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杰瑞米·N.史密斯（Jeremy N.Smith）著,雷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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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生死大数据：一个医生与70亿人的健康真相试读：
Copyright © 2015 by Jeremy N. 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ssl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8-593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解生死大数据：一个医生与70亿人的健康真相／（美）杰瑞米·N.史密斯（Jeremy N. Smith）著；雷南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Epic Measures: One Doctor. Seven Billion Patients
ISBN 978-7-302-50946-2
Ⅰ．①破… Ⅱ．①杰… ②雷… Ⅲ．①克里斯·穆雷—传记 Ⅳ．①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627号责任编辑：宋成斌 王 华封面设计：Cover Ar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常雪影版式设计：常雪影责任校对：王淑云责任印制：李红英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邮 编：100084社总机：010-62770175邮 购：010-62786544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印装者：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开 本：165mm×235mm印 张：17.75插 页：8字 数：228千字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定 价：49.00元产品编号：076511-01序：事无巨细，悉究本末
未知事物害死人——天才与疯子——科学革命的人性面
据说，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从对冲基金到互联网搜索算法再到棒球赔率，规模空前的数字分析越来越多地主导着人们的决策。就在我写作的当下，读者便能以99美元购买一份23andme公司的“个人基因筛查服务”——这项服务利用唾液作为样本，提供从DNA中所解读出的100万项数据，告知使用者的家族谱系情况，并提示患上某种特定疾病的可能性（尽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下令禁止提供这类健康警告）。再花99美元，还可以买到类似Fitbit这样的智能手环。这些可穿戴设备能追踪使用者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睡眠质量。
但是，到底是什么夺去了人的生命，又是什么让人得病？这些基本信息难以简单罗列。2010年间，全球大约有5300万人死亡，而其中绝大多数死因不明。在192个国家中，仍有147个国家无法取得确切的死亡证明，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连死亡证明都没有。就算在发达国家中，健康记录也有许多缺失项。想想这些基本问题吧：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们的预期寿命是不是随着地域而有所差异？男性和女性伤病原因是不是相差甚远？职业病、室外空气污染、药物滥用和水果摄入不足，哪个问题折磨人的时间更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然而，如果对于疾病死亡的原因和人群认识不足，援助者的努力就会陷入困境。
迄今为止，衡量健康状况通常采用两种粗略的方式：寿命长短和死亡原因。此类计算方式很难反映出实际生活状况——这些是墓志铭，而非人物志。人们如果患有贫血、关节炎、失明或抑郁症，这不能算是完全健康，但仍可能活得和其他人一样长久，然后死于其他原因。无人直接死于偏头痛，并不意味着偏头痛不会引起其他后果。无人因腰痛系上粉红丝带（表示对乳腺癌患者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腰痛不会带来痛苦并耽误工作。诸如此类的慢性症状，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巨额个人和公共卫生支出，以及显而易见的个体伤痛。如果想要改善生存方式和死亡方式，我们需要知道衡量疾病和残障的所有指标——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死亡，而什么原因不会。
视而不见，代价高昂。在1990年至2010年之间，卫生国际发展援助（即医疗援助资金）从每年5.8亿美元增长到29.4亿美元，20年间一共翻了5倍多。但这与国家和个人的花费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最新统计表明，年度全球卫生总支出为70 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经济的10%，而且还在增长。但是，这些钱真的花在了“最严重的健康威胁上”，还是只是“看起来最严重的问题上”呢？而根据错误资讯得到所谓的“优先事项”，会不会反而置上亿人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并使得数万亿美元白白浪费？
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变得更健康。但是我们需要一张正确而广阔的疾病地图作为向导。如果还没有这样的地图，那就需要有人来绘制一份。
本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独立项目，历经多年筹备，专注于找出每一项人类健康威胁因素，并将这些讯息公开传达给世界上每一位医生、卫生官员、政治领袖和民众。这次探索吸引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天才，从程序员到田野调查员纷纷投入精力与时间。克里斯•穆雷（Chris Murray），项目创始者以及现任领导者，被称为天才及疯子：他是在哈佛医学院受训的住院医生，却放弃临床工作，转去尝试用另一种方法拯救世界70亿人口；他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却不去从事股票买卖，但仍有人相信他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关键。你可以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找到了一条实现执念的渠道，靠强大的内驱力辛苦工作，用无与伦比的热情去对各项原因进行衡量、对比，以期望找到缘由，减轻所有可能使全体人类致病致残的疾病伤害。这也是这项研究名称的由来——全球疾病负担。
全球疾病负担，这是一个概念、一份数据、一项持续进行中的计划——为全世界的伤病问题带来全面的、可比较的测量。项目数据可以根据个人、场景、疾病和结果进行拆分——死亡因素、致病因素，还有疼痛因素。它能辨别出安哥拉新生儿或者美国中年男性的潜在头号杀手，埃及青少年及法国老年女性最严重的病痛起因，以及从哮喘到自杀再到慢性颈部疼痛的各种原因的全球伤亡人数。这不是一份固定不变的文件，而是一份不断演化的报告。其中内容不断细化，至今已发布了超过6.5亿项的结果。与公共卫生上的其他发明相比，这些结果为与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进行斗争提供了更强大的弹药。医疗人员的基本原则在患者个体和70亿人口同样适用——先做诊断，后开处方。
这个世界到底都有什么健康问题？哪些人受到病痛折磨？程度多严重？在哪些地方？为什么？忘掉你自以为是的了解吧。凭借这些包罗万象的生死数据，我们第一次能够看清，欧洲人是否比美国人更健康，或者爱荷华州人比俄亥俄州人更健康，抑或你比邻居更健康；然后是原因；再接着是人们对此的反应。有了这些详细情况，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加以效仿。
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改善的程度和速度，我们自己意愿如何呢？
2012年1月，我第一次遇见克里斯·穆雷。他向我描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科学实验之一。这个项目极其复杂，饱受争议，堪比首次登月或者人类基因组计划。需要付出的成本高昂，参与者都雄心勃勃，难得的是——项目基本已经完成。
穆雷本人极具魅力：直率（有时甚至过于直言不讳），精力旺盛，无比自信，又极容易共事。正如他所有同事证明的：他喜欢争论，而且他似乎认为这是科学进步的源泉；但他也有度有识，从谏如流，并不因人废言。
很快，一长串外部意见建议穆雷，让我旁观这个开展了二十多年项目的压轴大戏。
穆雷同意了。他没有限制我问的问题、采访的对象、观察的事物，也不干涉我写作的内容。这很大胆，甚至有些冒失——他有明面上的敌对者，有个人隐私，也有可能迎来项目失败——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我观察他越久，对他的性格越感兴趣。在遇到他之前，我认为自己精力充沛、耐力超于常人。然而，才贴身采访他24小时，我就需要一周时间来休息恢复。工作之余，他参加帆船比赛，去只有直升机才能抵达的陡坡滑雪，骑山地自行车穿过森林与沙漠。他的性格既内向又外向，“基本上，我只有与他人交流时，才会产生创意。”他对我说。可是，如果他认定你错了，他就不会在意你说了什么，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地位多么尊贵。“做好有意义的工作”是他的座右铭之一。另一条则是“在我验明真伪之前，每个人告诉我的每件事都是谎言”。
穆雷说，我们等不及也不必等一份更好的疾病地图了。新的分析方法、新的运算能力，让我们能将过去零散的信息，以富有启示性的方法串联到一起。常载于媒体的大数据基本用法之一，是纳入近乎无限的知识点，然后将其精简为一个答案（比如谷歌）。另一个相对容易被忽视的用法，是纳入尽可能少的数据，然后将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一幅可证明、可信赖的全景图。第三种用法，则是找出并纠正已有信息中的错误。穆雷宣称，他精通以上三种方法，并可用于解决所有必须解决的问题：如何计量——以及改善——我们的生存和死亡方式。这包括所有地区、所有人的现在以及未来。
这是个苛刻的要求，但当穆雷着手这项工作时，不可能似乎都变成了可能，甚至成为必需。他说，不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死去，不可接受；只统计富裕国家或受到关注的死因，不可接受；忽视非致命性死因，或在无外部监督和公共投入时，让当权者决定何为重要因素，不可接受。这些，只是简单罗列了我们已有的知识，然后看看它们说明了什么。反之，我们必须决定我们需要知道什么，然后踏上获取信息的道路。
这就是穆雷和他的同事正在做的，而且还会继续做下去。也许有人曾经了解到，美国卫生体系在世界上排名第37位。这项著名成果（也许对有些人而言，不算知名）即来自他们的研究。当绝大部分国际卫生项目组都只在关注患病的儿童时，他们却识别出肺结核是成年人中的首位致命性传染病，并揭示出美国某些州的居民寿命长于日本人（还有某些州的居民寿命短于叙利亚人）。每当此时，他们的工作就会成为新闻头条，并重置国家及国际卫生组织的优先事项。他们向全世界最富裕的夫妻指出一条惠及全球的投资之路。了解导致病痛的真正原因，还有最能改善健康情况的手段方法，这可能帮助我们之中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人。
这些重塑我们生死见闻的人并非圣贤。他们确确实实是人类中的一群人，只不过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他们拥有人类的美德，也有着人类的缺陷。他们指出我们衡量健康状况的方式有问题，并且着手解决。这需要绝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信念、动力与专注。这意味着要与阻挡前行的、与你观念相悖或者固执己见的好人为敌；意味着克服政治难题并拥抱竞争——为金钱，为权利，也为优先地位。“全球疾病负担”这项研究如何应运而生，又告诉了我们些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史诗般的传奇。它包括了战争与饥荒、总统与民运积极分子、亿万富翁与亿万贫民。它述说了科学革命以及革新科学家的人性面：他们的错误与挫败，他们的怪癖与失意，他们如何面对批评者与竞争对手，还有他们如何才能迎接胜利——如果胜利终将到来。
但是，就算革命，也起源于星星之火。这项跨越40年的革命，始于一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路虎车上。译者序
作为医学领域中的一部分，公共卫生从来都不太像临床医学或基础医学那样风格鲜明。针对个体诊治的结果相对明确——完全治愈、有后遗症、不治身亡。而公共卫生，特别是国际公共卫生，更多的关注在于群体，大部分结论的因果链漫长、复杂而模糊。比如，癌症死亡率下降到底是因为控烟行动、新药发明，还是早期筛查的普及？人均寿命的提高到底得益于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提高，还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如果兼而有之，每种因素起了多大作用？因此，很难简单下结论说是某个因素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这个情况反映在具体事情上，就是每个人都着急宣传自己领域的重要性（虽然某些事情也的确重要），可是资源毕竟有限。为了达到目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事项争取更多资源。当更多努力放在政治博弈、经济考量以及政策抉择上时，如果最终决策者的认知有了偏差，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可能被忽视。正如比尔·盖茨在推荐本书英文版的博客文章中写的：“Nobody would imagine starting out on a long journey without knowing where they're going and what route they would take. Yet,if you look at global health, that was where (1)the world was—huge ignorance about what people died from.”（不知所向，不知所终，如此踏上一段长途之旅，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若看过全球健康这门学科，你会发现这就是现实，大家基本都忽视对死亡原因的追溯。）
那么，如何才能公正地判断优先事项呢？答案说简单也简单：看数据。
医学研究离不开数据。像发病率、死亡率这些最基础的数据，所有医学研究都需要查阅（不管会不会出现在论文终稿里）。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判断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否有价值、价值几何，甚至更功利一点——看看能申请到多少研究经费。一般这种数据都来源于官方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各国官方机构……
在查阅过程中，疑惑有时会一闪而过：这些数据有没有问题呢？但它们太基础了，基础到就像1+1=2一样，很难对其正确性进行怀疑；而且人群数据的统计工作通常繁复庞杂，难以独立完成，故也很难核实真实性和准确性；官方机构的权威性似乎也在为数据的正确性背书。但这些数据的确存在问题。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穆雷和洛佩兹指出问题之前，这一点似乎没人注意到过。没人想到所谓官方的、专家的统计数据也就是根据需要，对拿到的所有数据取一个最大值；而每一个官方机构都有自己的计算方法，使用时视情况而定。
也许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全球疾病负担）之前的健康投资者们都会问一句，我们的钱真的都花在最急迫的健康问题上了吗？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在引导投资中扮演的角色却并不总是光彩的。权威数据很不权威，多数的钱花在了不知所谓的项目上，而对健康危害最大的问题却被漠视。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坚信自己做的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事情，然后快快乐乐地把资源浪费掉。穆雷就是那个摇醒大家的人，也是那个打破黑屋的人。他的性格也许不讨人喜欢，但是他对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却不可磨灭。
对此，比尔•盖茨也评论道，穆雷工作的伟大在于指明方向：“If we know what the biggest killers are, we can make sure our efforts to save lives are aimed at the right things. And we can learn what works……I would add that the GBD is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echnology is making it easier to save and improve lives everywhere. As Epic Measures shows, the more we make sure reliable information gets out there, the better decisions we all can make,and the more (2)impact we all can have.”（如果我们知道哪种疾病是头号杀手，我们就能确保拯救生命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也能了解到什么措施能够生效…… GBD也证明，无论是拯救生命，还是改善生活，科技让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正如《破解生死大数据》一书所表明的，我们获得的可靠信息越多，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在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之前，必然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阅读过程中，也能切身感到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已经被历史的洪流裹携前行。那些改变世界的人物，也曾起于微末之时，现在的世界银行行长，以及那位现在被称为“治愈了世界的人”，曾经都和穆雷一样，也不过是小小的住院医生；现在紧密合作的机构，原来也不是一直互动良好——《柳叶刀》曾激烈反对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世界卫生组织数度引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又数度甩开；还有，那些为人熟知的公共卫生研究成果——铁元素会促进疟疾发生、结核被确定为成人中第一大疾病、各个国家卫生体系的评价和排名——原来都跟同一个人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
但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些庸常之事会像烟花引信亮起的点点火星，最终发出一击，轰然而起，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一片绚丽。而送来青柠的那位非洲老人不会知道他的死亡给穆雷带来的冲击；1985年时洛佩兹不会知道这个年轻人敲响他的房门的意义；埃里森并不知道他没签下的这份文件到底让他错过了什么；而穆雷第一次见到盖茨时，也不知道他的面前站着的这个人正是他未来职业生涯的最大助力。
不过，这一切还是风云汇聚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全球健康史诗，最终由穆雷和他的同伴们以行动书写而成。译 者2018年3月(1) 引自https://www.gatesnotes.com/Books/Epic-Measures。(2) 引自https://www.gatesnotes.com/Books/Epic-Measures。第一篇不知名的死者，扑朔迷离的死因第一章 穆雷一家
导航员——记忆地图的童年——“有水吗？”——药剂——致命谜题——疑惑的虔诚信徒
1973年3月，撒哈拉沙漠。(1)
这里没有路，当然更没有GPS。穆雷一家只能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行。透过一片尘霾，偶尔能看到一只孤独的瞪羚，或几个骑着骆驼的人，时不时还能经过一片村落。然而过去三天里，他们没遇到(2)过任何人。干旱和炎热（白天气温高达120华氏度），使得这片区域几乎无法居住。现在是下午4点，他们走到了小路分岔口，不知该往何处。
白发秃顶（可能是日晒造成的）的约翰戴着学者式的黑框眼镜，驾驶一辆深绿色的路虎。红发的安妮总是充满活力，有时在约翰车上，有时在奈杰尔车上。奈杰尔17岁，是安妮和约翰的儿子，驾驶另一辆路虎。行李、帐篷、食物、炉灶和其他旅行物资，占满了车内的每一寸空间。14岁的梅根和10岁的克里斯坐在后座，脚只能踩在堆满(3)地板的5加仑扁平金属罐上。装水的罐子是满的，但是孩子们还是能听到水来回晃荡的声音。装油的罐子已经半空，发出的声音更为响亮。半空的油罐偶尔相互碰撞，发出不祥的回声。
大人们在商量该走哪边；想当人类学家的梅根在想象着目的地的生活场景，以此打发时间；而担任家里导航员的克里斯则撩开挡住眼睛的棕色刘海，开始再次研究唯一的一张这个地区的地图。
这张1:4 000 000的地图由法国勘测员绘制而成，沙漠以芥黄色标记。每天早晚安营扎寨之前，男孩都会在路虎前盖上摊开地图，给父亲和哥哥指路。小小的符号——比如X、方框、线条房屋——表示可以停下来加油、修车或是条件简陋的住所。沿着图上路线，有像“距此5（或15，或35）米处有淡水”之类的法文短注。而在他们行进的路线上没有任何标注，克里斯读道，“仅适用于越野车或特定类型卡车。沿着这些路线行驶需要有向导或其他地面导航方法。不建议自驾前往”。
克里斯穿着短袖带领衬衫和短裤，骨瘦如柴，显得膝盖和手肘格外突出。在家乡明尼苏达黄金谷时，他父母曾经尝试用蛋酒和冰淇淋将他喂胖一点。然而，活泼好动的他看起来没那么瘦弱。“明白自己在哪儿非常重要。”多年以后他曾说道，“穿越撒哈拉时，这生死攸关。”现在，再次仔细核对后，他计算出他们目前的位置距离下个加油点超过500千米。
一家人决定向左走。他们汗流浃背，花了一个小时穿过崎岖不平的石子路，开下峡谷，然后越过几乎被热浪熔化的沙丘。在陡崖的边缘，穆雷一家发现下面没路了。他们折返，再去探索右边的小路。最(4)终路径尽头只剩黄沙漫漫。一家人只好把沙梯垫在轮下，返回最初的分岔口。
才智过人的约翰之前在英国买过一个指南针。现在克里斯责怪他为什么不用，而且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打算一直等到有同路人经过时，问问方向再走。而指路本应是克里斯的工作。“他对此说了些抱怨的话。”数十年后，约翰自我辩护说，“但那时我们不知道沙漠里是什么情况，如果就这样出发，可能会在沙漠里迷路。”
这就是穆雷一家人抵达沙漠的情况，而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克里斯·穆雷的整个童年都在背记地图。他父母都是新西兰人——这是地球上最热衷于旅行的一群人。父亲约翰是心血管专家，母亲安妮是微生物学家。两人在旅途中相遇——1943年学校假期结(5)束后，他们搭乘同一辆火车返回奥塔哥大学。20世纪50年代，两人(6)都在梅奥医学中心工作。之后，明尼苏达大学聘请约翰担任教授，他们一起来到美国。
探险是全家人的情之所钟。冬天，约翰和安妮开车带上克里斯和他的三个兄姊——琳达、奈杰尔和梅根——去科罗拉多州的范尔滑(7)雪度假村。夏天，他们自驾去西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宿营。为了能多(8)看看乡村景色，某年夏天，穆雷一家穿过黄石国家公园和大提顿国⑤家公园；第二年夏天，他们驾车去了俄勒冈州，一直向南开到了太平洋边上；第三年，他们跨过科罗拉多州。旅途中，为了节约经费，约翰会开车直到深夜，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搭起行军床让大家休息。而在乡下奶牛场长大的安妮则教孩子们去陌生的地方探险。“她想看看下一座山、下一个弯道之后的风景，一直如此。”约翰说。
60年代中期，大姐琳达大学毕业，开始在泛美航空公司担任空姐。这项工作带来的福利之一，就是家庭成员可以用两折的优惠价格，购买飞往任何地方的候补机票。穆雷一家随时整装待发，抓紧一切机会环游世界，必要时甚至睡在机场。他们先后去了泰国、土耳其、黎(9)巴嫩、埃及和印度。有一次，这家人飞到内罗毕，租了一辆房车，花了一个月在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兜了一圈。后来，安妮看了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主演的电影《大骑士》，觉得一家人应该一起去阿富汗看看。克里斯当时还小。但40年后，他仍能忆起湛(10)蓝的班达米尔湖、120英尺高的巴米扬石佛（后被塔利班摧毁），还有大堆的骷髅头——有人说这是七个半世纪以前，成吉思汗在这里耀武扬威的遗迹。
1973年，约翰获批了一个学年的公休假。他想带一家人去南非转转，那里是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医生（Dr. Christian Barnard）的故乡。巴纳德医生是世界上首位成功实施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而当时正上高三的奈杰尔拒绝出游。这合情合理。这位长发少年不愿待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就算是他父亲打算利用这一年从事基础研究，而非参与政治，他也不去。刚升入高中的梅根和正在读四年级的克里斯也赞成奈杰尔的想法。孩子们觉得，如果一家人即将有一整年的空闲时间，应该直接去帮助需要救助的人，做有用的人。不是说世界上有数百万人迫切需要医疗救助吗？
安妮受到孩子们的鼓舞，开始着手计划。“她就是爱沙漠和关于沙漠的一切。”约翰谈起他们之前的旅行时说。她从一个农场姑娘，(11)到实验室研究员，再到最终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全职母亲——“跌宕起伏的冒险人生”。通过当地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安妮联系上了美国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 CWS），得知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尼日尔东部刚刚建成了一座医院。尼日尔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穆雷一家人能去那里帮忙吗？
一家人坐在餐桌旁边。三个孩子和妻子都在游说约翰。“这是个好主意，”奈杰尔、梅根和克里斯都在说，“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们可以为人类做点贡献，”安妮说，“小小的贡献，不算什么大事，就是一家人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
好吧，约翰答应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项挑战也许是个好事。约翰的父亲五六岁时就从黎巴嫩到了新西兰，靠挨家挨户推销火柴赚铜子儿。他父母都没有高中毕业，经营着一家夜总会式的餐厅，靠表演二重唱和卖烧烤给美国大兵赚出了约翰的医学院学费。而让约翰很失望的是，他的孩子在繁华的城郊长大，却都不是积极努力的学生。他们想去尼日尔工作一年？他心想，如果说有什么事能让人生发生重大改变，就是这个了。
一家人筹钱，飞到英国，待在牛津，同时筹备未来一年的补给用(12)品。他们从索利赫尔工厂直接以折扣价买了辆路虎越野车，搭乘渡(13)轮从南安普顿到法国，向南一路开到西班牙，穿过西班牙，从直布
(14)罗陀附近进入非洲。
然后，就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撒哈拉沙漠面积大约有940万平方千米，大小几乎与欧洲相当，是得克萨斯州的13倍还多。沙漠三面临海：北临地中海，西临大西(15)洋，东临红海；向南消失于萨赫勒。萨赫勒是半干旱地带，气候略为湿润，因此居住人口较多。不过，当约翰、安妮、奈杰尔、梅根和克里斯向南缓慢行驶了数百千米后，来到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再向(16)东行驶了1300千米，才到了本次指配的医院。医院位于迪法，毗邻尼日尔、乍得共和国和尼日利亚三国交界处。这里炎热和干旱一直没有消退。人们会拦下他们的车乞讨。刚开始，穆雷一家以为他们想要钱，不过，钱在这里并无价值。“你们有水吗？”他们问穆雷一家，“可以给我的孩子一些水吗？”
四月初，他们抵达了地区首府迪法。当地居民有一两千人，绝大多数住在茅草顶的泥屋中。而所谓的由意大利人捐钱建造的医院，其实只是一家小诊所，一眼就能看到：两栋长长的、一层高的低矮装配式小楼。这也是这个原始城镇里唯一的现代建筑。其中一栋楼为门诊楼，包括候诊区、化验室、实验室和药房；另一栋楼为住院楼，包括为男女患者各提供十张病床、护士站和手术室。所有的房间里都空空如也。
楼里有发电机座，但发电机还没运来；有一座没有水的水塔和没有物资的配资室。
屋外，人们聚集在沙地里，来的都是患者。
穆雷一家想要见见其他同事：医生、护士、行政人员。但来了个政府官员，告诉他们，之前来过一个医生，看了一眼现场，就走了。
一家人都气疯了。“这太糟糕了，”约翰说，“这种情况下什么也没法做。”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做点什么呢？他们从明尼阿波利斯带来了自用发电机、移动式心电图测量器、老旧的显微镜和实验室工作的基本器具。都是绑在路虎上一路运来的。这些大概能撑两个星期。他与安妮商量此事。这里和他们舒适的厨房餐桌分在世界两端。她不是想要冒险吗？现在她如愿了。如果他们留下来，约翰可以当主治医生，也是这里唯一的医生；安妮和14岁的梅根可以当护士；17岁的奈杰尔可以当设备维护人员和实验室工作者；还有10岁的克里斯呢？“我可以当药剂师和跑腿小弟。”他解释道。
不然，他们也可以原路返回。“我们自问，能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开办这所医院吗？”约翰回忆道，“我们觉得自己能行。”
诊所边上，有一栋小小的医生住所，环绕着窄窄的灌木丛和开着粉白花朵的马齿苋。不幸的是，这栋建筑没有窗户只有空调。从收支表上看，包括诊所在内的所有这些，都是意大利为非洲援建提供的一笔巨额预付款支付的。然而，没有电力，这些只是摆设。不下雨的话（几乎没有下雨，萨赫勒的旱灾是20年来最严重的），穆雷一家就在露天宿营。为了保护隐私，他们先挂起床单，再支起蚊帐和行军床，早上起来后收好。早上醒来时，能看到头顶悬挂的蚊帐。他们立刻起床，先检查靴子里有没有蝎子，再穿上。(17)
若干世纪之前，这里整片区域都是乍得湖。但是旱灾和干燥的气候使得浅浅的水体进一步缩减，仅余之前规模的一部分。因此，要抵达湖边，就算抄近道也要跋涉上百千米。城镇广场上仅有一口水井，深达上千英尺，供应着所有人用水。当地的食物是将小米磨成粉，由于食物短缺，用的是去年的小米。每天清晨，克里斯都能听到有节奏的敲打声，那是妇女们将小米粉、香料和水混合，舂成粥状。
人们听闻医院开张，也有医生坐诊了。他们日夜兼程，走来求医——为自己，也为家里的老人孩子。约翰去找地方行政官，申请取得使用水井的许可。奈杰尔每天早上开路虎去取水，费力装满自家水罐和一个别人送的200升圆桶。由于穆雷一家没有无线电或急救设备，这位少年送完水后就在路上巡视，将水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或者将过于虚弱的求医者送到诊所。早上这会儿，梅根和她母亲一起接待患者，按照她父亲的指示配发药物、打针或缝合。他们需要每天清扫地板上的沙尘，每三天就得拖一次地。而对于电力问题，一家人则完全无计可施。他们仅有的一点燃料，都用于在手术关键时启动发电机。除此之外，凉气来自阴影和夜幕，而照明来自阳光。“做完医院里的分内工作，我们就去陪陪爸爸，”梅根说道。他做常规手术时，他们就在旁边帮忙举着手电照明。
最初，克里斯年岁太小，不能直接照顾患者，因此被送到当地学校待了短短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就是一场灾难。克里斯文秀而聪颖，比兄姊都更像父亲。他爱玩智力问答和风险之类的桌游。这都让他并不适合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学习”。周围人讲的语言他听不懂。学生一旦做错事，就会挨揍。他被传染上了甲型肝炎。这种传染病通过食物传播，会引起发热。他本就消瘦，患病后体重又掉了将近40%，从(18)89磅一直掉到了54磅。“克里斯受尽折磨，”约翰说道，“我们当时(19)都绝望了。”他们往西南开了725千米到卡诺寻求补给和新鲜食物。此时，克里斯皮肤黄染严重。克里斯后来回忆说，他用尽全力才没有一头栽倒在酒店外。
当克里斯恢复健康后，他父母让他在诊所里整理珍贵稀少的医疗用品。在那个干燥的、充满尘埃味道的房间里，他目睹了父亲拼命地打电话，请求提供必需设备和基本药物如青霉素。他们获知，有一批货正在运送途中。然后来了一张凭证，上面用法语写着“药物”。太好了！一家人热切盼望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一辆满满当当的小货车出现在地平线上。
他们拉下车后斗。里面没有药。小货车里满载的是成百上千的柑橘酱罐头，而且所有罐头都或多或少变质了。这太荒谬了——“这个瞬间就像在荒诞剧里发生的一样。”克里斯说。“简直哭笑不得，”奈杰尔说，“我们该拿到的东西，怎么从药物变成柑橘酱了？”是误译吗？还是某人想要卖掉腐烂的食物借机牟利？或者干脆就是场诈骗？当权者有人关心此事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想敷衍过去？都不得而知。但是克里斯明白了两件事：一是，有关部门的承诺并不代表什么；二是，唯一能知道对错的方法，就是靠自己验证。
克里斯开始在病房里帮忙。他见过炭疽、肺结核病人，目睹了毒蛇咬伤生疮的腿、从脚踝上溃破部位弹出的麦地那龙线虫。“那时，这些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后来说道，“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那时我还很小，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不该是小孩做的。”一天午餐时，克里斯发现一位老人蜷卧在他们放空水桶的沙地上。“他很有尊严，”克里斯说，“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生病的样子。”但是克里斯只是个孩子。“他把我拽过去，指给我看他之前呕血的地方。”这个10岁孩子跑去找父亲，告诉他看到的情况。当穆雷一家人将患者送回医院时，他一直握着这位老人的手。
约翰诊断他患了肝硬化并发症——不是因为酒精，而是由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硬化。血吸虫会侵入曲张的静脉，引发消化道大出血。这位老人非常感激穆雷的帮助。他让亲戚送来一袋青柠作为礼物。这是这个地区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奢侈品。然而，几天后，这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全身浴血，这次出血是致死性的。克里斯很伤心，但是他几乎马上回去工作了。
从早到晚，悲痛的家属用色彩鲜艳的布巾裹着患病的孩童从沙漠来此求医。这些孩子和克里斯年龄相仿，有的比他还小。他们骨瘦如柴，裹着破布，胸腔隆起。有些还在哭嚎，而有些连哭的力气都没有。许多孩子死了。最惨一次，一对父母带着极度营养不良的孩子走了一天前来求医。为了缓解高热，这对父母把孩子泡在水盆里带了过来。当他们掀起水盆上的毛巾，要让穆雷一家诊断时，才发现他们的孩子已然溺毙。
克里斯的兄姊被目睹的事情深深困扰着。“我能理解成年人的死亡，”奈杰尔说道，“但是，好多孩子竟然也死掉了。特别是你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他们都是你的同龄人。”他还记得，经历如此多的死亡对他的心灵造成的冲击。40年后，梅根回忆起这段日子仍会哽咽。然而，克里斯则像他父母一样抿住上唇。这是他一生的行为模式——压下负面情绪，然后发泄到工作上。医生不能哭，更不能在患者面前哭。医生要全神贯注于抢救生命。“他越来越外向，”约翰说道，“越来越坚定，甚至有点强迫症。”
治疗脱水和营养不良的第一步是为患者补充流质食物，第二步是去市场上采买食物，设法喂食给患者。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穆雷一家注意到一件异乎寻常的事让他们后来甚为困扰。尽管发生了旱灾和饥荒，但他们附近部落的居民却几乎没有罹患疟疾和常见的病毒性疾病。这种免于疾病困扰的情况与营养学的基本原理相悖，即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时，人很快便会生病。但奇怪的是，当人们住院后，这种情况便会改变。不管人们因为什么原因来看医生，感染疟疾已经成了医院特色，甚至健康人也会被感染。来探病的健康亲友深受其害。
这简直莫名其妙，特别是在旱季最干燥的时候，完全无法将其归咎于雨水或蚊虫。医院里的某种因素正在把所有的人推向死亡，不仅仅是患者。但，是什么呢？“也许是我们发放的维生素片让他们中毒了。”梅根说。
她在开玩笑，但是唯一一种患者和他们乡下亲戚都会拿到的东西就是食物。这就说得通了。他们快饿死了——成年女性平均体重只有96磅。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仅为112磅。但是为什么营养补充剂或者说额外的热量摄入反而有害呢？
约翰是那种学者式家长，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质疑所谓的“常识”。在医学研究员的职业生涯中，他致力于研究铁的新陈代谢。铁的新陈代谢会影响所有疾病，从早产到心脏病无一幸免。主流科学观点认为，人应该尽量避免缺铁。事实或许如此。据说就算在美国，儿童也处于缺铁状态。然后药厂会在儿童维生素片里添加金属元素。那么如果说某些传染病的关键因素——寄生虫——也会因为铁元素而茁壮成长呢？约翰的理论是，他们为患者和患者亲属提供食物时，可能同时也喂养了那些寄生虫。当然他们不能让人忍饥挨饿，可是不加区分的提供食物可能同样糟糕，甚至更糟。“当发现实际情况与常规结论不符时，”约翰说，“就需要后退一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件事。”是时候来寻找真相了。
为了验证他们提供的食物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疟疾的传播，约翰让克里斯和梅根记录成年患者及16岁以上探病亲属的身高、体重和营养情况。第一次记录是抵达医院的时间，第二次记录为48小时后，最后一次记录为5天后。在同一时期内，安妮和奈杰尔发动路虎，将显微镜与发电机相连，来检测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数、血清铁蛋白结合力和血清总铁结合力。
受试者在入院前都没有疟疾的患病表现。穆雷一家给受试者发放了脱脂奶粉、谷物和不含铁元素的复合维生素。随之，72位患者中出现23例疾病感染，109位亲属中出现了51例疾病感染——每五个接受食物的人就有两个发病。抗疟疾药物奎宁对病患有效，但是，他们染病的原因是什么？
穆雷一家人真的可以把发病原因归咎于铁元素吗？疟疾的发病峰值出现在抵达医院的5天之后。实验室结果显示，第五天正是血中的铁元素含量达到最大值并开始回落的时间。这的确看上去很可疑——就像新鲜的足迹将探索者的注意力从被害人引向了他或她最好(20)的朋友。然而，如何将警告散布到世界上其他地方？而且就算他们做了，会有人相信吗？
克里斯与父母回到了明尼苏达州。但是他们在非洲的经历所发现的问题，仍然需要穆雷一家去回答。他们决定写下他们在诊所观察到的神秘疟疾发病现象——不是观点短文或是回忆录，而是学术论文。约翰为验证一家人在萨赫勒诊所观察到的现象，增加了一项他自己设计的实验：给患有疟疾的小鼠肌内注射铁元素，结果加速了感染。与此同时，安妮对之前铁缺乏症的发病和治疗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他们不想费心层层投递，就直接把稿子投给了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由于几个孩子都在研究中大有贡献，约翰决定在论文署名中加上奈杰尔和梅根。这就是最终期刊编辑决定发表的论文：《复食——疟疾和高铁血症》，首篇署名为穆雷、穆雷、穆雷和穆雷的论文，刊载于1975年3月22日。现在，他们的研究结果会被更多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者所看到了。《柳叶刀》于1823年在伦敦创刊，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广、最权威的科学期刊之一。它的读者不仅仅局限于最顶尖的科学家，还包括政(21)策制定者和全球媒体。在那篇文章刊载后，BBC给约翰打电话，问道，“你认为不该给大家发放食物吗？”约翰大笑，“当然不是。”他只是不想给他们发了食物，却害了他们。迪法的观察性试验中没人死去，不过标准做法中理应是有益的部分反而使受助者遭受痛苦、丧失生命，特别是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儿童来说。
克里斯当时12岁，是唯一没有在第一篇论文中挂名的穆雷家族成员。但他很快就长大了。1975年至1980年的每年夏天，他都和父母重返非洲。在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奥加登地区，约翰、安妮、梅根和(22)克里斯为16 000名索马里难民开设了移动诊所。在科摩罗群岛，他们开设了校医院，并评估了这个国家提高医疗服务的能力。在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一家人为东非著名的半游牧部落战士马萨伊人提供服务，并进行研究。从极具特色的一处到另一处，穆雷一家人都为治疗营养不良发现新的证据，且与当时的标准给出相反的建议。到1980年，他们已经一起发表了超过12篇关于营养、饥荒、复食和疾病的论文。所刊载杂志除了《柳叶刀》，还包括《英国医学期刊》《英国营养学期刊》《美国临床营养》以及《生物医药观察》。1976年6月12日，克里斯在《柳叶刀》上发表了第一篇正式论文，年仅13岁。
在肯尼亚，他们待的时间最久，地点最固定。穆雷一家人生活在灌木丛里。梅根和奈杰尔那时都已经上大学了。克里斯与父母一起工作时，他写病历、调配处方，并进行基本照护。就像他兄姊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为他父亲举着手电筒，并学着递手术刀、镊子和绷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这名少年留起了小胡子，并学会了开路虎。
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国外，他的体格和心智都飞速成长。最初那个瘦小的、用他父亲的话来说“很安静的小家伙”，现已长身玉立。他的身姿和眼神充满自信。在他家乡明尼阿波利斯的高中，他是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他还滑雪、跑步、参加辩论队，他对于摧毁对手薄弱的逻辑乐在其中。那个讲述一小群人仅凭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克服(23)了无穷无尽苦难的托尔金成为他最喜欢的作家。他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他下定了决心。他会研究生死奥秘，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他成了工作狂，”约翰说，“根本不需要督促。”
在非洲，晚上吃过晚饭后，一家人待在一起，分享着阴影和冰水带来的简单快乐，安妮安抚着克里斯一天的辛苦劳累，约翰询问着有没有在患者身上观察到什么规律。他教导克里斯，医学问题的数量和种类如此之多，所以严谨的实验尤为重要。就像全家人写信回应两位(24)营养学家的批评时所说，“座椅逻辑在生物学现象分析中毫无立足之地；有无数例子证明，医学中最具说服力的逻辑数十年来一直都在误导医生，维系着毫无用处的观念和疗法。”
没有医生的医院，变成果酱的药品，比疾病更糟的治疗。克里斯·穆雷在他18岁生日前领悟到，传统观念害死人，但科学可以拯救生命。如果说我们关于人类健康的知识是一张地图，上面绘满了错误的弯路、缺失的信息和似乎指向死胡同的歧路。想要帮助所有人，就得矫正错误，填补空白。他像他母亲一样，不怕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无论多么危险；他也像他父亲一样，相信分析可以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他不知道他是否会继承父母衣钵，但是他已经在寻找自己的道路。(1)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2) 约49摄氏度。(3) 加仑：体积单位，英文全称gallon，简写gal, 1加仑（美）=3.785 412升。(4) 沙梯：一种六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金属板，上面布满圆孔。1英尺=30.48厘米。(5) 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位于新西兰南岛奥塔哥省首府达尼丁市，成立于1869年，是新西兰第一所大学。(6) 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由梅奥医生于1864年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创建。它以不断创新的医学教育和世界领先的医学研究为基础，建立起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医疗体系。在2014《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全美医院排名中排名第一。梅奥医学中心曾帮助明尼苏达大学建立了医学院，后建立了自己的梅奥医学院。(7) 范尔滑雪度假村（Ski Resort of Vail）：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境内，是美国最大的、最受欢迎的滑雪场。(8) 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简称黄石公园，主要位于美国怀俄明州，部分位于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于1978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国家公园。⑤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位于怀俄明州北部，黄石国家公园以南，1929年建立，占地1256平方千米。(9) 内罗毕（Nairobi）：东非国家肯尼亚的首都，也是东非地区最大的城市，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10) 班达米尔湖（Lake Band-e-Amir）：又称阿富汗圣湖，中亚地区著名旅游景点，位于阿富汗中部巴米扬省的班达拉米亚国家公园内，毗邻巴米扬峡谷。(11) 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位于该州东南部，跨密西西比河两岸。(12) 索利赫尔（Solihull）：英国英格兰西米德兰郡的一座城市，位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东南9英里（14.5千米）处，是伯明翰的卫星城市之一。(13) 南安普顿（Southampton）：英国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沿海港口城市。(14) 直布罗陀（Gibraltar）：英国的海外领地，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15) 萨赫勒（Sahel）：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长超过3800千米的地带，从西部大西洋延伸到东部非洲之角，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9个国家。(16) 迪法（Diffa）：靠近尼日利亚东南端的边界，尼日尔迪法大区的首府，拥有23 600人口。(17) 乍得湖（Lake Chad）：非洲第四大湖，内陆淡水湖。位于非洲中北部，乍得、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四国交界处，乍得盆地中央。(18) 1磅=0.453千克。(19) 卡诺（Kano）：尼日利亚历史古城，坐落在哈代贾河上游高原上，素有“沙漠港口”之称，现为尼日利亚北部工商业重镇和文化、交通中心。(20) 铁是人体健康的最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但也是滋养疟原虫的帮凶。(21)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22) 科摩罗群岛：位于印度洋中，马达加斯加北边的热带岛屿。(23) 托尔金：全名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年1月3日—1973年9月2日，英国作家、诗人、语言学家及大学教授，以创作经典史诗奇幻作品《霍比特人》《魔戒》与《精灵宝钻》而闻名于世。(24) 座椅逻辑：纯理论而没有实践。第二章 第三世界和书呆世界
拯救世界俱乐部——“进化的目的是什么？”——另一个谜题——口蜜腹剑
1980年，穆雷进入哈佛大学。他是那种进入常春藤的典型高中生：成绩很好但又有点古怪。他的室友托马斯·亨利·拉萨姆·库尔罕（Thomas Henry Rassam Culhane）则和他一样。这个爱尔兰-伊拉克混血的美国小伙儿在芝加哥和纽约长大，八年级就辍学进入了小丑学(1)院。一年后，年仅14岁的他成为玲玲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Bailey Circus）里最年轻的领薪小丑，艺名“嘻哈大笑代理人”。
库尔罕与穆雷初识于哈佛新生的户外活动项目中。在开学前，12名新生一起到缅因州比奇洛山埃弗里峰（Avery Peak）进行为期一周的宿营。库尔罕想带把吉他，其他人都反对，只有穆雷力挺他，两人就此结盟。“如果他觉得能行，那就该让他干。”穆雷说，“这是他自己的事。”库尔罕之前从来没有遇到像穆雷这样的人，富有魅力又令人心生敬畏，对自己的竞争力有着清醒的认知。前一秒还在说“我要在你之前登顶”，后一秒又马上说，“我觉得你也能行”。库尔罕本身也是固执的人，自我认同感极强，他把两句话都当成是夸奖。“克里斯就是我梦想中的那个岁数少年该活出的模样，”他回忆说，“他有一种权威感，无人质疑。他去过那么多地方，做过那么多事情。”
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开学后便和另一个同学一起成立了“拯救世界俱乐部”。在俱乐部里，他们热烈讨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庇护所、干净的水和能源。而且不仅限于讨论，第一个学期，穆雷建议三个人去学习使用车床和钻头，培养田野实用技能。库尔罕觉得不可思议：“我来哈佛，然后跑到机械车间去上课？”“对啊，”穆雷对他说，“如果我们想拯救世界，就不能只在智识上下功夫，我们还要能用双手工作，打造真实。”
穆雷做事都有目的。在咖啡店排队的第一个晚上，他问道，“你喝咖啡吗？”库尔罕耸了耸肩，表示他之前没有喝过。“要喝就喝清咖。”穆雷说，“咖啡是兴奋剂——是药，不是饮料。喝咖啡就是为了熬夜。”当穆雷发现库尔罕频频洗手时，就告诉他应该扔掉抗菌香皂。“我们在非洲发现，如果太频繁洗澡，反而容易得病，”他说，“你总不想干掉有益的细菌，并让其他杂菌产生耐药性吧。”
总是有人不太理解穆雷。就算在哈佛这个奇人异士的聚集地，穆雷也算得上是特立独行。他太热情、太自信、太漠视别人的想法。其他人总是问库尔罕：“你是怎么和穆雷交上朋友的？”但那些分享了他无穷热情的人们则乐于接受他的强势。跟库尔罕在一起时，穆雷是探险家、工程师和科学家；跟运动员在一起时，穆雷是滑雪队员、校内壁球选手、英式壁球选手和橄榄球队员；和国际学生在一起时，他是那个通晓世界的人。“跟他在一起很有趣，”库尔罕说，“了解并加入他的社交圈简直太棒了。”
几乎所有大一新生都住在中央校区。这个地方也被叫作哈佛广场。另外几年，他们可以申请住进十二所“学生之家”中的一所。这些“学生之家”都有着精致的宿舍和独立的用餐区、图书馆、社交场所甚至社区文化。库尔罕加入了戏剧和音乐剧的社团，一心想住进两所坐落于中央校区和查尔斯河畔“艺术之家”——罗威之家或亚当斯之家。然而，递交申请时，穆雷兴奋地告诉他：“我帮咱们申请了居里之家，已经通过了。”居里之家是最不受欢迎的三所学生之家之一，(2)最早是拉德克里夫女生宿舍，距离其他学生之家都超过一英里。
库尔罕心都碎了：“大家都说那是第三世界和书呆世界的交汇处。”“对啊，”穆雷说，“这多完美啊，不是吗？你可以每天骑独轮车去上课。”
某天晚上，有人向宿管员检举，穆雷砸了居里之家入口处的大扇玻璃窗。指控不是真的，但是情况对穆雷极为不利，因为有人见到他拿着塑料制成的吹管，还有用纸卷和钉子做成的箭。“你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系主任约见库尔罕问道，“他该留在学校吗？他精神正常吗？”
这位小丑努力憋着笑说，“克里斯激励了我们所有人。不能因为他太认真对待课程，身体力行课程内容，就把他赶出学校。”库尔罕解释道，穆雷希望能生活在狩猎采集人中，就像生活在其他学生中一样。“所以他就去做了个吹箭筒，而且，”——他补充道——“他可是穆雷，这东西肯定管用。”
穆雷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试着解决全球人类健康这个庞大的问题。有许多可行的办法能够面对并克服影响人类健康的各种障碍。他的父母是科学工作者，也是医疗专业人士。他自认为也将成为其中之一。但如何才能将影响最大化？如何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比一个医生能接触到的患者还要多呢？
首先，生物学令穆雷深深着迷。他和库尔罕用热带雨林、沙漠和草原的海报装饰寝室。他们俩还有一位共同英雄：哈佛的演化生物学(3)家及普利策奖得主爱德华·威尔逊。威尔逊认为，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其社会行为主要都由基因驱动，这种影响相当甚至更胜于文化(4)或所处环境。他们还都在阿拉伯语大神教授威尔逊·比沙伊那里做兼职助理。有一天，穆雷对库尔罕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份把古兰经输入苹果电脑的工作，他还需要另一个人来输入字典。”那意味着学习用一种全新的字母系统打字，不过这不成问题。穆雷说，“只要重塑一下大脑就好。”
穆雷计划在大三那年两人一起去中东。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新英格兰之前，他说，“我们去滑雪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库尔罕问。他们缺钱。而此刻，就在出发前，穆雷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荒郊野外租了一栋木屋，两人要和三个有钱的滑雪队队员住在一起。库尔罕指出，他们自己得住在阁楼，而且富家子弟向来目中无人。再有就是无论如何，滑雪太蠢了。“爬上爬下的，”库尔罕跟这位朋友说，“进化的目的体现在哪儿？”
他们做所有事前都会问这个问题。穆雷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从雪坡上往下看，你可以决定自己想滑哪条雪道。”他说，“但是一旦决定路线，就不能重新回到坡上。许下承诺后，滑到坡底时，只会有一种结果。”
库尔罕回忆说，“我被这种看待滑雪的方式激起了好奇心。”很快他就全副武装、手持雪杖、脚踏狭长的滑雪板，乘着缆梯来到山顶。然后，在山顶，穆雷极具个人特色地说：“待会儿见，自己看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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