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利林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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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开始卫星工程
●1957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聂荣臻指出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
●钱学森提出意见：我国要研制卫星应从两方面做起，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
毛泽东说我们也搞卫星
1958年5月17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在召开之中。在上午的会议上，有代表在发言中再一次提到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
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听着代表们的发言。这几天，卫星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缠绕不散。此刻，当听到代表们又一次谈到中国的卫星问题时，他有些坐不住了。
周恩来一直期待着毛泽东的发言。他见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便知道毛泽东要讲话了。于是忙站起来，向全场摆了摆手，然后提示性地说：“同志们，关于卫星问题，现在请毛主席讲几句话！”
全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会场，不紧不慢地猛吸了几口香烟，这才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道：
同志们！近一段时间来，人造卫星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我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突然停顿下来，等全场屏住呼吸，将目光全部聚合在他身上时，他才狠狠灭掉手中的烟头，然后将大手一挥，大声说道：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一片沸腾。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
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毛泽东话音刚落，所有与会者呼啦一下全站了起来，掌声长达好几分钟。
毛泽东发话了，聂荣臻作为主管全国科学工作的副总理，毫无疑问，他得抓落实。热爱科学的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很敏感的，尽管全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卫星是什么样子，但热情是不能少的。“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5月29日，聂荣臻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会上，他听取钱学森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分工，以及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的设想意见的汇报。
随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院党组研究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头等大事，为此，抓紧做好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
苏联发射卫星之前，中国科学院曾收到前苏联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的一封航空挂号信。信中说，希望中国能建立人造卫星目视观测网，以帮助配合观测苏联的卫星。
并且，苏方愿意派出有关专家前来中国协助指导。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一次学习和实习的好机会。
应前苏联科学院要求，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
按照吴有训副院长的要求，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受装置，不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从而推测出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我方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
科学家们认为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他们还建议科学院应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
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
1958年8月，张劲夫召集钱学森、赵九章等专家拟订我国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设想草案，成立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中国科学院581组”。
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但限于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这项工作开始时主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581”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负责筹建三个设计院：
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由力学所郭永怀和杨南生负责；
第二设计院负责控制系统研制，由吕强任院长，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为学科负责人；
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由赵九章和钱骥担任科学技术领导。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贝时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蔡翘领导开展了宇宙生物学和航空医学的研究。天文和数学还进行了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培养新兴科技人才的中国科技大学，在郭沫若的亲自领导下也正式成立。
8月18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张劲夫向聂荣臻汇报了人造卫星任务的进展情况，得到了聂荣臻的大力支持。
随后，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新技术办公室，主管国防尖端科研任务。同时，还成立了“581”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造卫星具体任务的实施和对外联系。
随着“581”小组的成立，紧接着就开始讨论卫星研制计划，从成立以来到10月初，小组每周开2至3次会议，钱学森和裴丽生、杜润生、王诤、王士光、罗沛霖、钱文极、蔡翘等多次出席。
通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581”小组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8月20日，聂荣臻向中央上报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从卫星被提上议事日程后，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10月1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北京中关村生物所开幕。中科院赶制出来的一套运载火箭设计图、地面雷达照片以及卫星、火箭模型，都送到展览会上。
展出的两个卫星模型里，一个放着科学探测仪器，另一个则放了一条金黄色的小狗，原因是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在卫星上放了一条小狗来做试验。
每当参观的人群来到卫星模型跟前时，这条金黄色的小狗便会不时发出两声“汪汪”的叫声。
展览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都来参观，影响很大。
10月中旬，经中央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聂荣臻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方针是：
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
毛泽东亲自审阅了报告，并批准了这一方针，为以后航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大力培养卫星科技人才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研制卫星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技术领域，如果我国要独立研制，期间会有很多困难。
为此，钱学森向党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党组同意这个意见，形成共识。
紧接着，有关单位开始着手人才准备工作。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随后，就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其中一部分是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的一批老工人，这些工人于1959年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
从吕正操那里调来的这部分工人，后来由于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
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做出来，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期间，钱学森亲临工厂视察，夸他们是金手艺，听到钱学森的赞扬后，工人们非常高兴。
由于科技人员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因此，院党组研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校于1958年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此时，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钱学森让谷羽同志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
随后，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钱学森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到达的时候，一位少将已经迎候在大门口。
还没等钱学森们开口，少将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
提起人才话题，不得不说说关于钱学森的故事，这位满腔报国热情的科学家兼导弹专家，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突破重重阻扰，毅然回国，因此，他的这段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再过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这一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正当此时，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反共的政治浪潮，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性的事件。这股逆流毫无例外，也波及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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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已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准备一去不返。他会见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
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叫嚷什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
1950年8月23日午夜，也就是钱学森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
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出来。
从此，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
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回国的要求。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那5年间没有停止钻研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学事业。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家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钱学森知道这点后，感到万分气愤。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
经过努力，于1954年他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而已。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了一封书写在香烟纸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的手里。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儿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地处东方的祖国。
10月8日，几经周转，钱学森抵达广州，踏上祖国的土地，倍感亲切，不尽感慨万千，面对前来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钱学森说：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回国后，钱学森很快就被赋予重任，出任卫星研制小组组长，紧接着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当中，释放自己的全部能量。
科技大学开学了。钱学森看着一个个稚嫩的面孔，背着被褥，或担着担子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路报到的情景，心里无比地高兴。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后，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赵九章率团访苏考察卫星
1958年10月16日，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协定，由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卫星工作。
历史，把一个神圣的使命交给了赵九章。
在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104国际航班客运机上，赵九章坐在机舱右排窗前，此刻，他一个人正在静静地沉思着，显得温和而又沉稳。
想去苏联取经学习放卫星，已是3个月前的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胸中不免有种豁然开朗似的快感。然而，在这快感的背后，又有种使命的重负，悄悄地压迫着心头。“581”卫星组已经成立两个多月，虽然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一口号的鼓动下，各处都满腔热情，干劲冲天，纷纷开始放卫星，并且在短短的时间里，便拿出了总体方案的设计以及卫星、火箭和构造模型。
但是，到底怎么放卫星和放什么样的卫星等一系列问题并未仔细考虑和来不及考虑，而只是凭着一种热情，一种忠诚，一种新奇和神秘，关起门来搞设计。
因此，为了探索一条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的道路，为了学习和了解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同时也企望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和支持，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协定，中国科学院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考察。
昨晚，科学院领导张劲夫等，特意来看望了即将赴苏的几位科学家，并一再嘱咐说：
这次去苏联学习考察人造卫星和火箭技术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想法多考察些地方，多学些成功的经验，回国后，要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中国人造卫星的具体方案！
是的，苏联毕竟有了多年探索的历史，毕竟有了两颗人造卫星成功的经验，此行倘若能达到预想之目的，中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步伐必然会大大加快，而且成功的把握也会大得多。但如此重任，这次能顺利完成吗？
想到此，赵九章的心底泛起一丝淡淡的隐忧。他掏出工作日记本，随手翻开，认真查看起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国代表团的飞机抵达莫斯科，飞机降落时，苏联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便走出候客厅，将5位中国专家热情地迎下舷梯。
双方经过短暂的外交礼节之后，几辆黑色小轿车便载着中国代表团，悄无声息地驶向高尔基大街。
代表团到达后住进了莫斯科中国饭店，受到了很热情的款待，今天安排参观市容，明天安排参观博物馆，就是不安排到科学研究机构参观。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天文台；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参观了空间电子所；第三天，中国代表团看到的却是老鼠试验生物舱。
但中国代表团学习心切，因此在某些方面仍感到有种种的不满。于是，代表团团长赵九章在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中，对负责接代的苏方人员安德烈说：
安德烈先生，在这一个多月的学习考察中，我们从贵国学到了不少宝贵的成功经验，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不过，我们考察学习的时间毕竟有限，你们能否尽快安排我们看看卫星设计研究院和卫星发射场，以便让我们对发射卫星建立一个直观的认识，回国后好让我们的卫星研制得以尽快投入。
听完赵九章的话后，安德烈把目光转向一边，走了几步才回答说：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的这个要求，我还得请示上级有关部门。等有了明确指示，我再作安排。
两天后，苏方告知中国代表团果真有了新的安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中国代表团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苏联中央气象局火箭大厅。
大厅中央的一个平台上，躺着一枚探空火箭的头部，直径大约有1米。5位中国专家被指定站在距火箭3米远的地方，听苏联一位专家介绍火箭的有关情况。
尽管中国专家们见到的只是火箭的一个脑袋，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苏联火箭，因此神情显得格外专注，看着看着，双脚便情不自禁地朝火箭身边移动起来，想凑过去瞧瞧火箭的内部结构和控制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同志们，请留步！”陪同参观的苏方人员急忙出面阻止，并婉言解释说，按上级有关部门指示，今天的参观，没有接触火箭内部系统这项内容。
迫于无奈，中国专家们只好退回原处。远距离地细心观察只露出来的那一小截。
参观结束，中国代表团回到饭店，兴奋之余又有些失落。此次苏联之行，为的就是考察火箭与卫星，可考察期限将尽，却连卫星的影子还没见着。
怎么办？如果就这么回去怎么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交待？最后，专家们商定，通过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情况，要求给代表团再扩充一些新的考察内容。
同时，赵九章团长还找到安德烈先生，向他当面陈述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希望能尽快安排一次考察卫星和发射场的活动。
安德烈听后脸上依然挂着热情的微笑，只是这微笑明显地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涩意味。不过，他还是表示，一定尽快向上级反映。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中国专家在备受煎熬的同时，都在思索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出路。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苏方工作人员那闪烁其词的谈话内容和躲躲闪闪的眼神中，他们又分明感到：这次想看“老大哥”的卫星和发射场，看来是不可能了。
很快，苏联方面有关部门向中国大使馆作了正式答复：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赴苏考察，不便安排卫星研制和发射场区等考察内容，希望中方给予谅解。
转眼间，为期70天的考察已到尾声。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几位苏联专家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中国5位专家共进晚餐。
晚宴结束之际，可能是受到酒精的刺激，苏联朋友们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中国专家们说，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涉及到技术领域外，还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议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不要一开始就搞卫星发射，而应该从探空火箭搞起，这样会更现实一些，也更有把握一些。
尽管在苏联没有达到考察卫星研制工作的目的，但苏联先进的工业和科技，还是使中国的科学家们大开了眼界。
代表团回国后，对前往苏联的考察情况作了认真的总结，又对国内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相当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后盾。
于是主要负责人员商量后决定，向上级部门提出两点建议：
中国的空间技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国发射人造卫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几位代表团成员还联名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
卫星研制重点应立足国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鉴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状况，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紧接着，我国科学家依据本国国情重新制定了卫星研制计划。他们的这一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中央拨巨款支持搞卫星
1958年7月和9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副院长张劲夫先后两次向聂荣臻并中央报告科学家们的建议，提出有关科学院配合国防尖端研究工作情况以及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
1958年11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张劲夫作为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向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汇报科学家们对研制人造卫星的意见和计划。
计划得到会议的赞同，中央政治局研究并决定拨2亿专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在各个方面用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如此巨款，谁都能够掂得出它那沉甸甸的分量。
面对如此巨款，科学院党组经过认真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慎重地研究确定：
专款重点用来建设迫切需要的高能燃料、火箭发动机和上海机电设计院运载火箭两个研究设计试验基地，以及水声工作站，风洞，581实验室，109厂，上海、大连、长春高能燃料研究室和电子、自动化、高温金属、光学等4个配套工厂。
为了能够让这笔巨款早日投入使用，张劲夫请院新技术办公室主任谷羽协调财政部文教司，又经过李先念副总理批示，中央专款当年底到位。
考虑到火箭推力对卫星发展的制约，钱学森主张科学院先行一步，研究高能燃料。
1958年底，科学院召开高能燃料会议，组织北京、上海、大连、长春四大化学所，戏称“四大家族”的精兵强将，开展液体、固体高能燃料的研制，并探索固液型、游离基及重氢燃料。
1959年1月上旬，聂荣臻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
在会上他多次鼓励上海的科技界和国防科研单位，要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接下来，北京火箭发动机试车基地、力学所的风洞、上海机电设计院的火箭、北京581厂的遥控仪器、109厂的半导体元件研究设施，先后都建立起来。
这时，张劲夫向聂荣臻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在五院利用苏联资料和一般燃料研究火箭的同时，科学院发挥综合研究优势，完全靠自己探索创新，从高能燃料入手开发研制火箭。作为五院的补充，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
其间，力学所二部由林鸿逊主持，在北京山区建成两个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星际航行运载动力）试车台上，对各化学所研制成功的若干种液体、固体燃料进行台架试验。
据记录总共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
经仪器测试记录的科学数据提供给设计单位。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高能燃料有工业部门投产供应。
尽管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但要想让卫星上天，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其中较为困难的一件事，就是研制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平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
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北京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试验。
再加上卫星本体，搞什么仪器等。
例如热控，卫星在空中运行时，向阳面温度高达100摄氏度以上，背阴面低至-100摄氏度以下，而仪器设备必须保持在-5摄氏度至-40摄氏度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闵桂荣等通过大量的测量、试验、计算和理论分析，采用两个所研制的多种温控涂层，使仪器舱内温度达到总体设计要求。
与此同时，中央专委还决定，卫星任务要科学院承担，卫星本体主要由科学院研制。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
接着，科学院还利用这笔巨款，在北京还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
而当时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研仪器厂，这个厂能制造好多尖端产品。
中央调整空间技术计划
正当卫星工作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时候，我国遇到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经济困难，两位中央常委、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分别对张劲夫说：
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
1959年1月21日，主持领导卫星研制工作的张劲夫向科学院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
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
随后，院党组召开会议，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提出：
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
根据中央的方针，张劲夫提出“就汤下面”，决定：
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上来。
聂荣臻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和中国科学院的近期方针。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
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做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
这次调整不是任务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始，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
随后，院党组提出具体的方针：
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试验室。
实际工作首先集中力量研制T-7型气象火箭，同时，与五院合作研制和平1号探空火箭。
1959年5月4日，钱学森主持了和平1号火箭协作分工会议，就遥测系统、箭上仪器、结构设计、弹道测量、与靶场挂钩问题作了具体安排。参加会议的有五院刘秉彦、梁守槃等，科学院有谷羽、赵九章等。
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
二、研制探空火箭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火箭“T-7M”，终于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
●毛泽东举起手中的产品说明书，在空中使劲挥了挥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60年代初、中期，中国在探空火箭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中国后来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开路
1959年，我国开始正式研制探空火箭。
在制订探空火箭最初方案时，一开始就把起点定得很高很高：要研制一种技术指标相当先进的有控制能力的大型火箭，即“T-5”探空火箭！
探空火箭究竟如何起步？到底应该先研制什么型号，再研制什么型号？对我国的科学家来说，都没有经验，也没有现实的把握。没有先例，没有外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只靠自己。
探空火箭是指在近地空间进行探测和科学试验的火箭。利用探空火箭可以在高度方向探测大气各层结构成分和参数，研究电离层、地磁层宇宙线、太阳紫外线和X射线、陨尘等多种日-地物理现象。
探空火箭所获取的资料可用于天气预报、地球和天文物理研究，为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等飞行器的研制提供必要的环境参数。探空火箭还可用于某些特殊问题的试验研究，如利用探空火箭提供的失重状态研究生物机体的变化和适应性，利用探空火箭进行新技术和仪器设备的验证性试验等。
探空火箭一般为无控制火箭，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发射方便等优点。它更适用于临时观察短时间出现的特殊自然现象（如极光、日食、太阳爆发等）和持续观察某些随时间、地点变化的自然现象（如天气）。
发射无控制火箭有一些特殊技术要求，主要是：保证飞行稳定，达到预定的探测高度和减少弹道顶点和落点的散布。我国在刚刚开始研制火箭的时候，研制工作还是走了些弯路。“T-5”探空火箭的技术指标相当先进，而这支初步组织起来的队伍，年龄结构相当年轻，大多数人都缺乏火箭方面的专门知识，实践经验更是无从谈起。一开始就要攻克“T-5”探空火箭无疑会困难重重。
在试验设备、加工条件、技术资料方面，也同样存在许多困难。比如，在设计“T-5”火箭时，由于没有电子计算机，便只能用电动计算机进行计算。没有大型发动机试车台，又不具备供应、贮存、运输和加注液氧的设施，致使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无法进行。
除此之外，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T-5”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只好中止了。
首次试飞液体火箭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在杨南生副院长和总工程师王希季的组织领导下，研制工作转向了“T-7M”无控制探空火箭。“T-7M”火箭是由液体燃料主火箭和固体燃料助推器串联起来的两级无控制火箭。这种火箭的总长度为5345毫米，主火箭推力为113公斤，飞行高度为8-10公里。
研制期间，为了保证该火箭的发动机启动安全、工作可靠，决定采用爆破薄膜为启动阀，并要求薄膜控制爆破力的精度达到±0.25个大气压。
为此，薄膜的铣削深度公差应保证在0.005毫米以内。两位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姑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由于当时没有所需要的设备，她俩便自己动手把针头磨成微型刻刀，先在印刷纸上刻出所需的图案，然后再把印刷纸贴到丝绢上。这样经过近千次的试验，终于达到设计要求。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火箭“T-7M”，终于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
1960年3月，为研制火箭，科学院建立了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在那里成功进行了探空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试验。
发射场位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老港镇上。发射现场条件异常简陋，只有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放在地上，四周用芦席一围，顶上再盖一张油布篷，就成了“发电站”。“发电站”离发射架和“指挥所”虽然只有100余米，但中间横着一条漂着死鱼的小河。没有步话机，更没有电话，甚至连一个广播喇叭也被迫省略。
因此，每当发射场总指挥要下达命令时，只能扯着嗓门大声喊叫，或者挥动手臂使劲打哑语。更叫人无法想象的是，给火箭加注推进剂时，没有专用加注设备，只好用自行车打气筒作压力源；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去跟踪火箭。
此刻，火箭设计总工程师王希季正站在简易的指挥所里，既显得激动而自信，又充满了惶惑与焦虑。阴冷的寒风飕飕刮来，使他瘦弱的身子竟透出几分饥饿的意思。
随着一声令下，火箭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尽管这次试验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
但这却是我国向航天领域迈出的第一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领导参观探空火箭模型
1960年4月18日，聂荣臻副总理在张劲夫、钱学森的陪同下，冒雨来到位于上海江湾机场内的简易试车台，视察“T-7M”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对火箭发动机专家们给予热情的鼓励。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杨尚昆等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进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
展览室的中央，摆着探空火箭的模型。新奇的火箭模型，吸引着各界参观的人群。人们一边观看，一边议论纷纷，都为新的共和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拥有这样一枚探空火箭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
毛泽东一进大厅，便径自朝探空火箭的模型走去。他先询问了这枚火箭的研制情况，又了解了有关科技人员的生活现状，然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粗略地翻了一下，这才指着火箭问道：“这家伙能飞多高？”“8公里！”讲解员回答说。
毛泽东轻轻哦了一声，似乎多少有些遗憾。但他很快便笑了，并举起手中的产品说明书，在空中使劲挥了挥说：
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说完后，毛泽东疾步向火箭走去，用手轻轻在火箭的尾部拍了两下。接着又去视察别的项目。
1960年9月13日，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T-7M”型高空气象火箭，火箭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T-7M”型高空气象火箭的发射成功，是中国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绩。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提高，最大飞行高度115公里，箭头、箭体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回收，不但满足了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开创了条件。
火箭领域取得突破进展
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裴丽生副院长主持，每一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
1961年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
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与导弹是互为表里，互为作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加速是一回事。
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
座谈会延续3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储备。
但是，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再加上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60年至1965年，在“603”基地，仅“T-7M”型火箭就进行了9批次24发高空科学探测试验。
火箭上遥控和摄影系统正常，生物舱安全地回收，为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开了先河，为卫星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
针对火箭领域取得的成果，国防部五院为此致函中国科学院，祝贺生物火箭试验成功！
紧接着，中国科学院围绕气象、物理、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全院数、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合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
在院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经过7年坚持不懈地努力，特别是在3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许多科技人员和工人身体浮肿，但他们忘我工作，出色地实现了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还培养锻炼了一支我国自己的航天科学技术骨干，积累了从总体设计、组织计划、实验条件建设、分系统协调、质量分析、调度指挥等人造卫星科技工程的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科学院新技术局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组织有关研究所人员为人造卫星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和预研工作。
60年代初、中期，中国在探空火箭领域获得了首批次有价值的高空物理环境参数探测资料和高空生物试验数据，在空气动力学、轨道运行理论、热控制技术、火箭发动机及推进剂、姿态控制技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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