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主编 张振华 副主编 张君昌 欧阳宏生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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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学试读：

广播电视是20世纪初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世界第一座广播电台、第一座电视台分别于1920年、1928年开播，我国第一座广播电台、第一座电视台分别于1923年、1958年开播。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普及、最为便捷的信息工具和文化载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沟通人们思想、加速信息传递、丰富文化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文化艺术、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哲学社会科学等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广电系统共同努力，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孕育待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突飞猛进，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断崛起，加速媒体版图和生态的改变，广播电视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最难得的发展机遇，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和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前瞻性的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在“热运行”中进行“冷思考”。在此大背景下，经总局党组同意，2014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决定对1990年编写的《中国广播电视学》进行修订增补完善。几年来，课题组深入调研、认真撰写、博采众长、多次讨论，形成了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应当说，这部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是课题组辛勤耕耘、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独到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特点。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我国广播电视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在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广播电视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学，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开宗明义：我国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除了具有广播电视的普遍属性，还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那就是坚持党性原则，践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定“四个自信”、践行“四个服从”，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2013年、2018年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6年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爱党、护党、忧党、为党，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及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党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观点新理念进行消化吸收，从理论上阐述其与广播电视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撑。二、 坚持与时俱进，全面阐释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职责使命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字”职责使命，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广播电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对广播电视践行“48字”职责使命进行了细化阐释：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就是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是在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方面决不含糊，牢记社会责任，找准坐标定位，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团结人民、鼓舞士气，就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心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成风化人、凝心聚力，就是多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发挥塑造人、武装人、鼓舞人、影响人的作用。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就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杂音、噪音和丑陋现象，主动回应、及时引导，解疑释惑、激浊扬清，为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提供舆论支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就是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当代中国、认识外部世界，对内要善于报道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知识，有利于我们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对外要善于使用国际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切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广播电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广播电视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更加注重媒体融合和内容创新，更加注重舆论引导和文化承传，更加注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好地落实中央的要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的需要。三、 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建立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融合传播理论新体系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快速发展，广播电视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服务方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广播电视媒体生态正加快重构。多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迅速，融媒体中心建设取得可喜进展，云计算、大数据、无人机拍摄、机器人主播、AR/VR直播、移动应用程序App等新技术应用加快，初步形成了“台+网+端+微”的广电传媒格局。面对广播电视服务业态的不断变化，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对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作了如下定义：广播电视是指以各种电子通信技术和设备为介质，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形态广泛传播，通过多种终端为受众和用户提供视听类信息服务的平台型媒体。未来广播电视的发展还要不断从“听、看”向“用、玩”演进。该书对广播电视传媒生态重构、内容生产与评估、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行业管理与法治建设、全媒体人才培养等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概括，提出了一系列新表述。比如，提出广播电视播控平台要强化条目编辑、特技模板和分发处理等多种功能，以适应多样化、复合化、碎片化传播渠道的需要；提出全面建成下一代广电网后，智慧广电的主战场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着力打造智慧家庭系统，积极融入智慧社会建设；提出要适应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要求，建设一支善用现代科技手段、通晓现代科学管理、精通内容生产流程、推动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人才队伍。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积极探索建立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融合传播理论新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新气象，我国广播电视融合创新任务艰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广播电视研究必须始终与行业同步、与时代同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才能拿出有前瞻性、指导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希望读者朋友们结合各自实际，阅读新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及时反馈新情况、沟通新问题，共同努力，推动我国广播电视研究上新水平，为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是为序。（作者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2018年11月2日绪论

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十大发明之一，广播电视不仅带来了媒介传播历史由平面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的一场革命，而且由于其覆盖的广域性、受众的广泛性而使得人类社会被空前“媒介化”。

中国的广播与电视分别诞生于20世纪初期和50年代末期。随着广播电视业的蓬勃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要满足三个要件：其一，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其二，有社会认可的职业化人才队伍和工作实务流程；其三，有一定的历史沿革及研究成果。广播电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庞大的从业队伍和理论教学工作者，有从发明到发展的近百年历史及其业已形成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管理理论和史学研究等构成的知识体系。显然，建构广播电视学科类别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199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学科分类与代码》）正式出台，学科分类代码是对现实学科体系按其内在联系加以归类进而做出的符合逻辑的排列。广播电视由于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分别出现于“艺术学”（760）、“新闻学与传播学”（860）和“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510）三个一级学科目录之下。其下又涉及三个二级学科。在“艺术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名称是“广播电视文艺”；在“新闻与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名称是“广播与电视”；而在“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名称是“广播与电视工程技术”。20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以下简称《专业目录》），将“广播电视新闻学”调整为“广播电视学”，标志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式将“广播电视学”确立为独立学科。从《学科分类与代码》的两级学科界定，到《专业目录》为广播电视学正名，不仅确立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而且诠释了广播电视学的内涵，体现出该学科研究对象交叉复杂、领域宽广、研究方法丰富多样、既重学理性又重应用性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其在整合与激活社会资源、倡导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并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强大的社会功能。中国广播电视业的纵深发展，为中国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及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时代的进步又赋予了广播电视学科丰富的内涵，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特色不断彰显，学科优势不断扩大，学科发展成就不断累积，需要我们及时总结，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广播电视的实践与创新。一、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中国广播电视学是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其根本目的是从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及传播活动中总结提炼出规律性的理论成果，用以指导广播电视工作的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广播电视不仅越来越深刻地进入并影响着社会的生产、生活，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加强广播电视学研究，不断丰富发展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断提高理论效用和实践意义，体现其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代价值，就显得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当代广播电视自身发展迅猛，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方式日趋多样，传播内容日益丰富，适应新形势、开拓新领域、研究新变化、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念，从而推进中国广播电视学向纵深领域发展，是本书的要义所在。（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日益增长的信息、文化需求相结合的产物。要明晰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还得从追溯广播电视的产生、发展的渊源开始。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长期探索，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终于诞生。1928~1970年，世界各国的广播电台数量猛增，节目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日趋多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对外广播发展迅猛，成为为战争服务的利器。战后广播进入全盛阶段，成为现代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介。再说“电视”，电视的英文名称“television”，其中“tele”是拉丁文的词根，意思是“远处的地点”，而“vision”意思是“看得见的事物”。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市郊亚历山大宫正式播送电视节目，拉开了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序幕，并很快显示出超越其他媒体的种种优势。

中国广播电视是世界广播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广播电视和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内涵、客观规律是廓清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基础。

1.广播电视的基本内涵

从广义上讲，广播电视通称为广播，既包括只传播声音的广播（分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又包括既传送声音又传送图像的电视广播（分为无线电视广播和有线电视广播）。因此美、英、日等国的广播机构虽都兼办广播电视，但一直称作“广播公司”或“广播协会”；在我国则习惯从狭义上将广播与电视分开，称“声音广播”为“广播”，称“电视广播”为“电视”。本书取其狭义。

对于广播电视的内涵，研究者多从技术和性质两个方面进行界定。《辞海》从技术层面对广播电视自然属性的解释是：“通过无线电波或通过导线向广大地区播送音响图像的节目，统称为广播。按传输方式，可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亦简称‘广播’；播送图像和声音的，称为‘电视广播’。”“通过无线电波或通过导线向广大地区播送音响图像的节目”一说，表明了广播电视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特征。

根据广播电视技术传播的特点，“声音广播”和“电视广播”还可以分若干种，如“声音广播”中无线广播按电磁波的波长，还可以分为调频、中波、短波、超短波；有线电视可以分为电缆电视、光缆电视，通过人造卫星传播的广播电视又分为卫星广播、卫星电视等。可见，广播电视是运用电磁波传导方式把声音和图像传递给广大受众的电子传媒工具。

随着当代通信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数字技术、卫星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断融入广播电视领域，使得传统广播电视呈现融合多媒体、打造全媒体平台的超媒体发展趋势。网络广播电视、移动广播电视、IPTV、手机电视等新业态、新终端应运而生，赋予了广播电视新的传播形态和功能。视听新媒体技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载体、传播渠道和传播终端，使受众实现“我的节目我做主”“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地点我做主”“我的终端我做主”，而且可以实现实时互动，甚至可以完成网上购物、订票、缴费、娱乐等日常生活所需；在与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充分融合后，还可以实现远程办公、智能管家、智慧社会等，从而使传统的广播电视大大突破原有的形态与功能，正在演进成为一种新型媒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广播电视是指以各种电子通信技术和设备为介质，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形态广泛传播，通过多种终端为受众和用户提供视听类信息服务的平台型媒体。

2.中国广播电视的特殊内涵

广播电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除了其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广播电视既具有广播电视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因此，研究中国广播电视还必须从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属性、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中国广播电视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特色决定了我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广播电视归人民所有。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强大舆论影响力的传播媒介，要维护我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始终坚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必须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中国广播电视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公共话语平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机构，担负着自上而下传递政治信息的任务，包括发布、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引导社会舆论等任务。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是中国广播电视的根本使命和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又是自下而上反映社情民意和群众呼声，以及进行舆论监督的公共话语平台。

早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就提出，广播要发挥好“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的作用。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刚建立不久，党中央就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根据上述宗旨和任务，广播电视设置了新闻性节目、教育性节目、文艺性节目和服务性节目。在其后的几十年来，中央始终强调广播电视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一根本属性。

第三，中国广播电视是受众群庞大的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与对受众文化程度要求更高的纸质媒体和在技术上对受众要求更高的网络媒体相比，广播电视不仅拥有最多层次最大范围的受众，而且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时空对传播的限制，将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步传递到电波覆盖范围之内的任何地方，是我国覆盖面最广、受众群体最大的传播媒体。

第四，中国广播电视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文化与艺术形态。中国广播电视作为传播媒体，当然要坚持“新闻立台”的宗旨，但满足受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责无旁贷的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审美理念的多样化及相互激荡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元景观，广播电视文化也表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多层性的特征。广播电视文化是融合官方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混合形态。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广播电视与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结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广播电视艺术，被称作继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电影之后的一种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态。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开发和应用，广播电视文艺的信息量将更加丰富，视听艺术手段和节目样态将更加多样，从而成为当代社会文艺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中国广播电视具有产业属性，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85年广播电视被列为第三产业以及1992年广播电视被明确提出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政策方面看，国家对包括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逐年减少财政拨款，鼓励实行自收自支。从长远角度看，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势头看好，广播电视广告市场和产业开发潜力很大，节目制作和节目销售市场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二）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一般包括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广播电视应用理论、广播电视管理理论和广播电视历史研究四个方面。

其一，广播电视基础理论是广播电视学的学理部分，是探索广播电视本体理论、广播电视实践本源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的各学科的总和。它是应用理论和决策研究的依托和主要理论根据。基础理论由三方面组成：一是广播电视本质理论，包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性质、功能、任务等方面的理论；二是广播电视外部关系的研究理论，包括与经济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生态的关系、与法律的关系、与道德的关系、与科技的关系等；三是广播电视内部关系研究理论，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语言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批评学等。

其二，广播电视应用理论是对广播电视传播及运行中的操作环节进行的实践性研究。它要对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回应，其研究水平直接关系甚至决定广播电视传播和运行的效果与效益。这一部分主要由广播电视制作应用理论、广播电视节目创作理论、广播电视传播实务理论、广播电视节目构成要素理论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广播电视制作应用理论包括广播电视制作技术、传播技术理论两方面；广播电视节目创作理论是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的主体部分，分为栏目和节目两大块，前者涉及策划、选题、采录、编辑、制作等环节，包括栏目宗旨、目标、定位、板块设计、主持人设计、编排、制作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后者包括新闻节目、纪实节目、社会教育节目、专题节目、综艺节目、广播剧、电视剧等的理论，属于广播电视文化批评的范畴；广播电视传播实务理论是对传播过程中不同职能、不同工种从业者的研究；广播电视节目构成要素理论是对广播电视节目成品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语言、文字、声音、色彩、灯光等的研究理论。

其三，广播电视管理理论包括对事关广播电视发展全局的管理、体制、规划、方针、政策、法规、制度、行业监管等决策管理理论，主要由战略规划理论、政策法规理论、管理制度理论三部分组成。其中，广播电视战略规划理论是宏观理论，它涉及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全局的方方面面，包括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发展规划等理论；广播电视政策法规理论是广播电视中观决策理论，对广播电视顺利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理论是广播电视微观决策理论，是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具体问题所制订的一系列措施的研究。

其四，广播电视历史研究是研究广播电视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兴衰得失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研究广播电视学的基础，又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广播电视历史研究按国别来分，可分为中国广播电视史、外国广播电视史；按历史时期划分，有通史、断代史；按内容划分，有广播史、电视史、广播电视新闻史、广播电视文艺史、广播电视媒介批评史、广播电视节目史、广播电视管理史、广播电视技术史。此外，还可以有各级广播电视台台史等。二、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现状

中国广播电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大批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对广播电视的属性与功能、传播内容与传播艺术、事业发展与产业经营、行业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规律与特征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学科特征，也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⒈起步阶段（1949~1978年）

在1949年到1978年的起步阶段，有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55年创刊的《广播业务》（现《中国广播》的前身）上。其发表的研究文章有1400多篇，再加上其他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约计2000多篇。其研究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思路上，基本沿袭了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途径；第二，在研究水平上，基本都停留在描述层面；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广播电视媒体的属性和业务操作研究；第四，在此期间，不仅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平台很少，而且理论研究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其中又以广播研究居多。

形成这样一种研究状态主要是由于当时接收设备特别是电视机远未普及，广电节目特别是电视节目还不够丰富，影响力还不够大，广播电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还没完全形成，因此真正关注、研究广播电视的不多。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⒉发展阶段（1979~1991年）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广播电视开始进入迅猛发展时期。到1991年，中国已拥有3000多家电视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这期间广电理论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

第一，广播电视研究刊物纷纷问世。包括创作了《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现代传播》的前身）、《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电视文艺》等。特别是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创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一系列理论刊物的创办为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文章也大幅度增加。

第二，广播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展开。评奖本身就是对节目的一种研究，也是电视批评的一种形式。1981年我国开始全国性的电视评奖活动。最初由中央电视台、电视艺委会等机构组织，每年一届；1994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牵头组织了全国广播外宣评奖活动，每年一届。1988年中国广播电视的评奖工作由国家广播电视部（后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委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后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组织。这些评奖活动都有效推动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特别是应用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

第三，建立了一系列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机构，学术活动日趋活跃。随着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各级广电部门对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越来越重视。1983年中央电视台研究室成立，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也于1988年底成立。此后，各个省市、地区，甚至有的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随着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机构的纷纷成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此期间，理论研究的重点，一个是围绕“四级办广电”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有的则对新闻改革、电视艺术进行了集中研究。一些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研讨会也开始举办起来。

第四，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开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广播电视学科建设正式起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传播理念逐步进入中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纷纷出版，如198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以及围绕交叉学科出版的《电视文化学》《电视传播艺术》，等等。这些成果为广播电视学成为一门学科，打下了重要基础。其中《中国广播电视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开始自立于各社会科学学科之林。

⒊深化阶段（1992~2000年）

从1992年到2000年，中国广播电视业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化。

第一，1992年3月，广播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联合召开首次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会议，部署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课题规划（规划115个研究课题，其中重点课题22个），这是从全局意义上重视、加强和统筹规划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一个起点和标志。

第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形式多样化，内容更丰富，成果成规模。这期间，广播电视理论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有学术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拓宽研究思路，围绕广播电视的热点问题（比如广播电视的产业经营、广播电视的深度报道、纪录片的真实性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系列有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也纷纷出版。

第三，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在此期间，围绕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功能及广播电视宣传、技术管理、产业经营、受众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发表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也出版了一批理论专著。这些成果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应用性、前瞻性的特征，标志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逐步成熟。

第四，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格局形成，不同的载体特色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播电视研究逐步形成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史学研究的完整格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广播电视教育和研究的人员构成了中国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主体；而媒体的从业人员则形成了中国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的主体；广播电视管理部门、机构或研究院所构成了决策理论研究的主体；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及各局台史志办构成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主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代传播》成为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阵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成为决策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电视研究》《中国广播》则成为电视、广播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中国电视》《当代电视》成为研究电视文艺的主要载体。这几类研究群体和研究阵地，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了中国广播电视学科理论的发展。

⒋成型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围绕诸多新问题、新热点、新难点进行深入研究的创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视理论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主体身份更加多元。随着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理论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了三大类别。一是学院派。目前我国有800多所高校办有广播电视相关专业，从事各类广播电视教学研究的达2万多人，他们是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主要研究者。二是实践派。截止到2012年末，中国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达82.04万人，其中有学术研究能力和理论著述的约3万人，主要从事应用理论研究。三是管理派。这类研究人员一般由广播电视领导部门和直属专业机构的研究者构成。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管理和决策研究。除此以外，再加上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力量，目前国内有近6万人从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其中400多人获得过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其前身是1986年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授予的全国广播电视“十佳百优”理论人才称号。当然，这些类别并非截然分野，常常跨界组合、相互渗透。

第二，国家加大投入，各级各类广播电视研究课题大大增加。1983年我国设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金研究项目。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成为第一个获得立项的广播电视类项目。在以后的十年里，列入国家学科基金项目的广播电视课题总计17项。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都有若干关于广播电视研究的国家课题立项，再加上国家广电总局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立项，国家层面组织的理论研究大大加强。另外，广播电视在研究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网络作为一种研究平台，为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

第三，围绕十年的发展，深化决策理论、应用理论研究，且重点特色突出。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广播电视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及热点问题，如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新闻传播理念嬗变、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及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第四，研究系统趋于完整，学术成果更加丰富，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基本成型。进入21世纪以来，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广播电视本质理论方面，加强了广播电视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法律、道德方面的深入研究。在广播电视传播学、美学、艺术学、批评学、语言学等方面研究出现了大批的成果。应用理论方面，围绕广播电视新闻、文艺、频道、栏目、节目、专题片、纪录片、电视剧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00年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学类著作出版数量每年都呈上升趋势。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是要继续加强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面对尽快把我国由广电大国建设成广电强国的重要任务，必须保持理论的清醒，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学理性上下更大功夫，指导广电事业产业健康发展。诸多学科都应在学理上加以深化，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外国传播学说中的适用部分，同时还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

二是要继续深化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特别要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上下功夫，要从广播电视传播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中拓宽研究视野，从适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新需求，应对新传播时代对广播电视的新挑战，以及适应广播电视新环境对丰富报道内容、开拓新节目样式等方面的要求。

三是要继续强化广播电视决策理论研究。科学、民主决策是广播电视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的前提。中国广播电视正处于整体转型时期，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正确的决策和理论研究的支持，以防止事倍功半、翻烙饼和重大失误，贻误发展机遇。（二）中国广播电视学文献概述

1986年7月，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召开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这次会议把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宏观、总体上进行了综合研究。同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章程》把“开展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促进中国广播学、电视学的建设和发展”作为学会的首要任务，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已经由少数人的倡导变成了全系统的意志，从而使广播电视学研究进入系统化、学科化的新阶段。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编委会组织编写的大型史书《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施天权所著的《广播电视概论》。这是国内较早出版的广播电视学研究专著。1990年，由阎玉主编、26位专家历时4年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开创了中国广播电视学系统研究的先河。正如该书《导言》所说：“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专著，本书是第一部。”

这一时期的专著还有黄匡宇著的《电视新闻学》，吴信训著的《实用电视传播学》，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张君昌著的《应用电视新闻学》，苗棣、范钟离著的《电视文化学》，杨伟光主编的《中国电视论纲》等。

2000年后，广播电视专著明显增多，学科覆盖广泛。有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周鸿铎著的《广播电视经济学》，欧阳宏生著的《电视批评论》，张振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新论》，黄勇主编的《广电蓝皮书·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孙宝国著的《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李兴国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王庚年主编的《国际传播发展战略》，刘习良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十年回眸（2001~2010）》等。

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专著，为我国广播电视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的成熟及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三、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特征与学科建设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抑或历史渊源上，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广播电视学是在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兼容这两门学科中的部分研究内容；由于其又融合了文学、艺术、美学等学科的大量成果，因此又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这三门学科既自成体系又相互交叉。

需要指出的是，广播电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自身的传播特点，其传播内容日益丰富、传播形式日趋多样，其内涵远远超出新闻传播的范畴。以传播内容为例，除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以外，占据广播电视大量播出时段的是专题节目、综艺节目、谈话节目、电视剧等，而这些内容显然不是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纳入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另外，根据传播内容，广播电视学不仅可以划分为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管理学等分支学科，还有诸如广播电视社会学、广播电视文化学、广播电视心理学、广播电视哲学、广播电视批评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经济学、广播电视节目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传播学、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学、广播电视纪实学等，而且这些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

总之，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广播电视学通过不断地从其他成熟的相关学科中吸纳营养，逐步形成了自身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一）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关系

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是广播电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广播电视学既兼容了这两门学科的部分研究内容，又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征。

新闻学关注人类的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状况及其规律。新闻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和特点。二是实务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新闻业务方面的技能、技巧、方法和原理。三是历史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产生的背景与条件、历史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以及新闻界各个时期的名人、名报（刊、台）等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广播电视的研究方面，新闻学涉及的主要是广播电视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分。二者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当然，随着广播电视的飞速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范围早已不能涵盖广播电视日益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日益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大众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于广播电视的普及促使大众传播学很快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50年代其学科体系即趋于成熟。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它广涉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等六大传播媒介，着眼于从宏观层面通过各种理论与模式描述、分析、解释大众传播现象。广播电视学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传播学，便是在与大众传播学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产生的。（二）广播电视学与美学、艺术学的关系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主要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美学包括基础美学、实用美学和历史美学三个方面，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同审美对象的关系等。

20世纪初，德国艺术理论家玛克斯·德索第一次确立了艺术学的独立的学科性质。艺术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主要对各种艺术及艺术现象进行宏观、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艺术的发生、发展、创作、欣赏以及艺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由艺术理论、艺术史和包括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教育学等在内的艺术学边缘学科群组成。其中，艺术理论是艺术学的核心与主导，主要关注艺术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广播电视本身既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体，又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而且，它在与各种传统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中形成了包括广播剧、广播小说、电视剧、电视文艺晚会、电视文学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广播电视艺术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美学风貌的新型艺术形态，广播电视与美学和艺术学有着天然的渊源。把美学和艺术学运用到广播电视的领域，用美学和艺术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广播电视，比如广播电视节目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段等，便形成了新的交叉分支学科——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三）广播电视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研究社会整体及要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过程来探讨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而存在。社会学起源于欧洲。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提出要建立社会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社会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社会学学科形成了两种互斥、互补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或解释学、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实证主义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通过抽样调查方法搜集资料，倾向于运用诸如统计图表类的定量技术处理、资料分析，主张运用公式、数量模型去表达经得起检验的假设。人文主义主要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去搜集资料，强调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研究对象内心的思想、情感、行为目的、动机需要等因素；强调对当事人的洞察、理解和解释。社会学的两种方法论影响极为深远。广播电视学中，常运用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去统计、探讨、分析广播电视受众的特点、视听行为、视听规律等，因此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受众学。

在对广播电视受众的研究过程中，还吸取了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采用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对受众的视听心理、视听动机、视听过程进行分析。心理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学科。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以及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学在前科学阶段属于哲学范畴。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研究所，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一学科成为科学的转折点。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广播电视传播者、采访对象，以及受众在信息采编、传播和接收全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现象及其客观规律，形成了广播电视学的又一个分支学科——广播电视心理学。它是广播电视学与心理学交叉融会的边缘学科。

从上面对广播电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梳理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有着自身独立特征、自成体系、实践性强的应用学科。广播电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兼收并蓄、融汇综合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艺术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大量成果，与它们相互交叉形成了众多的、新的分

支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四、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建立科学的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是广大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重大责任与历史使命，必须围绕广播电视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学科发展的突破方向，在全面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的同时，重点研究对行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性问题，从而提高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和建设性。（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思路

绪论部分概括阐释全书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正文部分以十章篇幅论述主题。

第一章提纲挈领，从中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特色、指导思想、基本功能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属性。

第二章从中国广播电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个方面论述广播电视面临的时代环境和现实要求。

第三章探讨推进传统广播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话题，提出媒体融合的理念、方法、途径等对策。

第四章从五个方位梳理和总结中国广播电视传播理念及嬗变。即从“宣传为主”到“传播为本”，从“教化为主”到“服务为上”，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从“单向流动”到“互动传播”，从“以内为主”到“内外并重”。

第五章从广播电视节目的采编制作、视听新媒体节目采编制作、全媒体时代节目的策划与编排等方面，总结归纳当代广播电视节目形态与生产流程。

第六章探讨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基本原则、经营模式与内容以及资本运营情况。

第七章梳理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形成、特点，并分析其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第八章回顾中国广播电视法治建设进程，并作前瞻性探讨。

第九章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受众工作，分析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的基本特征、受众研究的沿革、受众调查方式以及如何构建科学的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

第十章从广播电视人才的素质要求、当代媒介市场对广播电视人才的需求、媒体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中国广播电视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分析。

本书力图全面反映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框架。但是，由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不仅处于不断变化、持续创新的动态过程，而且又是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而这种交叉、渗透乃至融合已成为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同样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因此，中国广播电视学没有一个终极性的稳定框架。这就决定了本书仍是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决定了业界、学界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可以预期的是，21世纪上半叶将是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和重要转型的时期。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变化对广播电视的功能发挥、角色优化与价值建构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这尤其需要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能够紧跟社会的发展脉动，紧扣行业的时代命题，不断推动学术创新，共同迎接中国广播电视行业与理论研究更加生机勃勃的明天。（二）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方法

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之间乃是“体”和“用”的关系。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只有以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导，才能把握其规律，切实推动学科的发展。广播电视学的方法论是有系统、分层次的，具体来说，包括宏观层面的哲学方法、中观层面的一般方法、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

首先，是宏观层面的哲学方法。这是指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推进中国广播电视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指导广播电视研究的科学路径。它要求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广播电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指南，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有机统一，从广播电视传播最本质的属性和最基本的规律入手，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广播电视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要建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广播电视包括广播电视理论既不能滞后，又不能超越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更不能脱离它所依托的政治体系。总之，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既要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又要从社会及广播电视的发展规律、发展前景出发，从而使之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引领性。

广播电视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社会各方面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特别是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广播电视研究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要用全景思维、系统思维，把广播电视放在整个社会相互关联和发展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中，分析广播电视与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充分释放其协调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此外，广播电视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广播电视领域不断涌现出各种新现象、新问题，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广播电视研究要从发展的观点出发，适应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使科学研究具有时代性、创新性。

其次，是中观层面的一般方法。这是指从各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中概括出来，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步伐加快，一方面学科分化的趋势加剧，但同时互相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这就要求必须突破现代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以开放的思维和视野进行学术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学是一门文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也借鉴了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用于广播电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主要包括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系统论方法等。

社会学方法把广播电视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并将广播电视传播者及受众划分成超个体的构成体，研究各个传播群体或受众群体的统计学特点和心理特征等。

心理学方法把广播电视传者和受者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看成组成不同群体的各个个体的心理状态，通过对其心理活动的分析，推断所属群体的特征并寻求群体视听习惯的深层次动因。

符号学方法把广播电视传播活动看成意义的传递过程，研究其编码、译码的具体操作过程。它关注意义在流动过程中的细微变化，探讨优化组合各种符号以取得最佳传播效果的路径。

信息论的研究方法把广播电视看成一种信息传播过程，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处理、传送、接收，进而实现其传播目的。

控制论的研究方法着眼于广播电视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控制问题，研究广播电视传播者对传播与接受过程进行支配，以保证传播活动沿着既定及正确的方向运行。在控制论方法中，最优化方法和反馈方法应用较多。最优化方法关注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如何才能以消耗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反馈方法则探讨广播电视传播者怎样根据受众的反馈来调节、校正传播活动。

系统论研究方法把广播电视活动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和分析。系统论中的整体性、目的性、最优化原理等，均可运用于广播电视学的研究中。

原则上讲，无论是什么研究方法，也不管它是哪个学科体系的，只要适用于“广播电视学”的建构，都应该加以借鉴。只要广播电视学研究扣紧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不仅不会影响这个学科体系的独立性，而且会因研究方法的丰富而推动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善。

再次，是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调查研究法。在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调查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广播电视传播活动进行有计划、周密、系统的考察，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收集客观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成果和经验，发现问题和教训，为今后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调查研究法广泛应用于对广播电视受众的研究中。（2）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广播电视节目的研究中，主要是对特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声音和图像讯息）进行客观、系统的量化，并对量化结果加以描述和分析。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一段时期内某个（或某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资料，得出该（或该类）节目的特征。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时期里某个（或某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资料，得出该（或该类）节目的变化因素并推断其发展趋向。研究者还可以对几个（或几类）相似的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内容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3）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乃是针对特定的团体或组织之背景、发展及行为，或某一事实、某一特定事件，作深入、客观的探讨分析。系统地进行个案研究，必须经由资料的收集及对个案进行观察、分析、比较、求证、整合等步骤，充分了解个案之真实状况，以作为解决问题、决策制订或修正之准则或依据。在广播电视研究中，个案研究法往往被运用于全面、系统地研究某位传播者（如记者、编辑）或某一传播组织（如某一广播电视台）的特性，或某种广播电视传播现象在一个时期内发生、发展过程的全面情况和规律。通过个案研究获得的资料较详细，也较有深度。个案研究一般包括四个步骤：第一，确定个案研究的对象。第二，实地研究，包括收集资料，观察、测量或收集统计数据。第三，整理记录。在实践中，常常需要保存一份原始材料，将另一份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记录可采取逐步缩减记录法或索引法两种方式进行。逐步缩减法是剔除记录中不重要的部分，去粗取精。索引法主要是通过做笔记或做记号来组织材料。第四，分析研究，撰写报告。（4）控制实验法。在广播电视学中，控制实验主要是用于测试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与受众的特定心理或行为反应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控制实验法通过创造一个人工环境，控制影响被试者的心理或行为的变量，如被试者的特征、传播内容、传播频率等，来探讨特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5）访谈法。深度访谈乃质化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研究者期望经由在实际的场域对话中，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发现研究对象的观点，收集特定对象争论的问题或讯息，包括研究对象的经验、意见、感受和知识等直接引述，并进一步探求资料或讯息本身所反映的一些事实真相。在广播电视的研究中，访谈法可用于了解受众对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手法等的认识、看法与意见及广播电视节目对受众思想与行为的影响。（6）参与观察法。参与观察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研究者因实际参与研究，而成为行动者。参与观察者在研究的互动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主要借由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以观察者的身份，直接对研究情境及其人际互动进行观察，并配合深度访谈同步进行；另一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观察，介入他们的一般性谈话，借由亲身体验来发掘和发现较具真实性的资料，以弥补文献分析和深度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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