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鲁迅 著 郭豫适 导读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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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史略试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中国小说史略》导读

鲁迅（1881—1936）逝世时，蔡元培所献的一副挽联是：“著述[1]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由此可见，在蔡元培心目中，《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在鲁迅整个思想文化遗产中所占地位何等重要。鲁迅的一生，其光辉成就是多方面的，毛泽[2]东、张闻天都指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蔡元培的挽联则着重于突出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的意义，着重赞誉鲁迅作为学者的卓越贡献和思想风格，鲁迅著述多矣，这里特别提出《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典范，这是自有其道理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撰著，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是一项开创性的艰巨任务。这一研究任务的提出，首先要求人们对于中国过去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具有批判性的认识。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汉书·艺文志》于“六艺之文”之后，对“诸子十家”的排列次序是这样：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作了这样的评论：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至于十家中排列在最末的小说家，则系“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总之，小说被摒弃于“可观者九家”之外，被断定是与“通万方之略”不相干的东西。直到晚清时期和民国初年，由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变化和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影响，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方被重视。但也仍有学者对小说不甚看重。时至民国九年，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小说，仅云：“《红楼梦》只立千古，[3]余皆无足齿数。”当时对小说的研究一般地说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至于说到中国小说史研究这个领域，则可以说仍是一片荒芜。

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所说的：“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鲁迅所说的外国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如1901年伦敦出版的英国学者翟理斯（H．Giles）的《中国文学史》和1902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学者葛鲁贝（W．Grube）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曾经述及中国的小说，但所述是片断、零碎的，远谈不上系统、科学的评介。至于当年中国人所作者，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出版），对小说实际上采取排斥的态度；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出版）是我国早期出现的篇幅最大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但是打开这本著作，我们就会看到，全书虽然共有六十三章一百七十余节，涉及小说的却只有六个章或节，而且论及小说的实际篇幅非常之少，对于全书来说简直不成比例。

例如该书第三卷第三编《中古文学史》第四章共有九节，其中分别以专节评述汉代的“经术派”、“历史派”、“纵横派”、“小学派”等等，只在第六节《滑稽派及小说》中很简单地提及当时的小说。又如第四卷共有十章，其中只有《晋之历史家与小说家》一章与小说有关，其中论述小说的篇幅远比《佛教之输入》一章评价牟融的《理惑论》以及有关字音的“反切”为少。谢著《中国大文学史》中这种情况很有典型性，它说明当时的文学史家对“文学”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距离，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著作家对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是看得很轻微的。

鲁迅曾经说过：“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奔流〉编校后记》）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写出了第一部系统性的中国小说史专著的，就是鲁迅自己。《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极其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在学术领域中极可宝贵的开拓精神。

俗话说，创业维艰。鲁迅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前人尚未进行过的开创性的研究任务，更在于他通过巨大的劳动如此卓越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大家知道，小说史撰述是以对大量的作家作品和小说发展过程诸现象的观察、整理、考索、评析为基础的。如前所述，以往这些工作尚未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样，有关小说史料的大量的辑录、考校、分析、研究工作，都得由小说史著者自己来完成。鲁迅在准备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所花费的精力和劳动是惊人的，至于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更是谈何容易！

鲁迅在开始执笔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以前，以及在撰写的整个过程中，曾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鲁迅辑编的三本与《中国小说史略》有关的书的情况，这三本书就是：《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

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编写课程讲义始于1920年。他在1930年作的《〈中国小说史略〉

题记

序言

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光是史料的钩稽辑录，就花去极多的劳动和心血。1935年，他在《小说旧闻钞》的《再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

处困瘁的境遇而负繁重的任务，为完成中国小说史的教学和编著工作，他奔波各处，为了查寻资料，“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鲁迅关于当年辑录小说史料这种困难境况和甘苦心情的自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十分感动。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小说旧闻钞》仅仅是为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所集史料之一部”。加上《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及其附编《裨边小缀》，工作量自然更大。据有的同志统计，“光是辑校《古小说钩沉》，就从各种不同的‘类书’中抄录了六千多张大[6]小不同的纸条子。现在还保留了一千多张，另五千张已佚”。《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是鲁迅广泛阅读许多古籍（包括种种类书），辛勤地从中辑录编校而成的。他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时，所引述、评析的许多史料，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三部书。这三部书是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同时，由于鲁迅辑录编校的精审，它们本身也成了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受到人们喜爱的小说史料书。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小说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以及许多读者经常翻阅的书籍。我们可以想象，鲁迅当年在缺乏现代化的誊印技术、仅凭手抄的情况下，从辑录这大批的小说史料，到撰成《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其间费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心力！二

勇于开拓的首创精神和严肃认真的艰巨劳动，结出了可贵的科学论著的硕果。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专著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它的出现为我国小说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专著的完成，本身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一九二〇年油印本讲义是十七篇，称《中国小说史大略》。十七篇题目如下：

一、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

二、神话与传说

三、汉《艺文志》所录小说

四、今所见汉小说

五、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六、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七、《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八、唐传奇体传记（上）

九、唐传奇体传记（下）

十、宋人之话本

十一、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

十二、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

十三、明之人情小说

十四、清之人情小说

十五、清之侠义小说与公案

十六、清之狭邪小说

十七、清之谴责小说[7]

油印讲义本的《小说史大略》篇幅很小，评述亦极简约。经过不断的增补和修改，到1923年和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排印本，分上下两卷，称《中国小说史略》。全书共二十八篇，内容和篇幅有了很大的增加，成了一部内容充实、评论精当的大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体系。《中国小说史略》共二十八篇。除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外，第二至第二十八篇，对中国小说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它追本穷源，溯自远古的神话与传说，其后依序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从汉代小说、六朝小说至唐宋传奇，从宋代话本及拟话本、元明的讲史、明代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至清代的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直至清末的谴责小说。全书纵论中国小说的酝酿、产生、发展和变迁，评述历代小说兴衰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的原因，介绍历代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评析各种各类小说思想艺术的特色、成就和得失，内容非常丰富，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具有历史发展的完整性的中国小说通史。《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述，充分地反映了鲁迅作为我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那种令人敬佩的魄力和学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出诸鲁迅的手笔，由这位伟大的著作家来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庆幸的。

其次，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唯物精神和进步思想。

我们知道，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从政治认识上来看，他还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小说史发展过程、对许多小说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时常显示出唯物论的思想光芒。鲁迅又是勇于探索、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他在这部著作中，时常反映出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观点。例如在论述中国小说的产生时，他就扬弃了前人有关这个问题的传统的旧说，而采取了新的观点，作出了富有思想性的科学的论述。他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唯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以下引此书只注第几篇。）

在论及汉代小说时，他又提出了《汉书·艺文志》所载“汉人小说”的真实性存在着问题。他说：“《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第三篇）并进一步指出，此类小说的作者并非汉代的人，而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炫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篇）

鲁迅的这些论证，是富有说服力的。

一般地说，撰写历史著作是很容易只停留于采纳成说、迁就旧论的，而鲁迅却对古籍上的记载采取敢于独立思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一方面注意吸取、接受前人有益有用的认识成果，另一方面也注意扬弃旧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说法，揭示出新的情况和观点。《中国小说史略》里面这种除旧布新的情况，也反映出鲁迅的卓越之处。

鲁迅对小说史上的问题，不是进行孤立的观察、研究，而是经常把它们跟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潮流或社会风俗习惯等情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在论述《世说新语》等清谈小说时，先叙述“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以及魏晋以来“弥以标格语言相尚”和宗教哲学思想对于形成清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然后再进一步论述这种清谈的社会风气对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遗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第七篇）这样，小说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出现了志怪小说向清谈小说的变迁，就得到了深刻的、科学的说明。

此外，在论述明代神魔小说时，联系宋代宣和以来崇奉“道流羽客”的习俗；叙述明时“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第十六篇）；在论述清末谴责小说时，则更明白地叙述了清朝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亦屡挫于外敌”之后，有识者“已翻然思改革”，及戊戌政变失败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第二十八篇），分析了当时战争和政治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对谴责小说的产生和兴盛所起的作用。这对加深人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对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很需要的，也是很有益的。

不把文学看作是孤立于社会的一般发展之外，而把它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并且从相互联系中去阐述历代小说的产生和兴衰变化，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重要特点。还在二十年代，即在距今半个多世纪以前，能够这样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用这种唯物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评述中国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包含有许多精当卓越、言简意赅的评论。《中国小说史略》无论是阐述小说的发展变迁，或是评析各类作家作品，往往是要言不烦，短短一段文字，甚或只是三言两语，即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而又显得扼要准确、切实有力。这只有观察十分敏锐、深刻的学者，而又兼是语言的巨匠，像鲁迅这样的著作家，思之所至，笔即足以达之，方能如此，一般人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在评述唐代传奇小说时，鲁迅写道：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第八篇）

短短数行，行文极其简约，然而六朝小说发展至唐代所产生的变化，唐代小说和六朝小说两者的不同特点，唐代小说较之六朝小说演进的痕迹，特别是到了唐代，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把小说当作一种文学创作来精心从事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一切评析得何等明白切实！

在叙述宋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时，鲁迅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第十二篇）同样是文字不多，但却很准确地比较出唐传奇和宋传奇二者的不同，叙述了传奇之趋向衰微，又评述市井间新的艺文的兴起，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从传奇这种文言小说到“以俚语著书”这种白话小说的重大转变。

鲁迅对于某一类或某一部小说的评论，常是言简意赅，或褒或贬，力求分寸得宜，实事求是。如第二十二篇评述《聊斋志异》云：“《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这里比较了《聊斋志异》与同类之书的同与不同，尤其是对《聊斋志异》艺术方面的一些重要特点的评析，更显得十分准确，令人折服，文字又很生动传神，令人爱读。

再如第二十八篇评述《孽海花》云：“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我们知道，鲁迅评价小说创作成就的高低，是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论者。他十分赞扬《儒林外史》那样的“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同时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讽刺小说（第二十三篇）；而对那些“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之作，则另起一个名称，叫做“谴责小说”，以示与讽刺小说有别，并且颇多批评（第二十八篇）。但是在具体地评述某一作品时，仍然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应批评处则严肃批评，该肯定处则适当肯定，而不是全盘地一笔抹煞，对《孽海花》的评析就是一个例子。

鲁迅对作品长处短处的评论，常常是把它跟其他作品相比较而加以阐述，所以观点就显得全面而避免片面性，很有说服力量；又因为他眼光极其尖锐，善于抓住主要之点，所以他所作的评语语必中的，有似画龙点睛，令人读了不易忘记。例如评述《封神演义》时，说它“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第十八篇）；赞扬《儒林外史》塑造范进这一人物形象的讽刺手法的特点及其成就，写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第二十三篇）；批评《三国演义》写人亦颇有失，则云：“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等等。《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这些评论，准确、深刻、精炼而又好读易记，有似某种佳言警句，使人深得启发，并为后人评论文章所常使用。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不过是举要略述个人的几点体会而已。

就像历史上一切开创性的伟大著作一样，《中国小说史略》也有它的局限性。1924年3月3日，当鲁迅校完《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写了一篇《后记》。他在文中叙述到自己编著此书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自谦地说他“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在修订过程中虽曾不断纳入了自己和他人所发见的新材料和新见解，但仍有不少“阙略”、“不备”之处。那篇《后记》鲁迅落笔时一气呵成，不加标点符号[8]，虽是一篇记述事实的文字，写来却饱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以及鲁迅先生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考虑问题顾及他人利益的精神都很有好处，很值得我们再次研读。

学无止境，精益求精，这是学术工作的普遍规律，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任何一位学者编撰自己的著作，尤其是那种博大的著作，不可能不受到一定历史背景下该学科及其相关学科发展水平以及个人主观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所以，就我们今天的要求来看，《中国小说史略》有其不够完备之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不能苛求于鲁迅的。鲁迅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如此一部开创性的卓越的专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作为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人，鲁迅的学术著作及其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仍然是很可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这份遗产，以便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附记：本文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巨大贡献》（见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基础上写成，第二节个别地方校订，第一节有很多增补，主要参考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六卷《附集》、《鲁迅先生纪念集》等书所编资料。1997年1月3日。

本文原无标点，为便于读者，试加标点如下。

右《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讫。已而于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陈忱字遐心，胡适为《后水浒传序》考得其事尤众；于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第一编知《说唐传》旧本题庐陵罗本撰，《粉妆楼》相传亦罗贯中作，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则久置案头，时有更定，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惟更历岁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时会交迫，当复印行，乃任其不备，辄付排印。顾畴昔所怀将以助听者之聆察、释写生之烦劳之志愿，则于是乎毕矣。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校竟记。[1] 据《鲁迅先生纪念集》所录挽联辞。[2] 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的，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大家都很熟悉。当年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1939年五、六月间提出并主持选编一本《鲁迅论文选集》，并在他所撰《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说明》中，称“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参见《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共产党》。[3] 民国九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对清代学术研究评价颇高，而对清代文艺并不重视。涉及清代戏曲小说，他的评语是：“以夫言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夫言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见所撰《清代学术概论》第三十节。此书1996年东方出版社曾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编校再版。[4] 《〈古小说钩沉〉序》最初在《越社丛刊》第一集上发表时署“周作人”。此处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古籍序跋集》。[5] 《小说旧闻钞》再版时由初版的三十九篇增为四十一篇。所增的两篇是：根据明代王骥德戏曲论著《曲律》卷四有关数则资料，增列《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一篇；根据清代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五《魏子安墓志铭》中有关材料，增列《花月痕》一篇。此外，鲁迅又根据南宋周密的笔记集《癸辛杂识续集》有关记述，在初版原有《水浒传》一篇中，补入龚圣与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6] 路工《从〈中国小说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见《文物》革命特刊（一），1972年5月出版。这篇文章对帮助读者了解鲁迅著述《中国小说史略》时曾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是很有益的。但个别地方，如说鲁迅为评价《水浒》“总得看一千万字以上”，又以“评价《水浒》即需检阅一千万字”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而说“全书二十六篇，所要检阅的文字，就可以想见了。”这样来统计鲁迅读过的字数和计算方法是否合适，似可商量。按，路工同志这里说的“全书二十六篇”是指排印的讲义本，现在读者通常读到的是新潮社出版的二十八篇的本子。[7] 鲁迅早年使用的讲义本不止一个。1981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经过单演义整理的《鲁迅小说史大略》，即系鲁迅早期的油印本讲义，可参考。[8] 鲁迅当年写这篇《后记》时，没有加标点符号，此后历次的《鲁迅全集》本和各种单行本（包括解放后出版的版本），也都没有加上。直到十多年前整理出版附有注释的十六卷本新版《鲁迅全集》时，经过讨论，我们为了尊重鲁迅原著，正文维持原样，但为了方便读者，专门把这篇《后记》全文抄入一条注释，并统一地加上了标点符号。我现在抄录的即是那条注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第九卷），附在《附记》后。题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序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徵，祖述晋荀勖《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煚等所之修《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棼，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山海经》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搜神记》二十卷。……《续齐谐记》一卷。……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忽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春秋·左氏传》）

瞽瞍使舜上涂廪，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史记·舜本纪》）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西山经》）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同上）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海内西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案此字当衍），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海内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同上）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準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请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天子赐奔戎畋马十驷，归之太牢，奔戎再拜首。（卷五）

汉应劭说，《周书》为虞初小说所本，而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余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或虞初所本者为此等，然别无显证，亦难以定之。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览》三百七十八）

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见于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以此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以东魏立《吕望表》补阙字）

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杨雄之《蜀王本纪》，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吴平之《越绝书》等，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日？乌焉解羽？”是也。王逸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何而问之。”（本书注）是知此种故事，当时不特流传人口，且用为庙堂文饰矣。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晋既得汲冢书，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然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融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如下例，前二为随时可生新神，后三为旧神有转换而无演进。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佻挞无度；常自谓骨青，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庙，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太平广记》二九三引《搜神记》）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投者觉重（案投当作捉，持也），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儛，恶便仰眠。（《异苑》五）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害恶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论衡》二十二引《山海经》，案今本中无之）

东南有桃都山，……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盖遗象也。（《太平御览》二九及九一八引《玄中记》以《玉烛宝典》注补）

门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外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命画工图二人之形像，……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三教搜神大全》七）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甚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本注）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其中依托古人者七，曰：《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记古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不言何时作。明著汉代者四家：曰《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与《百家》，虽亦不云何时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汉人。《汉志》道家有《伊尹说》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栌”，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一篇，今仅存一卷，或以其语浅薄，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与今本《鬻子》颇不类者，则殆真非道家言也。

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走如疾风，声如振霆。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纣军反走。（《文选李善注》及《太平御览》三百一）

青史子为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时。其书隋世已佚，刘知幾《史通》云“《青史》由缀于街谈”者，盖据《汉志》言之，非逮唐而复出也。遗文今存三事，皆言礼，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十事》）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珮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和鸾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教之道也。（《大戴礼记·保傅篇》）

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风俗通义》八）《汉志》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

虞初事详本志注，又尝与丁夫人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见《郊祀志》，所著《周说》几及千篇，而今皆不传。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十一）疑是《虞初说》。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览》三）

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山海经》注十六）

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文选李善注》十四）《百家》者，刘向《说苑》叙录云，“《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今存，所记皆古人行事之迹，足为法戒者，执是以推《百家》，则殆为故事之无当于治道者矣。

其余诸家，皆不可考。今审其书名，依人则伊尹鬻熊师旷黄帝，说事则封禅养生，盖多属方士假托。惟青史子非是。又务成子名昭，见《荀子》，《尸子》尝记其“避逆从顺”之教；宋子名钘，见《庄子》，《孟子》作宋，《韩非子》作宋荣子，《荀子》引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则“黄老意”，然俱非方士之说也。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此群书中，有称东方朔班固撰者各二，郭宪刘歆撰者各一，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

称东方朔撰者有《神异经》一卷，仿《山海经》，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间有嘲讽之辞。《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则此书当为晋以后人作；其文颇有重复者，盖又尝散佚，后人钞唐宋类书所引逸文复作之也。有注，题张华作，亦伪。

南方有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蚘虫。人腹中蚘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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