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振中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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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增订本)(南振中文集)试读：
内容简介
作者是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这本书是他20年记者生涯的经验总结。30多年前本书第1版出版后，受到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好评，陆续被清华大学、郑州大学等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列为学生必读书目或选读书目。根据读者的要求，增订本补充了原书引用的新闻作品，以便于读者将采访写作方法与实践成果对照浏览。
作者简介
南振中，1942年5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灵宝县。1964年7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先后担任文教记者、农村记者、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社长。
1986年1月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1993年4月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室总编辑；2000年6月至2007年8月担任新华社总编辑。
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担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现任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11月被中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11月获全国中青年记者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我怎样学习当记者》《记者的眼睛》《记者的思考》《南振中作品选》《记者的发现力》《记者的战略眼光》《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亲历中国民主立法》《学习点亮人生》《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1991年11月，作者获首届全国中青年记者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2014年12月16日，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南振中宣布范长江故居重新对外开放。范长江故居（纪念馆）位于四川省内江市，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代序——读南振中《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增订本）》
范敬宜为《李庄文集》作序时，提及现代中国新闻战线一代嵚崎卓荦的“英杰”：王韬、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瞿秋白、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胡乔木、恽逸群、邓拓、吴冷西、乔冠华、刘白羽、华山、穆青、李庄……
回望历史，这一英杰序列仍在延伸：郭超人、范敬宜、南振中、段连成、爱泼斯坦、齐越、郭梅尼、罗开富、艾丰、张严平、敬一丹、庄电一、吕岩松、王慧敏……也可谓风起云涌，灿若群星。
如此一脉名记者不仅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脊梁，而且也开启了新中国新闻学山高水长的学术源流。
其中，范敬宜与南振中的道德文章在我心中又似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范敬宜笔下的李庄，以我耳闻目接的现实感受，何尝不是他本人与南振中的新闻人生之写照：率性淡泊，谦冲自牧，敏悟好学，虚怀若谷，恂恂然有古君子之风；未尝有一日闲居，其勤奋过人有如此者……2004年4月15日，应范敬宜邀请，南振中来清华作报告，范院长对师生介绍说：
他是我所见到的手最勤的一个记者。从从事新闻事业到现在，一共记了3 000多本采访笔记。
他是我见过的工作作风最严肃的一个。任编辑后，每次修改完记者的稿子，哪怕是一个标题、一句话，都要亲自找记者商定，确认“我有没有把你认为最得意的地方删掉，你有没有感到心疼”，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后依然如此。
他是我见过的采访作风最扎实的记者，正如他在《与青年记者谈成才》中所说“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1978年南振中的代表作《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发表时，我正好上大学，三十年后我为国家精品课“中国新闻传播史”编辑参考资料时也选了这一名篇。众所周知，范长江新闻奖每届定额十人，唯独1991年第一届为九人，南振中即名列其中。在数十年新闻阅历中，包括担任新华社总编辑与郑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他更是留下名不虚传的口碑。于是，在推动出版《范敬宜文集》后，我又谋划了《南振中文集》，如今开花结果则清华大学出版社和纪海虹编辑与有功焉。没想到的是，南老师点我为这部《我怎样学习当记者》（增订本）写篇评价文字，让我一时不知何以自处。静心一想，以往我对他除了遥遥仰慕，也在默默学习，眼下权当又一次学习机会，借机谈谈“学南振中，当好记者”的话题。
无论是范敬宜笔下的英杰序列，还是上述延伸序列，尽管年代不同，成就各异，但为人民服务则其致一也。其中范长江与邹韬奋向称典范，因而长江韬奋奖也就成为中国记者的最高荣誉。这一脉新闻记者不妨称为“人民记者”，犹如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所言“人民公仆”。对他们来说，人民既是唯物史观的抽象政治主体，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热土、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活生生现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以，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自然构成他们的鲜明共性，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更成为一代代人民记者的共同心声。
这几年每逢记者节，央视都播出一套“好记者讲好故事”的特别节目，产生良好反响。何谓好记者？好记者固然需要“讲好故事”，同时更须明确为谁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就像明确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为什么人的问题确实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由此说来，中国好记者应是马克思说的，“无所不在的耳目”“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质言之，如果说实事求是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为人民服务就是记者的灵魂。
南振中正是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记者、好记者，他的新闻生涯突出体现着实事求是的专业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新闻理想。正如他在这部书中写道：“新闻记者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且不说他在新华社山东分社二十余年，一身泥巴汗水行走于齐鲁大地，终年有三分之二以上时间沉在基层，在艰苦的沂蒙山和贫困的鲁西北两个村子还蹲点两年，也不说他在总社组织策划一系列不离渔樵、不远稼穑的报道，只看他晚年出任郑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将穆青手书座右铭“勿忘人民”作为院训，刻在石碑上，立于楼门前，以此塑造新闻后备军的“军魂”，就不难体察人民记者为人民的赤子之心。
有一次参加人大系统好新闻奖评选，他的一席话，令我印象深刻。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新闻奖评委会主席，由此谈到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三位一体”问题。他说，党的领导不容动摇，依法治国毋庸置疑，而人民当家做主及其“实现形式”还需用心落实。一番话入情入理，朴素实在，也体现了人民记者一片拳拳深情，即便居庙堂之高，也始终不忘初心忧其民。
1985年元旦，在即将离开山东分社，奉调总社工作的日记中，四十出头的南振中谈到自己人生规划的三个二十年：第一个二十年在学习积累，第二个二十年在锻炼成长，第三个二十年“理应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他在日记结尾写道：
2004年，是我人生第三个“二十年”的截止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希望能有资格说一句：“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
现在，距2004年又过去十余载，事实表明南振中不负平生志愿。
他的第一部著作《我怎样学习当记者》也可视为一位人民记者的成长录，展现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够自觉坚持党性原则的、大有益于人民的、合格的新闻记者”的心路历程。本书原版问世于1985年，一出版就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从而一印再印。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但读着装帧简朴、纸版粗疏的原版书，依然觉得鲜活生动，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清新自然的气息，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思，对年轻记者和新闻学子尤为适用与实用。因为，世事无论如何变化，事理往往依然如故，如心系人民的新闻理想、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清新朴素的报道文风。试举一例：
1965年夏天，我到定陶县万福公社采访一所半耕半读的卫生学校。那时，从菏泽到万福公社不通汽车。我从菏泽县沙土集往南走，正赶上大雨。大平原上的路，没有明显的标志，加上雨下得天昏地暗，一道又一道的台田沟横在我的眼前。我迷了路，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天色渐晚，我有点发慌。忽然，发现了一排电线杆子。我想，电线肯定是通大集镇的，顺着电线走，说不定会找到公社驻地。我索性不去找“路”，沿着电线指引的方向，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万福公社。当我走进党委办公室时，已经成了一个“泥人”。
1964年夏天，郑州大学中文系辅导员郭双成老师为分配到山东分社的年轻大学生南振中题写了两句临别赠言，一副出自吴昌硕的篆书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原句出自白居易的两首诗）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新学年开学之际，已是母校新闻学院院长的南振中又把这两句话送给大一新生并解释说：“欢喜”是佛家语，指心灵的宁静和愉悦，与世俗的“快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快活”更多侧重感官的享乐。一个人心中别有向往，别有追求，别有期许，就会放弃许多世俗的“快活”，心甘情愿吃苦受累，不断进取，从而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如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本书开篇《新闻记者——令人羡慕的“苦差事”》结尾，就借这两句话表达了他对记者之道的理解：“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辅导老师的这两句题词那么快就应验了。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艰辛。一些蒙在“新闻记者”这块牌子上的浪漫色彩渐渐褪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将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本书第一版缘起于1983年他在四川新闻干部进修班的授课讲稿，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是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起初，进修班定的讲授题目是《我的新闻实践》，他认为这是个大题目，自己无力承担，尽管已当了二十年记者，还是觉得没有多少经验。为此，他提笔给主办方去信，请求将授课名称改为《我怎样学习当记者》，以便“从头到尾，讲自己在学步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走过的弯路”。穆青称他“忠厚、谦逊，原则性强，且不善张扬”，为人为文，若合一契，于此可见一斑。涉猎他的其他著述，如《南振中文集》中《记者的发现力》《与年轻记者谈成才》，以及《学习点亮人生》《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更能体会为人为文和“学南振中，当好记者”的深长意味。我读南振中，总会联想到白居易、范成大等诗人与诗风，明白晓畅，务期达意，“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毫无头巾气、矫饰味，唯见正心诚意，本色天然。
增订本又补充了“《我怎样学习当记者》涉及的新闻作品”，包括《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访南斯拉夫日记》等佳作，与前面的讲述内容彼此映照，相得益彰，更便于学习。其中，有道有术，道寓术中，既可以感悟为人民的新闻理想，又易于学到当记者的十八般武艺。加之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涉及记者工作各个环节，实实在在，老老实实，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失荆州走麦城，读来平易近人，“通俗而又深刻”（穆青）。再举一例：
我刚当记者的时候，采访写作的毛病是“快而浅”。后来，在采访上注意下功夫了，每次都搜集大量的新闻素材，但是，却不善于提炼，往往被许许多多的生活素材所包围。由于自己没有明确而集中的思想，所以，对大量生活素材无法取舍，这也想写，那也想写，“大而杂”“全而浅”，真有点像高尔基讽刺的那样，“把鸡和鸡毛一起炒”。这种既不拔掉鸡毛、又不掏去内脏的“炒全鸡”，自然不会受到食客的欢迎。
久闻南振中有个“万宝囊”，是其记者生涯积攒的数千个采访笔记本。我觉得，有朝一日若能整理出版，也会是新闻学的一笔财富，对当代史、社会学、民族志同样具有学术价值。说到采访，新闻中人都知道，记者记者，在记录历史初稿，亦即新闻之前，先得采集记录新闻现场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所谓“七分采、三分写”。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说得好：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前线不够近。《人民日报》记者王慧敏也认为：“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虽然有人论证说新媒体时代采访已经过时，仿佛坐在写字楼、办公室，上上网、连连线，就可以攒出新闻，但我相信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亲笔记录的现场感，总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而非其他的第一要义，“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更是人民记者的第一印象。为此，如何采访，如何记录，就成为记者的基本功。本书也谈到这方面一套实用管用的做法，包括整理笔记本的六件事，举一反三同样适用于媒体融合的新时代。
毋庸讳言，由于社会转型与媒体变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记者身影日益漫漶，渐行渐远。有位记者将拙著《水木书谭》称为“古典新闻观的挽歌”，所谓古典新闻观者，“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之谓也。读南振中一边心有戚戚，一边忧心人民记者及其理想是否沦为或即将沦为“古典新闻业”的挽歌。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十几年前，听范敬宜院长谈及他与穆青在一起的一幕晚景，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暮色苍茫中，两位老党员、老记者面对“世风日下”，愀然相坐，默然无语……令人多少欣慰的是，近年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中时有年轻记者崭露头角，从《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大国工匠》等新闻作品，到《农民中国》《崖边报告》《塘约道路》等现实主义书写，都不难感到人民记者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与生生不息的新闻魂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各个领域日益强调人民立场，不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也给新闻界带来一缕新风新气象。
2014年我在荣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获奖感言中谈到，自己三十年新闻教育经历无非“培养有灵魂、有文化、有梦想的中国记者”。在我看来，人民记者、好记者不仅正心、诚意、有灵魂，而且淹博、清通、有文化，就像范敬宜和南振中。如果说范敬宜作为范仲淹二十八代嫡孙并出身江南世家而得益于家学渊源，那么来自古弘农郡的普通人家子弟南振中就以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而成为饱学之士。除了精湛的新闻业务能力，他们的文化底蕴、知识水平、理论素养在业界、学界同样出类拔萃。南振中的博览群书，好学深思，更是令读书人钦佩不已。
上学时，南振中就有意放弃功课满分的追求，把考试目标调整为80分，主要精力用来“横扫图书馆”。于是，有舍有得，收获自不待言。后来，他在回忆大学经历时说：“白天，除了上课，我就到开架阅览室读书；夜晚，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小开本图书带到宿舍，仔细阅读；星期日早饭后步行到河南省图书馆，阅读中外名著，摘抄与唐诗有关的资料。”
工作后，无论多忙，他依然手不释卷，一直孜孜以求。南振中读书之广、之细、之深在新闻界传为美谈，穆青对此的吃惊和感叹相信许多人都深有同感：“工作异常繁重，但从没有间断学习。一有空余时间，就用在读书上面。除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外，新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军事学、社会学甚至是医学著作也是他阅读的范围，涉猎之广，既让人吃惊，也让人感叹。”尤其是，他并非死读书，读死书，而是既读有字书，又读无字书，并有章有法，活学活用，特别注重独立思考、融会贯通、理论联系实践，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既能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又能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和工作需要。
联想当下，忧从中来。南振中在郑州大学读书时，学校印发了一份北京大学中文系的500种书目，他按照书目认真阅读。我在郑州大学时，也得到一份教育部的400种书目。后来，我为学生草拟的《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最初也是400种，然后减为200种，最后减为100种，即使如此，还有学生望而生畏。今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考研复试中，有位修读英国文学的考生答不出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历史系出身的考生没有翻过一部中国通史；青岛的考生不清楚五四运动与家乡的关联；法语专业的考生认为，火烧圆明园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错误”。无独有偶，在今年某家中央媒体的入职笔试中，有位考生回答“《西行漫记》又名《西游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所谓“刘项原来不读书”。
南振中曾为新华社年轻记者做过一场报告，题为《把“阅读”培养成为一种爱好》。针对有人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不如手机好玩，视频轻松，南振中用生活经验开导说，年轻人喜欢锻炼，跑步啊、打球啊，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为什么不觉得累，不感到苦呢，因为自己喜欢。“长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爱好同一项运动，就会养成不容易改变的习惯，苦和累也就融入了快乐的感受之中。”同样道理，若把阅读培养成为一种爱好，也就不会觉得高不可攀，而一样乐在其中并乐此不疲。他还介绍了一个通读大部头的经验，称之为“化整为零”或“积零为整”：《列宁选集》第1卷858页，第2卷1 005页，第3卷933页，第4卷765页，4卷合计3 561页。由于采访报道任务繁重，要在短期内读完这4大本书，的确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读书同时间的矛盾，1973年元旦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按照每小时平均10页的阅读速度，将《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需要356个小时。如果每天挤出1小时，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是只用了6个月，就把《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
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个经验也点拨了我，借用这种方法果然见效，《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等都是这样用一年半载时间“啃”了下来。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年轻时在美国读研究生，一次出席名家云集的研讨会，同他合作的资深教授让他主讲。不得已，他先用了一个中文谚语“江边卖水”，用英文一翻译，得到一片会心赞赏。此时，我的心情也同当年张信刚一样，不管怎样用心用力，都像江边卖水。如果说南振中是新闻界静水流深的长江大河，那么我只能取一瓢饮。南老师美意将拙文置于书前，而我知道其实是一点学习心得与杂感，既不敢冒称评价，更不敢自视书序，谨以此就教于作者与方家。李 彬2017年五一劳动节于清华园
原序
当我阅读这本书稿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南振中同志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这消息既令人高兴，又发人深思。
1983年秋末冬初，我应聘从北京到重庆给四川省新闻干部进修班讲课，南振中同志已经讲完课回山东去了。人走了一个多月，影响却随处可见。我一进教学楼，便看到墙报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南振中同志关于记者成才之路的精辟见解。学员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见解，写了不少心得体会。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整理南振中同志的讲课录音，分头复写装订成册。夜深人静，大雾弥天，我翻阅一笔一画的复写稿，深深被感动了。它凝聚着南振中的心血和学员们的心意啊！透过茫茫夜雾，我仿佛看见南振中同志顶着大雪在沂蒙山崎岖小路上攀登，冒着暴雨在鲁西北泥泞的乡村土路上行走，盘着腿坐在土炕上和老农民拉家常，忍着困倦在招待所冷清的台灯下笔走龙蛇，度过新春佳节之夜。《鱼水新篇》《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女社员下地不再带针线笸箩了》《政策牵动故乡情》《从主宰到公仆》等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的报道，确是他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南振中同志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八月到新华社山东分社作记者，1983年开始任山东分社社长，今年42岁，是目前新华社国内分社中最年轻的社长。他从一个不懂新闻工作的普通大学生，成长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奥秘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本书的读者是不难作出自己的答案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首先想到了人们常说的“树大根深”。我以为，从因果关系来说，也可以说“根深树大”，只有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大嘛！一个新闻工作者最怕扎不住根，像水上浮萍那样东飘西荡。现在，在有些记者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他们不愿意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而是蜻蜓点水，浮在上层。采访农村的，不到田间、市场和农民家里，满足于在市、县机关看书面材料，在市、县招待所找人谈话。采访工厂的，不到车间、仓库、宿舍了解实际情况，而是往厂部办公室一坐，听听干部的介绍，拿走几份打印材料，就算“深入工厂”了。等而次之的，是只到上级机关，连工厂的门都不进，也自称“采访工厂”，照样写洋洋洒洒的报道。那样的报道，怎么能不肤浅呢？如果不解决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问题，要想写出在广大群众中有影响的报道，无异于南辕而北辙！
新闻工作者的根要扎在哪里？要扎在人民群众的深厚土壤中。南振中同志的根，扎在沂蒙山农民群众中，扎在山东大地上，从人民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根深叶茂，挺拔成材。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投身社会变革的大潮流之中，所以能敏锐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新动向、新事物，在众说纷纭、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分歧相持不下的时候，他就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重大改革，写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又夜以继日地写出《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写出的报道质朴深刻，亲切自然，真实感人，老百姓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为群众喜闻乐见。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能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出发，打破“新闻八股”的框框，努力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当新华社总社调他参加全国性重大报道的时候，他能把基层和全局联系起来思索，把以小见大和以大观小有机地结合起来，比较深刻地理解在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逐步学会在辽阔的地域范围内捕捉和表现重大的新闻主题。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当新华社总社派他访问南斯拉夫的时候，他能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为基础，将国外的情况和国内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写出了一组针对性较强、引起国内读者共鸣的访南日记。
在人民群众中扎根，是记者成才的基础。栋梁之材是在深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我确信这是记者成才的一条重要规律。徐占焜1984年12月9日于北京第一辑我怎样学习当记者新闻记者——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专职新闻记者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新闻记者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职业。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许多革命领袖非常重视新闻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编辑过十多种报刊。列宁也亲自领导过《浪潮》《前进》《无产者》等日报和《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他主编的《火星报》曾经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1921年3月8日，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履历表中有一个栏目是：“现在是哪个工会的会员呢？”列宁在这一栏里写着：“是新闻记者工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早在1919年就主编过《湘江评论》。这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设有“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等栏目，其中有许多文章是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湘江评论》在当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许多有识之士把《湘江评论》比作“湘江的怒吼”，称赞它“真正代表人民说话，对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同志曾经担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和《觉悟》的领导人。恽代英同志曾经是武汉《学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新闻事业多么倾心。
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都与新闻工作有缘。英国18世纪四大著名小说家之一的笛福所写的《鲁滨逊漂流记》，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是雅俗共赏的名著。笛福在写这本小说之前，曾经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英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查理斯·狄更斯，出身贫苦，12岁开始独立谋生，上过两三年学，主要靠自学获得广博的知识。16岁时他到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学会速记后，担任了报社的采访记者。他目睹了议会政治的肮脏内幕，从1828年到1836年，为伦敦几家报纸撰稿，是很有名气的新闻记者。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曾经担任过《萨马拉日报》新闻评述栏的编辑。《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尤利乌斯·伏契克，曾经担任过《创造》杂志总编辑和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
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新闻工作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新闻记者已经成为令人羡慕的社会职业。许多文科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到新闻单位工作。许多学生家长也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在新闻界谋求一个职位。“新闻记者”像一块磁铁，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吸引到新闻工作岗位上来。
可是，假若我们问这些年轻人：“你们为什么愿意当新闻记者？”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回答不出来，有的甚至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1981年夏天，我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时，曾经读过一本名叫《报人之路》的书，其中谈了这么一件事：
1931年4月1日，燕京大学新闻系举行新闻讨论周时，《大公报》的张季鸾因在外地旅行，未能应约参加。后来，他补写了一篇题为《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的新闻学论文，投寄燕京大学新闻系。在这篇文章中，张季鸾开宗明义地向新闻系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为什么入新闻系？张季鸾认为在成为新闻记者之前，有两层必须觉悟：“第一，或者有人想，做记者可以得到物质上优厚的享受，这是错误。中国经济发达以后，经营报业的人可以获利，但是单纯作一个记者，靠薪水吃饭，我想在二三十年内，恐怕很难有得到优厚酬报的……所以从平凡而正当的途径上讲，做记者大概要一世穷。”“第二，或者以为记者这种职业好玩，有兴趣，这话不假……不过诸君要知道，有兴趣的另一面，是格外劳苦。任何职业，办事时间都有一定，记者生活，独没有一定。而且夜间工作多，满天下的人类，都在黑甜乡的时候，新闻记者还拿着秃笔，写稿子，听电话……所以新闻记者生活的兴趣，只能是在紧张兴奋忽歌忽泣之中找兴趣，绝不是舒适享乐的生涯。”
张季鸾曾任《大公报》总编辑、总主笔，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报刊评论家。他的这些话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个“老报人”，他的确道出了新闻记者的甘苦。
我是1964年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的。宣布分配方案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班的班长在走廊里悄声对我说：“你的工作分得不错，是走南闯北的。”我叫他说得具体一点，他不肯说。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在琢磨“走南闯北”这四个字的含义。第二天一大早，中文系应届毕业的200多名同学都集中到合堂教室。大家屏着气，静听着中文系负责同志宣布分配方案。当我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时，心情非常激动。老师和同学也向我表示祝贺。教我们文学史的华钟彦教授还为我们题写了一首《满江红》：“壮志凌云，驰天马、骁腾横逸。
当今日、干将出匣，荆山呈壁。
举世都称神异器，何人不重连城值？
但金锋玉瑱若为功，须人执。
说培养，由党力；论运用，凭才德。
要全心全意，听伊驱策。
事出丹心通万里，行从民望生双翼。
待明朝，展翅起高飞，知南北？”
我的辅导员老师郭双成也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这样两句格言：“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
1964年8月，我告别了母校，来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成为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辅导员老师的这两句题词那么快就应验了。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艰辛。一些蒙在“新闻记者”这块牌子上的浪漫色彩渐渐褪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将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苦差事”。辅导员郭双成在作者《纪念册》上写的两句格言。新闻记者的“苦”
根据这些年的切身体验，我觉得新闻记者的“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优哉游哉”，也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到处受人尊敬。记者“享福”的时候有，吃苦的时候也有，总的说来，采访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1965年夏天，我到山东省菏泽地区定陶县万福公社采访一所半耕半读的卫生学校。那时，从菏泽到万福公社不通汽车。我从菏泽县沙土集往南走，正赶上大雨。大平原上的路，没有明显的标志，加上雨下得天昏地暗，一道又一道的台田沟横在我的眼前。我迷了路，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天色渐晚，我有点发慌。忽然，发现了一排电线杆子。我想，电线肯定是通大集镇的，顺着电线走，说不定会找到公社驻地。我索性不去找“路”，沿着电线指引的方向，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万福公社。当我走进公社党委办公室时，已经成了一个“泥人”。记者要深入到生活的底层，要深入到山乡僻壤，而这些地方往往是不通汽车的。不能因为有些地方上海牌小汽车和北京吉普进不去，就一生一世不去那里采访。遇到不靠公路的地方，就要步行，有时还要带着行李作“负重行军”。即使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尽管可以坐汽车、坐火车，但有时列车超员，车厢里人夹着人，一站几个钟头。每当这时，如果在车厢门口能找到一小块空地，哪怕是在提包上稍坐一坐，也会觉得舒坦得不得了。
除了“走路”，还有“住宿”。有些地方的招待所认“车”不认人。坐小卧车去的，食宿都好安排；骑自行车或步行去的，少不了吃闭门羹。1966年夏天，我们到郓城县一个大队采访。80多里土路，骑自行车走了三个多钟头，到了招待所，真成了“风尘仆仆”。我们想在招待所住一宿，休息休息。一位姓刘的所长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介绍信看了又看，最后说：“这里客满，没地方住了！”我们在县城找了好大一阵儿，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我铺开稿纸，正要写稿，县委书记推门进来了。他听别人说来了两个新华社记者，就到招待所去找，没找着。这位所长急了，到处打听，才从小旅馆里找到了我们。当着县委书记的面，刘所长显得格外热情，说：“还是搬到咱那里去住吧，后边还空着三排房子呢！”“在咱那里，谈情况也方便。”记者就是这样，有时住高级宾馆，有时住车马大店，蚊子、臭虫、跳蚤，全都得学会对付。前些年到沂蒙山区采访，进一次山，一身虱子。采访归来，一进家门，家属就得帮助做“善后处理”。所以，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第二，新闻记者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思想也很艰苦：没有线索愁线索，有了线索愁采访，采来了素材愁写作。头一篇稿子刚交到打字室，又在思考下一篇稿子了。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除了睡熟了的几个小时，思想没有空闲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记者可说是“重脑力劳动者”。
第三，新闻记者要在家庭生活和物质享受方面作出牺牲。作为一个外勤记者，每年有大半年时间出发在外，把家当旅馆，旅馆当成家。逢年过节，别人都是阖家团圆，新闻记者中的不少人却在第一线采访。我算了一下，从1972年到1983年，有10个“中秋节”是在外地度过的。1981年以来，有两个春节未能和家人团聚。许多新闻工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
第四，生活上苦一点，思想上苦一点，如果能源源不断地出成果，也会感到欣慰。但是，新闻作品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一个八级钳工可以保证不出废品；然而，即使有三四十年采写经验的新闻记者，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稿子全都是成品。当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稿子被“枪毙”了的时候，就会感到苦恼。
第五，稿子被采用就没有苦恼了吗？有时也还会带来苦恼。记者写的稿子，问题提得稍微尖锐一点，发表以后往往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记者要为此承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一些对实际工作比较了解的同志告诉我，向农村派工作队的做法同新形势不适应了。他们认为大批地向农村派工作队，有以下几个弊病：
——不利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派往县、社、队的工作队，进点时都宣布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可是，进点以后，工作队的同志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是来“运动”别人的，凡事要求地方同志按工作队的意见办；地方党委认为自己最了解下情，应该按自己的意见办，双方往往会闹矛盾，给农村工作造成许多损失。
——容易搞瞎指挥。工作队的队长，有科级的，有处级的，还有厅局级的，来到农村都是“大干部”，党支部自然而然地得听工作队的。但是，由于派出来的干部长期蹲机关，不了解下情，不熟悉生产，一些同志又放不下架子，不肯虚心向群众请教，往往下车伊始，搞瞎指挥。基层干部怕挨整，不愿得罪工作队，就是指挥错了也不敢提意见，社员对这一点很不满意。
——容易使运动“扩大化”。10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好像工作队一进村，就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搞出点什么“名堂”。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多，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整一通，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为了把当年生产抓上去，工作队往往想尽各种办法到处采购化肥、农药，容易打乱正常的供销渠道，也加大了当年的生产成本。
我研究了派工作队的历史。解放初期，我们党要领导几亿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当时，农村政权刚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许多地方还不够健全。鉴于这种情况，各级党委从领导机关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包干负责一个地方的工作，对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样的工作队，农民和基层干部是欢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村的政治、经济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战斗力不断增强。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沿袭过去那种大量派工作队的领导方法，社会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任何一种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都是由一定的任务以及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客观条件改变了，面临的任务改变了，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忙着往下派工作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还要不要大批地向农村派出工作队？》的“工作研究”，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篇稿件发表以后，在许多地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来信商榷，有的公开驳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度非常苦恼。我想：当记者真难啊！科学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新闻记者就不可以“研究”呢？一篇“工作研究”，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的责难呢？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组工通讯》以《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不要向农村大量派工作队》为题，全文转发了这篇“工作研究”，并在文章之前加了一篇很长的评论。接着，从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传来撤销工作队的消息。直到这时，我才渐渐从无端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新闻记者毕生都在报道新的东西，而且要把新的问题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当自己的见解一时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就会遇到压力，记者会由此而感到苦恼。新闻记者的“乐”
既然新闻记者是个“苦差事”，那么，这个职业为什么会令人神往？为什么许多人乐于终生以此为业呢？我觉得新闻记者不仅有“苦”，而且有乐，可以说是“苦中有乐、乐在苦中”。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至少有五个方面的“乐趣”：
第一，新闻记者活动在整个社会的“前沿阵地”，每日每时都敏锐地捕捉能激起浪花和波涛的重大问题。一旦他们的报道真正起到了推动实际工作、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那么，再苦再累也会感到幸福。
关于这一层，在革命斗争年代感受尤为强烈。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激变年代，“新”与“旧”在交锋，先进与落后在交锋，改革的洪流同保守的回流在交锋，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作出回答，许多错误的思想和言论需要人们去驳斥。如果新闻记者能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促使改革的洪流奔腾向前，难道这不是一种最大的“乐趣”？
第二，新闻记者生活在人民当中，他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们把自己从生活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去，通过自己的报道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一旦反映出来的东西给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就会感受到从事新闻工作的“乐趣”。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度，新闻记者享有比较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在尊重客观事实、对党的事业有益、对社会主义祖国有益、对人民有益的前提条件下，新闻记者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种种见解，而且有条件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通过一篇篇的报道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第四，新闻记者的“乐趣”还在于每日每时都可以学到新鲜的、有趣的知识。高等院校的学制，短的三四年，长的六七年；可是，新闻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学习几十年。高等院校分系、分专业，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能选修一两个专业，新闻记者以社会为课堂，所学的课程交叉进行，可以学习许多专业。高等院校，即使著名院校，一个学校只不过有几百名教授，具体到一个系、一个专业，真正任课的教授就更少了。新闻记者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可以向数以千计的学者、教授和各种各样的著名专家请教，从他们那里了解各个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高等院校的学生在校学习以书本知识为主；新闻记者既可以学到理论，又能够深入实际，容易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学者把学习看成是最大的乐趣。罗蒙诺索夫说过：“我怕的并不是那艰苦严峻的生活，而是不能再学习和认识我迫切想了解的世界。对我来说不学习，毋宁死。”（《名人名言录》127页）爱因斯坦也说过：“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新闻记者具备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学习一辈子的客观条件。他们每天都在用人类最新的知识武装自己。无穷无尽的新知识，给新闻记者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
第五，新闻记者工作的领域海阔天空，可以从多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用不着担心“无用武之地”。
新闻记者的“乐趣”还可以列出许多条，仅上述五个方面就足以令人神往。这也许就是许多年轻人迷上这个“苦差事”的原因。新闻记者的追求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作为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首先应该正确对待整天缠绕着人群的三个问题：一、新闻记者要抗拒虚荣心的诱惑
年轻记者刚一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不少亲友就会向他祝贺。一篇稿子没写，一点工作没做，祝贺什么？无非是认为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缺乏自知之明，很容易因此而陶醉，虚荣心就会渐渐萌生。
要抗拒虚荣心的诱惑，必须对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作一点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读过新闻史的同志都知道，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最初，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据《现代新闻学概论》一书记载，恺撒将军曾在罗马帝国境内设置关卡，从外国游客那里探听他们沿途的见闻，从而详细调查别国的政治、兵制、军备以及人民生活状态等。罗马人本来就喜欢听异闻奇事，遇到来自外国的旅客，就把他们围起来，问长问短，听到异国传奇后，便讲给其他市民听，以图报酬。后来，有一部分人竟以此为职业，人称“新闻贩子”，其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公元16世纪，随着近代报纸的产生，出现了专职新闻记者，其社会地位开始上升，但也不过是社会上众多职业之中的一种，并无特别受人敬重之处。因此，前《申报》总主笔陈景韩曾深有体会地说：“记者之职业，不可自视太高。”
记者的社会地位除了受社会制度变革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取决于新闻队伍自身是否忠实于社会、忠实于人民。“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愚弄人民，搞了一些歪曲现实的报道，新闻记者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新闻记者成为党和人民群众“千呼万应的喉舌”，其社会地位随之提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促成这种变动的原因，一是社会的进步，一是新闻队伍素质的提高。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自觉性，不努力奋进，就会玷污新闻记者的名称。只有抗拒虚荣心的诱惑，正确看待自己毕生从事的职业，才能尽到一个新闻记者应尽的责任，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二、新闻记者应该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
爱因斯坦说过：“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觉得都是可鄙的。”“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名人名言录》第38页）在每一个新闻记者面前都摆着两条路：一条是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一条是追求理想和真理。我认为，要防止自己滑到世俗的道路上去，必须过好三关：
第一，不贪图小利，不随意接受被采访单位、被采访对象的馈赠。有些人当了新闻记者之后，往往因为这一关把不好，写出了一些违心的新闻报道，受到社会的谴责。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个记者到山东省一家酒厂采访，厂里送给他几瓶“××美酒”。为了报答，他写了一篇《××美酒郁金香》的报道，登在报纸上。实际上，这个厂的产品质量已经明显下降。读者看了稿子，讽刺说：“××美酒酱油汤。”这次报道失真就是因为记者贪图“小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应该从这种世俗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第二，不要过分追求工资和待遇。据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学生曾经问学院院长威廉博士，毕业后作访员可得多少薪金。威廉博士回答说：“我劝你还是做瓦匠去，他们每星期可得70美金。”在威廉博士看来，凡是追求工资待遇的人，均不可当新闻记者。
第三，不要热衷于经营安乐窝。列宁的办公室非常简朴；鲁迅直到成为文豪还睡的是木板床。他们都认为住得太舒适了容易养成惰性。我不是说新闻记者就应该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说一个有作为的记者，不应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到物质享受上，不应花费很大精力去经营安乐窝。“安乐窝”很容易成为社会生活的避风港。一个新闻记者整天躲在“避风港”里，怎么能捕捉到整个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重大问题呢？三、新闻记者应该正确对待毁誉
记者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处在复杂社会关系的“台风中心”。他们必须在事件刚刚发生或者新事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去报道：或者歌颂，或者揭露。一旦一篇有影响的报道刊登出来，往往有毁有誉。新闻单位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每个人的学识水平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很大差异。如果对毁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进亦忧，退亦忧”，从而分散自己的精力。
穆青同志说过：“应该把任何个人的恩怨，个人的荣辱、得失，都摆在次要地位，而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委托摆在第一位。”我觉得，在对待毁誉的问题上，应该有这样宽广的胸怀。这些年，我牢牢记住五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相信时间，相信自己。每个忠诚的新闻记者都要坚信党和人民对你的所作所为自有公断。即使一时受到误解，甚至蒙受冤屈，只要坚信自己是正直无私的，是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是奋力上进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会对你作出公正的、切合实际的评价。有了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就会从新闻事业中找到精神寄托，就会产生极大的动力。
新闻记者不仅要排除种种杂念，而且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新闻记者，至少应该给自己规定两个毕生追求的目标：（一）用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一支笔，忠实地记下时代的日记
新闻工作者整天东奔西跑，在忙什么呢？我以为他们是在写当天发生的、最有意义的、最值得传扬的重大生活事件，也可以说是在集体采写“时代的日记”。全国的记者成千上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当天发生的最本质的变化和最有价值的生活事件，只有少数记者由于具备了主客观条件，有幸捕捉到这些东西，把自己采写的新闻记入“时代的日记”。
我非常欣赏苏联名记者鲍·波列伏依在《永志不忘——我的记者生涯》一书中说的一段话：“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也就是说，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新闻工作者，那他的生命就不是以年计算，也不是以10年计算，而是以通讯报道来计算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其中那些最有意义的、最复杂的，或者说最成功的文章，就成为他一生的里程碑。”
如果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能为“时代的日记”提供几条、十几条时代印记较强的新闻作品，那就算是很有成绩了。这一点应该成为新闻记者毕生追求的目标。（二）毕生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天职”。在这一点上，许多著名科学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创立的关于地球绕太阳运行以及地球昼夜绕地轴自转一周的理论，推翻了在西方统治了1 500年之久的“地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世”的神话。这样一来，原来宗教神学观念所断言的地球是由上帝选定为宇宙中心、人在宇宙中处于“特权”地位的谬说便站不住脚了。教会曾采取宗教裁判的残酷手段迫害哥白尼，哥白尼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自己已经发现的真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宣传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受到教会的迫害，先后流亡到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等地，后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逮捕，经受了7年的囚禁和折磨，始终没有屈服。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罗马鲜花广场上燃起一堆柴火。宗教裁判所宣判对布鲁诺处以火刑。布鲁诺勇敢地说：“你们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畏惧。”布鲁诺为真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行动给人们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在新闻界，同样有许多勇于坚持真理的人。1943年美国《时代》杂志社记者白修德来到我国华北，看到饥荒、暴政所造成的饿殍遍地甚至人吃人的惨景。他把看到的这一切写成一篇篇真实的报道寄交《时代》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宋美龄气急败坏地要求《时代》发行人卢斯撤销白修德的记者职务。卢斯因爱惜白修德的才华，没有撤销他的职务，但给他写了一封劝告信。后来，反共最厉害的谦伯尔当了《时代》杂志的外国新闻编辑。谦伯尔把白修德从华北发回的揭露蒋介石腐败无能的报道改头换面，重写成反共捧蒋的报道。白修德忍无可忍，立刻写了一封“万言书”给卢斯，说：“你这种固执的捧蒋政策，不但害了中国，也害了美国。”最后，白修德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毅然离开了《时代》杂志。
我国新闻界老前辈邹韬奋创办的进步文化事业，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敌人屡次以“杀头”来威胁他，他便以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活作答复。“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绝无妥协的余地，显示了一个革命新闻工作者的高贵品质。像邹韬奋这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果一踏上新闻工作岗位，就注意加强自我品德修养，抗拒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诱惑，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那么，就有可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够自觉坚持党性原则的、大有益于人民的新闻记者。1990年6月，新华社三任总编辑穆青（右一）、冯健（中）、南振中（左一）在一起研究修改稿件。“新闻大学”第一课——从学习采访开始
美国《塔尔萨论坛报》编辑鲍勃·福尔斯曼说过：“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访问是决当不好记者的。”可见，新闻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多么重要。新闻采访的知识与技能是新闻记者重要的修养之一。我一踏上记者岗位，就尝到了缺乏这方面修养之苦。
1964年8月，我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担任见习记者。第二年春天，山东分社政文组组长魏文华对我说：“现在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肥城县有个百尺农业中学，听说办得不错。你到肥城去一趟，看能不能写一篇反映‘半农半读’优越性的稿子。”
领受采访任务之后，我当天就赶到肥城县。在县教育局，我首先了解全县兴办农业中学的概况，接着就到百尺农中所在地调研。我问一位老大爷：“咱村的农业中学办得怎么样？”老大爷说：“好啊。”我问：“怎么个好法，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大爷说：“不孬！”盘问了半天，也没把老大爷的话匣子打开，这次采访失败了。
回到济南，魏文华帮我分析采访失败的原因，还教给我一些采访方法。他说：“你再到肥城去一趟，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
第二次到肥城，搜集了不少素材，但依然理不出头绪，憋了两天，稿子还是写不出来，没法向魏文华“交账”。这时，我对自己能不能当记者产生了怀疑。我没有读过新闻专业，交际能力不强，到基层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这些都是记者成长的不利因素。有一天，我拉开抽屉，看到了记者证。我想，如果有一天真的要把我的记者证收回去，将是终生遗憾！
魏文华曾经在新华社总社文教组当编辑，对“两种教育制度”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比较清楚，对“半农半读”学校很有感情。1964年魏文华以《咱们的庄户学校》为题，报道了两位知识青年创办临淄城关农业中学的事迹，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对我说：“农业中学的兴办符合农民的心愿，你再去一次，争取完成任务。”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再三”，第三次到肥城，我抹不开面子。新华社山东分社政治文教组老记者姜文品见我有点儿为难，对魏文华说：“别让小南去了吧，换一个题目让小南试试。”魏文华说：“对年轻人就是要‘逼’，不‘逼’成不了大器！”退路被堵死，我只好硬着头皮，三下肥城。
这一次，我没有在县城招待所停留，直接下到城关公社百尺、罗窑等生产大队采访，从农户中了解农业中学学生的典型事例。
百尺农业中学实行走读制，学生学习在校、劳动在队、食宿在家，每年有五个月左右同社员一起劳动，许多学生把生产队当成家，对集体的事情越来越关心。三年级学生张法增，经常同外号“管得宽”的老贫农王玉生在一块劳动，受到感染。1965年春天甘薯育苗时，张法增主动要求为生产队照看甘薯苗床。他白天在农业中学学习，夜里负责测量甘薯苗床的温度，给苗床喷水，一夜要起来好几次，眼都熬红了。1964年夏收以后，百尺大队第八生产队表扬了四个维护集体利益的模范社员，其中有三个是百尺农业中学的学生。1965年春天甘薯育苗时，十几个生产队都把看管苗床的工作交给农业中学学生。贫下中农说，农业中学的孩子和集体长的是一个心眼儿，重要的活交给他们俺放心！这一年，百尺农业中学应届毕业的39名学生中有35人被社员选中，要他们毕业后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员、保管员、技术员。百尺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农民代表说：“像这样思想好、技术高的学生，谁不喜欢要！”
经过补充采访，我写成了一篇题为“农中学生和生产集体一个心眼儿”的记者来信。稿件经魏文华同志审改，寄送《人民日报》社。1965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这篇“记者来信”。在这一版上，编辑部还撰写了一篇题为“怎样看待教学质量”的编后记。编者写道：“检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要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不是能文能武，是不是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
刚一参加工作就屡遭失败，思想压力很大。为了学习新闻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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