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席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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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著作）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新金融秩序
作者：(美)罗伯特·席勒
译者：束 宇
版式设计：孟 晶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1-01
ISBN：9787508642895
本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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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席勒拥有异于常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纵观其职业生涯，席勒成为很多非主流观点的坚定维护者，而且时间证明他往往都是正确的。我本人一定会把这本书好好读上几遍。——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作者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传道书9：11》☆ 知名专家和媒体推荐☆
罗伯特·席勒撰写的《新金融秩序》可以称得上是针对一个重大课题的重要书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席勒再次语出惊人了。在《新金融秩序》这本书中，他提出通过创新型风险管理工具不仅能提高富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能改善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针对生活中面临的各种严重的风险投保。任何人都能在这本优秀的书中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部分。可以说这本书预示了未来这个世纪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
——乔治·阿克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正如过去大多数哲学家都认可的那样，经济运转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运行的效率。《新金融秩序》的问世使罗伯特·席勒也遵循了这个光荣的传统，他通过卓越的经济理论指导人们创设新型金融制度，力求减少不可预知的风险给社会及其成员造成的危害。席勒的分析富有想象力，语言生动，对于那些同样追求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读者来说，一定能在书中找到共鸣。
——彼得·伯恩斯坦，畅销书作者、投资顾问
席勒是一位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这本书一定会广受欢迎，读者肯定会热议其中的话题。这本著作为一个病入膏肓的问题开出药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年代，而与财富伴生的是同样可怕的经济不稳定性。
——赫伯特·金迪斯，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
目前已经存在多样化的金融市场，能够帮助人们应对企业利润的浮动和物价的波动。但是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波动等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够产生更重大影响的风险却没有现成的市场进行处置。我们如何设计适当的市场管理这些风险？罗伯特·席勒的书恰好细致地分析这个颇具挑战的课题。
——哈尔·R·瓦里安，《纽约时报》
生计保险、收入挂钩型贷款、不平等保险，这些只不过是罗伯特·席勒提出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理念中的一部分……尽管实现席勒的倡议障碍重重，我们仍然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许多引人思考的新想法。如果我们以超前30年的眼光来看，我敢肯定地说他的这些理念中至少能有一个变成现实，敢和我打赌的人肯定会输。
——菲利普·科根，《金融时报》
如果说《非理性繁荣》冷静地分析了众人皆知但无人承认的社会现实，即全美民众对股票投资过度着迷，那么《新金融秩序》则像是一篇博士论文，其中分析的问题都还没有被公众认知。无论如何，席勒都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极致的想象力。
——汤姆·彼得伦诺，《洛杉矶时报》
席勒以一个非技术性的视角引导读者走入一个覆盖面极广的风险分析领域，他在书中引入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充分揭示了普通人如何识别和判断风险，以及如何保护自我不受风险的危害。虽然这个话题的受众可能比较有限，但是作者的行文风格使其得以将一个可能枯燥乏味的话题演化为一本带有一定娱乐性的读物。
——《抉择》
席勒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大胆。他的野心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兼具系统性。席勒想要成为全球金融体系重塑过程的激励者和引导者。《新金融秩序》一书详细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涌现破坏性创新的前提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抑制普通人可能遭受的危害，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以预防整个国家可能受到的危害。
——彼得·科伊，《商业周刊》
就算用最朴实的话来评论，席勒的观点也称得上是令人震惊……席勒先生本人也对所有理念能否成真持怀疑态度。但仅就这本书而言，其中包含了一些引人入胜的历史典故，至少也能被称作一本发人深省的著述。
——《经济学人》
席勒的雄心壮志可谓令人振奋，这也使得他的著述具备了其他商业类书籍缺失的特质：他的书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经济观念可能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转变。
——《纽约客》《新金融秩序》这本书简单易读，而且让人愉快地联想到乌托邦式的美好社会。
——《华盛顿邮报》
一本激发思考的著作。
——《风险》前 言
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本身无法确保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巨大的经济隐患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弥漫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技术进步标志着人类取得了更显著的经济成果，但即便如此，更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可能出现。好在有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帮助我们管理形形色色的风险——无论近期风险还是远期风险、无论身边的风险还是远端的风险，而且这些理念还可以遏制资本主义“在创新中自毁”这一特征产生的下行效应。将理念付诸实践不仅可以减少下行风险，而且能促进人们养成积极承担风险的习惯，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最终也将成为一个充满更多希望的世界。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它们有的可能只是微小的成果，最多也只能称为中等的成绩。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甚至不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但是它们能增强民众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经济安全感，没有这些成绩，人们就无法感受到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比较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基础制度以及管理大大小小各种风险的手段，那么我们在改善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还大有可为，而且用激进的手段比零散地修正要有效得多。
正如当今的保险业能够保护民众免受灾难的冲击，在我提议的基础架构之下，我们能够运用金融创新保护民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举例来讲，微观层面可以保护某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如果能够成功推行我建议的基础架构，人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中能有更强的信心，因为他们能够超越现有风险管理手段的掣肘。未来社会是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传统上，每个时代的经济思想家们都受制于其生存年代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理论、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管理资本主义原生的技术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往的思想家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举例来讲，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67年撰写《资本论》时就不可能运用这些风险管理理念。再举个例子，凯恩斯是当代自由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36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时也不可能懂得这些理念。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发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时也不可能具备这些理念。
从根本上讲，本书阐述的是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将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本书并不是给大家描绘一个乌托邦，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写作本书时，我既没有持特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出于对某个社会阶层的同情而多加笔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能改善民众的生活。虽然我在书中一再倡导对基础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革新，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为大家提供了一幅完善的发展蓝图。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只是发展的方向，随着人们对金融理论的实验、创新和发展，随着对风险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学家基于心理学理论设计用户友好型风险管理技术的出现，本书中提到的理念将不断被更新。
我从1997年开始着手准备编写本书，早期的想法是把过去关于如何改进个人和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制度的一些想法和书面成果结集出版。1993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述《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同一时期还和阿兰·韦斯（Allan Weiss）、卡尔·凯斯（Karl Case）、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Stefano Athanasoulis）合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风险管理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些早期的作品既没有勾勒出一幅宏观的图景，也没有强调我认为应该被大众认知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初始阶段，我设想通过本书把自己关于风险管理的思考融入社会和经济的大背景中。我希望能通过本书纠正公众对科技和经济风险的高度误解，并以更清晰、更准确的方式让人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真实风险。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本书让人们懂得各种形式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正是它们的存在遏制了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是我编写本书的过程被1999年的股市大繁荣打断了，这一次股市大爆发可谓史无前例。我的挚友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建议下，我决定暂停本书的编写，转而撰写了一本关于股市繁荣现象的分析专著。因为股市繁荣是人们对长期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的经典体现，而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专攻领域。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我赶在2000年3月中旬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该书的出版契合了股市问鼎的时点，也正好是科技泡沫膨胀到巅峰的时点。
在《非理性繁荣》的结论部分，我指出不仅股市的繁荣状态被过分夸大，而且社会民众对股市繁荣的关注和我们对股市重要性的认识都被夸大了。股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人，它也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人们对商业界的关注只是为了选择高回报的股票，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是傻瓜的做法，而那些坚持股价只涨不跌的想法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本书接续了我之前中断的研究，同时也继续讨论《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在本书中，我说明了人们对风险的误解，并且引入了很多新观点印证这个问题，希望能通过这部分的论述从根本上理顺我们面对的经济风险这个难题。无论股市是否繁荣，我们都在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新兴科技手段产生的影响——它们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变革的主驱动力，不仅考虑对某家公司及其股票价格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科技进步对现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活跃、创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遨游。本书列举了一系列关键措施，能够帮助我们把理想变成现实。
为了帮助有一定经济分析能力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本书的主旨，我收集整理了一些专业的和前期分析时用的文章，还有一些近期发表的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简报。读者们可以在http://www.newfinancialorder.com这个网站自行查阅。引 言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华尔街、伦敦城以及其他可以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是人们验证新想法的最活跃的实验室。现代金融源自于强大的数量化和心理学理论，其内容不仅包括证券业、银行业，还包括保险业和公用事业融资等，它们共同创造了一系列最实用的经济新发明。虽然时不时会爆出金融丑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发明总是能发挥作用的。新发明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一方面是其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金融从业人员已经学会根据客户的心理偏好有效地运用这些发明。
金融学讨论的首要主题是风险管理问题。金融学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以及人们可能遭受的经济困境都视为风险，而我们可以通过概率衡量风险。金融业则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方案减少人们的失望情绪，通过向个体众多的人群分散风险的方式弱化其对单一个体的冲击力。金融能够促生创新者和发明家，这些人为了大众的福祉采取冒险的行为，在金融的帮助下，他们不用独自承担风险，举例来讲，有商业头脑的人就可以在风险投资人的资助下创建新公司，所以说金融能够帮助普通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幸的是，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分担风险这一手段往往只被用于管理少量可保险类风险，比如股市崩盘或飓风灾害，或者只用于管理常规投资所伴生的风险，比如投资组合多元化或对冲大宗商品的风险，这些管理手段带来的利益最终会归集到社会上本已富有的人群手中。长期以来金融业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
我们需要使金融大众化，将原本仅由华尔街的客户享有的特权传播给所有沃尔玛的客户，我们需要将原本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类业务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需要将金融覆盖的领域从资金资本延展到人力资本，使金融能够协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风险。幸运的是，当今的金融管理原则已经能够涵盖整个人类社会。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金融大众化意味着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将得到根治，所谓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就是指具有同等技能且付出了同等劳动的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目前还无法找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合理解释。这也是数百年间激发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源性问题，我相信金融大众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它。实际上，金融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加积极地探索如何减少随机分配差异。
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过去留于纸面的金融方案变成现实。当前，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因此未来几年内我们的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变化。而在未来几十年内，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彻底改变。新信息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将风险管理的手段系统化，另一方面能为我们分散风险和遏制危害打造内容丰富的数据库，这些工作以往要通过高薪雇用专业人员实现，而在新技术的帮助下都变成了简单的工作。
通过激进的金融创新，社会的金融大众化程度能进一步加深，我们的经济生活也能变得更稳定。正因为全世界都处于变革阶段，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自己的经济前景，再加上目前正在使用的金融方案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加倍努力，使金融大众化成为现实。本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金融秩序理论，描绘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配套的新经济基础架构，我在本书中还用大量笔墨陈述了如何结合现实将这些观点开发出来并切实执行。用金融智慧管理风险
人们通常由于惧怕失败而产生心理障碍，金融方案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克服这种障碍，并且不会制造新的道德危害。有的金融方案可能怂恿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采取破坏性行为，而不是有建设性的行动，这一类方案的例子很多，比如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而故意撒谎、在从事业务过程中肆无忌惮地花钱以及财务渎职。
因为担心失败的风险一直存在，企业家有可能放弃开发新业务。现代金融方案通常都能帮助他们应对此类风险。举例来讲，企业家可以找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承担新业务风险，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以适当的薪酬聘用企业家管理公司，并且事前约定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就给企业家一定的股份作为激励，以此鼓励企业家做出卓越的业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使企业家止步不前的风险似乎消散于无形了。实际上，这些风险仍然存在，但是风险对企业家的心理影响被消除了，业务失败的风险被混入国际化的投资组合，由于持有国际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为数众多，这些风险就被分摊了，而且每个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非常有限。分散在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巴西的国际化投资组合的管理者们分别承担了该企业家原本面临的风险的一部分，但是这位企业家的风险在投资者管理的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中占比大概只有百万分之一，因此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这个风险因子所带来的影响。在此情境中，企业家得到了保护，整个过程中没有人付出太多成本，一项新的业务就在完全没有恐惧与担忧的环境中诞生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金融方案培养了个人的创造力，也促成了个人的成功。这就是金融领域关于风险分担的基本原则，也是金融学所要传递给大众的核心智慧。
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正确运用风险管理手段，那么会对企业家产生激励的效果，为企业家提供支持的风险投资公司必须谨慎操作，不能向企业家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能诱导其采取有道德危害的行为。举例来讲，不能逼迫企业家搞血汗工厂，不能催促企业家追逐转瞬即逝的投机性机会，不能因惧怕负面消息的曝光而故意拖延解决问题，不能死守一家已经确定毫无发展前景的公司。虽然有的措施短期内看上去会让企业家获得成绩，但是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在遏制道德危害方面，金融并不是万能的——美国华尔街时常曝出的丑闻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因为几个极端事例就废弃整个系统也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将金融的核心智慧用于管理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并且将所得收益合理地分配给每个人，由此不断扩展金融的内涵，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安然事件中，高管们用精明的金融创新掩盖了自己的恶行，携款潜逃留下的恶果最终由其员工承担，这无疑是一个道德危害缺乏约束的典型案例，我们可以通过强化金融制度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我在本书中针对新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提出了六个基本理念。前三项主要针对私营领域，分别是保险业、融资市场和银行业。这三个领域的风险管理概念是一样的，但是运用风险管理基本概念的行业环境存在差异。每个行业（保险、融资和银行）经过多年发展之后，都开发出了独特的遏制道德危害、撰写及签订合同以及选择客户的方式方法。在对风险管理的手段进行根本性创新变革的阶段，最谨慎的做法还是在它们既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对每个行业特有的知识给予充分的尊重，金融大众化和推广化也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后三个理念主要是为政府行为设想的，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推进。政府天生就有风险管理的职责，原因有四：其一，长期风险管理需要法律制度的稳定作为前提；其二，居民个人制定和签订长期风险合同的能力有限；其三，社会基础制度的管理必须以保障社会民众的利益为前提；其四，签订国际性合同必须由各国政府就不同的国家政策达成一致。
第一个理念是扩大保险业务的覆盖范围，使其能够应对长期风险。生计保险就是一种用来保护个人收入的保险。过去，已育有后代的年轻人死亡率较高，因此我们创造出人寿保险，但是生计保险与此截然不同，它解决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也就是多年之后我们的生计的不确定性。住房权益保险是一种保护住房经济价值的保险，它远远超越现有的住房所有者权益保险产品的功能，现在的保险合同只能应对火灾之类的风险，但是新的产品能够保护住房不遭受任何价值方面的损失。这个产品是我和阿兰·韦斯在1994年首先提出的，就其现有的形式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将保险合同与房地产指数挂钩的方式避免道德危害的出现。
第二个理念是为宏观市场量身打造的，宏观市场的概念最早是我在1992年的牛津大学克拉伦登演讲上提出的，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也进行过论述，并且此后我一直在推广这个概念。宏观市场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性市场，其需求的产品主要是各国的远期国民收入和职业收入，同时也包括房地产类的非流动性资产。某些此类市场上交易的风险价值将远远超过当今世界所认知的程度，相比之下，今天的股票市场相形见绌。我甚至设想过建立以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标的的市场，建立以所有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总值为标的的市场等。从其交易标的来看，这些市场所处置的风险比当今任何一个金融市场的风险都重要，而且它们能够转移人们对股市的注意力，从而消除现有的投资压力和波动风险。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能够像买卖股票和债券一样，在新的市场中交易宏观证券。
第三个理念是收入挂钩型贷款，也就是银行及其他借贷机构应该可以根据个人、机构或政府的收入水平决定发放贷款的额度。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预期，则自动减少贷款余额。收入挂钩型贷款使借款人能够出售自己未来收入的股份，或者出售与自己收入对应的收入指数的份额。这种贷款能使目前的借款人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窘境时得到有效保护。
第四个理念是不平等保险。设计这种产品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个国家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未来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日趋严重，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在这个理念中，我提议修正累进式税制，从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能够弥合过度的收入差距，而非武断地通过税级解决问题。
第五个理念是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在这个理念中，我建议重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系统，能够实现不同辈分、不同世代之间的人分担风险。跨代社会保险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集合不同世代的人所承担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进行管理，而且也只能在关系最近的亲属之间进行有限的处置。
第六个理念是通过国际协议管理国别经济风险。这种前无古人的各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在形式上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协议相似，但是在覆盖范围和解决问题的高度上都远远超越后者。
除了以上提到的六个理念之外，我还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经济环境中应有的信息技术基础架构，比如，新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它是一套能为我们有效提供风险管理所需数据的系统；指数型会计单位，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置风险的测量单位、一种电子化货币。新金融秩序的图景
让我们一起设想世界上存在国际性市场，专门交易大型宏观经济综合指数，比如美国、日本、巴拉圭和新加坡的国家总产值，或者交易世界主要城市的家庭住房价格指数——从纽约到巴黎再到悉尼，再比如交易河畔景观房或者玉米产区的农场，或者交易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农场。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们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在诸多此类市场中建立头寸。国际性人力资本市场也会出现，需求的从业者从医生到科学家、从演职人员到普通劳动者。这些市场的出现会促使人们为主要的职业和工作建立生计保险，也会为每个家庭的住房建立住房权益保险。用户友好型电子化数据库的出现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市场活动，从而管理自身面临的风险。
这些市场的出现将改变我们对风险的认知，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商业活动的定价将以这些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国家之间签订协议时也要考虑和这些市场所管理的风险相呼应，并且还会因此不断修改本国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这些市场为我们提供了控制风险的手段，我们的经济也就能够更加有效地运行。这些新型市场的出现会使公司更易于向个人发行生计保险、住房权益保险和收入挂钩型贷款。
有了这些措施之后，我们面临风险时就得到了保护、实现了风险对冲和分散，使得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减轻风险负担之后，一个全新的大众化金融体系将鼓励所有人比以前更具冒险精神，在从事各类活动时也更有动力。
我们以思考的方式验证一下上述理念，假设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女性现在住在芝加哥，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由于演奏家的收入前景不确定性太强，她很难借到培训所需的费用，因此充满担忧。但如果存在一种网络贷款方式，也就是当未来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低于预期时，她不用全额归还贷款，那么她肯定会考虑这种全新的科技手段。这笔贷款使她可以更轻松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即使演奏家的收入并不可观，她所承担的风险也已经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了，她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不用清偿所有贷款。她在未来多年中所面临的风险将由职业收入水平指数决定，而这个指数完全由计算机管理的网络汇总整理。她为职业发展而承担的绝大部分风险最终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分摊，而非她独立承担。
继续以这位女性为例，她还为自己远在印度的亲属担忧，因为他们工作的行业正在衰退，他们原有的特殊技能很快会过时。但如果他们供职的公司预见到未来发展前景黯淡，就应该为员工购买生计保险，从而保护员工。保险公司会把保险合同承担的风险转卖给全球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达成了风险分摊协议，为这位女性的亲属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
还是以这位女性为例，令她担忧的还有自己的父母，他们居住在英国一个工业小镇上，而这个地区正在经历经济和社会变革。她担心如果父母的住房贬值，那么他们毕生的积蓄也会随之受损。但在新金融秩序下，她的父母在做住房按揭贷款时就同时购买了住房权益保险，能使他们免遭以上所设想的厄运；如果住房价格真的下跌，那么保险公司将支付给他们一笔补偿。此外，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和不平等收入保险系统将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能够同时管理所有这些风险，它使我们能够用里约热内卢的利好对冲芝加哥的利空，用南非红酒生产商的收入增长抵充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下滑。最终形成的将是经济运行更平稳的格局，也必将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当前的风险管理
很多常规风险实际上都由单一的个人或家庭承担。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仅能为最贫穷的人群服务，但即便如此其功能也是有限的。以当前存在的风险管理手段，我们无法为自己数十年甚至数年之后的收入投保。就算我们知道自己所在的社会逐步衰退，也没有任何手段对冲这种风险。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使我们年老之后很难适应那时的生活节奏，现在家里的老年人也不可能承受因股市下跌而导致其毕生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现实，这些风险我们至今无法有效分散。无法有效控制这些风险正是当前仍有很多人生活在相对贫困境况下的主要原因。
假设人们对这些长久存在的风险完全知情，可能人们做决定时就会变得过度谨慎，甚至在失败的恐惧心理影响下刻意放弃一些机会。我们会变得愤世嫉俗，办事畏首畏尾，守着泥饭碗不肯放，在别人面前假装成功人士，永远恐惧进入那些高速发展的、真正能带来成功的领域。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前文举例所讲的年轻女性就会选择放弃小提琴演奏家的职业，转而空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合适时机。她手头没有关于理想职业的预期数据，也没有手段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所以只能选择一个无趣的职业。
在当前情况下，她远在印度的叔叔失业后也无法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只能被迫提前退休，领取微薄的补贴度日。她远在英国的父母眼看着周边社区的房价下跌，自己的住房也在贬值。整个区域的经济陷入疲软，英国股市下跌导致他们的投资也受损。最终，他们连养老钱都保不住。在担心家人亲属所面临的风险时，这位女性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为艰难，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梦想越发遥不可及。
风险通常随着人生的推进逐步显现出来，有时也伴随毁灭性的历史事件爆发出来，所以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测算自己所面临的风险的恶劣程度，但可以肯定其危害程度极高。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一部分人收获了巨额财富，把另一部分人远远甩在身后。世界各地的个人收入水平极不平等。举例来讲，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是31049美元，而同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464美元。这种不平等状况使社会动荡加剧，人们的仇富、绝望和失衡心态导致更多风险滋生，进一步加深社会民众的恐惧感，提升犯罪率，诱导社会退步。
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无法正确控制生活中最重要的风险，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现有金融制度处置风险。迄今为止，所有金融创新的焦点都局限于传统股票市场和其他融资市场。人类积聚起来的财富中仅有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上市公司所代表的价值，成为全世界股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对象。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营业收入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规模。2000年可以称得上是股票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年，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税后人均利润（也就是上市公司支付完员工薪酬、应付账款、财政税收后剩余的利润，理论上讲这部分利润可以作为红利分发给股东）仅2000美元出头，仅相当于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人均支出的一半。其他国家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利润如果摊到每个股东头上，甚至还不如美国。股票市场确实体量庞大且对社会经济运转十分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夸大了它这两方面的特征。前些年出现的网络股泡沫和科技泡沫都是金融动荡的实例，这证明了市场中的投资者正以过度的热情追逐缺乏风险管理的投资产品。
相对股票市场而言，正常薪酬收入和其他非金融生计来源，比如住房的经济价值，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这才是人类财富的重中之重。
实现大规模风险共担（也就是说将风险分散到对于任何个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人都要以同样的模式生活。相反，历史表明，尽管战争时有发生、政府时有更迭，长期金融方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有用的。实际上，金融方案所应对的正是这些偶发的历史风险。
大规模风险共担可以降低贫困程度，弥合收入差距，但是其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在更大的范围内降低风险将为人类进步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实际上，如果历史上风险管理的手段没有革新进步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今天享有的经济成就。举例来讲，如果没有保险业，许多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司都会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代表，甚至没有人会考虑创立这一类公司。如果没有当代资本市场，我们就不会看到大大小小的各类型公司，而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再一次提醒读者，这些公司的业务原本也是被视为高风险的，甚至没人愿意涉足，如果没有当今的金融技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更为无趣的世界中。
我们在感谢当代金融和保险为我们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更大的风险仍然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由于顾虑经济衰退，有些人放弃追逐光明的前程。由于现在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经济方面是孤立无援的，必须独自承担失误造成的所有损失，所以在选择教育、职业和投资等方面都会受到这种心理因素的制约。
让大家都设想新金融秩序下社会和经济所能取得的巨大进步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还没有一个人亲身体验过这样一个另类的社会。如果能够消除人类对损失的恐惧，同时敦促人们开发自己的潜能，我们或许还能见到一些惊人的成就。信息技术：大数据库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过去，复杂的金融方案（比如保险合同和企业组织架构方案）都要花大价钱才能做出来，因为搜集必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受益于新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些障碍逐步被清除。通过读取联网数据库内的信息，计算机程序能够生成复杂的金融合同或者创建复杂的金融工具。计算机还可以对合同或工具进行包装，使其在面向客户时呈现高度的可读性或可用性。金融创新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廉价的方式有效推出了。我认为很有必要让这种趋势持续演进下去。
我们现在享有的一些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人寿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方案）之所以能面向广大民众进行推广，完全得益于19世纪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在当时被称为“新技术”的发明到现在看来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包括廉价的用于印制记录的纸张、事前印刷好的格式表格、复写纸、打字机和文档整理系统，此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有效的邮递系统和经过改善的商业和政府办事效率。
以旧时代的社会保障保险计划为例，该计划最早是德国于1889年开始执行的。当时的第一份计划与现代社保方案非常相似，也就是根据退休人员一生的工作记录向其发放退休金，要执行这样的计划就必须保存上百万人的工作记录长达数十年。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者们需要定期向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添加新记录，需要在保管得当的前提下提取当时需要的某个人的数据，还需要在运营巨型支付体系的同时与退休人员保持有效沟通。19世纪诞生的新技术（纸张、表格、文档管理系统和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使得这一切成为现实，并且不会产生难以承担的巨额成本。这项工作使很多社会梦想家转变为政策执行者，而且这项特殊的风险管理创新对迅速减少老年人贫困现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创造出的工具比1889年德国人使用的技术不知要强多少倍。我见证了最新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变革，全新的数码科技使海量的居民住房信息成为可以电子化获取的数据。我和卡尔·凯斯、阿兰·韦斯一起在1991年创建了凯斯–席勒–韦斯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根据邮政编码区分不同地区房价上涨的情况，并分析美国境内的住房价格分级情况，再以这些数据支持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从而帮助人们管理与住房相关的风险。自公司成立以来，针对单一家庭住房情况的数据库不断扩充，我们也正好对这些数据加以深度利用，这是在成立公司之初根本无法预见的趋势。
1990年前后出现的新技术也使我们能够着手开发住房权益保险。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住房权益保险索赔时应该与该区域的住房价格指数挂钩，而非仅根据单一房屋的出售价格决定赔付额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创设的产品就会引发道德危害。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些信息技术手段的帮助，我们的理念恐怕就无法变成现实，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电子化的数据库能够支持我们编制区域住房价格指数。时至今日，进行这种保险创新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条件更优越：我们自己的数据库信息都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加。金融理论与实践
过去一个世纪中，金融一直在演进，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金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都是如此。金融理论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被提高到一种以数量化手段进行复杂研究的高度，这些学者包括费希尔·布莱克、尤金·法玛、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罗伯特·莫顿、詹姆斯·莫里斯、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斯蒂芬·罗斯、保罗·萨缪尔森、迈伦·斯科尔斯、威廉·夏普、詹姆士·托宾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
他们的研究共同组成了关于现代金融的全面理论，其成果之一就是教导人们在进行长期投资的决策时，一方面要全面考虑自身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考虑所有可用的风险管理工具的统计学特征。自从这方面的成果得到推广之后，将个人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投资产品的做法就有了切实的依据，不再是一种直觉判断，也不再是一种经验之谈。他们的研究还催生了一些依托计算机的金融筹划服务平台，其中比较成熟的例子有esplanner.com、financialengines.com、morningstar.com以及riskgrades.com等网站，随着金融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不断进步，这些工具必将进一步改善我们未来的生活。
现实市场中也有很多创新者，他们可谓是现实版的理论家。许多金融实践中的创新都来源于交易所，比如美国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以及以Instinet和Island为代表的电子通信网络等。各家投行也是激进的金融创新的发起者，比如美国银行、巴克莱、贝尔斯登、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美林、摩根士丹利、法兴集团和华瑟斯坦。更多的创新还是来源于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比如ACE集团、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斯堪的亚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和XL集团，也有一些创新来源于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和消费类融资公司，比如房利美、房地美和GE资本，还有来自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创新，比如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富达国际投资、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和美国先锋集团，也有来自经纪商的创新，比如嘉信理财和E*交易。以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孟加拉发展银行为代表的开发银行性质的组织也都为金融创新做出了贡献。
上述机构所做的努力使得最近几十年成为世界金融史上最奋进的年代。在此期间诞生了无数新型金融产品（包括新型期货、期权、掉期合约）、新型的风险管理工具、新型抵押贷款合同和消费信贷合同、新型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开发贷款放款方式等。最好的是保险发展到了能够覆盖更多的特殊风险的程度，包括气候灾害等灾难性风险。由专业组织赞助举办的论坛和会议也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活动，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AIMR）、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和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IAFE）等。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多个追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推动高速金融改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和苏联，同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着手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的尝试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在于，其发生和发展的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社会传统也大相径庭，并且改革的背后有这些国家的人们尝试新发展模式的热情做坚实的后盾。这些国家的改革势必催生全新的金融创新，也势必成为全球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和既有思想框架
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真正的金融大众化，金融从业者就必须教会普通人使用金融工具，使他们了解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这些知识不应仅局限在金融专家的手中。过去多年中，经济理论一直宣称金融可以完全由人力运行，但是人脑毕竟不是计算机，任何人都不可能无休止地运算，也不可能精准地规划仅使自己受益的金融方案。从事金融实践的人对这个事实心知肚明，但是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人仿佛才刚刚意识到这种人类的本性。
大多数人对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知之甚少，也不懂需要使用哪些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管理风险。更值得担忧的是，大多数人对自己承担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主动寻找方法降低风险。尽管人们有能力弥合收入差距，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这样做，所以无缘由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就演化成难以驾驭的风险。
1990年前后，我们逐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研究者们在三个外力的帮助下开始对金融学理论进行彻底革新，这三个外力分别是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从心理学原则出发研究金融以及用其他社会性学科的眼光研究金融。行为金融学理论纠正了大多数数量金融学理论的通病，即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人性的因素。
行为金融学给我上的重要一课使我懂得，既有思维框架对风险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中引述的“既有思维框架”来自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很好地记录了普通人对自己身处的环境、参照物、心理状态和心理联想等所持有的思维框架，而这些既有思维框架通常都会对人们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在设计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产品推出时的样式和人们对其产生的联想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的正文部分将展开论述关于新金融秩序的理论，而新金融秩序理论的核心部分就含有对既有思维框架的应用，只有当我解释清楚心理学既有思维框架的强大，读者们才能真正相信未来的风险管理能取得进步。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
在金融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几个重要的问题重复浮现，这使得我们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备受挫折。首要问题就是过度投机行为，这造成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此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就是我在《非理性繁荣》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这场闹剧在2000年年初发展到巅峰，许多公司在泡沫繁荣的刺激下进行了浪费型投资，出现了不少财务造假行为，也误导许多个人投资者做出了高风险投资决策。泡沫破灭后，全球股市都出现了暴跌。到2002年年中，根据实时通胀指数进行调整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近一半。有些国家股市的下跌幅度还远不止于此，仅2000~2002年，因股市下跌而被一扫而光的财富恐怕要以亿万美元为单位计算。仅以美国为例，股市下跌造成的损失如果换算成房地产价值的话，那么全美所有的个人住房都要被一扫而空，或者数千座世贸中心这样的摩天大楼被损毁。尽管未来的牛市有可能弥补股市暴跌造成的损失，但是这提醒了我们：市场总是在不停地制造风险。
在讲学过程中，总有人问我到底有何措施应对此类市场波动，而我通常无法给出完美的答案。实际上，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中最好的一种莫过于不断研究金融技术，通过金融技术的革新为过度波动提供缓冲。
尽管我们注意到投机性市场存在过度波动，但是大家不能仅凭我的或其他学者的关于金融市场的观点就判断此类市场是疯子才参与的市场。我所强调的观点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综合性股票市场”主要受参与者心理和流行观点的驱动，出现了过度波动。但是许多其他与市场相关的行业指数并没有出现过度波动，而进行单一股票交易的市场中还存在种种证据，证实了这些市场中的交易价格确实能够反映关于未来损益情况的真实信息。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创新有时会刺激不道德的从业者采取暗箱交易、欺瞒客户甚至诈骗等行为。以暗箱操作为主要手段的公司，比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误导了投资者，最终血本无归；管理不善的公司，比如德国金属公司就不惜牺牲股东的利益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也遭受了损失；而从本质上就居心不良的公司，比如安然公司，就公然以诈骗的手段欺瞒公众，导致无数人遭殃。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不能掩盖金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新生的技术尽管功能强大，但总是存在风险，在我们学会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在蒸汽机刚刚发明出来时，有不少人死于锅炉爆炸事故；在民航飞行刚刚推出的年代，也有不少人死于坠机。但是技术的不断进步总是能大量减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解决经济问题之道在于使我们的金融技术不断革新、不断大众化，而不是倒行逆施。
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导致发展中断。政府换届或政权更迭有可能导致某些金融方案被彻底废止，或者止步不前，历史不断提醒我们长期金融方案得以执行的前提是国家政局稳定。但是，很多金融合同在经历政府更迭之后也延续执行。现实中，甚至在政治权力因为战争或革命而完全转移到敌对势力手中之后，有的金融合同还能继续得到执行。1899年召开的国际和会上，多国政府一致签署了《海牙章程》，其规定战胜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资产和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全面溃败，协约国和既往的同盟国战友对德国政府满怀怒气，德国政府必须支付巨额的战争修复赔款，但是德国国民却可以保留在德国境内外的个人投资，以及个人的保险和年金。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革命运动推翻了伊朗王，成立了激进的伊斯兰教政府，尽管该政府的政治主张偏激，但是他承认并保护了政府雇员在伊朗王统治期间所获取的个人年金。1994年，南非政权从白人手中转到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本国人手中，尽管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满了种族隔离的苦难和种族冲突的问题，但是国民个人的金融证券、保险和年金都保持原状。
当然，我们也能在历史上找到金融合同被强行终止的例证。社会主义理论盛行的年代，列宁、穆罕默德·摩萨德、纳赛尔、英迪拉·甘地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没收个人财产，并且终止金融方案的执行，这种做法在当今世界几乎已经不见踪迹，但是支持这些行动的理论却并没有完全被人们遗忘。金融合同不可能历经各种动荡而屹立不倒，但是历史证明大多数合同都能延续，特别是分散风险的合同通常是人们保护的对象。金融的道德范畴
在本书中，我以金融的视角讨论一些偶尔会激起人们道德辩论的问题，比如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还讨论了一些关于公平性的问题，比如社会应该如何善待老年人。读者们或许觉得以金融的视角论证这些问题非常奇怪。公众通常都把金融视为一个无道德的领域，只有自私自利和雁过拔毛的人才会选择从事金融行业。确实，多数情况下金融交易都凸显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因为他们毫不遮掩地讨论交易双方各自所图。这些交易实际上是帮助人们保护自己的长远权益，他们提供激励机制，刺激人们更好地工作，鼓励人们进行有风险的投资，从而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获得回报。当工作完成、风险消散之后，付出工作努力的人当然要按照合同索取报酬，很多人仅看到他们索取的行为，却不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
金融理论确实也明确指出，金融的目的在于实现分配的公正，在此过程中不应导致经济运转滞胀，也不应产生误导性的恶性刺激因素。在不以现有经济理论为参照的前提下，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1971年出版的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Justice）中提出分配正义论，对历史上所有哲学家关于公正的讨论都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他最突出的贡献是重新解释了伊曼努尔·康德的“定然律令”。在我引用罗尔斯的理论进行讨论时，实际上沿用了最初提出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的思路，在我们做出关于经济制度的道德决策过程中，他的哲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将金融放到决策的前沿阵地中。
根据罗尔斯的理论，我们在讨论分配公正问题时应该回到“原点”，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地位还无法被判定且必然承担风险的点。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人要做出关于分配公正与否的判断时，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尚未出生的人，而且也是对未来的社会身份没有任何先决判断的人。只有这样，我们做出的判断才会绝对公平，但即便这样也不会出现天下大同的情况。在罗尔斯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公正性作为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之一，核心就在于研究如何管理我们生来就面对的以及未来在恶劣生存环境中将面对的风险。
罗尔斯毕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金融理论家，所以他对自己理论的总结放在金融的视角来看还显得过于幼稚。他提出，我们必须遵循“差异性原则”做出道德判断，而由此判断所形成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一种能将处于经济地位最底层的民众的地位最大化的制度，也就是说，在考虑所有经济激励因素和所有可能的滞后因素的前提下，让最弱势群体过上尽可能最好的日子的制度。差异性原则坚称，社会所能容忍的不平等上限是社会经济制度能够帮助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最小因子最大化”（也就是尽最大努力改善最低生活状态）的解决方案根本称不上我们进行风险管理的最自然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各不相同，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最弱势的阶层当中。
我试图从罗尔斯的原点出发，以一种“窗口观景”的方式定义自己的公正原则。我问自己，在生来即与身边的人地位相等的概率几乎一样的前提下，我们生存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在此前提下，我们必然关心身边所有人的生活状况，而非仅仅是最弱势的群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是站在将全世界视作同一幅画面的高度，以最宽泛的知觉体会平等和机遇，以及人生的阅历给我们带来的情感。站在这个高度，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再是一个自动归为负面的因素，而不过是整个景观中很小的一个因子。我们可以在此前提下容忍相当程度的收入不平等，而我们肯定不能容忍的是无缘由、随机且令人痛苦的不平等现象。
罗尔斯关于公正的理论对我的论述很重要，主要是因为他展示了许多哲学家关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直觉判断实际上可以通过运用金融理论得以验证。我们将拓宽这个金融理论的范畴，使其更深层次地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本书的核心
本书的第一部分界定了金融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也就是应对许多个人的经济地位突然剧烈下降的风险。即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向好，这些风险仍然会长期存在。我们将看到，经济风险实际上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大——技术手段创新本身就是个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其他风险源头也在不断威胁着个人财富的增长。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技术手段的进步如何提供对未来风险管理改善的承诺。当代信息技术为改善风险管理手段提供了很多机会，而我们不过刚刚开始接触这些技术。技术进步的另一个方面是心理学研究的进步，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普通人是如何与风险管理工具互动的。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共六章，每章提出并论述了一个关于新金融秩序的观点。
第四部分讨论了布局新金融秩序可用的其他工具，包括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新的计量单位以及电子货币。除此以外，我还在这个部分论述了推行新金融秩序所必须进行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第五部分分析了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险的演变历程，展示了金融的历史其实与我倡导的变革有相似的缓慢的进程。过去两个世纪中取得同样成绩的创新者们对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基础性的认知，而且也能有效利用他们同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由此得到的自然结论就是未来我们也能延续这种发展趋势。
后记部分总结性地提出了一套激进的金融创新方案，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向人们展示，如果我们的金融制度在现有基础上得到革命性推进，那么我们的生活状态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提升。第一部分世界在前进，经济风险无处不在1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1950年就有一个新金融秩序
预判未来可能遇到的重大经济风险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未来的风险都是人们的推测——我们直到风险爆发的前夜或许才能掌握其存在的确实证据，因此也很难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为应对风险设计的新工具。相反，人们很容易看清日常生活中琐碎的风险，所以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于解决这些小问题上。人们很少思考如何应对深层次的根源性风险。
相比之下，历史上出现过的重大风险都已经为人熟知。下面我们就当做一个思维上的小习题，以过去的某些风险为例进行讨论。我提出的命题是，如果1950年前后人们已经懂得运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新型金融理念，那么现在的世界将呈现怎样的状态？这个思维练习同时也能让我们验证未来进行金融创新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仅在此练习中，让我们首先假设，即便1950年的信息技术相对落后，但是这个现实并不影响人们接受激进的金融创新。其次假设1950年各国政府、商业机构和社会民众的金融知识水平都略高于当年的真实情况。最后假设忽略1950年后社会政治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变量：我们研究的核心是，在能够充分运用风险管理技术的情况下，它们能为民众带来多少好处。
这是一个在假设的平行历史线上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证明：在特定的时点之后，如果重要历史事件被改变，那么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许多主流历史学家对平行历史线式的研究多有诟病，他们反驳的主要论点是：历史的复杂性是难以预料、难以规划的，所以任何此类研究得到的结论最多也只是推测而已。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平行历史线式的研究是一种有用的思维锻炼，它能够提醒我们关注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事件和细节，如果不做这种锻炼，这些影响因素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重塑1950年后的历史
1950年是马歇尔计划（即由美国国会通过并执行的欧洲复兴计划）风头最盛的年份，这个计划出台的目的在于帮助欧洲国家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并助其重新走上发展之路。该计划从1948年执行到1951年，在此期间，美国向欧洲各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共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助，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偿援助。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慈善义举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尽管资助的数额巨大，但是其仅占这四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欧洲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实际上这点儿钱相比整个欧洲经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如果以罗尔斯的理论分析，“二战”后欧洲多国民众都处在饥荒的边缘，要改善这种生活状况，130亿美元真的是杯水车薪。
马歇尔计划的本质也不是慈善。正如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向国会指出的那样，这份欧洲复兴计划的总支出仅相当于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总支出的5%，如果国会不同意多花那么一点儿钱，那么不仅美国白白参战，而且欧洲还有可能再次落入法西斯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势力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实出现过）。马歇尔计划的支持者将其称为“美国参战的完美收官”。人性天生就有一种办事不留尾巴的冲动，而马歇尔计划的推动者们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既有思维框架。如果没有把马歇尔计划定位成美国人自己本来就该完成的事，那么“二战”后美国或许会放弃千疮百孔的欧洲，任其自生自灭。所以说马歇尔计划根本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情怀，我们最多只能用其证明美国政府在面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事务时能够发挥足够的政治意愿，也有能力跨国支付巨额资金。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思维锻炼。我们设想，如果在“二战”爆发前欧洲民众及各国政府与金融机构签订了保障生计的合同，包括生计保险、宏观市场证券、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以及国际性政府间金融协议等（这些概念曾在本书引言部分有所介绍，后面还会展开阐述）。尽管读者们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概念还不太了解，但是大家可以从最基础的层面了解这些金融合同都能降低个人收入所面临的重要风险的危害程度，如果人们在1950年前就了解了这些合同，那么根本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就能签订合同。
如果“二战”前真的签订了此类合同，那么它们最终带来的赔付款项总额将远远超过马歇尔计划的资助金额。换句话说，如果“二战”前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与战争受损国签订过此类合同，那么支付赔偿的一方将根据合同条款支付更多的金额，甚至可能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由此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未受战争创伤的美国付出10%的国家收入并不会对社会造成显著影响，但是等量的资金将给受损严重的欧洲各国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至于风险管理合同能否在“二战”后得到继续执行，在这个例子中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得到马歇尔计划资助的大部分国家都应该能得到保险赔付，原因在于很多受战争伤害的国家在战争期间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其中一些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友。此外，即便是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资助，这表明战争中的敌意并不一定会扼制国家之间互相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如果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二战”前签订了此类协议的话，他们“二战”后接受的资助将远远大于历史上他们真正收到的资助。
同样在“二战”之后，尽管亚洲各国也在“二战”中遭受伤害，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亚洲各国提供与马歇尔计划同等量级的资助。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第四点计划（这个称呼的起源是由于这项计划原本是他在1949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于1952~1954年得以执行，但是其提供的资助总额仅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的6%。为什么美国如此明显地倾向于资助欧洲？或许这种决策反映了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或许反映出欧美之间的政治关系。美国当然对亚洲各国持另一种态度。
如果我们假设在战争爆发之前，亚洲各国的政府及其人民就充分了解风险分摊的原则，那么他们应当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管理自己的收入风险，由此也能合理地推断亚洲人民能在经历战争之后仍然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发展的，亚洲各国就不会在战争结束后还一直穷困潦倒。金融是不因国别而异的——这一点与外交政策完全不同，金融总是在追逐最高收益，而不会区别收益来源国。亚洲各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宏观市场证券、生计保险或其他形式的金融合同保护自己的战后利益。如果当年亚洲民众懂得运用这些风险管理手段的话，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及后来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经济奇迹都有可能被提前到50年代，有些现在才刚刚兴起的国家或许早就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或许早一代的人都已经过上更好的生活。
即便1950年前后的欧洲或亚洲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风险管理手段，战争带来的危害仍然可以在战后得到削减，方法就是战争受害国通过出售本国未来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所有权的方式筹措重建资金。因此他们就不用借贷美元，而且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宏观市场证券融到更多资金——他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职业收入或者其他形式的收入指数出售国家收入的所有权，因为这种形式的债务对买卖双方都更有好处。对美国投资者而言，如果他们对欧洲战后经济复苏持利好观点，那么他们就会相信自己贷出的资金将创造不错的收益，而这种贷款的风险完全可以由他们在其他项目上的投资来分摊。欧洲的借款人应该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借贷，因为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欧洲复苏的进度，哪怕复苏缓慢，他们也不用着急偿还资金。如果1950年的欧洲人已经懂得运用风险管理合同，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历史上出现的快慢不均的复苏进程。
1957年，非洲国家加纳首先摆脱欧洲宗主国，实现国家独立，假设非洲国家和他们的欧洲宗主国都懂得运用经济风险管理协议，我们再设想一下非洲的历史将怎样发展。各国政府之间可以签订协议，以非洲国家获得的无法预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交换欧洲国家无法预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管当时非洲国家和它们的欧洲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但如果分摊风险的理念当时能够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形成深入影响的话，他们或许会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签订此类协议。
如果欧洲各国真的在1960年前后签订了风险分摊合同，那就意味着其政府都学会了以当时还没有兴起的风险管理理念思考问题。在草拟这些国际性协议时，各国政府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他们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一种预期是非洲各国经济发展不及预期，那么欧洲宗主国就要按协议支付赔偿金；另一种预期是非洲各国经济发展好于预期，那么它们就要反过来向欧洲宗主国支付协议规定的赔偿金。
现实中，1960年之后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举例来讲，尼日利亚于1960年获得主权独立，其当年实际人均收入为1054美元。将近30年之后，1998年该国的实际人均收入甚至出现了小幅下降，仅为1025美元。当年，人们或许都会推测，这个石油储量充足的国家在实现独立之后将取得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1960年，尼日利亚确实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跨国保险合同所需的保金，但是他们却可以根据当时人们的预期以本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为担保签订此类合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可能都不会铁石心肠地要求如此贫穷的国家按期支付合同要求的赔偿金，而尼日利亚总是可以从这些合同中获得好处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如果其当年签订了此类协议，那么在日后尼日利亚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况下，他们非但不用支付一分钱的赔偿金，反而可以从宗主国那里获取不少资金支持。
如果欧洲宗主国和非洲殖民地之间真的在1960年签订了此类协议，那么现在受贫困、犯罪、种族战争和疾病困扰的非洲各国都将获得来自欧洲宗主国的金融赔偿。上百万死于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非洲人或许还能延续生命到今天。同样，如果有这些协议的支持，那些专注于研究疟疾、西尼罗河热和睡眼病的医学研究者也会有更大的动力。除此之外，这些协议还可以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或许也能帮助非洲各国更有效地调节高生育率和高人口增长率。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苏联成员国之间签订了此类风险管理合同，那么20世纪90年代苏联成员国中相对贫穷的国家将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高额赔付，也就自动化解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难题。如果当年以协议的形式约定了赔付金额，那么这些国家现在收到的将是巨额资金，而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慈善式的小额捐助。
如果当初苏联成员国进行跨国贷款时选择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挂钩型贷款，那么这些国家独立之后就不会陷入经济停滞不前的境地。如果它们这样做了，人们也就不会担忧1998年前后俄罗斯是否会出现无法清偿国债的情况，也就不会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突然倒闭，或许也就不会点燃199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以同样的思路进行推导，如果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根据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编制指数，那么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和2002年的巴西经济危机或许都不会演变得如此恶劣。在危机爆发时，这些国家债务的真实价值将随之下跌。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都知道有一个安全阀在保护着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就不会通过和这些国家在金融市场上对赌的方式应对危机。
假设我们切实推广了住房权益保险，保护美国主要城市住房的市值，那么住房所有者的权益在住房价值下跌期间得到了保护，也就不会引发恐慌性抛售住房的浪潮，不会进一步推动住房价值的下跌。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会看到住房价值的下跌引发主要城市的种族聚居变化，住房所有权的过渡会更加平稳，不会造成所谓“白人逃离”的现象。而底特律、华盛顿和费城曾经出现过的部分城区环境恶化，甚至一度成为空城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只要城市的中心部分保持一定的活力，相关产业就会留在城区附近以为其居民服务，从而能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活力。
假设我们已经创设了收入不平等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就可以保证经过长时间发展之后，社会居民的总体收入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运用这种保险，那么20世纪末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现的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现象也就不太可能了。我们看到富人在穷人的小屋旁盖起巨型别墅，也看到很多人每天辛苦忙碌仅为了糊口的同时有一部分人驾着豪车吃喝玩乐，如果有收入不平等保险的话，这些现象也不会出现。
再假设我们真的推行了有实际意义的“跨代风险分摊型社会保障体系”，那么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的老年人就不会收到根据通胀编制福利指数而带来的横财，当然这笔钱都算在了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头上。人们现在关于“修正”社会保障体系的讨论也会转移其关注点——人们会更注重不同世代的人之间如何有效分摊风险。
假设我们在1950年已经拥有指数型会计单位（将在本书第四部分展开讨论）。我不指望读者们在这个阶段就完全理解这个概念，现在需要大家明白的是，这个工具能够将通胀指数化的理念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内，从而保护民众不受超出预期的通胀的侵害。在运用这种工具的前提下，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都可以有效地与指数和通胀程度挂钩。因此，1980年之前通胀压力不断积聚，以及之后通胀下行所带来的影响都可能被大幅削弱。
1950年以来，高通胀侵害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大多数拉美、中东和非洲国家都深受其害。1960~1980年，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无法预见的通胀高企。如果当初签订的协议都与通胀指数挂钩，那么长期债券持有者就不会遭受财富贬值到仅剩1/10的灾难。1960年退休时按照固定额度领取养老金的人如果之后还继续生活了30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养老金的真实价值肯定下降了近2/3。如果在1960年前后通过抵押贷款购买了住房，那么这些房屋所有者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因为他们的抵押贷款是以固定货币金额为约束的，所以多年之后他们的还款压力将大大降低。当然，他们中大奖省下来的钱最终都转变成长期债券持有者的负担，变成储蓄账户持有者利息下降的罪魁祸首，没有买房的人受伤最重。如果指数型会计单位能够实际得以使用，那么年轻的购房者也就不再处于不利地位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该国的通胀情况远远低于预期，借款人承担的债务的真实价值甚至远远超出原本的预期，使得借款人难以清偿贷款，拖累了其银行体系，也导致日本全国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如果日本当初推广了指数型会计单位，那么所谓的“失去的10年”将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如果抛弃以货币计量工资，转而用更恰当的单位（也就是类似指数型会计单位）计量的话，就不会引发恶性循环，也就是说，预期工资的增长不会导致实际工资以更高的比例增长，也不会推高结构性通胀或通缩。同时，由于经济衰退期间以此方式计量的工资将自动下调，所以经济衰退不会加剧，还有可能降低失业带来的冲击，人们的信心和股市也不会遭受影响，经济衰退的各种症状给经济全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会相应减少。
高级风险管理方案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很多进步的机会，而我们却很难衡量这个世界在这些机会的帮助下会变成什么样。我只能推测，如果社会保守程度降低，如果世界趋同的意愿减弱，如果放弃照搬别人的成绩转而进行更激动人心的风险投资，那么我们身处的世界将充满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只能靠脑袋想象了。举例来讲，如果前面的假设都成为现实，那么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早就应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科技发展中心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或许能够看到各国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经济专长，而其民众的工作技能也更加专业。相对孤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或许早就已经向国外的竞争者打开大门，他们能够在高级风险管理方案的保护下，积极地与新进入的竞争者竞争，主动承担国家核心工业受冲击、民众可能失业等风险。通过全世界人们更具主动性，形式更多样的创新，我们的生活水平或许将迈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以上的讨论仅仅是我引导大家做的一个思维上的锻炼，仅此而已。就算我们真的采用了大众化金融体系下的诸多工具，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20世纪下半叶，冷战、装备竞赛、意识形态、武装冲突以及政治腐败等仍有可能使我们在此章节中设想的经济成果付诸东流。无论如何，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当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严重问题的冲击力。现实状况：1950年缺乏信息技术手段
以1950年的现实情况而言，即便出现了上述讨论过的各种国家间风险管理合同和交易风险的宏观市场，人们还是无法对其进行可靠的利用，也无法对冲国民收入风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信息技术手段较为原始。当时，人们还没有找到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固定公式，而且这两个概念的定义都还比较模糊。直到1941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一套会计模型之后，英国政府才开始发布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美国也是1942年之后才开始发布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统计数据。即便到了1950年，这两个概念仍未得到清晰的界定。斯通于1961年出版了专著《投入产出与国民账户》（Input-Output and National Accounts）。直到此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发布国民收入的相关数据，而且他们搜集的数据可信度太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毫无意义。
以当时的技术手段而言，人们也无法建立交易单一家庭住房的宏观市场，因为没有一个指数能够反映存量单一家庭住房的现实价格。到1950年，有经济学家根据报纸上刊登的住房出售报价编制过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指数，但是这个指数的编制不是持续的，他们只能根据历史数据一次又一次地单独编写。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才开始发布某些城市的住房中介报价，但是他们的数据杂乱无章，根本无法在其基础上达成任何形式的风险管理合同。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数据受到住房出售变动的影响，从编制之初就经常异动，直到现在也是这样。1991年，我和卡尔·凯斯以及阿兰·韦斯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其功能就是发布持续编制的、可靠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指数。
由于1950年的计算机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很多新发明的执行过程也受到影响。我们可能还无法使用计算机，反而用纸和笔、纸和打字机或者纸和印刷机，在这些工具的局限下，指数的计算工作是缓慢而成本高昂的，更不用说持续发布指数的工作了。而指数一旦发布将很难修改，不像现在用计算机程序很容易就能对发布的指数进行修改。
收入状况相关信息的缺失也会使上述的一些理念很难实现，甚至有些理念是完全不可能贯彻的。我们提倡的生计保险、宏观市场证券、国家间风险管理协议、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都建立在对国民收入的详尽指数分析的基础上，没有相关收入信息，以上任何一种创新都是空谈。由于缺乏个人富裕程度的详细信息，我们也难以有效开发不平等保险或者跨代风险分摊社会保障体系，至少开发的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应对金融风险迫在眉睫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够在1950年以前创设并执行恰当的风险管理合同的话，那么自此爆发的很多危机都能得到良好的处理。目前，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利用这些技术预防危机的重演。
如果读者们头脑里还有刚刚提及的各类风险的话，那么大家也一定明白，未来50年的发展道路上势必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没有证据表明未来危机的破坏程度会小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危机。实际上，考虑到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发展的迅捷程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的变革将不是匀速的，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风险因素可能更多，一部分人可能由于无法预见的负面冲击而致贫，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变得出人意料的富有。
风险管理合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也就是合同的确认和签订必须发生在危机爆发之前，即人们还没有形成应对危机的紧迫感之前就得落实。举例来讲，一个自然人必须在出现第一次重大疾病之前购买人寿保险，我们也必须在看到房子着火之前购买火灾保险。由于经济风险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化的，所以民众很难形成对危机到来的紧迫感，也就不会主动采取措施管理风险。
人类管理突发性灾害的风险的历史已经很长了。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就出现了火灾保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人寿保险。但是对于逐步显现的经济风险而言，由于缺少危机临近的紧迫感，所以相应的风险管理手段还是比较欠缺。
针对本书后面章节中将要讨论的新型技术手段而言，我们还是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实际的推行时间表。首要的步骤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或者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推出这些新技术的试验品，由此验证其可行性，同时也是向公众说明其能够作为一个切实的备选方案。未来无论出现何种形式的小规模危机，我们都能从试验品那里吸取经验，然后在试验品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并逐步扩大其使用范围。最终，所有人头脑中都会对这些金融创新形成一定的认识，并把它们视作预防损失的最直接方式。对所有新技术都是一样，一旦其功能被社会认可，那么其扩大化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2 经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就算我们长篇累牍地讨论风险和金融的关系，我们所面对的重大经济风险仍然是隐性的，就如同根本不曾存在一样。对于个人职业发展风险、下一代的成长风险、邻里社区的风险、本地产业的风险或者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风险，普通人都不会有充分的认识。自然人只会对自己或自己的家庭面临的风险有一定认识，但也仅停留在间歇性和不完整的层面。他们不会理解风险的本质，也不会了解风险的覆盖范围。
要想控制长期经济风险，我们首先必须对其含义形成基本认识。在本章中，我将列举普通人所面临的经济风险的种类，描述其复杂性，并分析为什么说这些风险都是隐性的。我将在第一部分的其他章节进一步细化这些分析。生活状况的可变性
商界和政界的公众人物通常都会描绘一个给“全民”提供最好生活环境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且其福利不仅限于处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线上的人享有。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经说：“潮水涨，则众船皆涨。”不幸的是，我们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总统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不同自然人的生活状况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人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水平也不一样。这也是个人收入水平可变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在自由市场中，人们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薪酬的水平最终由其对生存过程的总体贡献度决定。因此，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换取薪酬的水平从根源上与社会生产所运用的技术变革紧密相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所以单个自然人承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标准经济理论认为，劳动者的收入相当于他们创造的“边际产值”，也就是说用其雇主的总产值减其他所有雇员创造的产值，剩下的就是这位劳动者的边际产值。标准经济理论还指出，雇主一方面承受产品销售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承受在劳动力市场上雇用劳动者的成本限制，只会向雇员支付与其边际产值相等的薪酬，数额不会偏差多少。标准经济理论还说，只有能劳动的雇员才会得到薪酬，其所得额正好等于其在他人已贡献总值基础上添加的边际价值。雇员薪酬肯定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工会集体涨薪的要求，但是作为一种大约数的概念，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最方便的定义就是将劳动者的收入等同于其个人的边际产值。
一个自然人对相对较大的企业的贡献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其与其他所有人互动合作的能力，二是其与其他促进生产的因素互动的能力，三是其使用现有生产技术的能力。这种互动的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且比较复杂，因为价值源头的本质就是复杂的。技术总是不断革新，使用技术的方式也随之变化，其他促进生产的因素的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经济理论指出，决定人们生计的因子是飘忽不定的，很可能随时被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件改变，甚至改变后很久我们都不一定能理解。
作为自然人，如果不参与企业的生产，如果不与他人合作，那么几乎无法创造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一家企业通常需要雇用许多不同的人获得其生产必需的技能，同时也需要具备机械、设备、车间、原材料和其他生产所需的基础材料。创立一家新企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原始投资人有充足的耐心看着企业逐步向着盈利的方向发展。在没有其他基础材料的前提下，一家由个人经营的企业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存活下来。
原则上讲，任何一个有适当天赋的人都能够对其他生产因素做出自己的评估，也能据此向银行贷款，或者从资本市场上融资，还能聚拢别人为自己工作，但是只有那些具备过人的天赋、精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获取收入的方式就是以雇员的身份加入已在运转中的企业的生产活动。
人们面临的两难境地（自己除非与人合作，否则所付出的劳动没有价值，以及自己的收入受制于能够获取其他生产资料的人）就是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共产主义”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克思的结论，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应该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与个人对企业的贡献程度不再紧密相关。但受到人性本源的道德问题和其他负面激励因素的困扰，马克思的理论在现实运用中遇到了极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仍然需要在自由市场中通过向既有的企业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换取薪酬。因此，马克思曾一度解决的困境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为什么个人经济风险很少被提起
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适应在某些场合谈论个人婚姻状况以及两性相关问题，而在公众场合人们对此类言论还是相当避讳的。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沟通，人们几乎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也对自己面临的风险形成了幼稚的想法。每个人或每对伴侣都在猜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偶尔才发生的，是不是只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所有的损害都由自己独立承担。个人面临的长期经济风险与这种隐私性问题基本类似，只不过人们避讳经济问题是出于别的顾虑。
由于我们缺乏对最重要的长期风险的公开讨论，所以任何人都很难独自形成对自身及别人的经济风险的适当评估，由于个人的经济优势和劣势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经济本身又是一个纷繁复杂且时刻处于变化中的体系，所以要形成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可谓难上加难。我们在认知风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能从心理上导致我们不愿面对这些风险，反而在一些模棱两可的小危机出现时反应过度，真的是丢了西瓜捡芝麻。长期风险得不到充分的讨论，最终受害的是大众。任何自然人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处理自己面对的风险，几乎不能依赖于外力。
对我而言，人们缺乏对主要风险的日常讨论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讨论这种风险意味着进行特别抽象的对话，其主题不值得新闻报道，而且结构复杂，充满各种理论推测。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经常讨论那些生动的风险，也就是能在报纸上看到的各种灾害，而不会讨论那些经历很长时间才会逐渐对我们的生计产生影响的复杂因素。个人生活水平的变化是在较长时期内逐渐发生的，而且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充满不确定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这些因素难以捉摸，除非是放在经济学论坛上进行理论研讨，否则真的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讨论。
除了前文说的这些个人原因外，大多数公众人物都极力避免发表任何与长期经济风险相关的评论。商业领袖发表公开演讲时都不会把严重的经济风险作为要点讲述，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他们在推销某种与此风险相关的保险产品。在商业界，把注意力放在研讨有可能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的风险上都是一种为人不屑的行为——这些研讨的时间还不如拿来研究那些传递正能量的事情。同样，政治家们也极少触及未来潜在的经济风险这个话题，因为政治家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差的政治话题，他们宁愿为所有人预测光明的前景。
当政府领导人谈论民众面对的风险时，其讲话的核心总是应对风险的方案，也就是他们大笔一挥可以立刻执行、执行之后可以立刻带来巨大效益的方案。但到底有多少这种大笔一挥而促就的方案真正经得起推敲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种方案是对长期以来已经执行的风险管理政策的延续，那么它们就能站得住脚。但是要向民众说明这些方案的合理性，政治家们就必须公开地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进行解释，而这往往正是他们极力避免的。
当某位总统或某位州长签字颁行新的救助法案时——无论法案的救助对象是老年人、农民或者其他任何人，他们讲话的语气都仿佛在说自己是上天派来的赠予者，他们极少向民众解释救助法案的资金来源，其实这些钱都来自国内其他民众，都是他们已缴的税款。政治家们实际上是玩了一场零和博弈，也就是把一个社会群体的钱交到另一个社会群体手中，这并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应。尽管从政府预算支出的角度，这种民众收入的转移实际是零和效果，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其作用并不是零和，前提是被转出收入的群体当前并不受困，而得到收入的群体确实是因不可预见的风险而遭受损失的人。只要政府能够一贯坚持良好的风险管理政策，也就是能够通过有效的政府行为为社会各方面提供保险政策，那么从提供民众福利的角度来看，这种大笔一挥促就的方案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但是人们很少以这种视角总结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辩论。政治家们通常都不触及自己行为的风险管理缘由，他们倾向于强调人们从政府大方的举措中获得了利益，同时也故意忽视因该举措而受损的群体。政治家们之所以敢于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对自身面对的风险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公共风险和个人风险的区分没有概念，对政府同时负有保障福利和管理风险的责任并不知情，而且民众不会形成对公共、自身和家庭风险管理的全局观念。
假设政治家们认为目前的风险管理原则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且他们打算向民众推出一项能够帮助所有受困群体的计划、一种能够把“你”身处的社会群体也涵盖在内的计划，那意味着政治家们首先要向你说明，你身处的社会群体确实面临风险，而政府有计划能应对风险，其次他们还要说明应对风险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负担。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对风险管理原则的接纳程度往往过低，导致政治家们也无法从这些角度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愚蠢的行为：用放弃机会规避风险
尽管人们极少讨论长期经济风险，但是人们总会出于本能地关注“自己的”风险，包括自己的工作、职业、居住社区等，而且人们会通过个人行为以高昂的成本分摊眼下能看得见的风险。我们的经济风险很大程度上隐而不现，主要原因是人们本能地规避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的行为，所以规避风险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转变成自动放弃机会的问题。如果民众仅能靠自己的力量应对那些理解还不深刻的人生经济风险，他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勉强应付，而这些勉强的措施往往都是比较保守的。这种放弃机会的做法确实能够降低危机爆发的概率，但是其隐性成本就是错失很多发展机会。风险的恶果确实被掩埋了，但是整个社会所能取得的成就也会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教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规避风险的本能会促使大学生选择“最安全”的专业，而不选择那些有可能通过非常规（但可能极具风险）的方式深度开发自身天赋的专业。学生们更倾向于学习商学和法学，而不选择理论物理学或音乐学，因为后者不太容易成为多面手，因此更具风险。即便是商学院或法学院的学生也会选择更安全的细分专业，尽量避免过于专业的学科，以防毕业时找不到一个适合就业的成熟市场。学生们还可能有意避免进入专注于单一国家或特定科技领域的学科，他们不会考虑这些专业有可能在未来帮助他们进入收入丰厚的领域，也不会考虑这些学科会给社会全局带来怎样的好处。实际上，由于学生们对此类学科的需求过小，以至于大多数大学都很少开设这些专业。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学生们能有更好的手段管理自己的生计，那么我们的大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高等教育，也影响着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的专业或学徒项目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但是这种职业的收入状况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才会逐步明朗。由于学生们缺乏有效的手段对这种风险投保，所以他们本能地选择一些风险程度较低的专业，就算其收入前景不太好也无所谓。
由于缺乏处置人生全程风险的手段，人们在已经行进到半途的职业道路上也可能放弃一些晋升的机会。在既有职业道路上获得晋升意味着一个人要获得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通常都是一些关于特定商业环境的知识或者特定发展趋势的认识，但是这些趋势完全有可能在未来被彻底逆转。获取这些特定的知识通常能让人们的事业突飞猛进，但也并非全无风险。一旦这些专业知识在未来变得无关紧要，那么这个人的职业道路也就前途未卜了。
规避风险的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人们选择并不尽如人意的工作和居住地。人们选择任何地点都会潜藏一定的风险，而现在的人们是无法针对这种风险有效投保的，人们可能选择在工作机会较多的大城市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远离城市的乡村或城镇通常被忽略，因为后者所提供的职业选择要求个人具备特定领域的知识。因此，我们对大城市及其城市延展区的依赖程度就变得比预想中高。我们也会更倾向于购买标准建筑模式的住房，因为选择根据创新模式建筑的住房将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这种创新模式不为大众接受，那么以后将很难将住房转让出售，甚至无法形成一个接纳此类住房的有效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掌握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所以他们新建的都是遵循常规的房屋和豪宅，而不会建设具有创新设计的房屋。
规避风险的行为同样会对城市、区域乃至国家政府产生影响。新的经济发展举措往往伴生着各类不可预知的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各级政府通常都倾向于按常规出牌。有时，为了把自己辖下的区域塑造成某种新生技术的孵化中心，他们不惜花大力气照搬其他已经取得成绩的区域的做法。
规避风险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变得千篇一律、死气沉沉，而且缺乏冒险精神。人们确实应该规避重大风险，也就是社会系统性风险，而不是那些无法被保险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是可以分摊到许多其他社会成员身上的，因此其冲击力也会被钝化。但人们还是倾向于一起规避两类风险，由此导致社会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创新能力。
以上所讨论的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看上去都处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但是社会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平均值成为这个过程中最大的牺牲品。除此之外，人们能从工作、住房和社区获得的精神收获也大打折扣。低估经济风险似乎是人类的本能
按照媒体宣传的说法，大多数人都认为中产阶级（也就是占据社会人口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人）在经济方面都比较安稳。但我要指出，即便在多数发达国家，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就是人们无法准确预测个人的经济状况未来会不会恶化。
在经济观念上随波逐流的人通常在经济危机来临前夕才有所警觉，他们也经常把个人经济的崩溃归咎于个人行为的缺陷。一些文学家尝试通过自己的小说将贫苦阶层的困难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就包括维克多·雨果于1862年出版的《悲惨世界》和乔治·奥威尔于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也有作家尝试通过社会评论型的文学作品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中就包括乔治·西蒙斯于1889年推出的《穷人之生活》和迈克尔·哈灵顿于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这些图书的出版都促使其同时代的社会政策得到改善，也使得发达国家的贫困现象有所缓解，但最终它们都没能对公众的认知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仍然有很强的随机性，也由此可能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伤害，并且这种风险仅受害者可见，其他人仍然对其毫无察觉。
芭芭拉·埃伦赖希原本是一名记者，她主动放弃了这个比较优越的工作，转而走访在美国各地，体验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由此收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人生体会。她从事了多种不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包括餐厅服务员、保洁员、养老院护工和沃尔玛超市收银员，这些工作的薪酬水平差不多都是每小时六七美元，这已经高出国家规定的最低薪酬标准了。考虑到她没有孩子、身体健康，她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应该基本没什么顾虑了。但完全相反，她发现如果以上述任何一种工作的全职工资计算，那么她就得露宿街头，就算那些在环境恶劣社区里的、设施极其简陋的、专供流动人员居住的宿舍，她都住不起。她还发现，如果同时从事以上两种工作，那么一天下来肯定累得精疲力竭，这也使得她无比赞叹那些年复一年过着这种生活的人的勇气。2001年，她将自己的经历撰写出版，书名是《一分一毫：在美国勉强度日》［Nickel and Dimed: On（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上述例子讲的还是美国这个世界最富裕国家的工作者的生活境况，更不用说那些失业者的状况了。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的数据，2000年，美国劳动人口中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群体中有24.5%的人年收入不足15000美元（如果按照全年2000个工作小时计算，他们每小时的工作收入不足7.5美元，或者说仅相当于埃伦赖希所找到的低收入工作的上限薪酬）。2000年，全美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人口有近一半（48.3%）的年收入不足30000美元，可以说这些人还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过上尚可的生活，任何一个处在这一标准以下的人都能证实我的这个推断。
埃伦赖希亲身体验了这些真实的故事，她质疑为什么“从没有人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完全可以以它们为依据宣布全国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同时令她感到震撼的事实还有，她的悲惨遭遇只有自己能看到，别人似乎都视而不见。当她在从事这些低收入工作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她的不幸境遇表示同情，甚至在她口渴时没有任何人给她一杯水喝。（她工作中遇到几个老板，他们甚至想严格限制员工喝水和上厕所的时间，并且他们的行为也表明了这些人对她的境遇完全不关心。）许多从事此类低收入工作的人都强迫自己每天带着笑脸去工作，也压抑自己不敢宣泄真实的感受。
那些经济地位突然出现剧烈下滑的人也必然有和埃伦赖希同样的感受，但是这样的人通常也不会指望别人对他们报以同情，通常他们会尝试掩盖自己的艰难境遇。凯瑟琳·纽曼出版过一本名为“失宠”（Falling from Grace）的专著，主要研究的就是社会地位下降的人群面临的问题，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突然失去中产阶级身份的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如何隐瞒这些事实。她写道：一个已经失去地位但其户主曾担任管理职位的家庭会拼尽全力维护自己的颜面，哪怕全家人吃最差的食品，也要保证孩子去学校时能穿上体面的衣服。他们珍视作为家庭归属感核心标志的资产，比如家庭的住房，全家人都会做出巨大的牺牲以求保全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财产。
与单一家庭一样，发达国家的人们都会采取严格的措施控制移民入境的速度，他们也对发展中国家最贫穷阶层的民众苦难视而不见。即便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选择与其他有同等成就的人聚居在一起。他们安居在有防护网的社区里，出门就有高速路能够迅速穿越穷人聚居区，现在的人进行社会管控的手段越来越精明，而我们也能越来越容易地通过这些手段将自己孤立起来。身处中产甚至高收入阶层的人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在这里生活可以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视而不见，最多也只是在新闻报道的画面里看到只言片语罢了。即便有新闻报道，由于其已经被框定在人为的媒介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事件不像真实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观察穷人的生活就像从飞机的窗口俯瞰大地。当身居高位时，我们毫无恐惧感，地面上那些小如蝼蚁的民众看上去都不像真实存在的。我们轻易就忘了普通民众的境遇，我们也会以同等的速度忘记（或者直接忽略）所有人都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
已经取得较高经济地位的人总会认为，取得的成果就证明了个人的价值，因此也就没有任何风险会威胁自己的收入。乔治·卡托纳是著名的经济心理学家，他在1975年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心理学》（Psychology of Economics），在写书的准备阶段，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访谈阶段询问受访者，他们的收入状况在过去5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当时正处于高通胀时期，所以受访者中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大幅增长。而当他问受访者收入增长原因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提到通货膨胀。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受访者都将收入增长归功于自己的工作质量较高、职业发展有远见，并且舍得为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等。
低估经济体系的风险似乎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就像我们经常忽视机遇在个人成功道路上的地位一样。我们通常都幻想自己生存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世界里，人们总能得到与自己的贡献完全匹配的回报。有时，当风险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会对其产生一定的警觉，但我们还是不能理解这些风险的共同特征。依靠家庭分摊风险
尽管民众对经济风险的认知普遍存在严重缺陷，但是有时人们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清晰地看到风险的存在，并且有时家庭成员都能清晰地体会到大家必须为整个家庭的利益着想而分摊风险。
芭芭拉·埃伦赖希试图仅凭个人收入过上美好的单身生活，但是她注意到自己的工友几乎都不是独自生活。实际上，大多数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几乎都会通过与家庭保持联系的方式给自己面临的经济风险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家庭成员会出于本能相互保护。如果家庭中有一位成员无法获得有效收入，那么肯定就由其他成员弥补其中的亏空。以家庭联系作为保险机制实际上是人类掌握的最古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且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成为社会固有机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当我们考虑推行新的风险管理机制时，必须优先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在关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弥合不平等差距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忽视家庭关系这个因素。美国于1996年颁行的福利改革法案强制要求，居民一生中最多只能有五年的时间接受现金形式的社会救助。这项法案也被称为“祖母税”。单亲母亲如果失去社会救助福利，那么她们该怎么办？其中大多数单亲母亲都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孩子就必须交给祖母照料，同时为了补贴家用，就会有租客搬到家里和祖母一起生活。
以家庭成员作为相互保障的方式存在一个较大的隐患，也就是说家庭本身也是一个极小的社会单位，规模太小，也不是一贯靠得住。家庭成员有可能死亡、迁移或者纯粹对其他家人没有责任心。即便这些问题从未发生，由于家庭成员的居住地或职业性质近似，也有可能出现所有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同时恶化的情况。而且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破裂，这将使家庭内部形成压抑的气氛，有时甚至形成破坏性的关系。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有半数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家庭的经济功能可以帮助家庭成员紧密团结，很多情况下能够促使人们共渡难关，而非一定要走向离婚。当然，也有些过度依赖家庭经济地位的情况，使得婚姻中的一方即使相当不幸福也只能忍气吞声。
尽管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是家庭仍然可能是居民个人分散风险的最主要工具。在开发风险管理新手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家庭的功能，创新都要围绕家庭展开，创新的目的也就是提升家庭的功能并使其常规化。收入再分配：如何做得更有效
我们的社会、城市、国家以及我们的教堂和慈善组织都和家庭一样，在缓解经济风险的冲击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我们现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肯定会不断产生经济风险，我们之所以不会承受此类风险的完整的冲击，就是由于上述机构为经济状况恶化的民众提供了帮助。
有些评论家认为我们的社会收入再分配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没能及时将富人的过量收入重新分给穷人。尽管评论家们承认现行的累进制向高收入者征收重税，并且将所得税款重新分配给穷人，但是他们发现，富人能够聘请税务专家为其寻找避税的政策漏洞，甚至还能雇用游说者在现行制度中制造更多漏洞。除此之外，这些评论家还注意到，所谓紧急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都是撑门面的行为，都是极短期的行为，在真正帮助穷人方面根本起不到多少作用。以美国为例，失业救助金的领取上限是26周，而且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人一生能领取现金救助的总上限是5年。最有问题的是，社会福利救助的对象是已经失业并陷入困顿的人，而有工作的人就算工资再低也不能接受救助。
实际上，社会总体的收入再分配行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也是我们没有看到更多民众陷入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美国的富人一直在钻税法的空子，但是收入越高确实赋税越多。在美国这种切实执行累进制的国家，收入越高的人纳税额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越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998年的研究，双亲健在、子女小于18岁、家庭现金总收入低于10 000美元的家庭年度赋税比例为–17%。其他形式的税收、社会救助计划以及对企业营业税的征收都用来缓解这种赋税率对国家财政的冲击，但是这些家庭对联邦政府的总体税收贡献率仍然是负数。相比之下，同样的家庭状况但年收入超过200000美元的家庭每年向联邦个人所得税贡献的税率平均值为22.9%，此项个人所得税加上其他形式的联邦税收导致这样的家庭调整后的毛收入中有近1/3要上缴国库。
无论高收入者赋税的比例是否更高，单以货币单位计算，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高收入者支付的税款金额确实更高。政府从高收入者手中征收税款，这使得为相对较贫穷的居民设立的福利计划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而且穷人不用为此支付任何成本。累进制造成的影响和政府服务带来的影响共同为低收入人群带来福利，就算税制不如美国激进的国家也是如此。以瑞典为例，其并不像美国这样长期一贯地执行激进的税收政策，但是由于其整体税率较高，而且公务员服务的水平较高，所以其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平等。
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全社会居民提供基础服务的程度，包括医疗保健、执法力度以及新建道路和公园等。其中最值得强调的就是教育服务，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向儿童提供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为未满18岁的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是一项需要巨额投入的社会工程，但其意义深远，能够帮助我们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种免费教育项目在一个人刚刚开始真正意义的人生时向他们提供了最急需的服务，除此以外，学校教育不仅仅是课堂教育，还是儿童的庇护所——一种特殊的社区，学校组织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为各种派对和俱乐部提供方便，并且让孩子们逐渐懂得如何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处。由于孩子们在各方面的需求都由学校来满足，家长们也就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许多国家还推行了慈善捐助税收减免制度，鼓励民众为慈善事业捐款。这种税收减免制度实际上是政府以隐性手段向慈善事业提供捐助，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是捐赠者个人的资金。政府对慈善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宗教组织免征税款，这也有助于此类机构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服务。
从历史上看，这种收入再分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我们考虑推出管理个人风险的新举措时，也要把其既有的功能考虑在内。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现有的再分配体系当作理所应当的存在。我们不能肯定未来的社会还会像现在一样，持续进行同等水平的收入再分配。经济状况的变化、政治氛围的变化和对他人所负责任的定义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此类支持的决定，他们未来所付出的努力或许还不及过去，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幸运的20世纪
我们通常会把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趋势当作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也会以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在论证问题时能拿出一个世纪的数据做证据，那么听众肯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会觉得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所有观点。但回顾人类历史，一个世纪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有的世纪里发展势头不错，有的世纪则是一团乱麻。
自1900年以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翻了两番。即便是发展速度很慢的印度，也在20世纪实现了实际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也从1950年以后显现发展的势头。大多数国家的增长总量都非常可观，增长模式也都大同小异，这使得某些人开始预测这种发展趋势将一直延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日子将过得越来越好。
这种观点植根于我们对发展的信心，以及对新发明、新流程和新方法的信心。或许有人不相信这种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但如果仅把这种保险建立在对新技术或者对历史趋势的信心上，就无异于犯下了天真的错误。
我们不能忘记，尽管我们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是时不时被特殊事件打断。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发表就职演说，在分析完当今世界各国的敌意和发展宏图之后，他总结说：“我们现在要提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又回到了1914年的夏天？”尽管未来是否出现重大干扰性事件是难以预测的，但其出现的概率却是极高的。
我们需要质疑的另一个问题与科技发展相关，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20世纪取得了科技方面的重大进步，但是这种发展势头能否持续下去？其发展成果又能否惠及世界所有民众？美国科技促进会主席彼得·雷文在其2002年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我们身处的星球原本是一个遵循自然法则的地方，但是这个现实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破坏殆尽，现在主宰地球的是人类，我们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1000多万物种中的一种，但是我们消耗、浪费或者分散了这个星球上近45%的生物产值，也占据了近50%的可循环淡水资源。地球生态系统发生的变化已经让我们看不到其本来面目了，我们也无法再预测未来。”
仅从1900年之后多国总体收入增长的事实来看，20世纪确实是一个幸运的百年，但是我们不敢保证21世纪还会延续这样的趋势。在某些世纪里，某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升，而在其他世纪里，生活水平也会下降。20世纪中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保证未来这种趋势会延续下去，也无法保证未来的发展速度会和20世纪一样。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未来充满未知。如果我们还有别的幻想，那只能说我们过于自满了。不正视风险，就会面临风险
在本章中，我们了解到基本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有能力创造许多令人惊讶的高风险产值。这套体系并不会自动使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当一个人失去生产力时，资本主义体系将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
当然，出于众多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体系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思考，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中不同的人面临的风险。我们很难理解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面临的不同风险，也很难弄懂那些限制了风险上限的既有机制，这些机制自身可能还存在各种不足，也可能引发人们并不期望的后果。但是这种思考是值得的，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讨论。
如果不思考长期风险的影响，我们日复一日地过日子就会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只有当风险爆发时才会有所警觉。我们或许都在教堂中听别人念过《旧约·传道书》中关于时间和机遇的教诲。在这个反思的年代，身边围绕着富人和穷人共同组成的群体，认识的人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们或许会意识到“自己本不过是上帝创设的宇宙中极不起眼的微粒”，但是这种意识通常不会存留很长时间。
思考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摒弃人生天定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观念使我们面对风险时变得麻木，使我们无法认清应该推行何种政策、应该追求何种社会，使我们对别人遭受的不幸视而不见。只有摒弃这种观念，我们才能真正采取行动处置风险，并保证行动的及时性。只有摒弃这种观念，我们才能设计出将风险分散到全社会成员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鼓励人们主动承担更多风险，另一方面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
我们必须以系统性的方法应对风险。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当代社会制度，让我们在其保护下主动采取措施处置风险——这些制度也将成为新金融秩序的奠基石。3 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小？
如果我提出社会的经济前景无论向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都与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那么我相信那些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漂亮50”泡沫和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成年人都会认同我的判断。实际上，科技对经济的重要影响远不止这些股市泡沫所展现的程度。由于当代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和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讨论未来经济发展前景时无论其方向如何，都必须把科技进步带来的新风险考虑在内。
为了确保和推动经济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努力提升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影响，同时需要采取措施降低新科技的“报复性（下行）效应”。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弄清楚新科技到底带来哪些新风险，以及这些新风险对经济前景的影响，由此我们才可能通过金融创新分散或控制风险。民众错误地认为新科技不会造成经济风险，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风险确实存在。
对新科技带来的新风险表现出显著担忧的人通常被称作“鲁德分子”。历史上的鲁德分子实际上是19世纪一场工人运动的成员，之所以将其冠以这个名字，主要是当时的领头人叫金·鲁德，而这场工人运动爆发的年代正是机械生产开始大规模取代人工生产的年代。1811~1816年，这群工人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打砸机械设备的运动，目的就是遏制技术的进步。可以说鲁德分子是一群被误导的人，损毁机械设备也只不过是徒劳罢了。但毋庸置疑的是，鲁德分子都是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他们认为造成自己苦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新机械的出现，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错。比如，手织机纺织工人就被蒸汽织机所取代，而失业的工人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大萧条”时期，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科技会对普通人造成伤害。当时美国境内有近1/4的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们认为正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大规模失业。美国物理联合会担心这种社会思潮会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于1933年发动了一场批驳这种思潮的公关活动，期间聘请了许多知名科学家代言，其中包括奥维尔·莱特、查尔斯·林德伯格、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和亨利·福特，这些权威人士的故事成功击碎了科技导致失业的错误理念。科学家们宣讲“大萧条”的成因并非科技进步，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们也从来没有提出实证向民众说明，从原则上讲，科技进步是不会给大多数人造成严重危害的。
人们错误地排斥了新技术带来新风险这个观点，原因有三：一是这个观点与“劳动合成谬误”理论有关，二是人们倾向于将新科技带来的风险简单地描述为劳动者失业，三是将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描述为在现有程度上造成更严重的失业。宣扬“劳动合成谬误”的人认为，一个社会中的工作职位数量是恒定的，如果机械取代了一个人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就永久失业了。这个观点的明显谬误之处在于：大多数失业者都能再次找到工作，甚至找到比此前更好的工作。但是，机械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将大幅下降，这一风险确实存在。如果一个人正好在大规模的关键技术投入使用时期失业，那么他面对的风险就是再寻找新工作时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薪酬。
就算我们不完全站在对立面讨论这个问题，科技进步肯定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科技发展的四个方面正向当今社会注入重大风险。第一个是中控技术的不断完善。在未来几十年内，中控技术将逐步达到完美的境界，完全自动化的生产将取代许多种类的手工劳动。第二个是新科技造成的“胜者为王”的错觉将被放大。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最聪明的一群人能通过各种手段将仅比自己落后一步的人排挤出去，并且能够垄断利润和收入水平，这种看法经过网络传播和数字化重复，将在民众当中形成夸大化的影响力。第三个是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经济壁垒的弱化使得企业可以在低收入国家聘请具有同样能力的人取代本国高收入的雇员。第四个是新科技导致军事战略变得不稳定。如果爆发战争或出现严重的恐怖主义事件，那么其危害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福利，还将影响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机器会让我们失业？
中控技术就是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进行生产的技术，与人脑的控制能力类似，最近50年，这项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中控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这项技术在经济方面的用武之地还较为有限。但现在人们在这个领域积累起来的知识正逐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未来几十年内这项技术的发展还是延续现在这样几何级数的增长，那么它肯定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掀起一场革命，许多现在人工完成的工作都将被机械取代，世界经济格局必然重新洗牌。
1947年是计算机和原子弹的诞生之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其专著《控制论》（Cybernetics）中就描绘了“超高运算速度的计算机”和使用这种计算机能够制造出来的设备：早在人们听说原子弹和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前，我就意识到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已向我们迫近，无论是好是坏，此次变革的力度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美国的建筑工人哪怕接受的工资再低，也无法与受蒸汽驱动的挖掘机展开竞争。当代的工业革命也同样会使人脑贬值，至少那些人脑每天都做出的简单决策和常规动作都会被机械取代。当然，技艺精湛的木匠、技工和裁缝们在第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幸存了下来，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也能在第二轮工业革命中找到活命的办法。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日，处在社会平均技能线以下的普通人将没有任何技能可用于交换价值，也没有人会掏钱雇用他们。
现在距离维纳发表《控制论》已50余年，由机械自动化引发的可怕境况仍然没有变成现实。许多工作还是由人力完成，只不过可能薪酬水平降低了。迄今为止，取代了人力劳动的机械还没能得到大幅度推广，而且机械也无法取代所有人的所有工种。举例来讲，我们迄今没有见到能够采摘水果和蔬菜的机械设备。机器仍然无法分辨果实是否成熟，无法控制在采摘成熟果实时不弄伤它们，更无法将它们安全地放置到容器中。
人工劳作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新科技的诞生有时还创造出新的工种。例如，农业收割机械化之后，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培育种类更多、需要更多精细化管理的农作物，因为一些种植难度大的农作物即便在机械化收割的时代也需要很多人工干预。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无法预测新科技对个人的影响如何。科技总是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只有耐心观察才能了解一项新发明到底会帮助低收入者还是伤害低收入者，这两种情况都有同等的发生概率。
以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低收入群体遭受毁灭性经济打击的可能性极小。要想使得低收入群体一分钱都赚不到，除非机械生产发展到机器能够接受不同种类的指令，能够以视觉方式辨别不同的生存状况，能够自主按常识行动，并且能够具备一定的手工劳动熟练程度。除非机器全面掌握了以上列举的技能，否则人力劳动还是不可取代的。这种程度的科技距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劳动者面临的风险程度仍然很高；或许在科技达到以上提出的程度之前，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就将不断下降。
在现代社会中，自动化控制系统已经取代人工，在执行一些规律性较强的工作。举例来讲，康涅狄格州的丹博格机器人制造厂就向100多家医院出售了其研制的“助手”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通过声呐传感器和红外线摄像头识别道路，从而能够完成医院内部简单的取送任务，它甚至能够自己搭乘电梯在不同的楼层间活动。这家公司还在研制此款机器人的另一版本，主要用于在家中照顾体弱的老人，机器人可以预防老人摔倒，也可以在监测到老人出现非常规活动时判断是否需要打电话求助。“家政”机器人可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动清洁家中的地板；“锄草”机器人可以自动导航，精确地修整自家的草坪；“智能球童”机器人可以跟踪正在打高尔夫球者的行进轨迹，它可以自动避开障碍区、水区和球座，还能够准确应答打球者的指令。之前提到过的自动采摘机也差不多要成为现实了。普渡大学就与三家以色列的研究机构（本古里安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农业研究组织）共同展示过一款用于收获瓜类作物的机器。不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动者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尽管机器人的制造成本很高，但是随着科技进步，这笔费用势必越来越低，我们也可以预见未来社会将有更多的机器人为我们服务。尽管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逐一取代劳动者，但是它们会导致某些工种彻底消失，也会创造新的工种，而残存的一些与机器功能相同的工种的薪酬水平必然逐渐降低。我们唯一能准确预测的情况就是，许多劳动者的生活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中控技术的传播之外，“无所不在的计算机”潮流也是一个重大风险。目前，计算机几乎已经被安装到所有我们使用的设备上，人们甚至出行时都会随身携带“可穿戴的计算机”，由于这些设备的存在，我们不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仪器，也不需要专业人员解答疑惑，所以这些设备的使用将给服务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同一程序或许就能指挥机器人工作，从而取代原有的服务人员，或者仅一个管理人员就能指挥一支由机器人组成的“员工队伍”。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发挥与人工劳动同样效用的机器并不一定要仿效其取代的人工劳动的精准动作。举例来讲，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子摄像头抓拍闯红灯的车辆号牌，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追踪某辆车是否超速，这些仪器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交警原本的职能。在这些方面，新科技的效率远远高于人类，因为闯红灯和超速都肯定会被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并且系统还能自动开出罚单。或许未来某一天，交警系统还能自动将罚款与肇事者的所得税账单绑定在一起，或者还能自动从肇事者的储蓄存款中扣除罚金。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曾提到的一条定义，个人所得基本上等于其所贡献的边际价值，也就是扣除雇用他之前其他所有雇员贡献的价值之后的剩余部分。换句话说，个人收入与个人产出基本匹配。边际产值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也就是受雇人员在正常生产状态下所能进行的建设性活动的产出与其在非故意状态下给雇主带来的损失之间的差额。雇员总是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很健忘，有的粗心大意，有的甚至会损毁设备，有的很难与人相处，还有的则需要管理者投入较大精力管理。公司做出雇人或裁人的决定时总是因人而异的，无论是进是出，管理层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必然是扣除此人带来的成本以后，他到底能为公司贡献多少价值。
如果机器已经完全能从事某人的工作，就算机器做得不太好，那么这个人的边际价值甚至可能变成负值。从来没有哪个人或哪家机构准确估算过这种边际价值为负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或许在当下这个比例就已经很高了。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风险就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这个比例将越来越高。
机器所能取代的不仅是不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动者，许多通过多年锻炼培养了专业技能的人（以翻译和速记为例）或许就会发现他们即将被机器取代了。那些技能相对复杂但可以被标准化的工种明显面临着来自非人类“劳动者”的竞争。
科技进步有时会带来随机的机遇，使部分劳动者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出现，这些人将走上完全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而总有一部分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因此，科技进步完全有可能使那些在职业起步时技能和天赋完全一样的人之间出现巨大的发展差异。我们现在无法预知新科技会帮助哪些人、伤害哪些人，所以说科技进步是伴生着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发展结果只有经过时间的验证才能看清。胜者为王
一个声音的受众越多，受众势必越来越挑剔，只想听最好的声音。在录制并重播声音的技术发明之前，歌手的市场是非常广阔的。而现在往往只有几个拿着天价收入的耀眼明星在主导整个市场。在电影技术出现之前，舞台剧演员的市场也是非常广阔的。而现在如果仅以收入衡量，演艺界也只是为数不多的一小群人在活动。
如今，已故歌手或演员有时甚至能凭借生前留下的唱片或影片取得比活着的人更高的收入。看上去科技似乎已经能使已故艺术家继续产出新的作品。在《角斗士》这部电影拍摄的尾声阶段，演员奥利弗·里德意外死亡，电影制作人就用和他身型类似的替身演员拍完了最后两分钟关键镜头，在后期剪辑时通过技术手段用已故演员的头部覆盖了替身的头部。而且现在还出现了能够重现死者语音的软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验室研发的一款新语音软件就号称能够模仿人类的语音，只不过目前“仅能发出有限的机械语调和僵硬的声调”。
在改进版的演讲和电话会议系统的帮助下，其他行业的明星人物也可以无限扩展其触角，从而使更多地方仅索求这些明星的服务，其他同业人员就被忽视了。教育领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教育领域，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明星教师可以教授越来越多的学生。讲课方式的进步，比如PowerPoint软件的应用和移动麦克风的出现，使得教师可以在讲课时在教室内与学生互动，也就可以使大型讲座变得更有趣。电子邮件技术的推广使得教师可以处理更多学生的问题，其效率是面对面辅导的方式无法比拟的。在线教育的方式使得教师具备了同时教授数千名学生的能力。
许多学生仍然希望教师能以传统的面授方式给他们开小灶，但是这种需求肯定会不断减少，而且学生为这种面授单独付费的意愿也会降低。除此之外，即便学生仍然需要这种一对一的教学，现在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的方式实现。在虚拟课堂环境中，教师与学生可以完全身处不同的地理位置，每个人都以邮票大小的图标显示在教师的屏幕上，教师可以选择放大要提问的同学的头像，让整个班级实时看到提问者。设计此类系统时，可以为其加入录制和重播既往课程的功能，这样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回顾以前的互动过程，加深彼此的印象。也可以加入一个功能，让系统能够选择性地播放课堂教学的精彩片段。这种虚拟课堂系统再加上程序化的学习科技，可以降低教师们分散精力处理其他问题的概率，使他们集中精力与学生加强互动。教育的质量会得到提高，但是教师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只有那些具备高超的人际交往技巧并能适应新教学技术的人能留下来，所以许多教师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风险。
我们通过前文的例子看到，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从业人数需求不断减少，这种情况可以很容易就套用到医生、律师、银行家和其他无数工种上。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我们才能最终了解这种变化何时发生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能够通过金融手段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全球化：地理壁垒的瓦解
技术进步使得各类企业都可以更方便地雇用非现场办公人员，这种类型的雇员有可能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工作，也有可能在另一个半球。新技术的出现将不断蚕食现场工作人员原本具有的优势。此发展趋势带来的影响可能使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价值逐渐降低，其工资相应减少，另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价值增加，工资也随之上涨。反对全球化浪潮的人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存在，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主张往往是错误的。
电子邮件的出现使远距离沟通的成本变成零。原本很多现场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整理书面文件，并且帮助后续的使用者在庞大的文件库中寻找过去的文件，电子邮件的出现使得这种工作成为历史。现在，我们可以用眨眼的工夫就把文件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备份好，能够通过软件进行快捷的搜索，而且能够远程共享。
即时通信技术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远程实时通信。计算机旁的使用者可以通过打字聊天的方式沟通，双方传达信息和当面交谈一样没有延迟，而且还可以边打字边开会，或者边打字边打电话。和另一个半球的人沟通就像和办公室门口的秘书沟通一样方便。
电话会议系统的出现使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实时互动，仿佛大家都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一样。这种互动很重要，因为人类传统的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在说话时观察听讲者的表情，判断他们对讲话内容的心理反应，并且讲话者本身也会出现情绪上的反应，这些因素都可能激起进一步的思考和对话。目前，一些电话会议系统供应商，比如PlaceWare、宝利通和WebEx都可以实现集成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同时还能允许参会者在线共享文件。如果电话会议系统的使用成本下降，那么我们都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了。如果技术和业务取得同等进步，那么使用这种电话会议系统的参会者获得的会议体验将比现场开会还要好，举例来讲，电子设备可以使有障碍的人听得更清楚或看得更清楚，两个参会者可以私下交流而不打断整体会议进程，他们甚至可以单独录制自己的对话或者其他相关的对话。确实，电话会议可以称得上是自午餐会议和鸡尾酒会之后的第三种重要的交流商业想法的途径。
物流行业使用的技术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我们拥有了电子化的货物追踪系统，物流线路和仓库位置经过规划后也更合理，地理位置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现在，一个商业活动的外围组件能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调配到世界的另一端去。
以上提到的技术进步已经开始合力催生一个全球化的工作环境。举例来讲，印度人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办公室管理方案可供全球商业使用，《经济学人》曾预测印度或许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商业活动的总后台”。确实，印度能讲流利英语的人非常多，按照全球标准衡量，这些人的收入还很低，所以之前提到的预测有很大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比如，中国香港商人就雇用中国内地的低收入人群为其提供电话应答服务，而纽约警察局的文书工作都是由加纳的劳动者完成的。
这些变化给发展中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发展落后区域带来了大量机遇，但同时这些机遇的出现意味着原本高收入国家的在职人员将面临失业的风险。
与此同时，以印度提供的后台服务为例，按国际化标准判断，其体量还比较小，其未来发展的预期也没有多么可观的增量，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服务在未来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些服务能否获得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我们无法判断未来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在于我们无法知晓未来的新技术会不会加速电子功能取代人力功能的趋势。我认为，那些帮助人们加强日常沟通、帮助人们共享工作环境，或者那些能够降低沟通成本的技术都将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远程工作”和“团体工作”的先例，远隔万里的人能够像身处同一间办公室一样协同办公，而且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新技术，使得许多过去无法协同完成的事务变成可能。举例来讲，身处两个半球的两个工厂里的工人们可以为了生产某种特殊钢铁制品协同努力，他们可以在工作流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关键时点，相互给出口头指引或向对方说明此时必须完成的工作；他们可以预先安排在12个小时之后发出指令（也就是另一个半球正好进入工作时间时），而且指令可以有条不紊，仿佛两组工人就在同一车间里进行生产一样。这种生产方式的出现将使那些地理上靠近经济中心的工厂失去原有的优势。根据某些科学家的预测，未来甚至可以由两位身处不同城市的医生同时为身处第三个不同城市的病人做手术，他们需要的只是当地护工和远程操控设备的辅助。这种技术的出现将使跨国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必然影响目前高收入地区医生们的传统优势。
以上这些变化将给现在受优待的地区的高收入者带来风险，它们同时也给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带来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些都是风险，而非一定会发生的事实。尽管我们确信科技会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其造成的经济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如果电子化交流技术的发展仅带来区域性的发展机遇，或者说其发展促使人们想要更多真实的面对面沟通的机会，那么通信技术的发展将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受优待地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种结果并非完全不可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20世纪电话业务普及之后，城市化进程非但没有倒退，反而加速前进。新科技的经济影响力只能等待时间来揭示。科技进步的另一面
军事技术的进步会打破世界各国格局的平衡。这里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核武器带来的风险，也不只最近人们讨论得最热烈的生化武器带来的风险。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也在这种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信息技术方面和中控新技术方面的进展往往导致大量的权力汇聚到少数人手中，而且这些少数人组成的群体通常也是不稳定的机构，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力量制衡格局被突然打破，也有可能出现一国的权贵滥用权力的情况。
2001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信息技术取得的卓越进步。美国启用了“掠食者”无人侦察机，正是这款战争机器让人们真实体验了机器人技术可以发挥的巨大力量。这种无人侦察机可以从空中准确识别地面的单一目标，并且可以携带“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对已识别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它在消灭基地组织成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这种战争机器的推广，我们可以预测以后的战争不会像现在这么惨烈，不会造成太大程度的误伤，而且不用本国的士兵用生命承担风险。
这些异常昂贵的武器不容易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但是技术进步产生的某些影响确实可能使恐怖主义行径的潜在威胁变得更令人担忧。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就是因为人类发明了能够装载大量燃油的大型飞机，而且仅凭一个飞行员就足以完成飞行任务。1945年，美国空军一架B–25轰炸机也曾因大雾天气而误撞纽约帝国大厦，但是由于该机型只能携带800加仑燃油，所以该次撞击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相比之下，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两架波音767客机最大载油量都达到13900加仑。除此之外，改良后的现代飞机控制技术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降低对飞行员的技能要求，不同机型之间的驾驶技术差异并不大，因此也使得未经许可的人也可以滥用这种技术。
发射杀伤性武器的技术进步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超越防御技术的发展速度。这种情境的出现使得一些国家或恐怖分子可以核武器作为要挟，逼迫别国向其屈服，这些人是不会考虑是否会被报复的。
如果不需要许多人通力协作，一小群人就完全掌握了致命武器的操作方法，那么这些人发动战争的成功率非常高。除此之外，科技进步使得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动作，也就是说，别人制止他们的概率随着科技进步而降低。在这个问题上普遍适用的一个原则就是，高科技含量的武器传播的范围越广，其造成可怕损失的不确定性越高。直面我们的风险
本章中讨论的很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风险都是连带风险或者系统性风险，设计这些新发明的工程师们肯定不会把处置风险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就算中控机器人完全取代了劳动者，就算复制个人声音和行为的技术导致第二名取代第一名，就算全球性的实时交互技术使异国雇员完全取代本土员工，就算武器发展导致世界格局改变，工程师们都可以置身事外。需要直面这些问题的是那些风险管理专业人员，也就是金融系统的从业人员。
我们可以运用当代风险管理技术处置这些风险，可做的事情很多。新技术未必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好的，我们必须时时对其保持警惕，对新技术的应用既要有广度也要有创新精神，而且必须仔细考量所有与之相关的出人意料的不良后果。
与新科技手段相关的风险不是我们需要认真应对的唯一风险，它们还会与其他催生经济不确定性的因素相互作用。在下面的章节中，让我们一起从更宏观的角度探讨经济风险，由此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新风险管理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真实问题。4 四十大盗： 经济风险多种多样
想要一对一解决每个人的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风险存在的形态太多，根本没人能够对其形成全面的理解。我们目前购买的保险可以应对住房发生火灾，应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被盗，或者处置自己患致命性疾病的风险。但是这种处置风险的方式都是零敲碎打的，我们不能将其误当作良好的风险管理模式。人的一生中，风险无处不在。因此，我们投保的风险应该是那些能够从较为综合的程度上衡量经济健康程度的指标，比如个人收入。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展开讨论一系列重要的风险管理理念，而对综合性经济指标进行保险就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也将在本章着力论述这个原则的重要性。
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已经在第3章中展开讨论）体现在多个不同层次，更令人恐惧的是，这还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风险。单一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要么看上去微不足道，要么风险恶化的概率极低，要么其潜在危害程度难以量化。但是如果把这些小风险汇聚到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其下行危害必定极其严重。
以阿里巴巴故事里的四十大盗为例，假设这四十大盗每个人偷走你的钱的概率是10%，而每个人偷走的钱占你总财富的比例也是10%，那么每个大盗对你构成的风险就是1%，看上去似乎无关痛痒。只看到单个大盗，把1%的风险化整为零，忽略这种风险的存在。任何人都可能这样做，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给自己埋下无穷的后患。如果真的有四十个大盗，那么你的财产损失上限将是40%，而且这种损失产生的不确定性极高。假设每个风险不是独立存在，也就是说这群大盗倾向于盗窃同一个受害者，那么你面对的危险真的就非常严重了。
回到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很难指出谁是“大盗”。他们是谁？主要的人类学和社会经济学变量（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收入水平）很难被用来解释不同人收入水平的差异。一个国家的民众有贫有富，形成这种现象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的推动因素。
当多种风险来源可能同时出现时，普通人总是倾向于忽视其中的绝大多数，并且对自己的未来过于自负。心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多报告，证实了人类天生就有自负的冲动。产生自负情结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没有足够的能力理解风险的复杂程度，也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风险的理解或解构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偏差。
我们既要克服天生的自负情结，也不能把对风险的思考划分成一个个小单元。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将人生所面对的多种风险看作一个整体来处理。国家面临的风险
个人经济地位的提升或下降总是与某些影响因素相关，同样的因素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往往很难将这些因素逐一剥离出来，也很难对其做出清晰地定义。从历史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之后，专家学者们都会在未来几年内不断争论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而且就算很多年之后，他们也很难就引发下降的原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达成一致意见。举例来讲，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后50年阿根廷经济疲软以至引发
2001~2002年的经济危机，1989年之后日本经济出现无法预料的衰退，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俄罗斯经济相比中国来说慢得可怜的发展速度，这些现象的成因至今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出现较差经济表现的一些外围原因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至今没人能够彻底说清。我认为，正是一些极细节的措施、一些微小的因素共同导致了经济状况恶化，但是这些措施和因素都是无法精准量化的。
由于难以理解近代历史上这些风险的成因，我们也无法对这些风险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做出准确的估算。人们或许认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数据搜集，我们应该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风险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搜集的历史数据中其实能看到无数随机结果中的一小部分，而我们观察到的经济体系的组成和分布往往都不会重现。
就国民收入这个指标来说，国与国不同、这个10年与上个10年不同，甚至今年和去年都不同，经济理论至今未能就这个现象的根本成因达成一致。经济理论家总是喜欢用简单的事例论证眼下的经济状况，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提出简单又安全的政策建议。现实中，经济理论家讲的故事都不同，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面对的风险种类繁多，而且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十分有限。举例来讲，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家就声称，国家经济发展的波动产生于三种情况：其一，新科技的诞生带来了冲击性的影响；其二，社会开始广泛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其三，新科技的诞生使现有的投资手段成为过时的措施。我们已经在前一章强调了科技产生的冲击性影响，但仍有其他因素会给国民收入造成冲击。
其他经济学家也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他们认为导致国民收入水平波动的主要原因可能还包括：货币政策的变化；民众对未来储蓄余额需求的变化；民众对制造业成品的需求量、对服务业提供服务的需求量的相对比例出现结构性变化；能源价格出现变化，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使原油价格产生冲击性影响的举动。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一系列因素都与国民收入水平的波动有直接联系，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增长速率；借贷与放贷的正常流程被意外打断；政党联盟的力量出现波动；民众对工会的支持力度下降；社会资本，也就是人们的互信度下降，导致人们参与有组织的活动的意愿降低。
关于这个话题的理论还有很多，有的学者强调，导致国民收入水平波动的因素可能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居民长期物产权益的力度、国家对教育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源培养计划的投入力度，以及国家对某个工业领域持续投入的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持续性收益等。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实际行动中积累经验”的模式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拉大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就是说那些动手越早的人积累的经验越多，甚至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也会带来自给自足的前景预测，这种心理预期有可能转变成实际的经济波动。
我认为造成国民收入水平波动的原因可能不只前文提到的这些，因为有的因素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没有被明显地揭示出来，所以经济学家也就不会着力强调它们，尤其在离经济学家生活的年代最近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情最不容易被看清，但是其影响力可能在未来某个时点凸显出来。这些因素可能包括现在无法预期的社会、环境或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身在其中而无法看清的问题，但是未来的我们可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真实存在。
正如前面讨论的，由于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对世界面临的风险的源头达成一致意见。最现实的推断是，所有不同的理论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合理的部分。我认为，试图用保险合同逐一处置这些定义不清、测量不准的风险完全就是浪费精力。个人风险积聚成国家风险
除了上一节讨论过的整个国家面临的风险之外，我们还要记得每个人都承担着风险，正是个人的风险总和才形成了整个国家的风险，形成了一个国家的职业风险，形成了一个行业中个人的职业发展风险。尽管这种个体的风险可能并不足惧，但是其总和令人生畏。个人承担的风险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所有人的风险一起构成了个人风险的整体模式，与现在已经能够被保险的残疾风险不同，其危害要大得多。我们可以以职业为例充分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把个人职业定义为经历人的一生中无数小成就和无数小失败共同作用形成的最终结果。引领职业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信号可能是一个让某人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机遇，可能是让某人为了能够适应某项重要工作而接受培训这样的随机性事件，也可能是把某人放置在大众的目光下成为权威人物——“总之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身处正确的地点”。导致职业向消极方向发展的信号可能是某人完全失去前文提到的这些机会，或者身染重病或残疾，再或者就是自己犯下声誉扫地的错误。
已经取得成就的人或许会认为，自己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自己的天赋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幻觉。芭芭拉·埃伦赖希就曾体验过很多低收入职业的悲惨境遇，她指出人们很容易身陷这些职业而无法自拔。当她从事这些工作时，没有人欣赏她的天赋，也没人关心她是不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她和自己的工友们谈论过自己正在撰写的书，但是工友们对这个话题毫无反应。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认识一个正在写书的人。如果埃伦赖希之前没有建立一定的声誉，也没有积累起一定的人脉资源，那么她一旦从事这些低收入工作就很难再从泥潭中抽身。
职业发展的转折点事件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其对一个人毕生的收入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都很难被量化，单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事件必然给人一生的收入总量注入巨大的随机性。通常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数据展示影响个人一生职业发展的各种变量，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变量到底是纯粹的外部影响，还是说其中一些完全有可能是个人行为造成的。举例来讲，错失职业发展的机遇有可能就是个人选择转变生活方式的结果，而这一选择正好抑制了其经济上可能取得的成就，例如一名律师放弃在公司里赚钱的机会，转而谋求公务员职位或回到学校里教书。
但我们还是针对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职业转折事件产生的影响搜集了经得起验证的数据。劳动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瑞斯特曾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国部队征兵入伍，他就找到了一种估算这种随机性事件的影响的好方法。通常情况下，由于我们无法得知征兵是不是随机的，也就无法得知征兵的最终结果和影响。或许某些社会资源丰富、人脉甚广、自我保护主义情绪较重、天资聪颖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找到方法逃避兵役。但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创设了一种征兵抽签，其本意是制造一套完全随机的征兵方法。每个满足服兵役条件的美国男性都被强制赋予了1~366之间的一个数字，被称为“随机序号”（RSN），这个数字其实代表着他们是一年中的第几天出生的。然后美国军方在公众监督下组织抽签仪式，第一次抽签发生在1969年12月1日，被抽中的号码当时就公布了。数字越小的人越容易被抽中，而有些数字较大的人从始至终也没有被抽中。
20世纪8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安格瑞斯特着手研究了抽中兵役签对个人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他设置的前提是抽中签这个事实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而非是否真的服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所以他可以排除因有人耍小聪明逃避兵役而使研究结果产生的误差。他的研究结论是，服兵役者个人收入下降了15%，即使退伍10年之后仍然如此。这个结论并不能用来说明从军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坏事，但是可以证明，如果一个人的正常职业道路被强行打断，而承担其他被别人随机分配来的任务，那么其长期发展将遭受一定的影响。他的这一结论也说明了职业转折性事件对人生的重要性。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例子说明征兵抽签的重要性。1969年，我收到的随机序号是362，这基本排除了我被征兵的可能性，因此我可以放心地追逐自己从事经济研究的梦想，也不用担心会被强制参与一场我认为根本就不道德的战争。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所取得的成就与当年那场抽签不无关系。战争和社会动荡下的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的多样性制造出诸多不确定前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风险并非独立存在。尽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不同风险并没有内在联系，但是它们经常一起展示共同的危害。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几个亚洲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间遭遇了汇率危机、股市危机、劳动力危机、外债危机和内部政治危机。当一个国家整体受困时，这个国家民众的个人职业发展也伴随着出现大起大落。所以无论不同风险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风险总和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单一风险。
民众的个人收入发生强烈波动的年份往往是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比如战争时期。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最具周期性特征，或许未来仍将如此。当恐怖分子能够运用高科技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时，一场严酷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就迫在眉睫。战争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战胜国或者远离战争的国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战争给一些人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将另一些人推入巨大的经济困境。
战争时期，人们会自发地关注战争负担引发的再分配不平等现象，有人倾家荡产支持国家的自卫行动，而有人借机中饱私囊。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完全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战争时期的国家经济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政府无法像指挥军队一样指挥经济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有人能够借机赚到很多钱，而有人只能错失这些机会。这也是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激励因素的本质表现。只要发展经济对某些人还有刺激作用，那么他们的行为必然对战争及社会发展造成影响。这并不是说战争对收入再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影响无法被改善，只不过要做出这种改善真的是难上加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对国民分担战争负担的不平等现象有很大的担忧，因此当时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专门监管企业的行为。委员会强制规定了商品销售价格，旨在保证企业仅赚取正常的边际价值。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异常高的利润税惩罚那些发战争财的企业。但这些措施出台还是太晚，美国实际于1917年加入“一战”，但在此前几年间，美国企业的实际税后利润还是出现了疯涨，其当时达到的高度直到1950年前后才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战”带来的战争横财仍然徘徊在美国国民和立法者头脑中，罗斯福政府花了很大力气遏制这种不平等现象再次出现。但他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必须给私营企业足够的激励，才能保证这些企业有效运转。他们的措施最终仍然导致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只不过企业用一些手段掩盖了高收入的事实。政府强制企业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定价方式，但是企业对成本的定义总是模糊不清的。企业还可以在这个时期转而投资期货，或者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流程进行更新换代，或者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和开发，等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重新投入生产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政府还不允许企业发放高额薪酬或按工作时长发薪，因为这两种方式都很容易掩盖企业的高利润。但是企业可以给员工报销很多消费项目，所以“二战”也是美国的高价商务午餐和浪费型商务出差最兴盛的时期。许多技术人才和从事战争相关工作的人都看到了一个拿全薪且可以自愿加班的好机会，所以许多人都在这个历史时期清偿了个人债务，升级了个人住房或小本生意，并且强化了个人技能。在战争期间与商业界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战后都发了大财，而那些去前线战场的人则错失了这样的机遇。
在实际发生战争的国家，战争给个人收入造成的影响更强烈，一部分人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而另一部分人则不那么幸运。举例来讲，由于同盟国将领痛恨日本财阀在战争中扮演的丑恶角色，所以他们迫使战后日本财阀将手中的财富换成日元定价的债券，由于战后日本通胀高企，这些债券最后变得如同废纸。那些在战争时期保持与商业界联系的财阀通过精心计划，并利用战后出现的机遇，基本保持了本家族的富裕地位。对那些暴发户来说，机遇总是很多。有的日本财阀通过某些手段以低价收购了战争储备物资，并在战后物资稀缺时期以高价出售，有人则以低价从经济困顿的人手中收购房产。1946年，有头脑的日本人可以用少量的食品换取东京城区高档的不动产。“二战”造成了很多恶果，而其中之一就是造成了日本全国财富的根本性重新分配。金融创新与多样风险
我们通过本章的讨论已经看到，风险的种类繁多，而且我们对风险的定义并不全面，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冒充专家对所有风险进行详尽的解说。因此，人们也不可能对所有风险都制定保险合同。由此推断，我们所能发明的最有效的保险就是那种能够保证将个体的经济地位维持在一定程度的合同，比如保障个人收入的保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过去我们采用累进式税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管理个人收入的风险，而不是逐个解决对个人收入造成影响的因素。所以，在本书后面提出的新金融秩序相关的理念中，我们关注的风险管理基本单位应该是大型的国民总和指标，比如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指标集中体现了某个特定时点，所有风险因素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我们当然要持续关注造成风险的单一事件，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了解这些事件。国家领导人需要关注国家整体层面以下的风险，因为个人承担的风险会汇聚成他们所在国的整体风险，或者某个国家中对特定社会群体造成的风险，最低程度也会影响个人生活。即便在一个国家承担的风险仍然处于可接受范围内的情况下，如果把这种宏观风险均摊到本国所有居民身上，那么每个人承担的总风险都会变得很高。我们分析的对象也不应局限于单一国家。
当一个国家面临战争这样的重大危机时，我们一方面要推行经过精心设计的激励工具刺激生产，以求应对最紧迫的危机，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些工具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对个人收入的冲击。要想达成这种目标，必须运用比较精明的金融手段，而这些手段在“一战”或“二战”时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应该在危机爆发前就建立好风险管理机制，当风险真正来临时，我们才能运用当代金融管理手段保持高激励水平，并且同时处置非常规风险。
无论是否处于危机时期，风险管理这项工作总要与不同层面的风险总量发生关系，有的风险积累到国家层面才会体现，而有的风险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就会被发现。要管理这些风险首先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而且要求我们能够合理运用信息技术的新发明同时处置形式多样的风险。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人机交互技术，正是这两方面的进步使得高效风险管理成为可能。第二部分科学与技术：构建新金融秩序的手段5 大数据： 新信息技术下的风险管理
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肯定能帮助我们开发激进的金融创新。硬件性能稳步提高，软件性能同步提升，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任何一个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我们的理念、我们使用的度量单位以及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既有思维框架都会随之发生改变。科技和文化孕育着高度的变革，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设想通过金融的进步，人们完全有可能改变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质量。金融与信息技术革命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些投入使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且通常被我们视为理所应当的重要信息技术——非常基础的技术手段，比如笔和纸张，它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毋庸置疑地经历了重大变革。这些基础技术对于我们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就代表了本章后面几节中我们将要讨论的新信息技术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信息管理和存储的技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几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变革，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信息技术的进步通常是缓慢的，但是其总是稳步向前的，其最终产生的影响也将是十分广泛的。
最近两个世纪，我们看到信息存储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方面技术的变革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地保存、处理和调用海量数据。以纸张制造技术为例，1800年，人们发明了第一台自动造纸机，1865年，人们研究出了如何利用废木屑制造纸张。这些技术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的进步大幅降低了造纸成本，间接降低了存留事件记录的成本。1799年，伦敦的一份报纸仅有4页纸，价格为6便士，相当于当时一个木匠或泥瓦匠日薪的10%还多。相比之下，当今一份报纸的价格还不到一个工人日薪的1%，而且现在的报纸版面更多、用纸也更多。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降低数据存储成本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只是一个因素，但其却是人类社会的金融事务能够实现更高程度复杂性的重要前提。发展至今，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完全电子化的办公环境，我们有希望不再承担纸张使用的成本。
19世纪的技术进步使寄送信件的成本大大降低。1849年出现了首个标准化信封，19世纪下半叶，街道名称变得越来越普遍，近代邮政服务随之很快成为一种常态服务。1850年，美国境内任意两个城市间的普通信件邮资（视城市间的地理距离而定）为5~10美分不等，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5~3美元，这在当时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比较昂贵的。由于成本太高，185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最多收到4封信件。相比之下，199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要收到670封信件。这方面的进步与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亲眼目睹的金融业向复杂化发展的趋势也是息息相关的。信件的流通促进了信息的流通，而在眼下，电子邮件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趋势驶上了快车道。
留存文件的副本是信息存储的关键环节，副本的存在使信息丢失的可能性降至零，而且使人们可以更加准确地传递信息。最早出现的机械式制造副本的发明是活版印刷机，是蒸汽发动机的发明者瓦特于1780年研制出来的，但是这种机器存在很多固有的缺陷。最原始的复写纸发明于1806年。190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通过光影成像方式复制文档的机器。1911年，名为Photostat的复印机已经达到一分钟复印一页纸的速度，只不过当时的成本大概是10美分一页，换算成今天的价值，差不多是2美元一页。尽管速度慢、精度低，而且可能雇一位秘书把整个文本重新打一遍的成本更低，但是这台机器仍然是技术进步的里程碑。1950年，静电复印技术出现后，复印的成本大幅降低。我需要再一次强调，复印技术取得稳步发展与其同时期的金融技术进步息息相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具有了几乎零成本的自动备份系统，这一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强化金融交易的复杂性。打字机最早发明于1868年，其出现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录入的速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使书面记录的可读性大幅提高，避免因手写体而造成的误读。印刷技术（以及此后成长起来的相关企业）都在19世纪走向成熟。档案柜的设计也得到了改进，19世纪末出现了竖排存储文件的档案柜，使这一方面的技术走向巅峰。文档分类整理的技术也在同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标准化的档案袋本身就是一项可圈可点的技术进步。19世纪，手持式计算器和自动数据处理机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的，而且进入20世纪和21世纪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惊人的速度。这些发明都对其同时代的金融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代经过数字化升级的同类技术产品肯定也会带来相同的影响。
经过多年发展，政府行政体制形成了其独特的人力组织，能够有效管理各种文档和事件的记录，但是由于缺少对这些组织的记录，所以我们很难记得这些组织的存在和功能。政府行政体制其实改善了对直接接触并管理信息的人员的管理。近代欧洲，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的城邦出现现代化公务员体制之前，欧洲各国军队以外的政府管理服务体系依旧是“任人唯亲、见利忘义的温床，充斥着玩忽职守和其他各类不负责任的行为”。1770年，普鲁士首先改革了本国的公务员体制，在雇用政府工作人员之前，应聘者必须参加考试，以此保证政府的组成人员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技能。这种公务员体制最终发展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模版，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众多国家模仿普鲁士的做法改革了本国的公务员制度。我们同样可以相信，政府行政体制在未来会再次发生革新，与其相关的信息技术手段也同样会取得进步。
信息技术基础架构的改进对建立现代化金融体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依赖信息技术存储成千上万份记录，有可能在10多年后才再次调用这些数据，而且需要这些数据比较可靠，没有被篡改过。日后调用的过程中应该能达到一种系统化的高效状态，并且不会因为反复调用而被损毁或遗失。这些记录的留存要预防火灾、虫害或自然老化。每份记录都应该做好备份，而且备份应该与原记录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场所，因此，备份的数量越多，存储备份的成本就越高。存储备份的系统也需要具备在大范围使用的前提下依然可靠的特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其中存储的信息的准确性，才能按照日后的需求调用。我们需要将建设此类系统的成本降低到一个合理的可接受范围内。所有以上提到的技术进步都与我们的金融进步保持同步，而且它们的合力一定能在未来推动更大的进步。大数据时代的金融
上一节描述了廉价纸张、复印技术、高效邮政服务、打字机和新型档案管理技术推动了18世纪和19世纪社会的巨大进步，如今，光盘、刻录机、电子邮件、笔记本电脑和电子化档案系统正在发挥类似的作用。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影响比19世纪的技术强大数倍，其直接效应之一就是给我们带来无数随时可用的数据库，并且促使我们开发新的理念和方式以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库。
我们已经可以初步体验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优势。在20世纪早期，我们还无法像今天这样在计算机或电视屏幕上有规律地迅速浏览各类经济数据。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当时的政府还无法定期发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失业率等经济指标。最近几十年，数据处理设备的推广和分析经济数据的计量学方法的进步使我们可以准确地分析并认识许多经济总量的巨大规模，而这些经济特征在过去都没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今，反映与个人风险、企业风险甚至国家风险紧密相关的社会因素的各种指数已经是人们随时可以使用的工具。具备了测算这些社会因素价值的方法之后，我们就能制定相应的制度改善风险管理方法。我相信，数据积累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1993年，世界银行创设了一套国民账户体系，使世界不同国家可以持续使用相同的方法计算本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世界银行与发展中国家负责报告国民收入的政府机关或组织都有负责沟通的固定项目代表，这些项目代表有时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账户的分析发现统计错误，还有可能制止欺诈行为。欧洲国别账户体系也帮助该区域内的国家按照统一标准测算国民收入水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都通过电子化手段搜集详细的国民收入水平数据。电子化信息传递手段的快速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信息都可随时被调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会找到更多的手段验证某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最终我们就可以以这些验证后的数据为基础创设相关的风险管理合同。
过去几十年中，指数理论取得了重要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在其理论指引下定义特定国家经济体系的价格水平。21世纪前50年里，经济理论家们通过研究一种最优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衍生指数发现了某些造成指数偏离的因素，而导致偏离的潜在因素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指数方程式。我们在资产价格指数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
我们目前仍然没有掌握许多重要经济变量的可靠数据，比如，我们现在就无法编制基于实际成交价格的可靠的商业地产价格指数，目前能用的最佳指数是在估算价格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现在也没有通过多次测算个人收入水平而编制的可靠的职业收入水平指数，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根据再销售价格编制的住房价格指数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无法掌握根据个人特征编制的个人收入指数。不过如果科技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许多有用的经济指数被编制出来。电子货币时代的来临
从历史上看，只有当某种等价交换工具（也就是货币）广泛存在时，风险管理体系才能发挥作用。风险管理合同能够被执行的前提就是需要由货币充当中介。货币的流动性和可兑换性越强，我们同时应对多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过去2000多年来，现金一直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易工具，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电子货币，以及信用卡和借记卡等支付工具，它们正在逐步取代现金的地位。自动化支付系统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整个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实物就是购买者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举例来讲，在某些酒店的房内吧台就有自动支付系统，客人从吧台上取走所需物品时，吧台上安装的系统会自动发出电子信号，将已消费物品的价格计入房费。
1997年，香港引入了一套无接触式智能支付卡系统“八达通”，当地居民可以用这种卡片为自己的购买行为付费（可以在便利店里付款，也可以支付交通费用），他们唯一要做的动作就是把装着卡片的钱包在感应器前晃一下，他们甚至都不用把卡从钱包里取出来。
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都通过电子感应器扣减过路费，这种感应器的发射端安装在汽车内部，接收端则连接着一套微机化的账务系统。当汽车驶过收费站的感应器时，驾车人的账户就会被自动扣除此次使用高速公路应付的费用。这种自动化系统使得复杂的计价体系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可以在高峰期收取更高的通行费，从而鼓励人们在交通情况相对良好的情况下再驶入高速公路。新加坡的每辆车都安装着这种信号发射器，而且其收费接收端的安置不仅限于高速公路系统，在通过这种系统管理交通方面，他们确实想出了不少新点子，或许未来全世界都将效仿他们的模式。
高峰期收费标准是由计算机持续动态管理的，这也使得计算机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这套系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何时是真正的交通高峰期，而不像其他系统一样只能限制一个固定的时段。由于这套系统能够持续搜集不同地段的交通情况数据，所以它也能够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调整收费水平，从而达到实时调控交通的作用。未来，这套系统或许还能预告某个路段将进入高收费时段。当人们知道各路段的通行成本（包括道路通行费和浪费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之后，他们就能及早规划其他上班路线。
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发射机应答器支付通行费之外的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费用。麦当劳的“得来速”餐厅就已经开始实验通过车载发射机应答器系统（纽约的E-ZPass、芝加哥的Speedpass和洛杉矶的FasTrak）收费。日后，如果出现人们可以随身携带的发射机应答器，那么当他们在商店选购完商品之后就不用排队交费，直接带着商品走出大门，消费款项就会被自动记到他们的账上。
现在，个人对个人的支付已经可以完全抛开实物货币。个人对个人（P2P）支付系统的出现使人们可以用电子化的方式向其他人付款。诞生于硅谷的贝宝（PayPal）最早用于eBay（易贝）的在线交易，现在已有大约2万个网站使用贝宝，使用这套系统进行支付就像通过电子邮件把钱寄给对方一样。如果大家都能通过手持设备收发电子邮件，那么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可以在不动用现金的情况下付款给另一个人。欧洲的Paybox公司则通过移动电话系统实现了类似的支付方式。
新型支付技术同样使得企业可以对微小的在线服务收取极低的服务费，因为人们进行超小额支付不再困难。Digicash、Cybercash、Gemplus和Mondex等公司已经尝试创建微型支付系统，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我相信他们或他们的同行必然在未来取得成功。
这种新生的便利有时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它们具有重要意义。办事方法简化之后，未来可以做成事情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任何程度的交易成本下调都会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易。电子化支付系统可以让一家公司面向广大客户提供服务，而仅向每位客户收取极低的服务费，又能保证公司持续盈利，这必然促使公司转型，采用一些此前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商业模式。除此之外，如果电子化支付手段与普通人的互动形式变得更成熟，那么其必然带来更多好处，比如让一个普通人看清一笔交易的真实成本或实际收益，甚至能够根据付款人当时的实际情况以等量交换的方式支付款项，而非支付定额的资金。新科技能降低交易风险吗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风险管理体系需要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它还需要市场作为交易的场所。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可交易的风险种类不断增多。
网上交易的先驱应该是1971年创设的纳斯达克市场（即全美证券经纪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在此之前，散股的报价都是通过“粉红联”的手工单据进行的。全美证券经纪商协会聘请了Bunker Ramo公司为其开发一套系统，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将地理距离上相隔万里的经纪公司通过线缆通信技术连接起来，让协会的每个会员都能实时看到其他人的报价。Bunker Ramo公司在开发这套系统上取得的成功为日后高级电子交易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86年，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先采用了完全电子化的交易系统，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易所随后纷纷效仿。许多美国境外的衍生品交易场所（比如欧洲期货交易所、泛欧交易所和悉尼期货交易所）都成为完全电子化的交易场所，美国的各家交易所应该也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化手段进行交易。
过去，股票交易员们需要面对面交易，他们碰头的场所被称为“交易所”，但是现在对这种实物场地的需求降低。纽约证券交易所还保留着交易大厅，但即便在这种物理的场地，交易员们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个叫作“SuperDot”的系统提交小型订单。除了电子化交易所以外，我们现在还拥有一系列电子通信网络，比如Instinet、Island、Archipelago、REDIBook和彭博。在线交易系统的出现使交易成本大幅下调，因此，可疑交易的对象种类也随之增多。
人们已经开发出很多新技术，能够同时交易不同品种的资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使投资者能够在常规股票市场上交易自己手中的投资组合，就和交易单一股票一样。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最早于1993年出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最早的形式是标准普尔存托凭证，从那之后，这种产品的交易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过去20年，原本属于数量经济学和博弈论范畴的拍卖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根据拍卖的基本原理开发出了新的理念，用于引导人们如何更有效地匹配交易双方的需求。这些变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家们的引领下，苏联绝大部分的资本主义股票权益都以一种创新的凭证形式被拍卖。现在，电台波段也是可以被拍卖的对象，年轻的医生们通过复杂的市场机制寻求做住院医生的机会，一家人使用的电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电力供应商，eBay以及其他类似的拍卖网站使普通人可以自由交换成千上万的商品。
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数量化金融学的一个分支，人们根据这套理论的基本原理开发了新理念，能够指导人们通过电子化技术使交易变得更有效，这方面的进步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些重要的金融产品，比如Longitude合伙人公司于2002年开始推广使用的派利分成法集合竞价系统。
人们为交易不同种类资产而开发的新技术使可被交易的资产种类不断扩展。金融市场产品的丰富程度不断增加，风险管理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大数据时代的身份验证
作为风险管理流程中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必须保证能够识别面临风险者的身份，这样才能保证准确判断哪些人应该获得收益、哪些人应该清偿债款。自远古时代起，对于社会人的身份判断都是基于一个人天生的面部特征及其社会关系，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工具的辅助，比如出生记录、介绍信、身份证和护照。判断单一个体的身份，这个能力对社会结构有着基石般的重要性，以至于鱼类和鸟类都具备这种能力，一些以社群为单位的昆虫都有这方面的本能。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口上，现在的计算机不仅能够识别个人身份，还能将当时的识别结果与无数其他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
计算机识别技术正朝着生物单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未来识别个人身份使用的都是与人的生理特征相关的指标，比如指纹、掌纹、脸型、视网膜、虹膜或声音特征。自诞生以来，这些技术一直不断被精细化。未来，这些系统中的某些部分肯定能够精准地识别个人身份，甚至同卵双胞胎也能被准确区别开。这些系统中的一部分需要通过个人计算机指挥运作，另一部分可能都不需要得到个人许可就能自动运作，比如机场的摄像头监控系统。
制造和使用这些新技术的成本正在稳步下降。如果把这些新技术融入既有的信息技术基础架构，令其为我们提供简单易用的标准化数据，那么我们势必能够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更多重要的用于金融风险管理的新工具。
在推动身份识别技术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幸运的是，现代化的电子技术可以精确控制面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即便对调用数据库的人也可以有选择地开放数据源。我们不应仅仅出于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顾虑而抑制与数据库绑定的个人身份识别技术的开发，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正确设计这些系统。一个得到正确设计的系统还应该能够应对欺诈或身份盗用等问题。
全世界都在逐步开发身份识别系统。根据国际隐私权益组织的说法，全世界将近100个国家强制给国民配发身份证，而且每个人有唯一的身份证号。举例来讲，芬兰目前就使用一种智能卡式的身份证，这种卡片能够存储16千字节大小的数据，同时也是国民的护照，国民可以通过这张卡片登记自己的退税情况，也可以登记自己是否处于失业状态以及正在寻求再就业的情况。南非也正在考虑采用一种能够记录持有人指纹信息的智能身份证，爱沙尼亚正在计划推广记录持证人所有生理指标的身份证，中国也正在向其居民换发7亿张智能身份证。
美国在开发完善的全国性身份识别系统方面是最接近成功的。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提议向全美民众发放医疗保健识别卡，既可以记录一个人的医疗史，也可以防止医疗诈骗。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应的法案给这种卡片拨付了研发资金，但是这种识别卡至今没有问世。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仔细权衡是否向其国民发放智能身份证。
某些国家的民众对开发身份识别新技术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当这种新技术能够很好地保护人们的隐私并能够保证不被政府和企业滥用时，其推广将是不可遏制的。甲骨文集团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就曾提出建立全国性身份识别系统是预防“9·11”恐怖袭击事件等类似事件的必要举措，他还承诺自己的公司会“免费提供必要的软件”。几年前，为成千上万的人建立完全可靠的身份识别系统或许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现在的科技进步完全能使其成为现实。
一个设计合理的身份识别系统应该允许他人在合法前提下调用个人身份记录，而在查验过程中不会泄露个人隐私，这对于双方共同遵守合同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使用的电子化身份验证系统使用了太多零散的登录界面和浏览器插件，未来，我们应该用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的工具取代这些系统。
有人还提出把身份识别系统与社会其他基础信息系统整合在一起。比如，马来西亚政府就计划在尚未开发的丛林地带建设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MSC），暂定名为“太子城”，一个属于未来的城市、一个“智能型首都”。太子城成为电子硬件集中投入的建设场所，马来西亚也成为第一个开始为全民更换多功能智能身份证的国家。马来西亚推广的这种智能卡实现的功能包括：验证个人身份，充当驾照、护照和医疗记录卡，并且随着该国电子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最终将使其民众可以通过这张卡片获取政府、银行、交通和医疗方面的服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从新型身份识别系统和相关网络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我们的建设不仅仅是升级那么简单，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进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正在讨论生活在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中将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怎样的变化……多媒体超级走廊将成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相关产业的研发中心，在这里，世界的概念变得更小，每个人与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邻居，我们必须形成新的道德准则，我们生存在这里，就不会与他人产生不必要的争斗。
但现实中，马来西亚的这套系统建设进展非常缓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计划显得过于野心勃勃，在现在这个建设阶段，我们还很难预言其最终的结果。
但是他们对发展的动力和信心确实有坚实的根基：新科技手段的力量异常强大，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对其加以善用。我们在开发身份识别系统并将其与数据库绑定的同时，必须思考这种技术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不能让新生的技术成为居心叵测的人用于欺诈或压迫的工具。很明显，身份识别系统对未来实现大范围的风险管理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这种技术得到完善使用时，我们才能通过相关的人机交互行为改变个人生活的经济基础。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建设之初对其未来的使用进行整体性的考虑。终结地下经济
过去50年，地下经济在各个国家滋生蔓延，地下经济也被称为“影子经济”，就是人们通过非正式手段进行交易并为了避税而完全采用现金支付形成的经济体系。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在未来会逐步减少。
未来世界将是一个通过电子化手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任何人想要隐瞒、欺骗、逃避都将变得异常困难。人们可用的信息总量会越来越多，监管机构通过计算机辅助手段可以加强数据分析。尽管我们有时对权力机关的监视抱有完全对立的情绪，而且他们的权力有可能被滥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存在有一定的作用，也必须致力于让他们最合理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和能力。
世界各国的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提高追捕逃税者的能力。未来，不存留交易记录或者通过现金交易避税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电子化货币的推广，那些坚持用现金交易的人肯定更容易受到逃税的质疑，或者让人产生其行为与犯罪有关的联想。未来，现金交易这种行为或许会彻底演变成一种受人广泛质疑的举动。尽管通过电子方式向他人支付款项的技术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做法，但是一旦这种趋势走向成熟，那么其必然加速地下经济走向灭亡。
加密技术就是在人们进行电子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特殊编码保证隐私的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技术或许能让人们有更简便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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