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桦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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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曾国藩 胸中胡雪岩(为官·经商·做人·做事必读的中国式智慧)试读：
序言
曾国藩，一代洞悉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兴名臣”；胡雪岩，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之法的“红顶商人”。 曾国藩的做人箴言既是他阅历了波谲云诡的官场，经历了风云莫测的战场后的智慧提炼，同时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为世人指出了走向卓越的捷径；胡雪岩的经营思想，贯穿了他商场的成败得失，同时也蕴涵着中国特有的经商之道和致富秘诀，对当代中国商人仍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曾国藩用自己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践行了儒家几千年来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身上的众多优点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学习曾国藩的智慧，汲取他做人、为官、用人、修身、治家、养生等方面的营养，为我们提供可资实践的宝贵经验。
曾国藩和胡雪岩的成功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以及经商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常人之中脱颖而出，并开一代风气之先，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商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同时，这些绝学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表达了他们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了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这些绝学，对于今天那些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曾国藩如何从一个一无天分，二无背景，三无关系的起点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成就一生事业的？这是一个普通人成功的故事。最关键最有价值的是这个成长的过程。他任京官时如何窘迫，又为何能连升九级？他办团勇，未成时，如何被地方官场大小官僚掣肘折磨，办成事又受多少委屈和猜忌？他面对一次次的挫折，身处无数个横逆的环境，又如何一次次站起来的?
洞悉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兴名臣”，深谙政商智慧权谋的“红顶商人”。从卑微百姓到富足高层的发迹之道，乱世中从大起大落到困局崛起的处世韬略。曾国藩和胡雪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做人做事谋略，这使得他们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他人难以建立的功业。这些谋略是他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无数成败得失而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人生智慧的结晶。这些智慧和谋略，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智慧的独特性应用，又表现了他们对于人情世故的创造性见解。这些智慧和谋略不但是每一个想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所应遵循的道理，也是每一个想建功立业的现代人应学习和掌握的必备能力。
上篇 掌上曾国藩——不可不知的做人处事的智慧
曾国藩崛起于落后的乡村，出身于一介书生，成名于拯救大清。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东南之主、湘军之父、洋务之父，大清王朝的中兴名臣，有清一代的儒学藩镇，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理学大师。他手无缚鸡之力，却打造出了战斗力强劲的湘军；他长着一副柔软之相，却成了众人景仰的盖世功臣；他功高震主，令皇帝寝食难安，却能全身而退。他经历了波谲云诡的官场，经历了风云莫测的战场，他对做人处世智慧的提炼，同时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为世人指出了走向卓越的捷径。他用自己的经历真正意义上践行了儒家几千年来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身上的众多优点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第一章 稳慎之道，磨砺之功
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稳慎”。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切不可不稳慎，切不可过急。除了稳慎外，还要不断磨砺自己，调试提升，以完善自我。
白手起家，惨淡经营
曾国藩如何由一介书生而成为一个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如何把局面做得越来越大，以至连皇帝都惧他三分?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
曾国藩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百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丁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感慨万千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影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招幕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在开府两江时，要高唱挺进歌了。
深思熟虑，筹思周详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往往因牵一发而未考虑到会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事情也陷入被动的局面。
曾国藩做事，一定要想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左右联系，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就因此而错过。所以，他办事非常谨慎，深思熟虑。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往往会导致功亏一篑。
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嘱，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如怎样办好盐务，曾有两句话：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详细周全了。
当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发生了争饷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曾国藩所思所想不可谓不熟不深。他在给人的信中说：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求利之名尤著，亦为可虑。他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催促曾国藩上书争饷。曾国藩心里不愿同沈葆桢闹翻，但迫于湘军用饷太急，只得具疏力争，要求仍把江西的原款发给湘军，“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奏疏寄出后，清廷以户部“部文”的形式答复曾国藩，采取折中的办法，劝告二人和衷共济。曾国藩一再思忖：“部文”的内容，一定是沈葆桢“恶人先告状”，他断了湘军的饷还不算，还硬给自己加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罪名，自办湘军以来受了不少窝囊气，但都比不上沈葆桢给他的这个气大。大家商量着如何对待沈葆桢和这个“部文”，多数人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幕僚们还认为，过去的陈启迈因不供湘军饷械被罢了官，沈葆桢的下场肯定不会比陈启迈好。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狠狠地抓起笔来。他知道要参沈葆桢的确不难，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急待让湘军攻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慢慢放下笔。他考虑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者，自己所争之饷，正好又是为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
曾国藩考虑问题，总是未料其成，先思其败。在做一件事情之先，找出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在哪里，这样的影响是大还是小，是否足以构成对成败的威胁，从而再去考虑该不该做和怎样去做。
曾国藩认为，人们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宦，靠正当途径积累一些财富是好事，但处于乱世、衰世就不一样，尤其是骤然富贵，为人所忌，总是衰败之端。曾家的祖宅叫黄金堂，文如其义，祖宅的名字寄托着贫穷人对富裕平安的向往和希求。自从曾门兄弟相继做官后，黄金堂真的阔气起来。先是曾国荃几次回乡翻盖、修缮，已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曾国潢还嫌简陋，他与曾国荃商量，再加修缮。由于规模很大，曾国藩便去信提醒。
黄金堂置田造屋，依曾家的权势，未尝不可。但曾国藩想到的不仅仅是富丽堂皇的居室，肥沃广袤的田产，更重要的是“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而且“大乱之世，兴造过于壮丽，殊非所宜”，其自敛之心可彰可表。
既然“置田造屋”不合时宜，甚至危及自己的声望，曾国藩便告诫弟弟“若听”便感激你，“若不听”便恨你，其态度之坚决可见。但曾国荃、曾国潢另有理由。他们说：求田问舍之念重，虽不合曾家祖训，但以此打消朝廷的猜忌，表示曾家兄弟的志向仅此而已，似乎可免杀身之祸。这又不能不说是隐退之法。曾国藩虽认为两位弟弟的话多少在理，但还是劝阻他们要适可而止。
联姻自固，贤人相助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与之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在京城做官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由于有着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作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使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又多了几分力量。
越俎代庖，在所不计
实际上，一个敢担重责的人是不避斧钺的。如果处处谨小慎微，那就如同缩头乌龟，根本成不了大事。曾国藩出山之初，一以申韩之术倡，所推行的是敢作敢为，不避嫌怨。
曾国藩到长沙之初，本想大干一场，于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毫无顾忌地日夜练兵。塔齐布是一个武官，他奉曾国藩之命，训练湘军很有成效。但引起正规军绿营军官的不满，长江协副将清德说：“本朝的制度是将官不受文官统辖，即使巡抚也不问营操。”提督听到这番话后，把怒气发到塔齐布身上，说盛夏练兵是虐待兵士，而且提督现驻省城(长沙)，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这下也退缩了，不敢再出来主持湘军操练。湖南省的司道文官暗自欢喜，认为这下“可惩多事矣”。
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是张亮基，他是举人出身，颇受云贵总督林则徐赏识。因林密荐，不到二年间四次升迁。道光末署云贵总督，张与在云南任职的胡林翼关系颇好，意气相投。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后，在胡林翼的力荐下，延聘左宗棠参赞军务，从此湖南军事略有起色。不久，张署理湖广总督。咸丰三年八月调任山东巡抚。
张亮基是第一个以巡抚大员身分请曾国藩出山的人。当时曾国藩重孝在身，省城长沙被围，张亮基亲笔写信，请曾国藩为桑梓父老着想。信的末尾说：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虽当时回绝了张的邀请，但后来出山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张是可以合作之人。事实上，张亮基在湖南担任巡抚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曾、张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保持一致。张在离开湖南时，曾国藩也不得不移师衡州。曾国藩显然很怀恋这段同僚相处的时光。张调任山东的当年重阳节，曾国藩给张写信，详细道出自己“越庖代俎”的苦衷。曾国藩说：听说仁兄已调往山东，从此毗邻京城，坐镇泰山，大展宏图。只是在目前两湖整肃吏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各项建设初有起色的时候，仁兄却突然奉调离职，这不仅仅使刚刚开始的各项工作无法继续，而且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为仁兄的调离而感到惋惜，他们怅若所失，顿失依靠。
曾国藩讲的“顿失依靠”，实际也是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他与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相当一般。他在信中接着说：今年以来，我所经手办理的各项事宜，大半有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之嫌。但我认为，在当今艰难的时局下，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天下百姓，即使受再大的委屈，我也要努力去做。以期为国家贡献自己微薄之力，以伸张正气，振奋民心。之所以训练乡勇，也并非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和原因，仅只是因为当今军队，无不骚扰百姓，去年就曾发生潮勇在湖南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事情。于是在民间就出现了种种流言，说官兵反倒不如贼匪安宁。我对此深感痛恨，担心将失去民心而不可挽回，因此发誓要训练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回民心，根绝流言。每逢在三、八两日集中训练的时候，我总要对乡勇训话，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只求他们不要搔扰百姓。自四月以后，我有时也命令塔齐布将军带领旗兵，与乡勇一同操练，塔将军派他手下将领来听我的训话。我每次对这些人讲演，往往有一小时甚至数小时之久，虽然不敢夸耀我的讲演可使顽石点头，但我的苦心，我的诚意，却确如杜鹃泣血，只希望他们被感化，并幡然悔悟。练只是其名，训却要求其实；听众自然十分轻松，而我这个一讲几小时的讲演者肯定十分辛苦。如今那些听过我讲演的旗兵仍在湖南，若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则可一一询问。只要他们稍有良心，就不会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感化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再骚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匪贼之耻辱，并使旗兵漫无纪律的现象稍有改变。到六月初，提督鲍起豹来到长沙，他说，军队的任务是防堵逆匪，因此不要经常训练，在炎热的夏季，军队也不宜过于辛劳。他根据这些理由严厉斥责塔齐布，袒护清将。而中丞您也对我起了疑心，认为我不应当插手干涉旗兵的内部事务。恰在这个时候，我与您保举塔将、弹劾清将的奏折，在同一时间发出，而且您又在这个时候写信来，责备塔将军为何不勤加操练，这样，提督于是怀疑您和我暗地合力排斥他，都是挟持私心而非难公正，难道果真如此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自此之后，在处理旗兵与乡勇之间矛盾的时候，我虽然尽量做到公平，但往往都是压抑乡勇而抬举旗兵。我扪心自问，可以说无半点私心，也可以让天下所有人来评判。到初六这一天，发生了兵变，有的人说兵变是暗中有人指使，也有人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兵变的苗头，为什么不早作防犯。君子之行坦荡荡，怎肯费尽心思、机关算尽去与人争狠斗勇?我本是一普通乡绅，为理公事又没有真正有权的职务，全凭名声来震慑匪徒。如果名声因此受到损害，那么，奸猾小民将会更加肆无忌惮。这样，我当初的设想与事情发展的结果恐怕难以一致，想到这些，我只得抽身隐退，暂时到衡州驻扎。
很显然，曾国藩出山之初很不利：一是他手中没有实权，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但练兵筹饷，哪一项都要与地方官打交道。曾国藩此时性格外露，没有顾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体制上的矛盾。如文官不统辖武弁，这是清朝的定制，曾国藩破坏了，因而就有人名正言顺地反对。再者，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湘军当时称为乡勇，属于临时性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但曾国藩就是这种性格，直到咸丰八年再度出山时才有大的转变。
相交不成，勿使为仇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你遮着了光线，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都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犹如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他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自认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他在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之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出人意料，却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遂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有圣贤的修养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他也能够深深地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揖手道歉。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兴旺发达。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公而忘私，匡济天下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除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晷”。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登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其信全文如下：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日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围剿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捡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息事宁人，委曲为官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识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
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兵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兵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为官”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了万载知县李告与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巡抚陈启迈却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只得委曲忍让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借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宁人，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将彭寿颐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逼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罗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1858年6月，曾国藩命被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初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一种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
身处逆境，勇于面对
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顺境少。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是说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忍受住逆境的煎熬。
对待逆境，曾国藩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他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事业会遭受损失。正派而能干的人是不能展示才干、发挥作用的；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曾国藩所讲的是“识时务”。
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因此，曾国藩从承认现实、识时务的角度出发，引申出逆境的第二种应对策略：练内功，求自强。他于1866年12月在一封家书中历数自己经历许多逆境而成功的例子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惟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对此，曾国藩说：“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又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对身处逆境时应守的道理，曾国藩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着被烹死，这就是晋献公世子申生的恭顺。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命令的，只有伯奇能做得到”。这些话，太真切了。
第二章 知人善任，圆融之道
曾国藩认为：处世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他还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
抓住机会，实现理想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学业上的深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提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原因是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还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成功升迁，得力于穆彰阿的相助。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6年，他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他在位二十多年，亦爱才，亦不大贪。道光继位以后，忧虑大权傍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惟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的过程，除了依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和机遇外，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又怎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
倚人而起，不露痕迹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曾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究其原因，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其中肃顺尤为突出，他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闿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也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后来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咸丰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应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出了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湘军集团，改为全面依靠湘军集团。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极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皇太后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居官之败，昏傲贪诈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又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
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即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是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将，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倍至，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并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的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曾国藩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
亲附善类，缓急有恃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他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事攻击曾国藩的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闹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就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著作《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我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8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他对绿营兵的腐败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腐败不堪，绝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战斗力。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就必须改弦更张，大力编练勇营。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镕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这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他冷淡。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章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上奏参劾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到邻船，近在咫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人以类聚，事以助成
名位相当的人如果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暗使诡计。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本来，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析，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负责协调。在两个省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磨擦。加之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或者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以他和官文的关系，以他手下掌握的将校、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虽早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
最可贵的是胡林翼的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曾国藩在和胡林翼探讨东征大计的时候曾经说：我湘人起兵前后已经四五年了，保湘取鄂，征赣战皖，所到之处皆有战功，但队伍也越来越散，东一支，西一群，不能成大势，且顾此失彼，其薄弱处往往为贼所乘。此后如果能合我湘人之力，并谋皖北、皖南，或许能开创一个新局面。古人说得好，兵聚而气易固，将聚而兴稍浓。这才是东征大局的一大关键。
胡林翼深表赞同。
胡林翼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其内容如下：“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敌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人围城必四面无敌，又兵法谓‘十则围之’。如果我军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
曾国藩对于胡林翼的意见，感到很有见地，非常高明。
于是二人对安庆会战的兵力又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终于使湘军所编制的一张巨网，投向了安庆这个重要的中心之点。尽管还将有许多波折，但大事趋成。
所以后来，当湘军攻占安庆，而胡林翼在武昌病入膏肓时，曾国藩想得更周全，他除了送去珍贵的药材外，还想到要以其他的方式对胡林翼在自己落难时为维系湘军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报答。
湘军攻占安庆，为曾国藩报答胡林翼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特意将湘军取得此次会战胜利的功劳，加到了胡林翼的身上。他在奏折中说：“湘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赞画决策，商议于臣及官文，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
胡林翼自己在武昌得知湘军攻占安庆的消息，轻轻地张了张嘴唇，微微地笑了笑，接着便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他面如白纸，神如槁木，两个鼻孔日夜翕张，身体消瘦得只剩下一张皮和一把骨头，本来就不很高大的身躯变得越来越矮小。
肃顺发下上谕，以湘军攻占安庆之功赏加胡林翼太子太保衔，并给骑都尉世职。这个赏格比曾国藩所得的太子少保衔还要高一等。可就在第二天，胡林翼在武昌度过了他50岁生命的最后时刻，魂归西天。
当朝廷的封赏上谕传到武昌时，胡林翼的死讯又正好从武昌递到了北京，朝廷再次大加褒奖。
在得知胡林翼的死讯后，曾国藩几乎不能自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几句心中积之已久的话，对胡林翼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
过了半个月，他又在上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胡林翼的性格特征及其对湘军的重大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本领自负而不免嚣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巡抚麾下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救援，竭力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四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转推官文与臣两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自己的功劳却一点也不提及。平时总是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持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湘军内部之团结，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在其中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以自愧昔时之不如，而又忧此后之难继者也。”
此外，令曾国藩特别感激的，还有胡林翼在供给湘军粮饷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湖北曾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当1855年、1856年之时，其财政极为困难。胡林翼通过整顿吏治、减漕裁费、剔除中饱等办法，大力增加湖北的财政收入。结果能以瘠贫之区，养湘军6万人，每月耗费达40万两白银。因而，曾国藩极赞胡林翼有经济之才，并担心他的死会给湘军日后的粮饷供应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相友可知人”之说，观与曾国藩交往甚密的胡林翼等同僚之辈，多是一些有勇有谋且又谦谨有怀的开明之士。天下英才，联手做事，难怪湘军集团的事业总是否极泰来，不断有成。
识见襟怀，大度容物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考虑是非，往往以感情取代理智，是人情世故中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曾国藩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本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还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在曾国藩看来，培育良好的修养也往往能使人们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那些不能容人、品性偏狭的人很容易卷入到这些无谓的纠缠中。良好的修养主要在于这样一种品性之中，具有这种品性的人能公正、理智、慎重地对待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类事情。因此，有文化修养和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总是能很好地克制自我、宽厚待人。事实上，那些具有宽厚性格的人其性格的宽厚程度与其智慧成正比，他们虽能发现别人的缺点和不利条件，但都原谅他们。曾国藩把制怒以及处理好制怒与倔强的关系，当做加强自己以及亲人这方面修养的主要突破口。
曾国藩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不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望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砺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在他的弟弟处于危难的时候，曾国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强以勉励：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绝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同时，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确是值得世人借鉴。
用人之道，扬长避短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非常高明，他手下人才辈出，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他在用人、选人和育人等方面独树一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非常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他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安徽人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交往深厚。在京为官时，以文会友广交朋友。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他用人放眼五湖四海，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特长。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盲人的听力好，聋哑人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一方面的缺点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对社会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众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
在利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他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
曾国藩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对有功将土有才良士倍加爱护，有功即赏。他主张用人如器，既用他的长处，同时避开他的短处。以恶止恶，以暴止暴。鸡鸣狗盗之徒对付雄韬大略之人难应付的事，有时是最得心应手的。唯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界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得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以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至于文人给名，曾国藩幕中还养了一批“鸿儒硕学”之辈，以满足他们的好名之心。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
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校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偷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时，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第三章 戒骄戒躁，进退有方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上尤其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当进则进，该退则退，不然就会失败。曾国藩运用进退的智慧，成就了一代中兴名臣。
诊断时局，敢言负重
凡大成功者，必须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解决时局之弊结合起来，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他们的活动，虽不是永远，但必定是有敢于将自己的思想锋芒直刺社会要害的时候。曾国藩在对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10余年间，清朝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无能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敢于一再上疏“教训”刚刚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属此举。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延。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建设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而遇事不敢退缩。”
他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王朝鼓与吹。
此疏这样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入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致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卒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为此，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是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仍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应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其原文如下：“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后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受到举国痛骂，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于津。
刚柔互用，争让适度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把握刚柔的尺度。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他(她)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还有一个活着有无意义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意思是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世事嬗变，不守常格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有些先兆。树叶落了，天气就要变冷；柱石潮湿了，可能要下雨；月亮有了晕圈，预示着要刮大风。有了这些先兆，人们在行动上就会做相应的准备。《淮南子》中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韩非子也说：“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人生应善于见微知著，洞察时局，把握事情的态势，从而抓住机遇，重新抉择。
面对一种新旧交替、变幻莫测的时局，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对传统的固定，一种是对现代的追求。不管哪种方式的人生，都需要有一种精神。就个人而言，两种选择都可能会使人成功。也就是说，对传统的固守的选择也不是说绝对的就会失败，不会得到社会及后世的承认，尤其是在对传统的固定中更多地强化了那些优秀的东西的人更是如此，晚于曾国藩的梁启超曾说：“坚守旧物固恶也，然善用之即独立不羁之根源矣。”当时对腐朽的扬弃和新生的追求更易使人成功，更容易得到时代的认可。曾国藩的个人成功就是在选择了维护大厦将倾的晚清江山的基础上取得的，也许这种选择并不高明，并不足取，但是这种选择的成功，更能说明他勉力支撑，纵横斡旋之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他的选择中，并不只是简单、顽固地固守旧的东西，而是力求在旧的成分中尽量加进那些新的东西、时代的东西，也许这是他的成功形象更臻完美之所在。
曾国藩的时代，清朝已经病入膏肓，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虽认为并未如日薄西山那样的严重，但也初见其端睨。
曾国藩早年溺于文辞，忙于科考，于政治一途，了解并不甚多。从1842年至1851年的10年间，他过着安闲自在的京官生活。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等官职。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毫无实权，也无事可做，只不过是“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同时，他又担任过礼部、工部右侍郎等职。实际生活情形也与在翰林院差不多。正是在这时，他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往后数年间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
内忧外患如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拽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众多阅历和师友间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而又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也由于他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能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满清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不满越多，批评越尖锐，越能表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对于统治集团的效忠。而这种利益的联系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关注终于使曾国藩越出了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做出一些针砭时弊之举，并踏上了带孝出山、杀人为业的“仁人君子”所不耻的镇压人民革命的征途。
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如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
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去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以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了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治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于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巧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骄则必败，恐是天意
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骄戒躁，改弦更张。
湘军攻陷九江之后，兵锋直指安庆。又像从前田家镇大胜一样，甚嚣尘上，不可一世。就连曾国藩也被骄傲情绪所左右，他认为“安庆逆党无多，或可以虚声下之，金陵克复亦系指顾间事”。似乎太平军已不堪一击了。
咸丰八年(1858)七月，太平军夺取庐州，于是，曾国藩决定抓紧进攻，议将东进军分南北两路，南路由都兴阿、鲍超会合水师进图安庆；北路由李续宾、曾国华夺取庐州。自认为无战不克的李续宾领命后，一路猛进，连下潜山、桐城、舒城，直抵三河。
三河镇是庐州府的屏障，为水陆要冲，取庐州必先夺三河。太平军在三河筑大城一座，城外环筑九垒，凭河设险，易守难攻。九月二十八日，湘军七千余人对三河展开凌厉攻势。仅四天，城外九垒皆被攻破。但主城坚不可拔，守军猛拒，湘军死伤惨重。
就在湘军竭力攻城之际，已击溃江北大营的陈玉成，率十万之众来援，并邀李秀成随后跟进。从庐江县西20里之白云山，至三河镇南30里之金牛镇，连营数十里，旌旗蔽日，呼声动地，包抄李续宾后路。湘军大惊，慌忙迎战。正是黎明，大雾迷漫，咫尺莫辨，两军奋力搏战。湘军无法抵御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仓促还营，闭垒紧守。太平军随后连拔湘军七垒，并挖断河堤，绝其归路。李续宾惊惶失措，指挥完全失态。他先是下令月光照地时全军一起突围，后又出尔反尔，复令死守。但军士离开营垒，已丧失斗志；转瞬间，全军大败狂奔。李续宾在绝望中自缢身亡。其余曾国华等，均在混乱中被杀。
三河之役，湘军除少量逃脱外，六千人丧生，损失空前惨重。李续宾一军是罗泽南旧部，是湘军最基本、最有战斗力的主力。它的覆灭，无异于晴空霹雳，足以震撼全军，影响全局。胡林翼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使全军皆寒。”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丧。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曾国藩亦痛心疾首，说当时湘乡，几乎“处处招魂”，“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气骄轻敌，给了曾国藩一个不小的教训。
这一仗，对战略全局影响极大。按曾国藩原来的想法：李续宾、曾国华取庐州，都兴阿、鲍超取安庆，然后南北两路夹击金陵，“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计划被彻底粉碎。太平军还乘胜反击，连克舒城、潜山、桐城、太湖四县。进攻安庆的都兴阿、鲍超见太平军攻势迅猛，不战自退。湘军被迫处于守势。曾国藩又陷入惊惧难安的境地。
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在家的几个弟弟详告曾国华战死之事，一向不信占卜的曾国藩大讲一通吉凶的征兆：
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刚到，就判说：“赋得偃武修文，得闲文(字谜败字)。”我正惊讶败字不知指什么，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我又惊讶九江刚攻下，气势正旺盛，不知道为什么事而言。但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现在看来，三河受挫，六弟的变故，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难道不是命数早就注定的吗?
但是祸福由天主宰，善恶由人主宰。由天主宰的，无论如何，只得听之任之；由人主宰的，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天算一天。我兄弟绝不可不洗心革面，以求力挽家运。第一，以兄弟和睦为贵。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有三河的变故。今后兄弟们当以去年为戒。凡是我有过失，澄、远、洪三弟各进劝告的话，我一定尽力痛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规劝而坚决改正。第二，以行孝道为贵。以对祖父母的爱来敬爱叔父，以对父母的爱来爱温弟的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又，父母坟墓必须改葬。诸沅弟作主，澄弟不可固执。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屋妯娌不可多写支出账目。后辈诸公男儿必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位女子不要太懒，应学会烧饭煮菜，书、蔬、鱼、猪，是一家的生气，少睡多做，是一个人的生气，勤劳有生动气，节俭有收敛气。有这二个字，家运绝无不兴之理。我去年在家，没有将这二个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恨，因此用谆谆告戒的语言说出，其余我详细写于日记中，不多说。
曾国藩在因骄而败自思自悔的同时，又告诫家人，虽然祸福由天主宰，而善恶则由人主宰，我辈当洗心革面，把握由人主宰的那一面。
卧薪尝胆，不轻一试
1853年，由于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一连串的催征谕旨。
在此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一方面向皇帝诉说“不能草草一出”的苦衷，拖延出征时间，一方面则加紧练兵，力行卧薪尝胆之道。
咸丰三年(1853)十月三十日，曾国藩给湖南巡抚骆秉璋写信，便大谈卧薪尝胆之事。他说：
过去派兵救援湖北，是为了保卫危城武昌，因而火速前往自然是上策。现在派兵直挺江南，因为要与强大的贼匪作战，因而选派精兵良将是最重要的。训练的兵卒应该十分强悍，制作的武器必须十分精致，只有这样才能卧薪尝胆，顽强作战。不然的话，没有经过训练的兵卒，粗制滥造的武器，又有哪个省不能够迅速操办，而非要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粮饷呢!岷樵(江忠源)不懂这一层意思，因而不经深思熟虑，便草草上奏，璞山(王鑫)不懂这个意思，因而匆匆忙忙，急欲一战，这些与我的看法，都稍有不同。
他认为应该精简苦练，绝不能草率行事。当时湘勇营制，本是360人为一营，再加上长夫140人，共计500人。累计起来只有七个营，兵额不足，而且各营的操练，武器的制作，还需要一些时间，到明年春天才能开往前线。
这期间他顶着皇帝催征的压力，受着皇帝辱骂讥讽，但不改“卧薪尝胆”之初衷，为此他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对士兵操练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按他自己所说，主要有以下方面：
各营操练绝不能间断一天。操练的内容：一练纵步登上一丈高的房屋，跳步越过一丈宽的壕沟，以便能够踏破敌营；一练将火球抛到二十丈开外的地方；一练脚绑沙袋，每天能行百里；一练每十人一队，操习戚继光首创的鸳鸯阵、三才阵，以保证队形不乱；一练鸟枪、抬枪射击，必须打靶较准。
武器装备必须十分讲究。长矛杆如用竹子制作，必须用老而坚韧的竹子。如用楠木，不能用大树锯开制作。火药桶已在衡州制成皮桶三百个，能防水火。由省局制作的导火索不可用，必须命令塔齐布自行制造。
干粮必须准备充足。各勇不准穿着软料衣服，只许穿布衣、穿草鞋，不准穿其他的鞋子。哨长也是如此。打仗时必须同进同退，不准独自掉在队伍后面，也不准独自一人走在队伍的前面。如一人独先，即或割敌首级，夺敌帅旗，也没有奖赏。
十一月初一，他又去信给好友刘蓉，反复申明他的卧薪尝胆之意：
先前为救援湖北之危，可以不妨仓卒成军，但近日为东下江南，声讨逆贼做准备，则必须谨慎、稳妥。如果使用没有经过训练的兵卒，粗制滥造的武器，那么，什么地方没有这样的兵卒和武器，而非要到湖南寻求呢?我们如果仓卒行事，那么，与被辽东人吹诩的白猪，以及战国时愚昧不堪的宋国军人，又有什么区别?因此，这次行动不可不精选兵卒，不可不反复操练，这是无论愚智、任何人都懂得的道理，以你与王璞山的才华，难道反而不懂得这个道理吗?选贵精，璞山新近招募的兵卒，被精选淘汰的必然很多。练贵久，就要在兵马未动之前，以及军队出动之后，尽早地为部队准备粮草。
至于练勇之道，必须是营官日夜监督，这才可以使营务逐渐成熟，这就好像孵小鸡、炼金丹一样，不能有片刻的疏忽。
同日，他在回复林源思的信中也说：我私下的想法是，招募六千乡丁，苦心精练，逐渐形成一支劲旅，然后破釜沉舟，与贼决一死战。凡带兵的将官，必须是血气方刚的汉子，有忠肠侠胆，并且熟谙用兵作战之道。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相与共谋大事。我正准备写信将此事密告于你，而你的信差正巧来到，你的想法与我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你我之间的默契，好像得到了神灵的指点。其中的种种奥妙，是不能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刀剑不锐利，就不能削铁如泥；羽毛未丰，就不能高飞太空。如果不精心准备，深谋远虑，仓卒出兵，就如同鼠目寸光，只会吹牛的辽东人，以及战国时拘守陈礼、愚昧不堪的宋国军队，将贻笑大方。因此，必须练成如金刚般坚强的士卒，制造无坚不摧的武器，即便在外征战数年，也不产生丝毫的泄气情绪，这样才能挥师出征，一试锋芒。请你在二个月的时间里，日夜练兵，认真操练，研究制造武器的最好方法。到年底待奏明朝廷后，即可前往长沙。明年春天，即可整军东征。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固执”，他顶着压力，冒着革职、抗旨的罪名，就是不为所动。他经受咸丰帝的极尽挖苦、责难后，仍然不改初衷，更可见他应付艰难之妙法。
危难之际，生死以之
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十二日，咸丰皇帝听说曾国藩的湘军已发展到6000人，便又令他率师东下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又像上次找理由拒不出征，咸丰皇帝先给他戴了顶高帽子，披了张虎皮：“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到这封上谕，想到湘军水师操练正值关键时期，船未造好，炮未运到，如果仓促出征，肯定要打败仗，他的整个事业也就必然要被断送。所以，他又以水师未练成为理由，再次抗旨不遵。
于是在受到咸丰皇帝的一番尖刻挖苦的数落之后，曾国藩列举了五条不能出征的理由上奏清廷，并表示在一个月后正式率部东征。到咸丰四年(1854)正月末，曾国藩手中拿着咸丰皇帝的上谕，心中默默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答应正式出征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他不能再在衡阳呆下去了。否则，他真的无法向咸丰皇帝交待。想到这里，他立即将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湘军自从长沙开始编练以来，时间已接近一年，现在陆军已基本编练完成，水师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也大体可以参战了。因此决定，过些日子将正式带领全体将士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他要求全军官兵在近日内做好一切出征的准备。
接着，曾国藩又公布水陆各营的编制和各营营官的人选名单，准备出征。经过编练的湘军人数是，水陆两军的正式官兵各为5000人，加上长夫等其他辅助人员，全军共计达17000人。
这年的正月，湖南的雨也特别多，接连许多天总是大一阵小一阵地下个不停。湘江的水也涨起来了。雨水、阴冷和泥泞，给湘军出征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带了诸多的不便。根据曾国藩的要求，全军各位官兵都在抓紧时间干着自己的事情。已经招募成营的部队继续加紧进行训练。水师个别营的水勇还未招募整齐，也正在突击招募。
曾国藩每天都要听取水陆师各个方面的情况汇报，都要阅读从安徽、江西、湖北和长沙寄来的各种各样的信函，了解战场情况及其他消息。出征在即，他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
这一天，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江忠源已战死在当时的安徽临时省城庐州，这不禁让他大吃一惊。庐州也就是现在的合肥，是皖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当时这里所驻守的清军兵力很少，兵不到300人，勇只有5000人。太平军因江忠源等守江西南昌，久攻不克，东王杨秀清乃决定从南昌撤围，转攻皖北和两湖。并派翼王石达开亲自坐镇安庆，调度指挥。进军皖北的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庐州。江忠源则因为固守南昌有功，被清廷提升为安徽巡抚，命他火速赶往庐州。
江忠源死后几天，曾国藩才知道他战死的确切消息。他为江忠源的命运结局悲哀。他想：从此以后，自己不但失去了一位朋友，也失去了一位有才的弟子。
十多天后，当曾国藩开始努力从江忠源丧命庐州所造成的沉重心情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不好的消息又从湖北传到衡阳。湖广总督吴文镕又因战败在湖北黄州自杀了。吴文镕在一帮满洲亲贵的压迫下，无奈之中于1854年1月底率兵勇4000人进驻黄州以北25里的堵城，以图攻占黄州。时太平军从江西西进的曾天养部西征军进驻黄州，使其防守力量大大增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的新年，黄州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下令所部清军发动进攻。太平军则派出一支部队，绕出清军之后，隐蔽埋伏。2月12日，黄州城内的太平军全部出动，猛攻清军，同时伏兵也突起对清军进行两面夹击。清军两面受敌，死伤大半。吴文镕于绝望之中自杀。
吴文镕的死又是对曾国藩的一大打击。湘军还未正式出征，他和刘蓉等人当初所设想的湘军事业中可以依靠的三个人，两人已先他而死，现在就剩下他自己一人了。看来，湘军今后只能是靠他了。他强烈地感觉到，在江、吴两人死后，人们很自然地已将目光更集中于他和他所统率的湘军身上。的确，此时在湖南以外的战场上，由湖南人带出去的大支的湘勇部队，已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曾国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集点。
果然，当咸丰皇帝得知吴文镕战死，武昌再次危急之时，立刻便想起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1854年2月25日，咸丰皇帝从北京发出上谕，命曾国藩率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国藩的嘴，谕旨中称：“现在已逾正月下旬，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也已陆续解到。”
同一天，在湖南的衡阳，连日阴雨之后终于见到了太阳。这也正是曾国藩所确定的湘军从衡阳出发开赴前线的日子。
曾国藩并没有在衡阳举行出征仪式，他此时根本没有这份心情。但是，他让部下将几天前刚刚印刷好的《讨粤匪檄》张贴到衡阳的几处显眼的地方，又让人送给附近的地方官和绅士。
曾国藩率领湘军离开衡阳，顺湘江北上。在船上，他给咸丰皇帝发去一封奏折，正式报告了湘军东征启程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并表示他的决心：“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以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战之先，而士卒已丧沮不前了。所以，臣与湖南巡抚来往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众人之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
进退隐显，有章可循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则毫无“自由”。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可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嫌之君，那脑袋不搬家就是最好的了。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前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更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处死李秀成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浙江巡抚任。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曾国藩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致沅弟》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急流勇退，时哲保身
人生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同时也要把握时机知进退，明晓时务，急流勇退。他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即“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但却往往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曾国藩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天京围城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他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却嫉贤妒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他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用已筹妥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绝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做得不太显露痕迹而已。
从古至今，与人同事，患难时，别人能任用贤能，以图恢复与发展功业；而安乐时，则会担心身边人谋夺其位。所以，只要你无志于夺其权位的话，在你功名成就之时就急流勇退，实为上上之策。
第四章 修身养性，内圣外王
从少年起，曾国藩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他天天写日记反省，从此监视、教训自己。他在学习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错误深刻反省并改正，对情绪掌控自如，不喜形于色。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不断超越自我，正是曾国藩成功的秘诀。
内圣外王，天地完人
曾国藩认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要志当存远。曾国藩的高远志向，就是要匡时救世，澄清天下，成为国家的藩篱。曾国藩朝考一等，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置身词林，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因改名国藩，为国家藩篱之意。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三十多岁，他便立誓不发财。
曾国藩一生立誓不发财，几十年节俭自守，不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怎样才能树立一种“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认为君子应广其识，他说，“夜郎自大，此最坏事”，并说：“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劝告他人生境界各有不同，何必以科名为胜败定评!六弟收到信后果然振作起来，不再循人故辙，而另辟人生蹊径。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清朝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事功人生。
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作为《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会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
立志有恒，匡时救世
曾国藩声名大噪，仕途风顺，十年七迁，这在当时确实少见。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官身的富贵、声名的荣耀，都没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更趋高涨。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大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砺志不息。因而他首先主张立志以成材。
他认为，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变得充实。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曾国藩认为，有志者事竟成。他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曾国藩为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曾国藩的一生立下极为高远的志向，为了砺志他曾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为了磨砺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他的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后，又一次改名以砺志。
这时，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这时在他为自励所作的五句箴言中，首先一句就是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悔。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许多人都铭之座右，读之思之行之，并觉受益无穷。
同时，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抓住机遇，努力读书。许多人一入仕途，便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在拼命读书。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读书有方，身心兼治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习学之事，相伴终生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学”，这个“显学”说明时代对它的需要，并不是自封的。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或许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所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而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低，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北京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然而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领，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闿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辑《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3月11日的《日记》记载：“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理学宗传》是曾国藩日记中所记载的最后读的一部书。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他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
因时而变，风气之先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多次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承风气之先的人。曾国藩却是一个“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特性的人物，可以说他的“发展”与“革新”，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大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暗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表明他担当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亲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曾国藩还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1850年，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今人对于洋务运动自然有褒有贬，然而曾国藩倡洋务足以说他绝不仅仅是那种以谦谦自守、修身养性为信条的一介儒生。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则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樊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他进而认为，刚直二字，“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今天因为听到吴竹如的话，才清楚这事绝对不是意志疲惫软弱的人所能胜任的，一定要刚强、勇猛，拿出浴血奋战的功夫来，千万不能软弱下来，这两点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牢记着《朱子语类》里的‘鸡伏卵’和‘猛火煮’这两条，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
勇于改过，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之间曾国藩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自由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己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斯言极是。
大智若愚，难得糊涂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实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始终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清廉自持，热心待人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号称清代第一清官的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初至南京，就召集府县官，训斥道：贪贿者轻则被人弹劾而去，重则抄家追产，诛及子孙。而且，一沾贪名，上司收受了下官的贿赂，就有把柄在别人手中，下官有什么过失也不敢轻易纠正，久而久之，会有包庇之嫌。州县官听了这番训导，都说“公治吾等”，即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最崇拜汤斌，认为清朝有成就的人中，汤斌是一流人物。
曾国藩也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曾国藩无论是官位做得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无珍玩之饰”。崇德老人回忆说，曾家只有一次收受别人的礼，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是长沙人，少年时是个孤儿，最初以“材官”隶属曾国藩部下。曾国藩建立水师时，黄翼升帮了大忙，是曾的四大心腹之一。组建淮扬水师时，黄翼升任统带。1862年，黄归李鸿章指挥并很快成为李的得力助手。后来，曾国藩想调黄翼升部离开苏南，十三次与李鸿章来往信函相商，李鸿章却一口拒绝。由于黄翼升“素性宽和”，比较受将士拥戴，曾国藩一定要把这位爱将调回。李鸿章说黄“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苦人”，所以坚决不给，为此，曾、李两人差点闹翻。
这时出现了“夫人外交”，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黄翼升此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还是他的夫人出来调停，一定要奉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一天，正好是曾夫人生辰，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铺来贺寿，当堂拜曾夫人为义母。当时人多众广，曾夫人不好不给面子，也就答应将黄夫人收为干女儿。
寿宴结束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述其原委，曾国藩起初很生气，但一想能收服将心，调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的矛盾，也就不再说什么。这个纺绸帐后来曾国藩的女儿出嫁时，作了嫁妆，直到崇德老人的晚年，仍“用之未坏也”。
曾国藩很通人情世故，为了照顾别人，还主动让欧阳夫人收干儿女。一年，邵蕙西的夫人因躲避战乱率子女到了上海，曾国藩得知后派轮船密迎邵夫人以及她的二个儿子，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将她们一家安顿到安庆，还每月出银二十两，给邵夫人的一家租了房子。若干年后，邵夫人及她的长子相继病逝，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送灵柩回浙江。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无依，就让她拜欧阳夫人为义母，这样，邵家小女儿就可居住在两江总督署中，得到曾家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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