侏罗纪公园（共二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迈克尔·克莱顿

出版社：上海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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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公园（共二册）试读：

献给A-M和T

爬虫类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它们浑身冰凉、外表暗淡、骨骼松软、皮肤污秽、脾气暴躁、眼睛狡黠、气味难闻、声音嘶哑，喜欢栖息在肮脏的地方，还会分泌出毒液；因此造物主没有施展它的力量创造出许多来。——林奈 1797

你无法取消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埃尔文・查戈夫 1972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事件

在20世纪末期，科学界掀起了开发一项科学技术的热潮，其涉及层面之广泛，令人震惊。人们不顾一切，同时急不可耐地使遗传工程商业化。这个行业的发展如此迅速——外界对它的评论也很罕见——以致人们几乎完全难以认清其广度、深度及所包含的意义。

生物技术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到90年代末，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原子能和电脑。一名观察家说：“生物技术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们的医疗保健、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娱乐，甚至我们的身体本身。一切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它将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

但是，生物技术革命在三个重要方面却不同于以往的科学变革。

首先，它有广泛的基础。美国进入原子时代靠的是洛斯阿拉莫斯镇的一个科研机构，美国能进入电脑时代，全靠大约十来家公司的努力。但是如今，光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实验室在进行生物技术研究，其中500家公司每年在这项技术上就要花费50亿美元。

其次，这些研究工作许多都是轻率的、毫无意义的举动。比如努力设计色泽较浅的鲑鱼，以提高它们在溪流中的能见度；设计方形的树木，使其更便于砍伐；设计可以注射的香味细胞，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闻到你所喜爱的气味。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儿戏，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生物技术能应用于传统的和与时代潮流息息相关的工业中，比如化妆品工业和针对休闲活动的工业。确实，这种情况使人们更加希望别出心裁地应用这项威力巨大的新技术。

第三，这项工作不受任何约束，无人进行监督，没有任何联邦法律能对它加以控制。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的政府政策来加以管制。而且，由于生物技术产品的范围从药品、农产品，一直到人造雪，要制定一项明智的政策也十分困难。

然而，最使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科学家中找不到监督人员。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几乎所有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进行有关生物技术的商业活动。没有超脱的旁观者，每个人都与商业利害息息相关。

分子生物学的商业化在科学史上是最令人目瞪口呆的道德事件，而且其发展速度令人震惊。自伽利略时代到今天的400年中，科学始终是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自由而公开的探索来向前发展的。科学家无视国界的限制，以为自己超越了暂时的政治利害关系，甚至超越了战争。科学家总是竭力反对在科学研究中互相保密，甚至对那些把自己的发现视为专利的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许多年以来，科学家的发现也确实带有一种独特且无私的性质。

1953年，当两名英国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的结构时，他们的成果为世人所颂扬，被看作人类精神的胜利，是几个世纪以来寻求用科学方法去理解宇宙的伟大成就。人们满怀信心期待着他们的发现将毫无保留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30年后，几乎所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科学界同行都在从事一种迥然不同的事业。分子遗传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规模宏大、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商业活动，不过这种现象的开端，应追溯到1976年4月，而不是1953年。

当时曾举行过一次现今已广为人知的会议。会议中，投机商罗伯特・斯旺逊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赫伯特・伯耶接洽，两个人决定合伙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来运用伯耶的基因剪接技术。他们的新公司——基因泰克公司，很快便在最早创立的遗传工程公司中成为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一家。

突然间，似乎每个人都在谋求财运亨通。每个星期都有新公司宣告成立，科学家一窝蜂地运用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到了1986年，至少有362位科学家——包括64位科学院院士——在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中挂名。而持有生物技术公司股票或从事咨询工作的人数更是几倍于此。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种观念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理论科学家抱持一种看法，认定商业都是俗不可耐的。他们把追逐金钱视为智力上极无趣的事情，且认为那样的行为只适合商店老板。而为工业界从事研究，即使是在享有很高信誉的贝尔公司或IBM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也只是那些在大学里无法谋得职位的人所做的事情。因此，理论科学家对应用科学基本上抱持批评的态度，对工业的印象也是一样。他们长期保持的对立情绪使大学里的科学家免于遭受工业界的利益左右，无论何时在技术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都会有一些不牵涉利害关系的科学家在最高层客观地商讨这些问题。

但是今非昔比。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研机构，是与商业无关的。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遗传学研究仍在继续，而且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但这项工作是秘密仓促地进行着的，而且唯利是图。

在这一片商业氛围中，出现个像帕洛阿尔托国际遗传技术公司那样野心勃勃的商业公司也许是必然的。同样，它所制造的一场遗传危机没有给予报道，这自然也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毕竟，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研究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而这个真实事件又发生在中美洲最偏僻的地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也还不到20人。当然，只有几人幸免于难。

甚至到最后，在1989年10月5日，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旧金山高等法院申请通过破产保护时，其过程仍然没有引起新闻界重视。这似乎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是当年破产的第三家小型美国生物工程公司；从1986年起，这是第七家倒闭的生物工程公司。法院的文件几乎都没有公之于世，因为其债权人是在日本从事投资的国际财团，例如蛤（Hamaguri）和伝坂（Densaka）这些财团，向来都避免公开抛头露面。为了防止消息不必要的泄露，高云-斯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丹尼尔・罗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顾问——也出面代表日本投资人。哥斯达黎加的副领事也秘密地发出异乎寻常的请求。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纠纷能悄悄地偃旗息鼓，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达成和解的双方包括著名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签署了一项禁止泄密的协议，对所发生的事件守口如瓶。但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中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并非协议签署人，他们都很乐意讨论这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导致了1989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西海岸一个偏僻小岛上那两天中所发生的一切。猛兽噬人

滂沱的热带暴雨啪啪地敲打着医疗诊所的铁皮屋顶，雨水哗哗地顺着金属的排水导管流下，像一股汹涌的激流飞溅到地面上。罗伯塔・卡特叹了一口气，呆呆地望着窗外。低垂的雨雾遮蔽了海滩及海滩外的大海，她从诊所望出去，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两个月前她来到哥斯达黎加西岸的阿尼亚斯哥，成为一位出诊医生。这里的生活和她[7]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博比・卡特在芝加哥的迈克尔里斯医院的急诊室实习了两年，在那段极度紧张的生活后，她希望能沐浴在海边的阳光下，过过轻松自在的生活。

她来阿尼亚斯哥湾已有三个星期，这段时间天天下雨。

其他的事物都令人满意。她喜欢这里与世隔绝的环境和当地居民热情友好的态度。哥斯达黎加的医疗体系是世界上最出色的20个医疗体系中的一个，甚至在这个偏僻的海边小镇也有良好的医疗诊所，医务人员和药物器材齐全。她的助手曼纽尔・阿拉贡为人聪明且训练有素，因此博比在这里能发挥与她在芝加哥实习时一样的临床水准。

可是这雨，这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停歇的雨！

在化验室的那边，曼纽尔歪着头。“你听。”他说。“嗯，我听到了。”博比回答。“不，你仔细听。”

接着，她也发现了，那是和雨声混杂在一起的另一种声音，一种更为低沉的隆隆声正慢慢地变响，最后变得十分清楚——是直升机发出的富有节奏性的机械声。博比思忖：像这种天气，怎么可能有直升机。

然而那声音仍不断地变响。接着直升机由低空冲破海面上的雨雾，在头顶上发出巨大的轰响，盘旋着，又绕回来。她看到飞机掠过海面，从渔船附近擦过，随后转向缓缓地飞往摇摇欲坠的木结构码头，最后又飞回海滩。

它在寻找降落地点。

这是一架大机腹的西科斯基直升机，侧面漆着蓝色条纹，上面写着“国际遗传建筑”的字样。那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名字，他们正在一个近海的岛上修建新的休闲度假区。据说这个休闲度假区颇为壮观，而且结构十分复杂；许多当地居民都被雇用参加建设，工程施工已有两年多了。博比完全能够想象——一个大型美国休闲度假区，有游泳池、网球场，游客可以在那里尽兴游玩，畅饮鸡尾酒，完全摆脱都市的现实生活。

博比感到很纳闷，岛上有什么事如此紧急，以至于直升机要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飞行。当直升机在海边潮湿的沙滩上降落时，她透过挡风玻璃看到驾驶员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从机舱里跳了出来，“砰”地打开一侧的机舱门。她听到一阵狂乱的西班牙语吼叫声，于是曼纽尔用手肘轻推了她一下。

他们是在呼唤医生。

一名白人大声发布着命令，两名黑人机员抬着一具毫无生气的躯体向她走过来。那白人披了一件黄色油布雨衣，棒球帽的边上露出一圈红发。“这儿有医生吗？”当博比跑出去时，他问她。“我是卡特医生。”她说。大颗的雨珠哗哗地落下，打在她的头和肩上。红发男子对她皱了皱眉。她身穿牛仔裤和紧身小背心，肩上挂着一个听诊器，听诊头由于受盐分很重的海风侵蚀，已经变得锈迹斑斑。“我叫艾德・雷杰。我们有个重伤病人，医生。”“那你最好把他送到圣荷西。”博比说。圣荷西是首都，搭飞机20分钟就可到达。“我们本来打算去那里的，但是这种天气我们无法飞过山去。请你在这里替他治疗。”

当他们把伤者抬进诊所时，博比在一旁快步走着。他是个小伙子，还不到18岁。她掀起他那沾满鲜血的衬衫，只见肩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另一道伤口则在腿上。“怎么回事？”“是建筑工地意外事故造成的。”雷杰高声吼叫说，“他摔倒了，一辆推土机轧到他身上。”

小伙子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毫无知觉。

曼纽尔站在诊所色彩鲜艳的绿色大门旁，挥着他的手臂。他们把伤者抬进大门，放在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曼纽尔拿来静脉注射器，博比把灯拉到小伙子的上面，弯下身子察看他的伤势。她立即发现伤势很重，这小伙子几乎必死无疑。

一道长长的伤口从肩部一直延伸到整个躯干。伤口边缘的肌肉被割得支离破碎，肩部关节已经脱位，白骨暴露在外。第二道伤口划破了大腿厚厚的肌肉，肌肉下的股动脉清晰可见。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条腿已经被整个剥开了。“请告诉我他是怎么受伤的。”她说。“我没看到。”雷杰回答说，“他们说是被机器碾的。”“他看起来似乎像是被动物袭击了。”博比一面察看伤口，一面说。她像大多数重症室的医生一样，对几年前接触过的病人的具体症状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她见过两次动物致伤，一次是两岁的幼儿被一条罗威纳犬袭击，另一次是一名喝醉酒的马戏团工作人员遭到孟加拉虎的攻击。两次的伤势均十分相似，动物致伤有一种明显的特征。“动物袭击？”雷杰反问，“不，不，这是推土机造成的，请相信我。”雷杰说话时不断舔着嘴唇。他的神色十分紧张，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博比觉得纳闷，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要是他们在休闲度假区的建筑工地上雇用毫无经验的本地工人，他们一定会不断发生意外。

曼纽尔问道：“你想做冲洗吗？”“是的，”博比回答，“不过你先替他止血。”

她把身子弯得更低，用手指摸着伤口。如果是推土机从他身上轧过，泥土就会深深嵌入伤口。可是伤口中并没有一点泥土，只有一层黏滑的泡沫，而且伤口散发出奇怪的气味，一种恶臭、死亡和腐烂的味道。她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多久以前的事？”“一小时。”

她再次发现艾德・雷杰非常紧张。他属于那种情绪外露、容易激动的人，而且不像是建筑工地的工头，反而比较像一名管理人员。他显然感到力不从心。

博比・卡特又转过身来看着伤口。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机器造成的创伤，从伤口看起来绝不是那么一回事。伤口没有被泥土玷污，没有机器碾压的痕迹。任何机器导致的损伤——汽车撞伤、工厂意外事件——都会有碾压的痕迹。但小伙子身上的伤却没有半点类似的痕迹。相反，他的皮肤被撕得四分五裂，被剥离整个肩膀，还有整条大腿。

这确实像是动物造成的伤口。另一方面，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大多没有任何损伤，对于一个受到动物袭击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异乎寻常。她又观察了一下他的头部、手臂、手……

那双手。

当她看着那双手时，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两只手掌上都有伤痕，手腕和前臂有青肿。她在芝加哥的经历足以使她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好吧，”她说，“你们在外面等候。”“为什么？”雷杰惊慌失措地问。他不想照她的要求做。“你还要不要我抢救他？”她边说着边把他推到门外，当着他的面关上了房门。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她对此很反感。曼纽尔感到犹豫不决：“我要继续冲洗吗？”“是的。”博比回答说。她伸手拿过那架小巧的奥林巴斯牌傻瓜照相机，移动了一下灯光，以便看得更清楚，然后对着伤口照了几张快照。这的确像是被咬伤的，她暗自思忖着。接着，小伙子呻吟起来，博比把照相机放在一旁，朝他俯下身子。他的嘴唇在动弹，但口齿不清楚。“Raptor，”他说，“Lo sa raptor...”

曼纽尔听到他的话后浑身变得僵硬，吓得直往后退。“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博比问。

曼纽尔摇摇头：“我不知道，医生。Lo sa raptor——这不是西班牙语。”“不是？”她倒觉得这话挺像西班牙语，“那么请你继续替他清洗吧。”“不，医生，”他皱起鼻子，“气味实在太难闻了。”他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

博比再次望向伤口上那层黏滑的泡沫。她摸了一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搓着。这几乎像是唾液……

那受伤的小伙子的嘴唇在嚅动。“Raptor。”他轻轻地哼着。

曼纽尔带着十分恐惧的腔调说：“它咬了他。”“什么咬了他？”“Raptor。”“Raptor是什么？”“就是Hupia。”

博比皱起眉头。哥斯达黎加人并不特别迷信，但是她曾在村子里听到人们提及Hupia。人们说那是一群在夜间出没的鬼魅、不露面的吸血魍魉，专门绑架幼小的儿童。据传Hupia曾经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群山中，但现今已移居到近海的岛上。

曼纽尔一边后退，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嘴里不停地咕哝：“这不正常。这种气味，”他说，“是Hupia。”

博比正想叫曼纽尔回来工作，那名受伤的小伙子突然睁开眼睛，在桌子上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曼纽尔吓得大声尖叫。受伤的小伙子呻吟着，头部扭动着，两眼睁得很大，直愣愣的目光时而往左，时而往右，接着，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他立即进入了痉挛状态。博比想抓住他，他却浑身抖动着，从桌上摔到水泥地上。他又呕吐起来，鲜血溅了一地。雷杰打开房门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当他看到鲜血时，用手捂住嘴转过了身去。博比抓过一根棒子，想撬开小伙子紧闭的嘴巴，尽管她心里明白这样做已无济于事。最后他抽搐了一下便瘫倒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她弯下身子，打算替他做人工呼吸，但是曼纽尔猛然抓住她的肩膀往后拽。“不行，”他说，“Hupia会来的。”“曼纽尔，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行，”他恶狠狠地盯着她，“不行，你不懂这些事情。”

博比看着躺在地上的小伙子，意识到做不做人工呼吸已经无所谓了：她不可能再使他苏醒过来。曼纽尔叫来那两个黑人机员，他们回到屋子里抬走了尸体。雷杰走了进来，用手背擦着嘴巴，一边咕哝道：“我相信，你确实已尽了力。”然后她看着他们抬走尸体，上了直升机，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飞入了云端。“还是这样比较好。”曼纽尔说。

博比还在想着小伙子的双手。那双手青肿且布满伤口，一看便知是防卫时受的伤。她十分肯定，那名小伙子不是死于建筑工地的意外伤害，他是受到攻击，他举起手来是为了抵抗攻击者。“他们的那个岛屿在哪里？”她问。“在大海中，离海岸约有100到120海里。”“作为旅游胜地是远了些。”她说。

曼纽尔还注视着直升机。“我希望他们再也不要来了。”

唔，博比思忖，至少她拍下了照片。但是当她朝桌子转过身时，发现照相机竟然不翼而飞了。

那天深夜，雨终于停了。博比独自待在诊所后面的卧室里，翻阅着那本已破烂不堪的平装西班牙语词典。小伙子曾说过“Raptor”一词，尽管曼纽尔一再否认，博比还是怀疑那是西班牙语中的词。果然，她在词典中找到了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强夺者”或“诱拐者”。

这个解释使她陷入了沉思。这个词的含义使人想到似乎与Hupia的含义十分接近。当然，博比并不迷信。没有任何鬼魅使他手上伤痕累累。那小伙子想告诉她什么呢？

博比听到从隔壁屋子里传来的呻吟声。村子里的一位妇女正忍受着分娩前的第一阵阵痛，当地的助产士艾琳娜・莫拉莱斯在一旁照顾她。博比踏进诊所，对艾琳娜做了个手势，要她暂时出来一下。“艾琳娜……”“是的，医生？”“你知道什么是Raptor吗？”

艾琳娜已经60岁了，头发灰白，但身体壮实，一副注重实际、不苟言笑的样子。在夜晚星光的照耀下，她皱起双眉反问：“Raptor？”“对。你懂这个词的意思吗？”

艾琳娜点点头：“它的意思是……夜间出来拐骗儿童的人。”“绑匪？”“没错。”“是Hupia吗？”

艾琳娜的举止立即整个改变了：“别说这个词，医生。”“为什么不能说呢？”“现在别谈论Hupia，”艾琳娜朝正在呻吟的临产妇女点点头，断然地说，“现在说这个词很不吉利。”“可是，猛兽会咬伤或抓破受害者吗？”“咬伤或抓破？”艾琳娜疑惑不解地说，“不会，医生，它不会这样的。猛兽是拐跑新生儿的人。”这场谈话似乎使她很烦躁，因此她急于中止谈话，转身朝诊所走去，“她要分娩时，我会叫你的，医生。我认为还要过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她才会生。”

博比仰望着满天星斗，聆听着海上的波浪轻轻拍打着海岸。黑暗中，她看到停泊在近海的渔船的朦胧轮廓。整个环境是那么静谧，没有半点儿异常，她觉得自己这时候谈论什么吸血魍魉和被拐骗的孩子，简直是蠢极了。

博比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再次想起曼纽尔坚决地说，这不是西班牙语。因为好奇，她查阅了一下英语小词典，结果吃惊地发现词典上也有这个词：

Raptor［名词］：猛禽。

在最初的不规则零散曲线中，几乎看不到基本数学结构的揭示。——伊恩・马尔科姆几乎是乐园

迈克・鲍曼一面开着那辆越野车，穿过位于哥斯达黎加西海岸的卡沃布兰科生态保护区，一面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这是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路上眼前的景色十分壮丽——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从这儿可俯瞰热带丛林及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据旅游指南介绍，卡沃布兰科是一块未经破坏的荒原，几乎是一个乐园。现在看到这样的景色，鲍曼觉得自己似乎又在度假了。

鲍曼今年36岁，是达拉斯的房地产经纪人，与妻子、女儿一起来这里休假两个星期。其实这次旅行是他妻子爱伦的主意。几个星期以来，爱伦不断地跟他谈论着哥斯达黎加那些奇妙的国家公园，并说蒂娜若能亲眼目睹该有多好。后来当他们到达这里之后，他才知道，爱伦早已和圣何塞市的一名整形大夫预约好了。这是迈克・鲍曼首次听说哥斯达黎加有医术高超、收费低廉的整形治疗以及圣何塞市有设施豪华的私人诊所。

当然，他们之间大吵了一架。迈克认为妻子对他撒了谎，而她也确实这么干了。他坚决反对这次整形手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实在很可笑，爱伦才30岁，而且美貌动人，真是见鬼，她在赖斯毕业的那一年还当选过舞会皇后，这一切至今还不到10年呢。然而爱伦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经常为此烦恼。这些年来，她最担心的事仿佛就是青春的容颜不能常驻。

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其他各种事情。

越野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周围泥浆四溅。坐在他身旁的爱伦问：“迈克，你确定这条路没错吗？我们已经有几小时没见到一个人影了。”“15分钟之前还看到另一辆车呢，”迈克提醒妻子，“记得吗？那辆蓝色的车。”“走另一条路的……”“亲爱的，是你想去一个没有人迹的海滩，”迈克说，“那是你想去的地方。”

爱伦半信半疑地摇摇头。“但愿你没走错路。”“是啊，爸爸，我希望你没走错路。”坐在后排的蒂娜说。她今年8岁。“相信我，我是对的。”他一声不吭地开了一会儿，“景色迷人，对不对？瞧那边，美极了。”“嗯，不错。”蒂娜应道。

爱伦掏出连镜小粉盒，对着镜子照着，按了按眼睛下方。她叹了口气，又把粉盒收起来。

道路开始向下倾斜，迈克全神贯注地开着车。突然，一团小小的黑影猛然越过路面，蒂娜尖声叫了起来：“你们看！你们看！”黑影马上消失，跑进了丛林中。“那是什么？”爱伦问，“是猴子吗？”“也许是松鼠猴。”迈克回答说。“我能把它写上去吗？”蒂娜掏出铅笔问。她把旅途所见的各种动物列成一张表，这是一项课外作业。“我不知道。”迈克不敢肯定。

蒂娜看着旅游指南上的照片。“我认为这不是松鼠猴，”她说，“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吼猴。”他们在旅途中已见过几只吼猴。“嗨，”蒂娜更加来劲了，“根据这本书上说的：‘卡沃布兰科的海滩上常常有多种野生动物逗留，包括吼猴、白脸猴、三趾树懒，还有长鼻浣熊。’你认为我们会见到三趾树懒吗，爸爸？”“我想我们一定能见到。”“真的吗？”“你照照镜子，不就见到了。”“一点儿都不好笑，爸爸。”

道路向下延伸，穿过丛林，奔向大海。

当他们终于到达海边时，迈克觉得自己真是个英雄。那是一片两英里长的白色沙滩，呈新月形，四周看不到任何人迹。他把越野车停在沙滩旁边的棕榈树树荫下，然后取出野餐盒。爱伦换上了泳装，她说：“说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肥。”“你看起来身材好得很，亲爱的。”事实上，他觉得妻子太瘦了，不过他已学会对此避而不谈。

蒂娜已经跑下海滩。“别忘了涂防晒油。”爱伦喊道。“待会儿涂。”蒂娜回头大声说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三趾树懒。”

爱伦看看海滩四周，还有那些树。“你觉得她会没事吗？”“亲爱的，这里方圆几英里都没有人烟，不用担心她会给拐跑啦。”迈克回答说。“有蛇怎么办？”“哦，看在老天的份上，”迈克说，“海滩上没有蛇的。”“唔，也许会有……”“亲爱的，”迈克断然说，“蛇是冷血动物，是爬行类，无法控制体内的温度。这里是华氏90度的沙滩，要是有蛇出洞，准会被烤死的。相信我，海滩上不会有蛇的。”他看着女儿蹦蹦跳跳地走下海滩，最后在白色的沙滩上只见到一个黑点，“随她去吧，让她玩个痛快。”

他用手搂着妻子的腰。

蒂娜跑着跑着，觉得精疲力竭了，便扑倒在沙滩上，兴致勃勃地打着滚来到水边。海水暖洋洋的，几乎一平如镜。她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稍微喘口气后，便回过头来朝向父母和那辆汽车望去，看看自己到底跑了多远。

母亲正向她招手，示意她回来。蒂娜也兴高采烈地挥着手，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蒂娜不想擦防晒油，也不想回到母亲身旁听她唠叨减肥的事。她只想待在这里，也许能见到三趾树懒。

两天前，蒂娜在圣何塞的动物园里见过树懒，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傀儡，似乎不会伤人。不管怎样，它行动缓慢，她一定可以轻易地追上它。

母亲又在大声叫唤她了，蒂娜决定不再晒太阳，便离开水面到棕榈树树荫下。在海滩的这一段，高大的棕榈树下长着盘根错节、枝丫交叉的红杉树，任何人都无法穿过树丛进入内陆。蒂娜坐在沙上，用脚踢着红杉树的枯叶。她发现沙上有许多鸟的足迹。哥斯达黎加以鸟类繁多而闻名。旅游指南上说，此地鸟的数量是美国和加拿大总和的三倍。

沙滩上有一些三趾鸟的足迹，又小又浅，几乎难以发现。另外还有一些足迹很大，而且在沙中留下深深的痕迹，蒂娜懒洋洋地瞧着这些足迹，突然听到吱吱的叫声，接着从红杉树丛中又传来一阵沙沙声。

是不是树懒发出的叫声？蒂娜觉得不是，但她也不能确定。那是一种海鸟的叫声吧。她一动不动地静静等待，听到那沙沙声又重新响起，最后她终于找到发出声响的地方。在几码远的地方，从红杉树的根部冒出一条蜥蜴，正直愣愣地望着她。

蒂娜屏住了呼吸，又是种可以列在她表格上的新动物！那蜥蜴用两条后腿站起来，靠粗大的尾巴保持平衡，眼睛牢牢地盯着她。蜥蜴站起时，几乎有一英尺高，皮肤呈深绿色，背部有一条条棕色的花纹。它的前腿很细，长着小小的爪子，在空中不断地摆动。当它凝视蒂娜时，头部还歪向一边。

蒂娜觉得这蜥蜴很可爱，有点像大一些的蝾螈。她也举起手来朝它挥动。

蜥蜴并没被吓倒，还用两条后腿向她走来。它不比一只鸡大，而且像鸡一样，走路的时候头部往前点着，蒂娜觉得可以将它喂养成很好的宠物。

蒂娜发现，这蜥蜴留下的三趾足迹看起来和小鸟的足迹一模一样。它向蒂娜靠近，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不想惊吓这只小动物。它竟会靠得这么近，实在令她惊愕不已，但她想起来这里是国家公园。公园里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它们的生命是受到保护的。这条蜥蜴也许很温顺，它希望蒂娜给它一些食物吧。很遗憾，她一点食物也没带。蒂娜慢慢地伸出手来，掌心摊开，让它看清楚并没有食物在手。

蜥蜴停了下来，歪着头，发出叫声。“抱歉，”蒂娜说，“我确实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候，蜥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便跳起来扑向那只伸出的手，她可以感觉到它的小爪子在抓她掌上的皮肤，那动物出奇地沉重，把她的手臂压了下来。

接着，蜥蜴顺着她的手臂向脸部爬去。“我真想现在就看到她。”爱伦说着，在阳光下眯起双眼，“没事，只想看着她。”“我相信她没事。”迈克回答说，一边在旅馆准备的餐盒中挑来挑去。盒子里只有令人倒胃口的烤小鸡，还有一种包了肉馅的糕点。这种食品爱伦根本不会尝一口。“你认为她不会离开海滩吧？”爱伦问。“不会，亲爱的。我认为不会。”“我觉得这里真是荒凉。”爱伦说。“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这种地方呢。”迈克回答说。“我的确喜欢。”爱伦说。“唔，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我只是希望看到女儿，没别的事。”爱伦说。

这时，随着从海滩上吹来的风，他们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正发出尖叫。彭塔雷纳斯“我认为她现在已十分舒适。”克鲁兹大夫说。蒂娜正在氧气帐内熟睡，大夫放下了帐门。迈克坐在床边，紧靠着女儿。他想，克鲁兹大夫或许相当能干，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那是他在伦敦和巴尔的摩医学中心接受训练的结果。克鲁兹大夫医术高明，而且圣马利亚医院——彭塔雷纳斯的这家现代化医院——极其干净，效率很高。

但尽管如此，迈克・鲍曼仍然紧张不安。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身受重伤，而且现在又远离家乡。

当迈克走到蒂娜身边时，她正歇斯底里地尖叫。她整个左手臂鲜血淋漓，布满被咬伤的细小伤口，每个伤口约有拇指指纹那么大。手臂上淌着一团团胶黏的泡沫，就像唾液一样。

他把她抱到沙滩上，她的手臂几乎立即就红肿了起来。迈克久久也不能忘却他是如何疯狂地把车驶回文明世界的。那辆四轮越野车不停地滑动着，费劲地顺着泥泞的道路爬进山中，而他的女儿由于痛楚和恐惧，一直在尖叫，手臂也越来越红肿。早在他们到达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区之前，红肿的部位已扩展到颈部，随后蒂娜开始呼吸困难……“她会康复吗？”爱伦问。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望着氧气帐内。“我相信她一定会的。”克鲁兹大夫回答她，“我又给她注射了一剂类固醇，她的呼吸平顺多了。而且你也看到，手臂上的红肿已大部分消退。”

迈克说：“那些咬伤……”“我们还没有鉴定出来，”大夫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伤口。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正在消失。现在已经很难辨认出来了，幸好我已经拍下照片存档。我还清洗了她的手臂，取下那种黏沫的标本——一份在这里作分析；另一份则送往圣何塞的化验室；第三份我们会冷冻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你有她画的图吗？”“有。”迈克说。他递上蒂娜画的图。“这就是咬她的动物？”克鲁兹大夫看着图画问。“是的。”迈克说，“她说那是一条绿色的蜥蜴，大小像一只鸡，或是像乌鸦那么大。”“我不知道有这种蜥蜴。”大夫说，“她画的这条蜥蜴用后腿站着……”“一点也没错。”迈克说，“她说它用两条后腿行走。”

克鲁兹大夫皱起眉头，又把图画仔细看了一会儿。“我不是专家，我已经邀请古提斯博士来我们这里。他是海湾对面卡拉拉生态保护区的高级研究员，或许他能帮助我们鉴定这种动物。”“这里没有从卡沃布兰科来的人吗？”迈克问，“她是在那里被咬伤的。”“很遗憾，没有。”克鲁兹说，“卡沃布兰科没有常驻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哪位研究人员在那里工作过了，你们也许是最近几个月里第一批在海滩上行走的人类。不过我相信，你们会发现，古提斯博士是个学识渊博的专家。”

古提斯博士留着一脸络腮胡，身穿卡其布衬衫和短裤。令人惊讶的是，他竟是美国人。当他被介绍给鲍曼夫妇时，他用柔和的南部口音说：“鲍曼先生，鲍曼太太，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然后他解释，他是耶鲁大学的野外生物学家，在哥斯达黎加已经工作5年了。古提斯对蒂娜作了彻底的检查，他轻轻地抬起她的手臂，打开手电筒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伤口，随后又用一把袖珍尺量伤口的大小。过了一会儿，古提斯从伤者身边走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仿佛明白了什么。接着他查看了照片，就那种黏液问了几个问题。克鲁兹告诉他，黏液采样正在化验室里接受检验。

最后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紧张地等在一旁的迈克和他的妻子。“我认为蒂娜会没事的。我只是想弄清楚几个细节。”他一边说，一边还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你们的女儿说，她被一条绿色的蜥蜴咬了，那蜥蜴大约一英尺高，从长满红杉树的沼泽地直立着走到海滩上，对吗？”“一点也没错。”“而且那只蜥蜴还发出一种叫声？”“蒂娜说，像鸟鸣声或老鼠的叫声。”“你是说，像老鼠的叫声？”“是的。”“唔，那么，”古提斯说，“我知道有这种蜥蜴，”他解释说，“世界上有6万种蜥蜴，其中只有不到12种能直立行走。在这12种里，拉丁美洲只发现了4种。从颜色来判断，这只蜥蜴很可能是这4种之一，我相信，这只蜥蜴是皇冠鬣蜥，一种带条纹的蜥蜴，是在哥斯达黎加被发现的，在洪都拉斯也有。它们用后腿站立时，有时可高达一英尺。”“它们有毒吗？”“没有毒，毫无毒性。”古提斯解释说，蒂娜手臂上的红肿是过敏反应，“据文献记载，14%的人对爬行类动物严重过敏。”他说，“看来你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她当时高声尖叫，她说很疼。”“也许是这样，”古提斯说，“爬行类动物的唾液中含有血清促进[1]素，能引起剧烈疼痛。”他转身面对克鲁兹，“用了抗组织胺剂后她的血压下降了吗？”“是的，”克鲁兹回答说，“很快就降下去了。”“血清促进素，”古提斯说，“一定是的。”

爱伦仍然觉得不放心：“那么，为什么蜥蜴会先咬她呢？”“蜥蜴咬人是常事，”古提斯说，“动物园的管理员就总是被咬伤。就前两天我还听说，安马洛亚的一只蜥蜴咬了睡在儿童小床上的婴儿，那里离你们去的地方大约有60英里远。所以，的确会发生蜥蜴咬人的事情。不过我不知道为何你女儿身上会有那么多伤口。当时她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做啊，她说她只是静静地坐着，因为她不想把它吓跑。”“静静地坐着。”古提斯皱着眉说完，摇了摇头，“唔，我认为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野生动物的行为是无法预料的。”“她手臂上那些泡沫状的唾液又是怎么回事？”爱伦问，“我老是想到狂犬病……”“不，不，”古提斯博士说，“爬行类动物不可能造成狂犬病。你女儿的病况是皇冠鬣蜥引起的过敏反应。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病情。”

迈克・鲍曼接着给古提斯看蒂娜画的图。古提斯点点头。“我相信这的确是一张皇冠鬣蜥的图画。”他说，“当然啦，有几个细节错了。它的颈部画得太长，她把它的后腿画成了三趾而不是五趾。这条尾巴也太粗，翘得太高了。不过，除了这些之外，这完全就是一条我们正在谈论的那种蜥蜴。”“可是蒂娜特别提到它的脖子很长，”爱伦坚持说，“她还说脚上确实只有三个脚趾。”“蒂娜观察事物很敏锐的。”迈克・鲍曼说。“我相信她观察很敏锐，”古提斯笑着回答说，“不过我仍然认为你女儿是被一条普通的皇冠鬣蜥咬伤，而且产生了严重的爬虫过敏反应。药物发挥疗效的正常时间是12小时。明天早上她应该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在圣马利亚医院地下室现代化的化验室里，人们得到消息，古提斯博士鉴定咬伤美国儿童的动物是一条无毒的皇冠鬣蜥。因此，对唾液的分析立即停了下来，尽管起先进行的分馏已显示出几种未知生物状态的高分子蛋白质，但是夜班化验师忙碌不堪，他于是把唾液标本放到了冰箱内的架子上。

第二天早上，日班工作人员拿着出院病人的名单来核对盛物架。他看到蒂娜・L.鲍曼已被安排在今天上午出院，便把唾液标本扔到一边。最后，他发现标本上有红色标签，也就是说，这份标本得送往圣何塞的大学化验室，因此他又从废物堆里将试管拾回，把它寄了出去。“去，向克鲁兹大夫说声谢谢。”爱伦・鲍曼说着，把蒂娜推上前去。“谢谢，克鲁兹大夫。”蒂娜说。她走过去和大夫握手。然后她说：“你换了件衬衫。”

克鲁兹大夫困惑了片刻，随后他笑了：“没错，蒂娜。我每次在医院值夜班，隔天早上就换衬衫。”“不换领带吗？”“不换，只换衬衫。”

爱伦・鲍曼说：“迈克告诉过你，她的观察力十分敏锐的。”“确实如此。”克鲁兹大夫笑着说，一本正经地握着小女孩的手，“祝你在哥斯达黎加接下来的假期里玩得高兴，蒂娜。”“我会好好玩的。”

他们一家人刚准备离去，克鲁兹大夫突然问：“哦，蒂娜，你还记得那只咬你的蜥蜴吗？”“记得。”“它有足趾吗？”“有。”“有几个足趾？”“三个。”她回答说。“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特地看了一下。”她回答说，“而且，所有的小鸟在沙滩上都留下三趾的痕迹，就像这样，”她举起手来，把中间三个手指分得很开，“那只蜥蜴在沙里留下的也是那种痕迹。”“蜥蜴的足迹像小鸟的一样？”“嗯，是的，”蒂娜回答说，“它走路的姿态也像小鸟。它就像这样点头，一上一下的。”她走了几步，一边点着自己的头。

他们一家人离去后，克鲁兹决定去生物实验站把这番谈话向古提斯博士报告。“我得承认，那女孩的一番话使我迷惑不解。”古提斯说，“我自己也一直在进行查证。现在我已经不再肯定她被皇冠鬣蜥所咬了。完全无法确定。”“那么，那可能是什么呢？”“唔，”古提斯说，“我们不要太早进行推测。顺便问问，你是否听说过医院里还有其他被蜥蜴咬伤的病例？”“没有，干吗？”“我的朋友，如果你听到的话，一定得让我知道。”海滩

马蒂・古提斯坐在海滩上，看着下午的太阳缓缓落下。太阳最后在海面上散发着耀眼的金光，那光芒从棕榈树下穿过，一直照到卡沃布兰科海滩及他所在的红杉树丛中。他所坐的地方就是两天前那个美国小女孩到过的地方附近，这是他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他曾告诉迈克及他的太太，蜥蜴咬人是常有的事，尽管他说的都千真万确，但他还没有听说过皇冠鬣蜥会咬伤人。他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任何人因为被蜥蜴咬而需要住院。况且，倘若她真的是被皇冠鬣蜥所咬，那伤口似乎也稍微大了一点。他回到卡拉拉生态保护区后，就在那里的小型科研实验室里查阅资料，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关于皇冠鬣蜥咬人的记录。接着他又查询美国的一家国际生物科学服务中心，还是没有找到有关皇冠鬣蜥咬人，或是被蜥蜴所咬而住院的资料。

随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安马洛亚的医官。那官员证实，一名出生才9天的婴儿在摇篮里睡觉时，腿部被动物咬伤，他的祖母——唯一的目击者——声称这动物是一只蜥蜴。结果婴儿的那条腿肿了起来，几乎一命归天。他的祖母在描述蜥蜴时说，它的皮肤呈绿色，上面有棕色条纹。在吓跑它之前，它已在婴儿的小腿上咬了数下。“真是怪事。”古提斯说。“没什么可奇怪的，和其他几个咬伤病例一样。”医官回答说。他又补充了几个听来的意外事件：附近一个靠海的叫法斯克兹的林子里，有一名儿童在睡觉时被咬伤；另一个出事地点在波达-索特瑞罗。所有这些意外事件都发生在近两个月内，而且全和熟睡的儿童或婴儿有关。

这些前所未有的情况使古提斯怀疑，一种过去不为人知的蜥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在哥斯达黎加最有可能发生。这个国家的狭窄地段只有75英里宽，面积比缅因州还小。然而在那十分有限的范围里，生物的种类却多得出奇。它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有四道互不相连的山脉，包括12000英尺高的山峰和活火山，雨林、云林、温带、沼泽和沙漠。如此类型的生态环境使它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丰富得令人震惊。哥斯达黎加的鸟类数量是北美洲的三倍。光兰花就有一千多种，昆虫有五千多种。

新的物种不断被发现，近几年来发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探究其原因却十分可悲。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由于被滥伐而逐渐减少，丛林中的生物失去了栖居地，因此移居他方，有时候甚至习性也改变了。

所以，出现新物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新物种的发现不只是引起人们的兴奋，而且也使人们担忧可能会带来的新疾病。蜥蜴身上带着病毒，甚至有的可以传染给人类。最严重的是脑炎，会导致人类和马匹处于昏迷状态。古提斯觉得找到这种新的蜥蜴事关重大，即使是为了检查它是否会传染疾病也是很值得的。

他坐在那里看太阳西落，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蒂娜看到的也许是一种新动物，也许并不是。但古提斯肯定自己没有见过。今天一大早，他带着气枪，子弹匣里装着麻醉镖，满怀希望地来到海滩。可是一天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再过一会儿他就得离开海滩，沿着上山的路开车回家——他可不想在黑暗中行车。

古提斯站起来，准备从海滩往回走，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一只吼猴的黑影，正在长满红杉树的沼泽边缘缓缓行走。古提斯离开树丛朝水边走去。要是这里有一只吼猴，那么他头顶上方的树枝中可能还有几只。吼猴往往会对不速之客撒尿。

可是这只吼猴却与众不同，它似乎没有同伴，而且走得很慢，时常停下来蹲在那里。这只猴子的嘴里衔着东西。当古提斯靠近时，他看到它正在吃一只蜥蜴，蜥蜴的尾巴和后腿还垂在吼猴的嘴外。虽然隔着一小段距离，古提斯仍能看到它绿色的皮肤上有一条条棕色的花纹。

古提斯趴倒在地，用枪瞄准它。那吼猴已习惯保护区的生活，因此十分好奇地望着他，甚至当第一支箭“咻”的一声从它身旁擦过时，它也没有逃走。当第二支箭刺中它的腿部时，它愤怒而吃惊地尖叫起来，立刻丢下吃剩的食物，逃入丛林中。

古提斯站起来向前走去。他并不担心吼猴的安危，那镇静剂的剂量小得可怜，除了使吼猴产生几分钟的晕眩外，不会带来任何危害。他又在考虑如何处置他的新发现。他本人将写一份有关整个情况的初步报告，但这份剩余的食物嘛，当然得寄回美国作进一步的鉴定。那他应该寄给谁呢？这方面公认的专家是爱德华・H.辛普森，他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动物学荣誉教授。辛普森这位老先生举止文雅，满头银丝整整齐齐地向后脑梳去，他是世界上蜥蜴分类学的头号权威人物。古提斯暗自思忖着，也许他会把这只蜥蜴寄到辛普森博士那里。纽约

理查德・史东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热带病实验室的主任。他常说，这个实验室的名字使人联想到的研究区域比它实际的范围要大得多。实验室在20世纪早期建立，曾占据生物医学研究大楼4楼整整一层，技术人员致力于根除黄热病、疟疾和霍乱，但医学上的成功——加上在内罗毕和圣保罗也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使得这个热带病实验室的地位大不如前。现今它的面积只有过去的一小部分，仅雇用两个全职的技术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诊断从海外归国的纽约人的疾病。实验室轻松的日常事务使他们对那天早上收到的东西感到措手不及。“哦，很好。”热带病实验室的那名技术人员看着海关的标签说，“一段被吃剩的，而且是不知名的哥斯达黎加蜥蜴。”她皱了一下鼻子，“这全是给你的，史东博士。”

理查德・史东穿过实验室来看这新到的标本：“这是从辛普森实验室来的东西吗？”“是的。”那名技术人员说，“不过我不明白，他们干吗要寄一只蜥蜴给我们。”“他的秘书打电话来，”史东回答，“辛普森整个夏季在婆罗洲作野外考察。因为他们怀疑这种蜥蜴会传染疾病，所以她要求我们的实验室检查一下。我们先来看看收到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白色塑胶圆筒的大小像容量为半加仑的牛奶瓶，附有金属锁和带螺纹的盖子，上面写着“国际生物物种容器”，同时还贴着以4种文字写成的警示标签。这警告的用意为预防抱有怀疑态度的海关官员打开圆筒。

显然，警示标签起了作用。当理查德・史东拉过那盏大灯时，他可以看到封条完好无缺。史东打开通风器，戴上塑胶手套，套上面罩。不管怎么说，实验室近来曾鉴定过传染上委内瑞拉马热、日本乙型脑炎、科萨努尔森林病毒、兰加特病毒的物种，还有马亚罗。他不得不小心些，接着他扭开了螺旋盖。

一股气体“咝”的一声从圆筒里冲出来，化成一片白色烟雾，圆筒顿时变得冰凉。他在筒里发现一个上了拉链像装三明治的塑胶袋，里面装着一件绿色的东西。史东把一块外科手术用的帘子摊在桌上，把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一块冷冻的动物躯体掉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嘿，”那名技术人员说，“看起来像被吃过似的。”“哦，是的。”史东回答，“他们要我们做什么呢？”

技术人员看了夹在筒里的字条：“蜥蜴咬伤当地儿童。他们无法鉴定此物种，并担心被咬伤后会染上疾病。”她还拿出一张儿童画的蜥蜴图，上面的署名为蒂娜。

史东看了图画一眼。“我们显然无法证实它属于哪个物种，”史东说，“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这块残骸中抽出一点血来，确定它是否会传染疾病，却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把这种动物叫作什么？”“三趾遗传异常的皇冠鬣蜥。”技术人员念道。“好，”史东说，“我们动手吧。你等它解冻的时候，可以替它做Ｘ光透视，并拍一张照片存档。我们一抽到血，就做一系列抗体试验，直到测出相配的抗体。如果有什么问题，马上让我知道。”

午餐时间之前，实验室有了答案：蜥蜴的血液对任何病毒或细菌抗原均无明显反应。他们还做了毒性测定，发现只有一项呈阳性；这血液对印度眼镜王蛇的毒液有轻微的反应。不过，这种交叉反应在爬行类动物中是常有的，因此史东博士认为，他的技术员在当天晚上给古提斯的传真中无须提及此事。

鉴定蜥蜴从来都算不上是个问题。这件事可以等到辛普森博士回来再做，而他要过几个星期才会回来。因此他的秘书问史东，热带病实验室能否暂时把蜥蜴的残骸贮存起来。史东博士把蜥蜴放进那个有拉链的塑胶袋后，便把它摆在冰箱里了。

古提斯看着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热带病实验室发来的传真。传真内容十分简洁：

项目：遗传异常的皇冠鬣蜥（由辛普森博士办公室转交）

材料：下肢部分，被吞食后的剩余部分。

操作程序：X光透视、显微镜观察、免疫RTX化验，检查是否具病毒性、寄生虫性、细菌性疾病。

观察结果：在这只皇冠鬣蜥体内，没有任何引起人体传染疾病的组织学和免疫学证据。（签字）史东医学博士

古提斯根据这份回函做出两种假设。首先，他认为这只蜥蜴是皇冠鬣蜥，现在已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专家们的确认。其次，没有发现传染病表明，目前偶然发生的蜥蜴咬人现象并不会给哥斯达黎加的健康卫生带来严重危害。相反的，他觉得最初的看法是正确的：一种蜥蜴从森林被驱赶到新的环境中，与村里的居民发生接触。古提斯深信，几个星期后蜥蜴会定居下来，咬人的事件便会停止。

热带暴雨哗哗地下着，啪啪地打着阿尼亚斯哥那家诊所的屋顶，这时已接近午夜。暴风雨中，停电了，助产士艾琳娜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工作，忽然听到吱吱的叫声，她以为是老鼠，便急忙把热敷布放在产妇的前额上，到隔壁屋子里去察看那个新生儿。她的手刚摸到门把，便又听到那种吱吱唧唧的声音，于是她不再紧张。显然，这只不过是从窗口飞到屋里来躲雨的小鸟。哥斯达黎加人说，有小鸟来访问新生儿会带来好运气。

艾琳娜打开房门。婴儿正躺在柳条编的摇篮中，包了一块浅色的毯子，只有小脸露在外面。摇篮的边上蹲着三条深黑色的蜥蜴，宛如三个奇形怪状的雕像。当它们看到艾琳娜时，仰起头来好奇地望着她，却没有逃离。在手电筒的灯光里，艾琳娜看到鲜血从它们嘴边淌下，有一只蜥蜴一边轻轻叫着，一边低下头去，迅速地甩了一下，从婴儿脸上撕下一块肉来。

艾琳娜尖叫着冲上前去，那些蜥蜴飞进黑暗中。而早在走近摇篮之前，她就已经看到婴儿的脸变成什么模样了。她知道孩子准是死去了。那些蜥蜴吱吱唧唧地鸣叫着，四散冲入大雨倾盆的黑夜中，只留下鸟爪般带有鲜血的三趾足迹。数据的形状

后来，艾琳娜终于平静下来，她拿定主意不报告蜥蜴袭击婴儿这件事。尽管她亲眼目睹了可怕的景象，但她开始担心自己会因为把婴儿放在一边没加以保护而受到指责，因此她对产妇说，孩子窒息而死。在寄往圣何塞的表格中，她把这起死亡事件叫作SIDS，即婴儿猝死症——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她的报告没有受到任何非议。

圣何塞那家分析蒂娜手臂上的唾液标本的大学实验室，有几项值得注意的发现。就像预料的那样，唾液中有大量的血清促进素，但是在唾液蛋白质中，真有一种畸形物：分子量高达198万，这是迄今已知的最大蛋白质之一。其生物活动现象还在研究当中，但这似乎是种与眼镜蛇毒液有关的神经毒素，只不过其结构更为简单。

这家实验室还检测到唾液中含有一种极特殊的酶。因为这种酶是遗传工程方面特有的物质，所以在野兽中还没有被发现过。技术人员认为这是实验室污染的缘故，因此当他们打电话给彭塔雷纳斯的克鲁兹大夫时，没有报告这件事。

那蜥蜴的残肢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冰箱里，等待辛普森博士归来，但他在野外还要待上一个月。事情本来也许会停留在这个状态，然而有一天，一个名叫爱丽丝・丽雯的技术人员来到热带病实验室。她看到蒂娜・鲍曼画的画，便问：“哦，这是谁家孩子画的恐龙？”“什么？”理查德・史东博士慢慢地转过身来向她问道。“那只恐龙，这不是恐龙吗？我的孩子整天都画这玩意儿。”“这是蜥蜴。”史东说，“在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小女孩在那里画下的。”“不对，”爱丽丝・丽雯摇头说，“你瞧，这很清楚，大大的头部，长长的脖子，用后腿站着，粗大的尾巴。这是一只恐龙。”“不可能。它只有一英尺高呀。”“是吗？以前的确有很小的恐龙。”丽雯说，“请相信我，我很肯定。我有两个男孩，我清楚得很。最小的恐龙还不到一英尺呢，叫袖珍龙或是什么的，这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些名字你听都没听过。你年龄一过10岁，就怎么也记不起来啦。”“你不明白，”史东说，“这是一张当代动物图画。他们寄给我们一段动物的残肢，正放在冰箱里。”史东走过去，把它拿了出来，摇晃着把它倒出塑胶袋。

爱丽丝・丽雯看着这截冰冻的腿和尾巴，耸耸肩。她没有去碰它。“我不知道，”她说，“不过我觉得它看起来像恐龙。”

史东摇摇头：“不可能。”“为什么？”爱丽丝・丽雯问，“这可能是剩余物、残留物，或是别的什么。”

史东还是摇着头。爱丽丝实在无知，她只不过是在大厅那边细菌实验室里工作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不过她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史东想起来了，有一次她还认为一名外科护理人员在跟踪她呢……“你要知道，”爱丽丝・丽雯说，“如果这是恐龙，理查德，这件事将非同小可。”“这不是恐龙。”“有人鉴定过吗？”“没有。”史东回答说。“唔，那就把它拿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或别的什么地方去。”爱丽丝・丽雯说，“你应当这么做。”“我会感到难为情。”“你要我帮你做这件事吗？”她问。“不，”史东说，“我不想这样做。”“你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什么也不想做。”他把塑胶袋放回冰箱，“啪”地把门关上。“这不是恐龙，这是蜥蜴。而且不管这是什么，我可以等到辛普森博士从婆罗洲回来后再作鉴定。就这样吧，爱丽丝。这只蜥蜴不会跑到别处去的。”

在后来的不规则零散曲线中，有可能出现突然的变化。——伊恩・马尔科姆内海的海岸

艾伦・格兰特蹲下来，鼻子离地面只有几英寸。尽管戴着橄榄球员用的护膝，他还是觉得膝盖很疼。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地上扬起的尘土使他的双肺如同烧灼一般，汗珠不断地从他的前额滴到地上。但是格兰特对自己的种种不适毫不理会，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眼前那块6平方英寸的土地上。

他用牙科医生的凿子和画家用的驼毛画笔挖掘出一个L形的腭骨残片。它只有一英寸长，厚度不超过他的小指，有一排细小尖利的牙齿，牙齿从中间部位起角度便很特别。当他挖掘的时候，一些骨头的小碎片向四处崩开。格兰特停下来把胶水涂在骨头上，然后又继续挖着。毫无疑问，这是一块未成年的肉食性恐龙的腭骨。这只恐龙在7900万年前已经死去，当时出生大约两个月左右。倘若运气好的话，格兰特也许能找到恐龙骸骨的其余部分。要是这样，这就是第一具完整的肉食性幼龙的骨架。“嗨，艾伦！”

艾伦・格兰特抬起头来，炽烈的阳光使他不断眨着眼睛。他摘下太阳眼镜，用手臂擦去额上的汗水。

此刻，他正在蒙大拿州斯内克沃特市郊外荒原一处受风化的小山坡上。在蔚蓝无边际的苍穹下，起伏很小的群山里露出早就风化的石灰岩层，向四周延伸数英里之远。这里既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除了光秃秃的岩石、炽热的阳光和呜呜哀鸣的风之外，其余一无所有。

游客在这块荒原上看到的往往是一片令人沮丧的荒凉景象，然而在格兰特眼里，这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片不毛之地是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的遗迹，因为这个世界在8000万年前已经消失。在格兰特的脑海中，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那温暖而多沼泽的河岸边。这条支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海的海岸线，整个内海宽达1000英里，从新隆起的落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山峰陡峭、悬崖林立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美国的整个西部当时还全在水面下。

那时，天空中乌云滚滚，被附近火山喷发出的烟雾染黑。空气十分凝重，充满了二氧化碳。植物在岸边迅速蔓延，水里没有鱼，但是有蚌和螺。翼手龙猛然扑下来攫取水面的海藻；有几只肉食性的恐龙沿着湖边徘徊。湖中有一座小岛，面积大约是两公顷，四周草木茂盛稠密，使小岛变成一块良好的保护地，那些食草型鸭嘴龙在公共窝里生蛋并抚养吱吱叫的幼龙。

在以后的几百万年里，浅绿色的盐湖变得愈来愈浅，最后终于消失。露出的湖底由于受热而起伏不平，出现龟裂现象。恐龙生蛋的湖中小岛成了蒙大拿州北部遭风化的小山坡，而艾伦・格兰特现在正在这里进行挖掘工作。“嗨，艾伦！”

格兰特站在那里。他大约四十多岁，胸部异常宽阔，蓄着胡子。他听到手提式发电机发出的轧轧声，还有手动凿岩机在他紧邻的山峰那结构紧密的岩石上打洞时发出的隆隆声。他看到那些小伙子围着凿岩机干活，抬起大块的石头察看有没有化石的痕迹，然后把它们移走。他看到山脚下他们营地上那6个圆锥形帐篷，以及活动餐饮篷，还有作为野外实验室以汽车拖拉的活动房屋。他还看到爱丽在实验室的阴影中向他招手。“有客人！”她向他叫唤着，一边用手指着东边。

格兰特看到那里尘土飞扬，一辆蓝色的福特大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向他们驶来。他看了一眼手表：刚好准时。在附近那个山上，小伙子们好奇地抬起头来。在斯内克沃特时很少有人来找他们，因此他们都在揣测，一名环境保护署的律师干吗要来找艾伦・格兰特。

但是格兰特知道，近几年来，研究灭绝动植物的古生物学家与现代社会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气候异常；森林遭大面积砍伐；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变薄。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似乎总是得借助于——至少是一部分——对过去的了解。古生物学家可以提供这种信息。在过去两年里，他曾两次以专家的身份被召去做见证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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