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建军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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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人生故事全集试读：
前言
2008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精神品牌栏目“感动中国”评选活动揭晓，钱学森以首位当选“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他就是曾经让美国政府感到紧张的钱学森，已经近百岁高龄的老人，近年来极少出现在公众媒体面前，然而他的名字却并未被大家所淡忘，因为钱学森这三个字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永远镌刻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丰碑上。
钱学森，一个响亮而又荣耀的名字。钱学森，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人们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
他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几代新中国领导人特殊关心与称赞的科学巨人。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学生，并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拥有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以及舒适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仅仅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磨难以后，1955年秋天，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自此，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赤诚的爱国之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火箭、导弹以及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工作之中。
从1956年起，钱学森在中国航天技术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打造中国的航天事业。1956年至1966年，是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的十年，也是钱学森一生中面对困难、承受压力最多的十年，他逐渐地离开学术研究领域，成为国家任务的执行者。在他的参与与组织下，中国发射成功第一枚仿制的导弹；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飞行成功；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学森适时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即“东风二号”导弹与核弹头对接发射。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验一举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能够实战的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在钱学森的建议与指导下，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按计划成功发射。
1975年11月26日，钱学森再一次奔向酒泉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洲际导弹，作为中国第一代导弹的终极目标，钱学森完成了他的承诺与历史使命。
1982年，古稀之年的钱学森，再一次点燃了中国导弹家族一盏光耀于世的明灯：中国第一代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
巴斯德有言：“人生最重要的，不在乎增高地位，乃在乎善用自己的才能，用到最高的限度。”综观钱学森的一生，他的确将自己的才能“用到最高的限度”。科学巨匠钱学森，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磨难，也创造了许许多多轰动中外的奇迹。可以说，钱学森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是生动感人的一生，更是以深沉的爱去谱写的一生。
那么他是一个有着怎样传奇经历的科学家？他是一个有着怎样独特个性的人？他有着怎样的付出和得到？痛苦和遗憾？挫折和梦想？他又为什么同中国国防、航天、强国富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书汇总了钱学森近100个精彩的传奇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巨擘的精彩人生。让我们随本书一起去解读钱学森人生长河中，镶嵌着的犹如颗颗宝石一样晶莹闪光的故事，从中去感悟他那瑰丽多彩的伟大人生和独特个性吧！
第一章 幼年聪颖过人继承家学
我
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钱学森自述
1 生于名门望族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是家庭的独生子。父亲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又名均甫，祖籍杭州。
钱家是一个很有社会声望的家族。据考证他们是吴越国王钱缪（852—932）的后代。
唐末，杭州临安人钱缪，出身贫寒，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24岁时成为临安石镜镇董昌部的偏将，公元896年击退董昌，占据今浙江及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地区，任镇海军、镇东节度使。公元907年在后梁被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曾经征用民工，兴修钱塘江、太湖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吴越国传5主84年，末代国君则是钱缪的孙子钱弘俶，公元978年归北宋，被封为邓王。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钱氏政权，吴越国王钱缪被认为是钱氏以后延续千年辉煌的奠基人。自此，钱家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小视的大家族。
钱氏家族历代名人辈出。钱弘俶的弟弟钱俨，是宋初著名学者。北宋期间，钱氏家族出了大才子钱易，他17岁中了进士，当时被人称之为“有李白才”。宋代一朝，钱家还出现了进士钱昆，他官至秘书监，根据历史记载，他善草隶，能诗赋，有文集传世。
到了明代时期，出现了翰林修撰钱福，弘治年间，他中试和礼部廷对都位列第一。后来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士开也是钱氏后人，钱士开曾经是万历年间殿试第一。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也是吴越钱氏的传人，他是万历年的进士，曾经讲学于东林，有《牧斋集》等传世。
到了清朝时期，乾隆年间有进士钱大昕，他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汉学家，留下了《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逾四百万字的作品，被后世誉为与顾炎武齐名的“一代儒宗”。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钱名世，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清朝知名学人还有藏书家钱曾、书法家钱坫、诗人钱鲁斯，等等。
到了近代，钱家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如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钟韩、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钱正英、钱其琛等等，皆是其中翘楚。据当前的粗略统计，吴越钱氏的后代当中，仅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就有一百多位。钱家子孙遍布世界五大洲，除此以外还出政治家、文学家……可以说他们是名门望族，的确实至名归。
钱学森的祖父是钱缪的第三十二代孙，与清末大商人胡雪岩同代，也是在杭州经商，以贩卖丝绸为业，虽手腕、魄力不及胡氏，但家境还算宽裕。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就读于当时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899年肄业。1902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历史，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08年毕业。他在日本期间，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能挽救中国。
1910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传教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钱均夫于1911年、1913年两次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2 钱氏家训
民间关于吴越钱氏能成为“千年旺族”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钱缪安葬地的风水好，也有人认为是钱弘俶放弃王位保全百姓为子孙积德……
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说法均不可信，而钱缪所留下的遗嘱与家训则被认为是钱氏后人杰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元932年，钱缪病重。临终之前，他含泪告诫儿子钱元瓘：“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使其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不久之后，钱缪病死在钱塘。按照他的遗愿，他被安葬在临安太庙山上。
在钱缪去世后的40多年间，他的子孙正是按照祖先的嘱咐，使吴越国变得越来越强盛、富裕。公元978年，感到威胁的宋太宗赵匡胤决定挥师南下，消灭吴越国。为了不让江南子民陷入战乱之苦，当时的吴越王钱弘俶遵从祖父的遗训，自愿捆绑自己的双手入京，来显示愿意称臣、纳土归宋的诚意。心存感激的吴越百姓担心他的安危，却又无能为力，就自发修建了“保俶塔”，保佑钱弘俶平安。未过多久，钱弘俶真的平安归来。这座九层实心塔，几经崩毁，几经重建，至今依然挺立在西湖北岸的宝石山山巅。
北宋时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因为赵氏为帝，因而“赵”姓排在第一位；“钱”姓排在第二，却是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拥戴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做出抉择的钱氏国王。
钱氏后裔为什么经久不衰？有学者研究表明，钱氏家族有自己独特的成功之道。钱缪曾经立有家训，在临终前，还向子孙提出了十条要求，被后世称作《武肃王遗训》，他的遗训和家训一同，作为重要的家族遗产，一直激励着后人。《武肃王遗训》的内容如下：（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3）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7）多设养济院，收养无业四民。添设育婴堂，稽察乳媪，勿致阳奉阴违，凌虐幼孩。吴越境内绸绵，皆余教广种桑麻。斗米十人，亦余教人开辟荒田，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恃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9）吾家世代居衣绵之城郭，宋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代莫轻弃吾祖先。（10）吾立明后，在子孙绍续家风，以明礼教。
通过上述钱缪遗嘱的要点，能够看出钱缪具有非常可贵的民贵君轻、天下为重的思想。而这一思想薪火相传，一直到当代的钱氏后人。
钱缪从小熟读《春秋》，兼习武经，17岁阅兵法，文韬武略，才智过人，著述较多，他除留有上述遗嘱之外，还著有《家训》一书。钱氏家训分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国家四个部分，则如下：
1.个人部分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忽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时不可不谦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投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怨。读经传则根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极厚。
2.家庭部分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窗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教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态，嫁女择婿忽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熟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享。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3.社会部分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4.国家部分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钱缪的家训与遗嘱，为后代子孙树立了好学上进、报效国家的榜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曾经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也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吧！”
据说，在钱氏家族，当有新生儿诞生的时候，全家人总是汇集在一起，释读祖先留下的这份“家训”。这个古今传承的钱氏“家训”，永远是他们钱氏后代的行为准则；他们的祖先永远是钱氏后代的行为导师。
3 母亲给了他深远的影响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一个富商的女儿，因她的父亲非常欣赏钱均夫的才华，就将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非常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明过人。计算能力与记忆力很强，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而且心灵手巧，善针织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就可以称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这样的女子，在清末是凤毛麟角。
1911年，垂死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正在四万万同胞欢庆新生之际，一个小生命悄然来到人世，他就是钱学森。
幼儿时的钱学森就很引人注目，尤其是他那比同龄孩子大出许多的头，亲友们都说这孩子天生异相，长大必有成就，果然他的聪慧在幼年就显现了出来。幼年的钱学森天资聪颖，悟性很高，记忆力极强，3岁的时候已经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早期一些启蒙读物如《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同时还能够心算加、减、乘、除，周围邻里一传十、十传百都说钱家出了一个“神童”。有人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
面对如此聪明的儿子，钱均夫夫妇深感自己肩上担子之重，并发誓一定要将儿子教育好。
由于丈夫平常在外地供职，这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就落在了章兰娟身上，她总是采取启发式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到让儿子心服口服。她每天给幼小的钱学森安排的功课是：清晨准时起床，加强身体锻炼，早饭之后就教儿子背诵唐诗，累了，就让儿子看一下儿童读物。下午或教儿子画画，或教他写毛笔字。每天如此，从未间断过。
这样，钱学森从小就爱学习，喜欢读书，吃饭的时候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连头都不抬一下。为此，钱学森的母亲必须经常把别的菜换到他面前，要不然他就总是夹面前那一盘菜。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了。过去父亲给他买的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开始把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对父亲那厚厚的大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有的书看不懂，他只好向母亲请教。母亲对于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到十分惊喜，于是就挑选一些她认为儿子看得懂的书给儿子看，并仔细地给他讲书中的故事。
钱学森最喜欢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李白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
钱学森的家在北京是独居的大四合院，同他们相邻的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士。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十分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母亲总是热情地接济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若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就不再提起。
章兰娟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示范，为他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有人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着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勤劳、善良、乐观的母亲，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成长的圣殿与源泉。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就像一股永不间断的力量，将持续孩子的一生。因此钱学森的母亲对钱学森来说，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钱学森在回忆他母亲的时候说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4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1912年，钱均夫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来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钱学森随父母从杭州迁至上海。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钱均夫受聘于教育部，这样举家又迁移来到北京。那时钱学森只有3岁。钱家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深邃的胡同里的一处四合院。从3岁到18岁高中毕业，钱学森一直生活在这里。
钱均夫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为人忠厚，守正务实，富于爱国心；他国学功底深厚，并有广泛的文史爱好，博学多才且谦恭自守。他的性格营造了和睦的家庭氛围，加上酷爱读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对钱学森的健康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他的父亲钱均夫首先向他开启了人生与智慧之窗，养成了他勤勉、认真、负责的品德。
钱均夫是一位对国学颇有研究的学者，他对《论语》、《孟子》等著作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写了不少见解精辟的论著。钱学森看到父亲成天埋头于古书中，极其专注认真。受父亲的影响，钱学森小时候对读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钱学森刚满五岁的时候，他就读了《水浒传》。书中刻画的英雄形象令钱学森十分着迷。一次，他忽然对他的父亲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一百零八颗星星下凡来到人间的。那么，人间的大人物，干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呀？”
钱均夫被儿子提出的问题惊呆了，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儿子的提问。考虑一下，钱均夫微笑着对儿子说：“《水浒传》是人们编造的故事，不过，所有的英雄与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呀，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他们从小都爱学习，都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与毅力，不怕困难，因此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钱学森听罢，大受鼓舞，他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钱均夫非常高兴地说：“你也能做英雄。可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此后的日子里，钱均夫又多次向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成了钱均夫的家训，也影响着钱学森一生的奋斗与追求。另外，钱均夫还经常向钱学森灌输一些自然知识，使钱学森从小就对神秘的天空有着无穷无尽的向往，这也为他今后选择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钱均夫对钱学森的管教非常严格而又得法，从小就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每天按时起床、就寝，按时复习功课和休息；出门上学必须衣着整洁，书包整理得井井有条；回家以后，鞋袜、衣帽、书包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规矩，不能乱来。这对钱学森后来在科学事业上严谨仔细、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作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5 广泛的兴趣和爱好
幼年的钱学森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对音乐、书法、国画等艺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得益于他父亲钱均夫对他的启蒙培养。从钱学森幼年开始，钱均夫就注意培养儿子对艺术的兴趣，他认为艺术是健全人必须具有的一种修养。
每到钱学森放寒暑假前，钱均夫就开始忙碌起来，很早地为儿子设计好了假期的“活动方案”。暑假，他或找人带着钱学森到郊外去，学习如何识别矿藏，接触一些地理知识；或是让钱学森自己去野外抓蝴蝶，回家查资料，制成标本。寒假来临，他会请朋友或找个老师，教钱学森画画……念完中学的时候，口琴、摄影这些在同学看来非常遥远的东西，钱学森早已略知一二了。
幼年的钱学森爱画画儿，钱均夫就送他去向美术老师高希舜学画国画。高希舜并非是一位普通老师，他后来成为一代国画大师。钱学森学得非常认真，有几幅画作曾经得到高老师的夸奖。钱均夫把儿子的画裱好，或者赠给亲朋好友，或者挂在杭州老家的客厅里，可惜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那几幅画也没了踪影。然而，钱学森的一位远亲钱学文说，他曾经在香港一位朋友家中看到钱学森作的画，想高价购买，但画主人认为那是无价之宝，拒绝出售。
不过，钱均夫对儿子的教育，与现在的家长一味地让孩子学专长，动不动就要求孩子考级、拿证书相比，是大不一样的。钱均夫的初衷是毫无功利心的，他不在乎儿子学得怎么样，只在于给钱学森提供些机会训练逻辑思维能力和接受艺术熏陶。
作为教育家的钱均夫深深地懂得，教育是综合科学，必须在音乐、绘画、摄影、书法、美术等多方面，培养儿子的兴趣，让儿子从小在这样活生生的“书”中，学习新的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知识。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是一个充满灵性和活力的人，同时，也肯定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
因此，这么优越的条件，加之钱学森聪慧好学，又爱博览群书，使得他以后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而且在社会科学，甚至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极高的修养，这些知识同时又启迪了他在科学上的创新。正如后来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
6 快乐的童年
1917年，不到6岁的钱学森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今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在班上，他的年龄是最小的，个头也是最矮的，坐在第一排。钱学森，记着“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认真听讲，尊敬老师，遵守纪律，是班上公认的优秀学生。
在许多老师中，有一位女老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女老师，大多数是在全体学生集合时才能见到。她的演讲尤为出众，她给学生们讲形势，论国事，谈理想，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每当这位女老师演讲结束以后，学生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很多高年级的学生都围在这位女老师的身边，提出众多新鲜的问题。钱学森由衷敬佩的这位女老师，就是邓颖超。当时她在师大附小任教，同时进行地下工作，是一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然而，对钱学森而言，真正认识这位很活跃、很热情、讲演又很好的女老师，还是直到40多年以后，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谈话，才恍然知道彼此曾经在一个小学校里生活过。
在钱学森还是一个孩童时，便可以直接受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这是多么幸运啊！他就是在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开始学步的。
师大附小是当时教育部“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的一所具有研究和试验性质的小学，它聘请水平高、素质高的教师任教，在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多新内容，革新而务实，严格而得法。如此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了钱学森沉静、温和的性格，认真勤勉的精神以及动手创造的能力。
钱学森跟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也爱玩游戏。那时候，在课余时间，他与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是掷飞镖。
飞镖是用硬纸片折成，头部尖尖的，有一副向后斜掠的翅膀，掷出去能犹如燕子一样飞行，有时还可以在空中回旋。钱学森是掷飞镖的高手，他折的飞镖，飞得又远又稳，小伙伴谁也赶不上。有人不服气，拿过他的飞镖检查，看看里边是否搞了什么“鬼”。于是小伙伴们纷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
钱学森见伙伴们那么认真，就拿过两个飞镖比较着说：“你看，这地方的线得叠正；两边儿得平衡。”小伙伴们拆开他做的飞镖，所有的边、角、棱一律规整对称，丝毫不差。这事正好被自然课老师看见了。老师走过来，将钱学森的飞镖复原，让他重掷一次，果然飞得又远又稳。老师把学生召集起来，让钱学森讲解其中的秘密。钱学森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奥秘，我也是经过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进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便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就沉，先是向上飞，然后就往下掉；翅膀太小，飞不平稳；太大，就飞不远，爱兜圈子。”钱学森的话，让小伙伴们非常折服：“鬼”原来不在飞镖里，而在钱学森的心里——他就是“鬼点子”多。钱学森的话，更是让自然课老师十分震惊：小小飞镖，里面有科学，钱学森无师自通，悟出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这小同学不能小看，他极可能是一个成为大科学家的料！老师不禁摸了摸钱学森的头，并赞叹说：“好禀赋！”
20多年以后，钱学森真的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玩飞镖的悟性上看出点端倪呢？从这个方面来说，钱学森从小就显露出了良好的禀赋与非凡的天资。
人们记忆中的“童年”往往是最美好的。它的美好在于那段短暂的时光，承载了我们生命中最初始、最纯真、百无禁忌、受宠呵护的体验。钱学森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且他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有做教育的父亲，有多才多艺的母亲，生于杭州，幼儿在上海度过，童年来到北京，就读北师大附小……所有这一切，编织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都说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而钱学森的童年比黄金更贵，无价。
7 在大自然中孕育情操
少年时期的钱学森经常跟他的父亲钱均夫到香山去玩。一天，父子俩游香山，在野餐后，他们躺在软软的草地上，仰望一望无际的蓝天。突然，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苍鹰，闯入了钱学森的视野。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时远时近的苍鹰，很久很久，一直到那只苍鹰已经飞入了白云，飞得无影无踪。钱学森揉了揉眼睛对父亲说：“我想变成一只大鸟，到空中去遨游。”
这时，钱均夫知道儿子的心已经随着那只苍鹰飞向高空，就不失时机地给钱学森讲述了庄周的一则寓言。钱均夫说：“我国古代有个名叫庄周的人，他就曾渴望遨游太空。他写过一篇寓言，为《逍遥游》，说北海当中有一条鱼，名叫鲲。它是一条很大的鱼，它的背就有几千里之长。有一次，它变化成一只大鸟，名叫鹏。这鹏身子也非常大，它的背也是有几千里长，巨大的两翼如同垂在天边的云彩，遮天蔽日。经过一番拼搏，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它‘绝云天，负青天’，凭借六月的大风，从北海飞到南海。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啊！其实，庄周在寓言中说的鹏鸟，正是他自己幻化成的。他有远大的抱负，他想遨游太空，于是，他想变成一只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去俯瞰地球，了解人世间。”“很好，很好，庄周真棒！”钱学森完全被大鹏鸟的故事所吸引，也非常称赞庄周的幻想。
钱均夫接着说道：“就在这个寓言当中，庄周还批评了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安于享乐的人。这就是寓言当中所讲的蝉、小鸠，还有生活在鱼池边上的小麻雀。它们嘲笑鹏鸟高飞远翔是愚蠢，说它们自己每天在灌木和蓬蒿之间飞来飞去，就很快活了，又没有任何危险，也不愁挨饿，何必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呢？”
钱学森说：“我要学大鹏鸟，到太空去遨游，决不做小麻雀。”
听到儿子稚嫩的誓言，钱均夫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动情地说：“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博学多才的钱均夫，在美丽无比的大自然中触景生情，启发儿子树立远大的抱负，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均夫认为，美丽无比的大自然才是教育孩子最丰富、最全面的教科书。大自然的山川河流、鸟语花香，使孩子感到亲切和美好，而且开阔了孩子的视野，丰富了孩子的知识。在大自然中，孩子学会了分析、比较各种事物，找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们的智慧得到启迪和发展。因此，钱均夫尤其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增强他对自然界的兴趣。
在钱学森少年时期，几乎每年的春秋季节，钱均夫都要带他到京郊的农村或者风景优美的香山、西山去远足，让幼小的儿子懂得餐桌上的饭菜是农民如何辛苦耕种培养收获起来的，让儿子充分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每当远足时，父亲都要告诉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大自然有一种不能分离的缘份。在父亲的引导启发下，钱学森从小就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同田野、山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钱学森的父亲带钱学森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香山，因此，钱学森对香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香山那特有的地形地貌，那清澈的泉水、苍劲的松树、绚丽的山花、晚霞般的红叶，以及众多的寺庙，都令他流连忘返。有时候，父子俩登上香山的最高之处，欣赏云海彩霞，讨论雨雪雷电的形成；有时候，他们躺在树林里，观察树木为争夺阳光而挺拔向上的情景。
生活即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能力，“授人以渔”，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是与生活、社会紧密相连的。
钱均夫树立了“生活时时处处是教育”的理念，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对儿子进行引导与儿子进行交谈。
在钱学森的眼中，父亲是他人生道路的引路人，父亲给了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父亲帮他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信念和追求。
第二章 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
在
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钱学森自述
1 一生忘不了的六年
1923年，钱学森12岁时完成了小学学业，并考取了北京同样著名的模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中学学制刚改为初高中各三年。学校位于北京城的宣武区，这段求学经历让他终生难忘。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他人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20世纪20年代的师大附中学习环境特别好，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里有极好的校风和学风，有一支水平非凡的师资队伍。教师，尤其是高中教师很多都是师大的教授。林琴南、钱玄同、石评梅、傅仲荪、顾明远等名家曾在这里任教。
钱学森从1923年到1929年在这里整整生活学习了六年，度过了他人生的重要阶段。他是这所中学培养出的很多杰出人物中的佼佼者。
师大附中的校训是“勤、爱、诚、勇”四个字，钱学森入学时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林励儒。在他的领导下，师大附中率先试验中学“三三”新学制，自定新的课程标准，自编教材，试验文理分科，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重要创举。师大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可谓动乱年代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学校形成的考试风气与今天截然不同：临考之前从不紧张备考，绝不因明天要考试而加班加点背诵课本。“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到七八十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附中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钱学森回忆说。那是一段使他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就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化学、物理……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各种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
钱学森从小热爱科学，他喜欢数学、物理课。他记住了教几何的傅仲荪老师的话：“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博物老师教给学生的“矿物硬度歌诀”，按照顺序共十种，合辙押韵。“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滑就是滑石，膏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莹是萤石，磷是磷石，刚是刚玉）。这就是矿物硬度的十度，到今天钱学森还背得烂熟。
钱学森也永远铭记附中怎样注重锻炼了他的实践能力。教生物的于君实老师，经常带领他们去野外采集标本，教他们解剖青蛙、蚯蚓。一次，他将钱学森叫去，给了他一条蛇，笑着说：“将它制成标本不挺好么？这事第一要胆量，第二要制作技术。”
最令钱学森难忘的是语文老师董鲁安。董鲁安老师既教他语言文学知识，又指导他如何处世做人。董鲁安从来不讲死知识，他运用课堂的宝贵时间，借题发挥，将学生的眼光心思引向社会，引向时局。比如：孙中山逝世引起的震动呀，北伐军的战况呀，李大钊被杀害呀，“三一八”执政府门前的大流血呀……他讲时慷慨陈词，激情万分。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记得，董鲁安老师还给他们详细地转述了鲁迅的话。寒假期间，校友会有幸聘请到鲁迅来校演讲，后来讲话稿发表在附中编印的《校友会刊》上，题目为《未有天才之前》。鲁迅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因为给教师讲演，他尤其强调了培植天才的问题，提出了“要做泥土”的高尚思想。董鲁安老师引了鲁迅的话：“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董鲁安老师幽默地说道：“我就算一撮泥土罢！”
那时的师大附中办学条件并不非常好，不能为学生提供食宿。路远的学生，午餐大多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铺吃些炒饭、炒面、炒饼之类，也有的在校门口小摊上买些烧饼、油条或者麻花充饥。午饭之后，大家在教室里互相谈论国家大事和各种科学知识。钱学森曾经说，当时一走进师大附中，便感到一种气氛，一种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气氛，自己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被熏陶出来的。
师大附中当时虽然办学经费不足，有时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然而全校师生在林励儒校长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等，到高中二年级又开设了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选修了德语……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钱学森回忆：“当时在旧中国和旧北京那样一种动荡艰难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的校长——那时我们称他为主任——林励儒先生，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这真是了不起！很不简单！所以，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我至今仍十分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
钱学森在师大附中的六度春秋，他获得的是理想雨露，是沃土和辛勤热诚的园丁。少年钱学森在这个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正是在这一时期，钱学森努力向学，立志要为中国、为中国人争光争气的人生观形成并臻于成熟。
2 强烈的求知欲望
钱学森头脑聪明，加之目标明确，勤奋而又方法得当，他在北师大附中学习成绩门门优秀。上高中的时候他选了理科，被同学戏称为“电灯泡”，意思是光亮耀眼。钱学森与黄崇智、方贤齐，学业上并驾齐驱，被称为“三杰”。
那时候师大附中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却是学生们经常去的地方。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基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古典小说，例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的批准才能借阅。第二类是科学技术图书，学生们能够自己借阅。
钱学森上高一的时候，一天中餐之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非常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位是爱因斯坦，一位是列宁。”大家听了之后十分茫然，同学们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那时是20世纪20年代，钱学森与大多数同学一样，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列宁是俄国伟大的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然而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激起了好学的钱学森对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崇敬。
中学时期的钱学森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便非要找一本爱因斯坦的书来读，结果就在当时师大附中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讲《相对论》的小册子，他马上借出来阅读。
钱学森说：“当时我虽没读懂，但这却激起了我对科学的极大兴趣。”一直到十几年之后，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同时也选修物理学，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等，这才了却了他青少年时期的心愿。他这种求知欲望，促使他发奋学习，这为他以后的科学事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3 人生第一次选择
人生就是选择，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一种选择会是一种活法，一种选择会换回很多种体会。
在师大附中读书的六年，钱学森的各门功课在班上均名列前茅。然而在他的人生路口，他却面临种种的选择。
毕业之前，国语老师董鲁安叮嘱钱学森一定要继续学文，因为，他认为钱学森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数学老师傅仲荪则告诉他，考大学一定要报考数学系，说他在数学方面最具有发展前途；
妈妈章兰娟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业，今后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或者高级教师；
可是，父亲钱均夫却要儿子学习工程学，因为他认为只有实业才能救国，当时中国太缺乏工程师了。
钱学森的选择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他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从学习工程学方面来看。他是服从了父亲的选择，而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却是他个人的选择。
说起他选择这个专业来，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早在钱学森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刚到北京读书的时候，你呢”。“我也是如此。”“你第一次看到火车，觉得它像个什么东西呢？”“说不上来它像什么东西，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什么东西？”“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火车，便感到头晕，坐上去，火车开起来犹如飞似的，两边的树木都斜躺着往后跑，多么神气呀！”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钱学森心中在震惊。
由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铁路交通事业刚起步，人才缺乏，很多有志青年看到积贫积弱的国家，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践“实业救国”之理想。钱学森秉承家训，毅然选择了火车制造专业，决心学习实用的工程技术，报效祖国。大学四年当中，这一崇高而伟大的志向，时刻激励着他刻苦学习，并且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此后的求学岁月里，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一直激励着他刻苦钻研。
近代曾国藩在《立志向学》篇中告诫子弟：“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财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一个人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就是奉献于社会，同时也会获得社会所给予的丰厚回报，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年轻的钱学森在服务社会和向自我擅长方面发展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这是钱学森成才之路，也是钱学森人生最佳的选择。
4 上海交大的高材生
1929年9月，钱学森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称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机械工程系。他在父亲钱均夫爱国思想的熏陶下，决心以用科学技术复兴中华为己任。
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年，它的前身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南洋公学。当时在变法维新、图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南洋学人奋发砥砺，人才辈出，南洋公学成为享誉东南的最高学府。蔡元培、马寅初、吴有训曾经在此任教。
交通大学一向对学生要求严格，具有课程多、重基础、考试严格的特点。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即“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钱学森极不适应这种学习氛围，但他看到交通大学严谨的教学风气与管理评价模式，马上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更加惜时如金，熟读强记，刻苦用功，几乎每年都获得学习优异生的优秀称号而受到嘉奖。一册《分析化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竟然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钱学森说，他在上海交大的第一年基本上是玩过去的，因为所学功课的大部分，比如解析几何、微积分、代数、有机化学、工业化学、非欧几里德几何、第二外语德语等，在师大附中时都已经学过。当时上海交大注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平均分数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大家都为分数而奋斗。那时交大的多数学生分成“北京师大附中派”和“江苏扬州中学派”，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子，在学习成绩上相互竞赛，各不相让。就像划船比赛一样，这次“北京派”领先，下次“扬州派”一定要获胜。初入交大的钱学森，对这里的“分数战”虽然不太满意，但是也不甘落后，非考90分以上不可。钱学森的考卷总是书写工整，清洁漂亮，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中英文字写得秀丽而端庄，得到各科老师的赞赏。
西安交大档案馆保存有1932年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成绩单和钱学森的1932年《水力学》试卷。在这张已经发黄的成绩单上，包括钱学森在内的22名学生9门专业课的成绩记载了30年代交通大学学生的学习情况。其中注册号数（即学号）为469排列在第二个位置的即是钱学森的成绩：电机工程为96分；电机实验为94分；工程材料为92.7分；机械计划为97分；热力工程为89分；机械实验为90分；机械计划原理为90分；金工实习为86分；工程经济为84.2分，最后平均成绩是90.44分。在这张成绩单上，我们看到，大多数学生的平均成绩在70分左右，90分以上的成绩更是凤毛麟角。西安交大1934年1410卷档案中又记载的“过去五年成绩最优之毕业生名单”当中，“机械工程学院本届四年级学生成绩最优者：铁道门钱学森、魏天聽；工业门丁履德、陆履坦”。
还有一张96分的《水利学》试卷，它记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间严谨治学的佳话。
1932年，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所有的试题都答对了，当然，绝没有作弊。水力学老师金悫教授也在试卷上全部都打上了对勾（），并给了他满分100分。然而，当判卷发下来之后，钱学森自己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误：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于是钱学森马上举手发言，指出其中的错误，主动要求老师扣分，并将试卷退给了老师。金教授一看，果然这个小错误被忽略了，这样他扣掉4分，给了钱学森96分。金悫教授将这份难得的好试卷珍存起来，一直到1978年临终前捐献给档案馆。
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钱学森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这份考卷也成了学校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1996年在上海交大的百年庆典上展示了出来。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很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钱学森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战斗在第二线》的文章，热情赞颂钟兆琳，感谢他的教导。
钱学森对他自己在交大严格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激动地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
5 与图书馆结缘
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大，那时候，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对图书，尤其是科技图书，钱学森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浏览。
他在交大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但读书涉猎非常广泛，比如发动机原理、蒸汽机车、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火箭技术等方面的书他都读了不少，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基础性作用。
钱学森会坐在图书馆里，在几本相关的书上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点。由于钱学森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因此他的成绩一直拔尖。在大学期间，他在科技专业知识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自此，钱学森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多图书馆都留下了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的身影。他说，图书馆对他的教育成长和科研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5年，钱学森留学美国，学的专业是航空。他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后又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前后共待了17年，先是做研究生，后来又留下任教。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对他显得更为重要。在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当中，有很多数学、物理学问题需要解决，所以，他在学习工程技术之外，又一头扎进图书馆，借阅了很多关于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复变函数等方面的图书，这为他此后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大家都知道，进行科学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因此，就要了解科学的最新进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于是钱学森只要有空就去学院的图书馆，翻阅期刊图书，阅读他人最新研究论文，并从中获得启发。钱学森担任教授以后，也要求他的学生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最新的科研信息，并要求学生在每周学术讨论会上，给大家讲学术动态，共同吸收新思想、新成果，来促进他们的科学研究。所以，在钱学森看来，图书馆是他的科学研究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不久之后，受中央委托，他担当起我国自行研究火箭、导弹技术和卫星研制的技术组织工作。此时，钱学森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应当赶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科等方面的知识，这时候，图书馆又帮了他的大忙。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他广泛钻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后来钱学森在给上海交大百年校庆的书面贺信当中，深情地回忆：“以上就是我这一生和图书馆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
从这些言辞恳切的话语里我们能够看出，图书馆在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能使学生拓展专业方面的知识；而且是学习紧张时，翻阅课外兴趣读物，休闲娱乐的最好去处；更重要的是它能发掘我们潜在的知识和技能。钱学森的经历给了我们最好的佐证。
6 痴迷的音乐爱好者
钱学森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在大学时期就是一个优秀的圆号乐手。
1932年11月，在袁炳南同学的筹备组织下，上海交通大学学校管弦乐队正式成立，管弦乐包括钱学森在内有11名成员，钱学森演奏的是圆号。他们聘请德国人C.J.Van Heyst作为指导老师，每周二、四下午在音乐室练习。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交通大学学业非常繁重，但课外的体育、竞技、演讲以及各种学生艺术社团活动依然搞得如火如荼，在很多校际间的竞赛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给学子们紧张的学习生活带来身心的放松与娱乐。钱学森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文化和艺术教育，中学时就喜欢音乐、绘画、书法等，能够吹漂亮的口琴。进入大学以后，根据自己的特长，钱学森先后加入了几个学校的音乐艺术社团。比如《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他的大名。
那时候，钱学森还经常到上海市区欣赏交响音乐会，特别是得到奖学金以后，就会暂时抛开紧张的学习，自己放松一下，享受一些高水平的音乐演出。
1934年，钱学森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居住在杭州的家中。当时的杭州，欣赏音乐已经蔚然成风，不同规模的音乐会和歌咏比赛时常举办。然而大多数参与者对音乐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对乐曲演奏技巧的攀比和推崇上，钱学森有感于此，写下了《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望借以引导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去发现和感悟音乐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钱学森从杭州音乐活动的举办现状入手，他看到节目单上大量存在着“二胡独奏”、“京胡独奏”、“口琴吹奏”等类似纯属炫技的节目，发现听众们对音乐内容缺乏重视，于是他以众多的事实为根据，通过缜密的科学推论，证明音乐的内容才是使得音乐成为一门艺术的主要原因，最后，又详细地介绍了深入了解音乐内容的方法。
这篇文章被发表在1935年第四期《浙江青年》上，显示出他对于音乐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后来，钱学森与音乐家蒋英（欧洲古典艺术歌唱权威）的结合被誉为科学与艺术的天作之合。用钱学森的话来说，美妙的音乐带给他科学思维的灵感。
7 接触进步思想
1930年暑假，钱学森得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一个多月，后又因体弱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钱学森非常爱好美术，在书店买了一本关于艺术史的书，未想到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的论点写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对艺术也能够进行科学分析，因此对这一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也阅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1931年，钱学森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刚返校不久，中国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端，把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逆来顺受，推行绝对不抵抗主义，仅百余日，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敌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大学学生都把挽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很多大学生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大批学生来到南京政府请愿。蒋介石在南京制造了上海学生“自行落水”的惨剧，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于是，上海有更多的学生行动起来，高呼“抵制日货”、“将日寇赶出东北三省”、“反对投降，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口号，走向闹市、码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数十万册珍贵图书毁于一旦。日军飞机造成的巨大破坏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印象。
钱学森也加入到了学生运动中去。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非常活跃。这血和火的洗礼，令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更深刻而具体了。
当钱学森父亲钱均夫得知他也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并没有劝阻，而是写信提醒他要讲究策略，注意安全。
钱学森的母亲对此放心不下，她担忧儿子的安全，钱均夫劝慰道：“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知道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更好地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来报效国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多次参加小型讨论会，从那里他得知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小组的领导人乔魁贤，是当时上海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还有袁轶群、许邦和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钱学森与小组的联系也渐渐地中断了，失掉与共产党外围组织联系的钱学森，感到十分迷茫。
不过，在钱学森周围还有很多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当时，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罗沛霖、茅于恭、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等。因而，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总是在他的朋友们手中来回传阅。他们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之外，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罗素的许多作品。
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哲学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放宽，思想开阔，并且使我们的思想从世俗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它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常人和科学家的知识，而是积极去探求更高的知识。”罗素的这一精辟论述，使他们更加懂得了攻读哲学的重要意义。
1932年暑假，钱学森回到杭州。因与表弟李元庆思想相投，他们经常交往，从他那里，钱学森了解到了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李元庆是学习音乐专业的，在与表弟的接触当中，钱学森感到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极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崇敬鲁迅，对国家的政治时局也非常关注。
在假期里，他几乎是每天都与表弟在一起学习，讨论时事，散步漫游。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本侵略军已经把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可是，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因此，钱学森和表弟感到非常气愤。同时，这也更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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