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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展江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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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公共领域试读：

我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才算进入学界，迄今仅二十载，算不上资深学者。可是由于早年从事其他职业，如今一晃已年近花甲。除了教书、译书之外，还写过一些与学术和专业有关的东西。本书大致呈现了我最近二十年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关于新闻传播学主题的文章。本来在前几年时评比较火热的时候，有几个出版社建议我将近年发表在报刊上的时评文章结集出版，可是我的拖延症比较严重，一脱下来，时评的热度也迅速减退了。所以，这几年除了主编过一两本专著、写过一两本教材之外，其他几无收获。去年算是一个小小例外，我和传播法专家徐迅女士主编了第一批“传播法研究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传播权界论》，收录了我本人以及和我的学生撰写的相关主题的文章。一

1996年夏到2009年秋，我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那个时候写论文我就明确自己要把主题定在外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20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外国新闻史这个不算热门的领域里，研究美国的新闻传播是一个小小的热门，尽管研究者必须小心谨慎地辨识两个国家体制的不同。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传统基因和导师童兵教授的专攻方向，我最初的论文就分别在德国和美国新闻史论上着力。

本书第一辑收录的《新闻事业成因论》和《新闻宣传异同论》以及第五辑中的《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卷看〈莱茵报〉时期德国新闻事业》和《马克思是不是〈莱茵报〉的主编?——兼谈〈莱茵报〉的编辑体制》（其实还有一篇《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谈》，因为收录在《传播权界论》，在此不论了），就是以上两个点交叉的成果。

迄今为止，虽然传统媒体已经一落千丈，但是journalism作为植根于报刊这一最早的大众传媒的专业术语，在中文世界中的理解和对应表达仍然各执一词。太多的文章使用“新闻业”这一对应的表述，这是我所不赞同的。在我看来，journalism是媒体专业组织广泛影响社会的活动，是一种动态性的过程，不能以“新闻业”来使之静态化，因此，“新闻事业”的表述是准确的。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新闻事业这种广泛影响社会的经常性的专业活动始于何时？我们知道，用机器印刷的定期报纸是17世纪初问世的，但是就像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初并未立即用于印刷报纸一样，定期报纸从出现到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新闻事业成因论》就是对这一时间节点的探讨，而这是国内外学界少有人关注的，因此本文是我“早期”论文中较有影响的一篇。

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名称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适应了一种观念史的变迁。在英文世界，propaganda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逐渐发生了语感上的变化；在我们过去效仿的苏联体制下，新闻与宣传是一回事，甚至宣传涵盖了新闻。改革开放让国人眼界大开，既然在国家政治层面，“国新办”之名呼之已出，那么学术界如何回应和辨析新闻与宣传这两个概念呢？《新闻宣传异同论》在学理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199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推出根据德文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二十年计划，当年出版了第一卷。在童老师的提点下，我开始阅读并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异同，发现除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这两篇直接探讨新闻出版的专文之外，新版本的注释中或增添或更新了大量与新闻出版有关的内容。这成为我写作《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卷看〈莱茵报〉时期德国新闻事业》和《马克思是不是〈莱茵报〉的主编?——兼谈〈莱茵报〉的编辑体制》的原动力。

当然，对美国新闻事业的关注导致了《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再版导言》《风云不褪名报色——〈纽约时报〉历史上的六次重要改版》和《十五名美国电视新闻主播的经历与素养》等文章的面世。其中有两篇是我翻译和主译的《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的译序。这也成为我的一个习惯，翻译一本书，再努力写一篇较长篇幅的导读。二

从2001年起，我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发起和组织了在业界和学界颇有影响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加之此前我被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聘为兼职编辑，使我的研究重心部分转移到了国内。坦率地说，我此前虽然在军队和家乡从事过新闻工作，但是对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新闻界以及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是相对生疏的。所以，为了适应新闻界和相关研究的需要，我努力“恶补”各种信息，阅读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文章。

但是，我仍然没有多少底气来长篇大论世纪之交国内如火如荼的党媒官媒与市场化媒体并行的舆论监督事业，书中写于上世纪的仅有《从〈焦点访谈〉看中国的政治表达》一篇（获得《中国社会导刊》征文一等奖）； 2000年以后的，也只有《舆论监督在中国（2001—2009）》《社会转型与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等寥寥几篇。

另一方面，我比较注重借鉴和研究舆论监督的国际经验和理论资源。《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社会转型的护佑者——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俄罗斯调查性报道管窥（1991—2006）》即是代表性成果。其中，《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反映了那个时期舆论监督理论和实践的热度。此外，我主编的《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和《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两本书，也重在借鉴和消化国际经验。

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我的文本和理论资料主要有三： 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曹卫东根据德文版翻译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8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英文版同名书和《欧洲传播学刊》评价公共领域理论的一组论文。本文可能是在国内本学科中第一次引进该理论，帮助形成了本学科的“哈贝马斯热”，并被收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论文评介》一书。

我认为，宏观而言，基于苏联模式的宣传理论需要因应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而有所演化。另一方面，为业界和学界所了解的源于英美的“第四权力”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情境。因此，很有必要探究合乎本土需要的新理论。哈贝马斯作为西方具有左翼倾向的大学者，其学说上承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接不同于美国的20世纪欧洲学术脉络，具有较高的参鉴价值，并且对于随后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尤其具有解释力。此外，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舆论监督在中国的生成条件和本土特质的分析也完全适用。

当然，我还有其他一些学术旨趣。因为我有多年军旅生涯，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战时新闻传播，后来虽另有他顾，却仍旧不忘这一主题。本书辑四“战时新闻传播观潮”收录的一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是因为2001年之前借着博士论文有所作为，近期发表的论文则是为了填补一点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缺。需要说明的是，我搞研究不喜欢赶浪头。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时，战时新闻传播几乎无人关注，2001年“9·11”以后，本领域开始大热，我的兴趣反而有所下降。我相信，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不赶浪头是研究者应有的心态与判断力。

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教学和研究队伍蔚为大观，新生代正在成长起来。然而它究竟是一个年轻的小学科。本人进入学界既晚，注定作为有限；再者，一个人同时要做几件事情，分心是不可避免的；加之世纪之交以降，新媒体迅速崛起，传播的版图变化巨大。这些因素一定会反映到我的写作中并制约我的研究能力。实际上正像我在不止一次记者采访中谈到的，大概不少学界同仁以为我的身份主要是一个本专业小有名气的翻译者和学术/专业会议组织者，而不是论者。这也是不无缘由的，本书就是一个小小的展示，让自己的一点成绩和诸多不足并置。因此，我诚挚地期待读者诸君对本书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批评意见。2016年4月9日于北京西城区新风街1号院辑一新闻传播理论发微新闻事业成因论

新闻传播活动古已有之，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只是在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新闻传播活动才开始向新闻事业过渡。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新闻事业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来者。然而它一经问世，便与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各项事业保持着同样蓬勃兴旺的势头。有人甚至极言：“新闻事(1)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关于新闻事业的形成时代，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德国人约翰 ·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7—1468）发明欧式活字印刷术之时，即1450年前后；第二种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17世纪初定期出版的印刷报纸问世之时。

笔者对以上二说不能苟同，因而提出第三种观点，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业和新闻通讯社出现之后。新闻事业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行为，它是职业新闻机构所进行的广泛影响社会的经常性活动。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职业新闻机构，但是新闻信息的传播量、传播频度、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尚不足以深刻地影响社会大众。如同马克思所言，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主要用于印刷宗教著作而不是报刊。当时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是流行于上层社会与新兴阶级之间的手抄报纸。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了数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印刷术也普遍用于报刊出版，日报先后在德（1650年前后）、英（1702年）、法（1777年）、美（1783年）等国相继问世。这一时期的报纸不是以传播新闻为主、面向社会的媒介，即使在某个历史时刻能够为万众争相传阅，但其出版状况极不稳定，不能长期影响大众。

但是，古登堡印刷术使人类大规模复制信息成为可能，手抄报纸和早期印刷报刊与今日以报纸为重要构成的新闻媒介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因而笔者提出，以19世纪30年代为分水岭，将1450年至今的500余年划分为前新闻事业时期和新闻事业时期，通过这种划分，我们可以对新闻事业的成因有更深刻的认识。前新闻事业时期：媒介的发展与传播空间的局限

古登堡发明欧式印刷术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欧洲许多地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式微，资本主义在母腹中躁动。马克思说：“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2)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意大利，资(3)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

(4)的”。手抄新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人类开始从漫长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其间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尤为迅速。在这种情形下，“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5)要’”。如果说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为了满足游牧和农耕时代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话，那么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势必使人类产生对新闻信息的新需求。

从与社会发展和新闻传播有关的物质技术方面来看，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加之既存的社会环境，使西欧具备了孕育早期近代报纸的最佳条件。这种最早的报纸还不是印刷的，而是出现于意大利的“手抄新闻”。

手抄新闻（Notizie Scritte）最早在意大利（当时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地理概念，如同德国一样）出现，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是1189年在法国的埃罗(6)（Herault）建立的，而纸张的大量生产始于14世纪初叶；古登堡印刷术于1470年前后传入意大利，但是在这个天主教堡垒里，它不可能被用作新教的工具，其应用与普及过程是漫长的。另一方面，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尤其是东北部的威尼斯，具有了商业、贸易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威尼斯垄断了与欧洲和近东的贸易，拥有发达的造船、丝织和玻璃制造业，又是欧洲基督教世界中能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抗衡的主要国家，因此，有关威尼斯的新闻自然成为各国政治、军事、商业等各界关注的重要信息。

在此情形下，一批专门代人打听和以提供新闻为业的人出现于威尼斯。他们集新闻的采、写、编、发于一身，是世界上第一批职业新闻传播者（意大利人称为menanti）。他们先是为王室和金融巨头服务，后来逐渐扩大业务范围，为其他有钱的新闻爱好者供应新闻。

手抄新闻是在新闻信（newsletter）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媒介，它的内容偏重于商业与金融消息，因而相较于新闻信来说新闻报道范围有所拓展。尽管手抄新闻无报名、无标题、大都不定期发行，但是它由职业传播者制作，具有世俗化和商品化的特点，因而是近代印刷报纸的先驱。正因为手抄新闻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故而曾遭到封建统治者和罗马教皇的压制。不定期印刷新闻

在战争和商贸活动的刺激下，欧式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的20年间，这种技术传遍中欧和西欧各大城市。1500年，有两百多个欧洲城市开办了印刷所。然而，活字印刷术由宗教工具变为一般信息复制手段的世俗化过程和不断完善技术并逐步运用于报刊印行的普及化过程前后持续了两个世纪。

尽管如此，从15世纪末起，欧洲的印刷商零星地发行了一些不定期的活页印刷品。这些小册子或附上木刻插图，在大城市的书店出售，或由小贩沿街兜售。它们主要记述近期发生的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新闻事件。在保存至今的意大利早期印刷品中，有两份记载了1470年和1475年意大利与土耳其的战事。此外，1482年在奥格斯堡印行的《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1493年在西班牙印行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1508年在奥格斯堡印行的《巴西探险记》等，也比较有名。

出现于英国的新闻书（newsbook），也属于这类印刷品。英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书《真实遭遇战》印行于1513年，它共有10页，主要记载了当年9月的佛洛登之战。

接着发生新近之真实遭遇战，或曰英格兰与苏格兰之战，苏格兰(7)国王毙命。

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复制的速度，然而它早期主要用于印刷书籍，新闻性印刷品与之相比数量微不足道。从印行者的身份来看，这类新闻性印刷品主要由出版商承担，因而只具有半职业化水准。定期报纸：从周报到日报

1580—1610年间，在德国等地相继出现半年、每月、半月和每周印行的定期报纸，它们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周期性的出版物。这是传播方式的一大变革。在科隆，1594—1635年间出版过每年一期的拉丁文刊物《高卢—比利其人信使》（Mercurius Gallo-Belgicus），据说发行极广。其后在奥格斯堡、安特卫普等地出现过一些月刊、半月刊，但发行情况不够稳定。

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世界上最早的周报诞生于1609年的德国境内。这一年出现的两三种周报中，《观察》（Avisa）在沃尔芬比特尔出版，每期只登一则新闻；《报道》 （Relation）在斯特拉斯堡出版。

定期报纸的问世得益于现代邮政事业的支持。16世纪前后，欧洲各国大量兴建行走马车的公路，航运业也不断发展，信息交换趋于便利，为普通民众服务的邮政业务先后在德国 （1464）、英国（1478）和神圣罗马帝国（1502）等地开办。到1650年，德国的邮政制度已经发达到许多城市能够每日递送邮件的程度，因而在这期间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报。

不仅如此，19世纪初之前，欧洲已经出现了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报纸，如柏林的《福斯报》（约1704）、伦敦的《泰晤士报》（1785）、奥格斯堡的《总汇报》（1798）。其间欧美国家又经历了英、法、美革命，报刊发展一度空前繁荣。然而同现代报纸的标准相对照，这一时期的报纸很少是完全合格的。真正的报纸必须符合以下要求：（1）至少每周出版；（2）机器印刷；（3）为各阶层的人都买得起、买得到；（4）刊登为公众普遍感兴趣的新闻，有别于专门性出版(8)物；（5）普通文化水准的人能读；（6）及时；（7）稳定。

在前新闻事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要初步社会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孕育了手抄新闻和印制报刊。然而就各国社会政治状况来看，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之一的出版自由权利只在英、美等少数国家确立下来。在德、法、俄等其他国家，或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治形势多有变故，封建社会经常复辟，或是由于根本没有发生革命，封建统治几乎一成不变，针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特许制度、检査制度和沉重的税赋严重束缚了报业的发展。同时，大规模出版报纸的技术障碍尚未完全被扫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闻传播还谈不上能够面向广大民众，满足其对新闻信息的一般需要。新闻事业时期：对成因的多视角探析

从19世纪30年代起，以美国的《纽约太阳报》（1833）、《纽约先驱报》（1835）、《纽约论坛报》（1841），法国巴黎的《新闻报》（1836）、《世纪报》（1836），英国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1855）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以及以哈瓦斯社（1835）、沃尔夫社（1849）和路透社（1851）为代表的新闻通讯社的问世，标志着新闻事业时代的到来。

大众化报纸以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大众为对象，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报纸，因售价低廉（一便士、一美分），故又名廉价报纸、便士报、一分钱报。它们在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各种消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形式上文字通俗，版面活泼；经营上完全商业化，大量刊登广告，以此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进而赢得更多的广告。

新闻事业的产生与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变化相联系。换言之，上述领域的重大变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从而孕育出近现代新闻事业。关于新闻事业的成因，国内外学者的论述较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理论：科技进步论

从古登堡印刷术问世至19世纪初的近400年间，印刷方法和生产能力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814年，德国人弗里德里希 ·柯尼希（Friedrich Konig，1774—1833）发明的蒸汽机驱动的滚筒印刷机率先由《泰晤士报》采用，每小时可单面印刷2000张，比手工操作的平板印刷机快了10倍。1827年问世的四滚筒印刷机，可同时两面印刷，每小时印5000张。《纽约太阳报》用平板机印制1833年9月3日的创刊号时，每小时只能印200份，数月后该报购入滚筒机，每小时能印1000份。

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与报业有关的最大的科技发展是造纸技术的进步，早先造纸的原料是碎布、棉花、亚麻和纤维，成本高昂。从18世纪末起，造纸业改用木浆为原料，并采用了机械造纸方法，使廉价纸的大量供应成为可能。

报纸的流通要跨越地区限制快速进行，必然离不开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19世纪初问世的铁路和运河，使新的生产设备可以进入更大的市场。以铁路为例，美国1830年的铁路总里程为37公里，1840年为4800公里，到南北战争时达到了4.8万公里。法国1832年为56公里，1848年为1900公里，1870年为1.8万公里。

电报的适时发明也对新闻事业的诞生具有推动作用。1837年由美国人塞缪尔 ·莫尔斯 （Samuel Morse）发明的电报，是通过电缆用电流的断续实现远距离发送信号的。电报传送信息的惊人速度正是工业革命后大大膨胀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需要的，因而它迅速被投入实际应用。而报纸又直接鼓励、推动了电报的发展，美国第一条电报线路是由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实验性电缆，建于1844年，创办于1837年的大众化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率先使用了它。1846年，该报用电报传稿的方式发表了詹姆斯 ·波尔克（James Polk）总统对墨西哥宣战的声明。巴黎科学院特意将它与原稿对比，证实了电报通讯的准确性，促使法国政府决定在巴黎与布鲁塞尔之间架设一条电报线。(9) 1851年在多佛尔海峡、1866年在大西洋铺设的海底电缆，将英国与欧陆、欧洲与北美之间连接起来。

电报发明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将信息传播的载体由传统的人或物等实体变为了电子信号，使人类的一只脚踏入了信息时代的门槛。电报对新闻事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它直接催生了现代通讯社，不但使新闻事业趋于多样化，而且对从事新闻生产的人力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为大众化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识字率论

大众读者群随着18世纪以来的产业化而形成。产业革命造就了大批工人，并要求工人达到相当程度的知识水准。19世纪教育和识字的普及刺激了人们对报纸的兴趣。而且产业化促进了都市化，都市人口的膨胀成为都市报纸读者群形成与扩大的前提。法国的国民识字率在 1826—1846年间提高了50%，1820年以前英国工人阶级中就有许多人能读报，这是宪章运动（1836—1848）中宪章派工人报纸《北极星报》的发行量（10万份）远远高于“英国新闻界的庞然大

(10)物”《泰晤士报》（3万份）等老牌报纸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学者对识字率论提出了质疑，指出识字的普及是报业和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一项研究指出，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和苏格兰等地识字率很高，但是这种情形与清教徒教育有关，这些地区的人主要阅读宗教读物，因此高识字率并未导致一份大报的产生；而售价低廉、发行面广的报纸通常诞生于纽约、伦敦这样的大都会商业中心。自然历史论

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政治学者和名记者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等人。他们认为，报业和新闻事业是自然而然地向现代化演进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解释现代化报纸的定义。李普曼在1931年发表的论文《两次革命》中说，所有国家的报纸都会自然地经过若干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报纸是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第二阶段，报纸由政党而非政府控制；第三阶段，由于有大量读者的支持，报纸变得有利可图，便摆脱了对政党和政府的依赖，这一阶段是由大众化报纸开创的；第四阶段，新闻事业高度专业化的阶段（在美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报纸以制度化的模式雇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们致力于追求“客观事实”，不受大众多变的兴趣和偏(11)见的影响。综合条件论

持这种观点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 ·路德 ·莫特（Frank Luther Mott）。莫特提出四个原因来解释1833—1860年美国报业的大幅度成长：（1）人口增长；（2）教育水平和识字率的提高；（3）民主化的政府增加了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兴趣；（4）报纸(12)售价的降低使穷人也可以读报。

在批评者看来，莫特的论点有不少缺点，其中之一是过于简略，因此作为综合条件论显然是缺乏力度的。日本学者山本明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大众化报纸产生的条件：（1）轮转机的引进使报纸大量印刷成为可能；（2）发达的铁路使报纸的运输成为可能：（3）识字人口的增加，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普及使报纸拥有大量读者；（4）经济上具有订报能力的人口增加；（5）人们有足够的余暇时间；（6）大部分人关心政治与社会，并认为有必要从报纸中获得有关信息；（7）产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产业有了足够的资本投资报纸，使之能够进行大规模的采访、编辑和印刷；（8）耐久消费品大量涌入社会，广告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重要的沟通作用，(13)占报纸总收入二分之一的广告业务有了保证。

对以上四种理论进行一番剖析不难发现：孤立地看，它们似乎都言之有据。但是，持科技进步论和识字率论的人显然属于技术（工艺）与教育决定论者，其致命弱点在于它们急于用技术解释问题，只罗列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某些外因，而忽略了个人或群体的选择。自然历史论显然没有对大众化报业的成因做出解释。综合条件论，尤其是山本明所罗列的八点，虽然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但未有源与流、表象与本质之分。因此，以上论点都有一定的、甚至严重的缺陷。

一种值得重视的新理论，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迈克尔 ·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提出的。舒德森在研究报业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民主市场社会论”。他认为，民主化市场社会的兴起才是大众化报业成长的温床。他解释说，所谓的“民主”，是指一种由大多数人参与的政治文化，官僚体制的现代化和无意识形态包袱的政党运作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种政治文化不是单独出现的，市场经济的聱合使社会经济生活合理化了，除了更多的人和产品投入市场外，市场文化也成为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具有渗透力的因素，而这种市场文化是非常民主的。在这种市场里，没有特权，没有人的高下尊卑之别，人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增进其利益，社会总体利(14)益因此也得以增加。

舒德森指出，在“民主市场社会”中，“社会”（Society）是最难界定的一个概念。它并非泛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的组织，而是我们对一种现代社会秩序的描述，它与“社群”（Community） 的含义大不相同 。在 19世纪初以前，社群指靠面对面人际传播关系维系的传统世界，包括家庭、宗教、邻居和社交圈，它如同一幅乡村风情画，人们在其中劳作、歇息。而“社会”则是城市中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偶然相遇的地方，它以个人为单位。从农村到都市，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体系到市场取向的商业和制造业经济，人们得以从封闭的旧习俗中解脱出来，寻找形成个人人格的机会，并在人际关系冷漠的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机遇，因此在城市的新环境中“社会”一词的概念产生了。在这里，人们认识到自己是崭新而重要的人，同时也感受到新社会关系的压力。生活变得像是在观看路上的过客，或是在报纸上“读”他人，或是在商店、工厂、办公室里接触他们。另一方面，人们也了解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对他人也是有价值的或是有吸引力的。现代报纸就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根，它不仅仅反映和代表着“民主市场社会”(15)文化，而且为这种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将“民主市场社会论”与马克思、恩格斯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观点进行比照是颇有意思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初，随着产业革命在英国的基本完成和在美、法、德等国的深入进行，一场世界性的交往和通信革命发生了，世界从此进入了密集的社会交往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交往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信息爆炸”“地球村”）。

交往革命导致了人们对信息需求的社会化，这就是说，对信息的需求不再限于少数人、某些群体和某个特殊的时刻，而成为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日常需要和渴求了。“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16)个新部门。”只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旨在满足社会性新闻信息需要的新闻事业才能应运而生。

在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条件兼备的社会环境里，新闻事业最早成为一个社会新部门，并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是英美两国的新闻事业长期执世界牛耳的根本原因。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随着国家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世界性交往的带动下和民主化市场经济国家的示范下，法、德、俄（苏）、日、中这些世界主要国家才相继出现现代新闻事业。这种带动和示范是一种必要条件。

在当今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正着手建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比较充分、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新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翘首以待的优良社会环境。毋庸讳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新闻事业的几乎所有的“硬件”（物质技术）均已具备，但是“软件”还不行。其结果是，投入很大，但产出却不理想。从国际范围内看，中国的新闻产品还缺乏影响力和竞争力，新闻生产的效益偏低。举例而言，作为现代新闻事业标志之一的廉价报刊尤其是新闻性周刊还没有真正出现。一份《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的售价为8.80元，其曲高和寡，势所必然；另一方面，新闻周刊所依托的是以解释性、背景性报道为基本文体的报道空间，而这种多有揭露、曝光成分的报道空间目前仍然过于狭窄。这就不能不令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空间的扩展而大声疾呼了。（写于1998年）新闻宣传异同论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组织、经济实体和其他社会集团无不以新闻媒介为最便捷、最有力的传播工具。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人常将新闻与宣传视为同一体。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对此加以反省。其实，宣传活动与一般新闻传播活动有着若干相异之处。

在一般中国公众眼中，新闻与宣传往往是同义语。这一情形的产生自有其原因。首先，中国的新闻媒介受党的各级宣传部的直接领导，新闻记者往往被群众称为“搞宣传的”；其次，我们过去不大分得清新闻与宣传的不同之处，在封闭的环境下沿用苏联的新闻与宣传模式，新闻界以广大受众利益的代言人自居，而根本没有受众本位和新闻市场的概念。那么，新闻与宣传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哪些不适应当今时代的东西呢？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宣传”词义溯源“宣传”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它的运用与军事和战争活动关系密切。它在《三国志》中多次出现：“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今城中强弱相陵，心皆不定，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在这些语句中，“宣传”的含义为宣布传达和互相传布，可见在公元3世纪时，我国学者已将它定义为与传播含义相近的词。

在西方，宣传的对应词是propaganda，它源于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五世1622年创办的“信仰宣传圣教会”（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该机构的宗旨是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对抗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运动。据西方学者研究，直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propaganda这个拉丁词语不是一个大众用语。

如果说在中国“宣传”由一个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术语逐渐演进为一般性词语的话，那么在西方，propaganda 一词显然经历了一个从宗教词语到大众词语的世俗化过程，其转变最终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过在1842年出版的《布兰德氏科学、文学和艺术辞典》中，propaganda就带有贬义了，该词典将propaganda解释为：“被用于现代政治语言中，作为对秘密团体散布、为大多数政府所畏(17)惧和厌恶的意见和原则的指责性用语。”

美国政治学者、宣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在其成名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一书中对宣传下的定义是：“它仅指以有含义的符号，或者稍具体一点而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18)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七年后他将宣传的定义修正为：“宣传，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说，就是以操纵表述来影响人(19)们行动的技巧。”拉斯韦尔认为，广告和公告都属于宣传范围。

在1913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尚未出现propaganda这一词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propaganda一词的流行和战时宣传的种种实践引起了欧美不同领域学者的强烈关注。1918年初，英国成立隶属于政府新闻部的战时机构“对敌宣传司”（Department of Enemy Propaganda），由报业巨头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1865—1922） 主管。这是 propaganda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机构名称中。北岩策划和指挥了卓有成效的对德宣传战。而在东方，列宁利用报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也使宣传一词名声大振。现当代西方人眼中的propaganda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总体战争”。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 ·茨威格所言：“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20)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这种工作主要是由舞文弄墨的记者和作家做的，其中最“成功”的是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普遍认为宣传对于战争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后来发现这种影响被夸大了），因而对宣传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前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 ·鲁登道夫称：“我们的敌人建立了一个‘德国自信心(21)破坏部’。它的领导人是协约国中最大的流氓——北岩爵士。”

当拉斯韦尔的专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公开出版时，有人(22)说它是“一本教唆权术的书，应当立即予以销毁”。接下来，一些参与战时宣传的新闻记者著文揭露战时宣传中歪曲事实、夸大敌方暴行等内幕并对自己丧失新闻道德的行为表示忏悔。从此，西方公众(23)对宣传一词开始产生了这样的坏语感：宣传=有组织的谎言。

30年代初，希特勒执掌德国国家政权伊始即成立了由戈培尔主管的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简称宣传部）。该部下设广播、报刊、电影、文献资料、戏剧等分支机构，在长达十余年的纳粹统治时期全面控制了德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并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鸣锣开道。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行径，不仅让英美等国公众感到极度恐惧，也使他们加深了对propaganda的憎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和英国也设有政府的宣传机构。而在一般英美人的眼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多元民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础，信息的垄断（尤其是官方的垄断）则与此背道而驰。因此，即便是在战时，开展宣传虽属必要，但毕竟是一种“邪恶”。

在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宣传一词通常被弃而不用，代之以“公共关系”“广告”等字眼。这是因为宣传的贬义色彩已成为一般公众的刻板印象，以致宣传常常与党派、集团私利和偏见相联系。当一个人被称为“宣传家”（propagandist）时，他是难以获得公众信任的。

在美国，新闻界推崇的“客观性”（objectivity）要求新闻媒介：（1）将事实与观点分开；（2）报道新闻时不带主观色彩；（3）公正平衡，使当事双方均有机会向受众提供充分的信息。美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性与宣传是格格不入的。宣传在苏联和中国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宣传家列宁从办报入手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他组织的卓越的宣传活动，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立下了殊功。在苏联，宣传被细分为宣传和鼓动。两者的区别在于：宣传是指广泛地传播某种深入而详细的思想、理论和学说，它“以形成(24)一定的世界观为目的”1

，更多地诉诸理智；鼓动是“通过讲演和各种群众性报道手段传(25)播一种思想，以影响群众的认识、情绪和社会积极性”，鼓动的目的不是对所要鼓动的学说进行系统的叙述，“鼓动比任何事情都密(26)切地与现实群众运动相联系”，它诉诸感情。

从苏联的实践来看，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抵御外敌入侵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苏联的宣传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而缺乏活力的体制，在和平建设时期暴露出种种弊端。这主要表现在：宣传鼓动强调意识形态至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僵化和教条式的理解；宣传鼓动没有将党、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甚至成为鼓吹个人崇拜、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宣传鼓动全面取代新闻媒介的新闻信息传播，以致出现“《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的政治笑话。

长期以来，我国的宣传、新闻体制是沿袭战争时期和苏联模式的产物，其特点与苏联时期极为相像，即：单一党报体系，高度集权调控，突出宣传功能，经费和发行国家包干。这种体制在战争年代尚可，(27)到了建设时期则弊端四起。

有鉴于此，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宣传和新闻工作者，都提出了改进宣传和新闻工作的要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避免宣传流为不看对象、不讲效果的空洞说教，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宣传必须提高艺术性。江泽民说：“当然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要讲究宣传艺术，增强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把报纸(28)办得生动活泼，喜闻乐见。”

鉴于苏联和中国新闻传播体制的历史渊源，为了廓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第一步便是对战争时期和非战争时期的新闻传播在基本功能上分别予以探究。在战时，新闻传播突出宣传功能、新闻媒介充当宣传工具是一种常态。而在非战时，尤其是在加速推进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时期，这种情形就发生了反向的偏转。战时与非战时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可做如下比较：宣传与新闻的联系与区别

宣传与新闻被一部分人视为同义语，这至少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首先，宣传与新闻都属于传播的范畴。传播过程可以简化为：A向B传递信息X。在前面引用的拉斯韦尔对宣传的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将宣传归结为一种以符号来控制意见的特殊传播活动；第二个定义则将宣传归结为一种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宣传下的定义是：“宣传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手势、旗帜、纪念碑、音乐、服饰、徽章、发型、硬币图案、邮票等）以求操(29)纵他人信仰、态度或行为的或多或少系统的活动。”在传播学东渐的今天，我国学者对宣传的理解与国外同行趋于一致。《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的定义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其次，现代宣传主要通过新闻媒介来进行。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媒介进行。新闻事业出现以后，报刊、广播、电视成为宣传者使用的基本工具（当然，现代宣传并不排斥古已有之的各种简单媒介）。最后，新闻事业脱胎于宣传活动。新闻事业充其量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而早期的报刊均是特定的政治或宗教集团的宣传工具。从世界范围看，报纸从 “观点纸”向“新闻纸”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终结的过程。

另一方面，宣传与大部分新闻传播活动在内容、方法和目标上，有若干的不同点。拉斯韦尔认为，宣传包括大部分的广告，也涉及所有与劝服（persuasion）相关的传播活动。按照拉斯韦尔的看法，宣传应包括老师对学生的教导，但是一般人并不把教学活动视为宣传。心理学家罗杰 ·布朗是这样区分宣传与劝服的：他将劝服定义为“操控符号而导致其他人产生某种行动”，而只有当“劝服的目标只利于劝服者本身，而不符合被劝服者的最佳利益”时，这种劝服性传播才(30)被视为宣传。

根据上述区分，我们可以将宣传、劝服与一般传播活动的目的做(31)如下比较：

就宣传与新闻的实际运作而言，它们通常有以下相异之处：

第一，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符号是对于特定的反应者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信号（刺激物）。符号被认为具有神秘、不可思议的魔力，“这种魔力的最大秘诀，在于唤起人们的刻板印象。恰似狗对铃声做出条件反射那样，在刻板印象面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做出一(32)致的反应。”对于纳粹分子来说，是种族优越感和德国强大的象征。镰刀铁锤对于共产党人、十字对于基督徒、新月对于穆斯林，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为了获得最佳的宣传效果，符号的含义在基调上应当是积极的。宣传者在选择符号时应做到少而精。只要充满激情，一个简洁的口号、图案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伟大卫国战争”“改革开放”“一国两制”这样的口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感召力。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一个个性鲜明、易识易记的标识、符号，是成功的企业宣传的首要条件之一。而新闻传播追求的是尽可能大的信息量。

第二，宣传重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受预设、恒定目标的导引，需要以相同的内容对宣传客体进行反复的灌输。而新闻传播期待的是“朝朝新世界”，忌讳老生常谈。同新闻传播的不断推陈出新相比，宣传在这方面天生处于下风。某些地方官员频频利用媒体颂扬其政绩，媒体不胜其苦，因为如此行为只能吓跑受众。

第三，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宣传所传播的总是某种观念，它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理论、纲领、方针、道德主张等，即便传播某些事实，这些事实也是为特定观念服务的。而新闻传播须臾离不开具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第四，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宣传者总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发布某些信息，宣传过程中常伴随着“旧闻”和“不闻”。而时效是新闻的生命。随着社会的民主化和开放进程的推进，在新闻传播中增加透明度已是大势所趋。在第一时间向最广大的受众提供新闻，使之最快地转变为社会财富，应成为宣传者和新闻传播者的共识。

第五，宣传重操控，新闻重沟通。宣传的本质在于其功利性，旨在对宣传客体进行操纵和控制。新闻传播则以反映环境变化的最新信息来沟通整个社会。在特定的时期，适度操控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高度理性和公民道德感、责任感的受众越来越多，认为受众是一击即倒的靶子的“魔弹论”日益失势。这就向宣传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为新闻传播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机遇。

第六，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主导社会价值观的宣传活动总是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而新闻传播注重用全面、翔实的最新事实来勾勒世界的完整画面。

笔者在此更为强调的是新闻传播与宣传的差异，但这并不是要否定宣传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而是针对当代中国迅速变化发展了的社会面貌，着眼于信息时代和“地球村”的传播环境以及提高新闻传播与宣传效能的内外需求，对相关的若干问题做初步的探析，以期从理论上廓清新闻传播与政治宣传、公关、广告等非新闻传播活动的关系。（写于1999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33)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 sphere）

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尤尔根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以它为主题所写的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尽管如此，“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本身仍有待澄清。鉴于哈贝马斯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和(34)社会学界已广为人知而在新闻传播学界鲜被提及，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哈氏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就。哈氏的学术成就与国人的渐次认识

自196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就被誉为联邦德国最具强大威力的哲学家、“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欧力同，1997：“前言”），其学术观点深植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德国贤哲深厚的哲学及社会学传统中，“经其高度的综合分析，并以政治及道德的终极关怀贯穿其中，其影响力遍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等”（张锦华，1994：199—200）。“在有关方法论、哲学和政治学等重要问题的大量论战中，他是中心人物”，他“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以至于他不可能对他的工作做出确切的概括”（戈尔曼，1989：386—187），他确实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在纳粹统治下长大，1949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后于1954年进入波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大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一起从事研究工作，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由此而变得激进起来”（戈尔曼，1990：385）。

哈贝马斯虽然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但他肯定启蒙运动关于民主公共生活的理念，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看成是改革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模式，因而在阿多诺看来他具有一种危险的保守倾向。1961年，他完成了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然而让这篇论文通过的不是他的导师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领袖马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而是马堡大学的一名教授。1962—1964年，哈贝马斯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1971年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1981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1983年起重新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1999年4月曾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华访问。

作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者，哈氏早已蜚声世界，国人自(35)1980年代起对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止于上述领域，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人们对他的名字还相当生疏。无独有偶，在哈氏《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英文本1989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推出以前，美国学界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自1989年起，即原书德文版出版近三十年后，英语世界出现了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广泛讨论和(36)对与之相关的公共舆论与传媒的角色问题的深度关注。在中国，先是港台传播学界（张锦华，1994；翁秀琪，1993；杜耀明，(37)1997），后是大陆政治与社会学界（曹卫东，1998；汪晖、陈燕谷，1998），相继译介“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杜耀明，1997：14—15），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那时就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Dahlgren，1995: 7）。“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这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38)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在阿伦特那里则不然（Dahlgren，1995: 7）。就哈氏而言，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他在1962年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年为一套百科全书写了一个词条、1990年为他那本名著德文新版写了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1）。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随着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使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一切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了，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在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阿狄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的(39)《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用以下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的知识体系宏大，其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但理解起来仍有一定的困难。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收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区别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1999b：35）：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空间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40)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了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相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哈贝马斯，1999a：170—171）。哈氏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易名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可能更恰切）。

哈氏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及“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有人情味的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1999a：18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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