生与政治》《求学与救国》《关于学生干政问题》《关于学生救国问题》《学生政治运动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和通讯，对青年学生进行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基于此种背景，许金元于1924年1月1日写信给杨贤江，讨论学生与政治、与救国的问题：
贤江先生：
惟其不谈政治，所以我国的政治弄得这样腐败；以后我们决不可再做不谈政治的学生了——除非我们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近来的《学生》上，差不多期期有谈到“学生与政治”的问题的作品，这是何等可喜的事啊！
十卷七号上，你的《再论学生与政治》里，有“可怜”的“新进作家”“处女作家”啊！你可以醒了！你应该醒了！你若还有热血，你若还有余力，我劝你就用这血和力去杀敌！……远如聂政、荆轲，近如徐锡麟、史坚如，便都是有血性的青年的先锋。在这一时期，正需要这一类英雄的事业呢！十卷十一号上，赵康先生信里有“千万言只是‘宣传’‘主张’的‘舆论’之力，远不及一声炸弹一响手枪之能震聩发聋，轰动一世！”十卷十二号，于华宁先生信里有：“应该取不怕死的壮烈的牺牲精神，并且要持前仆后起的态度去同军阀奋斗。奋斗的方法只有炸弹。”……这几堆墨迹里面，我真不知道含有几多的英雄热血，若干量的丈夫豪气呢！依上面的措词看来，大都是着重“铁”和“血”两个字的，这也许是在军法之下的一种反应，以为非打倒军阀不足以挽救中国，非用武力不足以打倒军阀，不错啊！“惟有‘枪’才能对付‘枪’，惟‘武力’方能消灭‘武力’”（俄罗斯革命中的教训）。以上铁血的主张，我是很表同情的。可是我以为还有二件东西，也是万不可缺的：一件是“汗”；一件是“人格”。合起来说，能救今日的中国的东西共有三件：血、汗和人格。
有人或者要奇怪我这“汗”字；其实，我这“汗”字就是含有“到民间去”的意思。我们要去做“到民间去”的工作，做得汗淋淋的。做这些工作的时间是不一定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的：轮船火车上也好，瓜棚豆架下也好。耶教里的“个人传道”法，正不妨用到这里来。我们如其有多数同志，那末尽可以把本志十卷一号“青年问题讨论会”里所讨论的“青年学生在寒假中应该做的”，乘民众休息的当儿，来实行一下，或者开游艺会，或者别的。
至于人格方面：若流血的没有人格，难说他不是将来的曹、吴；若流汗的没有人格，难说他不是将来的曹、陆、章。去年在广州开会的青年会全国大会，以“人格救国”为总标，确是很有见地的。修养人格方面最要紧的，我以为还是去自私心。
你以为如何？我也希望阅我信的，大家给我个切实的批评；并遥祝大家：“做！做！做！”不能流血的，也得流汗。许金元一三·一·一于之大西斋，杭州
许金元的这封信发表于《学生杂志》“血汗与人格”分栏内，这是对杂志提倡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响应。许认为能救时下中国的三件东西是：血、汗和人格，即以“铁血”之武力打倒军阀，以“汗淋淋”的行动“到民间去”，以“去自私心”的方法“修养人格”。杨贤江在答复的信中一方面肯定了许金元的“人格救国”“去自私心”的观点，另一方面强调：“惟切不可误以为只用个人的力，流个人的汗，就能打倒军阀，挽救中国”；“你以为曹、陆、章没有人格，难道‘基督将军’和几个所谓‘青年外交家’便有了人格吗？”并推荐《中国青年》杂志上一篇“基督教与人格救国”的文章给许金元，称很有意味、很值得一读。
通过书信的往来、学问的交流、政治话题的讨论，此时的许金元已不单单是一名教会大学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偶尔在报刊上发表评论的新知识青年，他已然成为一个和社会文化人士讨论时事，为新文化的推广与发展建言献策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段期间，许金元的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越来越多地和早期的共产党人接触，如恽代英、侯绍裘等，逐渐实现了从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向革命者的转变。入党入团
在之江大学读书的第一年里，许金元对马克思主义的领会逐渐深入，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结识了恽代英、侯绍裘等共产党人。
恽代英，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教上海大学。同年8月，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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