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伟洲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试读：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古丝绸之路之上的今甘肃河西走廊、陇右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山西太原等地相继发现和发掘一批公元3世纪至9世纪（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关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或遗址，出土了大量有关胡族的文物，如墓志、棺椁、壁画、陶俑等珍贵文物，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族”，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族”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族（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古代民族）；广义的“胡族”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族”基本上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专业学科方向对这些新出土的有关胡族珍贵文物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推动了一些世界性“热门”的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如图像学、粟特学等。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
本书主要辑录笔者自21世纪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新出土的有关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进行研究的13篇论文，其中有8篇是对胡人墓[1]志的考释。关于墓志或墓志铭的研究，因墓志一般出土于古代墓葬，铭文反映了墓主人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从史学角度看，墓志的史料价值很高。近代以来，中国一些著名史家均十分重视对出土墓志的收[2]集、整理和研究。这些与墓志相关的研究，首先主要采用中国史学的传统方法对出土墓志进行整理、点校和初步的考释，墓主在传世文献（主要是正史）中有记传的，则两者结合，互证互补。以上方法应[3]是墓志研究中最基础、最必要也最为艰苦的研究工作之一，在今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墓志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此，事实上，我们应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墓志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创新。正如学界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推动了各代历史研究发展一样，学界对中古墓志的研究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也是国内外墓志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做基础研究，或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史学的作用都是大有裨益、缺一不可的。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国内史学界进一步利用墓志进行综合研究的现实和发展趋势视而不见，抓住墓志基础研究特别是墓志与传世文献对勘及其出现的一些问题，贬低或批评史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认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4]希望“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古时期墓志研究中流行的‘史志对勘，以志证史、补史’的方法与庸俗化版的‘二重证据法’颇有暗合之处”，并提出要采用[5]将墓志作为“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的新方法。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将墓志作为新出的史料进行录文、标点、考释、考证是墓志研究的基础，其本身就是史学分析、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对墓志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即是“墓志的史学分析”，两者均有存在的价值。至于所谓的从墓志本身研究的“新方法”，不过是墓志综合研究的内容之一而已，它绝不能替代或代表整个墓志研究发展的方向或趋势。
本书第一章辑录有关北朝时胡人墓志考释的4篇论文：《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此文未发表过）。第二章辑录了有关隋唐时胡人墓志研究论文4篇，即《隋〈虞弘墓志〉释证》《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考释》。第三章辑录了有关隋唐胡人文物及“六胡州”、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论文共4篇，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及有关六胡州的《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另有《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一文。第四章还辑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中出土的“乐舞图像”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论文2篇，即《6世纪至7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和《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最后，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由于笔者大学学习的是历史学考古专业，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多年，研究生专业为中国民族史，后又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故对中古胡人文物的研究多从古代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史为切入点来展开。书中所辑论文仅代表笔者的个人看法和观点，不一定确当，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周伟洲2016年1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1] 众所周知，墓志与墓志铭是两个基本内涵相同，而又不同的名词。前者指墓志的全部（石质、形制、纹饰、文字等），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是文字，即铭文；而后者仅指墓志中的文字，故云“墓志铭”。因两者基本内涵相同，故一般对“墓志”的考释即是对“墓志铭”的考释，两者往往混用。
[2] 如清代王昶辑的《金石萃编》，陆增祥撰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杨守敬的《寰宇贞石图》，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毛汉光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王壮弘、马成名编著的《六朝墓志检要》，朱绍良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1—9辑及《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及李献奇等编的《洛阳新获墓志》《千唐志斋藏志》，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毛远明校注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赖非的《齐鲁碑刻墓志研究》，孙继民主编的《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王其祎、周晓薇编著的《隋代墓志铭汇考》及《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牛致功的《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吕建中、胡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及续一（上、下），以及近数十年以来，散见于国内外相关史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墓志研究的论文等。
[3] 参见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导言，线装书局，2007。
[4] 参见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
[5] 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第一章北朝胡人墓志考释一 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
201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以下简称《馆藏墓志》），共收录五百方西安大唐博物馆藏历代墓志，主要是于陕西、河南、山西出土的隋唐[1]墓志。此书印刷精美，体例完备，按墓志主卒年先后编号，由“题解”、墓志图版及志“录文”组成。此书由于出于众多历史、考古学者及博、硕士生之手，故错讹较少，唯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墓志绝大部分为征集而来，故墓志详细出土地点不明，只有墓志铭文所记葬地。
此书所辑录北朝时期的墓志仅有九方（以墓主卒年为准），因系新发现的北朝墓志，故其价值颇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先后出土了一批北朝墓志，但数量不多，分别被辑录于赵万里编纂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2]叶炜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及国内相关文物考古、[3]博物馆杂志之中。
此次《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公布的九方北朝墓志，除《李稚华墓志》主人可断为陇西汉族李氏李暠之后裔外，其余八方墓[4]志主人均为胡族。笔者拟对这八方胡族主之墓志的族属、先世、生平事迹及相关职官名号、婚姻及地理等问题做一考释，以求正于方家。（一）《刘阿倪提墓志》
此墓志载于《馆藏墓志》编号一（第2—3页），《题解》云：“志高五二点五、宽六五、厚一一点五厘米，铭文二六行，满行二三字，魏碑近楷体……无盖。”志首题“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都督恒、幽、安、平、燕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栾城县开国刘武公墓志铭”。“魏”当指西魏，除“栾城县开国刘武公”官爵外，其余官爵皆为卒后追赠。而“刘武公”之号，刘，为其姓，是志文中唯一提到的姓氏；“武公”也似为追赠之谥号，志文阙载（见图1）。
志文下记述家世、籍贯云：“祖引，（龙）骧将军、盛洛（乐）太守。父匹知倍，平西将军、燕州刺史。公讳阿倪提，恒农郡胡城县人。其先自恒农华阴徙家焉，及公四世。”文中并未明确记述其家族之族属，但从墓主名阿倪提、父名匹知倍、祖名引来看，系胡名而非汉族姓名；又志中未言及家族与汉族氏族士家之渊源，故颇疑其家族原为胡族。因其姓刘氏，故其家族当为东汉内迁于内地之南匈奴部人，其中有南匈奴单于后裔于十六国时建汉赵国刘渊一族之刘，南匈奴独孤部之刘及铁弗匈奴刘虎一族之刘。时又泛称以上匈奴刘氏为屠各。[5]图1 刘阿倪提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页。
志云阿倪提为“恒农郡胡城县人。其先自恒农华阴徙家焉，及公四世”，似乎其为生长于内地的汉族，但是，志未记其曾祖名及为何自恒农华阴迁至同郡之胡城县。恒农华阴，即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北魏时因避魏献文帝拓跋弘讳而改“弘”为“恒”，北周明[6]帝时复改还为“弘农”。但北魏乃至西魏之恒农郡未辖华阴，此处是追述其高祖之前的籍贯，其高祖或曾祖时当东汉末，《后汉书》志第一九弘农郡下辖九城中有华阴，原属京兆。而北魏至西魏恒农郡[7]（西恒农郡）未辖有胡城县，仅辖恒农、北郏、淆三县；而胡城县，即汉武帝所置之湖县，属京兆尹，东汉改属弘农郡，至刘宋加“城”
[8]字；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考证，湖城县应原为胡城县，地在今河南灵宝县西三十里，王仲荦引用北魏故咸阳太守刘府君（名玉，其为匈奴刘氏）墓志、北齐中监将军张忻墓志，内均云其为“弘农胡城[9]人”，与《刘阿倪提墓志》同。因此，在北魏末至西魏时，恒农郡所辖应增加胡城县，且早在北周明帝之前，“恒农郡”已有改还“弘农郡”之例。
阿倪提之曾祖或高祖可能原为南匈奴刘氏，在十六国时，匈奴刘曜于关中长安建前赵时，随迁至关中。前赵为后赵石勒所灭，其祖遂散居关中华阴，后迁至弘农胡城县，遂以此地为其籍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入居内地胡族多以内地郡县为其籍贯，刘阿倪提一族也当如此。志后铭曰“唐尧高让，汉握遗灵”也透露出其族属原为内迁南匈奴的一丝信息。
其祖引，官至龙骧将军、盛洛太守，“盛洛”应即“盛乐”之异写，其郡置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朔州所属二郡之一，治石[10]卢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二十里。龙骧将军之号，当为孝文帝太和改制后之军事职官，二品。其父匹知倍官至“平西将军”，三
[11]品；“燕州刺史”，治今河北涿鹿。
志记阿倪提事，从北魏末孝昌年间（525—527年）始，云：“运距孝昌，世屯道丧，盗贼蜂起，王化淩迟。公乃慨然，起从行阵，陷坚挫猛，亟有功捷。拜宁远将军、奉车都尉，累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栾城县开国伯，又别赏开国乡男。”此记正光五年（524年）三月，沃野镇匈奴人破洛汗拔陵起兵反魏，六镇响应，此即北魏末的“六镇起义”；接着在四月，高平（今宁夏固原）胡人酋长胡琛又起兵响应；六月，秦州（治今甘肃天水）羌人莫折太提也据城反，自称秦[12]王；此外，各地相继起兵反魏。北魏则先后遣兵击诸处反魏起义军，且多遭失败。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孝昌年间。这就是志中所说的“运距孝昌，世屯道丧，盗贼蜂起，王化淩迟”。阿倪提此时参与了镇压各地的起义，有功；志末详记其具体事迹，只云其“起从行阵，陷坚挫猛，亟有功捷”。因此，其先被封为宁远将军（五品上）、奉车都尉（从五品上），后又累迁征西将军（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散官，从二品），并封其爵为“栾城县开国伯，又别赏开国乡男”，此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定官制后之五等封爵之“开国县伯”，第三品，栾城县即今河北栾城；“开国乡男”为第五品封爵。
志下又云：“大统元年（535年），加通直散骑常侍（散官，从三品）。二年，进爵为公（即栾城县开国公），拜卫将军（二品）、右光禄大夫（散官，二品）。其年，进号车骑将军（二品），恒为别将。于时贼欢（指东魏丞相高欢）为乱，朝廷在西（西魏）。公从大丞相（宇文泰）经营天下，进拔陕城（一名北陕，治今河南三门峡陕县），及定河北，皆先尝（当）矢刃，功力莫先。”据史载，大统元年，东魏高欢曾遣军攻西魏潼关、华州（治今陕西大荔）；三年正月，又攻龙门，屯军蒲坂（今山西永济东），宇文泰潜率军击斩东魏将窦泰于潼关，又收复洛州（治今河南洛阳）。八月，西魏宇文泰率十二将东征，攻下潼关、弘农，河南北东魏守将多降。此即所云，墓主随大丞相宇文泰反击东魏高欢时，身先士卒多立战功事。至大统三年十月，高欢又率十万大军从蒲坂渡过黄河，逼华州，遂与宇文泰军大战[13]于沙苑（今陕西大荔沙苑），结果高欢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苑之战”。志称：“后与贼欢战于河渭（即沙苑），义感其生，奋无顾惜，遂婴创刃，竟以终俎。以大统三年十月十五日薨。时年卅五。朝廷军国，莫不伤痛”。即是说，阿倪提在沙苑之战时，受伤战死，时年三十五岁。
志又记：“粤其年（大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将窆于石安县坚固乡中武里。有诏追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从一品），仪同三司，都督恒、幽、安、燕、平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治今山西大同）。又有诏赠尚书右仆射（从二品），增邑十室，并前二千户，殊礼也。”其葬地“石安县坚固乡中武里”，石安县初置于十六国后赵石勒时，[14]北魏因之，属咸阳郡所属五县之一，治今陕西泾阳县。西魏北周[15]贵戚大臣死葬地多在“石安原”，即县西南原上，此云“石安县坚固乡中武里”，说明西魏时地方县治内实行乡、里之制。其地因此志出土地点不明，不能确指，亦一憾事。（二）《宇文测墓志》
此墓志载于《馆藏墓志》编号二（第4—5页），《题解》云：“志高五三、宽五三、厚一三点五厘米，铭文二二行，行二三字，魏碑近楷体，盝顶盖……铭文四行，行四字，篆书。”曰“魏故开府绥州刺史广川靖伯宇文测铭”。志首行题为“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绥州刺史、广川靖伯宇文测墓（下阙‘志铭’二字）”（见图2）。图2 《宇文测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4页。
宇文测，《周书》卷二七、《北史》卷五七均有专传（二传内容基本相同，下引以《周书》为主），与志可相互补证。志云：“祖骐驎，平北将军（三品）、营州刺史（治今辽宁建昌东北）。父永，征虏将军（从三品）、武川镇将。公讳测，字乌甘头，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建邦辽海，号大单于国。并仕魏，世有冠冕。盖详诸史牒，可得而略也。”而传云：“宇文测字澄镜，太祖之族子。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骐驎，父永，仕魏，位并显达。”“澄镜”当为宇文测汉姓字，墓志所记“乌甘头”为胡姓字。传补志测之高祖、曾祖名及官职，且云测为“太祖（宇文泰）之族子”，后又记太祖曾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于属籍”；《北史》卷五七将测列入《周宗室传》内。则宇文测当与宇文泰同族，其族源最早应为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即为[16]匈奴族，后统鲜卑诸部，融入鲜卑，成为宇文部鲜卑。《周书》卷一《文帝纪上》云：宇文泰祖先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时宇文部首领也有称“单于”或“大单于”者[17]，故此所谓的“宇文国”，即志所称之“大单于国”。
志文以下记宇文测各个时期仕途及官爵，与传多有异同，下录志文与传相互校证。志云测于“正光中，起家辟司空府行参军，拜伏波将军（从五品上），羽林监，领殿中侍御史。除南兖州别驾，转洛州长史。永熙末，拜征虏将军，司徒府右长史。大统初，拜安东将军、营州大中正，广川县开国伯，邑五百户。寻加镇东将军、河南邑中正，进号征东将军、太子少保。后除卫尉卿，俄转光禄勋，拜大丞相府右长史，除持节，汾州大都督，加通直散骑常侍。寻授使持节，汾州诸军事，行汾州事。征拜黄门侍部，散骑常侍，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大都督，绥州诸军事，侍中，绥州刺史”。
传则曰：“起家奉朝请、殿中侍御史，累迁司徒右长史，安东将军。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及魏孝武疑齐神武（高欢）有异图，诏测诣太祖（宇文泰）言，令密为之备……使还，封广川县伯，邑五百户。寻从孝武西迁，进爵为公。太祖为丞相，以测为右长史……除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大统四年（538年），拜侍中、长史。六年，坐事免。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十年，征拜太子少保。”
志与传所记测之仕途与官爵，主要官爵相同，传所记更为详细，并列举志云“公入司喉唇，出登牧伯，宽而不猛，寇而不纵，克协民戎，抑古之遗爱”之具体事实。但有三处相异之处，且令人费解：
其一，传云测“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而志记其[18]“夫人河南拓拔氏，阳平县主，父匡，侍中，司空公、东平王”，即其夫人非宣武帝之女阳平公主，故未有“驸马都尉”官职，只是北魏宗室东平王元匡（即拓跋匡）之女，随测广川县开国伯（三品）爵而封为“县主”。
其二，传曰测“寻从孝武西迁，进爵为公”，故《北史》卷五七《周宗室传》称其为“广川公”；而志记其只是“广川县开国伯”（广川靖伯），爵位比公低。
其三，与上述相关的是，志称测卒于绥州刺史任上“春秋五十有四”，卒年为“（大统）三年十月八日庚戌薨于位”；而传云其“（大统）十二年十月卒于位，时年五十八”，故有大统四年至八年官爵之记载。
志与传所记谁为确？志为人死之后下葬时所书写，当可信从；然而，史传又记载确凿，似非杜撰，实难定断。不过，从各方面考量，应以志为确。
最后，关于测之葬地，志云“窆于京兆山北县”，此县最早设于后秦姚兴时。据《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二》雍州京兆郡下辖八县中有“山北县”，在今西安南杜城一带。（三）《王光墓志》及《叱罗招男墓志》
此志载《馆藏墓志》编号四（第8—9页），《题解》云：“志高五四点五、宽五四点五、厚八厘米，铭文三十行，行三十字，魏碑体……盝顶盖……铭文三行，行三字，线刻正书（‘周上黄郡开国公志铭’）。”首题“周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侍中、上黄郡开国公王君之志铭”（见图3）。图3 《王光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8页。
志开首记其籍贯、家世云：“君讳光，字兴国，太原祁人也。使持节、平南将军、并雍二州刺史、广阳公买之孙，持节、征东将军、零丘太守、干阳侯于之子。其先世古族轩冕，相袭历叶。魏朝以世胄子孙，维城攸寄，衔命居边，守兹蕃捍，遂家朔土，绵历四世。”太原祁县王光一族，从此志似乎难断其族属，但其妻《叱罗招男墓志》内记其名为“乌丸光”，则其族原为东胡乌丸（乌桓）人。东胡乌桓族原居乌丸山（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归流河附近），以山名为号。早从西汉武帝之后，乌丸人就多次向南迁徙，东汉末曹操征三郡乌丸，斩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后迁三郡等地乌丸于内地，“由是三[19]郡乌丸，为天下名骑”。其中并州太原等地即为乌丸集中地区之一。如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取汉中后，至长安，曾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屯戍池阳（今陕西泾阳）。鲁昔思念在晋阳之爱妾，[20]率骑五百叛还太原。十六国时代北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内也有众多的乌丸部众，如《魏书》卷一《序记》云，神元帝力微时，有“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因此，在北朝做官为吏之乌丸人较多，且多改为王氏。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云，在魏晋时，乌丸人有的已姓王[21]氏；北朝时王姓乌丸见于史籍者甚多，但也有未改王姓者。《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乌丸王氏”条记：“乌丸王氏，霸长子殷，后汉中山太守，食邑祁县。四世孙寔，三子：允、隗、懋。懋，后汉侍中、幽州刺史。六世孙光，后魏并州刺史。生冏，度支尚书、护乌丸校尉、广阳侯，因号‘乌丸王氏’。”“六世孙光”应即墓主人王光，墓志补充了王光之祖、父的任职情况，也知其籍贯为“太原祁人（祁县）”系来自其远祖殷之食邑祁县。但志未记光于后魏（北魏）任“并州刺史”事，是漏记还是误记，不得而知。又其子名，其墓志云“世子轨”“公子毗阇”，夫人墓志则记为“长子毗沙门”“次子阿师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仅记一子，名冏。三种记载均不相同，可能因分别记有汉式名及佛教式名之故。
志记光在北魏末年各地纷纷起兵反，天下乱，如志所云：“洎魏德不竞，皇维中稀，威正莫举，噬虏群飞”，于是“慨然有立功立事之志”。后又云：“属故天柱大将军尔朱荣率晋阳之钾（同‘甲’），匡定王室，援立孝壮，君预有力焉。起家为大将军帐内都督，密物左右，以忠信见知。奏授宣威将军（六品上）、给事中（从六品上）。每有战功，稍迁安东将军（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三品）。”此云武泰元年（528年）肃宗孝明帝崩，皇子即位，王光随时在晋阳的权[22]臣尔朱荣率军入洛阳，另立孝庄帝即位有功，累迁官职。
志下又云：“及尔朱云亡，君沙苑之战，东军（东魏高欢军）大北（败北）。君因此归朝（即归西魏），一遇文皇（宇文泰），便披布怀抱，恩同久旧……以功锡爵平原侯（二品），帅都督，心膂之寄，威望日隆。大统十年（544年），还复本官（即还复在东魏职官）。俄除华山郡守（治今陕西华县），唯良之寄，君实当之。谢任归朝，进持节、大都督（从一品），转授抚军将军（从二品），进爵为公（从一品），加通直散骑常侍。授勋州诸军事、勋州刺史（治今山西稷山西南）。寻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从一品）、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开府（即自僻府僚）仪同三司、大都督，改爵首阳公。”
志下又云：“暨魏德告终，天命有归，大周握历，载造维新（即北周代西魏而立）。以君伏膺二朝（指北魏、西魏，或西魏、北周），[23]遂进爵上黄郡公（即首行‘上黄郡开国公’，正九命）……以周武成二年（560年）遘疾，四月廿二日卒于蒲州城（蒲坂，今山西永济[24]西南蒲州镇）。诏赠都督华、义、洛三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公如故……粤以其年八月庚辰朔卅日己酉，葬于华州华山郡（治今陕西华县）华阴乡灵泉里。”志后还记其“夫人曲梁郡君河南叱罗氏，岐、殷二州刺史石邑公鉴第二之女……”《叱罗招男墓志》，载《馆藏墓志》编号三（第6—7页），《题解》云：“志高四一、宽四○点五、厚一二厘米，铭文十六行，行十五字，魏体……无盖。”首题“大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上黄郡开国公乌丸光夫人曲梁县君叱罗氏墓志”。此云叱罗氏封号为“曲梁县君”，而上王光志云其为“曲梁郡君”，据《周书》卷五《武帝纪上》保定二年（562年）“闰月乙丑，诏柱国以下，帅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县君各有差”。此虽在叱罗氏卒后所正式颁布，之前应已施行。叱罗氏先于其夫光卒，故卒时封号为“县君”，光后卒时追封为“郡君”（见图4）。图4 《叱罗招男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页。
志云：“夫人字招男，河南洛阳人。其先氏胃，出自成都。迺祖迺父，世官世禄，不常其居，自而家焉。”叱罗氏，《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神元皇帝（力微）时，余部诸姓内入者”有“叱罗氏，后改为罗氏”。故其源可能为代北鲜卑之一部。《周书》卷一一《叱罗协传》当为其族人。其祖、父在志后记为：“祖退干，魏骠骑大将军，济、徐二州刺史。父鉴，魏骠骑大将军，岐州刺史”，鉴与王光志所记同。内记“其先氏胃，出自成都”，则不可解，存疑。
志以下系对叱罗氏之溢美之词，后又云：“时运不留，春秋卌，薨于同州。日（志录文作‘曰’，可能为衍字）以元年（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冬十月六日葬于华阴东原乡通灵里。”志未记其卒年，仅记其殡葬年，按一般墓志所记，墓主卒、葬多为同年或卒后一年，叱罗氏葬于周元年十月，故死、葬同年的可能性更大。即是说，叱罗氏早其夫卒约三年。其卒于同州（即北魏时华州，治今陕西大荔），此可能其夫当驻守该地。而其夫卒于蒲州城，时任勋州刺史，可能于巡视或驻守蒲州之时卒。两人先后均归葬于华山郡华阴，但一记为“华阴东原乡通灵里”，一为“华州华山郡华阴乡灵泉里”，系合葬一地或不同两地？因两志出土地点不明，故难定断。为何两人均归葬华山郡？可能与光曾任华山郡守有关。（四）《徒何檦墓志》
此志载《馆藏墓志》编号六（第12—13页），《题解》云：“志高五○点五、宽五一点五、厚一一点五厘米，铭文二○行，满行二二字，魏体……盝顶盖……铭文三行，行三字云，楷书”；曰“周大将军故汝南公志”。志首题“故周大将军、汝南郡公徒何府君墓志”（见图5）。
志下云：“君讳檦，河南洛阳人也。本姓李氏，辽东襄平县人。祖贵，开府仪同、平州刺史。父永，镇西将军、凉州刺史，赠柱国大将军、河阳公。武安君之居边，实安赵国；海西侯之勇战，终全汉兵。”徒何氏，当原为辽东的慕容鲜卑，因慕容部首领慕容廆于晋太康十年（289年）从辽东北迁回昌黎郡徒何（今辽宁义县东）之青
[25]山，故慕容氏又称徒何氏，或徒何鲜卑。《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云，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何涉归（廆父）子也”。其籍贯“辽东襄平县”（原治今辽宁朝阳西北）是慕容鲜卑部领地之一，此亦可证徒何氏原为慕容鲜卑。所谓“本姓李氏”，当为伪托。其祖贵、父永不见史载，但志以战国赵国武安君李牧守北边，匈奴不敢犯，以及西汉海西侯、贰师将军李广利勇战击退敌军，保全汉兵的典故，称誉其祖、父之功绩。图5 《徒何檦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页。
志又云其“少从戎政”，“出身右将军（三品）、大中大夫（从三品），迁抚军将军（从二品）、左光禄（三品），晋县开国公（从一品）。大统十三年（547年），授车骑大将军（从一品）、仪同三司，加常侍……。周元年（557年），授大将军（正九命），改封汝南郡公（正九命）……以保定四年（564年）闰十二月十九日遘疾薨于延州（治今陕西延安东），春秋年六十一。乃诏赠□□恒、朔、并、肆、燕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治今河北石家庄），谥曰壮公，礼也。以五年四月廿一日归葬于建忠郡三原县之丰谷原”。按，北魏太武帝置三原县，属北地郡。永安元年（528年），割北地郡之三原县置建忠[26]郡，隋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三原县属雍州。地在今陕西三原。由于不明此志出土地点，故不明“三原县之丰谷原”确指何处。（五）《是云偘墓志》及《贺拔定妃墓志》《是云偘墓志》载于《馆藏墓志》编号七（第14—15页），《题解》云：“志高四八点五、宽四九、厚一一厘米，铭文二七行，满行二七字，魏体，素面。无盖。”首题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宜、敷、丹三州诸军事，宜州刺史，洞城郡开国公是云偘之墓志铭”（见图6）。
志文始云：“公讳偘（此字为‘侃’之异体字），字宝国，其先出自轩辕，受氏于有魏太武皇帝，折侯真是云尚书，即君之十二世祖也……祖敦，蕴精藏仁，秉文经武。孝文世入为内三郎（侍卫，太和改制后省），出拜大宁郡守，赠相州刺史。”内云其源于“轩辕”（黄帝），及受氏魏太武帝及其十二祖是云尚书，可能均为伪托。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内入诸姓”中有“是云氏后改为是氏”。则是云氏应为代北鲜卑之一部。其祖、父不见于史传。图6 《是云偘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4页。
志下又云：“父宝……累拜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洞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薨，谥曰哀。”按，是云宝，《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北齐书》卷二《尧雄传》记有其事迹，云其原为东魏扬州刺史（治今河南沈丘）。[27]大统初，东魏颍州刺史（治今河南许昌）贺若统降西魏，东魏即遣尧雄、赵育及是云宝率众二万攻颍。西魏宇文贵率军救之。后尧雄败走，赵育、是云宝先后降西魏。《宇文贵传》后还附宝事迹：“是云宝、赵育既至，初并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宝后累迁至大将军，都督凉、甘、瓜三州诸军，凉州刺史，赐爵洞城郡公。世宗时，吐谷浑侵逼凉州，宝与战不利，遂殁于阵。”志隐去或略去宝降西魏及世宗时战殁于凉州事。
志下云偘“起家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寻除尝上药监，依例封淮州道县开囯子，邑三百户，仍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属陈人侵轶九汉，虔刘三楚，公秉伏波之钺，统楼船之师，衂陈兵，复粱壁。湘武有截，实著力焉”。志文后所述事件，即北周武成二年（陈天嘉元年，560年）九月，北周将独孤盛领水军，与贺若敦水陆并进，向南攻占陈朝的巴州（治今湖北岳阳）、湘州（治今湖南长沙）等地；十月，独孤盛为陈太尉侯瑱袭破于杨叶洲[28]（在今湘江口），盛收兵登岸，筑城自保。偘随独孤盛水军攻巴、湘等州，志以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率军灭南越国之故事，来比拟此次战争。
志下又云：“保定初，袭洞城郡公。俄拜冬官司玉大夫（正四命），出为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治今河南洛阳），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门列邓骘之仪，閤崇羊祜之府（以东汉权臣邓骘、西晋羊祜之贵盛作比拟）……柱国邓国公受脤观兵，曜威芒阜。公偏师却敌，别将屠城。勇起一骑，功高三郡，还拜浙州刺史（治今河南峡县北）。”柱囯邓国公即窦炽，于保定元年（561年）封邓国公；四[29]年（564年），其随宇文护东征北齐。偘随窦炽偏师而进，有功，故还拜浙州刺史。
志下又云：“以天和二年（567年）十月二日遘疾，薨于州，时年卅有六……久客异乡，遗言返葬。十月十一日，子迁窆葬 里。主上伤惜，诏赠宜、敷、丹三州诸军事，宜州刺史（治今陕西耀县），谥曰（缺）。”志阙载其葬地，而墓志出土地亦不明，故不知其葬地和墓志出土地。《贺拔定妃墓志》载《馆藏墓志》编号十一（第22—23页），《题解》云：“志高四三点五、宽四三点五、厚八点五厘米，铭文二十行，满行二十字，楷体……盠顶盖……铭文三行，行三字，阳刻篆书……”，云“大隋洞城公夫人墓志”。首题“大隋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洞城公妻、昌城郡君贺拔夫人之墓志铭”（见图7）。此墓志非北朝墓志，但其为北朝是云偘之妻，故附而论之。图7 《贺拔定妃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4页。
志始云：“夫人讳定妃，朔州人也。语其根本，出自轩丘；言其枝叶，分居若水……伯父岳，魏之任太师、太保、雍州刺史、西北道大行台，兼左仆射。父颎，开府、顿丘县开囯公。”按，定妃伯父贺拔岳，《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附有其传。据《贺拔胜传》记，胜“字破胡，神武尖山（即原武川镇，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不浪之东土城子）人也。其先分魏氏同出阴山”，故知贺拔氏非“出自轩（辕）之丘”，而是代北胡姓。《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有：“贺拔氏后改为何氏”。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贺拔氏应为[30]北朝的高车（敕勒、铁勒）族。《周书·贺拔胜传》亦云：“胜兄弟三人，竝以豪侠知名。兄允，字阿泥……为神武（高欢）所害。”又记有其弟岳，并附其详细传文。另一弟则未记。据《贺拔定妃墓志》云其伯父为岳，父颎，贺拔胜第二弟当即颎，官至“开府、顿丘县开囯公”。则贺拔允兄弟共四人，即允、胜、岳、颎。此志可补史之阙。
志下云定妃“年始龆龀（即童年），降嫔适于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洞城公偘为妻，诏封昌城郡君……开皇六年（586年）六月廿七日薨于待贤里之第，春秋五十有二……粤以八年岁次戊申三月庚午朔十五日，合葬于旧茔”。卒于“待贤里”，从名称上看，非州郡之里第，可能如《题解》所云，为京师大兴城之待贤里。其卒于开皇六年，比其夫偘晚卒二十一年；而葬时又比卒时晚二年，不知何故，其与夫合葬之“旧茔”，因偘志未记，且墓志出土地不明，故难以知晓。（六）《元世绪墓志》
此墓志载于《馆藏墓志》编号八（第16—17页），《题解》云：“志高五一点五、宽五二点五、厚一二厘米，铭文二三行，行二二字，楷体……盝顶盖……铭文三行，行三字，阳刻篆书……”，曰“大周仪同定公之墓志”。首题为“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义州刺史定公墓志铭”（见图8）。
志始云：“公讳世绪，字长纶，河南洛阳人……高祖讳遵，字伏六兜，魏左右承（丞）相，常山王……曾祖讳素连，魏大将军、都督、内外二都大达官（即内、外都大达官，有内、外、中坐大官，权重，多宗室任之，大和改制罢）、常山王……祖讳淑，字买仁，魏肆、朔、燕、相四州刺史，御夷、怀荒三镇二道诸军事，宗正卿。考讳凝，字庆安，魏通直散骑常侍，赠徐州刺史……”元世绪为北魏宗室，即原为拓跋鲜卑拓跋氏，孝文帝迁洛改革，改为元氏，其籍贯也改为河南洛阳。图8 《元世绪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6页。
其高祖元遵，《魏书》卷一五有传，封常山王，但无志记之“左右丞相”官职，是否为其“赐死”后之追赠？存疑。传云遵子名“素”，应即志云之“素连”，袭爵常山王。传记素（连）有“长子可悉陵”，“拜都幢将，封暨阳子。卒于中军都将”。不似世绪之祖淑，则淑当为素之次子；志所记世绪之祖淑、父凝，可补史之阙。
志记世绪云：“魏大统十年（544年），除直閤将军、奉朝请（从七品）、符玺郎中（从六品上）。十六年，授辅国将军、都督、尝药监。周卫交戟，入陪兰锜；神方上药，内掌时禁。俄授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加通直常侍、骠骑将军、右光禄。保定五年（565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九命）、仪同三司、大都督、弘农郡守（治今河南灵宝）。天和四年（569年）己丑五月五日，薨于治所，春秋卌五。诏赠义州刺史（治今湖北罗田），谥曰定，礼也。天和六年辛卯三月己酉朔廿二日庚午，葬于鸿固乡畴贵里地。”此记世绪历时迁升官爵，后为九命最高爵位。其葬地“鸿固乡畴贵里”。近来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夏殿村西发掘的北周《莫仁相墓志》云其葬于“万[31]年县界鸿固乡寿贵里”，“畴贵里”当为“寿贵里”之异写，或“畴”字误。世绪葬地当亦在此。
墓志最后云：“夫人，京兆人，魏故度支尚书、仪同三司、南荆州刺史、彭城侯辛庆之女。息（子）桀，字隆宗。女孟婉。”世绪夫人父辛庆之，《周书》卷三九有传，云其为“陇西狄道人也。世为陇右著姓”。则世绪夫人辛氏为汉族，传阙载庆之“彭城侯”爵，可能为死后追赠，志可补之。（七）《若干荣墓志》
志载《馆藏墓志》编号九（第18—19页），《题解》云：“志高五一点五、宽五一点五、厚七点五厘米，铭文二四行，行二六字，魏碑体……盝顶盖……铭文三行，行三字，阳刻篆书……”，曰“大周开府长安公墓志”。首题为“周故开府、仪同大将军、长安公若干君之墓志”（见图9）。图9 《若干荣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18页。
志始云：“公讳荣，字显宝，河南洛阳人也。其先禀气玄冥，世居北土，当涂海运，遂徙南河……曾祖讳盖石于，魏镇东将军，幽、冀二州刺史。祖讳燕皇，魏内行羽真（魏初内侍近臣，鲜卑语音译）。父讳伏德，魏仪同三司、桓州刺史。”若干氏应为北方胡姓，《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记有：“若干氏后改为苟氏。”《周书》卷一七《若干惠传》云其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与魏氏俱起，以国为姓”，则疑若干氏为东胡鲜卑之一部，以部为氏。荣之曾祖、祖及父不见史载。
志下记荣云：“公地藉膏腴，才兼文武，秉其一德，历事两朝（北魏、西魏）。少为大（太）祖（宇文泰）亲信，寻授都督……又迁平东将军（三品）、亲信帅都督。夙夜在公，恪勤无忝，帝嘉迺诚，进大都督……俄授殿中监（从五品下），仍转舍人……后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右小武伯，转小宫伯（正四命）……于是锡爵长安具开囯公（九命），食邑九佰（百）户……伪齐（北齐）以天和四年（569年）侵我东鄙，公率先貔虎，身陷王事……李广洞石之材，困于群羯；杜回扛鼎之力，颠于结草……。”志云天和四年，其年冬，北周遣齐囯公宇文宪等东攻北齐宜阳，荣也随征，结果为北齐[32]斛律光大败，荣即此战被俘。志以西汉李广有射石虎之力而降于匈奴，战囯杜回有扛鼎之力而败于魏妾之典故，来比拟荣之被俘。
志后云：“由是礼异南冠，脱均堂阜，乔松独立，岁晏不移。以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十二日薨于邺（今河北磁县南）。客久思乡，曾闻讬梦，游魂反（返）国，讵俟大招。朝廷哀伤，追赠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硖州刺史（治今湖北宜昌）。以建德六年七月十二日窆于泾阳县石安原。”此云荣被俘后，在邺城保持周节，于建德四年七月十二日卒于邺城；思乡心切，曾似托梦返国。因此北周朝廷追赠其官爵，并于建德六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泾阳县石安原。石安原即在今咸阳底张湾北原、现咸阳国际机场一带，此地又名泾阳洪读川。葬于此地之北魏、西魏、北周贵族甚多，如拓跋虎、若干云、独孤藏、尉迟运及妻、王士良及妻、王德衡、匹娄欢、独孤信、武德皇后阿史那氏（以上墓葬已被发掘或有墓志出土）、宇文宪、豆卢永恩、宇文显[33]（和）、贺拔夫人元氏，等等。因此，笔者认为，“此地可与洛阳[34]北邙山墓葬区相提并论”。（八）结语
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的八方北朝墓志全是西魏、北周时胡族上层贵族的墓志。这批入藏的西魏、北周墓志为我们研究和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西魏、北周墓志历来出土不多，这批墓志出土及公布将大大促进学界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如笔者早在十多年前，研究1984年至1990年咸阳国际机场陆续出土的一批北朝墓葬文物及墓志时所说：“陕西这批北周胡族与汉族上层贵族墓葬形制、出土文物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固然与北周政治上的统一有关，但是却给人一个胡汉融合已基本完成的强烈印[35]象”。
上述对八方（实际为九方，内一方为隋代墓志）胡族墓志的考释，增强了人们对西魏、北周政权中占有很大比例的胡族上层贵族正在汉化或汉化已基本完成这一事实的认识。
八方墓志主人如追溯其族源则有：东汉末内徙的南匈奴（屠各）刘氏（刘阿倪提）、源于匈奴后融入鲜卑的宇文鲜卑（宇文测）、源于东胡乌丸的王氏（王光）、源于慕容鲜卑的徒何氏（徒何檦）、源于代北鲜卑的是云氏（是云偘）、源于拓跋鲜卑的元氏（元世绪）、源于代北鲜卑的若干氏（若干荣），还有源于高车族的贺拔氏（是云偘夫人贺拔定妃）和源于代北鲜卑的叱罗氏（王光夫人叱罗招男）等。他们的籍贯多已改为内地的河南洛阳、京兆、恒农胡城、太原祁县、朔州人等。从墓志中所述他们的功绩或品德，均俨然一汉族士族或贵妇。
他们的婚姻关系，除《刘阿倪提墓志》《徒何檦墓志》《若干荣墓志》三方未记其婚配外，均有记载。除元世绪娶汉族贵族、陇西狄道人辛庆之女外，其余均为胡族贵盛之家门当户对的婚姻。这反映了胡汉界限已渐消除，通婚重门第之风。
总之，正是因为经过魏晋南北朝漫长的三百余年，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胡族）与汉族长期相处，到西魏、北周时，在以汉化为主流的胡汉融合中，胡族文化也给汉族文化增加了新鲜的血液，这才有了隋唐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
第二，这批墓志对于补正史籍极有价值。八方墓志中，正史有专传的仅有宇文测，史籍有所提及的有《是云偘墓志》中偘父“是云宝”，《元世绪墓志》中绪夫人之父“辛庆之”，《元世绪墓志》中绪高祖“元遵”、曾祖“元素（素连）”；其余均可补史之阙。而《宇文测墓志》则有三处与其传不同，特别是其卒年，相差近九年，事迹、官爵衔完全不同。
第三，这批墓志的书法艺术也很有价值，内有魏碑体、魏体、魏碑近楷体，也有楷体；除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北朝魏体到隋唐楷体的字体变化也极具研究价值。
此外，墓志所记州郡名及墓主死葬地对研究北朝历史地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原载于吕建中、胡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 参见该书胡戟撰《前言》。
[2] 赵万里编纂《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赵超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
[3] 如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撰《北周莫仁相、莫仁诞墓发掘简报》（2012年《考古与文物》第3期）一文公布的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参见周伟洲《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4] 本文使用的胡族，非专指秦汉时北方的匈奴，而是广义的胡族，既包括狭义的北方匈奴，也包括东胡、西域胡等北方少数民族。
[5] 参见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9—25页。
[6] 《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虢州（弘农）”条。
[7] 《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上》“恒农郡”条。
[8] 《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虢州湖城县”条。
[9]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七《河南上》“湖城”条，中华书局，2007，第578页。
[10]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附《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第1071—1072页。
[11]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以下官爵品级均引此书，不再出注。
[12] 参见《魏书》卷九《肃宗纪》等。
[13] 参见《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14] 《魏书》卷一○六《地形志》“雍州咸阳郡”条。
[15] 参见周伟洲《陕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16] 《论宇文周之种族》，周一良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第220—235页。
[17] 《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一下》“宇文氏”条。
[18] 《馆藏墓志》录文在“父匡”前用句号不妥，使人误为墓主之父，应用逗号。
[19]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
[20] 《三国志·魏志》卷一五《梁习传》注引《魏略》。
[21]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第276—278页。
[22] 此一事件见《魏书》卷一○《孝庄纪》；同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23] 按，《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记，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即从此年后，新的“六官”制实施，故至北周建立，职官品级有改变。
[24]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录文在“都督”后点断，不妥。
[25]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26]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三原县”条。
[27] 《北齐书》卷二《尧雄传》，内“是云宝”作“是育宝”。
[28] 《南史》卷九《陈本纪》；《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九月至十月”条。
[29] 《周书》卷三○《窦炽传》。
[30]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125—126页。
[31] 周伟洲：《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32]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光传》记此事为河清三年（564年），且云北周军攻洛阳，遭败北。《资治通鉴》卷一七○，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记此事为天和四年（569年）冬至次年初，且记周军攻宜阳。从《资治通鉴》。
[33] 周伟洲：《陕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34] 周伟洲：《陕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35] 周伟洲：《陕西北周墓葬与民族问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二 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09年5月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夏殿村西发掘出两座相距约19.5米的墓葬。关于此两墓的发掘经过、形制、出土文物等，陕西考古研究院撰写的《北周莫仁相、莫仁诞墓发掘简报》[1]已有论述。两墓虽遭盗掘，但除有较完整的组合陶诵群出土外，还有两方（如有志盖，则称为“合”）珍贵的墓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底张湾、西安市大明宫乡、长安区韦曲等地，[2]先后发掘了一批西魏北周的墓葬，出土了数十方墓志，包括此次在长安区韦曲出土的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均大大丰富了北朝特别是西魏北周历史的资料和研究。《发掘简报》虽有一些相关考释，但仍有许多尚待释解的问题，故撰此文。（一）莫仁相先世及其族属、职官名号诸问题图10 《莫仁相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北周莫仁相、莫仁诞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第10页，图14。
莫仁相墓志一合，志出土于墓甬道北部近墓室处，志盖发现于墓室内西南角，均青石质。志盖内分三行阳刻篆书“大周大将军定安公铭”九字。志长57厘米、宽56厘米、厚14厘米，上面阴刻楷书32行，满行33字，共计1024字（见图10）。莫仁诞墓在相墓东北，墓志一合出土于甬道北近墓室处，青石质。志盖上阳刻篆书三行，行四字，题为“大周上开府故莫仁诞墓志铭”；志石长宽均55厘米、厚9厘[3]米，面阴刻八分32行，满行32字，共计983字（见图11）。据墓志，父莫仁相卒葬于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四月，其子莫仁诞葬于建德六年（577年）三月。即是说，莫仁诞先于其父早卒，其墓志也先于其父墓志撰写早约一年时间。两墓志对其先世均有叙述，互有异同，可相互印证和补充。图11 莫仁诞墓志拓片
资料来源：《北周莫仁相、莫仁诞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第13页，图19。《莫仁相墓志》（以下简称《相志》）开首记其先世云：
君本姓马，讳相，字饮勿头，长安扶风人也。其先马服君之后，因勋以氏。祖闻德（原为异体字“惪”），献文帝之光，利用建侯，遂翼成帝业，拜南面俟利弗。父伯丑，风轨早闻，幼居天阙，任武川镇军主、朔州主薄（簿），酋望夙著，其来远矣。《莫仁诞墓志》（以下简称《诞志》）开首亦云：
君讳诞，字迴乐，本姓马氏，扶风郿人。乃祖侨居朔州神武郡尖山县。其先伯益，开基重合，变氏文渊，积米山谷，武振中兴，季长聚徒，褰帐儒林。刘末衣冠接叶，胤嗣蝉联。王父各提，忠懃谨慎，勇锐便习，授恒州主薄（簿），除武川军副拾遗。职要兵戴斯重，求[4]贤是逸，佥曰得人。
据两志，莫仁相一族，原姓马，扶风郿人，或云长安扶风人。“其先伯益，开基重合，变氏文渊”，或云“其先马服君之后”。《诞志》将其祖先追溯至伯益。伯益或作“益”“伯翳”，传说舜、大禹时[5]人，曾助禹治水，善畜牧、狩猎，古代嬴姓祖先。然后，志接云“变氏文渊”。文渊，即东汉马援。《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意为能服驭马也），子孙因为氏。”《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亦记，赵奢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