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亚当·拉辛斯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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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试读：
推荐序
吴伯凡《伯凡时间》创始人，著名学者成功的创业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早在正式注册一家创业公司之前，创业者已经不自知地启动了创业。你在正式创业开始之前种种看似没有明确目标的作为，种种看似没有结果甚至遭遇惨败的努力，都可能是在悄无声息累积你的“底子”。换言之，看似“从0到1”的成功，放大来看常常是从0.1到1。你的创业之所以失败，很可能是因为你完全从0开始，没有不自知地打“底子”，或者说积下的“阴德”不够。但这不要紧，很可能这种失败在悄悄汇入你还不知道的未来的成功中。
遭遇失败的创业者很容易把自己的失败看作“满盘皆输”，从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其实你很可能只是输在某些环节，或者说，成功需要太多的要素，而某些你不知道的要素的缺项导致了你的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场景的变换，那些缺失的要素悄悄出现，不合时宜的产品和服务突然恰逢其时，横空出世。
优步的创业史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熟悉互联网历史的人一定记得当年Napster悲壮失败的故事。肖恩·范宁创办的网站Napster，是最早的免费共享音乐网站（CD转换成MP3格式后交换），因为涉及侵权等问题，被唱片公司控告，一个红红火火的音乐分享网站轰然倒下。
今天我们才意识到，Napster正是共享经济的渊薮。
细究起来，Napster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它可以追溯到优步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第一次创业时做的Scour。1997年，互联网兴起，当时在个人电脑上还没有防火墙一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宿舍中，所有安装Windows系统的电脑都在同一个网络系统当中，相互关联。令人震惊的是，电脑的默认设置不光能让用户彼此间相互交流，还能不输密码就实现所有用户文件共享。
所以，有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想，如果能开发一种程序，可以在所有关联的电脑中自动搜索音乐和其他多媒体文件，然后再为搜索结果做好索引，一定会大受欢迎。于是，Scour诞生了。
Scour网站十分简单，又易上手，它能识别并列出网上可用的音乐文件。对于一群渴求最新音乐却因手头拮据只能买几张CD的大学生而言，这一网站无疑带有致命的诱惑。这是“平台”模式的雏形，利用他人的资源获取自身的商业利益，后来的优步不过是Scour的翻版，只不过音乐换成了汽车。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带领Scour不断壮大。然而，几乎所有颠覆性技术产业都会面临创新者的窘境。对手会注意到你现有产品的弊端，然后自己找到破解良方，稍作创新，就能取得显著成效。
Scour允许用户查看其资源库的音乐储备。然而，用户若要播放想听的歌曲，则需要请求访问。其间就会触发文件传输，经由互联网从一位用户传给另一位，这不仅需要传输时间，而且访问量一旦过大，另一端就会直接崩溃。
一位叫肖恩·范宁的Scour用户，想明白了Scour遗漏的一环。于是在Scour建立18个月后，1999年5月，肖恩·范宁创立了一个更完善的音乐分享平台——Napster。歌曲在播放的同时可以自动共享到每个用户。就这样，Napster一炮而红，甚至成了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激活大量的冗余产权，把因信息隔离而出现的大量闲置所有权唤醒，成为丰富的公共资源，同时又不触动原有的产权归属。资源总量（所有权）并没有增加，但社会可利用的资源（使用权）成倍增加，从而在大大增加公共福祉的同时，也增加产权所有者的收益。
共享经济是技术与商业模式双重创新的产物。
我们知道，所谓创新，就是建立新的生产组合，让既有的资源借新的生产组合实现巨大产出。换言之，创新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方程式，把既有的资源作为常量“代入”这个新方程式，获得一个大得惊人的“得数”。
共享经济就是一种神奇的新方程式。我们在很多看似无关的领域也能看到共享经济的影子。
比如说，在很多小区都能看到的快递柜，就包含着共享经济的原理。想象一下，如果是每家都有一个专用快递柜，那将是一个空间占用到没有可行性的大柜子。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快递柜并不大，使用起来很方便，原因就是它是给用户动态分配格子，以使用权代表所有权，以少量的资源满足了大量用户的需求。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颠覆性技术和商业模式将导致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其基本逻辑说起来也不复杂。
颠覆性应用的杀伤力巨大，但成本也相当高昂。创意诚可贵，但创意变成在技术上可操作的“发明”，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本，包括许多悄然沉底的发明所消耗的资本。许多发明在技术上看起来挺美，在商业上却血本无归。从发明到创新，要经过一次次试错、淘汰、迭代。我们看到的成功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不过是失败的弥天大网下的“漏网之鱼”，是用巨大的成本赎出来的。
这是一个小玩家玩不起的大游戏。小玩家也可以加入游戏，但其微薄的本钱决定了它们稍有闪失就会永久性出局，而孕育颠覆性创新的大游戏总是包含一轮接一轮的批量淘汰，遭遇“闪失”也就成了一种宿命。这有点类似于赌客和赌场的关系。资金供给的巨大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二者之间是不对称博弈。即使单次赌局中不存在作弊，但赌客在随机性输赢中随时面临资金枯竭被强制出局的危险。
颠覆性创新具有赢家通吃的特点，其收益是巨大的，但颠覆性创新是多次博弈游戏，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以巨大的资本供给为后盾的游戏。对于没有源源不断的资本来赋能、只是以自有资金来参与多次博弈的小玩家（散户）来说，“先驱成先烈”是其宿命。
在优步壮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资本的力量。尽管优步现在仍然没有赢利，但并不妨碍它能持续获得资本的投入。
资本也会失败，可能98%的投入都会失败，但是只要有2%的成功，就能获得远大于50倍、100倍的回报。光看贼吃肉，不见贼挨打，而资本的特点是挨得起打。收益与亏损其实是个概率问题。所谓“小气鬼”，其实就是没有概率思维的人。而他之所以没有概率思维，是因为他的资本量太小，一旦失手就一无所有，换言之，散户是一旦挨打就大面积猝死的蚁群。
没有赢利的优步为什么估值超过600亿美元？经济学中有个强网络效应的概念可以解释。优步一旦建立起强大的网络，不仅可以运送人，还可以做物流。优步在一些城市试点送餐服务，该项业务已实现赢利。同时，优步也着眼于未来，持续对无人驾驶进行投入，一旦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
正如《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说的，商业模式心照不宣的目标都是实现垄断——大者恒大，强者恒强，尽管巨头公司在实现垄断之后往往尽力掩盖和稀释自己的垄断色彩。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目标，当然也就意味着一个艰难、周折和危险的旅程。这本书，就是以优步为例，讲述了这样一个旅程，读来让人兴奋，中间又夹杂着沮丧和惊悚。最重要的是，它能刷新我们对于创业成功和失败的种种常识和偏见。 01 比特与原子
优步是“零工经济”下的领军者，它机智地把公司技术与他人资产（汽车）及劳动力相结合，付给他人独立承包人的费用，而不必在员工补贴上花费更多。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坐在由私人司机驾驶的黑色奔驰车后座上，汽车载着他在拥挤的北京街头穿行。当时正值2016年盛夏，北京空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近三年来，卡兰尼克作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初创公司优步（Uber）的首席执行官，每三个月都要来华一次。一次次从旧金山本部出发造访中国，目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复制优步颠覆性的打车服务在全球其他国家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一策略既烧钱，又不切实际。
卡兰尼克此行的前三天一直待在天津。天津是坐落在渤海海滨的一座特大城市，距离北京大约两小时车程。他在天津担任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名“夏季达沃斯”）的联席主席。在40岁生日前几周，卡兰尼克作为响当当的成功人士，在当地切身体会到了自己新近确立的世界地位所带来的巨大益处。他创办优步不过6年左右，却在国际会议上得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大加赞赏。卡兰尼克还现身了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主持人联合主持的世界经济论坛小组会议。在私人晚宴上，他跟企业界的同僚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摊制中国传统煎饼，同坐的还有负责优步在天津当地运营的经理。这些企业界的同僚中还有雷军，他在中国创立了极具价值的智能手机制造企业——小米。雷军偏爱大胆论断，其公司销售廉价手机的商业模式也备受争议，这一切让他在中国家喻户晓，就像卡兰尼克闻名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
卡兰尼克此行实际已经大获成功，至少从中国及国际媒体对他的正面报道来看是这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倡创业精神，还用英语称赞卡兰尼克是一名“先驱”，这一花絮是优步中国的工作人员向当地媒体提供的。事实上，卡兰尼克此行说的每一句话，都足以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当被问及无人驾驶汽车是否会逐渐淘汰现有车辆时，卡兰尼克表现出自己无厘头的一面，他面无表情，冲着这位提问的仰慕者给出了颇具争议的回答：“到时候你有辆车可能就会像某些人有匹马一样，你懂的，可以在周末开出去玩玩。”话里尽显俏皮，透着漫不经心和自吹自擂。
然而，在卡兰尼克乘私人轿车离开天津，启程去往北京的路上，他的自得与喜悦被紧张感所代替，事实上，他正面临严峻的危机。他同来自两大洲三个国家的优步经理开了电话会议，有的从美国旧金山打来，有的从韩国首尔打来。有两名经理则跟卡兰尼克一起坐在车里，这两人对于优步的亚洲战略都很关键。其中一名是优步的首席业务官埃米尔·迈克尔，他是卡兰尼克的左右手。在这次重要的商务之行中，卡兰尼克委派他负责高风险且极其机密的谈判，即将优步的中国业务出售给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滴滴出行。另一名经理是优步中国区战略负责人柳甄，她也是优步在中国最出名的员工。柳甄的堂姐柳青，此前在高盛集团任职，现在任滴滴出行总裁，柳青的父亲是电脑巨头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
此次电话会议意在讨论卡兰尼克第二天一早是否应该按计划去首尔，赴一场极为不寻常的约。2014年末，一位韩国检察官起诉卡兰尼克，称其应该对韩国政府指控优步的非法出租车业务负责。该服务是优步在美国十分流行的UberX，即由非专职司机用自己的车来搭载乘客。卡兰尼克同意出庭接受质询。经过与韩方检察官漫长的谈判，优步的法律团队想出了对策，那就是让卡兰尼克认罪，承认行为失当。但这一罪名其实并不重，事后很快就可以被释放。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首尔出庭的风险并不高。检察官已经向优步方面的律师明确表示，卡兰尼克只会被判缓刑，并且保准可以离开首尔。这个结果在卡兰尼克本人看来也正好，毕竟他现在正乐此不疲地跟全世界的监管人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打交道。优步自2010年收到旧金山市的第一封禁令信以来，就跟各地的对手冲突不断，从西雅图到纽约、从巴黎到德里等等，而这一切往往还有好挑事的卡兰尼克在一旁搅局，要么在媒体面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要么发布不靠谱的推文。此外，韩国市场于优步而言并非至关重要，因为韩国国内有限制性法律，只允许优步高端豪车版的轿车业务。因此，优步公司解决此案，与其说是出于商业考虑，倒不如说是替卡兰尼克拔掉了一根既讨厌又尴尬的刺儿头。
然而，汽车在北京喧闹的街头穿梭的同时，卡兰尼克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他担心原本很简单的诉讼程序会在韩国演变成自己口中的闹剧，于是他一次次地询问他的公共关系及法律顾问，如果当地媒体获知他这个叛逃者抵达首尔会造成什么后果。他希望此行的动静越小越好，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优步租了一架私人飞机，在北京一处机场做好准备，躲过媒体耳目，让卡兰尼克首尔之行来无影、去无踪。然而，还是有人（很有可能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某位职员）漏出口风，称卡兰尼克可能在第二天现身。卡兰尼克为自己和优步设想了可能发生的最差情形：他本人戴着手铐、被押着走进韩国法庭的照片流出，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他努力想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塑造自己光辉领导形象的时候。
一旦涉及维护卡兰尼克的个人形象，事无巨细。比如，卡兰尼克想知道法庭有几扇门，这样更有助于他了解有效的撤离路线。他获得立即释放究竟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他能悄无声息地通过民航终端管制区的海关吗？公司高管，甚至包括卡兰尼克自己都一直在讨论，可大家的观点莫衷一是。讨论一度激烈的时候，卡兰尼克让首尔的一名员工“别打断他”，该员工是优步亚洲的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几个小时后，卡兰尼克决定跳过庭审，并且第四次让其韩国律师申请延期，这是经过权衡之后走的一步险棋。激怒韩方法官或许会让卡兰尼克在韩国永远得不到欢迎，但这步险棋也有回报，至少会有短期回报。韩国媒体简要报道了卡兰尼克未出庭的新闻，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完全忽略了这一事件。数月之后，该案也没了新动态，除非优步判断在韩国的业务值得再投入，否则这个案子也不会有什么进展了。
与此同时，优步的随行人员抵达北京，入住金碧辉煌的香格里拉大酒店。酒店旁是一个会议中心，卡兰尼克将在那里与会并致辞，该会议的主办方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彼时卡兰尼克跟同事正窝在自己的房间里开电话会议。而另一边，在聚光灯照耀的大厅里，扬声器吱吱地响着，上千名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年轻员工正在等候。
尽管优步在中国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但是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网络通来说，卡兰尼克也算是偶像了。技术人员痴迷于有关数字化和创业的一切事物，因此他们对优步在全球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中国下的功夫一清二楚。尽管在中国本土，滴滴胜过优步，但优步也确实挖得一块巨大的市场，卡兰尼克于在场的人心中也算是牛人。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家心中抱有怀疑，但又对卡兰尼克的特立独行和出了名的坚持不懈充满好奇。他们不知道优步就快要放弃在中国的业务，也不知道在首尔有可能被捕一事给卡兰尼克的精力造成了多大损耗。大厅的空气中明显弥漫着兴奋的气息。
然而，对卡兰尼克而言，这不过是一场演讲，演讲过后，再在台上接受当地记者用地道的英语进行的采访而已。台下，与会人员摆弄着同声传译设备；台上，这位优步首席执行官踱着大步。他身着清爽的灰色西装，露出白色的衬衣领，当天早上他会见中国总理时穿的也是这一身。几个月前，卡兰尼克出席了在温哥华举办的TED（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活动，并发表演讲。此次讲话的内容就是温哥华演讲的精简版本，其间还附带展示了他的家乡洛杉矶郊区的照片。不过，他这番讲话也专为中国观众增加了一部分新内容，即优步中国经营了三年的商业模式已经有所更新，现在服务范围涵盖了中国60座城市。在演讲后进行的简短问答环节，有人问卡兰尼克是否会在意优步在中国市场屈居第二，毕竟在世界其他国家优步几乎都占据了领头位置。他笑笑，没有正面回答：“我更愿意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司机和乘客提供更上乘的服务。如果优步最终实现了这一点，那它自然就会吸引绝大多数乘客。当下我们确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有人直接问居于首位的滴滴出行的问题时，卡兰尼克又岔开话题，答道：“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大部分乘客属于我们。”
时间已临近傍晚，卡兰尼克有些累了，而且比起让中国互联网界信服优步有能力战胜滴滴出行，他脑子里还有更重要的事。在会场只待了不到20分钟，卡兰尼克就匆匆离开大厅，回到附近的宾馆去处理韩国那头的僵局。
第二天，在华丽的北京瑰丽酒店吃早餐时，前一天笼罩在卡兰尼克头顶的紧张气氛烟消云散。既已决定取消首尔之行，他决意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卡兰尼克好好休息了一个晚上，整个人也更放松，他剃了胡子，穿上更符合自己日常着装习惯的牛仔裤和polo衫。他还自称已经完全从那片阴云中走出来了，并且不会受到干扰。他告诉我，反复跟政府协商是必要之举，自己也尽责地执行了相应的步骤。在卡兰尼克看来，优步的整个商业模式就是要挑战陈旧的法律，这些法律无非是为了维护固有利益，并且还会阻碍创新发展，消费者从中并无获益。比如说，出租车牌照和固定价格，就限制了车辆供应，还导致打车费居高不下——这两点对乘客而言都是不利的。对卡兰尼克而言，与眼中不公正的事件抗争似乎成了其工作的一部分。卡兰尼克认为自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那个夏日清晨，天气还算不错，鉴于卡兰尼克原本决定当天一早偷偷乘飞机到韩国，此刻他的日程表难得清闲，只需要在第二天抵达下一站——杭州。他吃完蛋饼，就坐在电脑前，打算看看自己“能整出什么幺蛾子”，这是他的原话。
就在那一刻，卡兰尼克开始向我讲述他的故事。过去两年，我耗费大量时间，一直试图说服这位总裁配合我，完成一本有关优步的书，但他一直不大情愿。近20年来，我作为《财富》杂志旧金山部门的编辑，撰写内容涵盖了硅谷的顶尖公司，我还在2012年写了一本关于苹果公司的书。其间我和卡兰尼克的联系时断时续，他在不断推托后，态度终于缓和下来。不论他配合与否，我都打算要写这本书，卡兰尼克最终还是决定说点儿什么，而不是保持沉默。几周前，他邀请我随他一同前往中国，因为这个国家在优步的发展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位置。还有一点卡兰尼克和他的顾问看得很准，那就是像这种远离公司本部的行程，中途往往会穿插现在这样的闲暇时刻，繁忙的总裁能有时间跟我交谈。
实际上，卡兰尼克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了。此次中国之行余下的几天里，谈话一直在继续，之后我们又一起返回旧金山。我们在各种场合谈话，比如，在去往海滨城市杭州的飞机上（这架飞机本该载着他飞往韩国的）。杭州一行，要会见优步中国的高级经理，还有阿里巴巴创始人、中国互联网的核心人物马云。我们还在去往杭州市郊度假酒店的面包车上交谈。7月中旬回美国之后，我们又一起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散步三小时，边走边谈。在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多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谈话。
虽然优步的故事跟卡兰尼克的个人故事并不完全重合，但他确实是核心人物。创立优步一开始并不是他的主意，而且公司成立的第一年里他只参与了部分工作，那时的他刚从上一份工作中抽身，还没缓过劲来，正打算好好挑选下一份工作。但不管怎么说，卡兰尼克算是见证了优步的成立，还贡献了富有决定性意义的点子，这个点子源于别人一个有趣的想法，经过他的加工，变得极富创造性。之后优步开始施展魅力，业务范围逐步扩张到旧金山以外的地区。自那时起，他就已经是公司的铁腕总裁了。就这样，优步之于卡兰尼克，变得像微软之于比尔·盖茨，苹果之于史蒂夫·乔布斯，脸谱网（Facebook）之于马克·扎克伯格。
不论优步能否像那些老牌科技巨头那样变得强大无比、富有价值，其总裁已经成了很多人迷恋的对象，也是许多人讨厌的对象。短短的时间内，优步就从一个概念发展壮大成最大的一家独角兽（即私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一度很罕见），其间卡兰尼克也在世界扬名，因为他冷酷无情，缺乏同理心，还总喜欢蔑视别人定的规则。在旧金山“社交型程序员”文化中，卡兰尼克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典范了（该文化是指在旧金山由男性主导的世界里，许多企业家之前都是工程师）。卡兰尼克创立公司的时候，年龄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创业时都大，他投身这一行业的时候，该行业已经算是旧金山后互联网泡沫时代中第二稳定的了。
尽管卡兰尼克之前的事业屡屡受挫，他发展优步的时机却恰到好处。微软诠释了个人电脑革命，苹果为数字娱乐书写了新篇章，脸谱网又创造了21世纪最强劲的信息发布平台，身处这样一个时期，在信息技术产业下一波浪潮需要具备的所有属性方面，优步刚好是一个完美的例证。优步是应手机而生的，如果没有出现iPhone，也不会诞生优步。优步刚一起步，业务范围就几乎遍布全球，与过去那个打包软件和笨重电脑盛行的年代相比，这样的发展速度简直不可想象。优步是零工经济下的领军者，它机智地把技术与他人资产（汽车）及劳动力相结合，付给他们独立承包人的费用，而不必在员工补贴上花费更多。随着优步一步步走向卓越，此类平台型公司也火了起来。爱彼迎（Airbnb），不需要拥有自己的房屋，通过出租房间来赢利。Thumback和TaskRabbit这两家公司就是把找寻特定项目的工作人员和提供该项目的客户联系起来，公司本身不需要雇用员工。
2016年末，优步走到了岔路口。此前它已经通过私募股权融资筹集了170亿美元，市值高达690亿美元，羽翼未丰的私人公司市值能达到这个数字确实是闻所未闻。在卡兰尼克乘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完成他这场狂热旅途的几周内，优步或因退出中国市场让其批评者和仰慕者都大为震惊。卡兰尼克本人此前已经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怀有坚定的信念，更不用说他背后那些投资者的巨额资本了。近20年来，卡兰尼克一直保持着永不言败的企业家形象，然而此时，他却在中国挥了白旗，并且把原因归为实用主义。在宣布优步中国与滴滴合并的博文中，他这样说道：“作为企业家的一员，我懂得想要成功不仅要顺从自己的内心，还要听从脑袋里的想法。”
尽管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麻烦，但优步确实在中国取得了进展。不出意外，公司当时应该可以在中国国内运营。可即便是这样，优步在中国每年还是会损失10亿美元，而把公司转卖给滴滴（让优步成为滴滴最大的股东，也让滴滴加入优步董事会），虽令卡兰尼克遭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惨痛的失败，但同时也铸成了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忽然之间，他就把2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转变成一次豪赌，变成了仍处在上升期、价值60亿美元的中国企业滴滴的股份。卡兰尼克帮公司摆脱了在现金储备上遥遥无期的消耗，成功改善了优步的财政状况，这也为优步最终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卡兰尼克本人也走到了岔路口。自打20岁起，这位企业家的形象就一直是争强好胜、行事粗暴，藏不住话。第一次创业，他像个没头苍蝇，使出浑身解数，仍避免不了失败。第二次创业，他创办了技术公司，用尽全力，小有成绩。创立优步后，他立身扬名，但这是有代价的。卡兰尼克是出了名的浑蛋，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既无情又蔑视权威的自由主义者。他因坚韧不拔为世人所敬仰，又因实施“自毁策略”而为世人谩骂。然而这些标签都不准确。卡兰尼克本人，以及他在硅谷亲近的追随者，都觉得他被误解了。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卡兰尼克现在是一个大型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年营业额达60亿美元，手下员工达万人。卡兰尼克本人也知道，现在不同于以往，他再也不能胡乱设计一个智能手机软件就让大众尝试，也不能不计后果地畅所欲言了。这位曾经习惯于依靠黑客手段来处理客户并不知晓的问题的企业家，如今已经站在了商业领域的中心。（2016年下半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提名卡兰尼克加入“战略与政策论坛”，该论坛共18名成员，是总统的商业顾问团队。特朗普后来针对7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采取旅游禁令，此举激怒了优步员工和客户。总统就职典礼后没几天，卡兰尼克就退出了顾问团队。）当下，智能手机盛行，资本易得，计算机科学家追求多年的人工智能得到应用。卡兰尼克和优步的故事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能够了解到目前商业领域最主要的发展趋势。本书旨在介绍这家划时代的公司及其特立独行的首席执行官。卡兰尼克既有浑蛋的一面，也有被误解的一面，虽说本书不太可能填补这两种形象之间的鸿沟，但可以解释卡兰尼克和优步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以及如何迈向成功巅峰的。
我第一次见到卡兰尼克是在2011年7月，当时他刚出任优步总裁不到一年，公司规模还很小，只有几百辆豪华轿车的车主注册并使用该软件，而且只局限于旧金山地区。然而，即便在那时，作为旧金山正在发展壮大的创业公司，优步也已经初露锋芒。当时距离优步采用一家竞争对手的策略，让普通民众用私家车注册优步软件来赚钱，还有两年时间。虽然优步当时已经很炫酷，并引发了热潮，但尚未实现爆炸式发展，也还不是世界上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
那次会面，时年34岁的卡兰尼克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是洛杉矶人，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计算机工程专业，后来中途辍学，在几名同学创办的Scour公司工作。Scour公司是纳普斯特[1]（Napster）的雏形，娱乐行业的许多公司很快便起诉Scour，致使其破产。卡兰尼克再度充分利用Scour公司文件共享的理念，创立了Red Swoosh，本着“把诉讼当事人转变为客户”的想法，开发点对点软件，让娱乐公司合法使用该软件。6年后，他又把公司卖给Akamai（优步在软件领域的首要竞争对手），交易所得刚好足够卡兰尼克加入旧金山的企业家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企业家们，都刚刚完成“退出”，将一部分钱变现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那次谈话当中，卡兰尼克还跟我讲述了优步的起步过程。这是事后渲染出的传奇事迹，硅谷几乎每家成功的创业公司背后都有这样一个故事。那是2008年的一个雪夜，卡兰尼克跟好友加里特·坎普站在巴黎街头，一辆车都打不到。当时加里特心想，要是能只按下手机的按键就能叫来出租车就好了。卡兰尼克说：“这个点子是加里特想到的，我考虑的是商业架构。”
三年后，优步已经深受年轻乘客的喜爱，他们大多是男性，而且跟卡兰尼克和坎普一样，为这种颠覆性力量而疯狂：只需按下智能手机屏幕上的按键，就会有辆林肯城市汽车出现在自家门口。考虑到未来的某天，优步跟其注册司机的关系可能会引发争议，卡兰尼克在2011年中的某天，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对优步司机的爱，称无论他们何时拜访公司总部，都会拥抱他们。“每当有司机到这儿（位于旧金山的不起眼的优步办公室），我都会说‘拥抱一下吧’。”他还讲述了公司遭遇的第一次危机，那是在2010年秋天，旧金山市给优步下了禁令。当时优步还叫UberCab，公司断定旧金山市对此没有管辖权，原因有二：其一，优步只是一个技术平台，旗下没有汽车，也没雇用司机；其二，公司的“业务伙伴”开的是豪华轿车，而非出租车。卡兰尼克说：“所以我们就把公司名字中的‘Cab’删掉了。”对于旧金山市禁止优步出租车业务的要求，公司当成了耳旁风。
2011年夏天，卡兰尼克信心满满。那时优步已经在纽约成功运营，还打算进一步开拓西雅图、华盛顿特区、波士顿以及芝加哥市场。他吹嘘说软件中先进的数学运算，能为乘客精确地计算出轿车的到达时间。优步“数学部门”（卡兰尼克自己的叫法）的成员包括一名计算机统计员、一名火箭专家，还有一名核物理专家。他告诉我，这些成员正在运行高斯过程模拟（一种精心设计的统计模型），以改善谷歌地图中的现有数据。卡兰尼克还说：“优步的运算比谷歌高级多了。”
那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卡兰尼克超乎常人的自信。当时，我为优步市场发展提了一个建议，这源自我刚用优步把临时保姆送回家的一次经历。软件十分便捷，我只需在线上用信用卡支付，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监控轿车行程，确保保姆平安到达目的地，这一切足不出户就[2]可以完成。我坚信其他家长也很乐意这么做，于是提议优步把软件推向该市场。卡兰尼克本可以对这一提议一笑而过，而他不但没有，还明确表示自己不感兴趣，因为这个提议跟他心目中预设的优步形象不符。他认为优步提供的是一种“贵族”服务，让像他一样富有的单身男子能在高端奢华的体验中畅游城区。那时候优步的口号还是“成为每个人的专属司机”。为家长提供接送临时保姆的服务，未免也太没品了。
此后，我会趁卡兰尼克在旧金山外出走动时跟他闲聊，有时在Battery（优步光鲜亮丽的餐饮部，由地震前的一座大理石磨坊改造而来），有时在行业会议上。有一次吃自助早餐，在取餐处排队时，我对卡兰尼克说，我喜欢优步，但觉得让一辆豪华轿车载着我四处跑没什么必要，也不喜欢这样。他让我先别急着下判断，一项名为UberX的新服务即将上市，到时候我对优步的态度自会改观。
优步风靡全球之后，我在2014年初给卡兰尼克写了封邮件，告诉他我希望写一本关于优步的书。很快，他就做出答复，回信很符合他的风格。他写道：“我本人很喜欢您的作品，您愿意为优步写一本书我深感荣幸。不过，依我看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知道您的态度如何，是不是非写不可，不过我会告诉所有员工不予配合。如果您仍然坚持要写，那我就会再找位作家，并全力为他提供素材，完成一本更权威的书，与您的作品竞争。我本人不是很想这样做，但如果您执意如此，我恐怕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邮件以“谢谢”结尾。
我倒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开始，至少看到了卡兰尼克真实的一面。不同于许多其他公司的总裁，他没有很官方地回复我等时机合适了再做商讨，而是直白地威胁我，如果胆敢无视他的警告，他就能让我的作品无人问津。
我一直和卡兰尼克保持着联系，后来他终于改变了想法，愿意与我合作。随着优步逐渐发展壮大，其社会声誉也越来越两极化，尤其是公司做了不少错误的决定，导致许多司机和乘客都讨厌优步。此外，在优步运营的地区，一些背后有充足资金支持的竞争者不断涌现，其中就包括美国的Lyft（来福车）和Juno、欧洲的Gett、中国的滴滴、东南亚的GrabTaxi，以及印度的Ola。这些公司都募集了充足的资金，有的投资者也投资了优步。卡兰尼克和手下经验丰富的顾问慢慢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本人争强好斗的性格已经让太多原本支持他的人动摇了态度，这些人包括投资者、政府官员、司机，潜在的以及现有的乘客。在美国城市中，拒不使用优步，到处传播优步战略粗暴、对女性乘客不尊重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卡兰尼克或许最后会决定向我讲述他的故事，但就我而言，那可不单单是他的故事。我还会接触优步的其他高管，不过，有关这些人的事迹只能由我转述。
跟其他公司一样，优步还在发展之中。虽然才成立短短几年时间，优步已深深根植于时代精神之中，还成了精英企业的一员，“优步”二字可以直接用作动词：没必要自己开车去，优步过去就行。
乘客之所以这么快就能接纳优步，正是因为它极易操作。每一次优步开辟新的市场——到2016年底，其业务已经覆盖全球73个国家的450多个城市——用户都会怀着对信仰的热忱讨论他们的新发现。优步的情况，不同于推特的反对者，有些人尝试了推特的服务后，看不出这有什么用；也不同于对Snapchat（阅后即焚）持怀疑态度的人，那些人自认为太老了，学不会这一技术。只要是生活在城市或城市周边的人，都会被优步深深吸引。新用户安装好软件，输入信用卡信息（有个人信用卡和商务信用卡可供选择），就可以叫车了。软件可以识别出叫车地点，因为用户的智能手机上有GPS（全球定位系统）芯片（和其他的传感技术），可以实现定位。优步还利用该技术识别距乘客最近的司机。很快，乘客就习惯于下车后再完成支付，因为优步会自动从卡里扣费支付给司机。虽然大家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但是许多人第一次用优步打车时都感到十分神奇——过去下车时还得翻找现金，或是请司机接受信用卡支付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优步一开始只是为了迎合城市居民的需要（即衣着时髦在路边打车的高收入群体），但它其实对用户人群没有什么预先设定。该软件对单身女性的吸引力很大，因为行程安全，还可监控。即便是年长的乘客也能像青少年一样无障碍地使用软件。UberPool提供拼车服务，人人都能负担得起费用，只比公交车费贵一点。优步甚至还有理有据地称其服务会造福社会，比如，可以有效地缓解酒驾问题。优步还机智地利用了公众对于退伍老兵待业在家一事的愤怒情绪，设计了一个应用程序，雇用退伍军人做司机。5万多名退伍军人报了名。
优步还为帮助社会实现其他转型做出承诺。比如，它摒弃了陈旧的出租车无线电调度系统，代之以基于算法的乘客请求与可用司机匹配系统。一些出租车公司也开发了自己的应用程序来应对优步此举。在优步被广泛使用的大城市，匹配系统带来的便利无法比拟，一些高级用户甚至冒出了之前不曾有过的想法：人们或许没有必要买车了。此外，优步还提供拼车服务，希望可以消除交通堵塞的现象。如果很多人不再购车，而选择跟他人拼车，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马路上的车会少一些。要是自动驾驶车辆的愿景成为现实，加之优步在技术上的大力投入，就有可能首次实现自有道路以来不那么拥挤的情况。
话虽如此，如果真听信了优步的宏大承诺，人们很容易得意忘形，而优步正频频这样做。汽车保有量并没有因为拼车业务或其他原因下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无车家庭的百分比从1960年的21.5%下降到2010年的9.1%，2010年正是优步创立的那一年。2014年该百分比与2010年持平。美国国内的驾驶执照普查数据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2014—2015年，驾驶执照的数量增加了400万。此外，皮尤研究机构在2016年的报告中称，尽管有多达51%的美国人听说过拼车概念，但其中只有15%的人用过类似于优步和Lyft的服务，还有33%的人对这两家公司完全不了解。调查显示，尽管优步对城市中年青一代的影响深刻，但是要说像它吹嘘的那样，引发了社会变化，还为时尚早。
优步确实给司机带来了机遇，只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想成为优步的司机并不难（我在为本书做调查时，亲自体验了一回），而且这份工作还富有灵活性。想在闲暇的时候赚点外快吗？打开优步软件，静候你的第一单生意即可。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优步为生活拮据的家庭奉上了一根救命稻草。但与此同时，优步却又无情地降价，以锁定司机与公司的关系。结果导致司机不断流失，需要不停地招聘新司机。利用优步做兼职赚点啤酒钱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想通过这一平台全职养家，那可就不大容易了。
优步的黑暗面也越发凸显出来。仔细想想：你坐上了一名完全陌生的司机的车子，虽然优步不同于普通出租车，可以监控行程，但还是有点可怕。关于优步的讨论，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能够实时跟进行程确实让人舒心，但也有潜在的风险，即乘客可能会被跟踪。试想：乘客把家庭住址输入到优步软件当中，无疑是透露了自己住的地方（至少是向优步透露了这一信息）。事实上，只要优步司机因强奸罪被指控，全球的头条新闻都会跟进报道。早些年优步刚成立的时候，为了吸引司机加入，采用了波浪式价格策略。懂得供需关系原理（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进而刺激供应增加）的人就会明白，优步此举势必惹怒乘客，进而被乘客疏远，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激增的价格，尤其是在暴风雪及其他恶劣天气情况下。（而卡兰尼克只是让乘客不要抱怨，这根本就是火上浇油。）其实，自优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之后，公司每次有动作，总会招致争议。很快，优步在人们眼中就从特立独行沦为藐视法律。司机很快也不再因为优步给自己提供了赚钱的门路而感激，转而抱怨起报酬下降，没有完善的员工福利。（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近40万名司机参与了集体诉讼，起诉优步，优步最终妥协，愿以1亿美元平息这场纷争。不久后，一位联邦法官驳回该决议，延期审理。）这一切始于2013年中，那时UberX刚刚推出，大约运营了两年。
故事的核心当然还是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是他定义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科技行业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卡兰尼克不同于硅谷老一辈亿万富翁，优步也不同于其他科技公司。谷歌、脸谱网、推特等都是单纯的互联网公司，其产品也只停留在数字形式。而优步从创立之初，就不单单是互联网技术公司，还融合了实体元素，即汽车。卡兰尼克要想把公司运营好，既需要掌握新的计算机科学，又得精通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其中包括物流知识。
优步及其总裁的事例，甚至让成功的投资者都开始思索形势的变迁。俄罗斯的尤里·米纳尔由物理学家转行做投资人，他曾在脸谱网成立之初就投资两亿美元，这后来给他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他认为：“投资关键在于模式识别，事实证明优步的业务模式完全不同于以往。”他还说：“优步刚起步的时候，我还感觉似乎大部分‘纯互联网’公司，能建的都已经建成了。这种单一模式持续了几年，其间没有受到任何实体世界、政府机构或是公众的干扰。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线下、线上都运营。这种模式需要缔造者不同于往常，他必须有能力与外界沟通。特拉维斯确实是名战士。情况已经大不同于从前了。”
卡兰尼克需要发明一种语言，来解释推动优步发展的自相矛盾的动因。用他的话说，是“比特与原子”，即将软件与物质世界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他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高中时他只是个爱跑步的数学迷，还是个喜欢跟酷酷的孩子玩耍的怪才，同时又是能言善辩的电脑工程师。
对卡兰尼克而言，迄今为止，优步也是他作为企业家取得的顶尖成就，占据天时、地利，当然还包括此前的一切成败。阿卡迈的总裁保罗·萨根，曾买下卡兰尼克的Red Swoosh公司，他注意卡兰尼克已经有几年了。他还把卡兰尼克称为众多硅谷企业家中的“金发女孩”[3]。萨根评价道：“卡兰尼克第一次创业用力过猛——Scour公司就好像激情四射却又转瞬即逝的流星。第二次创业则力度不够——创办Red Swoosh完全是一厢情愿，做不成大事业。优步呢，刚刚好。”
当然，“刚刚好”只是保守的说辞。硅谷最不缺的就是奋斗者、梦想家以及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坚信自己能改变世界，坐拥数不清的财富，还会凭自己的创新和颠覆能力名垂青史，在虚拟世界的纪念碑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其中极少有人能成功。风险投资人很清楚这一点：投资10个人，哪怕只有一人成功，他们的投资也算相当圆满了。这意味着投资人会坦然接受其余9人失败的事实。
不论未来将发生什么，优步目前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公司当前的业务具备实体性、全球性，有时还会带来高盈利，而且已经给出租车公司和租车机构带来了巨大损失。按照这个或多或少由他自己编写的剧本演绎剧情，卡兰尼克自己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虽然卡兰尼克跟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还有马克·扎克伯格一样，也在大学辍学，但又不同于他们，卡兰尼克先是狠狠地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才尝到小有成就的甜头。虽然他闯入世界舞台的时候，要比那些笨拙的青年人更加成熟，但他的性格仍旧棱角分明，其野心或许更甚。跟许多伟人一样，卡兰尼克这一路走来绝非一帆风顺，优步能长期占领预选市场也绝非天注定。事实上，2017年的前几个月，卡兰尼克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新冒出来的危机：公众抱怨优步工程师团队的性别歧视十分严重；他自己出现在一段视频中，怒斥优步的老司机；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部门起诉优步诈骗；优步被揭露利用软件耍花招，非法运营，却躲过了执法部门的检查。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优步的故事仍算得上这个时代的神话：它代表了技术的强大变革力量，反映了长期就业的变化无常，还讲述了一种可能性，即在硅谷和类似优步的虚拟社区，完全有机会把好斗、勇气与智慧转变成丰厚的财富。
[1]纳普斯特是一款可以在网上下载自己想要的MP3文件的软件。它同时能够让自己的机器也成为一台服务器，为其他用户提供下载。
[2]美国青少年有时会做临时保姆，相当于一种社会实践。雇主一般会关照临时保姆的出行安全。——译者注
[3]该称呼源自《金发女孩和三只熊》的寓言故事，寓意做事要适度，过犹不及。——译者注 02 宿舍里的创业者
团队尽管在业务方面经验欠缺，但是在给公司命名上倒很有一套。他们想到了Scour，用它来描述这个能在全网搜索MP3文件（后期甚至还能搜索视频文件），还能筛掉无用信息的工具，真是再亮眼不过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其诸多亮点闻名于世。学校坐落于洛杉矶的Westwood街区，校园里总是洒满阳光。学校橄榄球和篮球队常常是大学生联赛的冠军争夺者。学校还坐拥一流的电影学院，就在好莱坞的后院，十分方便。其医疗中心更是达到世界级的水准，主要是得益于南加州医疗护理的充沛资源和良好声誉。然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样事情不太在行，那就是没有成为电脑奇才创办科技公司的温床。计算机科学的研究重镇位于向北350英里（1英里相当于约1.6千米）的硅谷，研究中心是位于帕洛阿托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杨致远和戴维·费洛创立了雅虎，汇集可搜索的网页，反响极佳。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研究的算法后来演变成了谷歌。世界上风险投资领域的领军人物几乎都在门洛帕克的沙山路上有自己的办公室，那里距斯坦福大学校园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该选址绝非偶然：投资者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因为可以跟斯坦福大学里备受仰慕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人为邻，这些人会想出值得投资的点子。
不过，也不能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这方面毫无建树。数十年来，学校培养出了众多火箭科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工程师，专为“二战”后方兴未艾的国防和航空航天产业服务。而且，学校也宣称其计算机专业的历史独具特色。1969年，计算机科学家在学校的工程大楼Boelter Hall工作，用政府资助的通信网络ARPANET发送了史上第一条信息。网络上两个节点的传输一经完成，互联网就此诞生，而接收端的节点恰恰就在斯坦福大学。
25年后，网络有了新的进展——万维网，促成了大量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对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而言，那段风光无限的历史无非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年轻的软件程序员们清楚一点，那就是他们很享受彼此受聘的独树一帜的公司，而且能有去处供大家时常聚聚也很不错。这一去处正是学校的本科生计算机科学协会（UCSA），就位于Boelter Hall。20世纪中期该协会的成员迈克尔·托德解释道：“这个地方有点像俱乐部，志趣相投的同学可以在课余时间到这儿放松自己，一起玩玩游戏，谈谈与计算机相关的话题。”托德回忆道，成为协会成员还能为个人简历增色不少，因为这能向其未来的雇主传递一个信号，即硬件与软件知识在该求职者过去的生涯中举足轻重。
协会不仅有计算机设备，还有混搭的长沙发，有点像兄弟会。而且由于年轻女性很少，兄弟会的氛围更是浓厚。很快，本科生彼此之间就培养出了深厚的情谊。伊利亚·海金森的家人在他小时候从莫斯科移民到美国，他是托德的朋友，托德生于马林县，那是旧金山以北一片宜居的郊区。内向的海金森开心地回忆起当初跟协会的伙伴们结识的经历。当时有个同学名叫丹·罗德里格斯，担任过协会的主席。还有两个成员，分别是文斯·巴萨姆和凯文·斯米拉克，文斯是托德的室友，也是一名狂热的排球运动员，凯文和托德一样都来自湾区。
然而，协会成员中注定会大放异彩的那位，实际上就在“隔壁”。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来自附近的圣费尔南多谷。彼时正在攻读计算机和商科双学位的他，很快就被协会强大的磁场所吸引。他还记得，当时跟协会里那些朋友的关系感觉比舍友还亲近。他回忆道：“我大多数时候都耗在那里，我们会一起玩双截龙。”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一种格斗类电子游戏，一开始只能在街机上玩，后来又移植到电脑上。协会的服务器属于学校的计算机科学系，成员们可以利用文件传输协议（FTP）技术来搜索互联网上的其他程序。卡兰尼克还记得：“我们会找一些MP3格式的FTP站点（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压缩音乐并存到电脑里的文件）。我们还喜欢钻研偏题怪题，琢磨脑筋急转弯。那时候就忙活这些。”
尽管互联网公司在帕洛阿托发展得如火如荼，在计算机协会里，成员们主要还是以玩乐和游戏为主。1997年的秋天，正是在嬉笑玩乐中，巴萨姆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宿舍中所有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都在同一个网络系统当中，相互关联。令人震惊的是（至少根据后来的标准来看是如此），电脑的默认设置不光能让用户相互交流，甚至不需要密码就能实现所有用户的文件共享。卡兰尼克说：“当时还没有防火墙一说。”
这薄弱的一环恰恰创造了机遇。巴萨姆在想，如果能开发一种程序，可以在所有关联的电脑中自动搜索音乐和其他多媒体文件，然后再为搜索结果做好索引，肯定很有趣。任何使用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来抓取信息或娱乐网站的人，都不会对这种技术感到陌生。他们起先只是想在数字化领域给一种久远的实践形式赋予新生：过去大学生常把自己的唱片铺在地板上，以此出借。托德说：“我们是在文斯的宿舍开始着手的，先找音乐，再试听。”正是在托德的帮助下，巴萨姆写出了原始代码。
尽管这一切始于大学宿舍，但是拜网络的魔力所赐（如果没有在Boelter Hall发出的第一条信息，现在的一切都免谈），两人有幸接触到大学里庞大的计算机后台。托德是一名系统管理员，这份兼职恰好为他提供了通往网络大门的钥匙。紧接着，他跟巴萨姆就意识到，既然这个程序可以搜索自己宿舍计算机里的歌，那么应该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宿舍，甚至其他学校。事实证明这的确行得通，只需把电脑连上互联网。这也意味着，如果能开设并推广这项服务，吸引大批精通电脑的音乐迷，说不定能做成一笔生意。协会里的一些伙伴听说了他们这次“黑客”行动，到1997年11月，斯米拉克、罗德里格斯，还有第五位成员杰森·德勒格统统加入了他们，想利用这个搜索音乐文件的创意建立一家公司。（卡兰尼克那个学期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实习，因此他并不是初创团队的一员。）团队尽管在业务方面欠缺经验，在给公司命名上倒很有一套。他们想到了Scour，用这个词来描述能在全网搜索MP3文件（后期甚至还能搜索视频文件），还能筛掉无用信息的工具，真是再[1]亮眼不过了
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Scour.net更像是一个学生项目，而非公司。寒假期间，这群人又凑到了一起，想要改进编码。他们待在加州核桃溪市斯米拉克父母的住处，离旧金山很近。他们把电脑放在乒乓球台上办公。（斯米拉克的继父詹姆斯·安弗瑞斯成了Sour的首位投资者，他投了几千美元。丹·罗德里格斯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投资了该公司。）Scour团队的成员近乎是白手起家。1998年初，又到了新学期。团队回到大学校园后，又开发了一个网站。该网站实际为学校所有，因为它需要在学校的网络上运行，还用了学校的网址：scour.cs.ucla.edu。团队核心成员的规模也略有扩大，年初时海金森加入了。
而最终成为团队第七名成员的卡兰尼克同学，彼时还在英特尔实习，尚未归队。不过他和创立Scour的团队成员已经是很铁的朋友了。尤其是罗德里格斯，那年秋天他本打算和卡兰尼克一起去英特尔实习，不过后来想法有变，留在了洛杉矶。卡兰尼克很担心自己会错过好戏，还跟罗德里格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卡兰尼克回忆道：“我当时感觉有点窝火，大概是跟他这样说的，‘兄弟，真的假的？算我一个呗’。”那年夏天，卡兰尼克还有另一份实习工作，参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个电力工业项目。鉴于此，直到那个学年的后半段他才正式加入Scour。卡兰尼克并没有因为Scour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初创公司，就在做决定时犹豫不决，而且这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这样做。10年后，面对刚起步的优步，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Scour简直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产品供应与市场需求的理想契合，简直就是硅谷企业家口中的图腾。有的公司只会生产华而不实的产品，没人愿意购买；还有的盲目跟随巨大的市场，却没有过硬的商品。Scour网站则十分简单，又易上手，它能识别并列出网上可用的音乐文件，对于一群渴求最新音乐却因手头拮据只能买几张CD的大学生而言，这个网站无疑带有极大的诱惑力。Scour希望建立广大的受众群体，这一群体可以作为推广渠道，也可以作为销售平台，在商业角度对娱乐公司有极大吸引力。网站本身并没有吸引用户的关键资源，即用户选购的歌曲。相反，它只是平台这一模式的雏形，利用他人的资源获取自身的商业利益。音乐文件之于Scour，就相当于UberX司机的车之于Uber，只是后者的发展比Scour强多了。
关于Scour网站的消息很快就流传开来，此时，网站已发展为一项正式业务了。德勒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一直在电影学院上课。他曾预感Scour有潜力发展壮大为媒体业务。他说：“我们几乎是在宿舍里眼睁睁地看着Scour一天天发展起来的。网站成立不到半年时间，就吸引了约11%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成为用户。这个略显稚嫩的大学生项目，其服务器竟然从未被宿舍信息技术管理员发现，当时我们的代理可是达到了每秒20MB的流量啊。这要是花钱买，恐怕要每月两万美元呢。”
Scour的发展速度实在是惊人，公司的创立者甚至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继续学业，还是投身事业。海金森说道：“你在上物理课，那时有手机的人不多，而你的手机却一直嗡嗡作响，因为Scour在圣何塞的服务器又出问题了。想要兼顾真的很难。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会逃课。”1998年末，团队内分工明确，成员们各司其职，公司运行秩序井然。后来成为Scour总裁的罗德里格斯负责业务运营，而且乐此不疲地从自己阅读的商业书籍中吸取经验；斯米拉克和巴萨姆斯负责编写软件程序；托德负责服务器运行；德勒格负责广告策划，最开始就是出售广告横幅。后来团队从大学宿舍搬到托德和罗德里格斯租下的维斯特伍德公寓。这时，卡兰尼克也不上课了，加入到团队之中，负责处理市场营销方面的问题。他负责的另一项任务，对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意义非凡：筹资。卡兰尼克在技术领域造诣颇深，但是他却从未成为团队的核心程序员，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终于扮演了这一商业角色，并为此打拼多年。
1999年初，Scour终于开始有一家公司的样子了，虽然运营公司的不过是一群中途辍学的大学生，工作地点也不过是他们昔日大学校园附近一处巴掌大的公寓。海金森说：“办公室里有13个人，电脑数量很多。每当有人用微波炉时，我们都不得不关闭显示屏，以免烧坏保险丝，还挺可笑的。”多年之后，他成了信息服务公司Snapchat的技术总监，公司位于威尼斯的一座小镇上。
Scour团队一开始走的就是背叛其他企业的路子，不管是从它占用大学网络资源来说，还是利用他人的知识产权来谋利。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给公司及其创始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德勒格说道：“我们了解到的一点是，做点无伤大雅、古怪新奇的项目是可以的，而且没人会真的怪罪我们。”他是Scour核心团队中唯一一位后来加入优步这家特立独行的技术公司的人。他还提到：“我们还学会在不给他人造成实际损失的前提下，面对规则适当变通。可是别忘了，我们运行这些系统终究还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循序渐进。”
为了推动公司向预定的目标前进，Scour必须要筹集资金。团队成员的视线很快就跳出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斯米拉克的继父又投资了15万美元，但由于既要支付成员的花销，又要租用服务器运行空间，这笔钱仍然是杯水车薪。（毕竟不能像过去一样利用学校的网络了。）托德的朋友弗朗西斯科·法布罗奇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两人后来成了室友。法布罗奇诺在贝弗利山庄的一家互联网公司Checkout.com工作，该网站由好莱坞代理商迈克尔·奥维茨和罗恩·伯尔克运营，后者靠超市生意赚了数十亿美元。跟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们两人也想利用互联网热捞一桶金。法布罗奇诺猜想他们也许对投资Scour感兴趣，于是就为双方牵线。筹集资金的重任最终落在了卡兰尼克的身上。
而对他本人而言，这也是终极在职培训。他说：“我一边做交易，一边学习硅谷现行的所有规则。”但此前，他从未有过相关经验，也没有人可以咨询。“现在博客上都有相关的经验帖，比如，告诉你条款清单是如何运作的。可那时候，所有人都是一无所知，经验只局限于相关领域，完全没有投资交易的相关信息，必须要自学。我当时住在父母那里，每天有8个小时都在通电话。”
1999年春，Scour团队终于和奥维茨、伯尔克二人达成协议。这两位来自洛杉矶的大亨，尽管是技术盲，但是富得流油，最终决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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