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居伊·德·莫泊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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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朋友试读：
译本序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与契诃夫齐名，是名副其实的短篇之王。他在十年时间左右，创作了大约三百篇短篇小说，其中杰作不下数十篇。在他手里，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由于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成就过于璀璨夺目，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长篇小说。其实，莫泊桑的长篇也是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的，他在法国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二十世纪初的一项统计，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总共出版了十六万九千册，而他的长篇小说却出版[1]了十八万册，可见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下于他的短篇小说。
莫泊桑写过六部长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风俗小说，以《漂亮朋友》为代表；另一类是心理小说，《两兄弟》可说是典范之作（当然也包含风俗描写）。这两部长篇在法国的小说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就《漂亮朋友》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的成功[2]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没有中止过”。一八八七年，即小说出版后两年，已经达到五十一版。小说的大获成功使莫泊桑买了一艘游艇，取名“漂亮朋友号”。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如果说，《一生》与《包法利夫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表明了莫泊桑确实是福楼拜的私淑弟子的话，那么，《漂亮朋友》的内容则近似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作品。莫泊桑对巴尔扎克深为赞赏，认为巴尔扎克“具有天才的直觉，他创造了极其逼真的整个人类，以致人人都相信这是存在的和真实的。……巴尔扎克的人物虽然在他之前并不存在，但都似乎从他的作品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生活，他对人物、激[3]情和事件具有多么全面的想象啊”。他把巴尔扎克称为“法国文学[4][5]之父”。同时，他把司汤达看成是“描绘风俗的先驱者”。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揭露现实的优秀传统。《漂亮朋友》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小说。
揭露内容之一是针对当时新闻界的黑幕。报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阶级和党派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巴尔扎克在半个世纪以前写出的《幻灭》，已经揭露过报纸内部的倾轧以及报纸在制造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作用。《漂亮朋友》对报界黑幕的揭露有不少发展。首先，莫泊桑写出了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和后台老板是半打左右的、和经理经营或支持的各种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在众议院里人们把他们叫做‘瓦尔特帮’。”瓦尔特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深谙经营之道，同时又插手政治。他既是金融家、“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同时又是众议院议员，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懂得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派的、奥尔良派的思想都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只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他终于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由惧怕它发展到对它刮目相看。它已经不再是一伙政治投机者的暧昧的工具，而正式成为内阁的喉舌了”。莫泊桑细致地描写了报纸怎样成为瓦尔特帮操纵政局的重要工具。为了让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帮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拉罗舍-马蒂厄终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当时典型的政客，他“既无政治信仰，也无多大本领，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伪装拥护共和，其实是个本质可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些人如同兽粪堆上生长出来的毒蕈，在民众普选中成百上千地冒出来”。他的政治手腕的特点是不择手段，因而在那些失意的众议员中，“俨然是个强者”。实际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可以毫不容情地把他一脚踢开。总之，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治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拉法格对莫泊桑“敢于揭[6]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表示了由衷的赞赏。《漂亮朋友》的尖锐揭露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人攻击莫泊桑在影射某份报纸。莫泊桑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报界是一种领域广大的共和国，它伸展到四面八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也可以利用它无所不为，在报界既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骗子”。他认为《法兰西生活报》由一帮政治投机者和掠夺钱[7]财的人所把持，“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就有几份这样的报纸”。莫泊桑对报界的揭露确实是一针见血的，《法兰西生活报》无疑是一个缩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报界的种种黑幕。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的注意力增长了，因为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摄政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局势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例如五百法郎一股的联合债券从一八八一年四月的三百六十法郎涨至一八八四年四月的五百零六点五法郎。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活动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例如于勒·费里的兄弟沙尔·费里在法国的埃及银行中拥有股份，而这家银行在突尼斯开设了分号，参与了创立突尼斯的土地信贷，大发横财。又如参议员古安，在西格弗里德银行的支持下制[8]造火车头，参加建设突尼斯的博纳-盖尔玛铁路。
莫泊桑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关注，他在《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例如他在《共和国的国王们》一文中指出：“必须在积聚于他们（犹太金融家）手中的千百万财富里，寻找国际报界某些表现的奥秘；国际报界时而鼓吹同英国，时而鼓吹同德国打仗。……拥有千百万法郎的人染指各种报纸，诱使某个拙劣作家写文章……这篇文章在爱国的表面词句下，迷惑舆论，鼓起人们的想象力，使人们头脑发热，然后促使这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9]族。”莫泊桑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从事殖民扩张政策，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他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如果我是当局，就像所有那些对如何拯救法国抱有种种想法的人一样，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把所有的殖民地：塞内加尔、加蓬、突尼斯、圭亚那、瓜特罗普、交趾支那、刚果、东京湾和其他地方，装进一只手提箱中，而且我会找到俾斯麦先生。我将对他说：先生，您在寻找殖民地，这里有一批存货，有一大堆，有一整套。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居民有阿拉伯人、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安南人等等。我要求以每一块殖民地换一公里阿尔萨斯和一公里洛林的土地。如果[10]德国首相同意，我就做了一笔好买卖。”莫泊桑用讽刺的笔法抨击了当局的对外政策，既指出了法德两国对殖民地的争夺，又痛切地点出法国政府腐败无能，以致在普法战争中割让国土的惨痛现实。
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涉，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千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这一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这在法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司汤达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他在《吕西安·勒万》中曾经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关系，不过，他还没有像莫泊桑在《漂亮朋友》中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的事例。巴尔扎克也曾在小说中写道：“在我看来，大路上的谋财害命，比起某些金融手段，不过是仁慈的行动。”他在《戈布塞克》、《纽沁根银行》等小说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因此，《漂亮朋友》中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作家反映重大社会现象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作品（主要指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似乎也有这个缺陷。可是，《漂亮朋友》就其涉及的政治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激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漂亮朋友》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漂亮朋友》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的时刻，堪称是这[11]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这句话指出《漂亮朋友》反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投机活动，因而是部杰作，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12]帽致敬”。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13]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莫泊桑写出了这类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存有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另一方面，杜洛瓦是“一个机灵鬼，一个滑头，一个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一个毒菌。
杜洛瓦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报馆。莫泊桑认为，这个家伙“进入新闻界，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特殊手段，他要用来爬上去”，“他利用报纸，就像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14]。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从军回忆录》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打出手，成为“瓦尔特帮”中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编。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直接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他用以爬上去的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主编、病入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接替福雷斯蒂埃的位置。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主编，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其间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的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却仍然保持清醒头脑。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宁可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礼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您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您是一个最富有、最受尊敬的人，您，先生，您的才华出众，您用您的笔，教育、启发、引导着世人，您负有崇高的使命，您要为世人作出光辉的榜样……”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从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莫泊桑在描写男女私情上虽然非常露骨，但他的批判倾向却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他在描写杜洛瓦勾引瓦尔特夫人的时候，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他让杜洛瓦和瓦尔特夫人在教堂里幽会，然后发了一通议论：“教堂又是她会见情人的隐蔽所。这就是人们通常把教堂当做一把万能伞的道理。……遇有机会还要让天主给他们拉皮条。如果有人对她们提出到旅馆里去开房间，她们会认为这种事下流无耻，而在祭坛下面谈情说爱，她们则又觉得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莫泊桑是反教会的，他不信教：“如果我相信您所信仰的上帝，我对他会有无限的厌恶！”“如果有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可不喜欢成为这个上帝：世界的苦难会撕碎我的心。请想象出一个创造世界的魔鬼，人们有权向他指着他的创造，大声说道：你怎么竟然中止虚无的神圣[15]休息的状态，使这么多的不幸和苦恼出现呢？”这两段话与上文所引的小说中的一段话，都表明了作者对宗教和教会大不敬的态度。而莫泊桑着意用这个场面来描写主人公追逐女性，不能不说是他对笔下人物行为的否定。
杜洛瓦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的青年野心家吕西安。吕西安是个失败者，因为他缺乏的正是杜洛瓦的无耻和不择手段。同样被美色所迷醉，吕西安却不能自拔，以致被敌人利用，终于身败名裂，而杜洛瓦则能驾驭其上，一旦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即使将情妇抛弃也在所不惜；女人只是他寻欢作乐和向上爬的工具。吕西安将对女人的追求公之于众，而杜洛瓦则在暗地里进行，既大胆又无耻，他对瓦尔特夫人的追求从跪求、表白、软硬兼施到突然征服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通奸关系，更写出了他灵魂的卑污。当他得知妻子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以后，起先闷闷不乐，然后他厚颜无耻地要分享一半。他对金钱的渴求胃口越来越大，这一点又是吕西安无可比拟的。杜洛瓦看到社会上充斥弱肉强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物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就是一个代表。杜洛瓦于是也奉行这种强盗与伪君子的哲学，他认为：“世界是属于强者的。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凌驾一切。”这是他的座右铭。在小说结尾，“他正在成为一个主宰世界的人”，他和瓦尔特等金融大亨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杜洛瓦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他的寡廉鲜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泊桑把法国文学中常见的“戴绿帽子”的描写与资产阶级人物的发迹结合起来，以刻画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灵魂。在资产阶级的上层，这种人物比比皆是。《漂亮朋友》的描绘确实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要写出“感情和情欲是怎样发展的，在各个社会阶层里人是怎样相爱、怎样结仇、怎样斗争的；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是怎样相互交战的”。他在《漂亮朋友》中就是这样描写的。他通过一个冒险家发迹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的复杂现象，《漂亮朋友》不愧为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完全可以列入十九世纪末叶法国优秀小说之林。
郑克鲁
一九九二年八月
[1] 见安德烈·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11页，巴黎尼泽书局，1971年。
[2] 见雅克·洛朗，《〈漂亮朋友〉序》，法国联合书局版第13页，1983年。
[3] 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4] 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5] 见莫泊桑，《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381和380页，出版社总联盟，1980年。
[6] 见拉法格，《左拉的〈金钱〉》，《文论集》第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7] 见莫泊桑，《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8] 见《〈漂亮朋友〉序》，波凯报社版第11页，1990年。
[9] 见维亚尔，《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1页。
[10] 见《政治哲学》，转引自《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23页。
[11] 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316页。
[12] 见《1887年2月2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13] 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页。
[14] 见《给〈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专栏文章集》，第3卷第165—166页。
[15] 见《居伊·德·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244页。第一章[1]
乔治·杜洛瓦付给女管账一枚一百苏的硬币，接过找还的零钱，就向饭馆门外走去。
他长得一表人材，一方面由于天生丰姿俊美，一方面也由于从前当过士官的风度，所以他故意挺起胸脯，以一种军人的姿态，熟练地卷了卷嘴上的小胡子，用他那漂亮小伙子的目光，像撒网一样，朝那些还没有吃完饭的顾客迅速扫视了一遍。
女客们都已经抬起头在看他，其中有三个年轻女工；一个头发蓬乱，衣着随便的中年女音乐教师，她戴着一顶布满陈灰积垢的帽子，穿着一条七扭八歪的连衣裙；还有两个和她们丈夫在一起的小有产者妇女。她们都是这家廉价小饭馆的常客。
走上人行道后，他伫立了一会儿，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日，他口袋里只剩下三法郎四十生丁了，这点钱得维持到月底，也就是说要么吃两顿晚饭不吃午饭，要么吃两顿午饭不吃晚饭，究竟怎么办由他自己选择。他心里盘算着：午饭只要二十二个苏，晚饭却要花费三十个苏，如果只吃两顿午饭，他就可以省下一法郎二十生丁来，这点钱还够他吃上两顿简单的面包夹红肠，外加到林荫大道上去喝上两大杯啤酒，而喝啤酒是他晚间最大的支出，也是他最大的乐趣。于是他起步向洛雷特圣母院大街的下坡走去。
他走路的姿态如同当年身上穿着轻骑兵服装一样，挺着胸脯，两腿微微叉开，就好像刚从马背上下来似的；他在挤满行人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遇有挡道的，不是用肩去碰就是用手去推。他那顶已经相当陈旧的大礼帽在头上略微歪戴着，脚后跟把石板地面敲得橐橐作响。他脸上始终带着一种挑衅的神气，睨视着面前的行人、房屋，乃至整个城市，俨然是一个屈尊当了平民的漂亮的退伍军人的派头。
尽管他身上这套西装只值六十法郎，但穿在他身上确实仍有点儿气派，只不过略嫌俗气了点。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天生卷曲的稍带红棕色的金栗色头发，由头顶中央分一道沟梳向两边，两撇翘起的小胡子像泡沫似的浮在嘴唇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中间透着一个小小的瞳孔。他这副模样和通俗小说里描绘的那些坏蛋简直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巴黎夏天那种没有风的夜晚，热得如同浴室似的城市在这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夜里好像在出汗。下水道从它们花岗石砌的口子里冒出污秽的气息；设在地下室的厨房也把那些洗过碗的泔水和残羹剩汤的馊臭味从低矮的窗口散发到大街上。
看门人一个个都不穿上装，骑坐在麦秸坐垫的椅子上，在大门门洞下面抽着烟斗。行人们都光着头把帽子拿在手里，拖着有气无力的步子走着。
乔治·杜洛瓦走到林荫大道，他又停下来，对下一步究竟该做什[2]么委决不下。他本想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树林街的树荫下去找点儿凉风吹吹，但另一种欲望也使他心驰神往，那就是希望碰到什么艳遇。
怎么碰上这次艳遇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三个月来他白天黑夜都在等待着它。有几次虽然靠他漂亮的脸蛋和潇洒的风度，东偷西摸地也尝到过一些爱情的甜头，但他总希望得到更多一些和更好一些的。
他两手空空，但欲火如焰，遇到那些在马路上转来转去的女人在街角低声对他说：“到我家去好不好，漂亮的小伙子？”他身上就像火烧似的难受，但他不敢跟她们走，因为没有钱付给她们；再说，他也在等待另一种东西，另一种不那么庸俗的拥抱和接吻。
然而他喜欢妓女麇集的地方，喜欢她们常去的那些舞场、咖啡馆和街道；他喜欢和她们挨挨碰碰，谈上几句，亲昵地用“你”来称呼她们，嗅她们身上那种浓烈的香水味，喜欢呆在她们身边，因为她们到底是女人，是能给人以爱的女人。他从不像那些出身高贵的子弟那样天生便瞧不起她们。
他掉转身随着被热浪熏蒸的人流朝玛德莱娜教堂走去。路边的大咖啡馆里都挤满了人，一排排座位已经延伸到人行道上，把顾客们陈列在灯火辉煌的门前的强烈刺人的光线下。客人们面前那些或圆或方的小桌子上，玻璃杯里盛着红、黄、绿、棕等各种颜色的饮料；长颈大肚玻璃瓶里的圆柱形的透明大冰块闪闪发亮，正冰镇着瓶里诱人的晶莹的凉水。
杜洛瓦放慢了步伐，想喝点什么的念头使他越发感到口干舌燥。
一种夏日夜晚热得难熬的口渴使他心烦意乱，他想到清凉饮料灌进嘴里的那种美妙的感觉。但只要他今晚喝上两杯啤酒，那么明天那顿菲薄的晚餐就算完蛋了，而月底忍饥挨饿的日子他是深有体会的。
他心里想：“我一定得熬到十点钟，然后到美洲人咖啡馆喝我的啤酒。真他妈的见鬼，渴得这样厉害！”他看着那些坐在桌前喝酒的人，那些为了解渴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的人。他故意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雄赳赳地从一家家咖啡馆门前走过，同时用眼睛瞟着这些客人，从这些人的脸色和衣着上，他一眼就可以估计出他们身上大概带着多少钱。他对这些坐在那里悠闲自得的人愈来愈生气。如果搜查他[3]们的口袋，一定能找到一些金路易、银法郎和铜苏。每个人平均至少有两个路易，每个咖啡馆里都有一百来个人，每人两个路易，一百个人就是四千法郎！他一面装模作样，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咕哝着骂道：“这些蠢猪！”要是他能在街角的黑暗处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他真会毫不犹豫地扭断他的脖子，就像他在部队大演习的日子里扭断那些乡下人的鸡鸭的脖子一样。
他不由得回想起他在非洲过的那两年，他在南方那些小哨所里绑架勒索阿拉伯人的情形。他想起一次私出兵营去干抢劫的勾当，那次抢劫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男人的性命，而他和他的同伴则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还有足够乐上六个月的笑料。想到这里，他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
那次罪行的凶手始终没有找到，其实也根本没有认真去找过，因为阿拉伯人几乎天生就被看作是士兵们的猎物的。
但在巴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不能挎着腰刀，握着手枪，肆无忌惮地去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事后还能逍遥自在，不受法律制裁。他觉得自己心里还存在着在被征服国家的那种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他确实怀念在沙漠里的那两年生活。没有留在那里多可惜啊！但怎么说呢，他本指望回来会更好些的，可现在！……唉，真糟糕，现在！
他的舌头在口腔里动弹了一下，发出一下轻微的响声，好像是要证实一下上腭是否干涩似的。
行动缓慢、疲乏无力的人群在他的四周流动。他心里一直在想：“一群畜生！这些蠢货的背心口袋里全都有钱。”他一面轻轻地用口哨吹出快乐的小调，一面用肩膀推搡这些行人。被碰撞的男人们回头不满地咕哝着，女人们则骂出声来：“简直是头野兽！”
他走过滑稽歌舞剧场，在美洲人咖啡馆对面停了下来，思忖着是否就去喝他的那杯啤酒，因为他渴得实在难熬。在没有决定之前，他站在街心看了看那几只发光的大钟。时间才九点一刻。他心里明白，只要装满啤酒的玻璃杯一放到他面前，他马上就会一口气喝光的，那么到十一点钟以前这段时间又干些什么好呢？
他走了过去，心里在想：“我一直走到玛德莱娜教堂，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正当他走到歌剧院广场拐角时，一个胖胖的青年男子和他擦肩而过，他隐隐约约记起好像在什么地方曾经见到过这张面孔。
他一面努力回想，一面紧跟着这个年轻人走去，嘴里反复嘀咕着：“见鬼，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家伙的呢？”
他竭力在头脑里搜索，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由于记忆上的一种奇特现象，一个相同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个人穿着一身轻骑兵制服，不过没有这么胖，也更年轻一些。他不禁高声叫了起来：“嗨，福雷斯蒂埃！”说着大步赶上去，拍了拍这个行人的肩膀。这个人掉转头来，看了看他随后说：“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先生？”
杜洛瓦开始笑着说：“你不认识我了？”“不认识。”“第六轻骑兵团的乔治·杜洛瓦。”
福雷斯蒂埃伸出双手说：“哎呀！老弟！你好吗？”“很好，你呢？”“啊！我吗，我可不太好。你知道吗，我的肺现在简直像一团烂纸，一年里要咳上六个月，就因为在回巴黎那一年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留下病根，到现在已有四年了。”“是吗！不过你看上去倒还结实。”
接着，福雷斯蒂埃挽着他老伙伴的胳膊，向他讲他的病史，告诉他医生们的诊断意见和劝告，以及处在他的地位，要根据这些忠告去做的困难。人家叫他到南方去过冬天，但他怎么办得到呢？他现在是结了婚的人，又当上了新闻记者，工作相当不错。“我在《法兰西生活报》工作，主编政治新闻，我还替《救世报》采访参议院的消息，有时还替《行星报》的文学专栏写点文章。你看，我就这样过来了。”
杜洛瓦吃惊地看着他。他变得很厉害，变得成熟了。他现在举止很有风度气派，穿着打扮稳重得体，言谈之间充满自信，而且大腹便便，看上去吃得不错。而从前的他却是瘦长条子，灵活好动，丢三落四，专爱惹是生非，整天嘻嘻哈哈，又吵又闹。想不到巴黎的三年生活竟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变胖了，也变得庄重起来了，鬓角上已有几丝白发，尽管他还不到二十七岁。
福雷斯蒂埃问道：“你现在到哪儿去？”
杜洛瓦回答说：“哪儿都不去，我在回家之前随便兜个圈子。”“既然这样，你陪我到《法兰西生活报》去一下好不好？有几张校样要看，然后我们一起去喝杯啤酒。”“我跟你去。”
于是他们亲热地互相挽着臂膀走去。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在学校里上学时和军营里当兵时就形成的。“你现在在巴黎干什么差使？”福雷斯蒂埃问。
杜洛瓦耸耸肩说：“老实告诉你，我都快饿死啦！我的服役期一满，就想到这里来，来……来谋出路，或者不如说想到巴黎来混日子；我在北方铁路局当职员，已经干了六个月，一年收入一千五百法郎，一个子儿也不多。”
福雷斯蒂埃咕哝道：“见鬼，这可不是个肥缺。”“就是说嘛。但你叫我怎么办呢？我孤身一人，什么人也不认识，没有一个人可依靠。并不是我没有意志和毅力，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他的伙伴以一种老于世故的神态，像评估一件物品似的，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你知道吧，老弟，在这里，一切都看你有没有胆量。一个人，只要头脑活络点，当部长比当科长还容易呢。要让别人服从你，而不是去求别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初你怎么没有找到一个比北方铁路局职员更好一点的位子呢？”
杜洛瓦又回答说：“我到处找，但找不到啊。不过眼前倒有点指望，有人推荐我到佩尔兰驯马场去当骑术教练，那里每年至少有三千法郎的收入。”
福雷斯蒂埃猛然收住脚步，说道：“别干这个，这是不合算的，即使你能赚一万法郎也别干，否则你就把你的前途葬送了。在办公室里工作至少不抛头露面，不会有人认识你，如果你有本事，你可以随时离开，可以另谋高就。但一旦当上骑术教练，一切就完了。这就如同你当上一家全巴黎人都能去吃饭的饭馆里的领班一样。你只要一给上流社会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弟上骑术课，他们就再也不可能把你看作和他们平等的人了。”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又问道：“你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没有？”“没有，考过两次都没有及格。”“这不要紧，反正中学课程你都读完了。要是有人对你谈起西塞[4][5]罗或者蒂贝尔来，你总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是的，大致差不多。”“这就行了；谁也不会知道得比你更多，除了二十来个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书呆子。要人家认为你有学问并不难，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当场抓住你的无知。对困难要用点手段，要避开它，遇到拦路虎就绕过去；而对别人，则要用从字典里查出来的东西难倒他。[6]所有的人全都笨得像鹅，蠢得像鲤鱼。”
他以一个阅世很深、充满自信的男子汉的姿态侃侃而谈，同时笑眯眯地看着过往的人群。但他突然开始咳嗽起来，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阵发作过去，随后用一种泄气的语调说：“这个气管炎就是好不了，简直讨厌透了！现在还是大热天。唉！[7]今年冬天我一定去芒通疗养，是啊，其他也顾不得了，身体第一嘛。”
他们来到普瓦索尼埃尔大街一扇大玻璃门前面，玻璃后面贴着一张展开的报纸。有三个行人站在那里看报。
那扇玻璃门的上方闪烁着用煤气灯火焰组成的《法兰西生活报》六个大字，就像在召唤行人似的。行人经过这里时，突然被笼罩在这几个光辉夺目的大字放射出来的亮光里，顿时全身雪亮，如同置身在阳光下一样纤毫毕现，接着马上又陷入黑暗中了。
福雷斯蒂埃推开这扇门，说了声：“进来吧。”杜洛瓦走进去，登上一条整个街都看得见的豪华而又龌龊的楼梯，来到一间前厅里；里面两个年轻的听差向福雷斯蒂埃躬身施礼；然后他们在一间类似候见室的房间里停下来。这间屋子里到处是灰尘，杂乱无章，墙上挂的绿色假天鹅绒的壁毯已褪成黄色，上面污迹斑斑，很多地方已经烂成窟窿，像被老鼠啃过似的。“你坐一会儿，”福雷斯蒂埃说，“我五分钟后就来。”
这个房间有三扇门，他从其中的一扇走了出去。
一股难以描绘的，只有编辑部里才有的那种特殊古怪的气味飘浮在房间里。杜洛瓦略微有点胆怯，尤其感到惊奇，坐在那里不敢随便走动。不时有人从他面前跑过去，从一扇门进来，又从另一扇门出去，快得使他连看清楚的时间都没有。
这些进进出出的人，时而是些小伙子，年纪非常轻，一副紧张忙碌的样子，手里拿着的一张纸在跑动中随风抖动；时而是些排字工人，在他们油墨斑斑的棉布工作罩衫里，露出雪白的衬衫领子和有点像上流人士穿的那种呢料裤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卷卷印好的报纸和刚刚印出来的油墨未干的校样。偶尔进来一位身材矮小，穿着打扮过分时髦的绅士模样的人，身上穿着腰身过分瘦小的大礼服，两腿裹在过分狭窄的裤管里，脚上套着过分尖削的皮鞋。这是带来当晚本地新闻的某个专门采访社交场合消息的记者。
另外还来了一些人，这些人神色庄严、矜持，头上戴着平边大礼帽，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似的。
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的胳膊出来了。这个人约摸三四十岁年纪，穿着黑礼服，系着白领带，头发是深褐色的，小胡子的两只角卷得尖尖的，一脸傲慢又洋洋自得的神气。
福雷斯蒂埃对他说：“再见，亲爱的大师。”
那个人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再见，亲爱的。”说完，把手杖夹在胳膊下面，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下楼去了。
杜洛瓦问道：“他是谁？”“雅克·里瓦尔，你知道，是著名的专栏作家和决斗专家，他刚刚改完他的校样。他和加兰、蒙泰尔是当今巴黎三个最有才华的评论时事的专栏作家。他在这儿每周只写两篇稿子，一年却可挣到三万法郎。”
正当出去时，他们遇到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这个人留着一头长发，样子邋里邋遢的，正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
福雷斯蒂埃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这是诗人诺尔贝尔·德·瓦雷纳，”他对杜洛瓦说，“《死去的太阳》是他写的，也是一个拿高稿酬的人。他替我们写的短篇小说每篇要三百法郎，最长的也不到二百行。我们到那不勒斯人咖啡馆去吧，我渴得要命。”
在咖啡馆的桌子前面一坐下来，福雷斯蒂埃就喊道：“来两杯啤酒！”接着，他一口气就把他的那杯喝了个精光，而杜洛瓦却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啜着，好像喝的是什么琼浆玉液。
他的伙伴沉默不语，仿佛在考虑什么事情；后来突然开口说道：“为什么你不试试干新闻这一行当呢？”
杜洛瓦吃了一惊，盯着他看，随后对他说道：“不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啊！”“唔，这有什么关系！可以试试，可以从头来嘛。我呢，我可以派你去替我打听消息，进行一些活动，搞点采访之类的事情。开头每月你可以得到两百五十法郎的薪水，外加车马费。要是你愿意，我就去对经理讲？”“我当然求之不得。”“那么，有一件事先要做的，明天到我家吃晚饭；我只请五六个人，瓦尔特老板和他的妻子，还有你刚才看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尔贝尔·德·瓦雷纳，另外还有我妻子的一个女朋友。就这样说定了，好不好？”
杜洛瓦迟疑不决，脸红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这……我没有合适的衣服。”
福雷斯蒂埃愣了一下说：“你没有礼服？真糟糕！这倒是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你要知道，在巴黎宁可没有床也不能没有礼服。”
说着他突然摸了摸他的背心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小把金币来，拿出两个路易放在他的老朋友面前，真诚而亲切地说：“这钱将来等你能还的时候再还我好了。拿去租一套你必需的衣服，或者用分期付款、一个月内还清的办法买一套；总之，好好安排一下，明天晚上七点半到我家来吃晚饭，地址是封丹街十七号。”
杜洛瓦有点不知所措，收起钱，结结巴巴地说：“你太好了，真谢谢你……请相信我是不会忘记的……”
那一个止住他的话，说道：“算不了什么，就这样吧。再来一杯怎么样？”于是他又叫道：“伙计，再来两杯啤酒！”
喝完这两杯之后，新闻记者问他：“去随便走走，逛上一个钟头怎么样？”“好啊！”
于是他们重新朝玛德莱娜教堂方向走去。“我们去干什么好呢？”福雷斯蒂埃问道，“人们总是说，在巴黎，一个爱闲逛的人不会没有事干，这话其实不然。就我来说，每当我晚上想逛逛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哪里是好。到布洛涅树林去转转吧，只有带个女人才有情趣，但不可能随时总有个女人在身边；那些有歌舞表演的咖啡馆只能叫我的药剂师和他的妻子开心，对我可不[8]行。这一来做什么好呢？没事可干。这里应该有一个像蒙索公园一样的夏季公园，整夜开放，人们可以在里面坐在树下，一面喝着清凉饮料，一面欣赏高雅的音乐。这个公园不该是个娱乐场所，而应是一个闲逛的地方；门票可以卖得贵一些，好吸引那些漂亮的贵妇人。公园里应该有细沙铺地，用电灯照明的小径，供人们散步，人们想听音[9]乐时，也可以或远或近随地坐下来。从前在米扎尔音乐厅倒有些类似的玩意儿，但总有点小酒店里那种低级乐队的味道，跳舞的曲子也太多，同时地方不够开阔，树荫很少，缺乏幽静的角落。应该有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宽广的大花园，那该多惬意。现在你想到哪儿去？”
杜洛瓦说不出所以然来，不知怎样回答好，最后才下决心说：“疯狂的牧羊女游乐场我还没有去过，很想去见识见识。”
他的同伴叫起来：“疯狂的牧羊女游乐场，哎呀，那里热得像个烤炉，我们要被烤熟的。不过，也好，那个地方还是很有趣的。”
于是他们掉转身朝蒙马特尔城关大街走去。
游乐场的正面灯火辉煌，把在这里交会的四条路的路口照得通明。一排出租马车停在出口处。
福雷斯蒂埃正要走进去，杜洛瓦拦住他说：“我们还没有买票呢。”
那一个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跟我在一起不用买票。”
他走近检票口时，三个检票员都向他打招呼，站在中间的一个把手伸给他。新闻记者问道：“有好包厢吗？”“当然有，福雷斯蒂埃先生。”
他接过人家递给他的包厢票，推开两扇表面包着皮革里面有软衬垫的大门，两个人来到大厅里。
大厅里烟雾腾腾，烟草燃起的烟像一层薄雾，使远处、舞台和剧场的另一端变得朦朦胧胧的。观众席上雪茄和香烟冒出的缕缕白烟不停地袅袅上升，汇成一片淡淡的雾气，聚集在天花板顶下；在巨大的圆形穹顶下面，枝形吊灯四周，以及坐满观众的二楼楼座上方，形成一层烟雾缭绕的天空。
在入口处通向环形散步回廊的宽敞的过道里，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妓女混杂在黑沉沉的男人群中转来转去；过道里有三个柜台，其中一个柜台前面站着好几个女人，她们在等候来客；每个柜台后面都端坐着一个虽然人老珠黄，却仍然涂脂抹粉的女柜主，她们既出卖饮料也出卖风情。
在她们的身后有几面高大的镜子，把她们的脊背和过往客人的面孔都照了出来。
福雷斯蒂埃分开人群，像一个理应受到尊重的人物似的，迅速向前走去。
他走到一个引座的女招待身边，问她：“十七号包厢在哪里？”“从这里走，先生。”
他们被带进一个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间里。没有顶盖，板壁上包着红色的壁毯，里面放着四张颜色相同的椅子；椅子靠得这么近，勉强能挤过身去。两个朋友坐下来，只见左右两侧都是一长串这种小格子似的包厢，沿着一条弧线直达舞台的两边；这些小格子里也都坐着人，望过去只能看见他们的脑袋和胸部。
舞台上，三个穿着紧身衣裤的年轻男演员，一高一矮，一个中等个子，正轮流在吊杠上表演杂技。
首先是那个高个子，跨着急促的碎步走到台前，脸上带着微笑，用手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向观众致意。
在他的紧身衣下面，呈现出手臂和腿部筋肉的轮廓；他鼓起胸部，为的是把过分凸出的肚子掩藏起来；他的头顶中间有一条笔直的发路，把头发齐整整地平分两边，这就使得他的模样很像一个理发店的学徒。他姿势优美地纵身一跃，两手攀住吊杠，身子悬在空中，然后像旋滚的车轮一样，在空中连续翻转；再不然就两臂伸直，只靠两只手腕的力量抓住那根固定的杠杆，使身体纹丝不动，直挺挺地平躺在空中。
随后他跳到地上，在前座观众的鼓掌声中再次微笑着躬身致意；接着走到台后边紧贴布景站着，每走一步都充分显露出他腿部强劲的筋肉。
轮到第二个小伙子表演了，这一个身材稍矮，但更加粗壮；他走到台前，把第一个做过的动作重复做了一遍；接着第三个上来，在观众更加热烈的鼓掌声中又照做了一遍。
但杜洛瓦并不怎么注意台上的表演，只是不停地掉头张望身后的回廊，那里站满了男人和妓女。
福雷斯蒂埃对他说道：“你注意看正厅前座里的人，都是一些带着妻子和儿女专门来开眼界的小有产者，一群笨得要命的蠢货。坐在包厢里的，则是那些经常逛林荫大道的人，有几个是艺术家，有几个是下等妓女；在我们的背后，可以算得上是巴黎社会最稀奇古怪的大杂烩。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你好好观察一下吧，什么人都有，各行各业，各种等级的人应有尽有，不过大多数不是好人。这里面有职员，银行的、商店的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职员；有记者，有靠妓女生活的人，有穿平民服装的军官，有穿礼服的装腔作势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刚在小酒馆吃过晚饭，有的才从歌剧院出来，马上还要去意大利人剧场；还有一大批很可疑，很难对他们作什么判断的人。至于这些女人，则全是一路货，都是在美洲人咖啡馆吃夜宵的、只值一两个路易的妓女。她们成天等着肯出五个路易的陌生人，闲着无客的时候就通知她们的老相好。这些女人都[10]是大家已认识十来年的老面孔，除了她们有时到圣拉扎尔或卢尔[11]西纳作健康检查外，一年四季，每天晚上都可以在相同的地方见到她们。”
杜洛瓦已经无心听了，因为正有一个那样的女人胳膊支在他们的包厢边上，盯着他看。这是一个体态丰腴的棕发女子，雪花膏把皮肤涂得雪白，眼线用铅笔描得长长的，一对黑眼珠镶在两条铅笔描成的浓眉下面。她那过分肥胖的胸脯把身上穿的深色丝绸连衣裙绷得紧鼓鼓的；涂着唇膏的嘴唇红得像血淋淋的伤口，给她身上带来某种野性的、过分猛烈的，但却能燃起人们欲火的东西。
她向正经过这里的一个女朋友点点头，把她叫住，这是一个戴红发套的金发女郎，也很肥胖，她对她故意用响得能让人听到的声音说：“瞧，这里有个漂亮的小伙子，如果他肯出十个路易要我，我不会不同意。”
福雷斯蒂埃掉转头去，微笑着拍了拍杜洛瓦的大腿说：“这些话是对你说的，亲爱的，你真行。我祝贺你。”
这个从前的士官的脸红了起来，手指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背心口袋里的那两枚金币。
台上的帷幕落下来了，乐队正奏着一曲华尔兹。
杜洛瓦说道：“我们到回廊里去兜个圈子怎么样？”“随你的便。”
他们走出包厢，马上就被卷进了闲逛的人流中；他们被挤夹着，推搡着，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眼前只见到一大片男人的帽子。妓女们两个两个地在男人群中随意穿行，从他们的臂肘下、胸脯前、脊背后轻松自如地钻来钻去，简直如同在她们自己家里一样；在男人堆里，她们就像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
杜洛瓦欣喜若狂，听任自己让人流裹夹着往前走，如痴如醉地吮吸着被烟草和人的气息以及女人身上的香水气味弄得混浊不堪的空气。但福雷斯蒂埃不行了，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停地咳嗽着。“我们到花园里去吧。”他说。
于是他们向左转，拐进一处类似室内花园的地方，里面有两个格调庸俗的大喷水池，使得这里的空气较为清新凉爽；在几棵种在栽培箱里的紫杉和崖柏下面有几个男人和女人坐在锌面小桌前喝着饮料。“再来一杯啤酒怎么样？”福雷斯蒂埃问道。“好啊。”
他们坐下来，看着从面前经过的来来往往的游客。
不时有个把转来转去的女人停下来，脸上带着媚笑问道：“能请我喝点什么吗，先生？”福雷斯蒂埃则回答说：“请你喝一杯喷泉水。”听到这话，那女人转身就走，嘴里咕哝着：“去你的，无赖！”
就在这时，刚才靠在这两个同伴包厢后面的那个胖胖的棕发女郎又出现了，她挽着那个同样胖胖的金发女郎，趾高气扬地走着。这两个漂亮女人看上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她笑着看了杜洛瓦一眼，好像他们已经四目传情说出了彼此内心的秘密，然后拖过一把椅子，大模大样地在他对面坐下来，并叫她的朋友也坐下来。接着她声音响亮地吩咐道：“伙计，两杯石榴汁！”福雷斯蒂埃吃了一惊，脱口说道：“你倒是很大方的！”
她回答道：“是你的朋友勾引我的，他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我相信他会使我做出些傻事来的。”
杜洛瓦有点胆怯，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捻着翘起的小胡子傻笑。伙计端来了果子露，这两个女人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棕发女郎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并用扇子在杜洛瓦的手臂上轻轻拍了一下，对他说道：“谢谢，我的小猫咪。要你开口可真不容易。”
说完，她们扭着屁股走了。
这时福雷斯蒂埃大笑起来：“喂，老兄，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女人身上可真行。不过得当心一点，这会教你栽大跟头的。”
他停了一下，又像一个想得出神的人梦呓似的说：“不过一个人要爬得快，也还得靠她们啊！”
看见杜洛瓦一味笑着没有答话，他就问道：“你是不是要在这里再呆一会儿？我可要回去了，我玩够了。”
那一个低声说：“嗯，我想再呆一会儿，时间还早。”
福雷斯蒂埃站起身来说：“那好，再见吧。明天见，不要忘记了，封丹街十七号，七点半。”“一言为定，明天见，谢谢你了。”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然后新闻记者就离开了。等他一走远，杜洛瓦就感到自由了，又喜滋滋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那两枚金币，然后站起来走到人群中间用眼睛去搜寻。
他很快就发现了她们，金色头发和棕色头发的两个女人，她们还是带着那种高傲的乞丐的样子，在男人堆里穿来穿去。
他径直向她们走去，但当靠近时，他又胆怯起来。
那个棕发女子对他说：“你的舌头又找回来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还用说。”但除了这句话他就再也说不出别的了。
他们三个人就这么站定在那里，挡住了散步场上的活动；人流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漩涡。
这时，棕发女人突然问他：“你愿意上我家里去吗？”
他由于情欲的刺激而发抖了，粗鲁地回答道：“愿意，可我身上只有一个路易。”
她满不在乎地笑着说：“这没关系。”
说着，她挽起他的胳膊，表示他已归她所有了。
杜洛瓦和她一起走出去时心里盘算着，用剩下的二十法郎，他完全可以租到一套明天穿的晚礼服了。
[1]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0.05法郎，即5生丁。100苏等于5法郎。当时的法郎约合今天的25法郎。
[2] 布洛涅树林，位于巴黎西北，是当时贵族、资产者常去游乐之地。
[3] 路易，法国货币名，等于20法郎。
[4]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5] 蒂贝尔（前42—37），古罗马皇帝。
[6] 这是法国人常用的比喻，就像我国所说的“笨得像猪，蠢得像驴”一样。
[7] 芒通，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小镇，靠近意大利边境，气候宜人，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
[8] 蒙索公园，巴黎科尔塞尔区一景色优美的公园。
[9] 米扎尔（1789—1853），法国音乐家，著名乐队指挥，专搞大众音乐。1840年他在巴黎维维纳街开设了一个米扎尔音乐厅，并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过露天音乐会，均获得很大成功。
[10] 圣拉扎尔，12世纪建于巴黎的一座麻风病院；恐怖时期改为监狱；法国大革命后专门囚禁妇女；有附属妇科医院。1940年被毁。
[11] 卢尔西纳，当时巴黎一家专治妇女性病的医院。现为布罗卡医院。第二章“请问福雷斯蒂埃先生住在这儿吗？”“住在四楼，靠左首的那扇门。”
看门人回答的语气是和蔼可亲的，显然对他的那位房客怀着一种敬意。乔治·杜洛瓦于是向楼上走去。
他有点局促不安，心里怯生生的，很不自在。他生平第一遭穿上礼服，而且全身的装扮使他很不放心。他总觉得从头到脚都有缺点：靴子不是漆皮的，幸好式样还相当精致，因为他一双脚生得很有模样；衬衫是当天早上花了四法郎五十生丁在豪华的大商店里买来的，可是胸衬太薄，已经裂开了。他平时穿的那些衬衫全都或多或少有些破损，即使损坏得最轻的那一件也穿不出来了。
他的裤子太肥了一点，显不出腿部的轮廓来，好像是缠在腿肚上似的，外观皱巴巴的，看上去就知道是件随便穿穿的便宜货。只有上装还凑合，勉强合身。
他慢吞吞地走上楼梯，心怦怦直跳，非常紧张；他最怕的是自己被人当作笑柄。突然他发现对面有一位穿着礼服的绅士正瞪眼看着他，两人距离这么近，以致杜洛瓦不禁往后退了一步。接着他又愣住了，原来这个人竟是他自己，是由一面高大的落地穿衣镜映出来的。这面镜子竖在二楼楼梯平台处，把二楼的过道照成了一条长廊。他顿时高兴得发抖了，因为看上去他比自己原来想象的竟要好得多。
因为他家里只有一面刮胡子的小镜子，他无法看到自己的全身，只能勉勉强强逐段照出这身临时凑合起来的服装的各个部分，因而他过分夸大了种种缺点，一想到自己滑稽可笑的样子就不免心里发慌。
但这一下突然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了；他刚才竟然把自己看成是另一个人，看成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乍看之下，真是既漂亮又潇洒。
于是他仔细端详自己，并不得不承认他这身打扮还真够使人满意的。
接着他像演员钻研他们扮演的角色一样，研究起自己的动作来。他向自己微笑，伸过手去，做出各式各样的姿势，表现出惊讶、高兴、赞赏的表情；他揣摩各种不同程度的微笑和眼睛的神色，以便在夫人小姐们跟前献殷勤，使她们明白他对她们的崇拜和爱慕。
楼梯旁的一扇门打开了。他生怕被人撞见，赶紧向楼上走去，心里有些惴惴不安，担心自己刚才那些向女人献媚的动作已被他朋友请来的某个客人看到了。
走到三楼的时候，他又看到有一面镜子，于是他放慢了脚步，想看看自己从镜子前面走过去的样子。镜子里出现的他确实风度翩翩，走路的姿势也潇洒动人。他顿时信心百倍起来，就凭他这副相貌和向上爬的欲望，加上他自己已经下定的决心和不受束缚的思想，他肯定会成功的。他真想又跑又跳地爬上最高一层。他在第三面镜子前又停下来，用熟练的动作卷了卷他的小胡子，脱下帽子把头发重新整理了一下，像通常那样低声说了一句：“真是个了不起的新发现。”然后伸出手去，按响了门铃。
门几乎应声就开了，面对他的是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神态严肃、胡子刮得光光的听差。这个仆人衣着这么整齐，竟使杜洛瓦心里重新慌乱起来。他也说不清楚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情绪是从何而来的，也许是一种无意识的比较，看到对方剪裁得体的衣着联想到自己这套不太合身的服装了吧。这个穿着漆皮鞋的仆人一面接过杜洛瓦为了怕露出污迹而搭在手臂上的大衣，一面问道：“请问先生，我该如何通报？”
接着他向挂着一道卷起的门帘后面的客厅高声通报了杜洛瓦的姓名。
因为就要迈入他久已期待、梦寐以求的那种生活，杜洛瓦突然感到摇摇晃晃，好像身体失去了平衡；由于感到害怕，他的两条腿竟挪不动了，呼吸也急促起来了。但他终于走上前去；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独自站在客厅里等着他。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灯火通明，摆满了花木盆景，像是一个温室。
这位微笑着的夫人是谁呢？他猛然停住了脚步，简直不知所措了，后来他才想起来，福雷斯蒂埃已经结婚了，这个漂亮优雅的金发女人肯定是他朋友的妻子，想到这里，他总算慢慢镇静下来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夫人，我是……”她向他伸过手去，说道：“我知道了，先生，夏尔已经把昨晚你们相遇的事告诉我了，我非常高兴他出了这个好主意，请您今天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他不知说什么是好，面孔一直红到了耳根。他觉得对方在从头到脚端详他，审视他，他正在被掂量，被评估。
他很想解释一下，编造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他的服装为什么这么简陋，但他什么理由也找不出来，所以他也不敢接触这个困难的话题。
他在她指给他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觉得身下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天鹅绒坐垫在陷下去，他的身体正在沉入这个椅背和扶手都包着软垫的家具的舒服的怀抱里，并被它轻轻地托着，拥抱着。这时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又迷人的生活，占有了某种美妙的东西，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他得救了。他看了福雷斯蒂埃夫人一眼，发现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
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开司米的连衣裙，绝妙地把她柔软的腰肢和丰满的胸脯充分显露出来。
她的胳膊和胸脯的肌肤从连衣裙上身的领口和短袖的泡沫状的花边里露出来；头顶上高耸的金发下垂到颈背后微微卷起，在脖子上形成一圈轻盈盈的金色云鬓。
杜洛瓦在她的眼光下逐渐安下心来。不知什么缘故，她的眼光使他想起昨天晚上在疯狂的牧羊女游乐场遇见的那个妓女的眼光。她的眼睛是灰色的，灰中带蓝，使她的表情变得有点儿异样；她的鼻梁瘦瘦的，嘴唇很丰腴，下颏略微有点肥厚，面孔轮廓不太端正，却很迷人，一副既可爱又狡黠的样子。她属于这样一种女人，她们脸上每一根线条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魅力并含有深意，一颦一笑不是说明、就是掩藏着什么东西。
短时间的沉默以后，她问他道：“您来巴黎很久了吗？”
他的心神已慢慢镇定下来，回答道：“才来几个月，夫人。我在铁路上有个职位，但承蒙福雷斯蒂埃的好意，答应帮我进入新闻界。”
她又微微笑了一下，这次笑得更明显，更亲切了，随后压低声音悄悄地说：“我知道。”
门铃又响了，仆人通报道：“德·马雷尔夫人到。”
来的是一个褐色头发小个子的女人，就是人们通常唤作“褐发小妞儿”的那种女人。
她步履轻快地走进来，穿着一条很普通的深颜色的连衣裙，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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