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晓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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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试读：
总序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阅读梁启超》，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此外，我还编选过《梁启超文选》（上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大家国学·梁启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校勘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与《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辑录过《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序收入三联版的《阅读梁启超》时，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十年一剑？》。
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而由于持续的关注与话题的延伸，本人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相当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精明能干的女编辑姚恋在做过《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责编后，一直惦记将我的三本著作集合起来，一并推出，以集束的效应进行展示，这一建议让我颇为动心。此事从去年说起，中经家事波折，延搁到今年6月，方才正式启动。
此次重新编排，按照三书为一整体的原则，除《觉世与传世》保留原貌外，其他两本著作都做了少量调整，具体情况在各书的“附记”中已有交代。同时，为配合成套出版的整齐、美观，书名也经过了统一修改：以“阅读梁启超”为总题，《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易名为《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扩充为《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改题为《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明年1月恰逢梁启超去世90周年，谨以拙作向前贤致敬。2018年1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附记
本书先后有两个版本，首次是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8月印行；至2006年1月，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版。中华本乃是放在“名家讲现代中国”丛书，增加了《梁启超学术年表》与《梁启超著述要目》两篇作为附录，并应编辑的要求，添加了图片，期望提升阅读趣味。
此次整理即以中华版为底本，只是因为脱离了原有的丛书，其中的各“讲”已相应改回为上海人民版的各“章”，两个附录也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与见识的增长而稍有改订。不过，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原貌。这毕竟是本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对我有特殊意义，即使不完美，比如注释相对简略，也希望其素面朝天。为此，连后来添补的图像，这回也省略了。
重新修整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广海和郭道平两位博士的帮助。前者为我将全书转化为可以编辑的word文档，后者则仔细校对了全书引文，发现与改正了不少错误，在此谨致谢忱。2018年8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中华书局版序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守、陈旧，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里，所能参考的文献便极其有限。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分别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时，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悦。虽然两书印数均有五六千册，可放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实属微不足道。为确保捷足先登，我不仅动用了已从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妈妈的关系，劳动其先前的同事直接从内部购书；并且恳请刚刚从王府井书店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归来的哥哥立时再走一遭，替我抢买下那部厚重的年谱。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只需要勤奋，也需要机遇，那么，当年我选择这样的论题也还算是适逢其时。在勾勒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所受日本明治文学的影响时，这两部及时到手的书无疑对我大有助益。
毕业留校，一向关照提携我的张少康老师，又先后两次约我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论文，使我得以在刚刚起步的方向上继续用力，并在反复阅读与写作中，不断推进与完善对于梁启超文论的理解与论述。其中稍晚完成却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启超》一文，显然比早些时候写出的《梁启超文艺思想刍议》论说更为成熟。此文因而直接成为本书的第二章。
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体文学观，追索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观念从反叛到复归的内在理路，以及其前期与日本明治文化、文学的深层关系，便相应地进入我的视野。其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文学评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三套大书，为我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思路落实上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阅读中时时涌起的“发现”的惊喜，使原本相当艰辛的论文写作也充满了快感。“好风凭借力”，我仍然要感谢这期间出版界的眼光与识断。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及时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买到一册。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启超曾给德富苏峰写过两次信，联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时，正是以德富苏峰为楷模，声称其著作“余甚爱之”，则这一线索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华书局作为“内部发行”读物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如此，依据梁启超的自白与同时代人的证言，梁之“新文体”与德富苏峰的“欧文直译体”之间的关联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现。
为了论著的相对完整，其后，我又补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小说与诗歌研究的两章，最后完稿的是“导言”与“结语”。1988年4月，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第一本书画上句号了。书名确定为“觉世与传世”，自以为对于凸显论述主线，颇具画龙点睛之效，而此则有赖于平原君的一锤定音。
此书当年即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二批书目中，原以为出版会很顺利。殊不料1989年春夏间的一场风波，使这套书也受到牵连，暂时搁浅。经历了一波三折，总算在交稿三年以后，拙著才得以在原先落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样印出。而政治之足以左右学术的命运，令人慨叹。彼时尚不时兴编辑在版权页留名，我只记得责编与我同姓，工作认真负责，我对他十分感激与尊敬。
1991年8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出版以后，在国内研究界受到相当关注。而更大的反响来自日本。书中以将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深刻影响，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接连在《北海道新闻》与《东方》月刊发表书评，以“探寻近代起源的实证比较文学研究”（《东方》1992年10月号）为题，揭示本书的独特价值。紧接着，1993年4月，以共同研究闻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也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倡导下，组成了“梁启超研究班”。这一共同体的研究结晶，即是1999年在日本出版的《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关于该项研究的缘起，狭间直树教授自陈是接续包括拙著在内的“深入挖掘日本与中国之间文化影响关系层面”的研究成果而展开：“共同研究以‘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为题，将视点设置在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上。”（《序文》）应该说，能够引发日本多学科学者对梁启超进行深入研究，自然使得刚刚踏进学术研究之门的笔者备感鼓舞。此外，神户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对本书做了专门研读，参与此课的学生逐章译注的细节虽不能详知，但相信对于拙著必定补益良多。
实际上，在本书新版的修订中，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上述日文著作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最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笔者于第五章论述梁启超的新体传记文时，原先直接引录了《罗兰夫人传》中“河出伏流”一节文字，以为梁文中“有些议论甚至是作为全传的核心思想提出的”之范例。而参与“梁启超研究班”的松尾洋二先生，则在其提交的《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中指出：“夏晓虹所引用的地方，是《罗兰夫人传》的高潮之处，同时也是全传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传记的中心思想。但是，夏晓虹未曾提到这里的内容其实是梁启超翻译德富芦花所编传记而来的。”松尾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梁启超如何取材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法国革命之花》，其有所删改而隐去翻译痕迹的《罗兰夫人传》后来又如何流传到朝鲜，出现了朝文译本，并由此钩稽出一条近代东亚精神的历史交流渠道。此一梁文原始出处的揭示足以纠正笔者先前的误会，这次整理时，便依据其说做了相应改订。
不过，因为此书整体上仍属于旧作重印，对书稿正文的修整因而仅限于个别字句。即使如松尾洋二先生的指正，由于并未影响到主要结论，故也只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大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核对引文，补充注释，以使之更加准确与详明。
遵照编辑的意见，我选择了一些相关图片配置书中，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景与增加阅读兴味。毕竟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距离今日已经有一个世纪。2005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第一章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一[1]
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曾这样记述他的出生：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
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
岁也。把自己的出生时间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有炫耀新知识之心，更有一种自觉处于国内外风云交汇之际，因而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庄严意识。的确，时代给予梁启超以机会，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者家庭，十八岁以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沿着前代读书人的老路走下去，他的前途不外科举仕宦或积学能文二途。然而，梁启超是幸运的，他躬逢良时，又躬逢得风气之先的良师康有为，再加上他个人的聪慧异常与生性喜新，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出将入相、宿儒才子完全不同的路。
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梁启超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梁启超大量著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可能越过梁启超。梁启超又是近[2]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其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二
梁启超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成为一个长期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政治家；他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而闻名。这种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使他的矛盾与困惑也带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
还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便与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家严复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新民丛报》时期。
严复1897年的原信现在未发现，不过，据其后来自述及梁启超复信中所述，是他以为梁启超发论草率，因而“劝其无易由言，致成[3][4]他日之海[悔]”。梁启超私下虽然承认严复所说未尝无理，但在回信中仍然申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
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按：指《时务报》）之
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
光大之。……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5]
脑官。
到《新民丛报》创刊，第1号便发表了梁启超为严复的《原富》译本所写书评，极称其“精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
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梁启超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
也。据此，他批评严复的译笔古奥，不能使学童受益，而主张进行“文界[6]革命”，改变这种状况。严复私下也表示对梁启超的批评十分感佩[7]，不过，在复信中仍固执己见，声称：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
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
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
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8]
责也。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黄遵宪，他在致严复的信中，与梁启超相呼应，针对严复“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的观点提出：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文字一道，[9]
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
概括而言，这场由当时几位著名人士参加的论争，并非个人间的意气之争，而是一场意义深刻的严肃讨论，其基本论题即为作“觉世之文”还是作“传世之文”。这不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作文态度，而且集中表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与追求。
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年底脱离政界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政治家而兼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后期则以文学及其他学科的专门学者而兼评时事。与严复的论争尽管发生在前期，却正可以作为考察其文学观念变迁的重要线索。
这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重要课题。甲午战争使改良派取代洋务派走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与宣传家，也开始了他长达二十馀年的政治生涯。由洋务派的“从器物上感觉不[10]足”到改良派的“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改良派已认识到国民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从而把“新民”放在首位，而以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基本政纲。因此，从投身政治活动起，梁启超即自觉地以“觉世”[11]为责；即使治学，也念念不忘“学者以觉天下为任”。有“思易[12]天下之心”，作“觉世之文”而不作“传世之文”，可以说是梁启超前期著述的宗旨。
在梁启超看来：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
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13]
为上，不必求工也。
梁文受人称赞处，恰在流畅锐达、条理明晰，正是标准的“觉世之文”。而在近代报业兴起的背景下，“觉世之文”又以载于报刊功效最著，于是报章文体便与著作文体有了明显区别。用梁启超的话说：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
[14]梁启超自称其为文乃“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而时势“变异之速”，使“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15]。他为“一时”、“一义”所发之论因而随时变迁。《时务报》创办未及一年，梁启超已觉得，“就今日而自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16]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1902年为《饮冰室文集》作序，他也承认因思想变化流转之速，“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从报章文体的“觉世”特性看，梁文为人诟病的“持论屡变”也很容易理解了。
既然说读先前之文屡“欲有所更端”，“欲作呕”，以常理推断，梁启超应当是就此觉悟，对转瞬即逝的“觉世之文”悔而弃之，而转向以著书体作期于久远的“传世之文”了。但其实不然。与扬雄为求藏山传世而“悔其少作”的创作态度完全相反，梁启超断然宣称：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
[17]此话精彩之至。处在近代中国社会，像梁启超这样一位启蒙思想家，对自己有如此清醒、透彻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以觉天下为任”，只求即时生效，为当时人所理解；而不企望名垂千古，被后代人持为轨范，甚至很快为历史遗忘亦在所不惜，这是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古代一向把“文”看得很重，“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凡有著述，即使当世不传，也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报任安书》），以求流芳百世。文人作文，也抱定一个以“立言”求不朽的念头，必期“垂诸文而为后世法”（韩愈《答李翊书》）。只有到了近代，启蒙意识出现，这种观念才有所改变。“虽泰西鸿哲之著述”，梁启超也认为，“过其时，[18]则以覆瓿焉可也”。“觉世之文”的价值不体现于文字，而表现在启蒙功效上。启蒙的目的既已达到，用作手段的报章文字自不妨速朽，不妨丢弃。
有了这种认识，无论是作政论文，还是从事文学创作，梁启超首先考虑的必然是社会效果，而不是写作艺术。借鉴外国文学，也以此为选择标准。日本明治前期的“政治小说”艺术上虽然粗劣，在日本文学界也已过时，梁启超却看中其以小说体宣传政治主张的便利，便检选出来，引进中国，大加提倡，取为中国新小说的范本。而对当时在日本最活跃、艺术更成熟的浪漫派作家，梁启超却视而不见。不独于一国文学的取舍如此，即如德富苏峰这位梁启超当年最敬重的日本作家，梁启超可以仿效其“欧文直译体”而创造出“新文体”，可对[19]德富苏峰激烈批评“政治小说”艺术拙劣的意见则置之不理，其《新中国未来记》也重复着日本政治小说的弊病。
贯穿梁启超前期的强烈的“觉世”意识，随着其政治生涯的结束、学者生涯的开始，而被“传世”的愿望所取代。梁启超后期采取[20]了一种“为而不有”的“趣味主义”，因而主张“为学问而学问”，批评包括自己在内的“新学家”说：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原，曰：
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21]
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这时，反观晚清新学的成绩，他甚至说：故光、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22]
亦未敢轻许也。这种说法未免责之过苛，却正显现出其观念的巨大转变。
作文的目的不在致用，治学的目的只在学问，这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应取的态度。以政治或其他功利考虑为出发点，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从古代文化中，发掘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无疑是梁启超后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当他说“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23]比古人进步”时，不仅展现出其研究对象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显示出他对于艺术的灵魂——情感的研究，本身也具有传世的价值。三
上文勾勒出了梁启超文学观念变迁的基本轨迹，即前期作为一位政治家，注重现实功利，故志在觉世；而后期作为一名学问家，注重历史价值，故志在传世。不过，这也只是就其大体而言，梁启超的思想绝非如此单纯。
1921年，他分析自己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
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24]
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
实际上，“觉世”还是“传世”的矛盾，从前期到后期始终困扰着梁启超，只是随其由政治趋于学问兴趣的转移，而或隐或显，此长彼伏。
在梁启超倾心于“觉世之文”时，他也未尝不在追求其文的传世[25]价值，自称“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正是最明白的表示。这原因便在于，他已经意识到，“觉世”之中有“传世”的因子：“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十年以[26]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不仅十年以后，觉醒者当感激梁启超的启蒙功德；而且即使几十年、几百年后，梁启超具体的论点早已过时，不足为法，而其当初所开启的方向却昭示着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后来者可以迅速越过梁启超，不过，这总是在他所打开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当年梁启超曾经充满悲壮感地宣告：故欲以身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
牲其名誉。甘以一身，为万矢的，曾不于悔，然后所志所事，乃[27]
庶有济。而最终，历史总会以其特有的方式给予启蒙者的“牺牲一身觉天下”[28]以应有的补偿。
梁启超后期转向“传世之文”时，也并未完全放弃觉世的意识，其学术论文仍以大众为读者对象。在对中国史学的批判中，他既反对孔子、司马光备帝王及其臣僚取法的著书目的，也反对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供少数学者研读的著作态度，尖锐地指责他们：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29]
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
这与他前期批评严复倾慕“藏山不朽之名誉”、将著述看成少数人的事业是一以贯之的。尽管梁启超后期注目于永久价值，可是他所作的研究仍属于文化普及工作，内中也含有“觉世”的因子，不过不限于政治思想上的启蒙而已。
说到底，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型的政治家。在“觉世”与“传世”之间，其前后期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但从政时不能忘情于文学，创作时又不能忘怀政治。前期以觉天下为己任，可在其“小说界革命”论中，仍有关于“熏”“浸”“刺”“提”四种力的论述，在[30]“诗界革命”论中，也出现了保留“旧风格”的主张，凡此均可见梁启超并非单纯的政治宣传家，而确有艺术鉴赏力。只是政治家的责任与文学家的良心常常冲突，使梁启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呈现出矛盾状态。至于后期“为学问而学问”时，他也还是关心现实，政见文字始终不能绝迹。并且，在他的古代文化研究中，也透出对社会现实的感慨以及古为今用的用心。
梁启超的矛盾心态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它反映出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的投影。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文以载道”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孔子关于《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父”“事君”（《论语·阳货》）的教诲，明显表露出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对后代文人影响至深。近代启蒙意识与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更使梁启超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文学，越俎代庖，直接干预政治，把文学简单地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同样悠久的诗文传统的熏陶，又养成了中国文人高雅的艺术趣味。在具体作品的品评中，他们对艺术的优劣精粗有精细的分辨与敏锐的反应。梁启超们不妨在理智上推崇“文学救国”，可在趣味上则更倾心于艺术精美之作。前者是为别人而作，目的在启蒙；后者是为自己而作，主旨在陶情。于是，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艺术创作中，他们常常不自觉地“自我分裂”——即如情趣与旧诗词更相投的梁启超，却偏要提倡新小说——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同时承担起作为国民与作为文人的双重责任。
梁启超的不断趋新、观念屡变，固然由于时局发展迅速，有策略的考虑，但也与他总在觉世与传世、政治家与文学家、责任与良心、启蒙功效与艺术价值等之间徘徊有关。这使他无论作为一名政治家或作为一名文学家都显得脆弱、芜杂，甚至自相矛盾。然而，这也正是梁启超的可爱之处。从文学家来要求，梁启超有很多缺陷，够不上大家；可也得承认，他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在他身上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学观念内在的矛盾——既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就很可能成不了“不朽之盛事”；同时，在他身上更缩影式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
川端康成评论日本明治文学的一段话，对于与明治文学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并深受其影响的梁启超同样适用：我总认为，明治以后，随着国家的开化和勃兴，虽然出现了
一些大文学家，但许多人在西洋文学的学习和移植上花费了青春
和力量，为启蒙事业消耗了半生，而在以东方和日本为基础、进
行自我创造方面，却未能达到成熟的境地。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
[31]
不过，这还是从文学史角度而言，作家的艺术才华未能充分、得当地发挥，也可以说是令人遗憾之事。而从文化史来评价，则梁启超当年所作的传世诗文未必真能传之久远，而他自以为速朽的觉世之文反而不断为人记忆乃至诵读。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时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活着，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恼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也许，梁启超的时代并没有真正过去？也许，文学本来就该这样徘徊于觉世与传世的十字路口？
梁启超毕竟是幸运者，他开启了一个时代，提出了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命题。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我们不能不面对梁启超，面对他自觉提出或无意中透露的若干文学问题（其实不止于此）。当然，这里所作的多半是历史考察，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与发挥则有待来日。第二章 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尽管五四以后，他已不再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核心人物，而作为著名学者，却仍在文学研究界发生着重大影响。实际上，从作“觉世之文”转向作“传世之文”，梁启超文学观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处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种颇为典型的反映。因而窥此一隅，便可以收概见全局之效。
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考察，可以从小说理论、诗歌理论、散文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也可以对中心论题的转移倾向做综合描述。二者结合，对于全面的研究是必要的。一
梁启超关于小说问题的论述，集中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和《告小说家》（1915年）三篇文章中，其他如《变法通议》《小说丛话》等也有零散议论。《译印政治小说序》是梁启超为鼓吹“政治小说”而写的一篇专论，发表于《清议报》第1册。他在文章中肯定了小说具有娱乐性与通俗性，因而读者面很广，可以因势利导，借用作社会教育的手段；并对中国旧小说作了总体批判，提倡翻译“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32]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的“政治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它一向被视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其中心内容为论证“中国小说界革命之[33]必要”。该文对《译印政治小说序》做了补充和发挥。梁启超觉察到，单从娱乐性与通俗性两方面解释小说社会影响的广泛是“有所未尽”，于是又着重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立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小说社会作用的历史考察，得出了“小说界革命”乃是当务之急、必须先行的结论。梁启超还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根据小说创作[34]方法的不同，把各种各样的小说区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大类，为中国文学批评引进了两个新概念，这对于小说研究的科学化很有意义。《告小说家》最晚发表。因该文写于倡导“小说界革命”十几年后，所以，文中除重复先前关于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与艺术感染力的论点外，还对“小说界革命”以来的创作情况做了总结：一则肯定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象，“自馀凡百述作之业，殆为所侵蚀以尽”；一则批评“新小说”已形成流弊，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什九则诲[35]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这些分析还是相当中肯。梁启超要求小说家加强社会责任感，在当时也有针砭作用。
由于梁启超的小说论文集中发表于他作为政治家而活动的前期，其理论具有明确的为改良政治服务的意图，因此，根据他所论述的内容，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划分为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两部分。但前者显然是他注意的中心，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后者则仅仅是作为为达到目的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才给予一定注意。明白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早在戊戌前著《变法通议》时，梁启超已很看重小说的教育作[36]用。《论幼学》一篇，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作为蒙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看到了“今人文字与语言离”、“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的弊病，鉴于通俗小说“读者反多于六经”的事实，于是提倡：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
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
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
为补益岂有量耶！也就是说，小说可以宣扬孔教，给人历史知识，激发爱国思想，了解外国情况，改变恶劣的社会风气。梁启超要求小说承担这样重大的社会教育职责，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小说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指望小说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论文中也多次表述过。而究其来源，则不能不叙述其师康有为的观点。《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其实是对康有为幼学思想的阐述和发挥。康有为受他所收集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编行的小学课本启示，在1897年付印的《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专门讲到了幼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告其门人曰：吾中国小学无书，无以为天下之才计也”，乃决意率弟子们“编《幼学》一书”，先定其体例为幼学名物、幼歌、幼学南音、幼学小说、幼学捷字、幼学文字、幼学文法、幼雅、幼学问答、习学津逮十项。康有为的幼学教育思想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即已形成，据梁启超《论幼学》中所说，“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启超等编之，已五年矣”，即可知。梁启超又将其幼学教育的内容择要合并，分为七项，即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和名物书，并未超出康有为划定的范围。康有为在“幼学小说”项下说：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
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37]
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梁启超文中关于说部书的论述，明显是对康说的具体阐发。在《日本书目志》公开问世之际，他还写下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全文录入康有为为该书所作自序，以示对师说的极度尊重。对书中的其他议论，梁启超也深有领会，并铭记不忘。
而且，直到写作《译印政治小说序》，康有为的影响仍强烈地显示出来。文中对小说的基本认识，大体还是出自《日本书目志》一书。与《论幼学》不同，这一次是采用引述的形式。在“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的一句赞语后，梁启超引录了一大段康有为以小说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律例行教育之责的名论。经过梁启超的转述，这段话已广为人知。可很少人知道，它的原出处是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
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
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
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
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
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
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
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侥僬[僬
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
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日人尚未及是，
其《通俗教育记》《通俗政治记》亦其意矣。这是康有为为该书卷十四“小说门”所写的识语，除个别字句略作调整、删节外，均被梁启超抄入《译印政治小说序》，几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成为立论的核心。
梁启超大段称引师说，赞同康有为关于小说可以作为启蒙的百科全书，一切知识都应包容在小说中的观点，表明他之所以重视小说，与其师康有为一样，完全是出于改良派开通民智以改革政治的考虑。他们还是以先知先觉者自视，居高临下地启迪蒙昧众生，才找到小说这一适合广大民众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的文学体裁。当然，抛弃文人偏见，愿意为下层人民撰述，这在创作观念上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正是看到了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普遍的社会教育作用，梁启超才对“小说界革命”寄予最大期望，把改良社会政治的重任赋予小说。他论述“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时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
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
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
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38]
始。小说的改革关系到社会政治变革的成败，小说的崇高地位由此显现出来。而从改良社会政治出发，在各类题材的小说中，自然又以政治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最密切、功效最高，梁启超因而对政治小说格外器重，将其地位置于小说之冠。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有意无意夸大了政治小说的作用，指称：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
小说为功最高焉。此说虽然有违事实，但强调政治小说可以推进政治改良，却是当时提高小说地位必要的第一步。
梁启超对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的推崇，显然是以之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种强烈的功利性使其理论与创作潜伏着危机。文学终究不是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它虽然会产生宣传的效果，却不以此为唯一目的。文学创作首先是一项艺术活动，要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功利主义地利用文学，只会损害文学，使它因失去艺术性而减弱了感染力，结果反而离本来的目标更远。但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思想，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要求小说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的重任，这在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梁启超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有助于增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用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关心作品的社会效果。只要不是狭隘地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而是从提倡文学与社会、人生发生联系方面来理解，梁启超的思想还有其可取之处。
在梁启超的小说论述中，肯定与批判又往往联系在一起。“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正是从历史的批判中发现、提炼出来的。梁启超对旧小说的否定采取了绝对化的表现形式，这也是从政治教化的角度观察小说的社会效果必然得出的结论。
早期著《变法通议》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时，梁启超便把旧小说算在旧学之内，认定它们“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39]于此间而莫或知”。作《译印政治小说序》时，他仍持这一观点，对旧小说一言以蔽之曰：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
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到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民思想是由旧小说造成的：“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一一皆来自小说。由此产生出中国社会的种种恶现状，诸如阻碍实业发展，消耗国力，热衷功名利禄，寡廉鲜耻，不讲信义，好弄权术，沉溺声色，伤风败俗，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总之，中国衰弱不振，旧小说该当首罪。于是，梁启超断然宣布：旧小说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
很明显，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一概抹杀不能视为公正的评价，对于生活与艺术、存在与意识的先后关系，他也弄颠倒了。同时[40]参加《小说丛话》撰写的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对此即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据此，他指出：“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41]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梁启勋把小说看作社会现实的反映，无疑比其兄正确。然而梁启超夸大旧小说恶劣的社会作用，也有其值得注意的用心。尽力贬毁旧事物，正是为建立新事物清除地基。而以小说为突破口，把文学作为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正是这一历史批判顺理成章的发展。
梁启超之所以选中小说作为改良社会政治最锐利的武器，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具有“易感人”的伟大力量，“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为此，他专门分析了小说的四种感染力。一曰“熏”，即是熏陶，“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从而产生潜移默化、连锁反应式的普遍影响。二曰“浸”，即是“入而与之俱化”，长久沉浸在作品所带来的情感氛围中不能自拔，达到与作品情境的交融。三曰“刺”，即“刺激之义也”，“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受到突然的震动。四曰“提”，即是情感的升华，“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读者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自化其身焉，入于[42]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引发出模仿书中人物行动的强烈欲望。
梁启超对小说移情作用的具体描述未必精确，却是发前人所未发，揭开了小说所以感人的奥秘，在当时便大受重视。有人作诗赞曰：“高论千言出胸臆，有如天马无羁勒。稗官小说能移情，不信但看四[43]种力。”而利用小说的艺术感化力，以收移易人心、改造社会之效，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经过他的鼓吹，这也成为不少新小说家自觉的创作追求。如《黄绣球》的评点者即标举：“论小说位置家之言曰：小说者，觉世之文也，宁繁无简；又小说有熏、浸、刺、提四诀。作[44]者本此意以述之，期乎不背其说。”
小说的“移情”作用，还须从读者方面进行考察。梁启超从若以赏心乐事为目的，悲惨小说为何反更受欢迎的现象入手，接触到这个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有意义。他把读者的心理需要作为分析的前提，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又说：“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小说恰恰能弥补读者的这两种缺憾。“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即小说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由此便产生出“理想派小说”。小说又可以把人们未察觉、不明白或无法表达的情境“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即是说，小说能够满足人们认识生活与再现生活的需要，由此[45]便产生出“写实派小说”。不管是“理想派”小说，还是“写实派”小说，都因能满足人们某种感情需求而具有“感染力”。
梁启超关于小说艺术感染力的论述已经触及艺术美感的发生、作用问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可这些论说终归还是从“利用”的角度出发，仍然属于小说社会影响的研究。不过梁启超出于政治原因推[46]崇小说作者可以成为“文圣”，这对于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还是切实起了作用。二
梁启超的诗歌理论在政治活动时期和学术研究时期有前后不同的侧重点，因而比其小说理论研究深入、内容丰富。[47]
梁启超前期诗论的代表作是《饮冰室诗话》，《夏威夷游记》[48]中也有许多重要的意见。和他的小说理论相同，这些诗论也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最早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梁启超提出“歌诀书”与“说部书”都应作为启蒙教材，便已提倡编写“爱国歌”“变法自全歌”“戒鸦片歌”“戒缠足歌”等含有一定政治内容的歌谣。到1899年底写作《夏威夷游记》，首次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其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在《夏威夷游记》论及诗歌问题的一大段议论中，梁启超首先以全面批判的态度否定了中国一千多年来的诗歌创作，认为其毫无新意，“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中国古代诗歌的陈陈相因，造成了创作与时代脱节。于是，梁启超认为：“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为此，他提出了另辟新境的新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这“三长”也是“诗界革命”的三项具体要求。所谓“新意境”“新语句”，据梁启超本人解释，即是“欧洲之意境、语句”，推崇它们“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从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的说法可以明显看出，西方文化是“诗界革命”之魂。梁启超不仅期望输入西方的政治思想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而且期望引进西方的文化精神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想，具有实践价值。
接着，梁启超又分别举出黄遵宪等人的创作，而以“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为评论标准，特别集中地检讨了戊戌以前他与夏曾佑、谭嗣同一起创作“新诗”的失败教训。“新诗”又名“新学之诗”，其特点一如梁启超后来所总结的：“盖当时所谓新诗者，[49]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名词”主要指从外文翻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用语以及宗教词汇。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也指出，夏曾佑、谭嗣同的“新体”诗“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很明显，“新诗”是用诗歌的形式表现“新学”的内容，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但是，由于“新诗”使用了大量生疏甚至是生造的词语、典故，有的诗竟要“注至二百馀字，乃能解”，或“虽十日思不能索其解”，造成了“新诗”的晦涩难懂；再加上过多地使用“新语句”，破坏了“古风格”，使得“新诗”“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所以，“新诗”在创作上并不成功，影响也很小。尽管如此，这次尝试毕竟为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做了实践准备。
既然“新诗”的失败在于语言内容与形式、风格的不协调，“诗界革命”便有意识地加入“古风格”以为补救。并且，当时梁启超已发觉，“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因而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又将三项要求合并为“旧风格”与“新意境”两项。从尊重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性与诗歌独特的创作规律看，梁启超的退步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在于旧体诗的形式是可以打破的，梁启超也未尝没有感到旧形式的束缚，作为变通的办法，他很赞成创作“新乐府”[50]，还只向前迈进了半步。当然，如果从内容的变化往往先于形式的改变来考虑，倒也不能苛求于梁启超。
总起来看，梁启超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很不满意，可供标举的“三长兼备”的诗句寥寥无几，“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自然与前此新学界偏重西方物质文明的倾向有关。梁启超责无旁贷地负起了补缺的责任，谦称：“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的确，诗歌中“新意境”“新语句”从物质到精神的转移，与新学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然而梁启超率先提出这个问题，仍然是独具只眼。单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性考虑，为了保留其独特韵味，也应着意于表现物质表层下潜在的西方思想精神。
经过缜密的考察与分析，梁启超看出中国诗歌发展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势必发生变革，从而得出了“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结论；并且指出，“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从他所摘引的黄遵宪等当代诗人的诗作中，梁启超已看到“革命军月晕楚润之征”。他见机而作，及时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正体现出不失时机、顺应潮流的主动精神。
随后，在连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又继续阐发“诗界革命”论，明确提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
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
革命之实矣。他以进化论的文艺观为出发点，批评“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51]古所云哉！”本着“薄古爱今”的精神，梁启超在《诗话》中热情[52]评介了众多新诗人的新诗作，尤其推许黄遵宪的“新派诗”，为“诗界革命”提供了创作典范。从这些具体的评点中，进一步阐发了“诗界革命”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此时，梁启超特别看重“新意境”与“旧风格”。他评谭嗣同“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评黄遵宪诗“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评陈三立“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深俊微”；评杨惟徽诗“其理想、风格，皆茹今而孕古”；评自署“瀚华”[53]者之诗“以新理想入古风格，佳诗也”。无论作者熟识与否，“新意境”（或曰“新理想”）与“旧风格”（或曰“古风格”）都是好诗必备的两项基本条件，“新语句”（或曰“新名词”）则已排除在外。“诗界革命”在题材内容上，要求诗歌反映近代社会现实，为改良派的政治斗争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称赞黄遵宪之诗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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