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培建 著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走在路上试读：
前言
人生之路，无论是大人物、名人，还是小人物、凡人，都一样有个头，有个尾，无非是路况不同，情景不一罢了。大人物有许多大事可写，名人有许多趣事可叙，一般人虽没有那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总有一些经历是可以记录的。不论是谁，把一生的大致经历及时代背景用文字写下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大有益处。我父亲去世较早，加之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实际上对父亲的许多情况，我是不知道、不清楚的，但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份他于1953年写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思想总结，尽管不很长，但从中我了解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求学过程、参加革命的经历、家乡及家族的许多事，也知道了更多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这对我很有启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留给他人，或许对他们了解自己、了解我所经历的时代是有所帮助的。即便是自写自读，也十分有益。
有了上述想法，就想动笔，但由于工作很忙，只是断断续续写了几节，如怀念杭州、湖州中学的三年、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等。后来，经航天宣传部门的介绍，请一些参加过航天活动采访与报道的同志配合，我打好腹稿后进行口述，她们记录整理，我再修改完善，这样形成了另外几节，如故乡•童年•先人、留学瑞士、奉献等。这些章节记录了我至今的主要经历，我自己姑且称之《路与足迹》。《路与足迹》的一至六节是在2008年7月一次成文的，后续七、八等节则是每隔几年补充一段，写后一段时并不去修改前面的，以保持所述事情的原貌。从中可以看出有些事还是很有“预见的”，但也有不少事起了较大变化。
这些年来，一些媒体也曾关注过我的工作与学习，发表了一些专访和报告类文章。这些文章说的都是我那点儿平凡事，因此不同的文章在内容上难免有些重复。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载体写作时，因与我的不同联系也有他们不同的视角，所以尽管有点重复，我还是收集其中一部分在此形成第二篇——《媒海掠影》。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时也有写点什么的冲动与欲望，抽空儿会写一些专业论文之外的其他东西，作品很少，更无佳作，但多年下来，也发表过一些文字，选几篇，收集于此，形成第三篇——《笔花拾零》。
针对不同时期，选了一些照片，形成第四篇《照片中的历史》，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老照片甚少。有几张照片是2017年5月结稿后补的。
这些文字和照片，都是自己编排，谈不上华丽，但是真实，也算是对自己曾经的工作与生活做个阶段性回顾。二○一七年五月第一篇路与足迹一、故乡·童年·先人1. 童年的回忆于1945年1月29日（农历甲申年腊月十六日）出生于江苏省泰我兴市，7年后（1952年）我就离开了故乡。有诗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实则不然。虽然在故乡生活的时间短暂，但我始终怀着真挚而强烈的赤子乡情。我祖辈的血脉在这里流淌生息，我的人生也从这里起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在先辈人的回溯中，那些亲切的、鲜活的一幕幕都是以故乡泰兴为背景的。
泰兴历史悠久，自五代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始建县治以(1)来历经一千余年。泰兴原属泰州，后又曾划入扬州、通州辖制。元代时泰兴被擢升为上等县，属扬州路。1914年泰兴被并入苏常道，1916年直属江苏省，1922年泰兴重属泰州行政督察区，次年又改属扬州行政督察区。1949年以后，泰兴在行政上的归属亦数经沿革，1992年撤县改设泰兴市。关于泰兴县名的由来，历来说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因泰州是泰兴的母县，“泰兴”乃取“随泰州而兴”之意。也有人认为，五代十国期间，南唐皇帝李升即位后改海陵县为泰州府，是暗含“国泰民安、兴邦建国”的美好寓意。
泰兴的地理位置优越，它西拥波涛汹涌的长江，滚滚怒涛在这里偃旗息鼓，形成了“黄金水道”。邻近的江阴长江大桥飞渡江面，将泰兴与隔江相望的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地区勾连为一体。泰兴腹地开阔，道路四通八达，是会通南北的要津，宁通、宁靖盐高速公路在这里交汇，从泰兴市到上海虹桥机场也仅有2个小时的车程。
泰兴地处长江下游丰饶的苏中平原，物产富庶，人杰地灵，历史上人文渊薮。丁文江、丁西林、陆文夫、朱东润、郑肇经……蜚声文坛，享誉学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泰兴人民为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浴血奋战。1940年陈毅、粟裕决战泰兴黄桥镇，仅凭七千人的兵力就一举粉碎了十万敌军的顽固进攻。泰兴人民素有深厚的革命传统，他们舍生取义、前仆后继，以“黄桥烧饼”支援前线。解放战争期间，故乡的父老乡亲们积极参加解放军，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苏中“七战七捷”就有两次是在这里。抗美援朝期间，泰兴籍国际主义战士杨根思英勇捐躯，被授予“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我就降生在泰兴市胡庄镇海潮村，过去它叫作宣堡区焦荡乡海潮村。古（古溪）马（马甸）干河的支流自西向东潺潺流过，在这里拐弯向北呈“γ”形蜿蜒而去。村民大多数亲水而居，遂形成东西走向的带状村落。我们家的祖宅就坐落在河的拐弯口，坐北向南，前三间，后三间，中间有一个小院，为高祖父时始建。祖宅沧桑古朴，但也安适静谧，也算是周边一带的好房子。祖父母与我们三代同堂，比邻聚居的还有我的伯叔祖父辈（我爷爷的堂兄弟们），四户叶姓人家便属一个垛子。我二叔的儿子叶培君，长我一岁，与我是堂兄弟。
我的祖父叶其光老先生，是家中的独子，是个地道的农民。农事之余，他也曾尝试过开染坊、开榨油坊、开酒坊，从事一些经济活动，但因为经济实力较弱，加之经营不善，最终都没有成功。祖父也是读过一些书的，抗战前还曾出任乡长，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1949年后，祖父主要在家务农，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虽说上了年岁，他老人家身板倒也健硕，闲暇时常到我们家或叔叔家走动。1973年，年近八旬的祖父还来到北京，在我家小住了一段日子。杖朝之年，祖父身心康健，素慕紫禁城金碧辉煌、气宇轩昂，故宫之行最令他老人家欢喜。但因为坐不惯汽车，在北京，祖父几乎全仗步行。那时我住在颐和园附近，趁我上班的时候，他竟然自己绕着偌大的颐和园走了一大圈。作为孙辈，我也略尽孝心，在北京帮老人家镶了一副假牙，祖父特别高兴。80年代中期祖父仙逝，与我祖母同眠在故乡离祖屋不远的地下。
我祖母姓徐，是附近徐家桥村人氏。她与我的祖父育有四男、两女，是一位典型的农家妇女。祖母勤俭克己，将我父亲他们兄弟姐妹六人抚养成人，一生辛劳朴实，非常热爱劳动。祖母一日日年迈，视力也日渐衰弱，可她仍在不停地劳作。记得1962年春节前夕，我与父亲一起回老家，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刚踏进屋内，我就被眼前的景象触动了——微弱昏黄的煤油灯下，祖母正坐在一只大木桶前，就着那暗淡的火光，眯着近乎看不见的眼睛，摸索着剁猪草——这一幕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养猪在泰兴农村是最基本的副业，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头猪。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这一带的乡邻们对猪爱护有加，猪圈都是修在屋内而不是修在屋外的，可见在泰兴一带农民的经济生活中猪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我的父亲叶蓬勃，原名叶荣生，是家中的长子。靠着家中的几亩田产，祖父供我父亲上完了高小。当时高小毕业即可报考师范学校，和现在的学制不同。抗战前，父亲顺利考上了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今上海市安亭师范学校），这个乡村师范的前身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创办于民国十一年，校址位于苏州、上海之间的黄渡老吴淞江南，离我们老家泰兴不远。乡村师范里教师既教又耕，学生既读又耕，勤俭成风，学费也相对较低，能为家庭减轻不少负担，父亲是很乐意去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随即解散，父亲便返回了泰兴老家。华北告急，华南告急，中原告急！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万众一心，亿万中华儿女奋起抗敌。父亲也在这一时期接触了共产主义新思想，投入了救国救亡的运动。参加革命后，父亲自己改名为叶蓬勃，秉承教育救国的精神，立志启发民智以图自强，遂返回泰兴老家开展抗日救亡的教育事业。
父亲将学校作为革命的阵地，为了办学在所不惜，甚至变卖了家中的部分田产，为此他没少挨祖父的骂。卖地筹来了资金，父亲又领着大家拆了一座土地庙，在海潮村河南岸盖起了一所抗日学校。作为校长和创办人，父亲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革命思想、科学知识都融入所致力的教育事业中，学校的规模很快壮大，培养出了很多抗战英才。时至今日，这所学校依然在为当地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只要一提起荣生校长，泰兴当地的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父亲创办的地方教育事业也是如火如荼地不断壮大。不久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泰兴县地方民主政府的教育督学，配合正规军转战苏中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7月13日，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宣堡战役打响。同年8月27日，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以不足四分之一的兵力大败国民党，奋力歼敌五万余人，全线七战七捷。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华南方面的部队北撤，而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1946年的六七月，我父亲奉命跟随正规军一路向盐城、山东等地北撤。当时战争形势紧迫，我党需要大规模壮大武装队伍，国若不国，家焉能存？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地方政府转入了正规军编制。山河欲裂征马鸣，父亲穿上了军装并担任指导员，开始了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公然干涉别国内政，意图窥视我国领土。同年10月，中国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父亲加入了志愿军，作为第一批入朝的战士，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在部队一直担任政治工作。我们的父辈保家卫国、擒敌御辱，为救国难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说到革命精神，我的母亲虽是巾帼，亦不让须眉，不亚于父亲。我的母亲姓周，名忠秀，原住在泰兴县毓秀乡李秀河村，距海潮村不过20里路。李秀河村离杨根思烈士的老家——羊货郎店村不远，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国际主义战士，羊货郎店村随之更名为根思乡，而李秀河村今也划归根思乡。母亲和父亲在抗战期间结为革命伴侣，此后一直相濡以沫。母亲虽是家中的独生女，但她长在农家，对广大劳动人民充满了深厚的热爱与同情，很早就接触了共产主义新思想，积极参加革命。1945年我刚出生不久，她就毅然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到海潮村祖父母家，重回革命战场奔走救国。1946年，她和父亲奉命随军北撤，从此转战南北与我天各一方，我出生以后有好多年都没再见过母亲。
1948年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解放军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一举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奉命渡过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的防线。渡江前，母亲的部队正巧驻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便特意请假回来看我。要知道，1946年与母亲分别时我还尚是婴孩，四岁多了再与母亲重逢，我根本不认识她。听母亲后来说，年幼的我当时竟然不让她住家里，还嫌她是当兵的身上有虱子。革命形势严峻、军令如山，虽然依依不舍，但母亲也无法久留，探望了我后便火速返回了部队。紧接着她就又随部队渡江南下，此一别又是很多年。
1946年北撤时，父母本来把我托付给祖父母，但大概一个多月后我就被外祖母接走了。外祖母对我是相当疼爱的，当时她去海潮村探望我，看到我衣衫不整的模样既心疼又不忍，就把我抱回了自己家。我从1946年跟随外祖母来到李秀河村，在这里生活了长达6年的时间。我也是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的，上了小学一年级。我对泰兴故里的记忆更多是围绕着李秀河村展开的，对这里的一树一木、一人一事都有着深刻而鲜活的记忆。
李秀河村的地域较海潮村更为广阔，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各有一条大河，南北向的那条叫两泰官河，从我儿时起，河面上就有小火轮“突突”开行。几十年过去了，拉着河沙、装着水泥的小火轮还是往来如织。东西走向的河与两泰官河相交，原本并不算大，1949年后经过数次拓宽，现如今已经改名为古马干河。
李秀河村就坐落在两河的交叉口上，一座大石桥飞跨两泰官河，河的东西两岸都有人家。石桥两边还算热闹：有肉店、杂货店、药店、烧饼店……一家家门面连成了一个乡村小集镇。沿着石桥到达东岸，是沿着古马干河的小土路街，一排临街而建的民居随即映入眼帘。西边打头的第一户人家姓王，可惜我已经不记得他们家靠什么营生了。第二家也姓王，经营药丸子生意。紧接着第三家便是我外公外婆家，三外公家（我外祖父的弟弟家）和我们比邻而居，中间只隔了黄庆国一家，黄家有一间杂货铺，还代客人加工面条。我还记得1949年初期，乡政府的邮局就设在我三外公家里。他们家的隔壁是一座油坊，油坊旁边住着葛中兴一家。
外祖母家有三间瓦房，北面临街的那间被辟为店面，租给了一位表舅舅经营杂货铺。外祖父外祖母带着我住在杂货铺旁边，另外的一面则住着我的姑奶奶。还记得儿时每天早上都会有个人在我们家店门口叫卖“金刚脐”，“金刚脐”是一种梅花形状的蛋糕，因为状似庙里金刚像的肚脐眼而得了这个诨名。每逢赶集的时候，我家院子后面还有一个猪市。猪市那里立着一棵高大挺拔的皂角树，春天它树叶茂密、生机盎然，秋天则结满了褐色的皂角，乡村人很喜欢拿皂角洗衣服。
我的外祖父周光林老先生一直失明。外祖父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我二外祖父早年不幸去世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祖父的形象是模糊的，只记得天气晴好的时候他总喜欢坐在猪市那里晒太阳。1955年的寒假我回了一次泰兴，那时我才刚刚十岁，也记不清究竟那时外祖父是刚去世还是离世已有一段日子了，只记得外祖母请了几个和尚回来给他做道场。那些和尚们穿着袈裟，带着《西游记》里唐僧式的帽子，围坐在祭台前念了两天的经。这就是我儿时对外祖父的全部记忆了。后来听母亲讲，那些和尚中有一些是假和尚，充充数而已。
我的外祖母姓李，闺名章英，娘家住在距李秀河村几里地的新庄子，后来才嫁到了李秀河村。因为有店面租出去经营小本生意，多少有些余钱可以贴补家用，外祖母家的生活也就相对宽裕些。由于外祖父丧失了劳动力，家里的几亩田基本上是请人种的，有时外祖母也下到地里干点儿轻活。外祖母相当贤惠能干，家中全靠她一个人里外操持，我从小在她膝下生活，也一直仰仗她的照顾。
1951年我6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外祖母就送我去李秀河村小学上一年级。后来我查阅了《泰兴县志》才知道，原来我所上的这所学堂历史非常悠久，是泰兴当地兴办得较早的农村小学。我还记得，我的启蒙授业先师中有一位姓杨的先生。
放学以后，我最喜欢到河边玩耍，常常把剩饭装在一只篮子里，再把篮子沉到河里。不一会儿，水里的小鱼小虾就自动进篮了。外祖母说，我家院子后面曾有两株桃树是我小学时代手植的，后来桃树长势很好，枝叶繁茂，亭亭如盖，直到1958年拓宽古马干河的时候它们才被挖掉。
我小的时候，农村的文艺生活还很单调。似乎只有春节的时候，忙碌了一年的乡人们才组织起来举行一些民间活动热闹热闹，主要就是打莲枪、荡花船等具有民俗风味的表演。民间艺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泰兴享有“苏北木偶之乡”的美誉，其杖头木偶与泉州的提线木偶、漳州的布袋木偶齐名。耍木偶的艺人走街串巷表演《穆桂英挂帅》《杨六郎建兵》《刘备招亲》等剧目，特别受孩子们欢迎。儿时偶尔看上一场木偶剧，我都要兴奋好半天；如果有剧团来演出，那就是更了不得的大事了，乡里人称之为“看大戏”。看戏是要出钱买票的，但农村人大多没什么闲钱，拿着些粮食和花生和剧团交换，也就算是交钱买了票。记得有一次，离我家不远的马甸有剧团来演戏，我跟着大人们一起去看戏，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真人演戏。所谓的剧场其实相当简陋，就是用高粱秆子和布围起来的一片空场地，留下个门供观众进出，外面也有人把守。交了钱，或者交了粮食就可以进去看戏了。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五六岁时和堂兄叶培君的合照，那是我们一起去宣堡镇的照相馆照的。照片上堂兄一身长袍打扮，而我身穿一条背带裤，脚蹬一双绣花鞋，面上颇有愠色。据大人们说，堂兄穿的长袍其实是我的，但照相馆的师傅觉得堂兄的穿戴比较破旧，就把我的长袍脱了下来给堂兄穿上，于是就留下了这帧有趣的小照。那天在宣堡镇上的商店里，我还第一次看到了留声机，听着留声机唱出的乐曲，年幼的我充满了好奇，翻来覆去地琢磨留声机里唱歌的“小人”是怎么钻进去的。
孩提时代虽然天真无忧，但生活的艰辛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泰兴的耕地那时还属于沙土地，只能种些花生、红薯、小麦等农作物，产量很低。农村的经济非常萧条，即使是好年成，粮食也不够吃一年，而缺粮食的时候就只能吃些红薯和胡萝卜。一旦冬天到来，连红薯、胡萝卜都变得相当缺乏。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才会买点儿肉，做点儿馒头、豆腐之类的“奢侈品”。我小时候的馒头还是黄馒头，那时为了提高出面率，总是把麦子磨得很粗，所以馒头做出来便是黄色的，黄馒头里包些萝卜丝儿就成了包子，以前只有过大年才能吃上这样的好东西。农村经济萧索、破败，还经常闹灾荒。平时我家尚算宽裕，但饥荒时也吃不上粮食。饥饿得撑不下去了，我们就吃观音土充饥。观音土又叫高岭土，是一种白色、无味的土，少量吃不致命。但我听母亲说，吃了观音土后很不好消化，无法排泄的痛苦是难以描述的。
尽管在家乡的生活时间很短，可家乡的食品却是我一辈子的眷恋，尤其是摊面饼。摊面饼是家乡最朴实也最诱人的美食：灶里烧上草，等锅热了倒入面糊，就着锅的形状摊出一张圆形的薄饼，最后刷点儿油、撒上一把韭菜，卷起来就大功告成了。金黄的面饼裹着翠绿的韭菜，香飘十里，洋溢着农家朴实无华的温馨。还有就是外地人可能吃不惯的荞麦面扁团——荞麦面里裹上荠菜或者野菜作馅儿，吃起来别有风味。泰兴的扁团类似于包子，是直接下锅煮熟的，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惦念这些家乡的美食。柳宗元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而泰兴的乡土小吃对我而言则是“食固然自美，更因乡情而彰。”
除了饥饿的记忆，我的小学生活还是值得怀恋的。在李秀河村的村学，我读完了小学一年级。可惜儿时那些一块玩耍的小同窗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两个小玩伴——黄庆国的儿子黄文俊和葛中兴的儿子葛玉庆，他们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们家的邻居。自打走出农村后，我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系。谁料机缘如此巧合，就在2006年我们重新取得了联系。真是无巧不成书，儿时的邻居黄文俊现在居然在北京，而且仅有咫尺之隔。他所工作和居住的总参气象局就在海淀区白石桥附近，就在我工作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旁边。黄文俊先是参军，后来上了一所军校，毕业后遂进入总参气象局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通过他，我还联系上了葛玉庆，他在江西南昌。2006年葛玉庆到北京来，我们三个朋友终于聚首一堂，其乐融融，喜不自胜。
人生如白驹过隙，思忖故人，常感往事如烟，苦乐自有因缘。1949年之前，国内斗争局势激烈。泰兴地处宁沪之间，是会通南北的地理和军事重镇，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必争之地。泰兴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泰兴地区很早就有了党组织。在斗争中，许多村民们积极拥护共产党，纷纷投身正义的革命事业。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加入了国民党。我还记得，两泰官河的大石桥下，河东的第二户人家有个儿子叫王宏民，王家和我们家沾点儿亲戚，也是老邻居，王宏民原先是叫我母亲姑妈的。当年王家比较贫困，外祖母便经常接济他，对他非常好。可惜王宏民十几岁参加了国民党自卫队，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全线战败，仓皇逃往台湾，他也就跟着离开家乡跑去了台湾。20世纪90年代，他才第一次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沧海桑田，再回泰兴故里早已物是人非，经过打听王宏民得知了我们家的近况，于是就到南京来探望了我的母亲。也许是多年胸中郁积，再加之得知我外祖母已过世，见到母亲后他悲喜交加，号啕大哭。半个世纪的漂泊、半个世纪的隔绝，天涯此时，恐怕月还是故乡的明。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那一年我7岁，小学一年级结束。父亲从朝鲜返回祖国，并继续在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他在团里、师里、军里都工作过，表现一贯出色。回国后不久，父母就把我从农村接了出来，我告别了生我养我7年的泰兴老家。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大势已去，但一小撮残余势力仍盘踞在我国的西南、华南、台湾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做垂死的顽固抵抗。为肃清反革命分子、巩固国防、保家卫国，广大部队指战员必须继续英勇战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任务繁重，流动性也很大。我父亲的部队就曾先后在浙江省宁波、奉化、萧山、湖州以及金华等地驻扎。离开泰兴以后，我就一直随着父母的调动而辗转各地，从此部队到哪里，我就跟着到哪里。1952年夏，父亲把我送到了南京卫岗小学，那是南京军区的一所干部子女学校，我在卫岗小学念完了小学二年级。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被调往浙江宁波，我就随父亲一起去了浙江。当时杭州刚建了新的部队干部子弟学校——西湖小学，父亲就送我去杭州读小学三年级。部队干部子弟学校是军队为解决干部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所办的内部学校。孩子在学校寄宿，过的是集体生活，受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逢寒暑假才能回家。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也打消了父母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为国效力。部队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都和我一样来自军人家庭，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当时也和我们一个班。父辈们正气凛然、严守纪律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加之部队学校的环境简单，同学们大多思想单纯、性格直率且富有正气。然而一些成长环境比较优越的孩子们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那就是生活有些脱离普通工农兵群众，为人处世方法有时过于简单。从1953年起，我一直在西湖小学读书、生活，直至1957年夏天小学毕业。至今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着这段集体生活，和当时的一些好伙伴、好老师保持着联系。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考入了杭州四中。1958年夏，父亲调职到湖州，我又随父亲转学到了浙江湖州，并在湖州中学念到高中毕业。中学时代我喜爱文学，外语也很好，最初的志向是报考外语学院，毕业后做一名外交官。但父亲在朝鲜打仗时吃过美国飞机的苦头，深知国家工业落后的现状，所以非常希望我能够学工报效祖国。在父亲的影响下，1962年高考，我报考的就是航空学院，但是当时浙江省把高分的考生都留在了省内，我最终被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录取。2. 深情思亲人
1964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要求地方上大力组建政治部。父亲响应国家的号召，在那一年转业到了南京一家大型军工厂，担任政治部主任。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达了“5·16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热浪一夜间席卷全国。国家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各地群众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纷争的险涛恶浪中，政治斗争不断白热化。1971年的2月，我的父亲叶蓬勃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在经历了80天漫长而痛苦的等待后，我们被告知，父亲“自杀”了！当时的种种情势令我们无法弄清事实的真相，也无法搞清楚在父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父亲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连骨灰也未留下。
一直到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以后，国内的政治情势才略有好转。但当时我的母亲尚不能工作，仍然在“学习班”中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家庭生活也很惨淡。从光荣的革命之家一夜间沦为“反革命”家庭，沉重的政治压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但那个动荡的年代真正考验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我母亲的性格是异常坚强的，她始终对党和国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信总有一天父亲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
1976年“四人帮”倒台，十年阴霾终得拨云见日。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日常生活也逐渐重回正轨，母亲也恢复了在学校的工作，一直到后来离休。党中央回顾历史、总结教训，立即着手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群众也得到了平反，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辉煌的篇章！1978年，我的父亲叶蓬勃终于也得到了平反，南京的相关单位还为他特别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把父亲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纪念堂里。然而令人万分遗憾和痛心的是，父亲的骨灰盒里全无骨灰，仅有他生前的一些纪念品。我从北京赶回南京参加了安放仪式，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爱国爱党、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他英勇无畏、忠诚严谨的军人品质，他“即之也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吐不茹”的铁面无私，父亲一生都彰显着方正的棱角和雄强的气度。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生前对我的训诫。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无线电专业，组装一台收音机是我的夙愿。因为一直不敢跟父亲要钱，我就背着他悄悄给三叔写信要了15块钱。谁知这事竟被父亲知道了，出差到杭州的时候，他特意去了我的学校，严厉地批评了我，责怪我瞒着他向三叔要钱，还让我当着同学们的面做了一次检讨。不仅是对我严厉，父亲对家人一向坚持原则。1967年，毛主席提出“上山下乡”，当时我的弟弟才刚初中二年级，父亲就带头把弟弟从南京送到了江苏高淳插队落户。二叔是父亲的亲弟弟，他们一家一直都在农村，20世纪50年代，以父亲及其战友的能力，轻而易举就能把二叔的子女弄到城市，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况且父亲曾做过教师，桃李天下，只要他开口一定能托上关系，但是父亲一直坚持原则，并且坚决不允许我母亲给帮忙，我二叔一家至今仍在农村生活。斯人已逝，可训诫今犹在耳，有纪律、有原则、有正气，这是父亲一生的风骨，也是我镌刻心底的为人准则。
1993年，我无比尊敬和挚爱的外祖母不幸逝世，享年96岁。还记得1952年我离开泰兴老家后不久，外祖母也从泰兴农村来到城市与我和父母一同生活。她一生勤俭辛劳，恩泽几代后人。对母亲，她不仅有哺育之恩，更有救命之恩。1950年母亲随部队渡江作战之后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情况危急，生死悬于一线。当年的医疗条件很差，部队也没钱治疗，应我外祖母的请求，家人把母亲抬回了老家泰兴。外祖母为垂死的母亲求医问药，从没放弃过治疗。后来外祖母得知，只有昂贵的进口药——链霉素才能救母亲的命，可是不菲的价格对一个普通的农妇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外祖母大仁大义，当即变卖家产，甚至不顾家族的反对，卖掉了用以维持生计的两亩田中的一亩，换来几支链霉素救活了母亲。母亲病好后又归队，继续从事革命事业，如今离休在宁已有81岁的高龄，身体非常硬朗，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和航天事业，而这都是托外祖母的恩惠。外祖母对孙辈、曾孙辈也有养育之恩，她不仅抚养我长大，还照顾过我的弟弟妹妹，在七十多岁高龄时还曾来北京照顾我的儿子。
1956年左右，我在杭州读小学。外祖母只身一人从老家前往浙江宁波探望我的父母，其间路过杭州，外祖母就到西湖小学来看我。见到我以后她老人家格外高兴，还大老远地从老家捎了许多花生米给我。长大以后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从泰兴到浙江路途遥远，况且当时交通不便，需要乘汽车、坐轮船、搭火车几番转车才能抵达。外祖母在杭州人生地不熟，竟然还找到了我的学校，真不知道她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为了去看自己的女儿女婿，去看自己的外孙，谁会有那么大动力呢？
1993年，外祖母去世，我无尽哀痛。为缅怀先人，我与家人在南京觅得青山一处将外祖母和父亲的骨灰比邻安葬。无限悲痛之情发诸笔端，我文不加点地为外祖母及父亲各写了一篇祭文，希望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附上祭词原文，略尽追思。周氏李章英骨灰安葬仪式祭词
先外祖母，周氏李章英，江苏泰兴人。一生勤俭辛劳，温良谦让，可谓中国老辈妇女之典范。先是支持母亲参加革命，独立承担家庭重担，又救母亲于重病之中；继而抚育孙、重孙二辈人，操持家务，恩泽三代，功不可没。“大跃进”年代，为支持家乡水利建设，深明大义，毁家拆房，利于集体，传为美谈。我辈能有今日，不敢忘其恩也！
呜呼！先外祖母以96岁之高龄，乘鹤西去。今清明之际，母亲率我等后辈，
移骨灰安葬于虎踞龙盘之青山。隔江可望苏北故乡，下山即达生前久居之处，您可安息了！叶蓬勃骨灰安葬仪式祭词
先父，叶蓬勃，1919年生于江苏泰兴。早年就读师范学校。参加抗日，抵御外侮；解放战争，转战南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中国成立后，为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竭尽全力。1964年转业于国防工业战线，鞠躬尽瘁。先父一生为人正直，勤俭朴素，忠于革命，勤于职守，严于律己，家教甚严。不幸于“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英灵归天。承新时期之曙光，沐党的政策之雨露，得于1978年平反昭雪，骨灰安放。今清明之际，怀念先人。母亲率子女，并诸位领导、战友、好友、同事选青山一块，移骨灰于此安放。愿您依钟山之势，傍长江之险，托天地之浩气，得以永久安息！
2001年，南京市政府在距我们家不远的城北幕府山铁石岗兴建了一座新公墓，墓园很宁静也很美丽，加之原先所择的墓址山势陡峭，上山祭扫多有不便，家人就决定将外祖母及父亲的骨灰迁下山来，重新安葬在公墓中。萧萧清明之际，当思敬祭扫先人；每每悼念先人，总会勾起我对故乡泰兴的思念。话旧堪垂泪，思乡数断肠。自幼客居异地，成年后又鲜有机会再回乡，但我与故乡始终是血脉相连的。
1962年高考在即，寒假里我曾得闲回泰兴探望过。那时农村的景况还较惨淡，故乡是萧索、破败的。那一年也正是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人们普遍吃不饱，甚至是过年也吃不上一顿干饭。因为我们回去，我二叔想尽办法找来了一点儿米。1962年春节，我们在老家的团圆饭就只有些稀粥，但那时候还有很多农村人是连大米粥都喝不上的。我父亲有个学生当时在县里当教育局长，请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前他和父亲聊天，客厅的桌子上摆了一盘桃酥，那在当时可真是稀罕物。拿起桃酥我大快朵颐，一下子就连吃了两块，丝毫没有注意到父亲那不满的眼光。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当时很是气愤，恨不得立刻揍我一巴掌。那么困难的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桃酥这样的稀罕东西更是金贵，人家摆上客厅根本是充门面用的，竟然就这样被我毫不顾忌地吃掉了两块，怪不得父亲那么生气。
在浙江上学以后，我就与故乡分散两地。但故乡人朴实忠厚，乡里乡邻古道热肠，在萍聚风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是故土庇护了我受难的心灵。记得那是1967年，全国局势混乱，派别组织的对立日趋白热，武斗成了家常便饭。我因为不愿参加武斗，便离开学校回泰兴老家生活了两个月。回家的这两个月，我每天都与农民们一同耕地、种菜。那是自1952年我离乡以来在故乡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1978年父亲平反昭雪，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泰兴，还特意找了一辆面包车，把老家的亲戚全都接到南京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仪式，也算是告慰了父亲对家乡与亲朋的惦念。
兄弟姊妹六人中，父亲排行老大，他和我三叔早年一起参加了革命。三叔随部队战略北撤后转战南北，1949后便把家安在了河南，他先是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团委工作（和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书记在一起工作）。不久工业支援地方，三叔便调到了河南省地质局。此后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河南南阳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外，他一直居住在郑州。我的三婶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抗战前曾担任过县长。三婶和她的兄弟很早就抛开了封建家庭的桎梏，接受了共产主义新思想，积极投身革命，现在三叔、三婶和他们的子女都在郑州生活。我的四叔1949年后考上了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后调到湖北省十堰第二汽车厂，离家万里之遥。在湖北二汽辛勤工作多年后，四叔退休赋闲在家颐养天年。他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北京，与我一样加入了航天事业。
我二叔膝下有六个子女，全家人一辈子在田间务农。现在他们仍然留守在泰兴，是我们回老家去的主要落脚点。在家乡的长辈还有我的大姑母和大姑父。我的大姑父是一名小学教师，曾在宣堡小学担任总务主任，现在退休在家。我的大姑母非常勤劳，虽然大姑父有稳定的退休工资，但她至今不辍劳作，还养了不少鸡。3. 再回故乡06年“五一节”，适逢我母亲80岁寿辰，她提出想回家乡看看，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夙愿。长假期间，我特意与夫人、弟20妹等亲人们一起从南京回到了泰兴。屈指一算，自1978年一别，相隔竟已整整28年。二十多年中，家乡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泰兴县早已成了泰兴市，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内还兴建了一座星级国际大酒店，我们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酒店的住宿条件和服务都很令人满意。农村生活水平更是一跃千里，奔上了小康。楼房鳞次栉比随处可见，电话、电视，还有液化气早就通进了家家户户。泰兴城修建有直通根思乡的公路，村里的水泥路也是四通八达，特别宽阔平整，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家门口。很多农家还添置了摩托车，我还清晰地记得1978年那次回泰兴，当时要借一辆自行车都还很困难。从南京到南通的宁通高速路就从我们村口经过。过去村里人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上大学的人更少，只出了我和另外一个大学生。现在小村里也走出了大批高才生，光是我们姓叶本家里头，就有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扬州大学、合肥工大等高校。回乡三日，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巨变，母亲和我们都感到了巨大的欣慰。
我们祖上居住的海潮村也是旧貌换新颜。回去以后我们首先祭奠了先人，在我祖父祖母、二叔二婶、三外公三外婆和小姑父小姑母的墓前一一做了追思和祭拜。随后，我们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李秀河村，只可惜外祖母家在李秀河村的祖屋已经没有了。那还是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期，古马干河向南拓宽至祖屋的猪市后面，整个河东一片的房子全都被拆除了，村子往南迁移了不少。我外祖父50年代就已经过世，开河的时候，我外祖母也迁出了农村随父母一起生活，祖宅当时是没有人住的。我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党员，家里一直有深厚的革命传统。外祖母也非常开明、觉悟很高，积极支持革命工作，听说老家开河搞建设，外祖母觉得是件好事，就把祖屋贡献给了国家，颇有当年赵朴初老先生“任故宅水深千尺，抑又何伤？”的高风。拆迁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向国家要求任何的补偿。祖宅拆掉了，院子后面亭亭玉立的桃树和皂角树被砍掉了，现如今只能向河中心撒落花瓣，隔着古马干河的潺潺波涛怀念先人和在这里的生活了。“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外祖父如今长眠河水之下，我们买了一束鲜花撒在河中遥祭外祖父，希望清澈的河水带去我们后辈的追思。母亲和我们还去拜访了我的大姑父大姑母，看望了我的各位堂兄弟、表弟妹等，几十年没见面的亲人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端上令人垂涎欲滴的摊面饼、 子粥……老家的美食还是那样香甜诱人，故乡的风物还是那样绰约。
泰兴县政府的领导得知我们回来非常热情，本来是不愿给他们添麻烦的，但是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的丁群台长是我母亲的朋友，他一直很关心我的进步，对我们此次返乡特别重视，特地从南京跟到了泰兴，并和我有了两次恳切的谈话。泰兴当地电视台也赶来做了两次采访，做了《院士28年重返家乡》的新闻专题报道。根思乡的领导们还亲切地陪同我们进行了活动，但是我在县里一顿饭也没有吃，也没有和任何人见面。
我是烈士故乡的一名游子，杨根思同志舍生忘死的浩然正气永驻家乡人民心间，我再一次拜谒了位于根思乡的杨根思烈士陵园。1950年，杨根思同志所在部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浴血奋战屡立战功。同年11月，他所在的连奉命坚守小高岭阵地，在打退了美军疯狂的集团冲锋后，阵地上仅剩下他一人。为了捍卫阵地的存在，杨根思同志举起炸药包勇猛地发起最后的冲锋——他冲向围攻而来的敌群，毫不犹豫地拉响了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震撼天地的英雄一幕犹在昨日，那阵地上的隆隆炮响仿佛还在陵园中回荡。低头默哀凭吊，追思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作为根思乡的一员，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也正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攻克难关。举目四望，陈毅元帅手书的纪念碑巍然肃穆，镌刻有彭德怀元帅手迹的杨根思烈士塑像庄严伟岸，由我国建坛宗师杨廷宝教授和齐康教授主持修建的陵园建筑典雅大方。今日烈士忠骨眠处，苍松翠柏蓊郁高洁，四面绿水环绕，范围也比28年前更广。
现在我和家乡多了一个联系的渠道，那就是通过泰州市科协、泰兴市档案馆和党史办公室，了解一些家乡的信息。老家的变化和发展非常大，我也非常愿意为泰兴的建设出一份力、尽一份心。泰兴市档案馆的几位同志曾来北京找我搜集资料，准备用于档案和展览。2006年9月，喜逢泰州市建市十周年，市委宣传部特别策划了一次高端访谈，对泰州籍的知名人士做了一系列报道。他们也派人来北京对我进行了采访，后来由袁晓庆同志执笔，在《泰州日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对我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中国的卫星专家——叶培建”。
如纳兰词所言：“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乡情是永恒的，古往今来，多少游子潸然泪下！无论天涯海角，令我魂牵梦绕的始终是故乡泰兴。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故乡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我热爱我的故乡，寄深情于片纸一吐衷肠；我更愿把这滚烫灼热的乡情化为余热，报我乡邦。二、从小学到大学——杭州的回忆
古人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虽不是杭州人，却也深感如此。我出生在江苏，但青少年时代几乎全是在浙江生活、学习，在杭州的时间最长，从1953年到1968年，除有四年在湖州外，全在杭州，所以对杭州情有独钟。至今，我虽到过不少国家，国内也去过很多地方，但仍感到除自己的故乡外，杭州，是最值得回忆的地方。1. 西湖小学53年夏至1957年夏，我在杭州一所部队干部子弟学校——西湖小学读完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那时国家刚刚安定，部队的任务仍19很繁重，且很多驻扎在海防边疆，为解决他们子女的读书问题，全国办了几所这种学校，我就是从南京的另一所这样的学校——卫岗小学转过来的。学校地处玉皇山脚下的长桥旁边，离西湖不远，出校门向南是玉皇山，向北经南山路可进城，向西则是长桥、净慈寺，向东可以翻过万松林去南星桥。学校是新建的，条件很好，有礼堂、操场、教室、宿舍、食堂、花园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动物园。小学几年，全是住校，同学们来自各个地方，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军人，因而，学校里也充满了军营色彩。我记得老师也有不少来自部队，每个班除配有班主任外，还配有管生活的阿姨。大家过的是集体生活，同一时间洗澡、同一时间换衣服、着统一校服，为防止衣服弄错，还都绣了名字。那几年，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几年了。记得教过我们的有语文老师朱寿同和邬思珍、算术老师王志孝、历史老师张克昌、音乐老师方旋、美术老师钮老师、生活老师闻仙云等人。朱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他也是从南京卫岗小学过来的，后来去清河坊一所中学教书了。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及出国留学回来后都曾看过他。“文化大革命”时，有一次外地来了两个同学，我们57班的部分同学还在他家聚会过一次，吃的面条。他现在退休在杭州，身体健康，有时我们通通电话。他夫人邵老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小学时，我方方面面表现平平：男孩子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之类的游戏，只能是最小的喽喽角色；打乒乓球分两拨，总是最后才被“大将”选上；在少先队连“一条杠”也没带过；唯一有点优势的是画画，但也比张潮、王晓明同学差，张潮后来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王晓明靠自学成为名家。现在我有时也画几笔，画黑板报、小插图什么的。同学中最有名气的大概就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了，与我同班，她在西湖小学只上过一年，后来好像再无同学与她有过联系，不知她现在可好。小学毕业时，班里同学商量要给学校留点纪念，就集体动手在小动物园旁边修了一条用石子铺成的“百花路”。这一班的同学后来当兵的、上大学的、下乡的、支边的都有，四年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玩耍，有的后来见过，有的至今不曾再见。虽已隔几十年，但仍时时想起他们。那时，学习非常正规，除上课教室外，音乐课有钢琴室，美术课有画画室。课外活动很丰富，有各种课外兴趣小组。我参加的是美术组，有一次画了一幅画，竟然得到市一级的奖。平时玩儿的花样也很多，滚铁环、打洋片、飞洋片、砸杏核、溜旱冰等，当然玩儿得最多的还是“打仗”，加上学校邻近山坡，男生们住在山坡上的宿舍里，同学们又都是兵家子弟，“仗”打得就更丰富多彩些。学校还常组织远足、野餐和露营，那时学校有一辆军用大卡车，出去就坐这车，在当时也算是很神气、很特殊的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在拾麦穗时，几个同学发现了田埂中埋藏的金元宝和银圆，上缴国家后，还得到了表彰。我们平时不回家，放假才回去，那几年的寒暑假，我先后随父亲的部队驻地变化去过萧山、奉化、象山、湖州的三天门和黄芝山等地，天天和战士们亲密接触，所以我一直对军人很有感情，见到穿军装的就感到一种自然的亲近。1955年“八一节”那天，台风骤起，我住在象山的西店，海水涌上来淹没了大片陆地，父亲不在家，我是和警卫员一块逃出来的，第二天乘马车迁到另一地，印象极深刻。转眼间这些日子已过去五十余年了。1987年有一次出差到杭州，由王晓明同学做东，部分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并看望了朱老师。据我所知，晓明是同学中生活最为坎坷的人，完全靠自学成了一名画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如今作品甚多，颇有建树。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当年的小学校已不复存在，被改为一所师范学校。2. 从杭四中到湖州中学57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杭州四中—— 一所质量很好的中学，尤其是它的初中部。当时怕考不上住校生（名额很少），就19考的走读生。当时家里在杭州并无亲戚，我就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叶伯善伯伯的母亲家里。他当时是我父亲部队的政委，一位四明山来的老革命，后来到军里当部长，后又转业到交通部工作，住在北京，现仍健在。他母亲（我叫她奶奶）当年住在离杭四中不远的番薯巷。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院子、那个楼，奶奶一家对我很好，照顾得也很周到，住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就住校了。一同考上杭四中的有好几个小学同学，分在同一班的有杨肖陵、李金忠等几个人。吃饭的伙食费每月9元，还吃得不错。与我同饭桌的都是高中部的哥哥姐姐们，其中一个个子高高的好像是个华侨，那时华侨学生很稀奇。我只记得当时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姓吴。印象最深的事是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大家兴奋得不得了，还有一首歌：“红色的卫星在天空飞行，鼓舞着全世界人民的心，……”没想到自己现在也在研制卫星了。我们还下乡采茶，去稻田里捉田鼠，捡麦穗，上城隍山用脸盆抹上肥皂水网蚊子，大轰大嗡地赶麻雀，捡废钢铁……小学四年加初中一年共五年的杭州生活，使我享受到了人间天堂的幸福。我们曾在湖上划船，用竹竿挂上线到湖边钓虾，去郊区远足、野餐、过夏令营；用每周发的两角钱去吃两分钱一只的萝卜丝油墩子、五分钱一碗的鸡鸭血汤或者一把小核桃；看露天电影《夏伯阳》《牧鹅少年马季》和童话故事幻灯片等；为扩展知识，还去富阳的农场参观拖拉机，去笕桥机场看飞机表演。真正是无忧无虑呵！
1958年夏，父亲所在部队已在湖州郊区建有正式营房，我也随之转学到湖州一中，跳了一级直接念初三。那一年，正值大炼钢铁，我们干了许多今天看来不可想象的事。如炼焦炭，同学们要从船上走跳板抬上百来斤的煤炭上岸（十几岁的大男孩儿呀！），然后用锤子把煤炭敲细成粉末，再用水冲，一个个弄得跟黑人似的。最后把这些粉末状煤炭填入窑中烧制成焦炭。我们昼夜值班，十分辛苦，但产品质量很差。为了制造土炸药支援大炼钢铁，我们几人一组下乡，到猪圈、羊棚、厕所去刮硝，因硝可以用来做炸药。另外，我们还要去农村种地。就这样，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读完了两年的课程，有些书是在劳累了一天后，在路灯下读完弄懂的。那时的班主任是王善璋女士，很好的一位几何老师，她现在已近90高龄，仍住在湖州，在报上看到我的消息后，还给我写信鼓励我，我也立即给可敬的老师回了信。初中毕业后，经保送我又在湖州中学读了三年高中，那是生活上极困难的几年。3. 浙江大学的六年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从湖州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记得当时是乘汽车去的，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见到19红绿灯，顿时感到来到了大城市（湖州那时还无公共汽车，更无红绿灯）。我当时是到浙大二分部报到的（浙大分三个地方：玉泉本部、文二街二分部、六和塔三分部）。全校一年级新生都在二分部学习，我们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三班，共有26人，22个男生、4个女生。第一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充实的。那年国民经济刚刚有所好转，学生的生活比较艰苦，吃上一顿黄豆炖猪脚就是大餐了。当时年轻，菜又油水少，吃饭自然多，我们班吃干饭的纪录就是我创造的，一顿吃了16两制的28两，一直无人打破此纪录，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能破了，到现在同学聚会，仍是一个笑料。记得放寒假时，我用学校发的半斤肉票买了肉带回了湖州，舍不得废掉这份定量配给的美食。浙大的校训是“求是”，它是一所教育质量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有水平。一年级时，印象最深的是教化学的李博达教授，他的课讲得有声有色。那时的文娱活动主要是看电影和学生自己演出。二分部离杭州大学不太远，有一次杭州大学放电影《追鱼》（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演的），我们不少同学走着去杭州大学看，由于人多，只好在电影屏幕背面看，一切动作都是反的，倒也有趣。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许多被禁放的电影重新被拿出来放映，刚从几个“样板戏”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感到这些电影好极了，像我们上大学时一样，也常常出现银幕两边都挤满观众的景象。
大学一年级学习的感受和高中是不一样的。大学的学习更多的是培养自己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我当时对“空间”概念有点不适应，所以感到“画法几何”这门课有点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琢磨，有了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不难了。我们这届学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我们班也只有陆大庆、陈康雯、吴根勇和我四个人学的是英语，所以入大学后顺着原语种学习，为我后来的出国学习打下了一个较好的英语基础。
那时的学校，很注重教学实习。我们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接口期间，学校安排我们在校工厂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厂实习。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我们也经历了车、铣、刨、磨、翻砂等各工种的学习与实践。对于学机械的同学，实习的内容就更多了。我记得自己车工干得还行，翻砂很糟糕，总翻不成型。
二年级时，我们搬到了老和山下、玉泉旁的浙大本部，住九舍，7～8人一间，吃饭和电机系在一个食堂，食堂靠山根，邻近校俱乐部。当时浙江的粮食供应已好转，在全国是最好的省份。在校吃饭，主食管饱，大饭桶就放在食堂中间；菜是一餐一份，排队打取。二年级时，课程也十分紧张，但学习了不少基础知识。教电工的甘明道老师、教数学的梁文海老师的课十分精彩。梁老师上数学课时，总是从第一块黑板写起，不擦一字，课讲完，四块黑板正好写完，且非常工整，真有水平。那一年，逢浙大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就是现在的T恤衫，我们系的图案好像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是方金炉同学的杰作。还记得有一次团支部活动，我请了正在杭州疗养的父亲的老战友、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毛张苗来给我们班讲战斗经历，还拍了照片。毛叔叔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带领一个连冒着千难万险，穿过重重封锁，穿插到美军后方，直捣敌指挥部，立了大功。毛叔叔和他夫人刘肖竹（一位出身名门的女大学生，在毛叔叔胜利归国后，嫁给了这位英雄）是我很熟悉的长辈，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去世了，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伤痛。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一江，一个叫小海。一江是打完一江山岛后出生的（解放一江山岛是1955年，这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攻下一江山岛，国民党自知大势已去，就从大陈岛撤退，同时掠走了该岛的人口和财产。浙江全境宣告解放）。
三年级时，我们搬到了三分部。三分部由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两个系组成。三分部在钱塘江畔，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都掩映在绿树丛中，主建筑为一幢钟楼和几幢西式的楼房。前、后校门出去过一条公路，就是钱塘江，东邻六和塔、钱塘江大桥——一座由茅以升先生设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双层铁路公路两路桥，西接九溪，景色十分美丽。我们常去江边散步，下水游泳，有时摸江里的蚬回来煮着吃。我们班女生和其他班女生一起住在医务室所在楼房的上面，我们22个男生住平三舍，占三个房间。我们房间有：黄光成、李显银、毛克法、胡金荣、方金炉、陈立龙和我共7人，我们7人从大三一直住到1968年分配，共四年。宿舍离食堂较近，每到夏天，天很热，就打了饭回宿舍赤膊吃饭，这样凉快些。水房、厕所都是设在别处，因此洗漱、冲凉等都要克服冬天冷、下雨难的处境。开水房在校园的另一端。我们班有一个保温桶，每天两人一组负责打水，抬回来放在宿舍门口的架子上，大家可就近有开水喝。入大学时，伙食费是每月11元5角，后来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大学生伙食费增加到14元5角，这对拿助学金的同学来说提高了“收入”，但我没有助学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从每月的15元增加到20元。当时，同学们的家庭普遍困难，我们班好像只有四个人没有申请助学金。像我们支书施成水等人，还从助学金中节省钱出来支援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冬天只有一床凉席铺在床上，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从三分部进城来回20多里地，也是步行，在饭馆吃一份9分钱的“沃面”（杭州人称阳春面为沃面）就算很破费了。放假时，尽管回家也就是几元钱的路费，但还是有一些同学因经济困难而回不了家，哪像现在的大学生放假还能有机会出远门旅游一番。三年级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一些教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与我们同住平房宿舍（老师二人一间），因而与老师的关系较以前更亲近些。那时的系主任是何志均老师、专业教研室主任是姚庆栋老师，教我们的有著名天线专家张毓昆先生、青年教师叶秀清、顾维康、陈桂馥、袁长奎等。2005年，我因工作需要，去了一次浙江大学，有机会向各位老师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谢师之情。之后不久，浙江大学为何老师举办了八十寿辰庆祝会，我也去了贺电。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第一学期上半段，整个教学秩序都是正常的，这一阶段的课程有无线电技术基础、电子线路、微波等。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丰富，我曾先后参加了两次演出，一次是话剧《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导弹快艇的事，其提倡的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的主题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次是歌剧《江姐》。当时，《江姐》这个歌剧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因此学校决定自己排演。这是一次很大的活动，有许多同学参与。当然，依我的文艺才能，只能是跑个小龙套，主要是帮助校方及团委做一些剧组的组织工作。应该说，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程度广泛，排练水平和演出效果也都不错。我清楚地记得，演江姐的是比我们高两级的戴文华和高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